[注：本补遗对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以及《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一版)》《機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已有内容大多不收，未注明为书籍或期刊来源的，一般是来自库中已上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材料和“揭批查”黑材料，待补全。 《年谱》对主席圈阅并批示“同意。”二字的文件，也记为审阅同意，可查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确定是圈阅还是批示了“同意”。病重时有的文件是由秘书注释：主席嘱同意。] 毛主席会见外宾时的部分起止时刻可参看《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毛主席嘱印的部分大字本、索阅书籍(包括字帖)时间、经过与部分列表可见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此处不一一照录。《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不一一照录。 ———— [待查]可能为1962年之前，1967年9月7日《人民日报》引用 要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地方武装除加强本身的建设外，平时协同地方加强群众工作，把民兵搞好，战时用民兵扩大，对敌作战。 自1967年9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根本分歧——彻底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军事思想》，文章说罗对主席的指示“先是极力封锁，拒不执行，整整拖了五年之久，后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一再大打折扣，千方百计破坏地方武装的建设”。 ———— ———— 1962年3月22日听谢富治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时的指示(节录) 唐朝德宗时有个李愬，派他去打吴元济，俘虏了敌将丁士良，不杀；以后俘虏了李祐又不杀，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如果不是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容易杀错人。中央苏区时就搞错过。那时负责肃反工作的李绍九，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搞逼供信，用“打地雷”等各种刑罚；又不报告，我们也不知道。有一天，他要我去参观，看见正在用刑。我说，我们不能用敌人对付我们的一套办法去对待他们。以暴政对暴政是不好的。在延安时，保安机关也搞过逼供信，有的人被打了，放也不好放，还搞车轮战。共产党不能搞车轮战，逼供信，要让人家睡好觉再审讯。我为什么在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不该杀王实味？就是要使干部经常警惕这个问题。你们关于潘汉年、胡风、康泽的处理意见报告，我看了，报告有说服力，可以发到省。我们对这些人都不杀，可以教育人，使省委书记们懂得中央怎样处理这些人。我同罗瑞卿同志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过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李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 在公安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的指示(1962年3月22日)，群众出版社《李愬传》(内部读物)前页，1978年 ———— ———— 1963年9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新疆反修正主义的指示 新疆在反修正主义斗争中，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修正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布、茶、糖以及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请总理告诉先念同志。 第二、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很好地进行对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反修正主义教育，要用少数民族的文字翻译反修文章，要组织各族干部和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干部和人民进行反修正主义的学习；汉族干部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坚持阶级观点，执行阶级路线。要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只要是劳动人民就应该相信和团结。在反修斗争中，应该有少数民族的部队和民兵参加斗争，以保证反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 第三、要很好安置进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要解决好在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需要在汉族劳动人民中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汉族劳动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动员汉族劳动人民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搞好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关系和团结。要帮助解决到新疆去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其他困难问题。 第四、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境反修斗争。 第五、要严格防止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对新疆的颠覆破坏和军事进攻。 第六、要加强反修斗争的一元化领导。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司“1978年10月《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 ———— ———— 1962年7月对世界和平理事会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王稼祥主持起草的茅盾讲话稿和王力(中联部副部长)起草的共同文件的批评： 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王稼祥传》，文件没有写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些材料引起胡志明等的不满。在8月东京的禁止氢弹原子弹大会上加以纠正，《王稼祥传》引主席说：七月犯错误，八月改。又说王稼祥在8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西北组会议上检讨，又找毛主席要求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检讨，毛主席说：你的问题不必弄到常委会议上，也不必到中央全体会议上去作检讨，中联部有几个副部长对你有意见，你同他们好好说清就行了。 1963年5月22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威尔科克斯谈到 王稼祥同志目前有病在家里，他搞“三和一少”，就是要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1964年2月9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威尔科克斯谈到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要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对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我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部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例如农村工作部里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可猖狂啦。 1964年2月29日同金日成谈话时说到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一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上半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个会议，是工作会议，中央委员，省委书记都来参加，把这些问题都抖搂出来了。然后，又开了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月——8月到9月。这个会议开过以后，这些犯错误的同志都检讨了，说自己不对了。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1964年3月23日、4月10日会见日本共产党袴田里见谈到 王稼祥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是联络部长，现在没有管事。他主张三和一少。什么叫三和一少，你们知道吗？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对修正主义、对反动民族主义要和，一少就是少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少支持革命的党。他认为当时中国很困难，拿钱去支持别国的斗争，不合算。 中央联络部长就主张三和一少。他本来害病，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 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 《王稼祥传》《历史的丰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政治卷 2》。王稼祥1968年秋在检查中说：我的错误的外交路线之一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以为原子战争核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着毁灭性质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打的，只能避免．……第二个问题是人民战争问题。我虽然亲自参加了人民战争几十年并负了重伤，但是认为对于其他国家进行人民战争是有灵活性的，许多国家以其地理条件和经济情况的不同而有一些区分。……此外，在我们处于三年灾害的内忧时刻，要被力避免外患。因此，我主张与苏联保持国家关系；……还赞成与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坐下来谈判，停止世界战争。又因为美金紧张，我提出向兄弟党的援助，只能量力而行，譬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经济援助等。鉴于国内人民勒紧腰带吃饭，工业农业建设迟钝而有所感触和主张，这样我的外交路线的看法就形成了。我曾在部里党委会上和8位同志提出了我上述的看法，经过讨论，他们都同意，写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党中央，大家都签了字。这是我的罪恶，这就是我的政治帽子“三和一少”后又升为“三降一灭”的滔天大罪。…… ———— ———— 1964年1月30日和弗朗索瓦-贝纳尔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提到 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 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 ———— 1964年春在关于李秀成问题的学术动态材料上批示：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主席还批给有关同志阅]…退江青 江青对戚传达，自《戚本禹回忆录》。戚说江青并把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从香港进的《李自成供状》给他。江说：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 ———— 1964年5月12日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插话 至于农业，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陈以梅、大寨陈永贵的精神。 《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 ———— 1964年对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问题的批示(部分) 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立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 [陈大斌《大寨寓言》，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批示还提到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 陈以梅作为山东“揭批查”的主要对象之一，被判死缓。 1956年1月毛主席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还对陈家庄材料《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了按语：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 ———— 1964年6月-7月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 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引总参谋部动员部《 1964年人民武装工作文件汇编》 ———— ———— 1964年6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光在家里审案子不行，要下去审嘛！就让群众，让工人、贫下中农去审嘛！不靠他们，你们审得清楚吗？ [转引自《黑龙省司法战线学大庆学大寨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光荣册》，黑龙江“省委、革委”1977年8月] ———— ———— 1965年1月[24日?]听取余秋里汇报时的指示： 老百姓怎么防空？就是每个房子都挖个洞，自己挖，平时当仓库，藏东西，战时飞机来了，当防空洞。最好挖些地道，这里丢了炸弹，还可以跑到那里，还可以打仗。北京等各大城市都可以这样搞，分多少年完成。不然，一个原子弹打来，我们只好统统跑掉，安安稳稳让他们占领。我们要使他们到处遇敌，乡村有民兵，城市也有民兵。比如我这个房子，床下为什么不能挖个洞？大家都挖，学华北的地道战。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 ———— 1965年1月27日毛主席接见以苏班德里约为首的印尼代表团谈话记录 好的拿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照搬。这样才有希望。特别是断绝外援最好。断绝了怎么办？还不是靠自己。 你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同外国交换。你们同日本比，你们有石油、橡胶、锡等很多好东西，可以同外国交换，也可以自己用。日本没有煤、铁、石油、棉花和盐。橡胶也没有。（周总理：有色金属都没有。）不要看不起自己。 《毛主席 周总理 华×主席有关外贸工作的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77年12月 ———— ———— 1965年12月14日和中办副主任李质忠谈话： 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 1977年9月8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年谱》 ———— ———— 在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1965年内部讨论稿第一篇上的批注 [对应大纲第三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关于发展的两种见解”段落]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Anorises)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对应“两种发展观互相对立的焦点”段落] 不必抄斯大林——[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1966年1月12日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等人谈话时提到看了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说 我翻了一下，还是言必称希腊，而且大纲内容基本上还是照斯大林那几条讲的，不把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离开矛盾对立统一来说明运动、发展和联系，就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陈晋《读书有法 毛泽东的读书故事》 陶铸1966年4月10日在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上传达主席对李达《唯物辩证法大纲》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综合”的意见 毛主席说李达同志的书，讲洋人古人的东西多，讲现代人的东西少。 转引自王炯华《李达评传》 ———— ———— 1965年7月毛主席对身边的同志说， 我们搞四清，苏联是不搞四清的，不承认他们那里有阶级。你们要懂得搞阶级斗争，作社会调查，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现在农村的社教运动正是高潮，你们全部下去，按二十三条办，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讲政策，做到家喻户晓。要搞好调查，参加劳动，做好工作，长知识，长才干，回来把情况向我讲一讲，多好呀！ 毛主席还对一些青年同志说，你们没有阶级斗争知识，缺乏工农感情。你们这些人，以后要搞半年农村四清，再搞半年工厂四清，这样就能学到一点东西了。我的意见，你们这些人都要下去锻炼锻炼，你们下去了，我就高兴。 1965年底参加四清的人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说， 效果就是不一样！他（指刘少奇）那个扎根串连鬼鬼祟祟！ 人民日报1977年9月8日“中办理论学习小组”《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章还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亲自看了中南海机关、部队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字报专栏。毛主席问警卫战士，你们见过赫鲁晓夫没有？还说，文化大革命不止搞一次，要搞几次。你们要努力，不然的话，就要改变颜色，红色变白色，白色恐怖。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根据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开展运动，不要同社会上串连，保证为党中央服务的各项工作正常进行。 ———— ———— 1965年8月11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的插话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 ” “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时，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六二年刮歪风，指单干风。 ———— ———— 1966年1月6日对康生吴冷西3日报送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5年11月28日攻击日《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来信的复信稿上批示 很好。最好能早日交给苏联驻华大使。 毛泽东 一月六日上午十一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 ———— ———— 1966年2月8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时说到 [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 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 谈到有人提出要批评郭沫若、 范文澜时说：这两人今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以让他们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 毛泽东在询问了“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经过批判以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 他就不紧张了]。” 毛泽东问：“《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 [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编者注）时，说：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彭真传第3卷1957-1978》说：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讨论“二月提纲”时，认为有几篇的倾向是不好的，但毛泽东却在听五人小组汇报时说：何明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 ———— 1966年2月21日、22日听取叶剑英、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 一 诱敌深入，过去灵，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敌人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 诱敌深入，怕不灵。可以搞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第一线要顶几个月。[还是要堆山，你不搞，敌人就占了。]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完全不让它上岸也不行，我们海岸线那么长，这里不能登陆，那里可以登陆。过去德国人在青岛设了防，日本人就是从龙口登上来，从背后占领青岛的。 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它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 二 诱敌深入有两个深度，差不多了，还要看形势。这是还没有同敌人打仗以前的想法，打起仗来，你晓得敌人怎么搞，现在可以这样设想。反正要在第一线顶几个月、半年的时间，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能一点空子也没有，你设想得很周密，但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钻你的空子上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 三 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起来，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翼侧的设防。[敌人如果巴在沿海不前进，纵深工事等于浪费。同时，沿海城市它不可能都占，只能占一些地方。]战争开始，可以采取这个方针，打几个月，看情况再说。美国搞空降，只能搞近距离的空降，远距离的空降，它没有把握，力量也不行。 四 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 [总定额现在不要缩小。铁道兵有几十万在西南修铁路，划得来嘛！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不赞成。] [(汇报到周恩来、邓小平设想把全国工矿企业基建部队在今后三五年内逐步军事化、实现义务兵役制时)这个办法我赞成。] 1966年3月27日在林彪报送的2月21日、22日听取叶剑英、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纪要上批示 此件看了，记录得不错，就照这样吧。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内据《毛泽东年谱》。全国人防领导小组办《人民防空》1973年11月26日第54期曾引用: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动员史1949-1978》说主席还说到：海岛储备半年的粮食不够，要多储备一些粮食，打起仗来才能持久。 ———— ———— 1966年3月13日在阅驻苏联大使馆党委关于苏共邀请我党参加苏修”二十三大“的分析材料后给中央的信中说 一群工贼开会，还发什么贺电。不到会就要杀头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还可参考《毛泽东年谱》 ———— ———— 1966年3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文化革命时批评胡乔木、吴冷西 (吴冷西、胡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 3月18日对彭真汇报罗瑞卿跳楼的评论 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 李雪峰回忆，《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况》，收于《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1966年3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尹达是历史所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兄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怕触及了罗尔纲、翦伯赞。反正不剥夺他们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及权威。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能溶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戚本禹回忆录》 ———— ————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纪要 主席两次找康生同志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批判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汇报提纲（指彭贼背着康生同志，以五人小组的名义，与其走卒许立群、姚臻等泡制而成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关于学术讨论汇报提纲》）。并说：“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官。”主席又批评彭真：“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要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主席最后说：“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等曾在人民日报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引用。 《毛泽东年谱》载28-29日谈话为：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 30日谈话为：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中央早已作过决议，要搞阶级斗争，写反修文章，培养秀才。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九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沫若、范文澜，我还是赞成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许世友1978年9月文章《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两周年》说：”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在杭州把我从南京叫去，对我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他问我，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回答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北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笑着说：那就来不及啦！……毛主席生前多次对我讲过：干革命要跟正确路线，不要跟哪一个人；人总是要死的，马、恩、列、斯早已去世了，我们仍然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的方向继续革命。“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说：“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据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7号附件三，肖华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简报华东一组第6号（1981年6月19日）许世友在华东一组会议上说：文革前夕，毛主席在杭州说，党中央有个反革命集团要刺杀我怎么办？我说出兵北上。” 尹家民《“文革”时期毛泽东对许世友的特别关照》(《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说：”毛泽东问许世友：“北京出了反革命集团怎么办，在我身边有赫鲁晓夫怎么办?”许世友猝不及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示意许世友坐下，点起一根烟，侃侃而淡：“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对此，毛泽东假设了五种情况：“中央出了反党集团怎么办?坏人占领了广播电台怎么办?有人要刺杀我怎么办?革命走了回头路怎么办?国家改变了颜色怎么办?”面对毛泽东的一连串提问，许世友站起来大声说：“我带兵北伐，保卫毛主席!”毛泽东笑了，挥挥手：“那就来不及了!”显然，当时毛泽东不便直说，许世友也似懂非懂。“ ———— ———— 毛主席1966年4月14日对在1966年4月中办送阅的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见《毛主席语录》第15页第二段）上的批语 这一段话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注 人民日报1977年9月8日“中办理论学习小组”《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9月20日第130期作”这段语录讲得正确，请同志们经常讨论。“语录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9月21日） ———— ———— 1966年4月20日和彭真、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谈话 彭真：我脑子很乱，一时不可能把自己的问题理清楚。 毛主席：是呀，天下大乱嘛，就得乱一阵，你不要忙，给你时间，好好想想就清楚了。 《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延长一天也不行，针也插不进，水也泼不进。（问邓小平：）你看怎么样? 邓小平：我和彭真同志的工作关系是正常的。 主席又问总理，总理说：我找北京市的人，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 主席对彭真说：这是对你的批评、帮助，不要紧张。帮助你，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彭真传第3卷1957-1978》引彭真和王汉斌、项淳一的谈话（1979年4月23日整理成文，存北京市委档案室）等。《周恩来传》写道：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毛泽东问在场的周恩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回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毛泽东又问邓小平，邓小平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 ———— 1966年4月[22日?]在杭州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 {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场斗争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彭真朝里有人，[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中央有，各省各市有，军队也有。这场斗争涉及的面很广，不仅要批评吴晗、翦伯赞，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要批判几个代表人物。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还可参考《毛泽东年谱》，{}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彭真年谱1960-1978第四卷》、《彭真传第3卷1957-1978》，还可参考《毛泽东年谱》。《彭真传》说：杭州会议期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发来七个文件，附有一个条子，上写：“这些文件是毛主席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委员看的。”没有别的什么话。此后，北京市委再也没有接到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任何指示。这七个文件是在杭州会议上印发的揭发彭真、陆定一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还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主席认为北京有发生政变的危险，布置增调两个师部队防范，后来主席对外宾(1967年2月3日见卡博、巴卢库)说：这样你们才能到处走。 ———— ———— 1966年6月9日在杭州对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了解]清楚了再派。如贵阳师范学院派什么人去? 《最后的岁月 刘少奇的一生》、穆欣《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据穆欣，在武汉的毛主席也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 ———— [1966年7月?]对北京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的批评 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要立即撤销。 姜毅然、霞飞《吴德的风雨人生》(《党史博采》2007年第1期)。文章转引吴德口述材料等说：一次，吴德在京西宾馆见到周恩来，问他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的大专院校都交给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北京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周恩来还指定由吴德担任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接待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高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不久，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说：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性质一样的，要立即撤销。毛泽东此话一出，中央文革立即提出要重新发动群众，要求李雪峰、吴德进行检查。这样，吴德在又一次挨批后，不得不写检查。 ———— ———— 关于1966年7月8日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及抄件，江青1972年5月25至27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谈及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云南1972年8月10日翻印件 ———— ———— 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后看到张春桥呈的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批语时的评论 怪不得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高志中《艰辛的探索1952-1976年的邓小平》，书中说主席他连续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为不满，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主席24日还说：“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25日?]陶铸请示说：“主席是否请少奇、小平同志谈一下。”毛泽东说：“你谈，你去传达。”据金冲及《毛泽东传》主席24、25日还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中”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作”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说主席在22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中央局书记时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他[主席]还指出，斗批改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24日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研究工作组问题。毛泽东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障碍，要立即撤出。他还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25日、26日两个晚上，江青等亲自主持北大全校师生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陈伯达在26日晚大会上宣布撤掉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并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毛泽东亲自听了北京大学辩论会的录音，并看了辩论会上递的条子，明确表示支持反对工作组。 ———— ———— 1966年7月下旬对越南战争作战的指示 凡是越南需要的，我们都要优先供应：一定要给越南战士每人发一顶蚊帐、一张吊床。要想办法制作重量轻、营养丰富的压缩干粮给他们。 《杨成武年谱》。周恩来强调：援越物资一定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藏，弹药箱不要超过25公斤。 ———— ———— 毛主席1966年7月31日接见参加北京物理讨论会的各国朋友，同各国科学家亲切握手，并且同他们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 ———— 1966年8月4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过去有个巴黎公社宣言。北大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并可参看《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还说1967年一月夺权后陈伯达把即将出版的红旗第三期社论内容告诉张春桥，其中说毛主席”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新的形式“，并说主席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载为：“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毛泽东要求各组传达讨论他的讲话，十一中全会议程为之改变。 ———— ———— 1966年8月7日在刘志坚起草的关于军队院校运动的电报(撤销工作组；军队院校文革在党委领导下；必要时上级可以派人)上的批示 此件已阅，很好，同意发出。 8月7日对刘志坚请示军事机关是否成立红卫兵和战斗队时说 解放军不就是红卫兵吗，难道是黑卫兵？不要再搞红卫兵和战斗队组织了。 刘志坚回忆，黄亦凡《动乱之初--刘志坚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和遭遇》，《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 ———— ———— 1966年8月17日为《新北大》题写刊名和给聂元梓的信 新北大 聂元梓冋志： 如不好，可再写。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 ———— ————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毛主席见到董必武，主动询问编写中共党史的情况，并提出编委会负责人的人选，要他与陈伯达再谈谈。 1973年3月5日董必武在广州休养时谈起这件事，说他有一次去看望毛泽东，又提起编纂党史所提的几项建议，当时也向中央书记处写过报告，因陈伯达不同意就拖下未办。毛泽东说：“既然人家（指陈伯达）不同意，那只好等等再说。” 《董必武传1886-1975（下）》。据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对林彪在八·一八大会上要念的讲话稿，“毛泽东主席一边吸烟一边翻看林彪给他的文件，看了一两页，随手从茶几上拿起铅笔在文件上勾勾画画，林彪凑过去，毛泽东主席和他说了几句什么话，看样子似乎是修改了几个字。大会开始后，我看见林彪念的讲话稿，正是刚才毛泽东主席修改过的那个文件。” ———— ———— 【待核查】1966年8月25日总参谋部外事局部分工作人员贴出《特大喜讯》欢呼毛主席同意他们不让外事局局长潘振武参加外事活动的意见，而对要潘振武参加迎接外宾的杨成武提出意见。25日总参作战部全体人员贴出炮轰杨成武的大字报。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林彪认为这是贺龙要篡军，向主席报告。据《杨成武年谱》，8月25日上午，杨成武与彭绍辉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潘振武为引见人。[据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外事局群众因反对潘，向杨成武总长和分管外事的王新亭副总长提出抗议要求取消潘德引见人资格，但没有得到答复。]在接见之前，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主席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徐业夫没有报告毛，而将此事告诉杨成武，请他酌定。杨成武请示周恩来，建议运动刚刚开始，为了照顾群众情绪，就不要潘振武参加了。周恩来表示同意。[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则称主席认为这是群众德要求，应该同意他们的意见。]此后，“不明真相”的外事局反潘振武一派的群众到旃坛寺大院贴大字报、游行，庆祝毛支持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并到正在召开的总参党委会议会场，攻击杨成武等总参领导压制群众。杨成武将实际情况作了说明，才平息了该派群众冲击党委会的行动。当晚，作战部部局领导仍写大字报表示支持该派群众的革命行动。当晚，叶剑英召见王尚荣、雷英夫，批评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总参党委和杨成武是错误的，起到错误引导的作用，要求他们立即纠正这样的做法。8月26日杨成武批转周恩来的来信，周信中写道：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昨（25）日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29日，林彪对此信进行批示：呈主席。毛主席圈阅了此信。9月初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对杨表示支持。 ———— ———— 1966年8月28日接见人民日报社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代总编胡痴时说 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 (当陶铸谈到现在外地学生来京已有14万，各地学生还到处跑时)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周恩来年谱》 ———— ———— 1966年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到 过去50天，那个司令部只领导了一种思潮。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 社会上有几种思潮，就有几派，都要登台表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第一句自《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论集》中宋毅军《艰难曲折的抗争——刘少奇、邓小平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并可参看《毛泽东年谱》。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对李富春报告提出国务院除外事文教科学之外八个口搞好文革提出十条意见，毛主席在会上还说了：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 ———— ———— 1966年9月对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去世开了50万人追悼会的评论 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天津市委要求单位组织员工前往灵堂。 ———— ———— 王力1988年8月30日《我的申诉》回忆1966年9月主席开会指示 1966年9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开会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从8月8日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有档案可查）当时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路线’，并且认为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专院校的座谈会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召开的。 ……毛主席决定，要在林彪的国庆讲话和《红旗》社论中提出这个问题[注：大专院校的座谈会上张春桥提出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暗中存在，刘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造反派还受压没有占优势；总理和稀泥]。讲话由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起草，社论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在讲话中原来定稿时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在（1966年10月1日）上天安门讲话之前，陶铸、王任重、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加上一个‘对’字，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按：《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刊登的林彪讲话中，确 实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不通。毛主席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晚上毛主席做了明确的决定之后，王力才根据毛主席指示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这篇社论推迟到10月3日晚上才广播的。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社论的草稿中有‘和稀泥’，后来删掉了。 王年一《关于《红旗》1966年第13期社论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11期) ———— ———— 毛主席1966年9月3日会见刚果（布）国民议会议长穆亚比·安德烈·乔治率领的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1966年9月4日《人民日报》 ———— ———— 毛主席1966年9月在张际春汇报吴传启问题的信上批示，1967年8月24日批判陶铸、潘梓年、吴传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六·一》公社总代表李敏生传达 ”要调查处理吴传启问题。“ 1967年8月24日(浙江)省联总政宣处《动态》第80期，消息说：陶铸狗胆包天，扣压毛主席指示，包庇吴传启罪该万死！今天早晨学部《六·一》公社总代表李敏生同志，在批判陶铸、潘梓年、吴传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大会上，公开了刘祖春、熊复的交待材料。去年九月初张际春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将吴传启问题写信向毛主席汇报，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用铅笔批示："要调查处理吴传启问题。"去年九月中旬一个上午，陶铸打电话叫刘祖春、熊复到中南海商讨对策，陶铸不让揪吴，并说："你们不要管，我来管。"陶铸狗胆包天，公然对抗和扣压毛主席的批示，竟敢打出所谓四点指示，并于去年十月二十五日让吴窃取本人的历史档案，又于去年十月份，一同志拿了两张吴"国民党材料"要给中宣部文革办公室主任杜大公，并指出吴有特务嫌疑，杜大公拒绝接洽，并说"吴的问题由陶铸管我们不管。 ———— ———— 1966年9月14日毛主席在游泳池见贺龙，让贺龙看了林彪报送的关于贺龙的一些材料。贺龙提出与林彪谈话解释一下，毛主席表示同意。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林彪9月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找各位元帅谈一谈。主席已找贺龙同志本人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谈，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杨成武，换上许光达。”“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 ———— ———— 1966年10月1日圈阅周恩来陈伯达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 《周恩来年谱》 据中联部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毛主席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应邀来访的巴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安瑞洛·阿霍约、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发表了庆祝贺我国庆17周年的讲话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 ———— ———— 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略，记录稿和11月1日毛主席对记录稿的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邓小平年谱》说会上毛主席还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说邓小平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从来不找他。】 ———— ———— 【待核实】[1966年11月?]毛主席对身边的警卫陈长江、李忠诚说：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气冷了，了不得。 1966年11月11日接见结束后毛主席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霞飞《毛泽东对红卫兵态度的变化》，对照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 1966年11月11日《参考消息》载《中国通讯》第四十二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文章《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11月5日检阅）：至少有两次，外交部长陈毅把来访的外国朋友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带他们到大客厅里，简短地谈谈话，然后在强烈的弧光灯下一起照了像。经过四个多小时这样繁忙的活动后，毛还是在精力充沛地活动着，甚至于还走了额外的路。毛主席从东台走到西台的时候，我当时站在人群的后面一点，没想到他会走过来跟我握手。他用英文问候我的健康，我回答说很好，我问候他的身体健康，他也回答说很好。他走过去的时候，指着一张椅子说：“请”，要我坐下。然后，我看到毛几次走出他该走的道，与他在人群中看到的熟人握手致意。他认人的记忆力很好，他看远距离或看近距离都不需要用任何眼镜。在他往东台走去的道上，又与一位身穿军装的罗马尼亚将军握了手，后来与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话不多的英国妇女打了招呼，她似乎和我一样也没有想到会受到毛主席的注意。……我深以为毛晚上是不会来的，他在这又长又热的一天里一定很累了。当我看到毛的夫人江青——她本人是文化革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在城楼下穿过金水桥，在广场上的群众中行进，周恩来总理也在这样走的时候，我说：“他们可能是在告诉红卫兵今晚不要等着见毛主席了，毛主席累了，已经去休息了”。因为我的许多朋友比毛要年轻，都感到累而去休息了。话刚说完，我们却看到毛就在门楼下面，跨着稳健的步伐，走过金水桥，进入群众中去。后来，他在桥边席地而坐，周恩来坐在他一旁，放第二阵焰火的时候，他们正在和群众谈话并握手。其后，毛从中间那座桥上走回来，走上了靠西面的另一座桥，以便同广场中另一部分群众谈话。……第二阵焰火停歇后，我就看不见毛了，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回到了门楼。我站起身，准备走了，因为通常只放两次焰火，时间已是九点半了。所以，当我们沿着前面的平台走向电梯的时候，赵风风突然说“毛主席就在那里，在澳大利亚希尔同志那一桌上”，我感到很惊奇。他果然是在那里，他在离我几步以外台阶下面的平台同我刚才坐的一样的一张桌子旁，焰火过后黑蒙蒙的几乎看不见。我没敢走下去打扰，但我停立在一小段台阶上面，那台阶接连着平台的三层。由于毛主席看来似乎常常走动，他下一次很可能走到我站立的台阶上来。这一回我猜对了。还不到一分钟以后，他告别了希尔，走上了台阶。我正把我的红色的小“语录”本打开有他的相片的一页，等着他。我问他：“你是不是愿意在你的照片上签个名？”毛拿了书，签了名。我在那时很惊奇地注意到，虽然周围有许多解放军，看来谁都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制止那些想走近毛主席的人。我还有时间在他签名的时候问他：“你一定很累了吧。”我真是这样想的，不仅因为我自己很累了，而且因为比我年轻得多、比毛也还年轻的人都很累了。他说：“不，我不累”。说完他就走开了。 ———— ———— 1966年11月上旬肖力(李讷)告聂元梓以毛主席对他想去上海串联的请示的意见 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连，希望多走几个地方。 主席又说：王任重问题，要不要保你一下。 王年一《聂元梓的上海之行》（1992年5月5日向《党史研究资料》投稿）李讷还说中央文革小组也同意你去，江青希望你把学校工作考虑一下，你去上海带那些人。王年一说江青提出肖力、阮铭等人同去上海，毛主席没有同意。王引聂1980年7月7日交代说江11月15日还要聂如实交代和王任重来往的情况，说王任重是有问题的……你与王任重的来往，过去你没讲过，现在讲了我们更安下心来了。主席对你很关心，对你希望很大。希望你要严格要求自己，接触人要注意，听主席的话。这次主席同意你去上海，我们也同意，希望你把主席思想、革命路线带到群众中去。上海问题严重，群众起来了，但上海问题没揭透，仅仅是开始。过去曹荻秋不执行主席指示，他们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是不足为怪的。你们到上海给常溪萍送大字报很好，常溪萍是曹荻秋、陈丕显所保的。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彭真一伙有来往。过去国际饭店开会批了你们，是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了信，他们是有关系的。不光要看常溪萍的问题，要真正解决常的问题是要解决上海市委。你们这次串连是北大群众串连，你们串连与一般串连不一样。要怎么做我们不管，你们自己考虑商量。在上海张春桥坚持执行主席指示，很孤立。姚文元文章在上海搞不下去，是在我的保护下才发表出来的。你们到上海串联，有机会的话可以见见张春桥，他现在不在北京，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北京。 聂元梓在《我的上诉书》中说李讷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问我见到你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看她？所以，今天主席特意让我来看看你，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主席说，…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的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的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 ———— ———— 1966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和在中南海家中和钓鱼台8号楼与毛远新几次谈话大意 1966年8月中旬，主席把我从在云南战备值班的导弹三营叫回北京，要我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锻炼。由于当时我对文革初期许多现象很不理解，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主席在中南海家中和钓鱼台8号楼与我谈过几次，他对我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合作化开始的，到目前也只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任务，而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刚刚开始，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主席从来没给我讲过建国后党内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我只知道中共和苏共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我是第一次听到他讲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讲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 记得当时主席说：“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提出来的，就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平均地权。这也是我们党的初级纲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对我们党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这才有了我们党替代国民党，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卢沟桥事变后，反帝成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两党达成的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协议，发动了内战。我们党又领导了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及帝国主义利益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进行了解放战争，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立，确切地说，在大陆，除西藏外，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朝鲜，把美帝国主义打回到三八线以南，抗美援朝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 主席说：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合作化开始，党内就有人反对。他们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为夺取了政权，完成了土改，党的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只剩下搞建设发展生产力了，不赞成搞社会主义革命。党内的路线分歧就是从合作化开始的。 [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过是我们党替代国民党，领导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实现了我们党的初级纲领，没什么了不得的。而土地改革，不过是由少数地主占有大块土地的私有制，变成了多数农民分别占有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历史的经验，用不了多久，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又会变成被少数人剥削压迫的对象。率先完成土改任务的山西、东北等老根据地，已经向中央报告出现了这类问题。为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改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党从建党那天起就立下的奋斗目标。] 主席说：早在二十年代，蒋委员长就说过，社会主义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如果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不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了，那国共两党争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烈士，也不过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只是换一拨人当权，换汤不换药，最后还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多数人。那样的话，还是蒋委员长说对了，也屠杀对了，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完全错误的。 [国共两党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任何阶级的政党上台，都是要发展生产力的。两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为中国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还是为少数有钱有势的人谋利益。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远比民主革命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困难，它不仅要改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要进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要触动几千年来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包括你也包括我，要带头和自己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作斗争，从而带动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改造思想，逐步与私有观念进行决裂。同时，要批判党内一小部分人，只讲发展生产力，却在维护少数人，特别是党内当权派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反对继续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 [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也不过仅仅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就是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如果共产党不继续革命，所有制改造取得的成果还会倒退回去，将出现新的地主资本家，党内将出现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中国将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广大劳动人民将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成为资本家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成为有钱有势的少数人的雇佣奴隶。] 主席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他犯了个错误，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也不可能再产生。阶级矛盾没有了，革命任务也就没有了，苏联共产党的任务就只剩下向科学技术进军，发展生产力了。斯大林晚年已经察觉到这个错误。赫鲁晓夫上台，一边彻底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伟大成就，一边利用并扩大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承认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阶级矛盾，不承认苏共领导层正逐步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不承认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完全丧失警惕，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我看呐，苏共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苏共自己起来革自己的命，重新回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一是苏联人民起来革你苏共的命。我们全党同志，都要从苏共领导集团蜕化变质的历史中，认真吸取教训。 [我们一些老同志，总喜欢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民主革命时期，自己立过什么功劳挂在嘴边，而不讲讲，自称信仰马列，宣誓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又立过什么功劳？客观现实是，党内一部分人官越作越大，特权越来越多还不满足，甚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遇到点困难和挫折，就想否定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倒退回去。他们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进行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任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党内一小部分领导人会蜕化变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渗透和鼓动下，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那时，你那些功劳迟早都将被人当作罪行进行清算的。]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内部分可能是毛远新的解说。 ———— ———— 1966年11月8日会见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谈到孙中山的部分 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满清，也搞武装斗争。保皇党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两个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11月8日会见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谈到 你们会胜利的，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表示快胜利了。 你们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经验，大家都要向你们学习怎样打美国人。美国看样子很凶，但实际上不是你们怕它，而是它怕你们。它就是这个计划不行又换另一个计划，傀儡也换了好多人，它自己又增兵。 我们虽然不赞成苏联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 《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当代世界出版社。 ———— ———— 1966年11月14日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 [主席]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工人组织这个事实，再有工人组织这个概念”， [主席]明确表示应该承认“工总司” 。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注释集》。据王力，主席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针对陈丕显在上海对张春桥的质问作出回答，他拿起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并说张春桥处理上海问题的方式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说16日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拿出《宪法》，认为工总司符合结社自由，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0期)说：”十一月间，由于把刘少奇的问题越来越看得严重而改变了主意。那时中央文革提出了在工交战线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工交部门的领导纷纷表示反对，把它“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毛泽东表示支持工人闹革命，他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 ———— 江青1966年11月19日接见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时传达 毛主席建议设兵站，全国公路旁50公里设一些站，接待串连的红卫兵。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1966年11月22日在听取周恩来陶铸谷牧汇报工交座谈会和《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稿(十五条)时的指示 《十五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期分批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并可参考《毛泽东年谱》 ———— ———— 1966年11月[24日?]在周恩来就西北局请示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信上批示 照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周恩来信说：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的信，请阅。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而多年考验，其中也有好人。但他们如有新材料，可送来中央查处。据说，南开学生曾从高仰云（南大副校长）家中抄出一些自首材料。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批复。 ———— ———— 1966年11月25日、 26日在天安门对参与第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的林彪、周恩来和杨成武讲： 西北部队少，陕西没有驻军，那里的形势不稳定，华北的部队多，可以把第二十一军从山西调过去，大同的空缺由第六十九军填充。你们看怎么样？ 《杨成武年谱》。据此，中央军委于1967年2月下达了调动命令。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应邀在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后加访华的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纽恩斯参加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大会。 ———— ———— 1966年[12月?]在陶铸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治病的报告上批示： 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曾志《如烟往事难忘却》。1966年12月26-27日召开了联席会批评王任重，会上保王的陶铸也受到批评。曾志称，陶铸29日对她说，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主席讲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主席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的很，做了很多工作；主席说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陶铸说会后主席留他谈了一小时，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批评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谈到陶未遵嘱(11月)去中南和华东时有些不满，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陶说工作忙）又说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陶铸说主席还拟了20个人左右的名单说：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并告诫：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陶铸还称主席说：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注:主席后来布置姚文元写《评陶铸的两本书》]，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曾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曾志说陶铸1967年1月4日夜回家时说主席1月3日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周说不是镇压，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不太好，就没讲什么了。 曾志还说她就传抄的主席67年1月8日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写信给主席，主席在“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的“不老实”三字下画了横杠，并打了“？”。 ———— ———— 1966年12月26日晚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存目，可参看《戚本禹回忆录》，并参考《张春桥狱中家书》1992年12月20日条。《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引徐景贤1967年1月4日笔记记载：张春桥说”毛[主席]在12月25[26]日夜说，工人起来了，群众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形势很好。对上海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连背了两遍，区别对待。内外有别……已经打破。“ 王年一《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9期) 说：王力 1967年11月3日被隔离期间写了书面检讨，其中说毛泽东讲的是“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王力1978年4月30日在一份材料中写道：1966年12月26日，江青组织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同主席一起吃晚饭，没有林彪（江青说林彪生病），也没有总理和康生。主席在席间讲：“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干杯！”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到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时，主席请了一些人去吃饭，在吃饭时，……毛主席举杯说‘祝贺全国全面内战’。”王知常1980年7月7日在一份材料中写道：1966年“12 月26日晚上9时或10时，姚文元在京主动打电话给徐景贤，说是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毛主席家里吃饭，毛主席在祝酒时说：‘祝明年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 ———— 1966年12月29日毛主席批示转发林彪听杜平汇报浙江省军区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后的意见： 林彪同志：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机关去。 　　 毛 泽 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见于《浙江文革纪事》，并可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收。林说要把学生工作当成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应引起军队与学生的对抗而应加强团结：领导要同群众见面，不能躲和压；接受正确批评并自我批评，做到合理要求，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进行解释教育；态度热情友好耐心，对反面的话不能发脾气。 ———— ———— 1966年12月29日对中央文革小组送阅的《文化革命简报》（揭发刘少奇50年1月13日在东北说“现在是剥削救人，要欢迎剥削”）材料上的批示 资产阶级路线由来已久，此件是重要材料。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 ———— 1966年12月对叶剑英在11月两次十万人大会上攻击军队院校造反派并点名攻击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李基才等人的批评： 检讨一下，了此一案。 《叶剑英年谱》，据舒云《叶剑英晚年的政治智慧》（《党史博览》2023年11期）是要求陈毅、叶剑英“检讨一下，了结此案”。1966年12月31日叶剑英在全军各院校代表及驻京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做了检讨。 ———— ———— 【待核查】1967年1月4日王力、关锋受毛主席委托与刘格平谈话、传达指示 他们让刘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 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9个常委中，只有他1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对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 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称引自山西史志研究院所编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10-1976.1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北京第1版第400页），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9-1976.10》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北京第1版第413页是说：”关锋问刘格平本人不[和61人集团一起]出狱的情况，又问了他受处分的问题；关锋向刘格平传达江青的意见：现在形势很好，你回山西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把群众组织起来，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王力对刘格平说：你回去以后要去的张日清的支持。“，至于毛主席表扬张日清内容没有找到。 《王力反思录》记：山西，毛主席很重视，因为山西是老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在晋冀鲁豫，中央大量干部是晋冀鲁豫的，晋冀鲁豫以山西为中心。邓小平暂时成为被打倒对象，而山西是邓小平的基地。十二月份，薄一波已被打倒，毛主席、总理都说薄一波手伸得长，他们在山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时已经宣布安子文是反党分子，安子文与山西的关系很密切。山西省委书记卫恒是安子文同志培养的典型，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被认为是坚决镇压群众的。毛主席亲自培养的一个人叫解悦，是太原纺织厂的工人，她写的学哲学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她在文革中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起来造反，受到山西省委的压制、打击，很严重。所以一九六六年毛主席认为卫恒不行。 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很早就决定请刘格平到北京来。毛主席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少奇同志也同他讲过刘格平的好话，刘格平长期坐国民党的监狱，出狱时刘格平没有签字，没有发表反共启事，他宁可坐满刑期也没签字。他说：“是党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执行。”少奇同志对他是很欣赏的，毛主席也是欣赏的。毛主席跟我讲刘格平解放后主持民族工作（乌兰夫到内蒙，刘格平主持），毛主席认为有两件事刘格平做得对，一是新疆，王震同志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不妥当，搞得很尖锐，毛主席说他要用武装消灭一个少数民族。毛主席认为刘格平当时反对王震的作法，刘格平是对的，王震不对。第二是处理大小凉山彝族问题，西南局李井泉也过火，也已经和将要动武，刘格平反对他们的作法，毛主席认为刘格平是对的。现在刘格平贬官到山西，毛主席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把刘格平叫到北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过去处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他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局面。刘格平到了北京，本来江青要自己代表毛主席找刘格平谈，可是江青一直没谈，刘格平在北京饭店等了好久。后来主席要我同关锋先去看看刘格平，问问怎么回事，要他回山西。康生是否与刘格平谈了我不知道。 ………… 当时山西毛主席要刘格平回去，还有一个条件，山西出了个张日清，是山西军区第二政委，他支持造反派，受到攻击。攻击张日清的理由是说他违背了军委紧急通知关于“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用这一条攻击张日清，这也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张日清和李再含不同，李再含只打电报反映情况，张日清真的去支持左派。部队已经介入了。到一月份有个支左决定，其背景就是张日清支持左派的事。当时山西有三个情况，第一有刘格平；第二有解悦，加上陈永贵、李顺达；第三有张日清。有这三个情况，出现这样的苗头，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视山西。 ———— ———— 1967年1月6日和杨成武谈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的问题 毛主席指示：让徐帅当组长，萧华、杨成武当副组长。 杨说：总参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还是不要叫我当副组长了吧。 毛主席说：总参没有人怎么行呀！ 毛主席并要他向徐向前传达他的指示。 《杨成武年谱》11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 ———— 1967年1月8日就上海工总司等群众组织《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评论 “告全市人民书，这是少有的好文章，具体讲的上海市，内容是讲全国的。” “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毛泽东思想万岁》作9日。王年一《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9期)说：王力在《一年零两个月的回忆》中说：”从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发展到夺权，是1月8日的会议。1月8日晚上，主席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还有唐平铸、胡痴，没有总理、康生。开了半截，打电话通知我去。……主席在会上说中央所有‘部’要改‘组’，现在要成立中央宣传组，由三人组成：王力、唐平铸、胡痴，王力担任组长。……主席布置的第一项任务是：三人立即去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刊登的三十多个群众团体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引者注：这里王力的回忆有误。不是“三十多个群众团体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这个紧急通告《文汇报》1967年1月9日才发表；而是上文说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告”的前面还有一个：“急”字，《人民日报》转载时侧去了。）主席口授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说这个通告（引者注：应为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不仅对华东，而且对全国有重要意义。并要我马上给张春桥打电话。我们立即办了，记下按语，整理了一下，主席看了，算是定稿了，立即广播上海的通告（引者注：应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这个《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第二天见报。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总理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叶群也没有通知。”王力说“主席口授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按语”不很确切。毛泽东讲了一番话（唐平铸做了记录，约有960字），还有一些内容，按语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写成的，约300字。据唐平铸的记录，毛泽东讲话的末段为： “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混]毛猪，没有右派，我们也要翻天，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 ———— ———— 1967年1月8日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都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主席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段，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干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同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毛泽东思想万岁》 ———— ———— 1967年1月11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北京高校驻沪联络站人员座谈时传达 伯达同志讲“老三篇”讨论时，主席讲，大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的要读一读，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是必要的。 整个形势，经济问题，《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已作了基本分析。这个文件主席看了说：很好，又是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人民日报》编者按是主席的意思。对《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很赞成。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李逊《革命造反年代》引张春桥1月19日接见上海铁路联合指挥部谢鹏飞等讲话：“毛主席说，你们接管上海站，接管得好，给全国树立了样板。毛主席要你们关于接管上海车站得详细材料，赶快送去。毛主席要你们好好干。”李逊《革命造反年代》又说《紧急通告》发表后主席要中央文革小组起草贺电，王力回忆快定稿时主席来了，周总理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主席提出，最后的署名，除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事后王力问主席文革小组怎么能同中央并列，主席说就是要这样好。 ———— ————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对15日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单独夺权“的通令中推选张春桥王洪文部分的意见，张春桥1967年1月22日接见上海各造反组织时传达 毛主席说：我赞成他们推选市委书记、市长的办法。对二兵团和上三司通令中提到的名字（任命张春桥为第一市委书记，姚文元为第二书记；张春桥为市长，姚文元为副市长），我赞成，这两个人我知道的。但总不能只有两个人，总得有个名单，酝酿一下，报告中央。 ……我是按照电话纪录讲的。主席还说，群众接管，这个办法是好的。比以前接管北京市委（即 1966年6月由中央指定的人接管北京市委―引者注）好。主席赞成群众起来夺权。包括由群众推荐市委和人委的名单。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 王年一《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9期) ，王说：经查核，张春桥以上所说属实。事实上，二兵团和上三司的接管并未为毛泽东、中央所承认，毛泽东肯定的是他们推举张、姚为负责人。姚文元1980年6月11日被讯问时，也说了如上一些话，说毛泽东说赞同这个建议是在一次会议上说的。又说毛主席说： “上海应成立两个正式班子，一个市委，一个人委，名单报中央批准。” ———— ———— 1967年1月17日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节录) 主席：你们到中国来了以后，我要见你们，他们说我不好同你们见面。 康生：他们说陈平同志不好，不想搞武装斗争，说陈平同志对中国党有意见。事实并不是这样，人家还是很热爱毛主席的，人家是有意见嘛。有些做法很恶劣，对人家的电报有一两条不同意，就压下不给发。他们怕主席接见陈平就会暴露他们的问题。 主席：我在武汉或杭州，也可以通知我嘛！ 康：有一个中苏两党对马共问题的联合意见书。 主席：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一条，说什么要同社会主义国家接壤，才能够搞武装斗争。这条就不通。如果这样，苏联的十月革命怎么能取得胜利？这些东西都应推翻。十月革命时，苏联同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壤？没有十月革命，哪里有社会主义国家？ ************ 康：陈平同志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东南亚的革命如何促进的问题。还是请陈平同志把意见讲一下。 陈平：我不大了解全面情况，随便说一下。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二十五条里面有一条说到：亚非拉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而越南是东南亚革命的焦点。我的看法，整个东南亚都是革命斗争的焦点。在这个地区，帝国主义的统治比较弱，有许多国家要靠美帝国主义支持。现在看来，印度是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的，日本原来是一个革命力量，但现在也不行。这个地区人民条件不差，又靠近中国。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应该比其他地区快。 主席：还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党。 陈：要把力量集中在东南亚。 主席：你们在这里同印尼同志和缅甸同志有没有联系？ 陈：有联系。在印尼我们还有一些同志潜伏在那里，但现在还不敢同印尼同志联系。 主席：印尼的情况搞不清，要可靠的才行。 陈：我们有个设想，是不是中国党以较大的力量来援助东南亚革命。有两种搞法：一是集中力量在越南，其他地方小搞；一是在几个地方同时大搞，这样就使美国不能集中力量在越南。 主席：亚非拉地区宽得很。我赞成你的意见，要着重研究东南亚。 康：这个地区的国家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像马来亚、泰国、缅甸、菲律宾。 主席：你们搞武装斗争的时间有多长？ 陈：抗日时期搞了3年零8个月。1945年我们犯了错误，向英国交枪。一九四八年到现在又再搞起来。 ********** 陈瑞：那次谈话是在1956年1、2月。我是在1959年走的。在那次谈话中，主席介绍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我记得，当时主席说过，只要有勇气，困难就能克服，共产党人没有投降这两个字，如投降就永远抬不起头来。我回去向陈平同志传达了。 1950年连贯给我们一个意见，说我们搞武装斗争太冒进、太“左”，部队应该收缩，不要打到子弹都没有，要李英回去传达。1951年李启新又来问我们，马来亚革命走的什么道路，是走苏联的道路，还是走中国的道路。 主席：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陈：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当。我们接受这种意见，自己应该负责任。 ********** 主席：可以这样看。你们部队有多少人？ 瑞：有550人。 主席：不怕少，只要有人。 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红军从30万减到3万，剩下十分之一。王明路线教育了我们。不吃亏，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就不会取得经验教训。不要把错误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它也有积极一面，能起教育作用。 他们说什么不接近社会主义国家，小国、岛国、交通发达就不能搞武装斗争，这些是非马列主义的，束缚我们的思想。尽管你们犯过错误，把枪交给英国人，后来又搞起来，又遇到困难，剩下三百多人。但是，只要有种子存在就好。 你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教训当作材料来研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受到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一万多人，是不是党就垮了呢？并没有垮。后来又继续干，发展到30万人。“左”倾机会主义使党又遭到损失，又剩下3万人。日本进攻，又犯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那种情况下，他不谈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如果要夺取政权，要用什么方法夺取政权，用武装斗争或其他办法。它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是吓唬人。他自己就不那么精通嘛！许多党员文化都很低、不识字，不能要求每一个党员都那么精通马列主义。拿起枪杆子打仗，还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他就不提这样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列宁、斯大林。中国不是有刘少奇吗？但又怎么样呢？ 康：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心就是三句话：（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三）资本家不是剥削有罪，而是剥削有功。 这种观点是考茨基的观点。考茨基在《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一书中说过：“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走什么道路，联共党内外也有过很激烈的争论。苏汉诺夫、布哈林等人认为，俄国经济不发达，农业落后，不能搞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列宁驳斥了这种观点。列宁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来取得达到这种条件的前提呢？ 主席：社会民主党提出，要革命但没有干部。就像邓子恢所说的，要搞合作化，但没有会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康：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红卫兵，训练了干部。 主席：像我们过去的学校，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一共要念17年。读书是肯定要的，但17年太长了，干部要在斗争中训练。高尔基不过念了两年小学。我不相信一定要读大学，我就没有读过大学。我过去读孔子的书6年，念洋学校7年，共13年。有人看不起我，说我不行。 陈：李启新就对我们说过：你们马共中央没有一个大学生。 主席：我们中央就没有几个大学生。陆定一、张闻天是大学生，他们不行。以前学的历史是帝王将相。孔子、孟子就没有进过大学。当然，书不可不读，但读多了害人。我的几个孩子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一个一个都坏了。瞿秋白向国民党自首。但党并没有消灭。总会有好人，总会有人搞武装斗争。这是一种国际现象。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死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把欧洲搞得乌烟瘴气。后来靠列宁。当时布尔什维克是少数，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列宁、斯大林没有料到出了赫鲁晓夫。这不要紧，可以教育人民，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全文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郑谦、张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375页说毛主席1967年3月曾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孔孟之道。王力1979年11月10日交代：1966年4月16日到29日，主席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彭真、陆定一二同志；与此同时，在上海召开文件（五一六通知和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起草小组会议。小组成员经主席批准，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陈亚丁。在一次会议上，批判彭真同志说，江青突然插话说“主要是刘少奇的问题。”还说，“他的那个共产党员修养，主席看来了，说是唯心主义”。 康生1967年3月10日在军委召开的军级以上干部会上说，毛主席讲过刘少奇这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欺人之谈。陈伯达说，毛主席说这本书是唯心论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说：不讲现实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 ———— ———— 在1967年1月18日林彪转呈17日杨成武为请示许世友提出提前征兵一万人给林彪电话的记录稿上批示 同意。 《杨成武年谱》。17日杨成武为请示许世友提出的提前征兵1万人事，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18日，林彪在电话记录稿上批示：主席、总理，许世友同志意见拟予同意，请批示。退林办。毛泽东批示：同意。周恩来批示：拟同意。 ———— ———— 1967年1月[22日?]接见各总部、各军区出席中央军委文革小组改组会议的人时谈话，曾思玉回忆 毛主席微笑着健步走入书房，招着手向大家说：“你们都来啦，请坐。” 待大家坐下后，主席拿着与会人员名单看，突然对我[曾思玉]说：“哦，曾思玉，久闻大名咧，在延安时，你在中央警卫团当政委，我们见面很多，现已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我[曾思玉]说： “报告主席，已有14年没见面了，上次见面是1953年2月抗美援朝回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邓华带我和曾绍山向您汇报朝鲜战场战况时见的面。” 主席说：“时间真快啊，一晃儿就14年了。你在沈阳军区，东北这个战略地区很重要，北面有苏修，你们备战不可麻痹哟！当前局势比较动荡，地方党和政府基本上瘫痪了，军队介人以后，要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我[曾思玉]回答：“我一定按主席指示办。” 当主席看到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的名字时，说：“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呀！” 甘渭汉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当主席看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说：“许师傅，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掌握好军队，注意控制当前局势。” 许世友说：“我们一定按主席指示做，掌握好军队，稳定局势。” 主席对大家说：“军队介入地方工作，任务很艰巨，也很复杂。我们军队同志对地方工作不熟悉，因此需要好好学习，搞好大联合，不管哪一派都是群众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制止打、砸、抢的行为。” “好，今天就说这些，祝你们的工作顺利。”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 ———— ———— 1967年1月22日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说 （徐向前反映在军委开会时被随意揪人）“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 （许世友反映被戴高帽问题），主席指出，那些做法是对土豪劣绅的，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 （新疆军区郭鹏反映被抄家，造反派说要组织2万人”欢迎“他们回新疆；二炮李天焕说现在根本不不能工作，请求主席允许工作）“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 （主席要求军队干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经验教训，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说不介人，其实是假的，西安、重庆、兰州、成都、南京等都介人了，都派了工作组。” “[要]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 (主席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朱德还是要保。他还有国际国内的威望，群众不知道。还要按照延安的规定：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说当毛主席来到与会同志面前[准备照相]时，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与会同志也随着高呼口号。这时，只见毛主席微笑着的面容陡然严肃起来，直接走到队伍中央，照完相就走了，边走边讲：“多此一举，讨死嫌。” ———— ———— 1967年1月30日在红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上的修改和批示【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霞飞《中央文革小组主要人物的浮与沉之四——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上)》（《党史博采》2012年第6期）说张春桥他搞了一个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组织机构的材料送给中央转毛主席收。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材料后，虽然对 “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有保留意见，但他认为，既然新政权的实质是由工人夺权后掌权 ，就应该支持。他指示中央文革写一篇社论，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表示支持。根据他的意见，1月30日，王力、关锋为 《红旗》杂志起草了一篇社论稿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31日社论发表。】 ———— ———— 1967年2月4日在周恩来2日提议每周一三五晚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每二四六下午召开国务院碰头会信上的批示 此件不用。退周。 《周恩来年谱》 ———— ———— 1967年2月6日谈夺权问题时说 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 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1967年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 “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据《杨成武年谱》10日主席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要扩大，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和叶群。王年一《关于“二月逆流”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期)说：1967年2月初[6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中央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出席外，叶剑英、江青、王力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又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说：”一直到现在还没建立起制度。不只是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而且对我也不报告。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作出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也没有报告。“后来陈伯达就写了一个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建立民主集中制的报告。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又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伯达，重要的话是：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毛泽东批评江青，重要的话是：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毛泽东在1967年1月8日表示赞成打倒陶铸，这时发表了不赞成以一篇讲话就把陶铸打倒的意见。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说：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王力，你马上打电话叫张春桥、姚文元来北京。毛泽东还说：陈、江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中央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李富春把毛泽东的话向陈毅、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 ……王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张春桥、姚文元来京。2月12日上午，张、姚到京。毛泽东要王力到机场去把他们接到中南海游泳池予以接见，同时通知戚本禹参加（原定戚参加筹建“北京公社”)。毛泽东对张、姚、王、戚的讲话，主要内容有三：(1)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工作是做得好的，我是满意的。原来我们考虑成立北京公社，后来想这个问题牵涉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外国承认的问题。上海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是不是可以考虑还叫市人民政府、市人民委员会。三个内容都一样。（2）关于党的领导问题。（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毛泽东曾说学校党组织不要忙于恢复。此后，全国除野战军而外的党组织都瘫痪了。）这时，毛泽东说：要党，不能不要党。他从社会民主党、国民党一直讲到一贯道，说：都要有党嘛！我们共产党不能不要党。最后的结论是搞个核心小组。（3）关于写篇文章问题。他要王力写篇文章，题目是《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除此，毛泽东还叫王力向张、姚详细传达陈、江错误和开会批评他们的意见。2月24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详细传达了毛泽东这次讲话的内容。 ———— ———— 毛主席1967年2月12日对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的谈话，王力记录 “河南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部分改善，可以。彻底改善，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一概打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 王年一《关于上海“一月革命”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9期) ———— ———— 1967年2月12日对河南问题批示： 河南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各方的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 《河南省志》。在1967年7月18日中央负责同志第6次接见河南三分赴京汇报团时康生说“2月17日河南日报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就立刻指示中央，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要河南省军区找双方的代表到北京来汇报，来解决河南问题。” 贺明洲《毛泽东看好纪登奎》，《百年潮》1999年第10期作：河南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在张春桥1967年5月6日在济南军区排以上干部会议的报告的传达中“谈一谈就清楚了”前有“实际上”。 ———— ———— 1967年2月12日毛主席关于江华的指示，1968年2月15日周恩来姚文元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团军队干部和省联总、红暴派代表时传达 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 [江华]是上井冈山跟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 ———— ———— 1967年2月16日晚听取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时的插话和1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存目，可参看王力的回忆录。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纪录片《周恩来》第10集中谷牧回忆说对周恩来没有报告此次中央碰头会情况：毛主席不高兴了，说你们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一讲，怎么这次也不来了。王年一《关于“二月逆流”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期) 说：2月16日晚10时左右，张、姚、王到了北京厅。毛泽东先问张什么时候走，张说18日走，又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了，都说过了。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他大体上按照张、姚、王三人“对”出的要点汇报，没有造谣，也未谈及江青的评论。）汇报到前面一些情况时，毛泽东只是笑，说到陈毅的发言时，毛泽东不再笑了，以后再也没有笑。张春桥说到周恩来对《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没有送给他看有意见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张春桥…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不赞成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要把所有干部放到火里烧的文件是谭震林他们这些人都参加的会搞的，是他们要把干部都打倒的。”（张说的这份文件是1966年9月间拟定的。…国务院副总理们和各口负责任人在部署“文化大革命”的纪要中有“要把所有干部放到火里烧一烧”的提法。这个文件是陶铸、李富春主持拟定的，周恩来阅后认为“很好”，送中央文革小组，要文革小组阅后送毛泽东。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它提了几条意见，连同原件一并送江青，江青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退文革小组，压下未发，没有批示。）…毛泽东要张马上找出这个文件送来。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是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煤炭和铁路。王力问：前几天我和关锋根据主席、总理的意见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已送主席，主席看过没有？毛泽东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来，不要经过陈伯达。王力说：请主席考虑，我以为重要社论经过总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处的。 王力回去后立即用王力、关锋的名义把社论送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给王、关写了一封信，说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和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说主席听汇报时起初直笑，听到陈毅批评延安整风时开始激怒，张春桥汇报到周恩来对《红旗》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主席还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中央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晚年周恩来》记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大意)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据王年一等，主席还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是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我也下台，]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说，主席说他们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指2月6日、10日批评)，还提议要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请假检讨。 王年一《关于“二月逆流”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期)说：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周恩来断断续续在怀仁堂主持批评会，开了七八次。会议名曰“政治局生活会”。参加的范围是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再加一些人。到会者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以上九人参加过2月16日会议）、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以上八人未参加过2月16日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会上印发了周恩来批过的“所有干部都要在火里烧一下”的文件，毛泽东把对这个文件提意见者的署名改为“文革小组六同志”，包括江青。因为有八人新到会，周恩来叫王力整理一个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周恩来叫王力在会上读一遍，核对情况。只有陈毅提出，其中有一句话他没有讲。周恩来说，讲是讲了，不要删了。经毛泽东阅后，定稿印发，这就是《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议》。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在批评会上，康生、谢富治骂人最凶。唯有李富春不批评陈、谭、徐三位，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说副总理们的意见在他家里议论过，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指示是他向副总理们传达的。康生攻击他为“俱乐部主任”。批了一阵以后，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看望陈毅。周恩来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主要说他在路线问题上不敏锐，迟钝。江青攻击他“动摇”。会议过程中，没有出简报，向毛泽东汇报的是汪东兴。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接见军以上干部会议的参加者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毛泽东、林彪汇报了政治局生活会的情况。毛泽东没有在会上讲话。下文要说到的毛泽东2月28日对小站材料的批语，这次会上也没有传达。……2月27日，陈伯达给毛泽东报送了《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支持了谁？》的材料。他在材料上批：“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毛泽东2月28日写了批语：“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毛泽东叫王力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这个批语。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王效禹的《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其主题是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3月间，中央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江青提议在会上印发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文件，提了几次，毛泽东不予同意。他最后明白地说，因为牵涉到总理，所以不发。王力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传达了毛泽东2月28日批语。发言上了简报。毛泽东看到后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林彪3月20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带枪的刘邓路线”。在这以前，别人在会上也提出过，但远不如林彪讲的影响大。中央下发的录音中，有这个提法。中央下发的整理稿中，删去了这个提法。林彪是针对青海“赵永夫事件”讲的。赵永夫下令开枪，事先报告过中央军委和林彪。开枪以后，叶剑英予以肯定，林彪说过“打得好”。……在3月18日以后，成立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而江青大权在握。江青建议参加会议者增加四个人：谢富治、杨成武、叶群、汪东兴。毛泽东第一次说：成员不要扩大，这四个叫列席成员，一切同正式成员一样。不久，江青又提了一次，说当成员好。毛泽东仍说：叫列席成员。……1968年3月2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军委就是办事组（指中央军委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1967年4月初，毛泽东提出“究竟有没有白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的问题。4月中旬，毛泽东又在常委扩大会上提出：“究竞有没有反革命复辟逆流？”张春桥说：“当然有。”毛泽东就没有说下去。会后，陈伯达主持起草了《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这篇社论送审，毛泽东压下了，始终未发。】 ———— ———— 1967年2月对怀仁堂会议记录的批示 退陈伯达同志。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 ———— ———— 张春桥1967年2月25日与华东局革命造反派座谈时提到 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陶铸提出的，在运动一开始我们没有反对它这是由于在运动开始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在当初姚文元同志曾写过文章，但毛主席说不要发表了。 毛主席说你们对刘少奇怎么办，是不是要抓起来？我看以后我还要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彭、罗、陆、杨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唱的调子越来越高了，主席建议不要开了，毛主席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四人（反党分子）一起开会呢？ 毛主席说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挂牌子、戴高帽子是我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提出的，当时是斗封建主义剥削者地主，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到解放区斗地主也很少用了；现在斗的一些当权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都有功劳的，这是和过去斗地主是有区别的。以后不要挂牌子了，要照中央军委八条规定办事。 在十一中全会上主席曾对各省委书记批评了一下，魏[文伯]根据个人的印象自己写了一些省委材料，结果毛主席看了之后批评他，省委书记不需要人人过关。 毛选第五、六卷在去年十二月主席已经批准了，五、六卷的出版是由上海负责，照理在二月份是要搞五卷的，毛主席也同意搞出一篇给他看一篇，前一时期由于我工作很忙没有抓。 红旗第四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有一段是毛主席加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你们很关心毛主席最近在做些什么工作，毛主席最近在考虑批和改的工作。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和我们谈了，在批时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多年来的讲话，对他们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打印件 ———— ———— 1967年2月28日在杨成武建议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给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并报林彪、毛泽东、中央的信上批示 总理阅后退杨成武同志办。 《杨成武年谱》。周恩来等均圈阅。 ———— ———— 1967年2月听取汇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关于红革会某些头头搞“一·二八炮打”的评论 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吗？性质是清楚的。搞游行扣部队，围攻(张、姚)就是反革命，就要抓起来。 红革会这笔账一定要算。 [3月21日张向徐景贤郭仁杰谈话时转告，《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送审稿。徐景贤的两本回忆录亦载。] 1968年4月召见张时关于二军大红旗、《文汇报》朱锡琪等搞“四·一二炮打”的指示 我已经知道了，就是为这件事特意把你找了的。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北京不是个谢富治嘛，学生炮打他，他对学生们讲“无事”。那些学生就跑打不下去了。 [张和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等谈话，自徐景贤《十年一梦》，张春桥4月13日到北京。据张云生回忆录《毛家湾纪实》，叶群可能与此次炮打有关。] ———— ———— 1967年3月11日在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等转《简报》刊红卫兵控诉青海镇压八·一八派的二·二三事件材料要求重新审查的信上批示 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张云生《林彪秘书回忆录》，并见《戚本禹回忆录》、文仲《1967年的故事》。21日主席、林彪对青海调查作了批示，根据批示中央24日做出决定。赵永夫下令对占领青海日报社的818派开枪致169人死，178人伤，并大肆搜捕818派。叶剑英肯定了赵永夫的做法。《叶剑英年谱》记载中央文革就此事大做文章，要逮捕赵永夫，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24日中发[67]110号文件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说：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事后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决定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 ———— 1967年3月12日会见新西兰共产党威尔科克斯谈到 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当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当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央、省、地、县、市委这些地方和主要的工厂，则恐怕再搞两三个月就行了。干部当中，有的人是叛徒，有的人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只有第三种人是比较好的干部，才是跟我们走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军队是可靠的，几百万人，我们军队这些同志是比较好的。军队里面也有少数人不太好。我们就是依靠军队、群众和三分之一比较好的干部，这是讲地方。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周恩来、康生、刘宁一参加会见。第一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 ———— ———— 转引1967年3月15日军委关于加强纵深地区反空降战备的补充指示: 各军区及某些县人武部，要有无线及有线电通讯设备。过去对付空降，主要靠民兵，歼灭了十几股敌人，后来敌人就不敢来了。 ———— ———— 1967年3月16日与林彪[、陈伯达、王力]等人谈话时指示 “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与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 他[主席]主张，实行大联合，在成立临时权力机关前，先建立工人、学生等的联合组织，开代表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并可参考《毛泽东年谱》 ———— ———— 196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聂荣臻批“转呈主席”钱学森建议继续争取在美华裔科学家回国工作的信的“主席”二字上画圈并批示： 已阅，退聂。 《钱学森年谱》 ———— ———— 1967年3月21日肖华对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报告中引用 毛主席说：“我们也要全面的反击他们，我们就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 “修养”这本书，不仅害了中国人，而且也害了外国人。毛主席说：“是欺人之谈。”这本书蒋介石也可以拿去用，敌人也很易接受。刘少奇谈的是超阶级的个人修养，是抽象的烙印。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改变。”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67年4月9日传达毛主席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示[指示]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书里也讲阶级斗争，但只是概念[上]的，没有把阶级斗争当做现实[上的]问题。 这本书是抗日时期写的，他不分析在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应当]如何做。 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 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马列主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当[看]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修养。 送本书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什么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个]人，没有孤立的[个人，没有]抽象的个人。他讲的个人是没有阶级的个人、抽象的个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据陕西师范大学全无敌兵团红旗战斗组印件，[]内据红冶院传抄件。据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造反兵团转抄、新师大火炬战斗队又抄《毛主席指示及中央首长讲话论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论修养》》：毛主席说：“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的多年讲话。”《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用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 据《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1967年5月7日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5月8日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加了两段话：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 ———— 1967年4月11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时 毛主席赞扬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和坚持持久战的决心，并说，中国是越南可靠的后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周总理同范文同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就越南战场形势和对美国扩大战争的估计交换了意见。周总理说，中国有句俗话：行程百里半九十，就是说，已经走了90里路，最后剩下10里，更困难。我们要动员全世界人民来支持你们取得胜利。 ———— ———— 毛主席1967年[4月]指示 不能解散左派组织。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4月24日第13期 首都红卫医院红旗战斗队说，江青同志把清华井冈山编辑部的《狂人日记》(陈里宁受刘少奇迫害纪实)送交毛主席， 毛主席阅后说：好！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4月26日第14期 毛主席最新指示： 第一、国际新闻要充实内容。第二、不重形式。要加强批判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我们的国际报导。 王力传达毛主席1967年4月指示 目前全国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但要注意保守派把造反派吃掉，不要用解散革命造反派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萧华3月21日在政治工作报告中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 我们也要全面的反击他们（指刘、邓），我们就用大民主的方法，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5月4日第21期 谢富治1967年4月21日传达毛主席对联动那样的组织的指示 要改造他们，要锻炼造反派。要瓦解这个反动组织。要必须相互支援。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5月4日第21期 张春桥传达 谭震林最近对毛主席说我犯了错误要检讨，毛主席说，可以检讨，可以不检讨，也可以过两个月再检讨。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5月22日第36期 ———— ———— 1967年4月12日在姚文元同日呈阅上海第六女中以革命大批判推动革命大联合的报纸报道、社论的信上批示，徐景贤13日传达 同意向全国广播以及登报。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4月29日第18期 ———— ———— 毛主席1967年4月19日会见来越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吴明鸾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 ———— ———— 接见1967年4月20日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时说 “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3月30日谢富治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 ———— 1967年4月22日在马天水在上海市革委转达张春桥姚文元讲话提及 现在号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毛主席说：“要学生坐得住。要到夏天。” 王洪文转达张春桥讲话中提及 毛主席说：“不要搞纯组织，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一九六七年四、五月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去党团员受了《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群众不赞成过早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对党团员也是一场大审查。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7日第48期 ———— ———— 毛主席1967年4月关于河南冲军区事件的指示： 周恩来1967年6月4日传达：河南武斗是你们压二七公社的结果，主席说过福建、河南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开门见山的说，主席二月有个批件，就是批河南问题的。当时冲军区，主席说这是对你们的信任的表示，省委瘫痪了，群众找你们是信任你们，相信你们不会开枪，他真要冲，让他冲进去，住够了就好了。郑州围报馆，主席说让他暴露几天，不要接管。 戚本禹1967年7月6日传达：四月份，毛主席有个指示，就是对河南说的，毛主席说：“冲军区是对军区的信任，因省委瘫痪了，他们就要依靠军区，冲击军区他们住够了就走了”。郑州冲军区毛主席说：叫他们暴露一下，以后叫他们谈判嘛！ 河南二七公社赴北汇报代表团1967年8月16日《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 ———— ———— 1967年5月1日毛主席接见北京、上海、山西革委会代表团，并指示山西 “要把革命搞好，把生产搞好”。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称主席还对陈永贵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照了像。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毛主席在1967年5月1日焰火晚会上会见应邀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里萨利蒂，阿尔巴尼亚应邀协助校对阿文版《毛主席语录》 的专家汪捷尔·莫依修（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和缪费特·穆希。 ———— ———— 毛主席1967年5月1日指示，戚本禹5月24日接见北京图书馆代表时传达: 五月一日，毛主席认为，二十四史还可以出版。 主席讲，要批判帝王将相。不出二十四史如何批判？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大毒草也可以出版，问到主席时，他说还可以给他出版。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9日第50期。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说1970年章士钊写信提出《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毛泽东指示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时间大概是在1971年的9月间。 ———— ———— 1967年5月1日接见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一团演员时的指示 五一节由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一团钱浩梁、杜近芳、谭元寿、马长礼、李应福[?]等十八位同志去中南海参加晚会，晚会刚开始，江青同志分别把去的同志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亲切地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并说："感谢你们"。在晚会上，演员们演唱了《红灯记》、《沙家浜》、《威虎山》等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唱段。是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精神非常好，他老人家，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还兴奋地听京剧演员唱到深夜一点多钟，演唱间隙中，毛主席和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毛生席听到江青同志介绍京剧一团被打的事情之后，亲切地问道："现在还打不打了？"同志们回答说："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不打了。"毛主席说："不打了，好！"此外主席还问候了谭富英，问到一些老演员。在演唱中，主席还高兴地打着拍子，并问："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演员请示主席："在革命现代戏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主席说："我看可以用。" 1967年6月5日(浙江)省联总政宣处《动态》第27期，消息还说：江青同志作了如下讲话： （一）创作方面，江青同志说："可以推京剧《白毛女》，小说《敌后武工队》、《人民在战斗》、《战斗在滹沱河上》要改编成京剧。"又说："《人民在战斗》原作者有问题，我们可以集体改编呐！""《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可以派人去问一下，《威虎山》原作者应该深刻地作检查。"江青同志说："为了更好地完成创作任务，你们要找足够的创作人员。"还说："可以改编《杜鹃山》，以前《杜鹃山》是彭真那伙人胡搞的，有错误。我们现在要重新搞。戏名改成《杜鹃山》，可以由京剧一团演出。" 江青同志说："上海的《威虎山》《海港》要来演出了，你们两个单位分别派人去学，学会了演出。""我这里有《威虎山》的全部录音，可以借给你们用。" （二）演员方面：江青同志说："老生一环较弱，要注意多培养能文能武的演员。"又说，"一定要建立AB制，要大胆培养，""有的花脸可以改唱老生。"并分别问到两个单位的花脸、老生的情况。 （三）演唱方面：江青同志问了练功的情况后，说："每天一定要保证两个小时练功，一个小时练武功，一个小时练嗓子，亦文亦武，老段子也可以调，学习它的技巧。" （四）音乐方面，江青同志说："京剧音乐应该更加丰富，增添西洋音乐，以后京剧可以试用交响乐来伴，西洋音乐比较丰富，只是在打击乐上没过关。我们京剧可以培养搞西洋音乐的人材，也可以从外国请些人来。" ———— ———— 1967年5月3日对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2日《快报》刊登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上批示 林、周同志阅。退徐业夫。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司令员龙书金有动摇，可以争取。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 毛泽东 五月三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 ———— ———— 周恩来李先念1967年5月3日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食征购会议人员时传达，1967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引用 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 周恩来5月3日还传达 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10%，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 ———— ———— 关锋1967年5月10日接见军测红总和清华、矿院、地质、北航代表时传达 不要搞清一色，最近主席经常告诫我们，这违反辩证法，只能孤立自己，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齐么！ 谢富治1967年5月14日受毛主席委托召开北京市革委全会并传达毛主席指示 一定要制止武斗！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5月31日第44期。关锋5月11日说不能压服，毛主席讲压而不服。压服，有理压也没有了。不联合夺权不行。 谢富治5月22日说，有一次主席接见外宾，问外宾去过天津没有？外宾说没去过，主席讲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里很乱。 ———— ———— 1967年5月12日在周恩来报请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上的批示 　　照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恩来在报告中说：“这个意见经5月10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10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洗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 ———— 1967年5月13日毛主席在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来信上的批语收在2023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时注释中新增说明：本篇一写在信的抬头处。毛泽东为印发这封信加写了标题《济南军队一同志来信》，并写了日期“（四月二十一日）”。本篇二写在信的末尾处。 ———— ———— 聂荣臻1967年5月14日传达: 多少派也就是两大派，不是反革命就要作工作，慢慢观点就会越来越接近的，不会越远的。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廿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卅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8日第49期，[]内自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19日第58期 ———— ———— 周恩来在1967年5月17日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上传达中发[67]159号文件《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提到毛主席对《意见》的一处修改 （第二条讲到重庆警备区司令部五十四军）“他们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而且是由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添的‘显著’二字。” “因为中央是得到五十四军军部的同志，军党委的同志打来的电报，毛主席看了这个电报，认为重庆情况跟成都不同，跟整个四川不同。” 八一五派重钢九八战斗团陈万明回忆录《亲历继续革命实践 上册》。这一条是“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陈万明说修改稿上上有很多修改的地方、修改的文字密密麻麻，还回忆周恩来还说“五十四军当然是站在党中央的立场上的，重庆警备司令部不是别的组织，是野战军，是五十四军军部。你们也清楚，他们到过朝鲜，打过美国鬼子，六二年，到中印边境作战，打过印度鬼子，他们是很有成绷的，是很有优良传统和光荣的部队。”“五十四军是支左，不是支持保守派。”“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划得非常分放，从中印边界回来就分成了四十多个地方。五十四军处在这样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五十四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反击战，是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保守组织打造反派也是五十四军去隔开的武斗制止了下来。”“他们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这是对的。正如文件上讲的，他们支持了一方，又压了另一派。这要由军区负贡，因为军区个别负责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产业军。” ———— ———— 陈伯达1967年5月24日讲话提到 主席说：《共产党宣言》有很大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估计不足，当然，那时候有局限性，是从欧洲的情况出发的，没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工农联盟的问题，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7日第48期。陈还说，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重要，阐述了主席的思想。《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由康生、王力的钓鱼台班子起草，毛主席对王力提出了修改意见。林彪挂名。 ———— ———— 周恩来1967年5月26日提到 毛主席对内蒙问题很关心，昨天[25日]还打电话问内蒙的事态怎么样？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9日第50期 ———— ———— 1967年5月24日主席在江西省军区报告上的批示，周恩来5月30日凌晨2：10电话传达：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同志阅[后，交汪东兴阅，退徐业夫。] 江西军区与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什么愈演愈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都]值得研究。 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并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黎原、李振祥《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载5、6月间毛主席指示要周恩来通知湖南省的章伯森和梁春阳，还有广州军区派到湖南省军区检查指导工作的副司令员詹才芳，迅速来京汇报情况，研究一下如何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协商谈判解决矛盾。 ———— ———— [1967年5月?]主席曾找邓谈话，问邓1931年撇下红七军到上海问题 找他(邓)谈话，说“你那个历史问题究竟有没有？”，他(邓)说：“没有，就是要向中央报告” 江青1976年9月29日在清华工物系讲话。《邓小平年谱》说邓表示接受主席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问以后如有事汇报找谁，主席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主席询问对林彪的看法时，邓没有表态。 ———— ———— 1967年6月8日张春桥传达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啊！]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内自浙江省嘉兴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合部政宣处、上海红三司《迅雷》编辑部《文革通讯》(上海版)1967年9月7日第6期 ———— ———— 1967年6月7日或8日[9日?]周恩来接见来京讨论对港英武装挑衅的军事行动预案的温玉成时传达毛主席四点指示 一、弄不好，把第七舰队弄来了； 二、拿回香港，几百万人还要吃饭，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力量和精力； 三、国际口岸只剩一个，需要出口一些物资，进口一些物资； 四、香港是国际情报城市，它搞我们，我们也搞它的。 周恩来告诉温玉成，毛最后拍板：“现在不打。” 余汝信2011年1月30日访问李维英记录，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说10日周恩来召集总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时说：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昨天，主席又讲了，还是不动武。如果我们打过去，那就是主动出击了。香港问题，现在是群众运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出动正规部队，群众一推动，就控制不住了，你打电话也来不及了。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对主席这个方针，我们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 ———— 1967年6月5日毛主席在4日中发[1967]175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的山东省军区党委《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上批示 很好、正确、范例、仿行。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19日第58期 毛主席[关于批刘文章]四点指示1.批判要踏实，要调查确实，不然会一风吹。2.文章一、二千字，短一点，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明就行了。不能超过三千字，长了没人看，看了也记不清。3.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是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都是要有条件的。4.托拉斯不能都批判吧，旧名词也可以有新内容，主要是批判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19日第58期，参看《毛泽东思想万岁》中3月、5月关于大批判的指示。 1967年6月9日接见亚非作家时和姚文元谈话，张春桥6月12日在机场对浙江来京各方代表传达： 前天主席接见亚非作家，姚文元去了，主席就问：你们杭州还没有去呀？ 姚文元谈了我们的看法：主要是部队一致，这个问题如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难解决。 主席确定到北京谈，确定省联总去人，主席说红暴会也要来人。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57期？]。据196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接见的各国作家和朋友中包括菲律宾的何塞·西松(据5月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六日讯菲律宾“促进民族主义运动”总书记何塞·西松和菲律宾“促进民族主义运动”西棉兰佬区负责人希拉里奥·林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和他的夫人。在Àngel Marrades2020年10月15日发表的访谈中菲律宾共产党创始主席西松确认有会见“I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being in China in August 1966, whe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GPCR) was just beginning. I had very enlightening conversations with member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highest responsibles of the CPC Higher Party School. I went back to China in 1967 to make a nationwide tour. It was at the seminar in Beijing to celeb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alks at Yenan Forum” when I met Comrade Mao Zedong personally. This was covered by the Beijing Review【注：《北京周报》1967年9月16日第25期】.”。 【待核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有希望的人是思考问题的人，是埋头苦干的人，而不是爱出风头的人。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决不是儿戏，绝不是赌博、押宝。三、左派组织之间的对立，即使矛盾很深，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也可以解决。四、凡是有的群众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6月10日第51期 ———— ———— 张春桥1967年6月13日与赴京参加会谈的翁森鹤谈话时传达毛主席关于杭丝联六·一〇武斗的评论： 可惜。要团结翁。 《浙江文革纪事》。省联总派冲击了翁森鹤所属的杭丝联厂红暴派。张春桥说，翁是全国[工人]造反最早的一个，为什么你现在跟着省军区走错误路线成保守派了，你是跟着右的部队走，全国的省军区人武部这些地方部队支左都犯了错误，你要和省联总携起手来共同战斗。张同时找省联总负责人张永生等说，刘邦刚刚建立了新王朝，各路诸侯为了争爵封侯，吵闹朝廷，刘邦采取了张良的计策，先封了那个闹得最凶、刘邦最不满的将军，事态很快平息下来了。7月两派达成执行中央6·24通知的协议，中央作为[67]223号文件转发。 ———— ———— 1967年6月17日和周世钊谈【待查】 毛主席于1967年6月17日约见了周世钊。毛主席问周世钊，惇元兄，我们多久不见了，现在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周世钊说，好什么啊！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了去了，书也搞了去了，有些好一点的衣物之类的东西也搞了去了。)毛主席说：哎哟！红卫兵真的不简单啊！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到你家去抄家啊！不过没有什么关系，钱嘛叫你的秘书找红卫兵把它要回来就是的，书被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难得追回，那就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毛主席问，你是怎么来的啊，现在住在那里啊！(周世钊说，我们是通过湖南省军区的负责人龙书金的帮助才买到飞机票，才能进入机场，我们是坐飞机来的。通过王海容的安排，现住在北京饭店。)毛主席说，龙书金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同志。他很能打仗、很会打仗啊！我知道他是十八勇士之一啊！ 周向主席汇报了湖南长沙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的有关情况后，毛主席就湖南长沙当时进行武斗的问题，讲在平塘是如何打的，讲在河西又是如何打的，讲得清清楚楚。(周世钊问毛主席说，主席，您怎么比我们还了解得清楚些啊！)毛主席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湖南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归纳起来可分两大派。一派叫做“高司”派。这是以湖南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其中也有很多中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据我了解，机关干部参加这一派组织的要占大多数。再一派叫做“工联”派。这是以工厂中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它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其中也有大、中学生，也有机关于部和其他群众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所有的群众都卷进去了。就我们湖南来说，不管他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我认为两边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的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的组织。“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它们的历史情况和它们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不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两派只有联合起来，也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是副省长嘛，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管，当说的则说，当管的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我怎么管啊！）毛主席说：如果你愿意入党，我可以作介绍。你既是副省长，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对湖南的事袖手旁观呢？（周世钊说，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主席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湖南现在的情况比较乱。你既然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暂时不要回去，在北京住一个时候再说。经费由我负担，我请你的客好了。（这时周世钊问毛主席，主席，江青同志好吗？）毛主席说，我多年就打单身了，好什么啊！ 陈明新《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士钊的交往》（湖南文史资料第40辑）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与他家乡的省委书记》称 [1967年中]当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和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组建“三结合”新班子情况时，毛泽东说：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 ———— ———— 1967年6月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 毛主席：(手夹着烟)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卡翁达：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主席：要谈的问题谈得怎么样了？ 卡翁达：其他问题都谈得差不多了，谈得很好，就是国防问题，想单独和总理谈。 周总理：要分别谈，少数人谈。 毛主席：好嘛，你们去关着门谈。 卡翁达：主席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 毛主席：(轻咳了两声，掐灭烟)身体不太好，马马虎虎。 卡翁达：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三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三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 我国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南罗得西亚和我们捣乱，想通过铁路来控制我们。所以我们要找新的出海口，要跟坦桑尼亚联合起来修建铁路。 毛主席：要下决心干，开始干就好了。（问周总理）坦桑尼亚还没有明确究竟由谁来帮忙吧？ 周总理：坦桑尼亚已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卡翁达：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我已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量后就马上通知你们。 毛主席：这条铁路不过1700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注:“1亿英镑”是英加考察报告中估算的投资费用。] 卡翁达：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 毛主席[摇了摇头，笑着]说：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翁达：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望了一眼翻译冀朝铸)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主席：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在帮助尚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快18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周恩来：在飞机场迎接卡翁达总统时，红卫兵念了这条语录。 毛主席：你们代表团里有管农业的吗？ (卡翁达把赞农业部长穆登达介绍给毛主席。) 穆登达：我1965年来中国时，曾见过主席先生。 毛主席：(拍了下额头)看我这个人，全都忘了。 卡翁达：(笑)主席先生见过这么多人，不可能全记住。 毛主席：可能你下次来我又不认识了。一个国家的人看外国人总觉得差不多，像你们看中国人一样，面孔模样都差不多。 卡翁达：(点头)是的，是的，主席先生这是幽默的评论。 毛主席：熟了，多见几次，就分清楚了。 卡翁达：我刚来中国时，看到许多年轻译员，我基本分不清他们。 毛主席：(指着冀朝铸)你现在认识他了吗？ 卡翁达：(大笑)现在认得一清二楚。 尹家民张铁珊《毛泽东、周恩来与坦赞铁路》，《毛泽东年谱》记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主席说：我们大半辈子都放在打仗上面去了。搞建设、搞文化革命少。革命胜利才十八年，打仗就打了二十五年。 谈到中国的发展现状时毛主席说：中国也不发达，农业、手工业没有机械化。搞机械化要很长时间。交通不很发达，铁路太少，比印度少，远洋轮船很少，同我们国家的人口、面积不相称。要几十年、百把年才能好些。 ———— ———— 1967年6月25日周恩来在上海和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传达 主席说，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21日社论 《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编者按引用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 ———— 1967年6月27日在杨成武26日请示为解决河南问题建议调驻河南野战部队和独立师、省军区等干部到北京做工作的信上批示 退杨成武同志，照办。 《杨成武年谱》。26日24时杨成武写信给毛泽东称：昨天康生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提出，为了有助于解决河南问题，拟将驻河南的野战部队（高炮师、工程兵师、野战炮兵师）及2个独众师、第八步兵学校校长、政委及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19名干部，调来北京，向他们做些工作。以上大多数同志的观点与省军区何运洪不一致。以上建议，已报经林、周同意。遵照林指示，报请您批示。 30日，信件呈林彪、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汪东兴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阅。 ———— ———— 1967年7月1日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戚本禹等人的谈话中说： 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子]更加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现在在我们国家里，群众今天提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 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 群众喊打倒奈温的口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卜伟华《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引王力回忆，第一句亦见于《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1967年7月2日毛主席会见应人民日报社邀请访华的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党报主编休·麦克劳德。 ———— ———— 1967年7月3日谢富治、王力、李再含在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盛大集会传达毛主席指示 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 《当代云南简史 上》。中发 [1967] 237号文件中央批发昆明军区党委《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记为“提出了依靠云南的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就地解决云南问题的英明方针”。6月23日至7月4日，受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委托，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 ———— ———— 1967年7月7日接见赴越作战高炮部队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毛主席在七月七日接见了××××[高炮部队]会议全体人员，在听了汇报后说：“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另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毛主席听了汇报后，感到××[雷达]太落后了，而且数量也很少。主席说。“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清算了修正主义，又起来了。缅甸游击队有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争还有基础，已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红旗党、白旗党）。现在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温是一致的，武装活动地区已占缅甸地区百分之六十。缅甸比南越的地理条件还好，回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了美洲武装斗争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反对他。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修还是采取赫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舰开了去，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击，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还没有用热线）后。约翰逊很快就告诉了以色列，实行突然袭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援助阿联一共三十三个亿。打掉了廿亿，最后阿联投降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的又一次大暴露。对苏联，不仅是阿拉伯国家。亚洲、拉丁美洲都反对。苏联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自杀，就是一种不满。中东战争不久，苏联召集了三次东欧国家会议，罗马尼亚不签字，也未和以色列断交。后来毛雷尔跑到中国要和我们搞全面经济协作。单项经济协作可以，全面协作我们不干。帝、修更加孤立。越南战争坚持下去。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像我们孤立，实际上他们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吋，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但是我们许多技术还未解决”。 主席讲：“还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地抓一下。总理批评‘四机部落后’，四机部要大大赶上去。” （四机部军管会传达）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据《粟裕画传》载粟裕笔记本记录主席交代： “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应抓一下，[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赴越作战高炮部队座谈会”名称据巩瑞波《毛泽东的贡献》。《国防科技工业概论》作：“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增加数量。” ———— ———— 1967年7月11日毛主席接见在我国实习期满即将回国的刚果（布）实习生2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 ———— 1967年7月13日下午主席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时： [毛泽东首先谈了搞文化大革命的总设想，接着对全国各地的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周恩来、萧华表示武汉几派组织斗争激烈是否暂不去，或者不去武汉到别处，游泳可去十三陵、官厅、密云水库) 毛主席说：]天下的水要算武汉最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到武汉取游水。（林彪劝以安全问题）没有关系的。（有人插话武汉比较乱）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三个小时后出发。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引陈再道1967年11月30日检查“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王年一《关于“围困中南海”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9期)： 1980年7月19日，戚本禹受审讯时说：“(1966年)12月份，‘北航’群众组织(按 ：指北京航空学院 ‘红旗战斗队’)揭发了刘少奇一些历史问题，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的历史，由谢富治负责审查。后来主席点名由康生负主要责任。审查到主席(1967年)7月分出去以前。在主席走前的一次会上，康生做 了汇报，认为刘主席、王光美的问题可以基本定案，但还需进一步审查。主席走，汪东兴跟去，叫我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 ———— ———— 1967年7月17日上午在武汉东湖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等开会时： [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 [谈到军管问题时]主席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谈到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主席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谈到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成人员名单时]主席说：四川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主席说：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 [当谢富治说到公、检、法百分之百是不好的时]主席说：不一定，有坏的，也有一些好的。 【[毛泽东对军队在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的头头是不满意的。他主张政府和当权者应当少抓甚至不抓，由群众自己去抓。他批评武汉军区的司令说：]“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主席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要陈再道检讨，能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他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主席说：不见得，【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注：钢派如工总]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对于武汉军区如何处理好两派之间的关系，采取什么方式]主席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样？（有人回答说，军训反过去了）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主席问汇报组的同志：“‘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答：他们提出，全线反击。)那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 主席指出：“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当提到群众提出“打倒陈再道、打倒刘培善”的口号时，]主席指出：“不要太看重。”并说：武汉各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广播了，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 主席还对谢富治、王力说，对湖北省、市委的干部，也要找一些来谈谈。】 【[在讲了湖南省的一些情况后]】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话题又回到武汉，主席提起1966年夏天横渡长江说：“整一年了，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并说，来前好些同志劝不要来，把形势说得很严重，沿途“一个鬼也没有扒车”。讲到这里，毛泽东感慨地说："无论哪派，都要抬我的招牌。”】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主席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最后主席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号听说有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四点才下决心来。 } 《毛泽东年谱》。【】内部分引自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 ———— 1967年7月18日晚七时半在武昌东湖梅岭一号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和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你们怎么样？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从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焦点就集中到军队的身上来了。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成都军区的错误严重。】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军事机关。】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1月28日，】“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4月6日】“十条”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程度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下了命令，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枪要集中保管。 【当中央文革成员汇报他们到过武汉哪些群众组织总部时，主席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王力答：我们都平衡了。)主席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嘛，你们打算怎么解决？”(陈答：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说：“方向路线错误这怕什么呀？现在你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错误。”（陈：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主席说：“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四个方面[注: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军区]要做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也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办法，【要有一点时间，】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 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要找市委、省委参加到里面的有关干部做工作。【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痛快快地改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忙了。】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嘛！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 【主席给陈再道说：“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发表之前，三方面（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陈再道: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出面讲话。王力：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毛主席说：“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中央文革]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讲到这里，毛泽东提出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做好思想工作。) (有人谈到“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似乎有点冷淡，也有点慌的样子。毛泽东说：“百万雄师”对中央文革的人去开会，不那么欢迎，告诉他们，不要慌，你们是群众组织嘛！不能说都是坏的吧。又说：“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 【谈到"百万雄师"内部很大部分是工人时，毛泽东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周恩来插了话：后来推迟3个月。）主席：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东湖宾馆）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油炸、全线出击哟，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如何解决武汉问题主席说：“你们主要还是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是广大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注:陈再道、钟汉华]出去，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周恩来插话：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还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周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注：可能指对湘江风雷的处理。]） 主席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声明发表后，问他们拥军是真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会检讨，不要开群众大会检讨，他们总是不满意的，发书面的检讨。】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 【主席最后说：“冲军区，冲了就冲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谈话结束时，他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人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周恩来当晚要返回北京，毛泽东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 《毛泽东年谱》。【】内部分引自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 ———— 1967年7月18日晚上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和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时说： “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王力反思录》，王力说主席称赞“钢工总”在水[电学]院修筑工事很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 ———— 1967年7月19日红总站代表来电报告康生、关锋传达毛主席指示： 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厅1967年8月15日《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大型座谈会》。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被批评。 ———— ———— 【以下一宗待整理，南巡前后讲话另有一些群众组织小报转印，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相关材料，另行整理】 1967年7月20日 毛泽东拆阅后，把我找去说："准备马上离开武汉，去上海。”因为这封信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妄图嫁祸于陈再道。 "准备专列还是准备空军的飞机？"我问。 "同时准备。"毛泽东果断地回答。 我们登上汽车后，毛泽东先说去火车站。当汽车行驶到车站，把毛泽东安排在专列上休息后，毛泽东又说乘空军的飞机走。 飞机爬上高空，平稳之后，毛泽东问我这架飞机是哪国制造的？我说，这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毛泽东又问，我们能不能制造？我说，我们想仿制，但困难不少。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 ———— 1967年7月22日上午 ，我即去毛泽东那里报告了周恩来电话里讲的内容。当时，毛泽东对如何处理武汉问题，考虑很多，提了几个方案。他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毛泽东想了想，说：这类事情已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设想：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是最好的了。 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就会调动农民，占领学校。 毛泽东感到，武汉的事牵扯的问题相当大，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严肃地说：派兵的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思考后，问我：有什么方法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北京有2万多"百万雄师"的人，做好工作派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拉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钟认错就算了。毛泽东感到"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 "武汉的问题"，毛泽东讲："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并没有下个死命令。"主席同意将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 12时30分，毛泽东又找我和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毛泽东说，因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毛泽东的看法是：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因此毛泽东主张周总理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回去会受害。 毛泽东想了许久，又说：三方面在一起谈，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毛泽东考虑再三，最后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毛泽东要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办理。 晚 毛泽东又一次找汪东兴谈武汉问题。毛泽东首先谈了他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说据他的接触观察，陈再道"头脑简单"，这时，他对陈的看法与过去比，有些不同。 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 ———— 1967年7月24日 到上海后，当即去见了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待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关系也好。"我回答说。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更实事求是了。 "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 "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我答。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25日 听毛泽东让汪东兴给周恩来打电话说：百万人大会，杨成武、汪东兴都不在北京，发表消息时要写上他们的名字。毛主席所以这样交待，目的是怕引起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在北京。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 ———— 1967年7月26日和杨成武谈话【见《毛泽东年谱》，略。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所载在“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后有“当时没有表，看月亮走路，正是八月十五前后的日子”。在“这件事[指81建军节]不能变”前有“娃娃们不晓得历史”。】 ———— ———— 1967年7月30日 周恩来在7月30日上午9时，在钓鱼台5号楼他的办公处召集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的任命和指示： 1．曾思玉、刘丰到武汉军区任职，军队内部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如何宣布，可以下一步办。 … 4。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 6．武汉军区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传达。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 ———— 1967年7月23日和杨成武、汪东兴谈话 21时，杨成武向毛主席汇报和请示返京后上海的工作安排、这时，汪东兴说：刚才接到北京的电话，中央文革决定后天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王、关和蒯大富、谭厚兰等返京。 毛主席说：他们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汪不参加，人们马上会猜到毛泽东不在北京。 毛主席便让汪给北京打电话，叫他们见报时加上杨和汪的名字。 《杨成武年谱》 ———— ———— 1967年7月对武汉事件的指示 本来军内的问题没有机会解决，武汉问题发生了，就有机会解决了，机会是他们给的。 全国都应该从武汉事件中学习。全国支持武汉地区，武汉地区的斗争推动了全国的工作。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也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这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 武汉一小撮人的叛变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 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江苏《全无敌》通讯1967年8月26日还收有： 现在乱得很，比去年还乱，到一定时候就不乱了。 ———— ———— 毛主席1967年7月至9月视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武汉、上海等省市时的重要讲话(1967年10月18日河南?翻印件） 毛主席在上海 据可靠消息，主席在没砸“联司”就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注：七月二十一日到九月十六日]，主席要来上海时，林副主席曾打电报给上海“警司”负责人，其电文中说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对主席到上海视察的消息，要绝对保密！保密！保密！保密！井且还说，安全是从保密中来的。现在我们将了解到主席在上海有关情况，报导如下： 首先我们要向大家报导一个好消息。 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每天散步多时要走一千多米，井且走的很快，一般人要小跑才能赶上主席。 主席一到上海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老人家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各种报刊，主席要亲自看，井且看得非常详细，连红卫兵小报主席也要自己看，对文汇报主席特别感兴趣，一出来主席总是一口气就把它看完，工总司送给主席的汇报材料，主席也亲自看了，看完后主席在上面批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主席还亲自观看了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电视大会，主席看完后说：这种形式很好，只有这样，教育意义才大呢！后来“警司”也召开了一个电视大会，主席同杨代总长也看了，后因主席有事没看完了就离开了，杨代总长看了说。这种办法很好，北京也有电视。回到北京后我们也要这样搞。主席在上海时，也看了怎样打砸“联司”的电视，因这上面会出现了两次“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主席就指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并指示把它去掉。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出来后，里面提到了军内一小撮问题，主席说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中央在沪首长根据主席指示就将这一指示传达给在京的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同志，总理就将这个指示几次打长途电话给浙江军区。 [中央]给武汉百万雄师的公开信也是主席在上海修改的，并在陈再道后面加了同志两字。主席还批了“九·五”命令。 毛主席总是和人民心连心，担负保卫主席任务的首长为了给主席更好的休息，就找了一个很清静的地方给主席散步、休息。这样一来，主席就经常跑很远很远，到服务员，警卫员中去，有时还跑到田间，向他们问这问那，还问服务员，你们中间分几派，及学习社论等情况。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张春桥同志来电话： 我陪毛主席到北京来了，新华社要发表毛主席视察华北、华东、中南、上海、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报导后，新华社会组织反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一重要指示就下在上海，对上海工人阶级提出的，上海工人阶级听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马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掀起了革命大联合的新高潮，毛主席看到报纸报导很满意，因此应该告诉工总司王洪文等同志应抓住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力宣传，这是毛主席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关怀、巨大支持。除此以外，他们自己有什么考虑也可以宣传，毛主席在上海视察时除了对上海工人阶级作了重要指示以外，对学生也作了重要指示，就是谈到交大反到底的时候说叫他们无条件地实现革命大联合，我传达给严步东了，原本想他们可以争取早些联合起来，但看了报纸，他们还是迟了一步，未能争取高校第一个联合，师院走在前面了，现在应该告诉严步东同志。向战士们宣传，我相信广大战士是会想通的。 最近张春桥同志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很重视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井提出希望上海掀起一个大批判的高潮、大联合的高潮，用实际行动迎接今年的国庆节。” 张春桥同志还说：“毛主席说，今年的国庆要隆重庆祝，庆祝大批判的伟大胜利，庆祝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胜利，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张春桥同志对毛主席说：“上海有些组织不能联合起来。” 毛主席说：“为什么联合不起来呀？” 春桥同志说：“以谁为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 主席说：“不要强调这个，要无条件，以谁为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王明、陈独秀他们也是强调以自己为核心，结果他们不是都失败了吗？” 春桥同志还说，对老造反派是十分爱护，认为他们有贡献，同时应肯定他们的贡献，凡是能保护的都应该保护，即使犯了某些错误，也应该保护，但是我们不能死保，是帮，是否保得住，要看他们自己，希望他们立新功。 张春桥同志在空军某部祝捷庆功大会上讲话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八日讲话摘要： 毛主席还说：看样子对红卫兵也要办训练班。现在不少红卫兵也是当权派，工厂企业不少不是原来的干部当权大部分是新干部。这些同志革命干劲足，闯劲足，造反精神强是好的，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水平还不高。还必须学习。 军队，地方干部都要学习，办各种训练班。每次时间不要长，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说：每次最长两个月。 对这件事毛主席很重视。毛主席最近在湖北、湖南、河南的军事干部，也有一部分红卫兵、一些犯错误的干部觉得，犯了错误，改得太慢，毛主席的接见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不少同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还睡不着。 这次视察，毛主席一路上了解了不少部队的情况。现在不少地方当家的是部队，军队的责任特别大，要学习、要提高、中央要依照毛主席这个指示按这个方针办。我们是否可以先办？训练班实际上是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再一点，主席在视察中，反复讲一个问题。就是军队上下级关系问题。解放军一向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是很好的，这是部队的传统。部队里有三大民主，有正确处理内部关系的作风。从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某些单位、某些方面受到破坏、有些领导干部比较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主席问：为什么有些干部群众那样有气，气从哪里来的？ 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起来反他，但犯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嘛！还有第二种，干部没有犯路线错误，群众也很有意见，这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房子好。出门坐小汽车，这也还可以嘛？但为什么要摆架子呢？见人就训、就骂。不跟人商量问题，不平等待人。这样就不行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骂人、训人。二年、三年，人家有气，遇到文化大革命，可找到机会了，好好地整一下。 毛主席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好好注意这个问题。调整好上下关系。我们部人有八个字，现在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也是毛主席讲的。不知道你们的空×[四]军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答：一样的）一样的，那我们就按主席指示改一改。免得有一年总爆发。 毛主席说：当连长当指导员还接近战士，营长以上就少了。对我们讲：你们的官大了，还说，做小孩的时候，听到一个连长就很大了，营长就更大了。战士跟班长熟悉，连长还知道名字，营长就知道姓，团长有的就不知道了，要特别注意上下关系。 张春桥同志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同志接见江苏代表时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一、主席希望今年年底基本解决十个省 现在全国形势非常好，成立了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还有八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基本方向定了。毛主席希望今年年底基本上解决十个省，其中主席提到了江苏，主席希望江苏问题能在年底以前基本解决，这是一种希望。主席提出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感到你们打得差不多了。华东还有福建问题也都希望年底解决，山东、上海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几天安庆发展得很好。浙江基本上解决，还有几个，几个局部地区没有解决，江西也解决了，我们这次到南昌看了一下很好，全省形势都很好，很稳定，全省发枪夺枪的一共七万支，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收回五万多，很快就全部收回。剩下一个江苏、一个福建，一个面临前线面临金门马祖，江苏在长江口也是前线，如果江苏问题解决了，对于上海生产、江苏本身生产都有很大好处。不能不想到这点。对于战备也是需要的，不能忘记还有敌人，既然条件比较成熟了，又是需要，我们觉得可以解决问题，是不是符合实际，请大家考虑，江苏问题是不是到了解决时候？ 二、究竟为什么分裂？ 主席说，上海形势为什么比较好呢？武斗少呢？开非是你（指张春桥同志）不去搞武斗，不去挑动群众，警备区也没有挑起武斗，北京为什么也比较好呢？无非是谢富治、傅崇碧不去搞武斗嘛！上海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军队三方面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局势始终比较稳。内部矛盾也是非常好的，几次要分裂，正确处理了，就解决了。 毛主席说，究竟为什么分裂？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裂成两大派？而[且]是你死我活的两大派？第一个原因就是有走资派操纵破坏，调查各地情况没有超出这个估计的。第二种情况就是造反派内部混进了坏人，这些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蒋特坏蛋，利用造反派某些错误搞阴谋活动，造反派内部，特别是领导人的私心杂念，以我为核心，争席位，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的就是想到以我为核心，一定要把另一个组织打倒，道理讲不过去就动武，动了拳头不行又动枪，反正要以我为核心。上海有一个大学有两个组织，彼此私下都承认对方是造反派组织，但是公开写标语，就骂你是老保，“铁杆老保”。目的就是以我为核心，主席说，核心不能自封。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群众承认的，不要自封为核心。劝这些学校联合起来。毛主席说，人家要以我为核心，我就不去争，我不要，还是你们（原文如此）遵义后，十年之久没有公开宣布毛主席是核心，在革命斗争中，后来是全党公认的，争核心有什么必要，抓政策正确，群众就会选你的。造成分裂就是三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操纵，一种是混进坏人，一种是造反派特别是领导同志思想问题多，造成不能联合，三种情况在一个单位可能同时存在。也有的是一种情况。整个南京江苏怎么样，我还没有深入调查，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究竟那一种情况。安徽把几个人问题一说就解决了，无非是刘秀山等几个人使得两派那么对立。这证明把黑手一斩断，群众还是要联合的。是什么障碍江苏问题解决？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同志们对情况熟悉。 三、毛主席视察三大区路上 处理问题探取的方法还是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一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这个方法是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形成的光荣传统，从井岗山古田会议，就采取这个方法。毛主席说，现在有人看古田会议决议不知道批评的谁。那时候连名字都没有点，问题就解决了。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战胜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后来形成了一个概念：团结—批评— 团结。最近一个时期，毛主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这次出去有一段路上坐火车，车上有三派，毛主席找三派谈了话，详细听了他们的辩论，三派在主席面前辩论了二小时，主席说，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你讲干什么？不要讲对方缺点和错误，专讲自己的，这一点可不大容易。因此等到他们从主席那里出来，到我和杨成武同志车厢来，还是互相指责对方是老保，其实实在没有原则分歧，有些是非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不妨碍联合。同志们，联合了还会有原则分歧嘛！是不是遇到原则分歧就分裂呢？我想请同志们到北京开会，每次开会之前就要读毛主席语录135页这一段，反复学习一下好不好？尤其这一段括号内“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最重要（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实行这一条最高指示行不行？（众：行）不见得，主席这段话是43年写的，但开会从来不念这段，因为念了就打不起来了。希望大家念。虽然不能完全作到，对自己总有些约束，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各方面只批评自己，表明自己有团结、联合的愿望。这样是不是不讲是非了呢？要看是大事大非还是小事小非。如果停留在原来观点，老是不改变。那你恐怕很难联合。特别要去掉私心，还是刚才所讲的。我们在列车上。我和三派分别作了工作。一直作到离北京还有三个小时了，我说，离北京还有三个小时了。你们还不能达成协议吗？主席同一个省谈不到二小时，跟你们谈二小时还解决不了。你们可去怎么交待。他们一想的实无法交待，就在离北京还有不到三小时的地方，联合起来了。他们联合起来了，就问主席报喜。主席说，我祝贺你们，我送你们四个字：斗私，批修。斗私就是斗头脑里的私，自私自利之私。因为私心去不掉。无法达成联合的协议，达成了过一时候还会破裂。把黑手斩断，把坏人清除。如果造反派内部特别是领导人私心太重，大联合是巩固不下来的。斗、批、改也没有人搞，三结合兴趣不大。有些人对三结合兴趣不大。他已经是掌权的，三结合麻烦。有些单位，不愿意结合干部，干部参加了又要受他领导，不干。也不愿意军人参加，因为参加了就不能独断专行，私心重，扩大一点派性重。党性抛在一边，不顾大局，不管阶级根本利益，那一直闹到什么时候？尽管总有一天解决。批修就是搞大批判，斗私和批修是互相联系的，要把修正主义的一套、刘邓陶的一套彻底批倒批臭。在江苏首先是解决大联合的问题，大联合是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为革命而联合，为批修就应斗私，只有斗私才能批修，互相影响，互相联系。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看能不能解决得好一些。 四、毛主席接见军队负责同志 ……希望大家本看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多想一想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多想一些对方的长处。这样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革命大联合。对军队同志们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希望军队同志倾听大家的意见，也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因为是军管嘛，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改了就好嘛。这是毛主席的方针。毛主席昨天接见了军队负责同志，就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不少来的人。犯了错误情绪很低，毛主席看望他们，对他们很大鼓舞。只要认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改了就好了。这是毛主席的态度。我们要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过去有功勋，有功劳，有战功，今后打仗还是要靠他们。 五、毛主席谈许世友同志 顺便谈一下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因为南京贴了大标语要开大会，喊打倒许世友的口号，我们觉得这个口号是很不适当的，是不符合实际的。指责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这就不符合事实，许世友同志从来没有反对过我。至于在四方面军，那是张国焘的问题，由张国焘负责。在延安是罗瑞卿把许世友押起来了，是主席下令放许世友的。你们有些传单完全是胡说。事实正相反，完全颠倒是非，主席说，一点也不符合事实。（康老插话：许世友同志很坚定站在毛主席方面，在解放战争中我同许世友同志在一起，我是他的政委，一系列战斗，打济南、打兖州也好，淮海战役他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方面，这个人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党的同志，我向同志们介绍，可以列举很多例子，许世友同志不仅不是反毛主席的，相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反对彭德怀、罗瑞卿斗争中，都是站在毛主席方面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头一个阶段有些缺点和错误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但许世友同志有较正确的认识，他说部队的错误，包括南京军区的错误，我主要负责，他向中央表示，我现在身体不好，只要有可能，我可以去检讨，中央现在批准他去休养。（康老：许世友同志一贯反对江渭清的）梁、吴、杜三同志出来，许世友同志是支持的，你们是支持的，为什么看不见呢？他能够支持梁、吴、杜，反对江渭清是不容易的，他批评浙江军管会三点是完全正确的。许世友同志严厉批评死保李葆华的严光也是正确的，有传单根本不是事实，甚至完全相反。有传单很坏，攻击田普同志，说她是江苏的王光美，到北京搞夫人外交，把叶群同志、江青同志骂进去了，我也骂进去了。任何人都可以向中央、中央文革送材料嘛，我不知道传单的作者是什么立场，什么感情，把毛主席、林副主席说成什么了，南京那个造反派也没有批驳过，我看了非常生气，把我们党搞成什么？那里象造反派的样子，希望大家对许世友同志有正确的认识。 [摘录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在上海，见过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红光满面，步履尤健，身体非常健康。 我们经历了“一月风暴”和“九月高潮”，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 一月革命的经验，主席总结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九月份毛主席亲临上海，对工人阶级、红卫兵的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使上海的大联合达到了高潮，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使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徐景贤同志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上的讲话传达） 在讨论训练干部的问题时，主席讲：现在红卫兵都当权了，不训练也很难办，可以开训练班，这个事情跟红卫兵讲一讲。他们还很年轻，容易犯错误，他们犯错误像列宁说的，上帝还是会原谅的，我们犯错误就不行了。训练可以人少一些，深谈一下，一次不行两次，可以多谈几次，要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 主席对红卫兵很关心。你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几个负责人在一起多谈谈，不要急于一次谈成，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没诚意，帽子很多。主席跟我们讲：如果在七大，不用整风方法把大多数团结起来，革命就会受损失。告诉那样争名争地位的人，在七大选举，有的人争中央委员，有的人反对王明当委员，但主席提名叫他当。主席说：不当中央委员不见得是坏人，当中央委员的不见得都是好人。王明就是坏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八大时很人多不同意王明当中央委员，主席仍提名。把那些反对你但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一道参加工作也没有什么坏处。主席讲：革委会也可以叫几个保守派进来嘛。 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把人关起来不是办法。有些人应该让他们活动，他们总是要走到自己的反面的。斗争会要允许斗争对象讲话，允许人家答辩，不要不让讲话。主席总是讲：让人家讲话嘛。有的造反派讲，我们是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所说的那样做的。主席跟我讲过：那是对付地主阶级，现在对于部，同对付地主阶级不一样，对干部应允许答辩，允许他们讲话，包括陈丕显，曹荻秋。主席在上海看过电视斗争陈、曹大会，没戴高帽子，没挂牌子，比较文明，主席很满意。主席还说了，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讲完呢？人家还没说几句就喊“打倒”，……允许人家把话讲完，然后再反驳，真理是在我们手里嘛！ 你们提口号要留有余地。动不动就发勒令，“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例如对付刘、邓。如果他不出中南海怎么办？你们自己毫无余地。过去我们曾对美国发出一次通牒，没有通过主席，后来主席就批评说：发通牒干什么？不照办怎么办？ 最难的是教育革命。主席在去年七月份就讲学校斗批改要靠同学自己搞，最近主席要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拿出一些典型经验来。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九日召开上海高校负责人会议上传达） 有的头头私心杂念重，根本不顾国家利益，争核心、争名称、名位、名次，不是按照路线比较正确。上海交大反到底兵团就是这样争，主席问我和姚文元：这个大学不是一月风暴不错吗？现在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劝他们不要争了，核心有啥好争的？核心总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东北三省代表团时，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传达） 主席在上海看了怎样砸上柴“联司”的电视，上面两次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主席就指示，提“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要去掉它。 主席在上海视察时，除了对工人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外，对学生也作了重要指示。就是在谈到交大“反到底”时，要他们“无条件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国庆社论改引如下：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张春桥同志九月二十五日对上海市革委会的电话传达） 毛主席在关键时刻指示： 把“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改为“团结一一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一团结。” （徐景贤同志九月十九日在党校传达）] [张春桥在1967年9月6日中央首长接见各省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时传达: 这一次主席出去到华北、中南、华东去视察，我有机会随行。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文化革命作了很多很重要的指示。中央的同志要我在这里讲一讲。因为我当时没有作记录，只能凭我的记忆讲，同时，因为我水平的关系，也可能领会有错误。 第一，讲一下形势。 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毛主席估计是这样的，七月、八月加九月中旬，全国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发展。这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是从地区上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七个省、市：北京、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青海、贵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前一段斗争非常尖锐，经过中央一个省一个省调到北京来开会，讨论问题，最后达成协议，作了决定，这样又是八个单位，包括内蒙、四川、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甘肃这样一些单位，加起来就是十五个。今年还有三个多月，如果我们经过努力，再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还有可能解决十个单位。这样，在今年就是说可能有二十五个左右的单位问题可以得到基本解决。当然不是说没有问题，问题还是有，但基本得到解决了。这是可能作得到的。另外，形势好的再一个方面，也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就是群众的发动情况，毛主席到各个省、市都问了工人发动的情况，学生发动的情况，街道居民和农民发动的情况，毛主席特别对有些同志在汇报时讲到很多地方在家里辩论，一家人分作几派，过去到一块是谈闲话，现在到一块不是谈闲话，而是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姐妹两个争论很厉害，夫妻两个也争论很厉害。这标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样深入，这样广泛，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达到的。形势非常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是讲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这个问题对各个省、市都谈了，问了各省、市的情况，都证明毛主席的这个估计非常正确。 第二，讲训练干部、教育干部问题。 就是我们今天开会到会的同志，到北京来学习，这个办法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对军队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那是作了充分估价的。没有人民解放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有象刚才讲的这样好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功劳。当然，因为没有经验，因此有一些同志，在一部分省军区、一部分军分区、一部分人武部，在这一些单位里边，有部分同志犯了错误。对待这样一个问题，主席很关心，反复问，各个同志是怎么样犯错误的？为什么？总之很重要的一条，毛主席说：因为军队干部没有受到教育，没有经验，所以犯错误了，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对大多数同志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帮助他们，没有进行训练，教育不够。所以，要进行训练。训练的方法就是开会，实际就是学习。训练班这样的会，各个省都可以到北京来开，但也不只是到北京来，因为全国这样多的省、市，都到北京，轮过来时间就相当长。没有轮到以前怎么办？在本省，省军区、大军区也可以办这样的训练班，把部队干部进行普遍的训练教育，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进行学习。就是在北京开了会，回到本地以后，因为人的思想还会有反复，在北京开会思想通了，回到本地遇到一些事又不通了。回去以后，还可以找机会办训练班学习。这种用开会的方法来对我们的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教育，这一条方针是定了的。来开会的人也不能只是犯过错误的人，犯了错误的，没犯错误的，表现很好的同志都应该来开会，很好学习，交流经验。毛主席说：不但军队应该这样学习，地方干部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方法，不只是干部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对各方面（如工人造反派）也应该办一些学习班，训练班，帮助他们提高。这样，就可以使广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过程里普遍受到教育。毛主席说：现在，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就是对干部用教育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面要扩大，缩小打击面，受到打击、受到处分这个面应该很小。有些同志他们思想一时不通，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想。对那种方法，用喷气式、挂黑牌的方法，毛主席、党中央从来都是不赞成的。在这次视察中，主席又讲，不赞成。我们应该按照我们党和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矛盾。这样，就把教育面扩大，使广大干部受到教育，得到提高。这是第二点。 第三，主席在视察中，谈话中提出上下级关系问题。这是从某些同志被斗争，包括戴高帽子、挂牌子、挨打。我刚才讲过，毛主席、党中央从来是反对这些办法的。但为什么尽管中央反对，他老是这样用呢？需要研究一下这个原因。看起来，一个无非是我们有些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了，愤怒，因为整了他嘛，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要出气。但是更值得我们考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有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多了，房子住好的，出门坐汽车，这四点还是允许的，但是还有一点，为什么架子大了，摆架子，遇到问题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对待下级、对待群众。毛主席还讲：我们连长、指导员还经常碰到战士，一当了营长，与战士距离就远了，从一个老百姓来说，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当了营长就是不得了的官了。主席讲：现在有些干部官很大，不是职务高了，而是架子很大，不是平等待人，而是非常喜欢训人。在视察过程中，主席几乎都问了：你怎么样？是否喜欢训人？这个问题，主席非常关心，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的干部仍然脱离群众。群众为什么对干部那样整？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你老是训他，一年三百六十天好多天得不到机会，得到这个机会就狠狠整你一回。要很好注意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把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主席说：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是讲的对立很严重的情况下。三八作风八个字，在我们现状有这么一个情况。不是很完整的，不是按照八个字来培养我们的作风。主要是在上下级关系问题上。]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1967年10月16日《文革通讯》第150期载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9月29日与上海高校负责同志座谈时说： 张春桥：主席看了斗陈、曹的大会后说：”上海没有罚跪、戴帽子这是好的，但不要一讲两句话就呼口号压下去，让他们讲么！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 ……主席九月九日给我们任务，（小中大学）都要搞出个经验来，联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教育革命。 ……关于”斗私、批修“问题刚刚文元同志也谈了，这四个字很概括，这里面包括很多内容，大家[要]很好考虑思索，现在还在争席位、名次的头头不要搞了，真正核心是在群众斗争中形成的，党的历史也有分伙的，五四、陈独秀、李立三。主席那天说：”在遵义会议上，我还对张闻天说：你当核心吧！因为你想当核心。“事情往往是这样，不争核心的人后来都成了核心。 关于你们现在正是容易犯错误的时候，这句话是这样的，是在主席家门口对我们说的。（在家里谈红卫兵问题）主席说：”最好开小会，十人、八个人，得谈一下，人少一点谈，一次不行，两次，你们要用犯错误的经验告诉他们，犯了错误怎么办？“主席对小将、红卫兵很关心，我们希望红卫兵把毛主席处理党内矛盾一些最好方法和思想学到手。主席说：”要告诉那些争名、争地位的人，不当中央委员的人并不一定是坏人，当中央委员的人并不一定是好人。如果你知道那人不好，但群众看不清他，他还是上爬，直到群众看清他，抛弃他为止。“主席说：”你们那个市革委会里加几个保守派委员怎样，这有什么不好，这样可以听听反面意见，提高识别能力。“主席过去到上海总说：左派我不一定找，听几个右派讲事，如周谷城。}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1967年10月16日《文革通讯》第150期载张春桥1967年10月7日在上海工总司斗私批修誓师大会上传达： 上海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形成时，毛主席正在上海，主席听到非常高兴。我和姚文元到北京后就请示毛主席什么时候回上海，当时有的主要负责同志说中央工作忙，不要回去了，但主席说：上海工人阶级大联合，你们还是回去，与上海工人阶级一起欢度国庆。这是毛主席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最大关怀。 ……主席说，现在有一种东西很不好，容不得人家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打倒。对别人犯错误要作新的帮助，要学会等待，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讲原则的，原则分歧不能调和，但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帮助态度。现在你们造反派当权，难道就那么正确？我看不见得。如果你们造反派犯了错误也打倒，那行吗？主要分清两类矛盾性质，如果坏人篡权，那就不行。现在造反派是好的，也有错，就帮他改正，这样才不至于使坏人把水搅混。 在巩固革命大联合时要推进革命三结合。上海大部分单位没有搞三结合，希望今年能把各级革委会建立起来。如果完全要靠造反派当权，很吃力，好同志犯错误，就要解放他们。结合的干部要大胆使用，要放手让他们工作，现在有人担心，不放手，怕他们出毛病。最大的危险无非是这些干部重犯错误，那也不要紧。主席说，屡教不改，坚持不改的要打倒。这就说明，允许他们犯几次错误。没有干部和青年一起工作，青年人可能要更多的犯错误。主席在视察期间，问到一些同志，问他们有没有犯过错误，有没有挨过整？他们回答，没有。主席说，不犯错误是弱点，犯了错误就有经验。大家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最近提出斗私批修，要大家抓好思想工作，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抓政治思想工作很危险。北京有好几个军事干部在学习，他们有好多人是犯了错误的，主席接见了他们，他们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站队错了，帮他们重新站队。主席接见他们，他们很威动，满面流泪。犯错误干部也要学习。 ……精兵简政，主席说人要少，机构要精简。解放战争时，党中央人很少，党中央只有主席、总理、任弼时，还有两个助手，加上一部电台，几个新华社记者，一个警卫连，就领导全国战争。不能靠人多，要靠路线正确，要联系羣众。现在市革委会人多，机构大，要多下去一些人。现在坐小汽车的人很多，这是很危险的。解放初期，我们干部很朴素，没有几年就不行了。中央在五二年发动搞“三反”、“五反”，我们总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再要中央发动搞“三反”、“五反”吧：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老是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我们不提倡驯服工具，反对奴隶主义，但要有自觉纪律，造反派要做出模范。} [张春桥1967年10月16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会上传达解释： 主席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大联合问题的指示，很早就提出来了，应该说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上海，是在别的地方谈的。但是那个时候，听到的人没有领会主席这个指示。我自己对主席关于 "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 的这个指示，也不是一开头就理解的。因为主席的作风很民主，他一个问题提出来，总是反复地找人商量，最初我听到他的意见时，我以为是找我们商量的，并不一定就要下决心这样做了。所以谈了一次、两次、三次，拿我来说，总还以为是在跟我们商量。其实，主席早已在反复考虑，在作调查研究了。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在上海，因为没有出来工作，所以也没有和上海的同志谈。到九月初，我第一次出来和上海的同志接触了，找工总司同志谈话，就向他们谈，主席有这么一个指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对主席的指示接受很快，立刻就行动了。 ……在二月底，主席说二、三、四、五月可以看出眉目。这一句话，不晓得同志们你们是怎么理解的，我最初对这句话的理解和现在的理解就不完全相同。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就觉得二、三、四、五月看出眉目，就是指的各省各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我们上海市把区、县和各基层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这就叫见眉目了。我最初是简单地这样理解的。后来看看不对，所谓见眉目，根据我现在的理解，根据主席最近他对形势分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是指的在我们全国范围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究竟是哪一方面占优势，哪一方面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问题。所谓见眉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已经可以说取得了胜利。 ……上海在这一段，我们感觉到形势也是很好的。七、八月份上海有点乱了，我看也是好事。我跟很多同志讲过，我也向毛主席报告过，我说我总觉得上海的夺权太顺利了。你看我们这个地方，一月革命以后也没有发生过两大派的对立，也没有很严重的武斗，武斗也顶多动动拳头，也没有开枪，你说是不是太顺利了？这样子也可能有个缺点，因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好处嘛上海比较稳定，缺点可能有些毒没有放出来，不定哪个时候，身上又长个脓包出来。毒没有放够，因此，一月革命，有些东西也可能掩盖了。因为上海造反派力量比较强大，什么东西一露头就被打下去了。我说这一方面是个好事，但也可能是个缺点。人家要露头嘛，就让它露出来嘛，我们有点心急，刚刚露一点就把它打回去了。 ……毛主席说，上海的形势所以这样好，主要是上海的工人阶级起了作用，因为上海的工人阶级比较强大，有斗争经验。主席还讲，现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这七个单位，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比较稳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城市的群众、军队、干部的关系比较好， " 三结合 " 比较好，所以比较稳定。 ……"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 。同时，主席分析了原因，为什么现在会分裂呢？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动、操纵。第二，就是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他现在就是在那里当头头，有的不是头头，但是他起重要作用，在幕后策划，这是极少数，但是有。还有第三，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主席是经过了充分的调查，他调查了很多单位。我们也向主席报告过上海几个工厂学校的情况，都是这样，基本原因都是这三种。或者三个同时存在，或者有两条，没有什么例外。 ……还有个 " 以我为核心 " 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说几句，因为上海报纸用过一个 " 无条件大联合 " 的说法，引起了一些争论，有的同志甚至怀疑，《文汇报》篡改了主席最高指示，非要 " 炮打 " 不可。我觉得《文汇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不够谨慎，但是你要说他们完全恶意的篡改，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你说一点也没有影子吗？也有一点，只是他们的理解出了一些偏差。因为主席提 " 以我为核心 " 时，是在上海一次跟我们谈话中间讲的。讲到上海有个大学，那里两派的情况。我想就讲清楚吧，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因为毛主席对 " 反到底 " 兵团记得很清楚，问我们：这个 " 反到底 " 最近怎么样？因为 " 一月革命 " 中间他们是有过贡献的，而且起草《告全市人民书》有交大 " 反到底 " 的人，主席还记得，他就问这些同志怎么样？交大文化大革命怎么样？我和姚文元同志就向他讲了。讲的中间，我们就说：交大有这个问题，别的单位也有，就是都在争以谁为核心，这个大联合，都强调 " 以我为核心 " 。就以这为条件，如果不承认 " 以我为核心 " 这条件，就不能实行大联合。主席了解这个情况就讲了文件上写的这一段话：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讲了王明、博古等等，我们党的历史。然后就劝他们 " 无条件的联合 " 。这个地方讲的是交大，交大的条件就是 " 以我为核心 " 。那么 " 无条件联合 " 呢？就是指的不要拿 " 以我为核心 " 作条件，不能普遍地都叫 " 无条件 " 。这句话用在交大那是完全对的，用在某些单位也可以的。有些单位争的不是原则问题，不应讲这个条件。讲条件干什么，讲那种条件呀，说你要给我两个席位，什么 " 二比二 " ，什么 " 四比四 " ，争那个东西，不答应那个条件就不能联合，我说这样单位也应该无条件联合，不应该讲条件。但是不要普遍地讲 " 无条件 " ，因为有的地方要讲有条件，比如说，双方的分歧很大，有些是非如果不说清楚一点，联合起来不巩固。那与其那样急急忙忙联合，还不如双方坐下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好好地交换意见，把一些是非说一说，然后联合起来。但是这些是非也不要求搞得那么彻底干净，那也不可能，彼此了解了，接近了，能联合就联合。因为在联合过程中，在今后斗争中间，还可以继续考验嘛。这是革命大联合里面 " 以我为核心 " 的问题。 ……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了，主席到处讲这个话。一路之上几乎每一次接见各地的同志的时候都是问：你怎么样？你犯过错误没有？大家对这句话，答复一般都是说有错误，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过去没有犯过错误。主席接着就问：你挨整没有？有的同志说，我没挨过整，主席说，这是你一个缺点，有的同志说，我挨过整，主席说，那你这个人可以，你挨过整，好。因为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啊，挨了革命小将一些整，到现在还一肚子气，我说，你那一肚子气应该消了，对于工人造反派，对于红卫兵小将，有什么气可以要记下来？你们在哪儿记仇啊？不要再记这个了，应该想到是大有好处，整一整，好处很多。有一个省的一位省委书记，他那时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那整他整得好苦了，现在他站出来了，那一天主席接见的时候，就问他，你怎么样啊，叫保守派关了四个月，一点好处都没有呀？那个同志的精神面貌很好，他说好处很大，大有好处呀！ ……现在有些机关人还是比较多，这个只能逐步地来解决。我们的方向应该是精简。毛主席对这个问题很关心，问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多少委员？有多少工作人员？他觉得人还是多了，应该少。现在的困难是一下子没有地方安排。那我们逐步地创造条件。在没有安排以前，机关还要积极搞斗、批、改，不要每天在那里想呀， " 斗批走 " ， " 斗批散 " ，因为你走也走不出中国，还是在中国，你走出去还是要革命。在那里一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认真地考虑一下，究竟应该怎么样斗、批、改，怎么样改，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机构，还要适应上海的革命需要，哪一些是需要的，哪一些是不需要的，哪一些制度是要改的，有的是马上可以改。市一级的机关，市，区，县，工厂的厂部、车间这一些机关都应该精简，都应该接近群众，接近实际。 ……有一些小将自由自在惯了，他们用不到请示。毛主席说，要告诉红卫兵小将，说有些重大事情，还是要请示一下好。说如果你们请示了，我们可能答复的，在答复的时候也可能答复错了。主席很谦虚，说也可能我们答复错了，说答复错了末你们办错了我们也可以替你们承担责任嘛。因为现在有些人，很重要的事情不请示。希望我们大家都要考虑一下，一些重大的行动应该请示。]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1967年10月27日《文革通讯》第167期载廖政国同志对《解放日报》记者谈毛主席在上海视察情况： 毛主席身体很好，困[觉]也好，饭量很大，工作也很紧张。散步步子稳健，快。好多同志看到，矮小的同志跟不上，要小跑。 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精神非常充沛，健康。这是世界人民最大幸福。主席在上海近两个月，正是上柴联司搞得最凶之际。 过去好多工作受刘邓封锁，现在直接领导，主席在上海，电报、文件亲自审阅的，看得非常多，报纸、小报等不是一般地看，一来就看，总是看完的。 对警卫同志、周围同志总是非常慈祥、亲切。主席招手叫他们过来，对服务员、炊事员等同志问长问短。 对部队也是非常亲切关心，这次从上海到武汉，是南京军区江腾蛟陪同的。到了武汉，主席对江讲：“现在你可以回去了。”非常亲切，并讲：“我走得很急，很仓促，未找一些同志谈谈，与廖带了信，代我问好，下次有机会，再谈谈。”在主席旁边的是汪东兴，他跟主席20多年了。汪讲：“这次在上海，向为主席服务过的同志问好。”主席点点头。 主席讲：“这次在上海很满意，上海很静，很好！” 主席在上海视察时，直接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重大政策问题都到上海来向他汇报。主席在上海很注意看上海报纸、小报、传单，看到许世友反毛主席。主席讲：“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小报上揪许世友、杜方平，主席讲：“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这时总理来电：表态保。主席讲：“《红旗》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中央的拥军爱民号召，主席也在上海作修改。 中央给武汉的一封信，林副主席批示的，送主席处，其中陈再道“同志”两字是主席加的。不准抢枪的命分，也是主席批的，添了一句“可以还击”。 主席在上海看了批斗陈、曹电视：“假检讨，真反扑。”主席很满意说：“这是说理斗争大会，教育意义很大。”也看了三军斗陈、曹大会，看了一半。上海攻联司的电影也看了。 主席在上海作了许多指示，看到江西一个报告：枪支被抢。主席讲：“我不信，不是抢的，是人武部发的。”（明抢喑送） 主席在上海时，（是）全国武斗最凶的时候，主席就讲：“形势空前大好。”主席站得高，看得远。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也是在上海讲的。 “提出以我为核心，这很蠢。”也是的。 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是主席看了修改的，评价很高。讲到武斗，主席一贯反对的。也包括“喷气式”。} 毛主席看了《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后，批了四个字 “还我长城”。 九月四日吴法宪××接见三军革命派时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 历史上犯错误的人有两种：一种愿意改正的。对犯错误的同志有两条：一条本人愿意継续革命，另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的就很危险。白衣秀士王伦、赵太爷不准许人家革命，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也是不准许人家革命。结果自己的命被人革了。历史上犯过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大多数都能改正过来，一条是自己改，一条是要人家帮助，要有欢迎批评的态度。除极少数人，如陈独秀、戴季陶等人外都是可以改正的。不要把成绩当成包袱，只要虚心一点，不摆老资格，就可以改正错误。 毛主席在浙江 [注：九月十六日。]最近，毛主席带了杨代总长，张春桥等同志到杭州，视察了浙江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浙江人民和军队的最大关怀、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毛主席身体很健康，精神很好。到杭州只休息了一小时，就召集了省军管会负责同志谈了浙江的文化大革命问题，[被接见的有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等，参加接见的还有杨成武、张春桥、吴法宪等，]谈了两个多小时，作了很多指示。毛主席对浙江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很了解，并详细问了舟山文化大革命情况。 毛主席还详细地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对军队的问题问得很仔细。 当陈励耘政委汇报，“空×[五]军党委已作出决定，向××[二十]军学习时”，毛主席说：“你们空×[五]军支左很有成绩嘛。” 当南萍政委汇报××[二十]军进驻杭州后，党委作出向空×[五]军学习的决定时，毛主席说：“你们××[二十]军支左也不错嘛，你们要互相学习。” 当南政委汇报到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斗“走资派”还戴高帽，罚跪时，毛主席说：“不能象对待地主那样，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我是一贯反对这样做的。我们有光荣传统！可以通过团结一批评—团结。” 毛主席对南政委、陈政委说：“你们要向群众学习。[不要架子，]要放下官架子[，什么事情都是群众创造的。]”并对吴法宪同志讲：“飞机还不是战士打下来[的嘛]！” [主席对南萍说："金华转得很好嘛！" （据悉毛主席曾于九月十六日视察了金华。）] 毛主席对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很满意说：“这样发展下去，在春节前后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眉目来了。” [接见开始时，]毛主席接见南政委时，还讲了唐朝的一个故事，“姓南的是怎样来的”{，说姓南的很少。}[注：南姓改为宇文?南霁云?]。休息时，南政委给毛主席点烟，毛主席风趣地说：“我自己来，我要自力更生。” 毛主席在江西 旭日东升，光芒万丈，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清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来到了南昌。山河添色，日月增光。毛主席来江西视察，是对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井冈山人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是全省两千三百万人民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当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同志，作了非常重要、非常英明的指示。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余立金同志。程世清等同志向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亲切和蔼，谈笑风生，边听汇报。边作了极为重要指示。 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说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五万]多支枪时。 主席说：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 答：军分区、人武部给保守派发的。 主席说：噢！ 接着汇报抚州问题。 主席教导说：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使人相信，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 主席亲自点了这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南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说：从这一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 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 答：定了。 主席问：批了吗？ 答：总理批了。 主席教导说：噢，性质是叛乱，是总袭击[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主席的思想、政策在江西广大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作用时。 主席教导说：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当汇报到吴瑞山他们封锁主席的指示，不告诉我们时，主席听了点了点头，笑了笑。 接着汇报了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公布之后说他知道主席说话了，认识到自己错了，在八月二十四日在×××[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我们指示要保王景义。 主席教导说：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主席问：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 答：还没有来。 主席说：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 答：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不成。 常：他们想要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承认。 主席说：噢。 主席又说：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讲刘培善、林忠照罪责难逃，没有吴瑞山。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 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 当汇报《32111》已经基本瓦解时。 主席问：听说有些散兵逃到广昌、宁都，结果如何？ 答：已经散了。 主席说：噢！已经散了。 当汇报造反派对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报复情绪时。 主席教导说：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这些，（指黄、刘、郭）造反派的群众，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完全听。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一个喷气式啰，这不好。 主席问：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 答：有个南昌钢铁厂。 主席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铁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 答：收复了。 主席问：庐山有个姓楼的吗？ 答：有，叫楼××[绍明]，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主席问：这个人是那一派的？ 答：是保守派。 当汇报前一个时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去，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 主席说：噢，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止是江西。 汇报夏绍林的问题时。 主席说：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 汇报李胜的问题时。 主席说：李胜就不用汇报了。[李胜变成了李败。] 接着，主席问：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 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 主席问：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 答：通了，公路，航运也通了。 主席问：江西还有没有集[注：一作“江西还有没有区”]？ 答：大县还有，小县没有了。 主席说：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呢？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象好一些。 答：多数人比较好。 主席说：还有钟福昌吧？ 答：现在改名叫钟光。 主席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 主席问：你们回来多久？[指黄、刘、郭] 答：一个月了。 主席教导说：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儿。一个一个地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了，让他们自己去考[注：“考”一作“吵”]，看考出个什么花样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考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指联络站）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 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这时当汇报到汪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了。 主席教导说：把汪明远又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紧了。 主席又问：黄知真、白栋材怎么样？他们有无希望？ 我们汇报了黄、白的情况。 主席：如果能保，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张春桥同志插话：原来省委把黄知真摆在第一线。 主席：我看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 主席又问：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来保自己？ 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主席教导说：干部垮掉这样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张春桥同志插话：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南昌串连。当汇报到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 主席教导说：那里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说是垮就垮了[注：一作“索性垮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当我们汇报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 张春桥同志插话：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右了。 主席教导说：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巴、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哪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一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认识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同志在井冈山当兵，后来到了这里[注：应作“后来带了一个旅”]到陕西以后我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那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才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一定认识很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只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也只知道某某团长，某某师长，某某军长，也叫不上名字。我还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汇报支左部队被保守派打了四五百人时。 主席问：有没有死亡？ 答：部队进驻抚州时，在路上遭到夏绍林他们的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的都是头部和胸部，牺牲五人，五十六[注：一作57]人受伤。 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密码、电台搞走了，主席听了很惊讶，啊了一声。 主席说：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 接着，问陈昌奉同志，你们那个师有多少人呀？ 陈答：（略）[×××多人] 主席说：是个小师。 当汇报××[67]师李文忠排[6011部队四排]的支左爱民事迹时。 主席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青。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啦？ 答：现有十七个人。 主席：江西还站出来一些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这时主席还问了黄先、刘瑞森、郭光洲同志是哪里人，当郭光洲同志回答是吉水县人时， 主席说：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文天祥是吉水人。 主席教导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 答：有些留下在地下活动。 主席教导说：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主席教导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气]就很大，遏止不住，[龙潜（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了，也不雅致嘛！戴高帽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叫军区、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教育。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 杨成武同志插话：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 毛主席教导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三级干部会议，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不行。江西多少个县？ 答：八十二个县。 主席教导说：可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两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准备在十月间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 主席教导说：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期不行，可以训练二期、三期[注：“期”一作“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这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一训，就转过来。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改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啦？ 答：红卫兵抓刘培善、吴瑞山、林忠照，还有人到福建去抓×××[倪南山?]。总理叫我们打电话叫回来。 主席：你们打电话也不一定灵吧。 主席教导说：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来台，要使他们改正错误。你们现在有理，但做得过分不好。 这时汪东兴同志说：现在十一点半了，谈了一个半小时。 主席说：就这样吧！ 毛主席在湖南 九月十八日毛主席来到了长沙，并于当日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湖南省革筹小组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余立金同志。接见中，毛主席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当汇报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立足于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进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它为中心。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造反派了嘛。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主席说：这也是一个经验。 谈到极“左”思潮时，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主席算了一下，湖南军队两个月没有拿枪）主席说：开大会军队可以武装参加。]有人请示解放军游行可不可以拿枪时，主席说：过去军区派巡逻队，摩托车出去，{造反派设关卡}被拦住，没有威信嘛。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是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主席说：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到：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哪里？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他有高血压。 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大精简。）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主席又说：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军队的、党的机关都要训，]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的红旗军问题时，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世界上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该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要搞起采。（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主席说：开会也是训练。]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五百}万条枪。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张春桥、杨成武向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传达毛主席指示的精神： 一、{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二、主席反复讲：主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有一批，大联合了过国庆节。 三、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火了。（张春桥同志插话说：上海斗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这个会上允许本人申辩，但是别人插话多，主席说：这还不够。）陈再道被斗的时候，挨了一下打，主席很不高兴。 四、你们要注意，不要人家一检讨，就说人家是假检讨。 五、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是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主席很注意这件事情。河北省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将来还会有个大翻案，浙江省对省委和军区处理干部很慎重。革命委员会有几个保守派也没有坏处。有的人群众有意见，先打倒，以后再扶起来不要整得太苦了，人家犯了错误已经痛苦了，你还是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张春桥引用主席语录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段，这是针对过去和地主和敌人的。）我们对俘虏都宽大不侮辱。 六、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归是做了些好事的。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做官当老爷。要把上下级关系搞好。 七、[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是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缺乏平等待人。要多与造反派谈谈。打人、骂人、拍桌子等等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打乱了。 目前从极“左”的方面来干扰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的矛头指向三个方面：（1）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总理）（2）人民解放军。（3）几个已经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几个革命委员会要保住，不然你们也保不住，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注意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训练你们也可以搞。 （根据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同志记录整理） 毛主席在湖北 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路、张径清同志的指示 （六七年九月二十日晚） “我看第二年胜利阶段不一定要那么长的时间，有那么几个高潮（如国庆、元旦）问题就能解决了。” “武斗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乱透了，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在搞了武斗，以后打仗就不用训练了。” “这样不好，我们反对武斗，反对变相体罚嘛！红军刚成立都没有这一套，现在文化大革命，还搞这一套。” “不是真的没有了。张体学怎么样？不要依靠外来干部，不要依靠上面派干部了，要相信群众，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干部的大多数。” 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地实现三结合。 希望你们成为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做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做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 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毛主席视察湖北时的指示 曾思玉、刘丰同志传达 刘丰政委：我们这次很幸福，毛主席对我们很关心。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主席这次视察了三区六省，在武汉呆的时间最长[九月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咱们这个地方也到了。在这个地方停留了两天多三夜。两次出去都是白天，我们出于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劝他下半夜去，主席说不行，要白天出去看市容，而且是吉普车，他老人家看了之后很高兴。[主席巡视了市容和街上的大字报，感到很满意。]他老人家夜里两点钟回米，讲到两点十分，春桥同志说，主席该休息了，又讲了几句，我们在他讲话时不插话，总是听他老人家讲，哪里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讲话中，主席经常看语录，讲语录，边讲边笑，一直很高兴。二十三号一时我们上街去看了一下很痛心，大字报都划掉了，在国庆节之前应搞起来，搞得更好。按毛主席讲，武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不象某些人估计的那样，形势那么严重。 1．首先只能讲精神，慢慢传达原文。2．不准大字报上街。 曾司令员：主席总的讲党的历史，从党的历史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主席他老人家总是用马列主义、党的历史教育群众，我们的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们军队也是如此。讲到整个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从历史上说明问题，说明我们整个社会是怎么一回事，教育我们。我们回忆起来有： 1．主席对湖北文化大革命，他认为形势大好，空前大好，出了一个七·二十[七·二〇]事件，[好比脓包穿了头，]问题就是不破不立，坏事变好事，烂透了就会好，当权派搞的一些鬼看得很清楚。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彻底打倒了。无人权、无文权、无财权，主席看是一个好事情。文化大革命在湖北的情况主席说好得很，很乐观。主席要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们要晚上走，他一定要第二天早上走。主席看了之后，说湖北问题基本解决了[，形势好得很，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主席问我们：湖北第二批建立革委会行不行？形势大好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就赶不上。还问我们：今冬明春的工作安排了没有？明年元月、五月，八月准备搞些什么]。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步一步地解决，第一批解决了七个省市，第二批我们就是第二批，我们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今冬明春搞什么？主席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认为大势已定。主席问我们：“美国人会不会打起来？”主席就很乐观：“我看不成，它打不起来！”[它连一个越南也对付不了。]“南越原来只有九条步枪，后来越南搞得美国骑虎难下。”主席说：“美国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席总是看大问题，今年又风调雨顺，主席是很高兴的。乱透了就好，好解决问题。所以讲基本解决了。“三结合”问题基本解决了，七大组织是造反派，造反派组织是现成的，军队是现成的，地方干部如何，我们心里也没把握，形势好得很。主席考虑到战略布署，考虑到大问题，如果我们错过了机会就不得了。主席讲：“这个机会错过了，那以后赶不上。”国庆前后应联合起来，再搞臭走资派，搞斗批改。 基本解决并不等于（完全）解决问题，我们还要作艰苦工作，离革命委员会还有一段路，主席对武汉寄有很大希望，我们应该谦虚谨慎。[（张春桥同志插话：你们千万不能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想的很远，我们湖北一定紧紧跟上毛主席战略部署。同志们考虑一下，过了国庆节先把工代会搞起来，再结合一两个革命领导干部，十月份建立革筹小组，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争取在元旦开个会，腊月十五再开个会，春节放三天假，大家好好过个年。] 2．解放一大批干部，主席又从历史上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主席讲，犯错误的干部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能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党不利。主席原文：“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在古田[会议前，教条主义者还整我]，陈总[注：陈毅]对军队问题解决不了，又把主席请回来[注：一作“以后陈总又把我接到军队来“]，开了古田会议，讲了十条，从正面批评了那些“主义”。[以后，又排斥我，说"山上没有马列主义"]。主席没有到过外国，主席就是根据马列主义。朱德、李德不听主席的话，打了败仗，后来才长征，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主席一票，[洋人投了我一票，我才达到四比三，]主席为核心，所以核心不能自封，[即使王明这样对待我，我还是主张选他当中央委员。]以主席为核心一直到今天胜利。 主席讲：“八一南昌起义是首先向国民党开第一枪，所以是革命行动。”[不能取消"八一"。贺龙是个土匪，南昌失败，实际不会打仗，贺山头指靠苏联，但八一起义还是革命行动。前几次上天安门都是我批的，你们打你们的，我批我的。]“我这个人五次是破人家排挤的，后来又要请我回来。[南昌失败后，干部不多了，但都成了骨干。]”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的。什么叫长征，长征是打出来的，是逼出来的。长征之后质量就高了。就是现在这些干部哪个在战场上没有受伤，在革命中不犯错误，[在民主革命中还是立了不少功，虽然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就行了。老干部到打起仗来，]我下一道命令，这些人还是会上战场打仗的。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不好，[对革命事业、]对党不利。 主席讲：“对百万雄师怎么祥，听说对百万雄师独立师揪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那样搞会逼上梁山的。独立师一万多人，上街的有二千多人，连人家的家属也倒霉，这样不好，搞得太凶就会脱离群众。]”主席每个事情都知道。主席老注意看小报，你们的每一个小报他都看了，中央的一些大文章都是按他的思想写的。你们揪得太凶，就有可能脱离群众，这样不好。主席对我们说：“你来时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我说打倒没关系。（刘：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独立师]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是受蒙蔽的，]好多战士看到了主席就是不往外传。凡事要请示报告，[你们要多请示。刘、邓就不喜欢请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一个个来决定，决定错了怎么办呀。 [主席还指示：湖北、安徽的干部还没有站出来，有的不能当省长了，当副省长也可以。红卫兵小将也可当干部。] 3．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主席（原文）：“体罚这个作法我反感，是不是把我考察报告里打土豪劣绅的那一套办法都拉来了，那是对付敌人的，[现在时代背景不同了，]现在是文化革命要触及灵魂，这样搞会脱离群众。” “凡是要害人的人，整来整去就整到自己头上来。”["喷气式"是王光美搞的，王光美是资本家的姑娘。] 4．团结—批评—团结 ……主席：[现在有些人破坏了这个优良传统，不喜欢这个公式。解放军]“我有三句话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这里又谈到团结问题。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勤务员，有的是大司令，比我们还大（众笑）官一大了，有时就不民主。”主席对我讲：“你这个人太急躁了。”又对刘政委讲：“他要是急躁起来，你这个政委就给他泼点冷水。” （刘政委：江青九·五讲话可能是主席的）[注：江青9月5日接见安徽代表时讲到“文攻武卫“，中共中央办公厅9月9日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江青9月5日的讲话。] [主席说：张国焘两次南下，徐向前在这个问题上是好的。许世友是个和尚，但是员战将，他也要打倒？看一个人，]要全面的看问题，要历史的看问题，又要比较的看问题。 “他承认山头，这是历史问题，要消灭山头，是要团结问题。反面教员要几个，没有几个反面教员叫独裁。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当了权之后，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盛气凌人。” 5．广播车喇叭问题：康老对这个问题不满意。那天三司革联开大会，很多车子，都被主席碰上了，主席说这些车子都应全去拉粮食，粮食都没拉回来。我对刘政委说：“今天是三司革联开大会。”主席才没作声，给你们解了围。 你们要有一个战略布署，国庆前后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再怎么办。 曾司令员：联合不起来是主席早就发觉了，主席七月十八日就发觉了，就提出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是在咱们武汉发现的，现在给大家交个底）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二、地富反坏右不甘心死亡。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以派性代替党性。我们支左不支派性。形“左”实右，“左”右夹击我们也要注意。 要扫除一切非法的宣传品。作什么思想工作总要做上前。（一）矛盾不能上交。（二）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不要搞经济主义。 刘政委：形势大好，湖北、河南形势主席看了都很满意。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辜负他老人家，要为他老人家争气，我们七大组织都在他老人家那里挂了号的，武汉解决的好坏关键在于你们。他老人家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他来之前就了解了不少，他对你们各个小报都看了，好坏在他老人家都有评价，有些小报派性特别强，纸又特别好。 解放大多数干部，确实要做到：“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坏人总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独立师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受蒙蔽的。” 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武汉文化革命确实十分关心，他特别强调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他老人家讲：“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不要吞并，群众要加入你那是没有办法，如果不加入你，也要跟别人联合，不要吞并，要联合。那个九·一三加入工总我就有点想不通，中央点名的，为什么他们取消？百万雄师还没有转过来的，就硬把他弄到我们组织里来，这不是件好事。 主席教育我们：“多给你们[注：指造反派]讲讲历史。”“过去一个苏区里面，打内战，无非是一个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主席非常关心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临走时还问我们："两个月，联不联合得起来？"] “干部要训练，你们工人在国庆后可不可以开个工代会，使工人团结起来。 张体学这个人如果今后检讨了，划清了界限，你们看可不可以用，你们考虑考虑。 在大好形势下，要搞好大批判、大联合。” 按照他老人家的想法，解决问题是七个省市，河南、湖北是基本解决，领导班子都换了。大家考虑一下，十月份搞一两人出来，搞个筹备小组，争取在元旦开个会，再在腊月十五左右开个会，春节放假，好好让大家过个年。 大联合应该是无条件的，一讲条件就搞不成，我们大家都要向前看。 响应总理：“联合起来，过好国庆节”的号召。 [曾、刘首长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很好学习中央首长对北京"天派"、"地派"的讲话。中央对革命小将的批评，武汉造反派要引以为戒。 "三新"不要骄傲、二司骄傲不得，工总也不要以为人数多，老是骄傲就会犯错误，这一段犯了点小错误，是支流，最大也不过是汉水，不是长江。 "五.一六"兵团，我们这里也有，武汉有黑手，中央已经打了招呼。安徽两派联合起来后，黑手就自己揪出来了。七月十六日，主席本来想渡江的，死了那么多人，结果没渡成。] 要警惕，防止有黑手。联合起来揪后台。 “五·一六”我们这里有，我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希望大家警惕。主席讲：“现在是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候！”防止坏人利用山头主义，用更左的口号来搞得我们犯错误。 那天把主席送走，回来看到大字报都搞坏了，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总怀疑这里面不一定是小将搞的，很可能有坏人以更“左”的口号挑动我们犯错误。 我个人意见：我们红卫兵小将不要多去干涉工人的事情。[坐下来好好学习，写文章，多起促进作用。林总从苏联回来时，对毛主席讲，中国一定比苏联强，因为中国有很多优秀儿女。你们革命组织的勤务员一定要做优秀儿女，不要掉队。] [毛主席还指示："干部不要从外地调，可以精简。"接着问张政委："你的警备区有多少人？"张说：八十多人。毛主席说："有一十到二十就够了"。 主席参观市容时，正值"三司革联"开红代会，街上很多宣传车，主席对司机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我们不要搞经济主义。上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一直抓工人工作，那里没发生抢枪，大批判专栏办得最好，我们要学习，办好大字报专栏，坚决抵制小报新闻，扫除一切非宣传品，取消小报买卖．曾、刘首长还表示，我们支左，决不支派。又问："干部怎么结合？张体学这个人行不行？他过去做实际工作多。" 毛主席的整个谈话长达两个半小时，他老人家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总是乐哈哈的，一点也不觉得累。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是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一定为毛主席争气。 （曾、刘首长传达） 毛主席在汉指示：{尽快地联合起来。}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实现三结合。希望你们成为对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大联合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中国历次革命，以我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毛主席视察湖北文化大革命，离武汉前接见担任警卫的七二五〇部队的几十名战士 （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某车站） 接见时，主席就地而坐，与战士们亲切交谈并照了相。 主席：“我都不认识。” 战士们：“我们早已认识您老人家！我们天天看到您老人家！” 主席：“你们造反了吗？” 战士们：“我们造反了！” 主席：“我也要造反哩！” （在照相的时候） 主席：（对记者）“你要多照照战士，多照照群众，莫要镜头来对着我，胶卷照完了，大家照么事。” 记者：“不照您老人家，群众要造我的反！” 毛主席对簇拥在身边的战士们风趣的说：“你们可都是铁杆保皇。 战士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临上车时主席说：“我还舍不得走哩！”（与战士一一握手）主席：“谢谢你们。” 战士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主席在车上挥手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 毛主席在河南 九月二十一日下午，毛主席乘专车到达郑州，火车停在飞机场。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毛主席离开郑州。毛主席在郑州共停留一天多。 九月二十二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同志。[这次随同主席来河南的，有杨成武、张春桥等。]下边是刘建勋同志传达毛主席接见他们时的谈话纪要： （当毛主席见到纪登奎时）毛主席：“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毛主席笑了，向着纪登奎）毛主席：“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大有好处。” 毛主席：“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刘建勋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毛主席：“何运洪那么厉害！何运洪干的好事！” （当刘建勋汇报到调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毛主席：“集训也得去好人。” （当刘建勋汇报到开封（东郊）情况时[化肥厂主张打]）刘建勋：“我们主张作政治工作，不打。” 毛主席：“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作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刘建勋汇报到少数人不讲政策，随便打枪，有时打死人时）毛主席：“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都起来反对，就收场了。” 毛主席：“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主要从理论上把他们批倒。” 毛主席：“对。” 九月二十二日，当毛主席听完刘建勋同志汇报了河南的情况以后，陪同毛主席视察的张春桥同志又传达了毛主席沿途指示精神，内容（并非原文，刘建勋同志根据张春桥同志讲话整理成为四条）如下： 一、形势大好。全国已解决了七个省，基本上解决了八个省（包括河南、湖北），争取今年再解决十个省，南方五个省，北方五个省，一共二十[五个，(实际是二十]四，黑龙江是解决两次。中央是支持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不能垮，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七、八、九三个月大进了一步，春节前全国要基本解决，要纳入轨道。形势和任务就是如此。 二、上下级关系为什么搞得那么苦？打、罚跪、挂牌、戴高帽不好，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破坏了。对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干部不要一棍子打死，最顽固的也要给一碗饭吃。北京开武装干部会，不是武的去，文的也要去，党、政、群干部也要去，左派也要去，红卫兵也要去。红卫兵权力很大又很凶，也要训练。对干部不能不教而诛，教也不能诛。要扩大教育面。主席在上海谈了几次，并在许多省都讲了，中央文革也认真讨论了的。 三、大联合的问题。那条语录（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是七月十八号主席在武汉第一次讲的，这个话没有被接受。武汉问题如果用这个思想去解决就更好。主席反复谈这个问题。七月谈过，八月也谈过，在上海把这条语录给工人讲了，很灵。上海大联合的高潮就是主席这几句话搞起来的。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全国一宣传，效果很好。 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是这样讲的：“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就想不通。这是有人操纵，无非是走资派的操纵，第二是地、富、反、坏、右搞鬼，第三是小集团主义思潮影响。” 张春桥同志讲：反复宣传主席这个思想，主要是工人，对学生、机关干部也有效，工人阶级要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要工人来左右局势。上海最有发言权的是工人，不是学生说了算数。主席就问我：“乱得起来吗？”我说，不要紧，工总司不动，就不会乱。要确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不要被学生牵着鼻子跑。 四、主席讲：“上海军、干、群三个方面的关系比较好。”主要是经常开门整风，三方面整风。这次以军队为主，下次以群众组织为主，依次轮流，请别的方面代表参加。这个制度比较好。工总司每天坚持半天学习毛著，半天工作，天塌下来也不管，军队不再召集[注：应作“军队负责召集”]。 干部问题是一个重要条件。上海部、局长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 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主席说：“绝大多数是好的，要解放干部，教育干部，使用干部。干部中除了走资派，为什么斗那么凶？有些干部官做大了，坐汽车了，房子好了，工资高了，这都还可以。但是不要有架子，不讲民主，脱离群众，所以，一有机会就起来攻你。” 刘建勋同志问：北京“五·一六是什么意思？”张春桥同志讲：“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它有三条：一是反中央；二是反解放军；三是反革命委员会。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后一段，关于革命委员会，就是主席亲自加的。” 1967年10月18日河南?翻印件，[]内据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内据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人民江苏》报编辑部南京东方红大学八三材料组的材料。中央正式印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要点可参看1967年10月7日中发[1967]313号文件，其中还有“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等指示。 ———— ———— 1967年7月23日关锋、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扩大会议上提及 关锋：主席讲支左工作中支错了，改了，是认识问题，不改，坚持错误是立场问题。 康生：毛主席讲，对于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犯了错误有免疫力。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7年7月19日红总站代表来电报告康生、关锋传达毛主席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被批评，8月6日通过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67]263号文件《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红总站和红联站的武斗激化。 ———— ———— 1967年7月24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传达 我们这次出去带红卫兵，是主席当面给我讲了两次，但他说了一句话，这些人挂帅不行，一挂，就压垮。但要带徒弟。因为他们只有一年革命历史，再没有主席那样爱我们工人、学生、工代会。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这是720事件后讲欢迎大会的问题。 ———— ———— 周恩来1967年7月29日传达： 一个部门就一个组织恐怕很难，北京只有一个模范，就是师大井冈山，谭厚兰能维持这个局面不容易，但有许多组织就成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不要怕对立面，在人民内部有对立面有好处，敌我矛盾是另一回事，有两种观点不可怕。多数要有勇气，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量，学会毛泽东思想的作风。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8月17日第101期 ———— ———— 张春桥王洪文传达1967年7月底主席在上海的谈话 [张在战备会上说文攻武卫队伍是主席批准的，]：是主席同意在上海搞试点的……主席在上海时我建议了二条，第一发展10万人，第二不发枪，等整顿后再说。……主席同意的，主席还说不要发枪，发棍子好，在"九大"时主席还问我发枪了没有，我说没有，发枪我一定报告主席。主席还讲到了上海的防空问题。 [总参会上]张春桥说：上海发了一些枪，请示主席是否收回？主席说，这些拿枪的那些人，那些人可以拿枪，这些人就不可以呀?！……王洪文说：…主席说，形成一个文字吧！……张春桥说：我写了一个报告，主席同意，请林、周、中央文革阅。 [王对民兵指挥部传达]主席多次问“你们文攻武卫还在吗？”要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主席讲“好啊，上海有文攻武卫嘛。” 1969年7月16日张春桥在驻沪三军战备工作汇报会的讲话、1974年9月22日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接见总参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的讲话、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接见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时的讲话，《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7 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罪行材料》 ———— ———— 在张春桥1967年7月31日《关于上海工人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请示上》上的批示： 林、周、文革各同志阅示。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7 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罪行材料》，张在报告说上海工人造反派要求成立武卫组织，在目前可以制止武斗，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上海原有的民兵偏保的不少，组织瘫痪，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卫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地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基础的人民武装。因为几次听到主席提出民兵的改造问题，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基于收回问题，联系到到上海工造提出的要求，形成以上想法，不知是否妥当，如大方向不错可否在上海试验一下，请批示。 ———— ———— 在林彪1967年7月关于各地抢枪事件给毛主席的信上批示 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3版转引《林彪元帅文集》（下册），香港凤凰书品2016年。林彪说，武汉事件后，急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问题，已按（毛）主席批示的方针办。……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少数群众组织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一些省发生，情况比较严重。因此急需采取一些严厉措施等。 ———— ———— 1967年8月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人。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讲成绩，讲讲方向，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967年8月22日谢富治在北大讲话传达 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仅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不能把我们的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的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的来谈判。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1967年8月 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神和支持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在周恩来1967年8月3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回复广州军区同意摘掉八一战斗兵团的反革命组织帽子但其跨行业组织形式不再恢复的电稿上加写 但如广州其他群众组织尚有跨行业的，则应允许这个组织暂时跨行业，将来再归口。 《周恩来年谱》 ———— ———— 1967年8月4日给江青的信 江青： 夺枪问题并不严重，90％以上的枪是在许多有右倾思想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手里，一部分流入老保组织，左派得的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而已。此事宜重新计划，每省都应开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的会，少者一、二百人，多者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在北京开，实是训练班。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再则应大量武装左派，例如一个省武装左派5万支枪，全国也不过一百多万支枪。 如此则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可压下去了。但应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先做，条件不成熟的省则应缓行。 以上两个问题提请林、周及文革各同志从长讨论。如同少剑波的嘱咐：既要勇敢，又要谨慎。你的意见是对的。 润之　8月4日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2版，可能不全，只是其中关于武装左派的几段。据阎长贵《“文革”初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王力《反思录》，信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主席不同意林彪来信说当前最严重问题是夺枪问题，在信里提到“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主席在信里认为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应大量武装左派”，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的专政”，要群众搞公检法，“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毛主席批示“已阅，同意。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的8月10日中发[1967] 24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说：“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 ———— 【供参考】 1967年8月3日南巡时的谈话，董保存《杨成武上将》记载主席南巡时在上海说过“发枪给左派群众”: 毛主席听到湖南打算武装长沙1万工人左派时，表示同意。毛主席还详尽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10万工人的做法。主席说张春桥写了一个报告，准备武装上海10万左派工人，分三步走：第一步组织起来，第二步发一部分枪，第三步全部发枪。他们有100多万工人，武装起十万就好了，不脱产的。毛泽东还指示杨成武好好看看张春桥的报告【注:张在报告中提到几次听到毛主席提出民兵改造的问题】，主席一边阐述自己的意见，一边发问：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在左派手里好呢？人武部当然不是全坏的。毛主席主张：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主席说：听说四十七军有个团长枪被夺走了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去了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毛泽东当时对武装左派是很赞同的。他说“武装左派问题，把农村的枪统统收起来，以后发到左派手里（100万枝）。发枪主要是城市，首先是城市，一定要在左派占了绝对优势，才算条件成熟。但将来呢，左派还会有分化。左派占优势，不能发；左右派势均力敌的，也不能算条件成熟，还是不能发。”“先组织起来，可以先发木枪。解放军派人去帮助训练，把政治、军事训练好” 1967年8月4日南巡时的谈话，董保存《杨成武上将》记载: 8月4日，中午12时30分至下午2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7·20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主席听到武汉形势已经平稳，再有个把星期就可以恢复正常，不久长江就可以通航了。这时，他高兴地问：长江轮船为什么不卖票呢？主席对独立师只用了三天时间，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就顺利地开拔出去，甚是高兴。赞扬说：“很不错。”并指出：我看部队在一个地方不要住的太久了。 毛泽东说：在我同你们谈话时，王力当时态度好凶嘛！对待一个群众组织不能这样嘛！ （余立金谈到：由于两派之间的斗争加剧，都在抢夺武器，应该设法制止。） 毛泽东对此看得并不太严重。他说：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夺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 （……过了不到一个月，全国各地被抢的枪支达48万至50万之多！毛泽东听了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有多少哟？！不多！50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350万支嘛。【注:春桥传达主席接见湖南革筹小组时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有的是发的，政干校就是把枪发给造反派了""抢枪不要怕，民兵的就有350万条】） 1967年9月9日谈话，董保存《杨成武上将》记杨成武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总的是稳定的统一的。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照主席“四不”指示办。真正做到：不动气，不动手，不还口，不开枪时: 毛泽东点头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还是好的。有的人武部，部分军分区，还有些独立师，就不太好。野战军好，空军好，海军好，北京卫戍区部队好。 毛主席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军人，说：野战军好，也不是一点错处都没有，他们支左也有支错了的。海军、空军也有支错了的，驻芜湖的陆海空都错了，海军部队在温州也支错了。 陕北米脂县人武部就是支左好的一个典型，离京那天开会时，我就提出要表扬一下，8月19日的《解放军报》已报道了，不过全国像这样好的人武部不是很多。部分军分区像江西的抚州、浙江的温州，宁夏的青铜峡，也是极少数。 [谈到军队干部问题,有人说，浙江批斗干部时，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等等，]毛泽东听后很不满意，说：“过分啦！为什么要这样搞？我不是早说过，不要这样做，这样不对，是不好的嘛！” （“我们把主席的指示，早已告诉浙江了”张春桥说。） 毛泽东分析为什么产生揭批时搞武斗的情况，他说：产生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另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战士、群众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旦有了机会就爆发了，他就要讲。 毛泽东说：以后每年用个把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们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毛主席还说，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以后要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的，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讲到这里，毛主席指着在座的军人说：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不要摆官架子。连长比较接近战士，营以上的干部搞好了这一条就比较好办。营长官不小，管六七百人。 毛泽东指着自己说；我们这些人，接近群众就比较难了，一去人家就包围了，但还是要想办法，可以化装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别的地方去，人家就不认识你了。 他还说，他家乡村子里过去有个当司令的可了不得，神气得很。如果我们现在当个团长、师长、军长还得了。当然喽，现在有点不同，不如过去当官那样神气了。 毛主席对我们说：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要搞好，军队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要搞好。 董保存《杨成武上将》 黎原 李振祥《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载梁春阳1968年6月13日在湖南省革委二全会上说毛主席来湖南时说，干部不站一点出来，将来要翻大案。 ———— ———— 1967年8月16日毛主席在中发 ［67］ 258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上的批示和修改： 已阅，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第一处修改：煤炭工业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广大职工群众们】！ 第二次修改：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同志，应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在矿职工应该热情欢迎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职工，必须把国家利益、【工人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凡是坚持下井，坚持生产，作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那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8月28日第108期 ———— ———— 1967年8月16日会见阿尔巴尼亚的翻译《毛泽东语录》的专家万捷尔·莫伊修和穆菲特·穆希谈到 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哪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少”炮轰“，不”打倒“。 安建设主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金戈《大雪压青松——在外交部夺权前后》。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说主席还对文革形势作出不少指示，提出”天下大乱，先乱后治“ ———— ———— 【供参考】 1967年8月18日下午由张春桥接许世友到上海见毛主席： 毛泽东这次接见时间较长。一见面（也有人著文说：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声如响雷，嘴里喂着“主席你快救救我”……），毛泽东就说：“我要春桥乘我的飞机去接你。你身体怎样，住后方医院安全不安全？”许世友报告说，身体可以，大别山也很安全。工区有10个工兵连，一个连200多人；城西湖农场还有一个农垦师，近万人。 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在南京不好住，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许世友着急地问：“毛主席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啊？” 毛泽东回答：“要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么能不要呢？！”许世友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那我就没有错！有人违反纪律，我是执行纪律，有什么错？”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路说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传家宝，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部队不听招呼怎么行？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许世友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三个不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一、这么多人（包括牛鬼蛇神）抢解放军的枪，我不理解。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底管不管用，我不理解。三、陈再道是什么样人，我不理解。 毛泽东耐心地做着解释：“抢枪有好人抢，有坏人抢。好人抢了会认识错误，送回去。对坏人就要专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是管用的。”许世友还是不理解：“现在为什么有人要夺我的枪？” 毛泽东说：“顶多南京再出现一个张国焘。”许世友进而说，农村都造反了，老百姓没有饭吃就糟了。 毛主席说，农村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没有粮食，全国人民饿肚子可不行。 毛主席问他家里的情况，许世友说，“自己都顾不上，家里的事我管不了。”毛泽东笑了：“我家里也有两派，我也管不了。” 谈话中，许世友记住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句话，毛泽东说：“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抓许世友。你回去同他们讲，就说我说的。” [尹家民《“文革”时期毛泽东对许世友的特别关照》(《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引用这段后说：”时隔不久，毛泽东又给“不准揪许世友”这话作了一个诠注：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的，如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 1967年[9月4日?]看到小报登载许世友反毛主席的材料时评论： 许世友反我，我还未发现。许世友紧跟张国焘，许参加第四方面军，张是首长，许跟他也是自然的。许世友应该保。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黄振国《大别山将军的传奇故事》。还可参考舒云《上将许世友与张春桥的“不解之缘”》。李文卿书说九大前后毛主席谈到准备打仗和老同志犯错误时，许世友说有几个能打仗的日子不好过请主席过问，主席问这几个人是谁，许世友说王近山周志坚犯了错但处理太重应恢复工作，主席问让他们到哪里工作呢，许说两个我都要，主席问康生：许世友同志要这两个人，是不是给他呀，康生说二人开除党籍怎么回部队当领导，许说到苏、皖生产建设兵团当副参谋长过渡，恢复党籍再调军区。 ———— ———— 1967年8月21日下午两点三刻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阿尔巴尼亚的《语录》专家万捷尔·莫伊修和穆菲特·穆希，范承祚回忆 主席先向我[范承祚]垂问："你从北京来，外交部（"文革"情况）现在怎么样？"我汇报说："外交部两派围绕陈毅问题吵得很厉害。" 他又问："你对陈毅是什么态度？"我答："我拥护主席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的指示。"主席听了这个表态，似乎觉得我言犹未尽，还在等待我说些什么。接着我继续往下说："我觉得，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就像对待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一样，让他洗个热水澡，出一身汗，健康就好了。我理解，'一批二保'就是这个意思。" 主席听了以后，这才点了点头。他对着我用手轻轻一挥，指向两位客人，要我把刚才主席向我的垂询和我的回话，全部内容翻译给阿尔巴尼亚专家。 主席这次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两专家的谈话内容，大量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提及《毛主席语录》和阿尔巴尼亚方面的，只有很少的几句话，但后者分量很重，特别是其中有一句话使阿方"受宠若惊"。主席说，这个"小红书"呀，我看没有什么用处，是林彪让xxxx[总政治部?]搞出来的。当客人万捷尔称"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霍查同志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主席插话，霍查同志"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范承祚《海内存知己——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回顾与思考(春夏篇)》，《国际冷战史研究 第13辑》 ———— ———— 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信电快报》第511期上批示 河北各地局势严重，最近发生了一系列很值得注意的动向，此种情报可靠性值得怀疑。 《杨成武年谱》。杨成武8月22日签阅了这期快报。 ———— ———— 1967年8月25日和杨成武谈话中说： 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穆欣《历史巨变中的周恩来》 1967年8月26日和杨成武谈话中说：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 [杨安排完回来，主席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峰]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主席过目了记录]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主席又叫杨回来，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对戚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安建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说主席在接见各地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 ———— ———— 1967年9月2日《人民日报》引用： 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地拥军爱民运动。 ———— ———— 1967年9月9日毛主席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部分): 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 [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1967年9月20日毛主席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部分): 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金冲及《毛泽东传》 ———— ———— 1967年9月10日22时20分汪东兴致电杨成武传达毛主席听取汇报的意见的记录 汪说：我当面转报主席：1．吴克华、韩庄、张学思停职反省。主席于22时50分批准同意。 2．李作鹏说，海军领导班子不扎实，要他回去整顿一下。主席同意回去5天。 3．贺龙专案组组长康生、副组长杨成武、叶群，已报告主席。 4．报告主席许世友来沪住几天后到北京去。主席同意。 5．江青9月5日的讲话录音可以放给战士收听。 《杨成武年谱》。江青9月5日的讲话讲到“文攻武卫“的口号。黄荣波在《民主与法制》2000年第23期文章“预审林彪、江青……案纪实”提到“1967年7月21日，江青接见河南三群众组织代表，煽动说"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文攻武卫口号是对的"，造成河南武斗升级，全国全面内战，原拟作江青罪行认定。但经查，中央领导人[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就同意"文攻武卫"口号，在江青讲话后，还给江青一信，要召开全国性会议，给所谓"左派"发枪，这就不能作为江青的罪行起诉。上海"一月夺权"，由一连串事件组成，是张春桥先斩后奏…，造成了既成事实，进而发展为全国全面夺权。上海市委已认定为反革命夺权事件，中央发过文件。后经查，中央领导人当时先后有过十多次讲话，表态支持"一月夺权"。我们只把与中央领导人[指毛主席]没有牵连的、张春桥直接遥控指挥制造的康平路镇压群众事件，从"一月夺权"中分离出来，列为张春桥的罪行起诉。” ———— ———— 1967年9月10日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传达 主席讲：要学好十六条，学好抓革命促生产。 主席讲：去年红卫兵到处点火是需要。今年各地方自己都能解决问题，如果再靠外部力量来支持，来左右，正象主席讲的要帮倒忙。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江苏无锡九·二红联会、市一中东方红公社《东方红》1967年11月1日第41期作“去年去点火是对的，今年再去就不对了，就帮倒忙了。” ———— ———— 1967年9月13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教育革命》第20期《毛主席、中央首长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载毛主席最近指示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 ，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 王年一《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 1期 ———— ———— 1967年9月13日在11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报送请示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上批示 同意。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康生组长，杨成武叶群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 ———— ———— 1967年9月13日同意杨成武转报的周恩来关于对塘沽港实行军管协助该港装卸的请示。 《周恩来年谱》 ———— ———— 1967年9月16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提到 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在汪东兴呈邓小平1967年9月18日反映收到首都无产阶级揪邓联络站勒令并请求面见主席的信上批示 林、周、中央文革各同志阅，退汪存。 《邓小平年谱》 ———— ———— 1967年9月[上旬?]在杨成武呈阅“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即《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稿《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论革命领袖权威》上的批语：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杨成武还说吴旭君把稿退杨时说主席翻阅时批评“尽是吹我的”。杨“派他的秘书和女儿参加修改，而且亲自动手修改多处”，在杨的请示[见《总参领导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和林彪的建议下，发表时署名杨成武。杨呈阅时写道：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并给予指示。三天后，保健护士长吴旭君把文章退还杨。 ———— ———— 1967年9月21日[19日?]在武汉和曾思玉、刘丰的谈话，曾思玉回忆 毛泽东主席由长沙乘火车到达武汉。我[曾思玉]和刘丰去武昌车站迎接，毛主席在专列会客室接见了我们。 主席：“‘7.20’事件时我就住在东湖客舍，我曾给陈再道、钟汉华同志打招呼，要他们表态承认这些造反派都是群众组织，不知怎么搞的，他们迟迟没有表态。谢富治、王力带了北京几个造反派头头，从四川来到武汉。” 主席提高声音严肃地说：“他们知道我住在东湖，不向我报告，也不请示。王力这个人跑到水果湖水利学院讲话，支一派打一派，高音喇叭对着东湖哇哇叫唤，我说要坏事，要坏事！果然，发生了‘7.20’事件，‘百万雄师’冲东湖，谢富治、王力住二号宿舍，王力被扭挨打，自作自受，结果把问题闹大了，陈再道、钟汉华同志知道事情闹大了，后悔莫及。7月 21日早六时，我们乘飞机去上海。” 毛主席亲切地问道：“曾思玉同志，你来了一段时间了，总理交代的任务，进展怎样？” 我[曾思玉]立即回答：“报告主席，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已建立临时指挥班子，调整了驻军部署，正在做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进行大联合，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对我们近一个月工作的认可。 主席：“你们不急于到武汉军区司令部机关大院去办公。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组建临时指挥班子，这很好。人不要多，要精干，能保证你们指挥就行，我历来是亲自动手，你们把独立师调出武汉市，到外地休整，这样就一可以缓和部队与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从空降军调两个师和军区步兵第49师接替独立师的城市治安警卫任务较为妥当。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稳定武汉局势的工作。” 接着说：“湖北、河南两省地处中原，人口有一亿多，武汉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地位十分重要，你们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的军队，稳定局势。河南有个刘建勋，你以前认识吗？（我[曾思玉]回答主席：不认识）你们要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学会做群众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解放干部，搞好大联合。曾思玉同志，你有股革命干劲，有事向总理请示报告，遇事多和同志们商量。不怕你工作不积极，而是怕你太积极了！” 我[曾思玉]回答：“请主席放心，有事多向总理请示和报告，多和同志们商量，三思而后行。” 毛主席边点头边说：“武汉‘7·20’事件，本来可以避免的。我跟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打招呼，各派都是群众组织，要他们表态，他们迟迟不表态。谢富治、王力带了北京几个造反派头头从四川来到武汉，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不请示不报告。王力这个家伙在水果湖水利学院讲话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 ‘百万雄师’的人冲进东湖招待所找王力讲明是非，在推拉过程中王力受了轻伤，搞得‘钢派’与‘百万雄师’两派群众组织对立，造成‘7·20’事件，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受到冲击。你们要把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然后采取湖北与河南两省对调一部分干部的办法，改善他们的处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 毛主席停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还在这里吗？这个人怎么样？” 我[曾思玉]回答：“张体学同志在这里，我们建议让他出来抓湖北省的工作。” 毛主席说：“那好，你们亲自去做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毛主席又说： “武汉‘7·20’事件外国人不了解，以为中国天下大乱了。我和总理商量过，10月份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就安排到武汉来，并由总理陪同。你们要召开欢迎大会，以展示武汉的真实面貌，消除国内外一些人对武汉形势的猜疑。你们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搞好接待工作。” 毛主席最后说：“中央、国务院会支持你们的工作，祝你们工作顺利！”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和随行人员去东湖客舍休息。几天后，毛主席又乘列车从王家墩机场列车支线回北京，我、刘丰等前去送行，毛主席愉快地叫大家在王家墩铁路支线草坪上合影。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亲切教诲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 《亲切教诲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说载不久召武汉军区进京参加的学习班上毛主席说：“你们进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有成绩、有进步、有提高，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学习学习有好处，对同志们回到部队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做好群众工作，定会有帮助，不管哪一派组织都是群众组织，一定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教育同志们搞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特别是武汉出了‘7·20’事件，经过了学习，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变了，我们解放军同志，一定要在武汉群众中树立新的精神面貌，我相信同志们回去后一定会把工作做得更好、更有成效。” 《我的前一百年》中说1968年春曾思玉对派往鄂西的工作组特别交代，毛主席曾经谈到稀归县一带有一种金钱橘，是优良品种，要去株归县的工作组在抓好农业生产各项工作的同时了解金钱橘的情况。 ———— ———— 刘建勋传达1967年9月22日主席说 我上次路过郑州，看到了一张大标语叫“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 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据郾城党史大事记、淇县文史资料第五辑、杨继绳书，中央文革小组成员7月25日传达了“红色电波”：“大局已定，二七必胜” ———— ———— 杨成武称1967年9月23日主席回北京后在一次会议上提出： 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杨说周恩来专门对他说“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林彪得知后打电话给周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 ———— ———— 1967年9月25日中发 [67] 30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抓紧做好秋季农产品征收、收购工作的通知》引用 及时收购、同时安排，合理负担、藏粮于民，计划用粮，节约用粮。 ———— ———— 【待核查】1967年8月27日传达的毛主席指示 一、许世友要帮助过关，他是一个战将，文化革命以来落后了，跟不上。二、要出马、恩、列、斯语录。三、文化大革命要搞三年，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四、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了一篇好文章。（指“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红卫兵小报是好东西。五、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是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摘垮了还要不要政府？（康老讲：《红旗》的一篇文章把党内军内一小提并提不正确，其理由：（一）军内有一小撮，如彭德怀，罗瑞卿，陈再道，但军队是党领导的，只提党内一小撮，克内军内一小撮不能开提；（二）主要敌人是刘邓，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三）动摇了“三相信”，毛主席讲要三相信，这样提动摇了解放军，影响专政。）六、群众组织，提以我为核心，这样提是极蠢的。七、依靠青年人。（谢副总理讲：机关要大胆使用青年干部，挂帅不行，但依靠他们，带领他们，年青人犯错误不要看得过重，帮助其改正，但对青年要求要严。）八、依靠群众加强专政，新疆办大型劳改农场不一定好，要研究。九、要抓学习，把工作做好，要精兵简政。 浙江省联总驻沪记者组、上海工总司浙江沪办联合大队《浙江通讯》1967年9月17日第7期 毛主席对首都红代会准备组织游行反击肯尼亚反华浪花的指示 不在肯尼亚使馆门前示威游行。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8月28日第108期，报道还说：中央批示：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不怕破裂，但也不采取破裂方针。 【待核查】毛主席最新指示 对于三四类干部的问题，我们要坚决反对“亮在我们这一边是革命的，不亮在我们这一边也不革命的”，要看斗争实践，要亮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不要亮在小山头上。 干部要彻底清算黑线的影响，要和黑心决裂，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最后要看他本人的表现。非要与人民为敌的人也是有的。 上海前锋通讯编辑部《前锋通讯》1967年8月 【待核查】毛主席指示 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坏头头，要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要承认错误；二要坚决改正、认真改正；三要得到群众的谅解；四要给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不允许坏人钻空子，破坏我们的社会秩序。 浙江省嘉兴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合部政宣处、上海红三司《迅雷》编辑部《文革通讯》(上海版)1967年9月7日第6期 中央文革文艺组刘巨成1967年9月13日晚在文化部向国庆游行各单位领队及编导人员传达毛主席指示： 今年国庆要充分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9月21日第131期，据江苏无锡九·二红联会、市一中东方红公社《东方红》1967年11月1日第41期（此材料待核查材料颇多，另行整理）还有：游行不单是游行，也是大批判。用文艺武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待核查】毛主席最新指示 过一两个月要发动群众检举坏人。 红卫兵上海市半工半读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文革动态》1967年9月21日第14期 【待核查】毛主席最新指示 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革命的最大利益，全国的最大利益，全党的最大利益。 北京的运动主要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控制，不能以学生来控制，上海有工人。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9月26日第134期，后一句似可疑。 毛主席最新指示 只有斗私，才能反修，不斗私，不能反修。而且不很好斗私，非但不能反修，而且还会变修。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10月12日第146期 杭州市革委委员，政法公社陈荣金1967年10月6日传达毛主席对张春桥起草的国庆大会林彪讲话稿的评价 这篇讲话很好，气势磅礴。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10月14日第148、149期。另有1967年10月11日一种《毛主席在上海》作：讲话很好，朝气蓬勃，没有夸张，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好总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载毛主席9月29日批示： 退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下午九时 1967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小将时指示要斗私批修，说 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小将们基本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有些方面还有发展。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10月23日第159期 毛主席最新指示 这事要向小将们讲清楚的，小将们现在掌了权，如果不讲政策，不讲策略，最后还要到垮台的地步。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10月24日第163、164期 毛主席最新指示 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10月26日第166期 吴法宪1967年10月18日传达 搞什么节目，节目的内容怎么样，主席都问了，有一次在外面吃饭，毛主席知道你们排演“秋收起义”时，主席说：“不能演，不要演了。”（他非常谦虚）后来我们说：演的是井冈山的道路，主席不同意。还有一次，主席问：新三军还演出不演出了？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文革通讯》1967年10月27日第167期 ———— ———— 1967年9月28日张春桥在空军上海某部击落美蒋U-2飞机祝捷大会上讲传达毛主席指示 U-2飞机打下来以后，9月8日杨成武同志向毛主席报告了你们打下U-2飞机情况。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特别有两点使毛主席非常高兴，一是参战部队是新部队，二是全部装备都是国产的。毛主席特别高兴，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嘉奖，希望你们保持旺盛的斗志，用我们中国装备的武器再干它一架二架！ 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志们很关心，毛主席在视察中间向各地同志详细询问了情况。主席说：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非常好的，特别是七、八、九这三个月，全国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发展。已建立革委会的有七个省市。建立筹备小组、军管会，或犯了错误、有问题但基本解决的有八个。在新年以前还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市。北方五个：东北三省、河北、天津。黑龙江成立了革委会，但出现了反复，也算一个。南方五个：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剩下云南、西藏、浙江、宁夏、陕西，也在解决。如果做得好，大家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过春节全国各省市大问题都可以解决。 解决问题有了规律，哪个地方最乱，乱透了，问题就解决得快一些，解决得彻底。江西省委、人委，军区、军分区都瘫痪了，这样，好人坏人就分清了。当然，坏人是少数。江西的形势非常好。 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发动得很深入，任何一次运动也没有这次深入。现在出现一家分成几派的情况，在工厂辩论，回到家里还辩论，这是好事，关心国家大事嘛！原来谈吃、穿、玩，现在谈政治、谈阶级斗争、谈文化大革命。这样，把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大大提高了一步。 农业、工业形势很好。农业收成是解放以来最好的一年。有市委都瘫痪了、庄稼还是长得很好，这说明机关可以大大精减。要那么多机关干什么？很多人呆着不干事，可以简得很少。 毛主席对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非常关心，十八年来解放军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同志不理解，一部分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一部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不少，甚至相当严重。怎么办？部队有一个大的好处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错了，他们就坚决改。真正不改的人是极少数，这和地方不同。但也说明必须对部队进行教育。需要分期分批地把全国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地同志轮流调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加以训练，使我们有一些同志在中央直接关怀下能尽快改正错误，不只是武的要去，毛主席说：文的也要去。 毛主席还说：看来还要给红卫兵办训练班。现在，不少红卫兵也是当权派，不少工厂企业中，不是原来的干部当权，大批是新的干部。他们干劲大，闯劲足，[造反精神强是好的]，但有缺点错误，水平不高，也必须学习。[军队，地方干部都要学习，办各种训练班，每次时间不要长，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说：每次最长两个月。] [对这件事毛主席很重视。毛主席最近在湖北、湖南、河南视察，一些军事干部，也有一部分红卫兵、一些犯错误的干部觉得，犯了错误，改得太慢，毛主席的接见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不少同志一夜睡不着，第二天还睡不着。 这次视察，毛主席一路上了解了不少部队的情况。现在不少地方当家的是部队，军队的责任特别大，要学习、要提高，中央要依照毛主席这个指示按这个方针办。我们是否可以先办？训练班实际上是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巡视中，毛主席还反复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从井冈山起就培养了三大民主、好的作风，上下、官兵关系是很好的。从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来的问题看，某些单位、某些方面受到破坏，有些领导干部严重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为什么有些干部群众对他那么有气、气从那里来？一种是反动路线，整人，人们有气，起来反他，但犯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了嘛！还有第二种，干部没有犯路线错误，群众也很有意见，这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多了、房子住好了，坐小汽车了，这四点也还可以，因为人民掌权，总要有人这样。但有些人架子也大了，为什么一定要摆架子呢？见了人就训、就骂，不跟人商量问题，不平等待人，这样就不行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骂人、训人，二年、三年，人家有气，遇到文化大革命，可找到机会了，好好地整一下。] 毛主席说：要教育干部，好好注意这个问题，调整好上下级关系，按照我们的传统办事。我们原来的三八作风，现在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不知道你们的空×军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答：一样的）一样的，那我们就按主席指示改一改，免得有一年总爆发。] 主席说：当连长、当指导员，还接近战士，营长以上就少了。你们的官大了。我们小时候，听见连长，不得了，是大官了，营长都是很大很大的官了。现在有的战士对班长很了解、很热爱，连长就只知道个名字，营长就只知道姓（王、李），团长就更不行了。上下级关系要密切起来，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 据讲话油印件，[]内参考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67年10月关于毛选编辑等的指示，1967年11月25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传达 大家要求在九大前出毛选第五卷，很强烈，中央文革已讨论过，当时还抽不出时间来搞这个工作，主席也不同意出，今年二月，也没有时间搞下去。今年十月间，又向主席请示了，根据当前情况，可以腾出手来搞毛选，主席也同意了，想把五卷、六卷一道搞出来，一到四卷还要做些补充。各地还要求中央编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一本党史，现在还搞不出来。……主席现在在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们把以上[修改党章]的打算，一一向主席作了汇报，昨天（24日）毛主席已打电报来，说这样做很好。 张春桥1967年11月25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油印件 ———— ———— 1967年10月1日对林彪8月20日报送的总政8月3日《关于在全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的通知》稿的批语 此件不用。 毛泽东 十月一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通知稿指出："目前全国正在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一次大决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败的关键，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事业的大事。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已经揪了出来，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伺机反扑，妄图东山再起，重新登台。如果我们只夺他们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他们政治思想的权，那末，我们夺到的权就不能巩固，就有重新丧失的危险，资本主义复辟随时可能出现。因此，对于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权派，不但要从组织上打倒，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的影响和流毒。这是当前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而伟大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中的"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十一个字下画了横线。通知稿还点了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八人的名字，指出"这次革命大批判的主要内容是":"一、首先把矛头指向以刘、邓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二、要彻底揭发批判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黄克诚、谭政、刘志坚等进行其军反党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他们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军队的代理人。"毛泽东批示后，叶群十月三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此件存，不外传。"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1967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应邀访华的巴西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马尔。 后来的秘鲁共产党主席贡萨罗可能就是在这一天(或1966年11月25-26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看见了毛主席：I was only able to see him from a distance. But I saw the recognition and deep affection of the people for a great Leader, an extraordinary Marxist, a pinnacle of Marxism. I didn't have the good fortune of meeting him, as I said. The delegation I belonged to made a lot of errors and demonstrated some foolish arrogance. I think that kept them from granting us that privilege.（1988 《El Diario》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Gonzalo）。 ———— ———— 1967年10月3日毛主席接见了巴基斯坦新闻和广播部长夏哈布丁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 ———— 1967年10月3日会见刚果（布） 总理努马扎莱时谈到 (中国大使馆)“有人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将人家接受不了的强加于人”， (请努马扎莱回国后)“问候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回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可参考《毛泽东年谱》，刚果（布） 政权内部存在总理和总统两派的斗争，总统靠近苏联，抛弃反帝反殖斗争，我大使馆在国庆招待会祝词中点名反对苏联，只提总理努马扎莱，不提总统马桑巴—代巴，刚果（布） 高级官员均不出席招待会。据祝庭勋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毛主席还特意请努马扎莱到安徽省淮南煤矿参观，6日李先念陪努马扎莱了解淮南制止两派武斗，实现大联合的情况。 ———— ———— 1967年10月3日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几段谈话纪录 毛主席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几段谈话纪录 （未经主席审阅） 努[马扎莱(以下简称努)]：我们看到，通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觉悟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也大大提高了，学到了许多东西。 主席：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也许是这样，但我不在这里。 主席：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 努：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学到许多东西，干部很谦虚。 主席：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就要斗争他。许多干部病也没有了，过去的官架子也没有了。 努：是这样，我们看出，你们的干部同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主席：也没有多少区别。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大官没有人做，得了？可做大官，薪水可以高一些，房子也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一条，你不要摆官架子。为什么不可以，这四条都可以，我只要求你一条。只要把官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 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好，出入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啊。 努：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主席：有一点乱就是了，这有点道理，就是乱，不乱中国不得了，北京就不乱，太文明了，一个北京，一个上海，你们可以到处走走。还有几天？武汉、长沙、广州都可以去看看。 周总理：他们有一部分人留下来去参观。 主席：要去看看乱的地方，重庆、成都、西安都可以去，想到哪个地方去就到哪个地方去，我们让你们看。 乱了一回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他闹够了，不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从去年六月开始，已有十六个月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乱他三年，乱得厉害就好办事。 努：怎么越乱越好办事？ 主席：正确同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江西那个省乱得很厉害，后来保守组织分化了，不能争取群众，也就不存在大联合的问题了。左派内部闹起来，问题容易解决。有那么几个乱的省如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这些省除安徽外，最近我都走了一圈，你们要到这些乱的地方去，看看是怎么个谈[乱]法，现在又怎么样？到中国来要得到点经验。 周总理：今天在国棉三厂我已经点了下，厂里有两派，过去闹得很厉害。 主席：武斗了没有？ 周总理：武斗了。 主席：有没有打死人？ 周总理。没有。比国棉一厂要好些。开始他们不愿意讲，我点了一下。 主席：他们以为那些话不能讲给别人听，要讲发展过程嘛，要讲怎么乱法嘛！安徽有个大煤矿，过去每天产量为四万五千吨，后来两派打起来了，不是用手、木棒，而是用枪、炮打，每天的产量降到几百吨，把几万造反派工人赶出去了。不能生产，还要打仗。工人跑到北京、上海、南京、合肥。现在都回去了，生产恢复到每天二万五千吨，再过一个时候，可以恢复到四万五千吨。这个煤矿可以看看，有十个煤井。 努：这些工人是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的？ 主席：什么矛盾很深，上面两派支持，左派支左派，右派支持右派，幕后操纵，现在把那些组织武斗的头头搞出来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待那复[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头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早讲[讲早]了不行。 努：还要看看才行，要注意了解。 主席：你们只是听听还不够，还要到那里去看看，礼宾司那些人只给你们吹中国怎么怎么好，不要相信。礼宾司谁管？ 周总理：周敏，现在他们让他出来工作。 主席：外交部也有两派，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没有办法解决，不要想外交部就是一统天下，不过外交部没有打仗，闹是闹得天翻地覆。你们非洲人官架子比较小，所以我同非洲人谈得来。 努：这很好。 主席：你们平等待人，欧洲人、某些亚洲大国的那些人，如尼赫鲁，不得[行]。 努：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官僚架子，所以我们很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以便防止这种情况。 主席：我不建议你搞文化大革命。 努：我们是根据具体情况的。 主席：独立几年了？ 周总理：四年了。 主席：我们十八年了，其实我们的军队已四十年了，四十年中间，除十八年外，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为什么不怕乱？因为有了打了几十年仗的几百万军队。 努：我的意思不是把文化大革命搬到我国，而是要研究其世界意义和重要作用，特別在理论上的贡献，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在我国已经出现一部分人，他们要夺取政权，要改变社会主义方向。 主席：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恩克鲁玛没有料到推翻他的人就是他提拔的人，连消息他都不知道。 我也不劝你们在中国多呆，早点回去。 努：我们会回去。 主席：恩克鲁玛不是在中国的时候，那一方面就把他推翻了嘛！ 努：我们国内还有人。 主席：这好，我们部分地改造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政府中有些过去留用的国民党人，思想很坏，有钻进来的特务，有思想顽固的官僚主义者，即我所讲的薪水高的，房子好的，官大的，出门有汽车的。其中一部分死顽固的被红卫兵扫掉了，另一部分批评批评继续工作。 红五七 大理一中《星火燎原》战斗兵团宣传部翻印1968.2.24，四·二〇宣传部再翻印1968.3.2。{}内据《毛泽东年谱》。接见是在下午五时。 ———— ———— 1967年10月4日毛主席接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各国朋友 1967年10月5日《人民日报》，被接见的各国朋友有：锡兰自由党议员塞·迪·班达拉奈克和夫人，由名誉团长西园寺公一、团长河原崎虎之助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亚非人民团结日本委员会执行委员北泽政雄和夫人，日本中国通讯社访华小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负责人田中修二郎等，日本朋友阿部真子，由奔平·潘塔翁率领的老挝文教代表团，老挝朋友坎良·奔舍那，巴基斯坦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卡拉奇分会副秘书长马苏德·侯赛因和夫人，由阿卜杜勒·马基德·阿卜杜勒·拉欣姆和米尔加尼·阿里·穆斯塔法率领的苏丹—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由塞尔希奥·罗勃亚德率领的智利友好代表团，墨西哥美洲发行社经理富恩特斯，乌拉圭新生书店经理比森特·罗维塔，乌拉圭朋友鲁文·努·涅斯和夫人，秘鲁《图画商业报》记者赛莉亚·巴里奥斯，法中友协访华代表团团长埃伦娜·马希西奥，由汗斯·波根率领的挪威地区工会代表团，由科·阿列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对外文协代表团，澳大利亚公路专家霍华德·舍拉德和夫人。 1976年9月16日《参考消息》刊登赛莉亚·巴里奥斯（似乎参加66年831接见红卫兵大会）纪念文章提到这次会见的部分：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有一群人正等着，他们已经得到确讯，知道毛要来。人们领我们进了大厅。我们按国籍分了组。一位阿根廷人对我说：“你知道了吗？我们将要见到毛。许多人同毛主席握完手后，恨不得把手留作永久的纪念。”几分钟过后，毛泽东出现了。我原以为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进入大厅会象神人出现一般，形成一个震动人心的场面，实际上我却在肃静的气氛中看见一位衣着整洁朴素、和我在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的老人走了进来。我看了他的面庞。他的目光使我意识到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他的目光安详而清澈。全身都焕发着谦虚之感。那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时刻之一。我看着这位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人物，最伟大的领导人，历史上最光华四射的智慧之一。他是一位纯朴的人，举止谦虚，这反而显出他的伟大。于是我明白了他的心胸宽广，明白了为什么他的人民热爱他。他同他们一起斗争，他以顽强和不可动摇的造反精神坚持实现他的理想。他解放了他们。当毛来到我身边时，他微笑了。他伸出右手，我听见他说“秘鲁”，还说了一些表示欢迎的话。我向毛致意时说：“看到您的思想唤起了全中国的智慧和意志真感到了不起。我已看到，在工厂、公社和街道上，任何轰轰烈烈或平凡的创造活动无不从您的思想和教导中得到鼓舞。”当毛离开大厅时，我看见一群个子十分高的、身穿长袍的非洲人一边眼里流着激动的热泪，一边唱着“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歌曲。这些泪水不是软弱的表现。相反，我认为在这些泪水中充满着世界的力量。这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毛所激发的力量，他的逝世对人类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 ———— 1967年10月7日毛主席接见了阿尔巴尼亚、越南和卢森堡的十个代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1967年10月8日《人民日报》。穆·格尔查利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由纳·纳塔奈利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由列伊兹·柴里拉伊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消费合作社代表团，由莱·培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印刷专家；由陈宋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大学中专部代表团，由陶松率领的越南通讯社代表团，由黎民率领的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由吴玉英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杂技团，和越南轻工业品公司代表；由阿道夫·弗兰克率领的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 ———— 1967年10月12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文艺组宣布解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 ———— ———— 1967年10月12日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参加会见 [（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局势时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这一个月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六、七、八、九，还差两个月到一年半]。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 我们现在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 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他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它不咬人吗？它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是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 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要做些准备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谢胡来武汉访问，座谈会开始时，谢胡在座。有人提出，谢胡是外人，我们自己人是不是要单独开座谈会。周恩来说，谢胡是自己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大联合的，有什么话都当着谢胡说。 ———— ———— 1967年10月20日对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 此件看过，可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 ———— ———— 毛主席圈阅了周恩来、康生1967年10月25日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名单的报告。 1967年10月29日《滕海清、高锦明同志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会的指示》，内蒙革委11月1日成立。滕海清说：代表产生问题，最后总理讲，原来主任、副主任没定，副主任原来都是长胡子的人，后中央首长指示增加一名工人，提名，中央决定，按批准名单，副主任有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主任问题嘛，中央叫我来搞，由中央决定，中央让我搞，我就搞。一个主任，三个副主任，常委21人，现确定19人，名单最后由总理，康老向主席、林副主席写报告，25号写的。“内蒙滕海清，高锦明汇报成立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根据条件已经成熟，中央文革基本同意他们的意见，请批示。”主席、林副主席看了，主席在他名字划了圈，林副主席用红铅笔划圈，意思批准。28号康老给我们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经中央文革，主席批准。 ———— ———— 1967年10月28日在杨成武吴法宪27日呈报军委办事组15日给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办事组如何工作（总政、军委文革小组瘫痪，办事组是临时性的，待政工组成立后撤销）的报告上批示 刚成立又撤销，恐怕不妥。 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报告说：根据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17日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9月24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井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10月4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没、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军委办事组除设有几个联络员、几个秘书外，还有一个负责对‘516兵团’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和一个负责干部学习班(引者注；当时中央有一个干部学习班，由林彪主持，抽调各省军、政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用解决各省的文革问题)具体工作的办公室。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引者注：语句不通，原文如此)，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 10月16日，周总理批：“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10月20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1967年10月27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注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指导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主席于1967年10月28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 1967年10月29日，林办批：“林彪同志嘱：送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成武、春桥、文元、法宪同志阅，退杨成武同志。”同日，周总理批示：“我仍建议，此事应先在中央文革扩大会上讨论一次。请伯达同志于30日例会上提出。” ———— ———— 在1967年某群众组织上报旧报纸登载叶剑英在1934年12月筠门岭战斗中被俘报道的批示 纯系造谣 1980年11月3日审问黄永胜时张中如的发言，《特别法庭审判纪实》。宋绍青《客家骄子 叶剑英》说1968年：中央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将1943年香港工商日报刊登载的造谣叶剑英“企图投敌”的文章抄报中央。毛泽东阅后批示：“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己看过，现又送来。 ”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叶剑英说，有人要打你叛徒，我已经批驳了。毛泽东并且交代工作人员把批件送给叶剑英看看。 ———— ———— 【待核查】1967年11月1日-2日无锡《东方红》小报《毛主席最新指示汇编》中未找到出处的部分 一、论战略部署 ★革命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5.16”兵团，搞大批判。 二、论大批判 ★刘少奇这些家伙所干的，连赫鲁晓夫都不敢公开干。 ★只要得罪了人民，就必定要失败。 ★写文章，第一是事实，这是立足点。还要有必要的发挥，讲道理，要能够鲜明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论大联合 ★大联合，大势所趋，比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还要猛，谁不搞大联合，就叫他靠边站，通过大联合，把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分裂主义逐步去掉。 ★就是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高姿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受打击，就动个人感情，我们要动阶级感情。 ★如果有两个革命组织严重对立，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敌人就要清除出去，是同志朋友就要互相关心、爱护、帮助。 四、论干部问题 五、论革命造反派 六、论军队支左 七、论群众路线 八、论揪黑手 ★不要出现辛亥革命以后的局面，要警惕窃国大盗袁世凯式的人物。要调查处理吴传启的问题。 江苏无锡九·二红联会、市一中东方红公社《东方红》1967年11月1日第41期、2日第42期。吴传启是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被指为“5·16”的人，关锋、吴传启、林聿时曾经合写文章。 此文中还有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的一段“有人问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怎样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过去农民当土匪、惯匪的就不少，流氓小偷，飞檐走壁，神通可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也满革命。我也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你也是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受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资产阶级是按照他们的利益来教育我们，接受马列主义是后天的。所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如何分法，我看很难。”与现在可得的文本有所不同。 ———— ———— 1967年10月杨成武与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多次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在京的部分大军区领导会议，研究来京的军转干部提出的问题，事后以叶剑英名义向周恩来作了报告，11月2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批准了报告。 《杨成武年谱》 ———— ———— 1967年10月、11月3日对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示与修改 【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主席11月3日批示：”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 文章概括了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六条。】 ———— ———— 1967年11月5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戚本禹记录稿）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剌、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观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 这是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67年11月7日对姚文元6日报送对上海《支部生活》革委会3日编印《党团员情况》第十五期反映上海党员近期思想动态材料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 此件可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一阅。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报告说："这一件材料中反映了一些最近党员的动态，所提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如何发展新党员问题的三条，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发展新党员，恐怕需要一些适合革命形势的新规定。我们当根据您的指示继续研究，并请主席批示。" ———— ———— 对《解放军报》1967年11月9日社论《抓好形势教育》的修改 社论第三段毛主席语录："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问题。"（见毛选二卷469页）是主席亲自加的。 社论第三段最末"要经常把运动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成就，新经验，新问题，用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和总洁，及时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思想能不断跟上发展着的形势。"是主席亲自改过的。 社论第四段"识破阶级敌人的挑拨煽动"，是主席亲自加的。 社论第六段"除了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外"，是主席亲自加的。 另外，陈伯达，姚文元同志也修改了这篇社论。 1967年11月30日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政宣部《参考资料》第11号转引《风展红旗》50期 ———— ———— 1967年11月9日毛主席接见泰共江洪、张实等谈话记录 （未经本人审阅） 时 间：1967年11月9日下午6时35分至8时10分 地 点：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 参加人：泰方：王斌、陈金文、刘国英、王玉、魏子明、李革 中方：林彪、周恩来、康 生、刘宁一 翻 译：蔡志宏 速 记：姚世根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都没见过。都是在中国呆了一个时期的吗？ 江洪（以下简称江）：有的同志在中国呆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同志是刚来的。 主席：哪几位同志是刚来的？ 刘宁一（以下简称刘）：张实同志、王斌同志。 主席：张实同志，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张实（以下简称张）：泰国北部。我们的工作在泰国和老挝边界一带。 主席：你们的中央所在地也在这个地方吗？ 张：在泰国的东北部。 主席：那个地方算是一个根据地吗？ 张：还不是一个根据地，还是游击区。 主席：是在城市里头还是在乡村里头？ 张：在乡村里。党中央也在山林地区。 主席：有武装吗？ 张：有。我们现在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主席：这条路线也是蒋介石压迫我们逼上梁山形成的。我们过去也是长期在城市里，没有到乡村里去。知识分子要离开城市跑到乡村里去是相当困难的。在城市里搞工人运动，搞学生运动，搞统战工作，也搞农民工作，但是我们这些人还是住在城市里头，有时也到乡村里去跑一跑，看一看。蒋介石在1927年实行白色恐怖，一个早晨把我们所有的组织，包括学生组织、工人组织都打垮了。那个时候我们党在国民党军队里也有一部分力量。比如说叶挺同志领导的一个军，有多少人？ 林彪（以下简称林）：两个师。从广东出发时是一个独立团，到武汉以后才扩充成一个军。大概有万把人。 主席：有一万多人的军队，这是一个军。1927年南昌暴动后，增加到两个军。在这一点上跟你们不同，因为你们没有在銮披汶、他侬、巴博统治下建立共产党的武装。但是有一部分也和你们一样，比如说，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跑到乡村抓住了一部分武装力量这么搞起来的。像我这一类的人也不少，恐怕比较多。像赣东北、陕北、湘鄂豫。那个时候的情况和你们相像，在城市里站不住，到农村里去。国家没有什么民主制度，不能够出报纸，也不能有什么国会，也不能设立一个工会。有时候设立了工会，甚至于还有代表在政府里当部长。蒋介石反革命一来，这些东西统通被打垮了。一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了；一批共产党人被抓去迫害[叛变？]了；第三批共产党人消极退出不干了；第四种共产党人继续干。这里头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在城市里，一部分上山打游击。你们了解了解中国的经验，我看对你们国内的工作有好处。过去我们中央也是舍不得离开城市的，1927年到1933年6年之久，以后才从城市搬到江西根据地。所以要知识分子离开城市那时困难哩。你们有三个中央委员被捕了吗？ 王斌（以下简称王）：是。 主席：本来是在乡村里头，后来跑到城市里头就被捕了。 江：他们几个人是到城市里来谈工作问题，在接头时被捕了。 主席：为什么不可以在乡村里谈呢？在乡村就有武装在那里保卫。 江：过去中央的同志是在农村里开会商量问题的。但是后来不可能了，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就到城市里来碰头，结果有人出卖了。 主席：是要受一些暂时的损失的。这种收到暂时损失的事情，哪一个党都有。现在你们就可能接受这条经验了，即不到城市里去接头。 王：今后也许要带军队来接头。 主席：建立根据地有好处，它是一个大学校，可以学习武装斗争，学习土地革命，培养管理国家的干部。你们国家有一个大城市曼谷，那个地方有没有近代化的工厂？ （康生把泰国地图送给主席。主席看泰国地图。） 张：现在这两块（指东北部普潘山南、北游击区）已经能联在一起了，连这一块（指普潘山西部游击区），三块都能联在一起了。 主席：那好。 那个地方（指乌汶地区）现在还没有公开，是秘密工作的地点。这个地方（指武里喃地区）最近有了武装斗争。这个地方（指达府地区）现在也开展了武装斗争。这个地方（指碧差汶府地区）正在准备，将来准备往东边打去，和那一块（指普潘山西部地区）联在一块儿。现在这个山地（指碧差汶府地区）正在向小块的红点（指廊磨南蒲地区）取得武器。 主席：这些地方（指东北部游击区）也没有山吗？ 张：有一些。但是山比较小，不高。北部的山很高。这一条山脉（指碧差汶山脉）也比较大和高。这一条山脉（指他侬通猜山脉）一直通到南部。这是中部的一个据点（指巴蜀、佛丕等地据点）。现在这个地方也开展了武装斗争。 主席：这个地方（指巴蜀、佛丕等地据点）是和缅甸交界的地方。 刘：缅共在这一块根据地的力量是很大的。 张：在泰国和马来亚边界的地方，泰共力量和马共力量联合起来在那里进行斗争。 主席：西双版纳有多少人口？ 周：两百多万。但傣族没有那么多。 王：西双版纳的傣族只有二、三十万人口。 主席：你们去过没有？ 王：魏子明同志去过。 主席：他们讲话你能不能懂？ 魏子明（以下简称魏）：我到西双版纳，说起话来，他们分不出来，以为我是他们的人。我的家在泰国北部。泰国北部的话和西双版纳的话几乎一样，分不出来。 康：魏子明同志是一位军人，他当过营长或连长。 魏：是团的参谋。 主席：现在你在越南工作？ 康：是泰国爱国阵线驻国外的代表，原名叫帕荣。 主席：你们那个军校里有多少人？ 王：有两个军校，一个在老挝的北部，还有一个在越南。在老挝北部的军校目前有一百四十多人。在越南的军校目前有一百七十多人。在越南的军校现在已结束了，不办下去了。 张：目前在老挝北部的军校准备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今年培养的总数是二百五十人，包括正在学习的。 主席：这种军校可能起好的作用。真正培养军事干部还要在战争中培养。不经过战争，军事干部不能培养出来。 张：泰共中央有一个决定，从今年开始停办在越南的军校，把这些干部调到泰国东北部（武装斗争）办军校。 主席：学年也不很长吗？ 张：对。 主席：你比如我们在座的林彪同志是进过军事学校的。入伍六个月，学习四个月。所谓入伍六个月，就是去当兵。学出来后可以当营教导员。 林：最高可以当团一级教导员。 主席：进军校的大多数是中、小知识分子，读了中等学校就可以进军校。进军校四个月，教程那么多，读都读不完，我看是做个样子。六个月，七、八、九、十，一共十个月。 林：开始六个月不上课，后来四个月才上课。 主席：军校毕业的很少数，但是不可没有，也不可都是。蒋介石的军官都是军校毕业的。我们军队的干部，军校毕业的不过是百分之一、二、三，恐怕还没有，是千分之几，一千个干部中有几个人。在一千个人中，有九百多人是一字不识的，或稍识几个字的，另外有极少数人是中等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就像我这样的人，总理这样的人。 周：连抗大在内才能有千分之几，不然没有。 主席：所以真正的军事干部必须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听说你们总结了一点经验。过去对武装斗争觉得很神秘，就是说，不了解，或者觉得很危险，很害怕。现在端正了这种想法。是不是有这么一条？ 张：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也学会了怎么打仗。 主席：军校的学生只在课堂里学，并没有打仗，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打仗。…… 主席：……我没有话要讲了，同志们还有什么话要讲？ 他们在座的同志有回本国去的吗？ 王：张实同志。 主席：路上安全吗？ 张：根据组织上规定的路线回去。要经过敌人的地区，所以很可能会遇到敌人。 主席：拿武装护送还是化装？ 张：我们准备带一部分武装，渡过湄公河回去。 主席：这样好。 张：我们这一次到中国来正好碰到很好的机会， 即能看到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时期，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结合我们的工作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这样做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准备把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次学习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带回国去，向国内的同志转达。中国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影响非常大。我们相信，对我们国家今后形势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当然，我们面前也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坚持走毛主席的路线。我们的党是高举毛主席思想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一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我们对毛主席今天接见我们表示非常感谢。 主席：要感谢你们。 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 张：请主席给我们签名留念。 主席：在路上敌人抓住了不好。 张：我们准备走秘密的路，带着武器走，没有问题。 主席：好。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 在1967年11月12日中发[1967]342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上 毛主席批示：照办。 广西革大“老多”资料组1967年11月16日翻印件。韦国清检讨自己“1962年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推销的“大段包工”联系产量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的试点，并一度大砍社办企业，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损害集体经济的作法实际上是复辟资本主义，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执行了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所谓“桃园经验””；“运动开始，由于我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就把一部分已经搞起来的单位暂停下来，大大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搞三个“横扫”（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我没有明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结果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待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我…片面听取汇报，就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特别严重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除了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外，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我这种对革命小将如临大敌，请派军队防范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派宣传车及调动部队的错误完全由我负责，解放军是没有责任的”；“在处理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的问题上，我是十分错误的。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由于我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后补书记霍泛等人去。次日上午，我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我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我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我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我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在这里，我再次向南下串连队及“桂林老多”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在处理三江问题上，由于我不是站在到三江参加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小将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压制文化大革命，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因而我在九月廿三日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我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等。 ———— ———— 在1967年11月14日周恩来转呈的10月31日杨成武吴法宪请示召开解决新疆驻军支左问题，进一步了解新疆情况的会议致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并报林彪的信上批示 退成武同志办。 《杨成武年谱》。11月14日周批示：“本想再看看形势的发展，但十天来哈密武斗不止，铁路中断，不宜太久，故希望按军委办事组意见，在北京召开军队内部会议，统一军队内部认识，以后再采取学习方法，解决新疆问题，妥否，请批。”林彪圈阅。 ———— ———— 1967年11月14日在中央军委[1968]15号文件军委办事组转呈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西藏班《关于“6·7”大昭寺事件情况简报》上的批示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申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11月14日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 来源：《中央文件汇编》，拉萨革命造反总部，1969年3月。 ———— ———— 在1967年11月18日中发 [1967]353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附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联名检讨)上 毛主席批示：照办。 广西军区翻印件。中央决定说，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韦国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安平生、伍晋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广西“四·二二”和联指两派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检查报告说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南宁422造反派看法有错误，压制了422，特别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3月1日错误地砸“工总”总部、逮捕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使工总遭受巨大舆论压力、处境困难，军区对错误没有迅速认识改正，8月下旬才释放熊一军；对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部队、医学院闯野战兵团没有坚决支持，督促他们取消校外总部，并在物质方面加以限制；对反对韦国清的422一段时间未予承认，在政治上压制，《忠告、警告书》《通告书》错误的指责了他们，给他们造成政治上很大压力，起了压制造反派的恶劣作用，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制止武斗不力；执行军管任务中对群众态度有错误，造成《广西日报》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激化两派之间矛盾。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联名检讨说三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路线，在文革前也犯了不少错误，如四清中执行桃园经验、执行陶铸搞的“责任田”试点，进城后民主作风差、生活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在文革中的批判斗争完全应该，大有教益；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彼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观点不一致，形成了对立状态，现在本着向前看不向后看，增强党性克服派性的原则决心团结起来，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促进广西两大派在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1967年11月27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谈话时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做了一点工作，但是我还是没有感到自己对外国同志有什么帮助。很清楚，连中国的事清也没有搞好嘛。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克思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第二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第一段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主席说的批评刘少奇的唯心主义指主席在刘少奇1943年6月28日给续范亭的一封信上的批语与主席1943年12月17日、24日给刘少奇的信，发表于2005年中央档案馆田逢禄汇编《兰台稿存》，毛主席1966年8月15日曾就此写信给刘少奇说“给续范亭信及我在信上建议改写的话，印象都不深了，如找到，请再给一阅，阅后送还，可否请酌”。主席反对去苏修“二十三大”见于1966年3月13日给中央的信。 ———— ———— 1967年12月13日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节录) 主席：这一回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从哪里来的？ 卡努·桑尼亚尔：先通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然后再通过尼泊尔。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那个地方坐火车，到了尼泊尔坐公共汽车，然后从加德满都到中国这一段路，有时乘汽车，有时骑马。 主席：你们还爬过喜马拉雅山。 我们站在你们这一边，跟你们一起反对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和左蒂·巴苏。左蒂·巴苏是不是到过中国？ 康生：到过，和高士一块儿来的。 主席：他们是搞合法主义的，跟政府搞妥协，思想上和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对人民进行欺骗，要搞什么联合政府，搞什么议会过渡，这样就可以和平过渡，将来搞社会主义，那是一些假话。 印度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统治一直到什么县政府，一直到什么乡政府，都有警察。印度人民要把这一套统通搞掉，建立自己的政权机关。现在你们力量还小，印度这个国家那么大，人那么多，也不晓得政府哪时建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桑：我们有信心，只要沿着毛主席思想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最后一定能够得到解放。 主席：真正的革命开头规模是比较小的。如果开头很大规模，那是不可设想的。 ********************** 主席：革命是有起有伏的，像波浪那样前进的嘛，是会受到挫折的。你们对中国党的历史清楚不清楚？ 桑：到中国后学了一点。 主席：开始在城市里头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这靠不住。后来资产阶级叛变了，杀了人，把工会、农会和学生团体通通扫光了，我们的同志才知道要搞武装斗争。开始力量也很小，打了一些败仗，也打了一些胜仗。因为那时我们党里头出了几次机会主义，所以结果把大部分的根据地都搞掉了。这时日本人打进来了。以后我们在日本占领的后方又建立了许多根据地。日本走了，又和蒋介石打，结果打败了蒋介石，他逃到台湾去了。像中国，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帝国主义是很注意的。要使自己队伍里头不犯错误也是很难的。你们刚换了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这些人好像比较好一些嘛。结果他们是右的。 康：特别是达斯·古普塔，原来以为他是左的，到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就完全变右的了。 主席：他们脱离群众，群众根本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现在大雪封山，你们还能过去吗？ 全文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 ———— 1967年12月18日在大会堂的中央碰头会上批评陈伯达说： 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我只看了标题[注：提出“大树特树”]，没有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67年12月21日下午6时在怀仁堂中央文革“天天读”上汪东兴传达主席关于湖南《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及“大树特树”）的指示： 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看三十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杨成武、张平化后来在湖南成立革委会的请示报告中列为走资派在湖南的代理人。杨在杨、余、傅事件后被打倒。董保存《杨余傅事件真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共和国将帅之路 将之节》和吴法宪回忆录中1968年3月21日凌晨等几次会议上主席谈话的描述有出入，需要继续考证。 ———— ———— 1967年12月22日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新任驻华代表团团长阮文广副团长阮明芳和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团长阮春龙副团长黎氏芝、山禄和全体成员时说到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在阮友寿主席领导之下的，这是今天的政府；西贡政府已经是过去了，因为人民都不信任他们，包括他们控制下的人都不信任他们。那个政府没有威信，那是个杀人的政府、卖国的政府。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过了时的政府。阮友寿主席领导下的政府是新生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你们现在还不叫政府，叫解放阵线，但是，实际是个政府，你们得到广大军队和人民的拥护，正在和帝国主义，以及本国的卖国贼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的问题是最后胜利的问题，而不是胜利还是不胜利，或者大胜利还是小胜利的问题，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胜利已经看得见了，虽然还未到手，但是望得到了。 美国困难很大，他们不仅要管越南、管亚洲、管太平洋，还要管欧洲和其他地方。另外，还要管日本。它本国有很大困难。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白人，一种是黑人。两种人都分阶级，现在都初步觉悟起来了。有许多事情是过去不可能见到的，比如，美国整营军队拒绝执行命令， 不愿去越南，广大群众示威把征兵中心包围起来，还把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包围起来，群众示威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 第一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第二段自《毛泽东年谱》。 ———— ———— 1967年12月26日周恩来在各省代表讨论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等几个单位检讨时传达毛主席对无锡”支左“的二十七军的检讨的指示： 周总理接着说：“今天几个省的代表都来了，要谈的事很多，先谈一谈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几个单位的检讨报告问题。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的检讨已经有了批复，我就不说了，主要说一说二十七军的检讨。二十七军的检讨，我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了。毛主席说，‘二十七军的检讨写得很好。既不吞吞吐吐、遮遮盖盖，也不夸张，错多少，检查多少，实事求是，这样很好。’你们要求把你们的检讨转发到全军、全国，那就不要了吧！把每一个部队写的检讨都转发全国，这不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吗？错了，检讨了，改了就好嘛！” 周总理又说：“我再向大家传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说，‘二十七军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文化大革命要立新功。’毛主席的讲话很重要哇！你们各派群众组织，要好好学习，真诚拥护、支持二十七军。” 王晏《卧槽马——王晏回忆录》。随后周总理和河南二七公社代表讨论了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通车问题。27军军长为尤太忠，省军区和27军存在各支一派的情况，27军取缔锡造总，后使用水陆坦克吓阻锡造总葬礼游行，并纵九二派抢枪。王晏1974年4月因为取缔锡造总、收叶剑英派儿子送信和为林彪修建行宫、在无锡见过叶群等问题被批判，1975年春节后释放，不久许世友的秘书[邢吉祥?]告诉王晏说1974年冬天毛主席视察东南沿海四省一市，在上海与省市书记座谈时，许司令将我被关押的事向毛主席汇报，说江苏至今还关着人。毛主席问江苏省委书记[杜平或吴大胜]：“听说你们江苏还关着人，是不是省里让关的？是什么人叫关的？我讲过多次，“批林批孔”[中]不要搞了，安定团结为好，有的同志若真的有错误，可以一面工作一面检讨，把人关起来不利于安定团结。”省委书记回答：“是上面的人搞的，我们马上放人。”这一条待核实，主席74年末在长沙，75年初经南昌到杭州，似没有去上海。 ———— ———— 毛主席对1968年《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修改 一、第四段第八行"正在逐步出现新的面貌"一句话后面增加"文化大革命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我国导弹，氢弹的试验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二、第六段第一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新加的。 三、第一项战斗任务中"正象林彪副主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一段是新加的。 四、第二项战斗任务中的第二段"丑恶面目"和"使他们一切复辟的妄想彻底破产"都是新加的。 第四段中"改革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一句话是新加的。 五、第三项任务中，最后一段"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和"以及其他党、政工作部门"都是新加的。 六、第四项任务中第二段"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将担负起更多更重要的任务。""要更加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进一步做好爱民工作。""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向群众学习。""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挑衅"都是新加的。 七、第五项任务中"促战备"是新加的。 第一段第一行至第三行，十六条中的一段话后面，原稿是"对于一九六八年的工农业生产应该抓紧安排。一切革命组织都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财产，坚决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歪风。"此段有较大的修改，修改后如报纸所刊登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坚决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歪风。"一段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各级领导都要政治挂帅，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入手，抓好生产工作，把它当作夺取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及"自觉地加强劳动纪律"等均为新加的。 八、全文倒数第三段（包括口号）开始部分原稿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但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我们的思想状况，即有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面，又有不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面"，此段有较大的修改。删掉了最后一句话。 修改后如报纸所刊登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解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九、全文倒数第四段与第五段，原稿上还有一段，全部删去。这段全文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写的两篇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主席尖锐的指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样一个严肃问题。号召全国人民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增长。"毛主席指示我们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打退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今天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感到格外亲切，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段全被删去。 十、全文倒数第四段（包括口号）第四行，"已被中国人民胜利的东风完全压倒，遭到了可恥的破产。"此句原稿是"被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东风席卷一空。" 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材料组《文革通讯》1968年2月8日第31期转载。 毛主席最新指示 外国的党章，人们看不懂，从”价值“说起太繁琐 徐州红色工人反到底总指挥部材料组《文革通讯》1968年1月28日第33期转载。 ———— ———— 1968年1月3日在同日关于69军党委统一领导山西支左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 “照办”。 赵瑜《牺牲者 太行文革之战 中册》。【待核查】石名岗《文革中的山西》说：“1967 年 12 月，山西形势一直未见好转，中央提议由69军负责主持山西的支左工作，当时谢振华是69军副军长，曹中南是政委。毛泽东听完周恩来对谢、曹情况的介绍后说：看来这两个人的条件都还好，一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老红军出身，经过了长征，完全可以信得过；另一个长期搞地方武装斗争，对地方上、部队上的政治工作比较熟悉。我看就让曹中南进入省核心小组里，让谢振华负责山西的支左工作，把整个山西的形势稳定下来。 ” 1967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解决山西问题，产生15条措施和会议《纪要》，增选谢振华为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陈金钰为核心小组成员。刘格平有所架空，红联站又反攻红总站。据赵瑜《牺牲者 太行文革之战 中册》1968年1月3日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同日《中央军委命令》为：“北京军区、山西军区、六十九军、各军区：根据当前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山西支左应该统一领导，由六十九军党委集体领导，召集其他在山西的部队统一安排。 中共中央军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赵瑜书中还说毛主席亲自签发了在69军主持下成立太原警备司令部统一领导地区支左、治安、民兵工作，说谢振华说到晋东南去的部队是经毛主席亲自下命令去的（实为圈阅）。1968年2月17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山西晋东南问题的通知（二·一七通知）说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目前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存在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治委员曹中南同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69军107师、63军559团、高炮17师（按中央指示指战员不准携带武器）），前住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谈判进行。 ———— ———— 1968年1月中旬对江青、康生、谢富治报送的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的评论 这份材料没有相应的证据。 1968年5月在中央碰头会上提到 “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 “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 1968年9月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报送的刘少奇结论材料上批示 “有十五个附件，都不见，速送来，十五个附件都应送各同志。” 黄峥《刘少奇冤案始末》，《共和国将帅全纪录 第3卷》说1968年9月毛主席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其他政治局常委也批示同意，10月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通过。 ———— ———— 1968年2月11日在游泳池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到中央学习班云南班已来了800多人时指示 “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 [云南训练班要来一千多人，各派，包括军队的，都来。]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内自《毛泽东年谱》。另外，根据毛主席关于集训全军团以上干部的决定，昆明军区也在京举办了批共有3000多军队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 ———— ———— 在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2月14日根据周恩来提议将十三个原省市区负责人分到中央办的各学习班学习的方案上批示 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 《周恩来年谱》，17日周恩来批注说各人情况不同，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十三人为江渭清（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原中南局书记）、黄火青（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原辽宁省省长）、高克林（原西北局书记）、曹祥仁（原浙江省委书记）、宋侃夫（原湖北省委书记）、刘惠农（原湖北省委书记）、鲁大东（原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朱德海（原延边州委第一书记）、钟建平（原鞍钢政治部副主任） ———— ———— 毛主席圈阅了1968年2月22日林彪转呈的22日杨成武吴法宪关于同意北京军区党委将原第三十八军副军长、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牟立善调回原单位任副军长的报告。 《杨成武年谱》 ———— ———— 1968年3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提到 重庆“八·一五”去年把李井泉搞去，根本不斗他，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三个简玉霞，是主席在小报上看的。你们领导是有不同看法的，是毫不顾大局的看法。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68年3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118号接见温玉成时说 (主席一手夹着烟卷，一手倒背在后，问温玉成)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温玉成问主席到哪里去)没有通知你？(温说不知道)叫你到卫戍区去，执掌京畿重地。 吴东峰《东野名将 新华社军事记者的第一手采访实录》、陶朱问《温玉成沉浮录》(载《湖南文史2006年第6辑》)。3月22日发生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三人撤职，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68年1月起)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对记者回忆是主席定的。温后来因为李必达(黄永胜的秘书)请温把告黄永胜状的信转交江青（温交给林彪，被叶群截获）等事失势。 ———— ———— 1968年3月28日和林彪周恩来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时谈话 [谈到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太多时说：我的秘书只负责收发，所有文件拿来我自己选。人少事情集中，办事还快一些。总理以前有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机关不要庞大。] 毛主席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泽东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 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点。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 ” 林彪：“不了解清况。 ” 周总理：“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 毛主席：“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 林彪：“把它悬空起来。 ” 毛主席：“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谈到部队干部问题时说：先作小调动，后作大调动。一个军区里面也可以调动。大调动就是从这个军区调到那个军区。在一个军区住久了，家当大了，就调不动了。聂凤智不要停职，叫他学习，像陈再道一样。] (谈到军队干部学习班时)学习班什么人在搞？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注：之前一直是总理在抓，后中央另成立一领导小组] 总理以前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 王年一《关于“军委办事组”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7期) ，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曾引用此段。[]内自《毛泽东年谱》，最后一段自《周恩来年谱》。叶剑英不属于办事组成员。据《杨成武年谱》，毛主席圈阅了3月28日上午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呈杨成武子女写给江青并报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了吴法宪等人抓捕杨成武，软禁全家的情况。当日，江青批示：请毛主席、林副主席阅。退军委办事组存。 ———— ———— 在1968年4月1日黄永胜、吴法宪请示由于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队电文今后除发到团级文电照发各常委外不再抄送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粟裕工作无关文电亦不抄的报告上批示 此事待议。 王年一《关于“二月逆流”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1期) ———— ———— 1968年4月9日对聂荣臻7日来信的批示 总理： 此信请在碰头会上读一下。请电话告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勿听谣言,安心养病。过两天即找聂及几位老同志一谈。以上请先告林彪同志。 毛泽东 四月九日一时 熊华源、张素华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修订、增补工作纪实》，2023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据《杨成武年谱》，聂荣臻为杨成武被打倒之事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还要求与毛泽东面谈一次。 ———— ———— 1968年4月27日周恩来传达毛主席指示 说是跟他们讲一讲，“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 《黄廉访谈录》。黄廉还回忆5月[28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张国华对他说：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中间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现在通知你：你已经是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委员，我们欢迎你参加省革委会的工作。……张国华非常慎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说，他说完后，又说这是周总理传达下来的毛主席指示，我们省革委会、军区和两个军的领导集中起来给你传达。李大章说：黄廉，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争气，你还是能够工作的，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 ———— ———— 在周恩来1968年4月27日报告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国家体委可归军委办事组，实行军管；国防体委可取消，按军兵种军区接管的信上批示 照办。 《周恩来年谱》。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全国体育系统全由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的命令。 ———— ———— 1968年[5月]对周恩来请示中央在批准辽宁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是否要点宋任穷、欧阳钦、黄火青的名表示 可留有余地，不要点名。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1968年[5月8日？8月11日?]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昆明班时说 “周兴、陈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周兴、陈康离开京西宾馆到学习班去，周兴住到‘炮派’，陈康住到‘八派’，向群众作检查，消除对立情绪”。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书中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指示：“云南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都犯有错误，各自要多做自我批评”。“周兴、陈康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句可能4月11日陈康传达的中央领导4月8日讲话精神就有。 1968年8月10日中发[1968]128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上毛主席批示：照办。 ———— ———— 1968年5月16日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稿《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上的修改 在“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之前加写了“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1968年5月20日主席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 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成钧表示过对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等人的不满。 梁兴初在1968年7月11日四川省革委第一次常委上传达5月20日主席接见在京四川学习班学员时和梁兴初等谈话 毛主席在接见四川在京学习的四千多名军、干、群学员回到后台后，他老人家并没有离开大会堂，站着同在场的四川省军政负责人谈话。谈话大约有十分钟，其中有五、六分钟是在同梁兴初同志谈。 主席问梁司令员：四川军队的团结问题解决没有？ 梁司令员回答：基本解决了。 主席说：两个军要团结。军区、群众组织都不能压五十四军，压是错误的。五十四军是好部队。 毛主席谈话时，林彪站在他左边．依次是梁兴初、张西挺、刘结挺、张国华。 八一五派重钢九八战斗团陈万明回忆录《亲历继续革命实践 下册》。书中还记载梁兴初说“八一五、红成打倒刘、张，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3·15'指示[注：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的指示]后己经改了，以往的事就一笔勾销了。有人要捞稻草，把矛头指向五十四军，要打倒谢家祥． '4·27’指示[注：中央同志4月27日接见四川同志的情况谈四川军内问题]也说了，是根本错误的。” ———— ———— 1968年5月22日和周恩来谈话 毛主席问周恩来：杨成武现在哪里？（周汇报了杨一家被关押的情况。）毛主席说：为什么不让杨成武和家人住在一起？ 《杨成武年谱》。周随后通知专案组将杨押往香山寺。 ———— ———— 1968年6月3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对周恩来说： （主席提到要打倒陈毅的有外语学校的“六一六”，周恩来插话“六一六”也是要打倒我的）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周恩来年谱》 毛泽东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一些军队领导同志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 我们的宣传要注意，不要说法国闹事受中国的影响，不要哪个地方乱了，就说是受中国的影响。法国1789年到1799年革命，开头是搞民主，但要皇帝，搞君主立宪，是改良主义。到1791年，皇帝也维持不下去了，想跑到东部去找保皇军，到中途被抓回去了。你要跑，又要投降敌人，1793年就把皇帝杀了。这一下，就把欧洲惹翻了，因为欧洲国家大多有皇帝，就引起国际干涉，英俄组织五次反法同盟军，占领了土伦。保皇派军官也跑到外国去了。后来才解决了土地问题，当然不像我们的土改，并组织了国民自卫军。 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一句参照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连载于2016年《新湘评论》) ———— ———— 1968年6月3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法国是巴黎公社的传统，你们搞点参考资料看看。 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二集》 ———— ———— 1968年6月3日毛主席接见南京军区、沈阳军区三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各总部、各军兵种和部分专业会议人员时 毛主席问参加接见的山西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刘格平、张日清：“山西的工作你们能搞好吗？” 毛主席面对刘格平说：“你们要拥军，他们就拥政了嘛！” 又面对张日清说：“你们要拥政嘛！" 《山西通史卷拾（上册）当代卷》、《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年9月—1976年10月）》。林彪、周恩来参加接见。6月7日刘格平向在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山西班全体学员传达。《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概括为：：山西要既拥军又拥政，一定要处理好地方与军队的关系。 ———— ———— 1968年上半年毛主席与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对论批判组”)成员孔令华谈话时说， 批判相对论要一分为二，要把物理问题同哲学问题分开。 要把自然科学问题同哲学问题特别是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但也要揭露和批判渗进到科学研究和科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 胡大年《文革中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中国科学院相对论批判组再考》载《自然科学史研究》 第37卷 第3期，刘西尧《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说“毛主席说过，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但要人去搞，就难免要掺进个人的思想意识。” ———— ———— 在1968年6月18日周恩来报送的关于反对和揭露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我政府声明稿并针对康生认为不急也不必要加注认为可推迟但必要的信上批示 同意推迟发表。 《周恩来年谱》 ———— ———— 1968年6月间与曾思玉谈话，曾思玉回忆 1968年6月间毛主席乘专列从上海抵达武昌车站，我[曾思玉]和刘丰政委去车站迎接。我们上了公务车，主席一见到我们就说：“我这次到这里来主要是休息和读书，你们有事情向北京周总理报告请示。如有什么要紧的事，也可来谈谈。” 我[曾思玉]和刘丰回答：“是，有事向总理请示报告，我们一定保障好主席的休息。”随后我们送主席到东湖客舍。 一天下午，[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要我[曾思玉]到主席住处去。放下电话我立即赶往东湖，来到主席住处。主席正在会客室里读书，见我来到就说：“你这个老表来得真快哟，有股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记得你不吸烟，那就喝杯茶吧。”随即主席叫小张[张玉凤?]给我泡了一杯茶。 我[曾思玉]问主席：“您休息得好吗？” 主席望了望天棚：“这房子天棚上不知有什么东西跑来跑去，是不是野猫上去了？” 我回答：“可能是野猫在天棚上捣乱。”（后经调查了解确是野猫。） 主席接着把话题转到了主题：“这几天我派人去武汉三镇观察了一番，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都比较稳定。你来武汉快一年了吧？你还是依靠那个指挥所吗？” 我[曾思玉]说：“是，我们20多人还是住在军区茶岗一栋楼办公。” 主席：“对！人不要多，我历来主张如此，机构要精干，有事亲自动手办。周总理也是这样，有事自己动手打电话，你的助手有谁？” 我[曾思玉]告诉主席：“军队还有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韩东山、姚品同志，副政委叶明、潘振武同志，参谋长阂学胜同志，后勤部长金正中同志，还有副参谋长、副主任等，从沈阳军区调了装甲兵司令员徐国夫任军区副司令员，炮兵政委张玉华同志任副政治委员，作战部长唐皎同志任副参谋长。我们组织党委，负责全局领导工作。” 主席听了我的介绍沉思了一下说：“不要调多了，三个可以了，多了不好，要搞五湖四海，要放手让助手大胆工作。现在武汉军区司政后机关怎么样？” 我[曾思玉]回答：“司政后机关基本上还稳定，机器转了，各项工作都可以正常开展。但有时受到院校搞‘四大’单位的冲击，工作受干扰，受影响。现在省里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由五人组成，使党的工作和生活逐渐得以恢复，上下通气，利于开展工作。2月成立了省革委会，由我任主任，地方干部有张体学、韩宁夫、姜一等同志，后来增补江汉油田康世恩同志任副主任，群众组织头头有钢工总朱鸿霞、测绘学院杨道远、新华工张立国副主任。在成立革委会时与造反派在协商委员、常委、副主任的人选问题上不是一帆风顺，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都在汉口打蛋厂（单位）集会。军区在汉口招待所开会，在进革委会任委员、常委、副主任的人选问题上争论激烈。因名额所限，我反复地同这些群众组织做工作，熬了个通宵，仍满足不了有些群众组织的要求。有一个人来到招待所门口，非要见我，自称是反修战士，非要进常委。我问他，你的组织有多少人？他说就他一个人。” 主席听后哈哈大笑并说：“他们的动机无非是造反做官嘛！” 我[曾思玉]接过主席的话说：“我对他说，你一个人也要进常委，武汉市其他群众组织都进常委怎么能容纳得下？他仍不听劝，就是一条，非进常委不可！在场的其他群众组织都认为他是无理取闹，就将他轰走了。省、地、县相继成立了革委会，对进一步促进全省大联合和三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武汉市由空军十五军军长方铭同志兼警备区司令员，任市革委会主任，方铭同志很精干。” 主席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这样对推动全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大好形势定有益处。” 我说：“当前群众组织头头有要权的，他们编顺口溜说， ‘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三排，要汽车一叫就来，什么权都没有，是摆设，后来闹补台，党票挂起来。’” 主席笑着说：“那也好嘛！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排，汽车一叫就来，也是权嘛！你们要帮助教育这些人，还要告诉他们要谦虚谨慎，要好好学习和工作，不然就容易犯错误。教育那些头头要回本单位去工作，不要总想浮在上面。你们上层领导同志要分工，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亲自去抓几个点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使斗、批、改的工作不断地深入发展。” 我对主席说：“我们几个人分别抓了几个大工厂和武大（武汉大学）。” 主席：“那好嘛！你们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就有发言权，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今年湖北老下雨，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湖北境内怎么样？" 我[曾思玉]回答：“长江洪峰几次越过警戒线，造成田家口大堤决口，在紧急动员下，军民日夜奋战，堵住了决口，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点，但仍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军区一军二师部队管理的沉湖农场，前几年由于不能排除积水和引水，收成有限，目前在地方大力支援下，建立了一个大型排、灌两用的水泵站，不仅解决了军区农场的排、灌问题，还保障了附近公社农田能旱涝保收。” 主席：“治水造田夺丰收，是为人民办了好事。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你们要把粮食棉花的生产抓紧，不能放松。好，今天谈了不少的问题，下次有机会再谈。” 过了没几天，我[曾思玉]又接到东兴主任的电话，毛主席叫我去谈话。 主席：“你来得真快哟，的确是军人作风，这种雷厉风行的精神可贵！” 我[曾思玉]对主席说：“主席好！休息得好吗？” 主席微笑着说：“休息得非常好啊，很安静，再也听不到天棚上野猫乱跑的声音了，怎么一回事呀？” 我[曾思玉]听后心情愉悦地说：“我找人利用空闲时间维修了一下，把天棚进行了加固，野猫再也无法钻进天棚里去了。” 主席笑着说：“要这么坚固干什么？” 我[曾思玉]说：“就是防止野猫捣乱，打扰主席的休息。” 主席突然把话锋一转：“你是带兵打仗的司令，你要抓一抓三线建设，抓紧军工生产的配套建设，如果打起仗来，要有大量的枪炮、弹药、汽车等战备物资保障。” 我[曾思玉]说：“报告主席，我到鄂西看了几个工厂，其中有一个军工厂，正在试制师团属的多管滑膛火箭炮。” 主席一听高兴地说： “哦，那不是中国式‘喀秋莎’吗？要抓紧试制定型，仗一旦打起来，我们的武器供应才有保障。美苏两国争霸闹得世界不得安宁，大仗没有打，小仗没有停，国际形势仍然动荡，北面人家在我国边境线上屯兵百万是干什么的啊？不是摆着给我们看的，是向我们耀武扬威呀。一旦打起来，敌人还可能从海上来，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完善的防御机制，随时需要随时能拉出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主席接着说：“我讲过‘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前赫鲁晓夫之流搞修正主义，与美国争霸权，他们制造了那么些个原子弹、导弹，干什么用的？还不是为了打仗。所以我们决不可以高枕无忧，掉以轻心。” 我[曾思玉]接着汇报了在河南某地堆了两座山和挖了一个飞机洞库等战备设施的情况。 主席听后，用满意的语气说：“对，战备工作不能放松，要认真地抓好战备工作的落实，要时刻准备打仗。我还可以打几仗，你们在江南给我建一个临时指挥所，若打起仗来，我在江南照样可以指挥嘛！” （尔后，我[曾思玉]、刘丰和汪东兴坐直升机勘察选址，选好后派第十七军的一个团按毛主席的要求在该地区建了一个指挥所。） 主席说：“今天谈了不少战备工作情况，湖北、河南两省有一亿多人口，驻有几个军，你是带兵的司令员，兼职较多，要加强党委集体领导，发扬民主；要明确分工，有的工作让其他同志去做，多发挥助手的积极性；要多深入群众和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要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还要注意认真抓好部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落实。” 主席说：“今天就到这里。” 1968年6月的一天，我[曾思玉]和刘丰、张体学三人一起向毛主席汇报关于二汽的建厂方案。我[曾思玉]向毛主席汇报：“我们遵照周总理指示，最近又到鄂西走了一趟，主要是为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厂址。在二汽选址建厂的问题上存在东、西方案之争（东方案认为在谷城建厂合适，西方案认为在十堰建厂适宜），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经我们几次实地勘察、比较，觉得在十堰地区建厂的西方案较为妥当。 毛主席说：“二汽厂址要尽快定下来，争来争去有什么好处，中央早已决定，可迟迟不能落实，使人不安哪。” 我[曾思玉]接着汇报：“周总理指示国务院派段君毅同志带领业务组来湖北勘察定点，我全程陪同，也同意将第二汽车制造厂定在鄂西山区的十堰地区，虽然十堰地区地方狭窄，但那里利于隐蔽和防御。另外，国务院已批准动工兴建襄樊至四川的铁路，我们动员了几个民兵团，协助铁道兵部队修建这条铁路。” 主席说：“利用丹江水库水上运输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进四川的铁路修通了，那可就活了，二汽的进厂材料和出厂成品的运输也就方便了，打起仗来{有纵横铁路就好办了，}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1968年6月毛主席来湖北视察，当谈到湖北能源情况时，毛主席说：“湖北北江汉平原会有石油的，我曾问过李四光同志，对地球的构造研究得怎么样了？他说对地球的了解还不到一张纸那样薄一层。从地质结构看，我国油气层分布在很广阔的地域。你们报告国务院，请石油部派专家和勘探队来探明情况，若江汉平原有油，战略价值可就大了。如果打起仗来，大庆和沿海地区的油田很容易被敌人破坏。江汉平原有石油，平时把油井封闭不用，战时启用，作用就大了。人没有饭吃不行，飞机、坦克、汽车没有油也不行。没有油，飞机、坦克、汽车再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并明确指出：“你们武汉军区要管一管嘛。” 【此条可能是1969年】1968[69?]年夏，毛主席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一天，主席问曾思玉：“西边的铁路修了没有？" 曾思玉：“报告主席，还没有修。” 主席：“噢，还没有修。国务院早就定了建焦柳路，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我都看过了。焦柳路是从河南的焦作经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的柳州。如把焦柳路修好，纵深还有宝成路，可通云、贵，我们就灵活多了，战略意义可就大了。你和其他同志与河南刘建勋同志及铁道部同志商量一下，先修好焦枝铁路。”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亲切教诲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1968 年秋，毛主席到武汉，过问了毛远耀的问题。毛主席在听取曾思玉、刘丰汇报武汉造反派头头情况时，问毛远耀现在怎么样？ 在省革委会，刘丰单独对我说：毛主席来了，问了毛远耀的情况，毛主席问毛远耀现在怎麽样？刘丰对我说：你回去告诉驻武测工宣队，不要再搞毛远耀了。我回武测后对工宣队传达了这个指示，工宣队才对毛远耀“住了手”！ 毛主席救了毛远耀！ ———— ———— 1968年6月26日至28日毛主席来到湖南听取华国锋汇报到湖南武斗情况，华点了湖南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的名。 毛主席明确指示说，“永向东”是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必须予以批判斗争。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与他家乡的省委书记》。湖南省委于1968年9月召开了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批判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湘派负责人叶卫东。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主席说过，“永向东”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必须予以批判斗争。 ———— ———— 1968年6月28日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传达毛主席对云南问题的最新指示 我首先传达毛主席最新的最近的指示，有三条： 第一条：要陈康同志，周兴同志离开京西，到学习班去； 第二条：陈康同志到学习班住到八派，周兴同志住到炮派，向群众做检查，消除对立情绪； 第三条：八派观点的人太少，要多来，主要是搞大联合（主要是讲军内的）。不是现在有多有少吗？不便于大联合。八派观点的人太少，要多来一些，主要是搞大联合，主席是26日讲的。首先是传达主席这个指示。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来源：《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续集）》，（内部资料），8·23《风展红旗》出版。 ———— ———— 1968年7月12日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指示 陕西也要搞个布告。 《周恩来年谱》。7月24日发出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68]113号文件《关于制止陕西地区武斗事件的六条规定》（七·二四布告）。 ———— ———— 1968年7月17日赛福鼎传达毛主席1968年6月对新疆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赛福鼎同志向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及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京全体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对新疆问题的最新指示。赛福鼎同志传达内容如下：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沈阳、南京地区部队干部时，对新疆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毛主席问：“怎么样，你们有希望没有?” 赛福鼎同志答：“我们在等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问：“王恩茂能不能通过？” 赛福鼎同志答：“军内基本上统一了。” 毛主席指示：“军内统一了好办。” 赛福鼎同志汇报说：“两派群众有不同看法，在京开会的军内干部基本上通过了。” 毛主席指示：“噢！军内统一了就好办。”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济南、广州、兰州地区部队干部时，又对新疆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问：“你们怎么样?有希望没有” 赛福鼎同志汇报说：“好，达成了制止武斗协议。” 毛主席指示：“达成制止武斗协议，好。” 赛福鼎同志继续汇报说：“下一步准备搞大联合协议。” 毛主席高兴地指示：“好!好！” 毛主席对新疆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最新指示，是对新疆八百万各族革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为新疆八百万各族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以武吕左祁张陆包伊为代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让我们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 ———— ———— 1968年7月20日主席派李讷看望范文澜并传话：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体系、观点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 ———— ———— 1968年7月26日姚文元传达毛主席关于新闻报道的指示： 综合宜少，典型宜多。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 ———— ———— 在周恩来1968年8月6日报送其审改的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联名写给中央的处理广西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同意。 《周恩来年谱》 ———— ———— 姚文元传达主席对《工人造反报》1968年8月11日第155期文章头条社论《马蜂窝就是要捅》的评论 看后说：“很好” 姚文元1974年1月17日对上海总工会常委讲话，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社论批评了某些头头中了多中心论的毒，资产阶级派性，搞占山为王认敌为友武力统治，以我为中心。据《毛泽东年谱》主席还在上海派工宣队解决老大难单位的一个报告上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 ———— 1968年8月13日在解放军报社总编室编印的《军报生活》登载的《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和 《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上批示和批注 “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此件请送林副主席一阅。” (第一份座谈会材料讲到，有代表提出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 栏目)毛主席批注：“如恢复，此四字宜重写。” (第一份座谈会材料讲到，“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毛主席批注：“官僚主义问题。” 《毛泽东年谱》。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引用了”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 ———— 1968年8月13日接见意共(马列)代表团谈话(节录) 主席：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及中国的蒋介石之类，还有修正主义分子，则竭力反对，这样阵线就分明了。 修正主义世界并不统一，分裂得非常厉害。隆哥他这个党，也不是统一的。 我听说你们党不参加选举，这很好。能够坚持就好。以后你们党壮大了，得到更多群众的拥护时，也不要去搞。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搞什么选举。马克思逝世前，德国有一个法律限制社会民主党。马克思死后，恩格斯逝世前，德国取消了这个法律。恩格斯总结经验说：街垒不适用了，要搞选举，社会民主党选票曾加了多少。但现在怎么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英国工党，都参加选举，后来通通堕落成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政党了。 欧洲是资本主义发源地，那里的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各种办法影响工人，影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城市中，资产阶级也是用各种方法影响工人，尽管我们党从未参加过选举。不管你搞选举也好，不搞选举也好，资产阶级总是要影响共产党的。中国不搞选举，照样受影响。刘少奇这一派，力量并不小。两年前北京的事我们就不能过问，叫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指的是旧北京市委统治的地方。中央的部门，如宣传部、组织部之类，现在都打倒了。今天他们都被打倒了。参加选举，资产阶级要收买你；不参加选举，资产阶级照样可以收买你。有议员的党修了，无议员的党也修了。夏基的党在议会里没有议员，照样搞修正主义。欧洲英国共产党过去有一席，现在一席也没有，照样搞修正主义。美共每次都参加总统选举，没有议员，也是照样搞修正主义。你们党内有无主张参加选举的人？ 贝契：最近一次选举，我们党是采取反对议会道路的立场；选举后仍然持这个立场。在党内讨论这个立场时，有个别人主张参加选举，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没有完全摆脱修正主义影响，但他们也是不同意意修参加选举的办法。在我们党领导人中间，是没有人主张参加选举的，在基层是有个别人主张参加选举的。 主席：要用历史经验去说服他们。共产党搞选举，有几十年了，这70-80年来，没有一个党用选举的方法夺取政权的。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了，应该教育了欧洲人民。 贝：中国革命也是在您的领导下用斗争取得政权的。 主席：我们有些同志打了一辈子仗。 全文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 ———— 1968年8月15日接见首都工人代表和解放军指战员时下午8点10分至16分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 “你们有希望吗？” （刘格平：有希望！） “还在大打吗？” （刘格平：好多啦！因为有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还有主席的《七·二八》讲话，起了很大的作用。） “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赵瑜《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 中册》。《山西通史卷拾（上册）当代卷》、《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年9月—1976年10月）》作“山西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归口闹革命进行斗批改。此后，山西全省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 ———— 在康生1968年8月22日就搜集资本主义国家国会选举的材料给主席的报告上的批示 可以试做。 《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1968年8月13日毛主席同意共（马列）贝契等人谈话时谈到共产党是否参加议会选举的问题。康生要中联部拟定了一个计划，搜集资本主义国家国会选举的材料，供主席参考并作为学习主席这一谈话之用。康生为此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这条批示没有注明时间。康生给主席报告的时间是1968年8月22日，中联部印出时间是8月31日。 此事可能和毛主席1967年11月27日对反映安斋库治（1968年和福田正义、大隈铁二、原田长司组建日共（左派）全国协议会，分裂后1974年7月和原田建立日共（马列）全国委员会，后和原田分裂，共产同怒涛派加入。安斋说日本是二流帝国主义，主要矛盾是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民的矛盾，打倒垄资同时驱逐美帝、苏修社帝，现在是“带有解决新民主主义课题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信的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批示也有关：“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载姚文元向安斋等人传达为：“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即《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是普遍地对的，但在帝国主义国家经过准备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相反）。川口孝夫《蜀国漂流记》说，中联部刘迟对他们传达此事时，同时也透露了康生的观点“一切参加议会的观点都是修正主义的”，刘迟要求他们照康生的意见整理论文看在日本能否发表，他们即整理恩格斯、列宁涉及参加议会问题的论点，收集日本为主包括德、法、俄、意等国走议会道路而遭到镇压使党和革命蒙受损失的例子完成论文。关于安斋反对山口县委左派一些人（川口孝夫说背后是中联部理论处杜永彬）利用王力康生等起草、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主张日本革命战争也要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情况，还可参考横川次郎《我走过的崎岖小路》。 ———— ———— 1968年9月9日在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就日就北京市革委7日召开的庆祝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成立的十万人大会的联名检讨上批示 周恩来、江青讲话照发。 《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江青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提出批评。八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联名检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过，讲话的代表没有提中央文革，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还有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会议，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 ———— ———— 1968年9月26日-29日重要宣传工作会议上中央首长传达说主席工作非常忙但对《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都经常看，对北京周报有意见： “尽抄人家的东西，有一股抄风，抄人家的电报、公报、社论，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还不如《中国建设》办得好。《中国建设》还有一些自己的内容。” （中央首长又说不是《中国建设》没有缺点了，主席说《中国建设》比《北京周报》好，只是比较地说） 1968年10月5日外文局军管小组组长施诚向全局所作传达报告的记录，《中国外文局五十年史料选编①》所摘《〈北京周报〉编辑方针资料》。又，同书所摘《关于〈中国建设〉编辑方针资料》引李伯悌追记说：毛主席1958年底(11月?)在武汉看到《中国建设》杂志，对柯庆施同志说： “《中国建设》杂志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是这样做。” （柯庆施同志即将毛主席的话转告宋庆龄副主席，宋副主席又叫金仲华同志把毛主席的指示告诉《中国建设》的同志。） ———— ———— 1968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前休息时和上海工人和工宣队代表团领队王洪文谈话 王洪文来到毛泽东面前，先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 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王：]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 [主席：]什么部队？[王：]二十七军。 [主席：]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王：]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 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 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不错，后来毛泽东几次说过，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 2018版。王留下参加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1968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应邀访华的厄瓜多尔（马列）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埃切维利亚和第二书记穆纽斯。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还接见了由阿尤布·汗总统的顾问赛义德·菲达·哈桑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 ———— ———— 对姚文元1968年10月25日送审的黑龙江黑河爱辉公社9月15日《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批示 照办。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文章和编者按28日发表。 ———— ———— 姚文元传达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的话： “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姚文元1974年1月27日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967年10月12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 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可在汪(东兴)领导下做点工作。 安建设主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安建设《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会上印发了邓小平专案组起草的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的主要罪行》。 1968年10月13日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到 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搞得臭得不得了。我说稍微臭一点也可以。 [工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好的，是敌人有计划，所谓应变计划隐藏起来的。 你不清一清，你不整一整呀，这个工厂究竟是谁的呀？这个就很成问题。 好像大体上说农村还好一些，但是也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可对照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968年10月31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到： 广东的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看过他的书，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都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于这两位的书都有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一个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 ……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也是基本上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嘛。冯友兰就是拥孔大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言、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呵。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陈晋《毛泽东之魂》（李锦全《现代思想家杨荣国》转引自此书），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收的记录传抄稿此处有误。 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主席两次提出删去党章草案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有人报告主席说这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主席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关键会议亲历实录》 [供参考：[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到“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称主席问到上海周谷城、刘大杰时，张春桥说；刘大杰群众没有怎么动他，主席说：“但是你们对于谈家桢，是动了嘛！谈家桢，他是摩尔根派遗传学的，我看，这些人改了就行，不改也可以。这些人，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中国也只有这么几个嘛”。[程新国《毛泽东与谈家桢》、新华社新闻稿1978年第3255期郑伯亚《启示——访毛主席在上海的三位知识分子朋友》说主席当时还说了“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并称1974年冬主席要王震带话给谈，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的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有什么话还可以说的嘛！程称主席1970年见到王震时要他多读几本书，多搞点调查研究，多交点知识界的朋友，并把谈家桢作为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他。]谈69年亦为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成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编《毛泽东读书集成 第125卷》载：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 ———— 1968年11月12日北京市革委9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和张春桥11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 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二日 中发[68]156号文件，北京市革委会拟将原来确定由县区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和毛主席指示精神到基革委的党员和部分非党员干部改由市革委召开一万七千人大会直接传达，张春桥提出1.传达毛主席和林彪讲话主要精神；2.吸收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3.对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进行点名很有必要，群众同意陈毅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4.把传达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 ———— ———— 1968年11月14日晚7时在陈伯达关于删去《毛泽东选集》中部分刘少奇人名和题解、注释的报告上的批示： 照办。 方厚枢《“文革”时期毛泽东著作、毛泽东像出版工作的回忆》引传达记录稿，《中国出版史话新编》。20日左右又传达说有新的精神，修改班子结束。 ———— ———— 1968年11月14日听取周恩来开会汇报同范文同等的会谈情况时表示 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会议。 ———— ———— 1968年11月14日在1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反映西藏某部5连开枪打死造总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6·7大昭寺事件)及领导机构查证处理的情况简报上批示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毛泽东年谱》并据陶长松2001年访谈。《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称1972年，这一批件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曾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陶长松说：当时他们好像还打了中央的旗号，但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清楚。在大昭寺广播站，他们说要接管，你接管就接管啊，你开什么枪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昭寺打死了我们10个。有的肚肠都被打出来了，有的呢，十几岁的娃娃，额头被打穿了，当场死亡。有的肠子被打出来了，有的腿被打断了，还有很多人受伤。…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引起，是因为“大联指”一次次吃亏，所以军队就想插手帮一把。…军区报道的。我跟他们讲了，你们不调查这东西，任何过错我们都是没有的。你怎么报？你先报，报了再说，我们在调查。结果就按照他们的报道，主席写了批示。主席批示拖了几个月，拖到了11月(1)4号。“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申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11月18号林彪也批示了，“主席的批示很重要。是对不对的最大关怀和最大爱护。”你看他们拖了几个月才把这事报告给中央。当时他们也够呛，我们也知道他们为了这事发生了分歧。你说如果我们要是抵抗了，我们就完了。我们没抵抗，就是他们自己的矛盾，最后找了个“替死鬼”，最后把阴法唐弄出去了。实际上不是阴法唐，是任荣。阴法唐没有资格。 ———— ———— 1968年11月17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 【略，主席就过去日内瓦会议作了评论。全文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主席说”我赞成你们的方针，我是赞成又打又谈的。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中的”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包括陈毅，陈毅1968年10月17日和从巴黎谈判回河内途经北京的黎德寿会谈时引用日内瓦会议后吴廷琰屠杀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教训，强硬地批评越南接受苏联提出的建议进行谈判是失去主动权，此时的妥协是帮助了约翰逊和汉弗莱，还说两方没什么可谈的了；黎德寿提醒陈毅当时是听了你们的忠告才犯了错误。1975年西贡解放后邓小平与法国会谈时又擅自说周恩来希望在巴黎协定的基础上维持”两个越南“的局面（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 ———— ———— 1968年11月25日对国防科委一个报告的批复： 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 《毛主席有关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部分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军政干校训练部1975年12月翻印 ———— ———— 1968年12月7日，在上海市革会对外贸易局关于商品积压浪费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似有普遍性，不只上海一处如此。 [引自1971年3月27日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清产核资工作的报告，可见于《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史参考资料》] 1968年12月21日关于外贸物资积压浪费的情况的批示 内有批评外贸部的意见。 [《毛主席 周总理 华×主席有关外贸工作的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77年12月] 1970年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的谈话中批评援外太小气，说 一两个亿扫仓库就出来了 要扫仓库。 任何一个运动，一搞就可以搞出什么五亿，十亿。比如，清查仓库，有些地方是从来不清理仓库的，一清理，随便几亿美元都有了。…… 如果他们（指中国同志）说中国没有钱，你就到我们的一些大工厂来扫仓库。一扫，好几亿美元就出来了。压在仓库里，就变为不流通了，不使用，保守。 [后两句据《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谈话记录》（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毛主席 周总理 华×主席有关外贸工作的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77年12月，前两句据《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 中山大学经济系、《周恩来经济建设思想论》。反击翻案风时毛远新也提到仓库积压与援外、外贸路线问题联系，可能是主席有所指示，沪辽均受命整理了相关材料。具体说就是条条专政，洋奴哲学，利润挂帅，三降一灭。"整顿"把资源垄断起来搞洋跃进，出口换设备，拉长基建阵线，减少外援，又管卡压，结果是"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把石油危机转移到国内，一边是缺油煤电生产中断，一边是仓库积压赤字数亿，地方斗争亦激化，干将也搞独立王国，如赵某阳要“分田”。参见《材料之三》引打招呼会期间张，姚的话，并可见《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毛远新76年讲话] ———— ———— 1968年[12月?]阅沈阳军区党委11月30日报送《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后批示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2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这个报告。报告说：为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组织一千多个调查组下去调查。从已调查完的34个县的3598个社、队领导班子情况看，大体可分为3类：一类是好的，占20%左右，这类班子成员较纯，新的血液多，思想先进，核心团结。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60%左右，这类班子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绝大部分成员成份好，历史清楚，听毛主席的话，愿走社会主义道路。三类是不好的，大体占13%至15%，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打击迫害贫下中农，排斤新生力量，搞右倾翻案。调查情况表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是 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支农部队应根据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对第一类班子要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使之不断提高和发展，推动农村斗、批、改。对第二类班子，要由军宣队和贫宣队办好学习班，经过斗、批、改，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更新领导班子，转入整党建党工作。对第三类班子，由上级派出军宣队和贫宣队去发动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同阶级敌人作斗争，彻底改组领导班子。 ———— ———— 1968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呈送江青1937年发表《我的一封公开信》上批示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 我给江青当秘书》 ———— ———— 1969年1月在《人民日报》《红旗》2月1日文《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草稿上的批示 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中发[1971]23号《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3-1971.3)，以《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见于《建国以来文稿》。 ———— ———— 1969年1月8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时就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时确定会议的方针是 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 毛主席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二十军、空五军是否调防，离开浙江。” “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的检讨，我怎么没有看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张春桥姚文元就检讨问题作了解释。会议从8日到29日，结束后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留京作检查，8月送五七干校劳动。 ———— ———— 在周恩来1969年1月18日就“东风三号”试验观测人员返程途经新疆洛浦县时遭新农总袭击抢走资料和全部武器一事批示后批示 照总理批示办。 《周恩来年谱》。周恩来批示：批示：“这一行动，可能带有反革命预谋性质”,“电话告龙书金同志，先令和田军分区迅速追回绝密文件，要‘新农总’交出主谋人，并动员‘三新’头头（在自治区革委会的）前 往协助解决此事”。 ———— ———— 1969年1月28日听取军委办事组汇报军工生产和军事院校精简整编时谈到总政部分，总政军管小组传达 对总政要像清华一样，不要把它看成落后单位，不要封锁他们，要向他们开放，要向他们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后单位还可能赶到前头来。 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1967年11月21日经毛主席同意成立在军委办事组领导下的军委政工组、文艺组和军报组，1968年10月经毛主席同意向总政派出军管小组。 据《毛泽东年谱》毛主席28日还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注意政策，不能把地主、资产阶级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全国有几千万人，知识分子也有几百万人，对这些人只能争取、教育、分化。清华大学有个报告（清华工、军宣队《关于坚决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 、 “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那五条不错，可以转发。说清华一锅黑，并非如此，还是可以争取多数的。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可以教 育，说一片黑暗毫无办法，是不对的。（当汇报到国防工事和守备力量等问题时）毛泽东说：已修成的四千三百多公里的设防工事，一大半无用，打起仗来不依照这个道理。现在是立体战争，敌人要打的是后方，做工事要防空降，防空袭。将来大部分工事 没有用，势必要放弃那些工事。你守着工事等半年他也不来，结果从别的地方来了。主力摆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打仗不是工事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消灭军队，然后再占领地方。 ———— ———— 1969年1月29日毛主席批示：照发 的中发［69］6号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北京市革委转来清华工、军宣传队《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引用： 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 ———— 1969年2月7日和中央碰头会全体成员开会时谈话 （谈到“七三”、“七二四”布告时，周恩来说：两个布告，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插话：这也是一大发明。要发布告，造舆论。黄永胜和总理去议了一番，议出了这张布告。 《周恩来年谱》，并可对照《毛泽东年谱》 ———— ———— 【待查对】1969年3月(7日?)主席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批驳陈伯达：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陈一贯在主席和刘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用。陈伯达在讨论张、姚起草的报告稿时说还是要发展生产不能净搞运动，并攻击说是伯恩斯坦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主席起草九大报告的意见，以及对陈拖延报告的批评等可以参考金冲及《毛泽东传》，此处暂时不转录。霞飞《中央文革小组主要人物的浮与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上)》（《党史博采》2012年第2期)等引陈伯达回忆说毛主席对陈的《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初稿第一章有意见：邓小平过去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又说当陈说应该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时，张春桥反驳这是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去卫生间回来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 舒云《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4年第9期）说在九大政治报告草稿中有“以勃列日涅夫 、 柯西金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字样， 毛泽东在最后审定时把柯西金的名字勾掉， 以示区别对待。 ———— ———— 1969年3月12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略，据《邓小平年谱》”“我们还是按过去的老规定”之前有“”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得大。”据安建设主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安建设《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毛主席说：报告中我的意思不要提邓小平。】 ———— ———— 1969年3月15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 　　（当汇报到珍宝岛地区敌炮击到我纵深七公里时）打进七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七十公里、七百公里、七千公里。七千公里就打到郑州了。一个县一个团，战时就象割韭菜一样。苏修，要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打进来，进来就好了，我们就有理由了，“充足理由律”。打进来，地球照样转。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它也需要动员，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纪律不好，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女人，他们同国民党一样，他们的军队很穷，发一套衣服还是家里出钱。我们的衣服是国家发的，也是人民的，但是经过了国家征的，因此就比较公正了。这次会议要动员一下，请总理讲一讲，请总长也讲一讲，动员大家。 　　日本人打败了，就是国家小，没有根据地。另一方面，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机关被打掉了，下面要照常打。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苏联知道我们不会到他那里去，他们那里很冷。我们是后发制人。原子弹基地要有准备，防止他用飞机轰炸。［林彪：今天的行动（指三月十五日苏联挑起武装冲突）是莫斯科指挥的，不是前面人指挥的。］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它们是要面子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我们有的人说：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应当改为我必自卫。人家犯我，我为什么不能犯人？无非是东西，坛坛罐罐打烂，把人消灭一半，地球还是照样转。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他们到军队里去，开始有的人不愿意出早操，后来比战士起得还早；开始有的人行军不愿背背包，现在不但愿意背，让他坐车也不坐了。……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 　　内查外调，外调的人太多，关的人多了，外调的人就多，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象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教授、讲师、支部书记 （指行政干部）要分化，坏人总是少数。清华一个系，几十个人解放出来，工作都是听话的。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连一点也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因为你们还有个八条嘛！ 　　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北大也没有一个典型！叛徒，特务是否都要戴帽子，他们或许有严重历史问题。特务、叛徒无现行活动的，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等他造反的时候再给他戴嘛！坦白了是否要从宽，手里拿着帽子不戴，个别人戴，多数人不戴。一个人戴了右派的帽子，不但他自己难办，一家人也就不好办了。 　　北京到天津二百公里，风气同这里就不一样，关了不少人。学生都想走，成分好的搞专案，成分不好的没事干，都想走。 　　一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二是负责人要抓点，心中有数。 　　美国劳工党说我们没有批评越南、柬埔寨。 　　翦伯赞本是资产阶级，但与帝国主义不同。 　　打倒美、修、反，有人怕。 　　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 　　我们的部队这次很勇敢（指珍宝岛反击战），不怕死。 　　让敌人沾点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国人就都知道了。 　　报告上（指九大）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再加上一个三座门。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现在与那个时候不同了，那时他们是公开发表的。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 　　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会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成“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 　　就是这些。主要是落实政策问题 。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在1969年3月15日中发[1969]18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上 毛主席批示：照发。 据中发[1969]18号文件，文件16日发出。文件引用了主席1945年4月2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中的一句话：“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 ———— ———— 1969年3月22日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珍宝岛事件时说 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 ， 他们 （苏联）上边的人也不知道， 政治局也没讨论， 同我们一样。 珍宝岛在什么地方， 许多人不知道。 （问林彪：） 文件（九大政治报告草稿 ）你看了没有？国际边境事件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 舒云《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4年第9期。文章说主席谈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九大问题， 说中苏边境长达数千公里， 苏联在自己的边界和蒙古边界陈兵百万， 从中蒙边界到北京只有六七百公里， 不要说飞机， 汽车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 ———— ———— 九大预备会议(1969年3月底)期间讨论党章时周恩来传达毛主席指示： “不同意在党章中写上个人名字”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 张春桥1971年11月27日在部分工厂座谈会上讲话说对当时在党章上写上林彪名字主席说： “我也很怀疑，党章上是不是要写名字。” ———— ———— 1969年4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九大会议和九届一中全会录音记录稿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下午五时]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三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一百七十六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泳、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一百七十六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多数吧？通过了。（总理：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总理：毛主席当合适。）（林副主席：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林副主席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副主席：好！全体通过。）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我们已有四十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老站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四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总理：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总理：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林彪[念]了政治报告以后） 同志们，今天开会开到这里，明天份组讨论，请你们发表修改意见。 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五时至六时半] （首先对李雪峰同志说）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刘志兰]、陈叔中[陈守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就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谈过一次大会，然后再开小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这个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明后天，今天是十一号，十二、十三讨论两天，十四号开大会。此外，看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一份简报，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不仅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左”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左”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点，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点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红军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他们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了王明，现在还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然合作，就放在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是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韦国清来了没有？（总理：没有。）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我看请大家酝酿一下。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拿枪干起来了。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左”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呀总是“左”。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我们在东北没有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把刘、邓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另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问题。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机关、一个学校，部队也搞了嘛。（黄永胜：搞了。）可是要谨慎啊。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好。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春桥同志讲上海关的人数。）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人吧，是关牛棚。（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彭真××（听不清）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别的想不到了，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个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停一会儿）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康老：主席早就说过，工作同睡觉，吃饭同大便，在延安时就讲过，一个时候总有一个。）在延安没有讲。（康老：诸如主席是讲辩证法，要有一个过程，我们是吃饭多于大便，像小孩吃奶一样，一面吃一面拉屎。）（大家笑）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所以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那你们去开会好不好？（张春桥：十四日发公报。）（姚文元：公报不要搞太长了。）（总理：比上次要长一点。）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还是大组提议？（总理：还是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 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下面问李雪峰）李雪峰同志，你们小组有多少人呢？（答：六十几个。三结合的五个，地方五十五个。）（问郑维山同志）你们不在一起呀？军队怎么开会呀？多少人呀？（答：军队另编一组，三十二个人。）（问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从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下午] 有什么消息呀？（总理：准备今晚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开大组会。）这要传达干什么？（总理：主席的话不传达，说咱们封锁。）不是，我讲的是否合符事实。（总理：都合符的。）（康生：叫他们翻一翻《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在八九一页上。）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个党的大会，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然后讲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三三二页上，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个上面。）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李雪峰：苏区党代会，有个学生叫杨诚说，抗日抗日，民主民主。）（康生：是十二月会议。）（程世清：我们发现，主席未发表过的三篇文章，一个是告前线将士书。）那恐怕不对。（程世清：报上发表过。）（陈伯达：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也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农村调查序言》、《论政策》两篇文章写入了。）（《论政策》是七二〇页，《农村调查序言》是七四七页。）这个《论政策》有吗？（陈伯达：有。）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如湖南李维汉下去，他们赞成把农民关在班房里。如湘乡比较好。一个李维汉，一个夏曦。那是一种倾向，既与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如果要批评，批国民党那是不行的。比如武汉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长沙了，当省委书记。总工会刘少奇（总理：留下的还有向忠发、项英。）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的曾义，他们怕吓了蒋介石，就不敢提民主的口号，不到时机也提不出这个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到了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就有。（总理：有个名字姓蒋，什么先[蒋先云]，还有个特务营。）他相信蒋介石的话，蒋介石有篇校长训词，因为这个人我熟悉，他在长沙师范，后来又在安源。不仅武汉，连广东的陈延年，这些同志都在学，所以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呀，但这股风掩盖另一股风。独立自主呀！发动群众呀，就不提了。第二次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以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不算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与他们接触少，所以还是出这一套。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呢，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我说的是江西ＡＢ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要把我捉起来杀掉。这个送信人叫朱××（名字没有听清楚），他躲在山上，现在内务部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也把他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有一点。（总理：有的。）军队我就不相信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既与国民党决裂，就决裂吧，就一切斗争，没有联合了。如城市里小作坊都得没收。富农该联合，也不分田。资产阶级要分阶层，空喊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我们不打倒，还在城市，只要不反对，一概不论。筹款还是要筹的，帝国主义、洋行它不来了，口号喊喊而已，我们住在乡村也像城市，政策方面是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陈独秀，二次王明，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作标准，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出发时大了，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以后基于我们党不要分裂，罗章龙湖南人哪，我相当熟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这么坏，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罗章龙没有搞几天嘛。（总理：对，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许世友：他三零年末去的。）那是以后了，我认识他很早。这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相当熟。他在长辛店，“五·四”运动以前教职工夜校，他当教员，我跟他发生关系。在××[开滦?]。一九一八年一次大会，湖北英山，刘元震[刘仁静?]。（江青：张国焘很早是叛徒，有大印。）那可能真的，但影响是大的。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不到，刘元震当他的代表，那时反的不少，刘元震[刘仁静?]、李立三、张国焘，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安源，一个在北京，总的在北京。那个反对是不对的，当[党?]中央一查，不少独立性，有没有？（董老：本来独立性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现在还要增为营教导员，连支部，团、师都有政委。在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你决裂吗，不管你小资本家一概打倒。列宁说富农都没敢……。但中国的富农不发达的，雇、贫、中农也按赞成人口分地，按人口平分，后头“六大”就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好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份，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有些城市，大点的小城市如吉安、赣州等。但两次打，两次打不开。可以不打了。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他们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要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朱德、陈毅，许世友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于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想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到中央去请示，请不回去……（不清）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张打。要到后边去，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要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黄永胜不知道这些事，你那时干什么呀？（黄永胜：当排长。）项英来后当营长，（黄永胜：当团长了。）升得那么快呀！（黄永胜：是个小团，等于营。）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呀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打时期，一九三八年、三九年到四一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得到许多教训。打摩擦仗。有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中小城市那就破坏了，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你跟它就办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我与陈叔通说……（不清楚）他不赞成，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把他们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有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包括战斗。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以为军队不得了，对于军队就是地方军和野战军，如保定、浙江、江西、四川是不是这样？（江青：是。）贵州、云南也是一样，野战军和地方军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我是怎么想把你消灭。现在讲，和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你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大家笑。）说我是工人阶级，不然你就是反工人阶级领导，反军代表。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人家现在冲也不敢冲了嘛。反一下有啥要紧呀？你们武汉曾思玉，恐怕你们也得罪了他们，不过多数人不赞成他闹的。如果标语打倒，你就倒了吗？那就该倒了嘛。张春桥去年不是打吗？有打张国华的，你们打了半天张国华还在这里开会。结果打了半天还拥护你，比原来拥护的那些还好些。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还看不清。（张国华等人介绍情况。）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宁拉八河一带（指湖北。），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那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程世清：有个问题，江西的私人工商业现在没有了，我看是个好事。不知对不对。）我在北京看过一个工厂，二百家名为资本家，叫小业主，有的还雇过工人，现在也现代化了嘛。另外一个化工厂十家，恐怕各地方都有。是不是按上次计划明天开大会。（总理：今天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我不谈了，谈了十几次了。现在还扩大，扩大化。（大家笑。）（总理：一点不透风也不好。） 你们试试看，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大革命分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总理：六、七亿。）七、八亿还不是用到中国增加购买力，结果还搞了李先念那里，他要进工会，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你们抓几个点试试看，形式解决了，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不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份，不讲全部的话，学校大部份，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实行用群众改造他们。（许世友：也不赞成的呀。）你那么多工厂管得了吗？要搞发个公布嘛！并照上一次时间不是几个人讲话吗？（总理：都是谁讲呀！纪登奎搞了喷气式。）（叶群：身体、精神都好了。）可见病也可以治好的了。还有一个更惨。几个负责人，康老、伯达讲不？（答：讲。）不要讲长了。你们一讲就长了。（总理：有稿子。康生：是不是讲呀？）你说第二天再来，人家几分钟，不要那么死。康老、总理、黄永胜，你们讲话不要太长了。（康生：不超过十分钟。）反正我有个办法，一天开不完两天、三天，我每一天不超过三个钟头。（康生：党章读不读？）不要。那是形式主义。明天还是讲基本通过，还要翻译、翻印。我当过校对的，小报越小越容易错字，那是几年的事了。搞湘江评论时，那时资产阶级世界观。（总理：还是那些人坐前头呢？）要，还让他们坐前面，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他们不知道。就不要作检讨了，他们一检讨，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说了。刚才说了，王洪文你们说负责得了不？（王洪文：很难呀！）明天将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我有啥办法呢？好人我是不提名的，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吗？我有啥办法？一个陈其康[陈奇涵?]，他不选王明，“七大”时上，还有蒋光鼐……是黄埔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兴国，躲在刘乡村，消极了。我们红军下井冈山，到兴国后，请客吃饭，又出来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选他。（郑维山：主席、林副主席说了就行。）也不一定，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我还是赞成你们这一点的。（大家笑。）王维[国]同志，（王维[国]：主席讲的传达了。）可以，有一期报（张国华：没有听清楚是什么报，可能是国民党的报。）是国民党十全大会，叛徒其中×××、×××选上了。我知道这两个人，我们提的这些人，在他那里可以是评议会的。我们又没有评议会。只好弄到一起。不晓得怎么没有傅××。（国民党开了十全大会，那儿有几个叛徒，是有的，但有些人没有，还不知道有个傅××。）（康老：可能死了。）也没有叶青。（总理：主席今天又提出了一下张闻天、王稼祥。）（康老、董老：烂了。）（总理：还有杨勇。）杨勇他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在北京不好了。上次许世友提王景山[王近山]、周志坚打仗好，我还交给许世友。（许世友：好！这人很能打仗。）取一技之长。请康老注意一下，与河南谈一下，（康老：曾思玉注意一下。）（许世友：王景山[王近山]开除了党籍。）（黄永胜：康×[泽?]是他提的。）（许世友：王景山[王近山]能打，过得硬。）这些人啊，这些人有功。（江青：杨勇是几个老帅搞的。）那时也是多中心，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但是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指杨勇）。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你们政委是谁？（郑维山：谢富治、李雪峰同志。）（总理：陈先瑞做实际工作。）你（指李雪峰同志）是不是挂名？你不过问一下？（李雪峰：也参加会。）（郑维山：不是挂名，重要的会议都参加。）不要说了！没有新话，还是那天的老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五时零五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健步登上主席台，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日程有三项： 一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总理：先通过，通过了再发言。）这个要通过什么？不要通过。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周恩来同志发言后，林副主席发言。五时二十七分。）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五时三十五分）康生同志讲话。（五时五十八分）再请一位同志讲话吧，黄永胜同志。（六时十二分）一个挨一个，王洪文同志。（六时十九分）怎么办呀？同志们，别那么忙，（指摄影记者）你们都是很忙呀，叫做争分夺秒、你追我赶。（第一位记者进来了。）那么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六时二十九分）陈永贵，你有四十几了？现在请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这位是珍宝岛的，前次战斗，就是三月十五日战斗，就是他在那里指挥的。（孙玉国向毛主席敬礼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起来鼓掌。六时三十八分，孙玉国讲完后，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起立鼓掌。）你多大年纪？（孙玉国：二十九岁。）二十九岁，你是哪里人？（孙答：东北人。）东北人呀？你老家呢？（孙答：河北。）河北啊，他的名字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点。国，国家的国。他是副营长。负伤以后，珍宝岛十五号的自卫反击战就是他指挥的。（孙玉国讲话以后）怎么尉凤英也是辽宁的？尉凤英同志请讲话。（六时五十分）怎么办？别忙。（看表）不到两个钟头嘛。纪登奎同志在哪里？（总理：是河南的。）请你，我的老朋友。他是河南的，他本人是山西人，一向在河南工作，也受到一些灾难啊，就是嘛。你讲。（七时零两分）七点多了，要吃饭了吧？看来今天各位同志发言时政治报告、党章都是赞成的，看全党同志再看一下。但是，还没有发言的多，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全体代表：赞成！热烈鼓掌。）我们付表决好不好？第一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热烈鼓掌。）赞成的就举手，（全体举手。主席看看会场后）都赞成，有希望了，通过。这个党章草案是不是赞成呀？赞成的举手。（一致举手。）看来也有希望了，通过。关于这两个文件，可能还有些文字上要斟酌的地方，还要翻成外国文，怎么办？再开一次大会？有同志建议，由秘书处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全体代表：可以！热烈鼓掌。）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吃饭，散会！（七时零五分，结束。）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午] 李旭英这个人过去好得很。这里有山东同志没有？野战军、华北有几个？（有人说：六个。）六个军只出了一个曾三圣[郑三生？]，三圣有请（不清）[三生有幸?]。其他已“支左”。山西还有张日清。有的军队没有一个，并不意味别的军队差一些，而是已兼了革委会主任。再说明，没有利用的好人还多。有的如好几个老同志，反而上了名单，恐怕那一个时期也会有的。比如程其康[陈奇涵?]、张云逸这两位老同志，也就是因为资格老。总而言之，排上了的，大多数是好的，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但不一定太神秘，都那么理想。如八位到十位在中央工作，犯过错误，过去也犯过严重错误，你说不排入能行吗？头一次进中委的占大多数，这是第一次。“七大”没有，“八大”没有。八届的老人占五十三，新排上的两百多，老的五分之一不到，则产业工人与农民增多了。请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有的在地、县、社、队、工厂，如长期脱离生产就与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要认真负责，我党历史上有过，“六大”以来农民没有过，军队中有。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黄永胜：算农民。）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了。（黄永胜：小团。）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总理：农民只搞两头，免去中间，如吕玉兰。工人好办，规定劳动时间，张富贵到处跑，到处检讨，没有劳动。）（康生：他也执行了刘、邓路线，也反了红卫兵，看到天安门上主席接见红卫兵，他赞成了。）斗完就劳动，群众谅解了。一方面需要这些同志，工厂农村同志，一方面我们要这些积极分子。有的省提不出人，他不熟悉，证明工作有问题，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其实有些事务不管也可以。太多了也不好，不到三百人，二百七十九人也可以。剩下五百人就扩大化了嘛，公道不公道，我也不清楚，大体如此。要说完全公道，我也说不清楚，说不出个道理来。你们提得有理嘛（有同志插话：五本也难摆平。）一个组几本够吗？一个人发一本不好吗？人家当一个代表嘛。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州，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大家笑）胡康[胡勇？]呢？（有同志插话：刚加入党。）四川有四川那么大个省，你们提了几个呀？（答：十个。）山东五千万人，（有同志说：两个江苏哩。）恐怕困难的还是这三、四个老同志。要选他的话，如朱德检讨也检讨不清楚，不要写了，写了人家不满意。（有人插话：是董老给他解了围。）不能怪他了，他都忘记了，八十几了。如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如在延安整风，提出治病救人，人家不信，也有理由。“七大”一选就相信了，但你尽管选他，王明、李立三都坏了，我看地球照样转。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呢，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王明写的，《共产党人》登的，登了三期。如果那时不选他，他还反得快一些。“八·七”会议没选陈独秀，也没有请他到会。（总理说：“六大”请他去。请他去，他不去，我给他谈的。他说你“八·七”会议都丢了我了。）只有李维汉大革命搞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他是右的。但是四中全会就很“左”了。一个他，一个瞿秋白，长征的时候，不带他走，他是组织部长，书记处负责。至于瞿秋白是书生，“左”掩盖了右的实质。实质是本质，形“左”实右，“形”是形式，右的本质。怎么办？你们去议吧，我没有睡觉。（总理：除主席外，按笔画排……）共产党比别的党好一些，他不花钱买（选）票，谭言方[谭延闿?]两边都送票子，还是选省议员。一个国议员要花多少钱呀？我有一个亲戚四、五个人花钱，买一个税务局长，时间三个月，所以赶快刮，把钱刮回来。有这么一个亲戚，也使我长见识。共产党不要买票，不要运动，不要抬棺游行。（南京国大选举，抬棺游行。）目的在保证了领导，就是中央委员会，则有时选举，有时没有。过去经常有的，“六大”我当选了，我并没有到莫斯科去。共产党比较纯洁，政治纲领适合要求的，王明十年之后开除不深入那时情况。后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嘛，不只是不买票嘛，党员嘛，总是要准备牺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各根据地，无论是豫、鄂、皖、井冈山，活的不多了，抗日以来就多了。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未解决，如山西、贵州、山东要谈一谈。还要谈一谈，山东军队和省可以合并起来开一个会嘛，所以有的代表团冲一下，我也赞成。一个山东，一个山西。至于黑龙江，工作不错嘛，比如贵州你自我批评也不干，批一下不可以？至于选举还是要选举。一个张日清一个南萍。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作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王明是反对的。中央苏区邓、毛、古、谢，王明是反对的。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一个名单叫选苏联的办法，由上指定人叫下面划圈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由下至上提名。今天能搞完预选吗？预选时间可以交头接耳。 【本日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及各大组召集人会上的讲话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主席、副主席、政治局、政治局常委，这时主席找总理。）总理呢？（总理当时按照笔划排坐下了，坐在主席台上只有主席和林副主席二人，这时主席叫总理上台，总理上台去了。） 可以选自己。（检票延长时间，主席向王树声）比较好一点了吗？（王：好一点。） 你就是王国藩吗？王秀珍、王宏坤、王淮湘嘛，你是哪里人？看你年纪不大嘛！（王淮湘：十六军。）王超柱、王辉球、王新亭、邓子恢、王铁人我见了多次都记不清。王白旦三十几岁吗？马福生你河北的？（答：石家庄的。）丁盛哪里人？（答：江西的。）老表吗？（问王国藩）你们县叫什么县？（答：遵化。）王震同志你还在农垦部吗？（答：都下去了。）一个人都没有，你们怎么办呢？（答：到下边劳动去。）年纪太大了。 宣布选举结果。（这时宣布选举结果，我们主席，当党中央主席；林副主席当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是：主席、副主席、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同志。一共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四名候补委员。） （宣布结果以后，开九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 议程呀？军委怎么组成？（总理：有个建议，有个名单，四十九名，办事组十名。办事组增加李天佑、李德生，原有五位副主席，进行实际工作的，还是办事组。）建议原来五位副主席还任新军委副主席。（林副主席：赞成。）（议事日程完了，军委主席还是毛主席。）我没有话讲了。（姚文元：喊几句口号。）叫别人讲嘛。董老，你讲几句，老资格嘛。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3版。《周恩来年谱》说主席圈阅了4月5日周恩来在陶铸病情报告上的批示：拟同意送入302 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引《[曾思玉]在湖北的罪行100条》说：在“九大”期间，毛主席问朱鸿霞为什么没有来？曾思玉回答他不是党员。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述评》(《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0期)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接见了大组召集人，着重就纠“左”作了重要指示，大意是：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着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一个时期有一个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右时就可能出“左”，在反“左”时就可能出右，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几次“左”右倾路线错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党的历史上最危险的三次是右——“左”——右，最危险的三个人物是陈独秀、王明、刘少奇。当前清队工作中要注意扩大化倾向。北京有个大学九千人，抓了九百人。落实政策，还要一年左右。工宣队、军宣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工人阶级压倒一切，反对工宣队不能说人家反对工人阶级，反对军宣队也不能说人家反对解放军。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他收集到的毛主席九大期间讲话[4月13日?]中有“清理阶级队伍都搞了吧？你们要抓一下政策落实，有的地方扩大化，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就关了九百多人。我看不少地方有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行军大休息，大家就捉虱子，抓少了不过 瘾，总想多抓几个……在一种倾向掩盖下，将会出现另一种倾向。扩大化的倾向，领导上要注意。”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服一切。有意见不叫人提，一提就是反工人阶级，或说反对军代表，反对解放军，学生不满意嘛！机关不满意嘛！人家讲几句话帽子就出来了，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反对解放军，现在他们不冲了，反一下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讲话来自九大代表记录稿） ———— ———— 阅周恩来1969年4月8日来信告拟约九大主席团成员等代表谈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同革命实践结合实事求是，纠正浮夸风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复古复旧的信上批示 待谈。 《周恩来年谱》 ———— ———— 1969年3月5日(社论《打倒新沙皇》发表次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 1969年3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主席谈对付苏修可能发动的战争：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 如果发生战争，要让对方打进来，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 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1969年6月18日xxxxx(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纪要引: 战争真打起来，组建地方部队，小县一个营，中县二个营，大县一个团。 [1975年10月《毛主席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部分论述》、孙福军《六十年代沧州的战备工作》。8月28日经主席批准成立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以上3月1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谈话内容还可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孙福军文章还说1969年主席多次指示： 要准备打仗。 打起仗来，还是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要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 ———— ———— 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靠乌龟壳，把人的勇气降低了。我们也有坦克、装甲兵，但我们主要不是靠那个东西，主要靠勇敢，靠短距离作战，靠近战，……靠二百米。这次不是二百米，而是一百米、五十米作战。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不打，五十米、三十米打。乌龟壳一翻，他就没有办法了。不要迷信那一套，我们打了几十年就没有乌龟壳。不是说我们不要装甲兵。……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都要，但主要靠步兵，靠人的勇敢。坦克、飞机、大炮，跟他们比数目，比他们不赢，我们是少数；我们人多。我们要破除一切迷信。这次珍宝岛战斗就破除了一些迷信。 《毛主席有关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部分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军政干校训练部1975年12月翻印 ———— ————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后，《总参谋部文件》[1972]10号引 坦克、飞机、大炮，跟他们比数目，比他们不赢，我们是少数；我们人多。我们要破除一切迷信。这次珍宝岛(战斗)就破除了一些迷信。 对方有空军、有飞机、有坦克、装甲车、指挥车，我们什么都没有用。一没有使用飞机、二没有使用坦克、三没有使用装甲车、四没有使用指挥车，我们就是步兵，结果呢？第二次，三月十五日，打了九个小时，敌人连续组织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 主要靠勇敢，靠短距离作战，靠近战，……靠二百米。这次不是二百米，而是一百米、五十米作战。二百米不打，一百米不打，五十米、三十米打。乌龟壳一翻，他就没有办法了。 要制造些炸药、地雷，多想些办法。如果你们有炸药，就可以对付敌人的坦克、步兵和交通线。 《总参谋部文件》[1972]10号，转自1977年12月《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论述的摘录》 ———— ———— 1969年5月4日毛主席谈要准备打仗 苏联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要东西，一个是要面子。我现在总感到要打仗，要打大仗。要打仗不仅是一个珍宝岛问题。因为我们都在准备动员，苏联修正主义在积极地准备。比如敌人在不断地增加军事预算，美帝国主义的军事预算增加854亿美元，是美国从三六年以来，33年中最大的一年，苏联的军事预算，增加到177亿卢布，是苏联从四一年以来最高的一年了。为什么呢？为的要打仗。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呢？因为他们国际国内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已陷于孤立，走投无路，要从战争方面找出路。（问陈锡联同志）人家要打，你怎么办？人家打过来了，你怎么办？人家已经打进七公里了么？你不打不行，但这不是七公里的问题。苏联*要卷土重来，占我们的旅顺、大连，敌人虽然有矛盾，苏联和美帝有矛盾，但是他们反革命无疑是一致的。苏联对美帝说：“威胁不是来自美国，不是来自大西洋，而是来自中国。”这不行。我们一定要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保卫住，苏联的胃口比沙皇还大，他们有二千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不满足，他们还要把东欧控制在他统治之下，变成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已经出兵捷克。各地反动派都要打我们，但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修。苏联和我们有两千万公里国界，国境线这么长，有可能随时挑起战争。比如东北，新疆，都是我们接联地，要准备打仗。 按世界大战的规律来说，也差不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2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24年了。我们要从精神上、思想上、物质上都准备打仗。要准备打大仗、打硬仗、打恶仗，要准备同美苏与其他反动派结成的神圣同盟打，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地球还是照样转的。无非是中国人民死一半吧。但中国是消灭不了的，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为着打仗，大打，打硬仗，打恶仗。要准备同一切反动派都打，准备把他们的所有原子弹都引到我们中国的国土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要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但我们要从困难出发，你们在座的同志都是搞武装的，你们回去以后要准备搞武斗，要马上进行动员，要宣传，提高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给他们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是造成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放弃一些地方，让他们来，来了歼灭他，进来就陷入汪洋大海之中，就没有办法逃走了。各地都要组织部队。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 ———— ———— 1969年5月10日毛主席批示内蒙古革委会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内蒙古自治区史》，李增毅《人生履痕》，并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 ———— ———— 1969年5月17日汪东兴传达毛主席对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刊载五条外电外报对我党九大的反映的意见： 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五条中有三条的标题有“妄评”字样。 ———— ———— 1969年5月19日接见晚湖北地区代表等后和李四光的讲话，杨道远回忆周恩来同日传达 5月19日毛主席接见完后拉着李四光走的，我们都看到了。这天晚上中央首长接见时，周恩来特意提到这件事。 周恩来说毛主席拉李四光去谈地球重心问题，毛主席问李四光地球的重心在哪里，李四光回答不出来。 （周恩来转而问我，杨道远你是学测绘的，说得出地球的重心在哪里吗？我说不知道。） 他接着说毛主席诗词中说坐地日行八万里，我们都没有动嘛，地球照样转。周看着谢富治晃动的二郎腿说，只有谢富治的腿在动。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道远回忆：中央领导批评了武汉“反复旧”的问题。周恩来要求搞好与曾思玉、刘丰的关系。湖北给中央的报告送上去后，吴法宪下来传达总理的意见，说山东、贵州、湖北几个省，数湖北的报告起草得最差。 湖北给中央的第二次报告送上去，5月27日中央批了，当晚周恩来等政治局首长又一次接见了武汉造反派代表，着重讲解文件精神，要求中央和湖北省及造反派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文件。武汉造反派拿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69]28 号文件 中央同意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即“五二七指示”，回到了武汉。 ———— ———— 在1969年5月22日中发[1969]24号文件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19日呈报《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附滕海清、吴涛、李树德检查上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意见说中央13和16日找内蒙来对内蒙当前形势做了指示。意见认为滕海清内蒙后立了新功，但1968年11月来由于“多中心即无中心论”的滋长，违背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方面要注意防止扩大化等指示，把高锦明防“左”的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进行了批判，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夸大乌兰夫的影响，特别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在宣传工作上也“左”倾错误；对待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在领导制度上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等造成严重的后果：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一些革委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一些地方的革命大联合遭到破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阻碍了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落实。“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三同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育下，4月19日向中央作了检讨。内蒙这一段工作中错误滕海清应负主要责任。 ———— ———— 1969年5月25日在中发[1969]26号文件中共中央对于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的报告的批示上 毛主席批示：照办。 文件油印稿。中央批示说山东省成立革委会以来做了大量各自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十二中全会精神在全省进行”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希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稳定山东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 ———— 1969年[5月26日?李德生来京前]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时 谢富治：“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 毛主席：“李德生不合适，你就合适？”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在会后军委办事组报告中说“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毛主席批示：“同意”。10月李德生抓总政治部工作。12月10日中央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1970年4月30日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主任。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书中还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10月?]，毛泽东对李德生谈到总政治部的历史，他虽然有不那么好的评价，但是也不是全盘否定。他说，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不要那么多人。战争年代，总政几十个人，不是照样工作吗。解放战争，军委指挥机构又有多少人？我看，总政机关不要超过200人。 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怎么工作？毛泽东说，总政治部的工作，现在就是做好承办、批转。把党中央的意图承办好，把部队好的典型、好的经验，批转下去，加以推广。 ———— ———— 1969年6月3日在殿本《南史》卷六十一页五上的批注 〇〇〇〇 陈庆之传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第十卷 南史》 ———— ———— 1969年6月26日在武汉接见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等时指示 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要搞得像个样子，不充实的把它充实起来。你们要很好总结经验。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1969年6月26日在武汉和曾思玉、张体学、刘丰、方铭谈话，曾思玉回忆 (毛主席在东湖住了近一个月，于1969年6月26日上午离开，我[曾思玉]和张体学、刘丰、方铭等同志到武昌车站送行。主席叫我们到公务车上谈话。我向主席汇报了按中央“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的几件事情，并向主席汇报了当前湖北和武汉市的形势。) 主席满意地说：“广大群众还是拥护中央政策的，你们还是要继续耐心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听说你们去蹲点啦，能蹲下吗？” 我[曾思玉]回答：“我们抓了‘六厂一校’，我抓武重，刘丰抓武锅，李化民抓武船，张体学抓国棉一厂，孔庆德抓二汽，张玉华抓武大，方铭抓武钢机总厂，各点的情况都令人满意。” 主席说：“你们自己蹲点很好嘛，不一定每天都去，也不一定每天八小时嘛。我过去搞工人运动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识，那时，我一个人沿着铁路走，到了长沙找到一个人，这就搞起来了，我在安源也是这样搞的。开始我们搞军队，也是一样嘛！在一个工厂里头去蹲点，主要是有个干部班子到厂子里去，先做好三分之一人的工作。在一个大学里抓一个系，如300人，做好100人，那可了不得。世界上争取了三分之一的人，那帝国主义就要垮了。中国七亿人口，全国做好两亿人的工作，争取了三分之一那就了不得。群众工作不能靠大轰大嗡，我们要细致地做工作，要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去做工作，争取了三分之一那就大功告成。那三分之一的人再去做工作，一个争取一个，又是三分之一，军队同志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对群众工作要很好地研究一下。” 主席稍停顿了一下：“听说你们开了一个团到一个大工厂里去？太多了。” 我[曾思玉]对主席说：“武钢有几十个工厂，我们派了空降十五军的两个团担任护厂任务。” 主席说： "8341部队，在一个8000人的二七车辆厂，加家属共4万多人，他们把家属、学校都管起来了，一共只派了 160个人。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好，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你们的办法就是一下铺开，搞的面太宽了，没有精力，抓不过来，搞他两三年没有关系嘛！有些地方把兵收回来，有的地方人家不欢迎，你把部队收回来就走嘛！过去打仗还不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把部队收回来就走吗？过去是跟敌人打仗，现在是跟人民‘打仗’，但这次‘打仗’的对象不是敌人。我看对待这一些支工支农的同志，要学会做政治工作，也不能太生硬嘛！你太生硬了，人家接受不了，做工作要准备失败，不能从来不准备失败的。打一两次败仗有什么关系，失败中也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嘛！在北京是先搞三个工厂（针织厂、新华印刷厂、木材厂），在工厂里他们人多，有干部，也有工人群众，我们应该用他们的人嘛，要他们去做工作！以后我们搞了‘六厂一校’，又搞了北大，初步搞了一点经验，将来还要搞一个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究竟怎么办，还没有经验。师范大学不能不搞，否则学校就没有人去教书了。” 我[曾思玉]对主席说：“武汉有25所大专院校。” 主席说：“这里有这么多所大专院校哇！” 我[曾思玉]说：“我们研究准备把一些大专院校合并，保留武大、华工、医大、华师等院校。” 主席说：“这些事，我们军队同志是一窍不通的，我也不懂。但是要摸索经验，同他们一起搞，这与我们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是不一样的。” 我[曾思玉]说：“随着斗、批、改的深入，有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一是搞分裂、搞破坏活动，干扰革委会的工作，有的造反派头头专到山东找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贵州李再含（时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领教‘反复旧’” 主席说： “什么‘反复旧’？他们要搞复辟。” 我[曾思玉]说：“湖北形势好坏的寒暑表就是几个大工厂的烟筒冒不冒烟，群众的顺口溜‘七上八下九走光（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人走光了），上午来喝一杯酸梅汤’。同时，如果东湖及其他水塘里钓鱼的人和一堆堆坐在一起打扑克的人多起来，形势就不妙（我为了制止打扑克，曾责令扑克厂不许造扑克，各商店不准采购扑克，对当时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曾向周总理报告过，我们要砍李再含的黑手。” 主席笑了说：“不认识这些人。” 我[曾思玉]说： "‘北斗星学会’ ‘决派’和《扬子江评论》的问题，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组织上拟给予取缔。再是工人群众说的‘582’。” 主席问： “什么是‘582' ? " 我[曾思玉]回答：“就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有 11年工龄了，38元钱一个月，还有临时工。有的工人两口子，还有小孩，生活上确有困难。” 主席说：“你们可以研究一下，我是主张闹的，最好去一些人到北京去闹，一闹上面就知道嘛！那就好解决嘛！这是全国的事情，你们要如实反映上去。这一批工人年轻，技术主要是靠他们。在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技术落后了，至于他们的历史问题，讲一讲就算了，不要随便抓人。北京有所大学捉了不少人，把人家关起来，有的关在什么‘牛棚’里，关在地下室里，报纸也不给他们看，这就与世隔绝了，世界上干了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这也是对干了一些错事的，是一种‘推一推’的办法，不是‘拉一拉’的办法，‘推一推’就下去了， ‘拉一拉’就过来了。干部不让他们与群众见面，家里人还要靠他养活吃饭。监护的人，通通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他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小组搞了一两年，没有搞出结果，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交给群众，他就没事了。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些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 主席问方铭：“你那个军有多少人？你是市革委会主任，又是军长，还有谁帮助你搞军队工作？” 方铭：“有政委张纯青同志，我们军有两万多人。” 主席说：“为什么人搞得这样少哇？哪个搞的？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搞得像个样子，要把它充实起来，你们要很好总结经验，要准备打仗嘛！把有的军、师充实起来。” 主席又问：“你们的焦枝铁路动工了没有？” 我[曾思玉]回答主席：“没有。 ” 主席说：“前几年那个方案图我看了。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张体学你是省长，你们是同意南线的，你们是从地方主义出发的。北线搞起来以后，南线有煤还可以搞一条支线嘛！湖北的煤规模怎么样？煤的质量怎样？湖北解决了煤的问题，我就放心了。湖北都是一些‘鸡窝煤’，听说广东也搞了一点，规模很小，不解决问题。” 我[曾思玉]和张体学还准备向主席汇报修建三峡水库问题，但主席打断了我们的话。主席说：“今天就谈到这里，有的问题下次再谈。我这次到这里是来休息读书的，因为在北京实在是太忙。” 1969年6月间载武汉和曾思玉的谈话，曾思玉回忆 党的九大闭幕不久，毛主席又来湖北住东湖客舍，一天，接见曾思玉。 主席：“九大开了，还要开人大，还要开政协会议。全国各省革命委员会都相继成立了，省以下简称‘革委会’国家怎么叫呢？" 曾思玉：“国家不能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呀！" 毛主席笑了：“是啊！" 曾思玉接着说："1949年开国大典会上，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主席点点头。 曾思玉：“我们还要召开四届人大会议。” 主席：“下届开人大，不设国家主席，你们议一下。” 有一天，曾思玉、张体学、刘丰、肖前、方铭在东湖汪东兴主任住处研究这个问题，熬了通宵。曾思玉事先让秘书沈家骤搜集苏联、美国政府体制资料，大家反反复复议论、研究。苏联的政府体制是部长会议主席制（大权独揽）。美国是总统制，参、政两院决定政府事宜（共和党、民主党）。又考虑到朝鲜体制，曾思玉回忆起抗美援朝时，接触朝鲜金日成制定的体制为首相制，下设各方面的委员长。他又联想到抗日战争时，在冀鲁豫边区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冀鲁豫边区党的书记是黄敬同志，他又兼任军区政委。党、政、军、民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执行的。讨论来，研究去，关于下届人大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 有一天，曾思玉向主席汇报。曾思玉：“我们几个人（刘丰、张体学、肖前、方铭）在汪东兴主任住处研究了一夜，看了苏联和美国的体制，与我们国家的现行体制对不上号，朝鲜实行的是首相制，下设各方面的委员长。我们国家不设主席，那就由国务院承担国家事务。政府工作由国务院总理负总责，多配几名年青力壮精干的副总理。主席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被公认了。尤其是外交上国家对国家、兵对兵、将对将等等交往的事情，递交国书，接待外宾由总理来承担。主席高龄了，这些事物可以超脱，接见重要外宾（各国总统级）主席您可以有选择的接见，您如果要出国访问，无论是坐飞机、乘火车，长途跋涉，全党、全国人民都是担心的。” 毛主席听了曾思玉的这些看法，微笑着说：“你曾思玉叨卜来的这一套？" 曾思玉说：“这是我们从资料上看到的，朝鲜的体制我们是所闻又所见的。” 毛主席说：“下届开人大我们还是不设国家主席。因为我们党有中央政治局，大政方针由政治局决定，我们国家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了立法的权利，我们还有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参政议政。为建设祖国繁荣富强共同做出贡献。” “好，今天就谈这些。” 曾思玉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已牢记在心里。 6月，毛主席来武汉视察，在东湖住处接见了我[曾思玉]和刘丰、张体学，向我们询问战备工作。我汇报了三线军工厂生产多管火箭炮的情况。毛主席听完后问我[曾思玉]：“西边的铁路修了没有？” 我[曾思玉]说：“报告主席，还没有修。” 主席说：“噢，还没有修啊。国务院早就定了建焦柳路，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我都看过了。焦柳路是从河南的焦作经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的柳州。如把焦柳路修好，纵深还有宝成路，可通云、贵，我们就灵活多了，战略意义可就大了。你和其他同志与河南刘建勋同志及铁道部同志商量一下，先修好焦枝铁路。” 主席让把地图打开，指着地图对我们说：“要修焦柳铁路，就是在群山中建一条南北走廊。你们湖北和河南争取时间，先修好焦枝铁路。现在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到处伸手，弄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要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挑起事端，发动战争，要居安思危，做到有备无患。焦枝线修好了，然后再经湘西向南延伸至广西柳州。一旦打起仗来，津浦路打掉了还有京广路，京广路打掉了，南北大动脉就断了，有了焦柳路，就可以抗衡一下，南北交通不会中断，要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时间，抓紧修好这条铁路，这条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同时修从襄樊人四川的铁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这样，我们就灵活机动了。你们同河南刘建勋商量一下，动员两省人民大力支援，与铁道部同心协力，争取时间把焦枝铁路修好，为在湖南、广西修焦柳路创造条件。” 我[曾思玉]满怀信心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马上同河南刘建勋同志商量，在最短时间内把焦枝铁路修好。” 1969年6月和10月，毛主席两次来湖北接见我[曾思玉]和刘丰时强调指出： “开发江汉油田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你们要从全局、从战时的高度去看待江汉油田，军队要介人油田的工作，一定要搞好油田会战。”[《亲切教诲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作：“开发江汉油田对改善我国石油工业布局，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旦战争打起来，其战略地位就会充分显示出来，你们要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待江汉油田。军队要介人江汉油田的工作，一定要搞好会战，把油田建成战时供给基地。”…… 后来，曾思玉给主席汇报，不但探明了石油储量，还在应城探明了极为丰富的固体盐和卤水。毛主席听后高兴地说：“你湖北地区宝藏真多呀！你们动员科研部门加强科学研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曾思玉：“我们一定遵照主席指示，发挥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地开发出地下宝藏，为人民造福。”）主席笑着说：“有你们这股干劲，一定会搞出成效。”] 1969年6月的一天下午，曾思玉在汪东兴主任住地吃晚饭。张玉凤电话向汪东兴报告：“主席要到湖边去散步……”汪东兴和曾思玉立即放下碗筷急忙赶到东面篮球场，主席坐在竹椅上，面带微笑地看着战士们打篮球。这时，只见篮球场上双方队员精神振奋，劲头十足，争夺异常激烈。观看的同志也是情绪激昂，不断地拍手叫好和高声助威。主席也高兴地拍手鼓掌为双方队员鼓劲加油，整个球场呈现出了热闹非凡的场面。因为双方互相咬得很死。在这种比分不分上下的情况下，只见空降兵警卫三连连长陈方权上场了。他，山东大个，是空降部队的跳伞标兵。 主席说：“陈连长上场了，丁队长（8341部队任主席的警卫队队长）你也上场嘛。”看来双方要好好交战一番，非要以高低见分晓了。此时，只见双方争抢得更激烈…… 主席笑着说：“双方打得很勇敢，就是投篮不准，命中率不高。” 又看了一会，主席站起来笑着说：“你们哪方打赢了，我都赞成，因为你们打得勇敢，有一股冲劲，小伙子们，你们打吧，我们到湖边去散步……”曾思玉和汪东兴陪着主席走到湖边。 主席：“到亭子里坐一会儿，东湖真好，湖水静静的，这一个湖湾里边莲花盛开，鱼一定很多。” 曾思玉：“这个湾里鱼确实很多，青鱼有50多斤重的。湾里的甲鱼上岸爬进竹林里下蛋，哎，这里甲鱼的营养价值可高了。” 毛主席：“东湖的樟树、桂花树、竹子风景秀美。四周柳树和水杉树……。” 主席用手指着说：“对岸是老虎尾，远处是中山亭（湖心亭）那边是罗家山，茂密的树林里是武汉大学校址。李达校长不应该被人整死。” 主席指着曾思玉说：“你这个江西信丰老表，你们县城靠桃江有座杉木建筑，屋脊式走廊的木桥相当壮观。城里有个古塔，宏伟壮观可算是江南第一塔，可能是宋朝建筑的。香菇、香干萝 卜和红瓜籽是你们县的特产……，但最好的特产是草菇，没有开的草菇做汤喝，味最鲜美。红军长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就是在信丰县安息坪一线，即渡桃江人广东。” 主席又问：“你知道湖北有什么特产？" 曾思玉：“有武昌鱼，恩施山区有娃娃鱼……” 主席：“吃起来娃娃鱼比武昌鱼风味不一样。但洪湖还有跟手指大小的一种鱼，眼眶有红色，我也说不出鱼名。肉很细，刺也小，很软，吃到肚里也没有问题。”（当时曾思玉曾派人到洪湖去买过这种鱼，直到 1991 年再次到湖北时，才了解到这种鱼叫红眼土壳帽鱼。） 主席指着东湖边柳树说：“柳树菇是一个好菜，肉细，做汤味非常鲜美。” 主席：“株归县是屈原的故乡，那里有一种‘金钱桔’可称‘水果之王’。”（曾思玉随后派人到株归县去调查，在株归县新滩镇龙马溪村还有五棵“金钱桔”。1991 年去湖北查证金钱桔树只剩三棵老树。现在把“金钱桔”定名为“桃叶橙。”在株归县已推广发展了一万多棵。） 曾思玉告诉主席，这里荒山野地里有野兔，兔子肉细，高年龄的人吃了有益健康。 主席：“对，野兔肉比家兔肉好，但这里捉野兔可不太容易。” 曾思玉：“当兵的人抓野兔子有办法。抗日战争时期，在鲁西平原，范县、朝城、辛县等县出现了罕见的三年大旱灾，庄稼颗粒不收，野地里野兔成群结队，每年秋天，有些连队干部指挥每人带一根木棍，合围一片荒地轰叫，野兔乱窜，战士们用木棍进行打兔子比赛，有的连队一下午打上一百多只，找到改善生活的窍门。” 主席笑着说：“噢，这个办法不错，既做了游戏，又打了兔子，还改善了生活，是自力更生的好办法。用合围战术也可以打兔子，但捉活野兔子就不容易了。” 曾思玉说：“有办法，夜间派战士们到荒山上用手电筒照着兔子的眼，用捞鱼网扣活野兔子。” 主席笑着说：“试试看，可能成功。好了，今天谈了不少吃的东西。” 翌日，曾思玉指派警卫连三连陈方权连长带上几名战士，准备好手电筒，捞鱼网，演习用的纸手榴弹，深夜乘吉普车，沿山区道路行驶，果然发现野兔在路上和草丛里乱窜，于是大家用手电筒照着，投掷的纸手榴弹在瞬间爆炸，野兔子就吓惜了，再用捞鱼网去扣，一夜之间就捉了儿只野兔子。后来捕兔的办法不断改进，成果也不断扩大。 主席发现后曾问炊事员：“哪里买到活野兔？”他告诉主席：“招待所那个铁笼里养着不少的野兔子。” 主席笑着说：“噢，这是用曾司令传授的活捉野兔的力、法捉来的。”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亲切教诲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我的前一百年》中还说：1970年7月1日，焦枝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当把焦枝线建成通车的喜讯报告给毛主席时，毛主席说：“修铁路还打人民战争啊！”说罢，哈哈大笑。 《亲切教诲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 ———— ———— 1969年6月28日在湖南与黎原、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在座 黎原，华国锋首先汇报了湖南的情况。当汇报到目前正在狠抓几派群众的团结工作，对于跟梁[春阳]、尚[春仁]犯过错误的群众，也重视做团结教育的工作时,毛主席指出：“永向东”、梁尚是少数，要教育团结多数。 汇报到梁、尚说全省52个县是老保翻天时，毛主席问湖南多少县？（答： 94个）。毛主席说：“永向东”、梁尚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子，实际他们搞复旧；他们说得那样革命，革命革得那样彻底， 52个县老保翻天，还有 42个县是革命的，成绩就很大。 当汇报到我们[黎，华]派宣传队进入五厂一站一校帮助搞斗批改的体会时，毛主席指示说：是的，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当汇报到对各派群众都不能压时，主席指示：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能压。 毛主席问，湖南这样大， 47军搞得了吗？黎原回答说，在地区，我们主要靠军分区、县武装部支左。地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现在大都是军分区、县武装部的负责人担任。 47军两个师搞生产，打算再抽一批部队参加搞去。毛主席指示说：点铺的不要宽。 毛主席对落实政策问题指示说：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老工人，没有参加国民党？！不见得，搞清楚了根本不要处理。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毛主席又问农村公社所有制怎么办？黎、华汇报了石门县搞并队的情况，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不能轻易变动。 当汇报到去年取得丰收的原因时，毛主席指示说，大寨好，就是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去大寨学习的人多了，成了灾，你们要搞自己的大寨。 汇报干部解放情况时，毛主席指示：“干部解放，有些人调换一下地方。在省委工作、在长沙久了，可调到地区、县；在下面工作久了，亦可调长沙；地区之间亦换一换。犯了错误改正就是。群众分两派，各解放各的干部。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经三年了，要联合起来；如果你还要分两派再搞三年，但总是要联合起来。要做工作，解放干部，有些干部可以留下继续工作，有些可以调到别地区。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 接见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指示：高司、红联、公检法大多数是好的。高司的军队欢迎，大家影响好啦（指高校毕业生在农场劳动锻炼表现好）。看来，湖南形势好，抓点比较抓的早。 最后，黎原、华国锋请毛主席再作指示时，毛主席说：“我是想问问情况。你们看到形势好并注意另一面的想法是对的。年成，秋冬才能定局，现在不宜估计过高。有些苗头应看到，也不要估计过了。前年来时，还不是急风暴雨？！你们办公地点一天要搬几个地方。前年和去年上半年是高潮，你们出了高司、红联、公检法，出了省无联，又出了永向东，以后还可能出点什么，但大局不会有什么。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育。” 毛主席最后指示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黎原、李振祥《四十七军在湖南“三支两军”纪实》。《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2卷1949-1978》作：前几年时还是急风暴雨，去年上半年还是高潮，现在看来形势很好，以后可能还会出点什么事，但大局不会有变化了。“一个单位分成两派已三年了，要联合起来，要教育团结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干部解放后可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即使对敌人也要区别对待，抓人多了不好处理。”；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8年编辑出版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作”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黎、华7月先以全省支左工作会议名义在地市级领导（主要是军队干部）中传达，向下传达会议精神时未讲明指示时间。黎原在10月30日省革委常委会上传达，并要章伯森、叶卫东等检查，胡勇作了批评，11月12日省革委四全会上传达。不久接到中办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批评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通知和决定的。12月8日黎、华、杨大易起草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25日主席在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转发检查报告的通知上批示：照办。 陈益南认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当时忙于抗洪抢险，故未及时传达该毛泽东指示，此后于11月12日在省革委会第四次全会上传达，省无联涉案人员遂于11月被判刑。《圣人君子》中杨小凯回忆说:“一九六九年秋天，毛泽东视察湖南时对省无联问题作了指示。我于十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省无联专案组向我和其他省无联案子的人犯宣布的逮捕令。我正在纳闷这一发展有什么政治背景时，收到大妹妹杨晖一张宝贵的明信片。明信片说：“毛主席视察湖南时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他看来已读过‘中国向何处去’，他指出‘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似不准确。 据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主席[68年?]还说过，“永向东”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必须予以批判斗争。6月28日[按夏远生误作11月12日]在湖南听取黎原、华国锋汇报时毛主席指出：各派要联合起来，要团结教育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要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以后可以换一个地方工作。 针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毛主席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他对湖南省委树立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很满意。） 针对机关、干部作风问题，毛主席指出：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地、县四级机关人多了，要精减人员，转变作风。 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提出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的建议，供湖南参考。[毛主席1970年4月11日晚-4月13日再次询问湖南能不能10年建成工业省] (华国锋汇报了湖南煤炭工业生产情况和湖南澧水一带发现大盐矿）主席再次强调要“扭转北煤南运”,发展湖南煤炭工业；赞成湖南省委建设湘澧盐矿的决定，以“备战、备荒、为人民”，解决人民生活用盐和工业原料用盐的问题。(华国锋汇报大盐矿已开始出盐)主席说：好！好！好！ 在华国锋汇报欧阳海灌渠修在春陵水上时，主席纠正说：你写错了，应该是舂陵水，不是春陵水。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与他家乡的省委书记》称1969年6月26日主席再次回湖南，一次在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党的九大后要抓革命、促生产。并且特别指出，“湖广熟，天下足”，湖南要抓紧粮食生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听取湖南开展“学新田(永州)、学安乡(常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动汇报后说 “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这就很好。” 1969年毛主席在《常德县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的先进经验》(常德县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春樵带头搞社队企业、机耕队的材料)上批示： “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与他家乡的省委书记》、纪念常德解放70周年专刊系列第6一2期《珍贵影像见证常德70年光辉历程》。] ———— ———— 【待核实】对1969年7月1日临汾武斗的评价 “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张日清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赵瑜《牺牲者 太行文革之战 下册》。 1969年7月中央召集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再北京开会制止武斗。1969年7月23日发出当日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69]41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七·二三布告）和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69]42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22日]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具体措施）。《措施》说，正如中央负责同志在会议上指出，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使九大提出各项战斗任务和山西对中央的5月6日“六项保证”、5月31日“十项措施”不能得到落实，太原和晋中、晋南问题长期不能解决，情况还越来越重，根据中央负责同志指示精神，提出一、加强核心小组领导，增选李顺达(中央委员)、王体(中央委员)、韩英(候补中央委员)、肖选进(69军军长)、徐守恒（山西省军区副政委）、汪治平（独立师师长）、罗国斌（28师政委）；二改革省革委办事机构，现有人员（八千）全部调出来办学习班学习，学习后另行分配工作，另从军队调300名干部组成精干的办事机构（独立师、28师共120名，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调180名），下设办事组汪治平负责，政工组徐守恒负责，保卫组张纯德（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负责，生产组韩英负责；各总部格军兵种驻山西部队负责人组成省支左领导小组，曹中南任组长，谢振华、肖选进任副组长；执行大联合协议，不承认另立山头的组织如“太原工人”、晋中“一把火”；承认晋中驻榆次的地革委、晋南驻临汾的地革委、太原市革委；晋南地区县以下的各级革委，晋中的普阳、祁县、榆次、孝义、介休、平遥、盂县、左权八县革委，太原市阳曲、清徐、古交革委，以及太原地区各单位革委，两派都应予承认，只能补台，不能拆台；晋中的太谷、汾阳、灵石、中阳、临县、榆社、和顺、平定、文水、交城、寿阳十一个县，应把两派群众代表集中起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签订协议，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请求中央办班；晋中离石县和大原市电信局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问题，由省革委办班解决；太原市的重机、十三冶、山纺以及侯马八七四厂、汾西煤矿、中条山铜矿、十二冶，必须坚决执行在北京达成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协议；执行中央布告。会议又调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省革委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即分别由“红总站” 、 “红联站”两派群众组织支持的刘格平、张日清回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任命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六十九军谢振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主持山西工作，曹中南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副组长。 ———— ———— 1969年8月初同刚调入北京的李德生谈话 李德生进了室内，周总理说：“主席，德生同志来了。”毛主席抬起头，李行了军礼， [毛主席笑着说： “李德生同志，李一德一生。我也是李得胜（与德生同音）啊！] 主席随手拿起周总理放在桌上的老花镜戴了一下，问：“你[53岁了，]是不是也要戴眼镜了呀？" 李德生：“看书的时候，也要戴花镜了。” 毛主席：“你是12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接着，主席又问李安徽的一些工作情况，偶尔还说一些安徽史地典故和历史名人。周总理有时也插话谈对安徽形势的看法。主席谈起了党在历史上同左右倾路线斗争的情况，又问平常爱读什么书。） [毛主席问李德生：“现在的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现在正在贯彻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巩固大联合、‘三结合’ 的成果。下一步我们准备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抓紧改变革命老区和皖北农村的贫困面貌。” 毛主席：“你们准备怎么抓？” 李德生：“现在老区和农业地区比较穷，生产的东西运不出来，工业品运不进去。我们打算在大别山地区修一条公路，在皖北地区修一条铁路。” 毛主席：“是啊，如果群众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呢。” 毛主席：“你平常爱读什么书啊？”] 李德生：“主席，我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学文化，就是读一些军事理论方面的书。” 毛主席：“你打了好多仗，但是光读军事书籍不行，还应该读点历史、文艺、科技方面的书。[做领导工作，什么都要知道一点嘛。]你看过《红楼梦》吧？” 李德生：“看过，只是断断续续的，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看一遍。” 毛主席：“要读《红楼梦》，要把它当历史读。我是读了5遍才能开讲的。” （谈到学历史，主席又提出，《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毛主席：“《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5遍。” (周总理向毛主席谈了对李的工作安排。） 李德生：“我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担心干不下来，安徽省和南京军区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免掉。” 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总理：“德生同志，就按主席的指示，大胆的工作。” 毛主席：“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李德生回忆录》，[]内自祝庭勋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李德生还说：过去我听传达说，毛主席集中讲某一个问题时，爱引用“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毛主席对我是不谈工作任务，不谈工作要求，只谈一个学习问题。……[1969年?]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总政恢复办公后，总人数不能超过200人，当前主要做好“承办、批转”工作。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他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 据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连载于2016年《新湘评论》)毛主席曾要人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印成一函七册的大字本线装书来读。】 ———— ———— 1969年8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建设县农机修造厂工作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 每县都要有农机修理制造厂。 《南阳农机化志》，并可参见1971年8月21日《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纲要（一九七一年——一九八〇年》和1977年9月21日人民日报文章《高举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旗帜 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 ———— 1969年8月20日在16日呈报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纪要上批示 已阅，照办。 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书中说1969年5月2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的战备工作座谈会议的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于6月18日以军委文件下发各大单位执行。会议学习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设防和防空降问题的指示，讨论了准备打仗等工作。6月20日至7月4日召开针对苏联可能进犯的“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沈阳、北京、兰州、新疆4个军区主管作战的领导人和各军兵种、三总部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并提出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这次会议纪要，于8月16日呈报毛泽东和中央审批。 20日，毛泽东批示：已阅照办。九十月间，总参、总后组织联合检查组赴北京、兰州、新疆军区检查了部队落实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和“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的情况。 9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周恩来于9月20日在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驻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11月15日至21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8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落实战备的经验。 12月11日至23日，会议继续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了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任务。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后，军委办事组于1970年1月7日印发全军。 ———— ———— 1969年8月26日周恩来向四川学习班传达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毛主席说从前是这样，现在革委会已经成立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你们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你们找来解决四川问题。 不要再搞小报了，毛主席已经不看小报了，还是要克服派性。 《黄廉访谈录》，还可参看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发[1969]87号文件（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 ———— 1969年9月7日《人民日报》载毛主席给胡志明的花圈写的挽词 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 ———— ———— 1969年9月中旬对阅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的批示与修改 增加了一句口号，请酌定。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 1969年9月26日批示 “军队不能松劲。” 舒云《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4年第9期。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作“军队不要松劲”。当时在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和作战会议，舒云文章说林彪向毛泽东建议，急调驻守无锡的某军到张家口地区，加强张家口地区的防御，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 ———— 1969年9月27日接见参见各大军区、总部、各兵种负责同志和作战部同志参加的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说 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节了， 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 舒云《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4年第9期。舒云还说“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这句话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毛泽东说的。 ———— ———— 1969年10月1日接见崔庸健谈话 “现在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同南朝鲜、台湾的关系也拉得很紧。”“他们要打你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 咱们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过去苏修天天骂我们，就不灵。]” (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个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 (关于中苏两国关系)：“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境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他人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第一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内自《毛泽东年谱》 {亚洲历来受压迫，要团结起来。美国、日本、南朝鲜在三八线驻了很多兵，他们要进攻北朝鲜，而且要进攻中国，日本野心很大，要进攻亚洲，中朝和亚洲人民要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包括美国人民也要团结起来。} {现在大敌当前，中国和朝鲜要团结起来。我们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战争，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崔庸健同志说，金日成同志想来中国接受主席指示，但是现在很忙，离不开。说主席什么时候叫金日成同志来，他马上就来。）主席说，你（指崔）相当于总统，你来中国访问了，应该我们派总理回访，金日成同志忙，就不用来了。我们有很多人看不起小国，看不起你们，彭德怀就是一个大国沙文主义。（崔告诉主席，说我们也反修，只不过是反修的方法和中国不同。）主席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还有苏联援助，不能把关系弄得太僵。（崔说朝鲜有的同志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了。）主席说：哪里都那么理解。开始的时候，连我们一些人也不理解。有些事，我也不理解，比如有一个时期，今天打倒朱德，明天打倒聂荣臻，还要打倒周恩来，到底怎么回事，看不清楚，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后来才查清了，原来是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兵团，是他们搞的，他们要夺权，要打倒一切。} 自1971年2月19日《毛主席接见十三国代表团的谈话》(精神，不全是原话)。《中联部四十年1951-1991》杨春城《中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深情》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休息厅对崔庸健说，咱们应当搞好关系嘛。上次你们来谈的清况我都看了（指1967年5月在北京周恩来总理同崔庸健会谈内容）。你们的方针很对，金日成同志的方针很对。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崔庸健还建议请毛主席找个时间请金日成同志到中国来谈一次，毛主席表示，我真诚地欢迎金日成同志来，或者可以派周总理到朝鲜去。公开回访，内部回访都可以，周总理先去朝鲜访问，然后再请金日成同志访问中国。 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中朝“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崔庸健立即回答说，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 谈到现实问题，毛泽东说，“美国和日本靠得很近”，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还说将来中朝一起反美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接着，崔庸健谈到朝鲜对苏联的态度，毛泽东表示可以理解。 沈志华《破镜重圆：1965-1969年的中朝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毛泽东在谈到中朝友谊时强调中朝两国的目标是一致的，他说，当年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和中国一起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时候，中国也同朝鲜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朝是一道走过来的。崔庸健立即应和，称朝鲜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一直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并且直到现在，朝鲜也是同中国一起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区别仅仅在于斗争方式方法的不同，朝鲜主要是思想方面的斗争。最后，崔庸健提出金日成希望访华的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并提议双方重开高层互访。 董洁《文化大革命前期中朝关系的历史考察(1966-1970)》 ———— ————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1968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应邀访华的秘鲁共产党（马列）中央总书记帕雷德斯、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总书记迪努齐、瑞典马列主义者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贡·比林、锡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桑穆加塔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托斯卡、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老挝人民党中央副总书记诺哈·冯萨万率领的代表团等。 ———— ———— 1969年10月中旬[14日周恩来传达]就战备疏散指出，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内据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瞿定国刘先廷引用吴法宪回忆录说：会议认为，苏联内部确实有一些人，主张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会议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由军委办事组部署部队的战备问题。在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林彪、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会议清况。毛泽东当即表示：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该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引叶在湖南时的警卫员胡家虎回忆：临来之前，周总理告诉他[叶]，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说：“剑英去湖南，打起仗来可南可北。 ” ———— ———— 1969年10月15日专列到武汉后和曾思玉谈话，曾思玉回忆 毛主席乘坐的列车抵达武昌车站。我[曾思玉]和刘丰上了公务车。 主席对我们说：“东湖比西湖好（分别指武汉的东湖、杭州的西湖），这里有长江，夏天还可以游泳。安庆我游过，黄石我也游过，要游，还是到武汉来游长江。你们忙你们的，我到这里休息读书，有什么要谈的事情再找你们来谈，下车到东湖去。”此次主席来一直住到 1970年3月间，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客舍住了四个多月。 有一天，我接到东兴主任电话，让我到主席住处去。我立即前往，只见主席精神愉快地在散步。看到我来了，主席高兴地说：“你来得真快哟，到会客室去谈谈你们这里的情况。” 我[曾思玉]说：“自去年3月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以来，狠抓了省、市及以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在达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上狠下功夫，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省里召开了全省工农业各条战线上的老模范、先进工作者共计6000余人的代表大会。” 主席说：“你们开这么多人参加的劳模大会，很好嘛。” 我[曾思玉]说：“在会上狠狠地批判了搞打、砸、抢的坏头头，树立了正气，鼓舞干劲，掀起了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为落实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我们深入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大搞技术革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一天天好起来。我们采取把在各级‘五七’干校学习的干部分配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搞生产和科学种田的办法，起到了锻炼干部和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我们准备在年底召开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好好总结经验，为明年工农业生产做充分准备。” 主席问：“湖北乡村形势如何？" 我[曾思玉]回答：“乡村形势很好，省和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派了一大批干部到农村帮助工作。各级都在狠抓‘以粮为纲，全面发展’, ‘粮、棉、油、麻、丝、茶、菜、糖、烟、果、药、杂’的十二个字和‘农、林、牧、副、渔’五个字的两个布局的落实。我们省重点抓了荆州地区的粮食、棉花的生产，推广优良品种，提高产量，并抓改进冬泡田（山区把水关在田里），提倡‘麦稻稻（麦子、稻子）、油稻稻（油菜）、绿稻稻（绿肥）'，解决肥料不足问题，有条件的种双季稻，多增产粮食。同时推广种棉花的营养杯，用营养杯有育苗壮、生长期快等好处。遵照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逐步实现水利化、化肥化、机械化、电力化，批判那种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做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不搞高指标，既完成国家任务，又防止征过头粮，不随意抽调生产队劳动力，从而调动了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 粮食连年丰收增产，乡村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主席说：“对，你这是抓到了点子上，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飯’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的。湖北这个地方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紧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告诉你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没有抓。” 我[曾思玉]说：“我们在轻纺工业方面，抓住时机，在上海聘请和吸收了一部分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到沙市来安家落户，开发沙市轻工业市场。 主席说：“抓得对，抓得好嘛，你在哪儿学的这一套？沙市大有希望。” 我[曾思玉]说：“上海对一些老工人、技术人员要下放到农村，他们不要，我们要。我们知道后，要求他们带家属孩子到沙市来安家落户，从而促进了我们沙市轻工业的发展。” 主席说：“你们在武钢兴建了一个容积为2516立方米的大型高炉，还修建了武汉至黄石的铁路复线。黄石地区有矿石那就解决了一部分无米之炊。” 主席笑着问：“你们怎么搞的这样快哟？" 我[曾思玉]说：“大打人民战争，动员了武汉党政军机关同志轮流实行义务劳动，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高温炎热天气，和一冶工程总队大干奋战了五个月之久，终于完成了这两项计划。我们还请陈永贵同志作了‘农业学大寨’的报告，还请了数学家华罗庚来作‘优选法’的报告。” 主席高兴地说：“噢！你是带兵的司令，抓工农业生产建设也有一套。懂得用先进技术来指导生产，这种做法是超前的。兴建大型高炉也可以打人民战争，可见人民的力量大。可惜，湖北没有大煤田，但‘鸡窝煤’不少，要解决无米之炊，还是要靠外地调，可见事在人为。你们敢想敢干，精神可嘉，干事情就要这样。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就是我们事业必胜的基础和保证。希望你们同心协力好好工作，湖北大有希望。” 1969年10月，毛主席再次来武汉视察。 一天，曾思玉向住在东湖客舍的汪东兴主任报告：“我、刘丰、张体学有事向主席请示汇报汪东兴：“有什么要紧的事啊？"曾思玉：“我们省革委会已多次研究，想在长江上兴建水电站，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汪东兴：“哎哟，这么大的事，待我向主席报告后再说。”过了几日，汪东兴主任给曾思玉电话：“要你们儿个人一起来，带上地图和你们的基本设想向主席详细汇报。”当日下午，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来到汪东兴主任住处。汪东兴：“我带你们去见主席。” 主席正在会客室里读书。曾思玉他们三人问主席好！ 毛主席同他们三人一一握手坐下后。主席：“小张，倒茶来，你们有什么要紧的事谈啊？” 我[曾思玉]和张体学等同志向毛主席提议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我们在东湖客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说：“报告主席，关于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解决能源问题的设想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先由体学同志向主席作详细汇报。”张体学同志把带来的地图摆在桌子上，拿出了设想方案，向主席汇报。 此时主席先说：“体学同志是老湖北人，你在汉江上游建造了一个丹江口水库发电站，淹了河南一部分土地，河南人收益小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体学同志回答：“基本上解决了，有的问题正在解决中。” 主席说：“体学兴建大型水电站，有些经验，有发言权。思玉同志你打仗行，但你们想在中国第一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能行？有把握吗？” 我[曾思玉]回答：“实践中学习再学习，我们经过仔细研究、论证，认为还是有把握的。” 主席笑着说：“你们胆大，有股革命干劲，精神可嘉，你们谈一谈，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总体设想。” 张体学说：“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办’ )，周总理是主任，林一山等同志是副主任。建国后，他们在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分别进行了水文地质勘察，整理了许多水文资料，也拟订了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方案……我们根据长办整理的水文资料，考虑在三峡三斗坪地区兴建高层大坝枢纽水电站，蓄水约80亿立方米，装机容量为600万千瓦，10年时间完工，投资大约需要30多亿，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 主席笑着说：“你们说投资30多亿，我看一上马就要50亿之多。”主席笑着摇着手说“‘高峡出平湖’是我写诗说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有个叫什么的？（回答：林一山）这个人有股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怎样把长江沉淀的泥沙解决，水土保持是一大难题。我说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到金沙江要修两个坝。长江是金沙江、山民江、乌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汇聚而成，这是大的，小的不算，四川实际上是六川。思玉同志你去过三峡吗？” 我[曾思玉]回答：“没有。” 主席说：“你可以坐船去看一看嘛！也可以到重庆去看看嘛！我过去是从上游顺流而下 ”（之后，我就乘海军的两艘炮舰顺长江逆流而上到万县，因武斗没能到达重庆就返回来了。） 主席说：“你们敢想敢干，但缺乏必要的科学资料，设计复杂，施工条件不成熟， 上了马至少几十亿之多，你们考虑了没有？若打起仗来万一敌人用原子弹轰炸，这股水汹涌而下，长江下游首当其冲是宜昌、沙市、武汉三镇，九江、安庆、南京、上海等城镇可能会被水淹掉……这可是要慎重行事的哟。” 这时只见主席打着手势说：“当前在中国长江上兴建第一坝水电站，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目前在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的方案？” 我们很理解毛主席的决策，即使不考虑战争因素，就当时的国力和技术力量而论，修建三峡大坝也是难以办到的。这也是我们先前所考虑到，于是我们说：“如果屯斗坪地区不行，我们同有经验的人研究多次，考虑第二方案，拟在宜昌上游西陵峡口靠近市郊葛洲坝修建低水头坝大型发电站。”我和张体学随即又拿出一张地图摆开，照图叙述：长江穿越三峡，江面300米，至西陵峡口的南津关，水流急转由东向南，江面增至2200米，水流变缓。在峡口南津关下游3公里处，江心凸起两个沙洲，左为西坝，右为葛洲坝，它们把江水分成三股水流，从左至右依次为大江、二江、三江。我们设想在葛洲坝和西坝上建低水头坝，拦截大江、二江和三江，正常蓄水位60多米，水库总库容巧亿至16亿立方米，既可发电，又能改善航运，还能积累经验，为尔后修建三峡工程做实战准备。创造条件，实现主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 主席听后笑着说：“哎呀，这是后人的事情了。” 张体学说：“我们再仔细勘察葛洲坝现地情况再向周总理汇报。”即使因战争低坝被炸垮，最多有八九亿立方米水量下泄，宜昌至沙市河段河 槽内可以容纳，不至于危害武汉及下游城市。 毛主席听完第二方案后笑着点点头说：“这个方案比较有道理，万一低坝被炸，对下游影响不大，赞成兴建此坝。” 主席又强调指出：“在设计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三救’〔即救船（通航）、救水（防洪）、救鱼（就是解决中华鲜由下游到上游繁殖问题）〕。” 主席最后说：“此事要报告周总理，要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讨论研究，由中央作决定。” 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我心里很激动，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待主席讲完后，我立即表示：“我们一定遵照主席指示，向周总理报告，并积极做好准备工作。” 曾思玉《我的前一百年》 ———— ———— 在1969年10月26日中发[1969]71号文件《中共中央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上毛主席批示 “照办。”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中央批示决定一、调昆明军区副政委兰亦农同志兼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李再含同志在北京学习期间，由他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十三军长张荣森同志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等同志为核心小组成员。二、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三、中央为贵州举办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部分干部，省工代会及三线重要厂矿两派群众组织的部分头头调来北京学习。贵州省核心小组《报告》批评“李再含同志和省核心小组的个别负责同志，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 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少数坏头头也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群众，乘机破坏。一部分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反复。”，要求“进一步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李井泉、贾启允”，“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名称、各种形式的武斗队。例如，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一派建立的“民兵”、“护厂队”等。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和关卡。立即无条件地收缴一切武器（包括民兵武器，和各厂、矿封存的武器），不准转移一枪一弹。不准私造武器。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任意抓人、刑讯逼供，违者依法惩处。”“贵阳地区的“支红派”和“四一一派”，以及同上述两派相同观点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各地、州（市）、县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都必须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概不予以承认”“对于革命大联合还不巩固，革命三结合还不够完善的地方，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的教导，由两派革命群众充分协商，进行补台，不准推倒重来。对其中两派长期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少数单位，例如印江、织金、威宁、水城各县，要把两派联合起来，经过充分协商，进一步完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对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先后两次组织的革命委员会，应集中其全部成员和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由省革委核心小组主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协商，组成三 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如：平坝、镇宁、安龙、册亨、贞丰、普安、盘县、兴仁、兴义、望谟、晴隆、三都、瓮安、福泉、铜仁、石阡、赤水各县和兴义地革委、铜仁地革委。对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出现了分裂的，应联合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代表性不完备的可适当补台。如从江、榕江、剑河、松桃、江口、沿河、普定各县。”“《新贵州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目前只刊登新华社电讯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 ———— 1969年12月25日中发[1969]87号文件中共中央对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毛主席已圈阅)中引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四川很有希望。” 文件油印稿。10月31日毛主席对周恩来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有关解决四川问题的情况汇报的报告批示：同意。中发[1969]88号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24日《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说为了解决四川问题，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和驻川部队、省军区、军分区和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从11月5日至12月24日在毛主席身边，向中央汇报省革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在中央直接主持下重新学习主席指示和九大的文献，中央负责同志亲自指导开会、耐心教育，提了许多重要意见。经过学习，揭发了错误，各自作了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既弄清了思想，又加强了团结。报告肯定了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走资派的权成立革委会的成绩后，认为四川革命和生产落后原因在省革委领导犯了：不按毛泽东思想和主席指示办事；没有正确对待群众、陷入派性，以拥护或反对自己为标准划线革、保，划分“红十条派”和“反红十条派”，使武斗不息干扰大联合三结合；错误发动”反复旧“运动；个别领导人居功骄傲，搞”以我为核心“操纵办事机构，突出个人独断专行等错误。报告还建议中央批准建立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要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不准另立山头重拉队伍，不用群众组织名义进行活动；巩固完善各级革委会；立即停止武斗；落实干部政策；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加快斗批改，抓好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观点；办好学习班，改组四川日报社，彻底清理宣传文艺队伍，所有群众组织的小报刊物和有线广播等一律取消；搞好三线建设。并请求中央为四川举办一期五千人左右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中央批示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关于解决四川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加速四川地区三线建设的请示报告》，并就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调整省革命委员会若干副主任常委、组成成都军区支左领导小组(原来设在省革委办事组)、组成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等做出决定。刘结挺张西挺1971年8月5日被中央批准撤销其职务。林彪死党梁兴初利用刘、张的错误，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向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告张国华的状，试图调走李大章等等。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问题参见中发[1972]31号文件。 ———— ———— 1969年12月31日在军委办事组同日向中央报送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上批示 照办。 舒云《林彪“第一个号令”的台前幕后》，《党史博览》2004年第9期。战备工作会议12月11日召开，29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稿（1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过）批示：照办。 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说9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周恩来于9月20日在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作了报告。他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会议研究了苏联的战争动向和对付苏军突然袭击的措施。会议开至月底，因国庆在即，决定休会，各军区负责人即返回驻地。休会期间，军委办事组为检查战备工作落实情况，于11月15日至21日，组织北京、兰州、新疆军区和华北、西北8省市自治区以及空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领导人，赴东北参观落实战备的经验。 12月11日至23日，会议继续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认真分析了形势，检查了战备落实情况，交流了战备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战备任务。会议最后产生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后，军委办事组于1970年1月7日印发全军。 ———— ———— [1969年?]在以周恩来名义给非洲一个国家元首遇刺受伤的慰问电草稿上 毛主席圈阅并将最后一句“祝早日康福”的“福”改正为“复”。 纪东《非常岁月 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可能是1969年6月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遇刺或12月乌干达总统米尔顿·奥博特遇刺 ———— ———— 197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引用： 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 ———— ———— 1970年1月7日《全军战备工作会议纪要》引用： 在敌人向我突然实施袭击时，敌人可能利用它的坦克、装甲车到处乱插，有的部队可能被包围，如发生这种情况不要慌张，要沉着应付。 《毛主席有关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部分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军政干校训练部1975年12月翻印 ———— ———— 1970年1月30日《解放军报》引用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 ———— 1970年1月31日在周恩来30日报送的中发[1970]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讨论修改稿上批示 照办。 《周恩来年谱》 ———— ———— 在周恩来1970年2月5日呈送中央组织部业务组1月31日《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报告》和周恩来与康生联名建议召开部分省、自治区整党建党座谈会的信上批示 照办。 《周恩来年谱》 ———— ———— 1970年2月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沈阳、济南3个军区野营训练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这样训练好”。 [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辑）] ———— ———— 毛主席圈阅了周恩来1970年2月19日呈送谢富治、温玉成、吴德18日关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批极左思潮和深挖“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力的报告。 《周恩来年谱》。周转呈时说明“国务院系统和文教学部各单位，也在有步骤地批判极左思想和右倾动摇，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并防止扩大化。” ———— ———— 阅周恩来1970年3月8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2月26日《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的报告请示》并称“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的信后批示： “照总理意见办。” 《周恩来年谱》 ———— ———— 在周恩来1970年3月24日就四月初访问朝鲜的信上批示 同意。 《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信中确定访朝日期为四月五日至七日。同时提出：国内人少事多，此次出访不拟多带人，要简化外交礼仪，以便中朝领导人多多交换意见。 周恩来1970年4月3日就访朝期间会谈方针（重点是支持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请示报告毛泽东、林彪。毛泽东同意所提基调，并建议作个别处的修改。次日晚，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批示，讨论修改在朝讲话稿。 ———— ———— 吴德《蒯大富问题》手书载主席1970年关于蒯大富的几次指示： [1970年4月?]准备选举四届人大代表，毛主席提出蒯大富可以当人民代表。（当时他已经搞到宁夏去了。周总理立即向我们传达，要我们照办。可是当时清华的工宣队不同意，因为进驻的时候，蒯下令开枪，打死了五名工人，几百人受伤。我们反复动员，最后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就算我们投毛主席一票，这才勉强解决。） 但是迟群、谢静宜又有意见。[10月?]毛主席说把他调回清华审查一下，看看究竟有什么问题？这样，又把蒯大富调回清华，没过多久，迟、谢给毛主席打了报告，毛主席看了说：这个人看来不能当人民代表。（周总理又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我们只好又悄悄地抹去了他的代表名字。） 徐庆全《关于蒯大富的一则史料》载吴德《蒯大富问题》手书，载于“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 ———— 1970年4月说 “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 ” 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可能与军委办事组情况有关。 ———— ———— 1970年4月12日在政治局报告林彪要求设国家主席的请示上批示：(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对叶群电话的评论： 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当吧！ 据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董必武时任代主席。 据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汪东兴传达1970年3月8日主席指示(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国家主席的有关条文)时说毛主席讲，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王年一 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提到毛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是：⒈（3月7日[对汪东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⒉（4月12日[对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⒊（4月下旬[27日]）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⒋（7月中旬）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⒌（8月22日）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⒍（8月25日）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 ———— 1970年4月25日于苏州在专列上和张春桥、林彪、马天水的谈话【存目，高文谦声称主席先问林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又问林彪: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可以对照林立果的“571纪要”）】 ———— ———— 1970年4月26日于济南在专列上和杨得志、袁升平的谈话 你们现在得志了！这里也升平了！过去不平，现在就平了嘛。 《杨得志一生》 ———— ————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对越南驻华大使吴船说： “越南人民打得好！祝你们彻底打败美帝。”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时说： 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当代中国外交》第242页，转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对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希拉说：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对英国代办谭森说： “祝英国发展，请问候女王陛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对古巴临时代办加西亚说：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对南斯拉夫驻华临时代办巴比奇握手并说： “祝南斯拉夫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 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请波兰驻华使馆代办[科维亚特科夫斯基?维西聂夫斯基?]转达他对哥穆尔卡的问候。 何建东王载册《盛世中国六十年》，1970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卡齐米日·米雅尔同志致毛主席的国庆贺电，其中提到”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的波兰共产主义的叛徒们“；12月22日《波兰人民的革命风暴》说”最近，波兰爆发了反对修正主义统治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在这个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波兰修正主义集团的头目哥穆尔卡宣告下台。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东欧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和现代修正主义进一步破产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记为：问候哥穆尔卡同志好。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毛主席1970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请缅甸驻华使馆代办[吴巴绍?]转达他对奈温将军的问候。 ———— ———— 1970年5月1日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谈道 ： {柬埔寨现在革命起来了，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实现两条：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西哈努克告诉主席，说到关键时刻，有些人不可靠，西的侍卫长，在三·一八反革命政变后，到朗诺那边做官去了。）主席说，有人不可靠。你们要派些人来，二百人、一百五十人也可以，到中国来训练一下，选些工人、农民，也要点知识分子、下级军官，训练几个月回去，就可以当连长、排长，打几仗，就锻炼出来了。从战争中培养的人更可靠。什么叫政权，政权就是军队，要有干部有士兵。（西哈努克，革命热情很高，说半年打到金边，)主席说，不要想得太快，准备长一点。我们打了二十八年，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共二十二年，再加上党成立初期六年。你们要准备长一点，要快胜利了，不是更好么。时间短了，农民发动不起来。我们还很穷，我们交的都是穷朋友，你们要武器，我们多的是，你们来人到仓库里搬就是了。我们不做军火生意，就是不要钱。} "我读过法国社会主义者马蒂叶（今译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有朝气", "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我也看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注：霍兰·罗斯《拿破仑一世传》]，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但是我看的那个英国作家写的书，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要搞革命，就要研究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美国人吹牛皮，说革命美国在先，法国在后，俄国在第三，我们东方就更落后了。按照历史的秩序，也是如此。 法国大革命时，保皇党是不愿意解放农民的。吉伦特的那个党也不愿意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后来彻底解决法国农民的要求的是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山岳党不是共产党，我看比好多共产党高明……我讲法国的历史就是说明要取得农民的拥护。 拿破仑时农民拥护，后来的政策就不好了。他犯了两个错误，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亏，西班牙家家户户打游击，然后是打俄国。他和英国是死对头，也不讲一点妥协……得罪的人太多了。拿破仑后来的政策是不好的。 “戴高乐比较好，我高兴这个人，戴高乐选举时我心里是投了他一票的。那是1957年，我对赫鲁晓夫说戴高乐会上台，他不相信，法国共产党也不相信。后来全世界搞起了一个戴高乐热潮。他是敢于在美国人面前闹独立性的，在联合国上是这样，他还从北大西洋组织中把军队撤出来，他的国家还不允许驻美国兵。” {}内一段自1971年2月19日《毛主席接见十三国代表团的谈话》(精神，不全是原话)，第二段摘自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二集》、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连载于2016年《新湘评论》)，第三段摘自来自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最后一段摘自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还可以参看《毛泽东年谱》。书中还说”毛泽东除了看塔尔列的《拿破仑传》外[注:1968年6月21日向尼雷尔提到的书]，还看研究法国大革命最权威的法国历更学家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以及英国霍兰·罗斯写的《拿破仑一世传》，这几本书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读本。据逢先知回忆：“有一次，他（毛泽东）要看拿破仑传，选了几种翻译过来的本子。跟他一起读的同志一本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毛泽东晚年，还崛印过一种两函十七册的线装大字本的《拿破仑传》，供领导十部参阅。“，据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应该是苏联叶弗·塔尔列著《拿破仑传》。据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连载于2016年《新湘评论》)和文洁若《我与萧乾》，出版局翻译组的萧乾等人[1974年?75?]重译了福尔《拿破仑论》大字本”是毛泽东主席急着要看、几个人日以继夜地抢译的，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戴文葆为《拿破仑情书集》所作序引王苡珠回忆“我参加翻译的是福尔的《拿破仑论》，这是一部史论，不是传记。原来是伍光建译，我们是重译了。当时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要看，一个月必须出书。大概只印了线装大字本几十部。出书后既没有给我们看，也没有署我们名字。后来我也是在旧书店才见到的。塔尔列的《拿破仑传》也有线装大字本（两函），当然也是因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要看吧。 ” ———— ———— 张春桥1970年5月1日下午接见工总司委员时的传达 主席去年问过我一次，王洪文同志会不会写文章，今年又问过一次。为什么老是问，一方面是主席对王洪文同志很关心，更重要的是关心你们成长的问题。 李逊《革命造反年代》 ———— ———— 阅1970年5月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建议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各各地参考的信后批示 照办。 《周恩来年谱》 ———— ———— 在1970年5月12日中发[1970]26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上批示 照办。 中发[1970]26号文件。文件5月15日发出。报告指出了知青走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对培养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政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产生深远影响，但由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在争夺年轻一代，刘少奇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尚未肃清，一些领导同志认识不足，对实际问题解决不及时，使得有的地方下乡知青还不够安心。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要抓好典型，总结经验，建立三结合小组，依靠贫下中农，发挥知青积极作用；做好对下乡知青的再教育工作，吸收他们参加群众性政治活动，印发学习材料，使他们能及时看到党的报纸；总结各地一些好的经验，如抽调下放干部由干部带领知青下乡并配上医务人员和教师，干部一面参加劳动锻炼一面协助社队加强领导，又如试办集体所有制评工计分的”五七农场“安置知青和其他人员；安置地区和动员城市密切配合，知青不要搞特殊化，选派的第干部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不可加重当地群众负担；各级革委会和贫下中农要认真解决插队知青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合理安排农活，同工同酬，同样对待，帮助实现生活自给，住房问题抓紧解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危害知青的阶级敌人，支持革命青年向四旧斗争，坚决反对买卖婚姻及变相买卖婚姻；加强对国家拨给安置经费的监督，处分乃至法办随意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者；正确对调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注意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歧视；各地普遍检查一次知青下乡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做出规划。 ———— ———— 《周恩来年谱》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江青1970年5月17日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后毛泽东批评了江青。《毛泽东年谱》没有记载此条。余汝信《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解读》记：黄、吴、李、邱从江青处回来后感到问题较大，商量由黄、吴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后林办来电话召李、邱也去），林听了汇报后说：“江青把政治局大多数都攻击了，今天是直接攻击了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经毛同意，黄、吴从毛家湾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作了汇报。他们以为毛会大发江青的脾气，未想到毛只说了三句话： “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是可以的”，“江青也是一霸”，“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不要叫江青知道，你们今天和我说的这些问题，也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同她说。她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 吴法宪1971年4月9日检讨中说：“去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永胜、作鹏、会作同志和我两次在一起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永胜同志和我一起向主席作了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黄永胜1971年3月21日检讨说“五月十七日下午，政治局七、八个同志在一起谈了一些问题，涉及的人和问题比较多。当时，我们感到问题较大，所以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和我曾两次在一块商量，一致意见要向主席报告。当天晚上，我和法宪同志便到主席那里去汇报。结果，干扰了主席，问题也没有说清楚。两次四个同志在一起商量，而德生同志没有参加，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 ————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略，见197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据《周恩来年谱》19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报送的修改后的二稿上批示：照办。主席还委托周将准备明天发表的声明的法文译本拿给西哈努克看，征求意见。】 1970年5月21日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人前往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时谈话 （西哈努克亲王说，印度支那三国决心战胜美国，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胜利。） 毛主席说：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你与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旗帜鲜明了嘛！[美国开了军队到你们那里，问题就清楚了。]现在美国进退两难，[没有章法了，它的那个总统难做了,]退也困难，最好多呆一些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据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载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格来《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引路人 访阿沛·阿旺晋美》，毛主席1970年5月21日在城楼上“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阿沛·阿旺晋美），介绍我与外宾见面。” ———— ———— 1970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向出版口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 样板戏要提高，也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着，都是城市老爷看。样板戏要允许人家学，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可以演。工厂、农村、学校、部队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是可以一遍遍地提高。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据《周恩来年谱》5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指示。 ———— ———— 1970年6月11日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时说 (毛主席表示欣赏波德纳拉希这次访华的谈话，认为罗领导人情绪不同了，对罗能顶住苏联的压力，表示非常高兴。) (波德纳拉希谈到 1968年8月 23 日中国发表的关于苏侵捷事件的讲话，认为是对罗的很大支持，表示感谢。)毛主席谈到对罗的援助问题，说我们还是落后国家，如果你们认为有可取之处，要图纸就给你们，军事方面的东西不要什么代价。 毛泽东谈到他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关于中苏论战的谈话，1965年柯西金来过这里，“他提出停止公开论战。我说不行，停止可以，一万年以后。一万年内不能停止。他说太长了。我说，你是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看在这个面子上，我让步，减少一千年。你看这个让步多大呀，一让就是一千年呀。 ”(波德纳拉希问是不是还可以作些让步，再减少一千年。)毛泽东说：“好，为了罗马尼亚，(再)减少一千年。” [你看这十几年来是多大的变化啊。谁不听苏联的指挥棒还行啊？它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的报告，叫做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骂我们叫做“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还有[“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多着呢。经过几次谈，苏共要求停止公开争论。它挑起论战，自己又说停止论战，其实也不想停]。赫鲁晓夫在的时候就这么提，现在还这么提，没有变化，说我们是“官僚军事专政”。有些过去骂我们的党，我们倒是原谅他们。他们不得不骂，不骂就要受整。而且他们也搞不清楚，有个认识过程。[我们现在就骂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一家。] [另外一家就是]美帝国主义，谈是要谈的，骂也是要骂的。中美谈判上月底停了嘛！以后怎样将来再说，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嘛。[垄断资本不好，不能说人民不好。]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天下大乱，不安宁，就是美国，它国内也是不安宁的。小国只要能反击，大国就怕，如果有人侵犯你，如果你罗马尼亚真正准备反击，它也没有办法。什么坦克、什么空军这一套，吓不倒人民。[你看越南、柬埔寨、老挝，它们也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就是用轻武器打，能够打下飞机来。]我们现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的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是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的交通要道、大城市，我们还有乡村、中等城市、小城市。打就打嘛，无非是黄河以北归苏联，长江以南归美国，美国、苏联瓜分中国，这已经到头了，再不能升级了。[我们没有打你，而是你打我们嘛。你打我就打，我所讲的打是打防御战。我们现在到处修地洞、地道，节约粮食。你要来就来，我先打防御战，把主力分散开来，把事情看清楚了，经过一个过程，试试看，打他一些小的仗，我们不那么忙。这是我们的老办法。] [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可热闹了。今天要打倒周恩来，明天要打倒陈伯达，后天又要油炸什么人，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人数很少，很秘密，是国民党。我们过去这个工作没有做，过去我们是军队这么一扫，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他们钻在地底下，有些人钻进我们党里头，有些在工人里头埋伏，还有的在学校、机关、乡村。所以这一次性质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内战的继续。各国反动派，我们说中国也有不少，而且我们北京就有，……这样的人有一批，你不怕乱，它倒不乱。 {我很赞赏你们，你们顶苏修顶得对。（波德纳拉希说，苏修出面占领捷克以后，第二个目标就是罗马尼亚，当时政治局讨论怎么办？一致意见要顶住，准备打，估计中国一定会支持我们。头一天晚上开了会，作了决定，第二天一早周总理就发表了声明，苏修就没有敢动手。）主席问总理：是什么声明，这么大效力。（总理说：就是我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中提出坚决支持罗马尼亚反击侵略者。）（波说：这要看什么时候说的，是谁说的。） 今年罗马尼亚闹水灾，苏修给了五万，美国给了二十五万，我们给了五千万，罗马尼亚同志打电话来核对，我们说没有听错，是五千万，我们也很穷，穷朋友互相帮助，你们需要什么，我们有的，你们拿去就是了。（波：我们正在谈。）主席：你们可以到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一些好的工厂，也看一些落后的大厂。我们工业还很落后，很多地方不如你们，你们看到哪些经验对你们适用，就提出来，需要图纸就给图纸。 只要小国起来了，敢顶大国，大国就害怕了。东欧，你们、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是小国，你们都敢顶苏修，苏修就不敢轻易动了。} {论战是苏修挑起的，他说他们是马列主义，我们是教条主义、反马列主义、民族主义，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柯西金到北京机场，说要停止论战，那怎么行，周总理告诉他要论战一万年，柯说一万年太长。我要周总理告诉他，看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总理的面上，就减少一千年。罗马尼亚代表团说，柯西金要我们对苏修让点步，我说，好吧，看你们的面子，就再减少一千年。（罗马尼亚代表团问，是否可以把主席的话转告苏修，）主席说，可以。又说，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这三个人，只见过柯西金，那两个不认识。请你们代我问候他们。有些人跟苏修骂过我们，我们谅解他们的处境，不骂不行，不骂要挨整的。认识一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 {苏修在中苏边境驻了一百多万人，有的说七十个师，有的说八十个师，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美苏想瓜分中国，无非是苏联黄河以北，美国长江以南，我们还有一大片，还可以打，过去帝国主义也瓜分过中国。现在世界上不安宁，东南亚、非洲、中东都在闹，有的闹起来了，有的也想闹。我们不想打出去，是你想打进来，打进来好，打进来我就可以消灭你。战争初期我不和你搞决战，把主力藏起来，等到看清楚了，再一部分一部分地把你围起来吃掉，想跑也跑不了。}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上》，第一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并参考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内自《毛泽东年谱》，{}内三段自1971年2月19日《毛主席接见十三国代表团的谈话》(精神，不全是原话)。1970年6月11日主席接见时说[赫鲁晓夫所谓]”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张春桥后来不点名引用此句反对在宪法中加上这些副词，遭到吴法宪等人反对。 ———— ———— 1970年6月12日根据毛主席批示，周恩来批告外交部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捐赠匈牙利水灾救济款五十万元人民币。 《周恩来年谱》 ———— ———— 1970年6月19日会见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艾南希时说 中国讲落后也可以，讲有进步也可以，是中间状态的国家。你们看一看就知道嘛。讲进步嘛，就是讲政策这方面。所谓经济，也有一部分发展，但大部分有待于将来努力。[比如你们提出的打井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家并没有解决，有些地方井多一些，有些地方井少一些，有些地方还没有打。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包括半机械化的井在内，还要多少年。]所以我们宁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五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亚、非、拉。[执行进步的政策有前途，问题还是政策。] [在艾南希说我们痛恨外国干涉别国的内政时，毛泽东说：恰恰是那些想控制人家的国家，讲平等、讲自由，就不跟你们和我们讲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上》，[]内自《毛泽东年谱》。 ———— ———— 1970年6月20日周恩来约谭启龙谈分配工作时转告谭，根据毛泽东意见，不回山东了，换个地方好。 《周恩来年谱》 ———— ———— 1970年6月24日会见苏丹财政部长曼苏尔·马哈古卜率领的政府友好代表团谈话，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李先念参加会见 [(在马哈古卜介绍苏丹及一些非洲国家反对英国和美国的斗争情况,说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了后)][可了不起啊！]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就是世界人民不喜欢它们，]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不算数！美国历史是有的，只有一百几十年，由300多万人开始。不过对于美国人民跟他们的统治者要分开来看待。我对于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只要你们不脱离群众，你们能够站得住脚就好。]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对美国有些技术还可以学习，它的政治不能学。] [当苏丹代表团的加拉尔说对帝国主义银行、企业实行国有化才是真正的独立时]恐怕还要工业、农业发展一些，不要靠外国。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还要你们自己搞。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决心，做不到这一步，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谈到中国对苏丹的援助）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走掉，不算数。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的，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大概在座的朋友们都是读了外国书的吧？]帝国主义就是培养一批人来反对它自己，在中国都是一样，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例如中国的蒋介石。[在各国都是一样。] [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作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主席在26日周恩来报送的谈话纪要上批示：退总理。 ———— ———— 阅周恩来1970年6月24日提赴朝参加朝鲜人民纪念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活动的中国代表团恐需向苏军烈士墓敬献花圈事一信后批示 “同意。” 《周恩来年谱》。毛主席6月27日晚7时30分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 118 厅会见以朴成哲副首相为团长的朝鲜代表团。 ———— ———— 1970年6月26日在周恩来托汪东兴报送的1965年6月25日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路线的谈话(六·二五指示出处)整理稿上的批示 暂不发表，将来再说。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退东兴同志存。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 1970年6月29日周恩来对新华社讲话中提及 毛主席交待过，《参考资料》不要自己标标题，原来怎么标就怎么标，让读者自己判断。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载主席70年代医生要他每天做半小时日光浴，于是他就给工作人员规定：作日光浴时要给他拿来当天的各种报纸和参考资料，利用这半个小时时间了解国内外大事。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平时休息时间很少，大家都希望他能利用日光浴的机会静静地休息一下。因此，有几次就故意不拿报纸。主席知道后说：我每天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书看报，利用这半小时的时间，看看报纸、资料，既可以增强体质，又可以了解新闻时事和国内外大事，这不是一举两得嘛！ ———— ———— 1970年7月7日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在凯山谈到老挝抗美救国斗争的困难时毛主席指出困难是有的但希望更大: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需要有决心。无非是困难嘛。 ” 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还可参看《毛泽东年谱》。 ———— ———— 1970年7月11日17时35分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和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 毛主席：(对赞原农业部长现财政部长、赞比亚代表团团长，穆登达)：我们又见面了！ 穆登达：非常荣幸看到阁下，感谢阁下还记得我。 毛主席：(与穆登达握手)谢谢，你还是那么年轻。 （各方坐下后） 毛主席：(问周总理)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 贾玛勒(坦桑尼亚代表团团长)：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毛主席：靠不住。问题总会有的。 贾玛勒：但问题解决了以后就不再是问题了。 周总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 贾玛勒：是的。 (穆登达转达尼雷尔和卡翁达对毛主席的问候，毛主席表示谢意。) [毛主席说: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 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 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 ] 毛主席：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他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来北京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众笑) 贾、穆：没有通知他们。 毛主席：他们过去不肯修这条铁路，现在又很想修了，[那些人讲话，]他们的早晚市价是不相同的。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啊？统共才一亿英磅。（问周总理）这条铁路准备修几年啊？ 周总理：计划六年，希望能够缩短。间题是他们的劳动力需要逐步学习技术。 毛主席：(点头)听说成昆铁路拍了个电影，放给他们看厂没有？ 李先念：看过了。 毛主席：要快也可以快，要慢也可以慢。(转向非洲朋友)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 周总理：他们地上、地下的资源都很丰富，有许多有色金属。 毛主席：我看了简图上赞比亚的都城卢萨卡，靠近南罗得西亚。 穆登达：比较近，距离边界大约300英里。给我们造成许多问题。 毛主席：(点头)就是。应该注意这一点。你们不是争得要死吗？（问周总理）什么技术问题？ 周总理：就是火车停车时是用真空制动还是用空气制动。空气制动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赞比亚还星用的真空制动。 毛主席：(笑)这些我不知道，一窍不通。还是我们总理比较通。 周总理：我也不通。 （指客人）是跟他们学的。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毛主席：有些中国人的话不能听。……还是找外行比较好，比如我们总理，他就是外行，他好讲话。你找那些专家，吵不清楚。 (主席清客人吸烟)请吸烟。 （客人纷纷摆手） 都不吸烟？哎呀，你们都讲卫生啊。 （示意中国同志）要抽你们自己拿，讲点自由主义嘛。 （毛主席又讲起破除帝国主义迷信的话题）[毛主席：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过北京，现在这个危险还没有去掉，还有可能。我不是讲八个国家，而是讲世界上有那么一二个大国，它不仅想吞并你们非洲，也想吞并我们中国。你看我们周围，是一些什么国家的军队占领！至于英国和法国倒不是那么凶了。人家也许说，瓜分中国不可能。我也说，可能性也不那么大，但是想着这一条我看还是好的，准备着。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 祝贺你们兴旺起来，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它那套帝国主义政治的迷信，对它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谈到有些非洲国家只是名义上的独立)毛主席说：你们这些国家真正独立了，强大起来了，要帮助那些还没有解放的国家。我知道现在你们也在帮助它们，这种事情帝国主义是很不喜欢的，而你们敢于做。] 毛主席最后说：如果没有话了，就散会吧。 （主席挨个点着在坐的人数，共12人）（问周总理）你会见的时候是多少位？ 周总理：也是12位。 毛主席：那我们就平等了。(众笑) 尹家民张铁珊《毛泽东、周恩来与坦赞铁路》，[]内自《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外交文选》 ———— ———— 1970年7月13日会见贝当古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时说到 (贝当古说法国愿意同中国有直接的建立在独立和友好基层上的关系时)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他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清楚了，]世界上就有那么一些少数国家，喜欢干涉别人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 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打出去，而是别人打进来的时候，我们消灭他。[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20年前吧，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所以我们要准备打仗。[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之类以外，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常常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快胜利的时候。我给你举个例子。大约三十年前，法国政府设在伦敦的时候，是法国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戴高乐将军是受气的。那时也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后头他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建立了根据地。} [(贝当古谈到法国既没有屈从于苏联也没有屈从于美国时)你们能够往来于美国、苏联之间，我们的地位稍微困难一点，没有你们那么自由。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而且英国，现在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实际上你们对东南亚条约是不感兴趣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这类国家夹在两个大国之间。[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贝当古说中国苏联和美国这三国对整个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时)：中国的影响不大。 (法国大使马纳克说其根本政策就是避免只由美苏解决问题如中东、印度支那，所以要考虑有中国参加，同时考虑有关地区人民的意志)你这个话是你个人的话，还是你们政府的话？ (贝当古说这完全是其政府的立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拉普拉斯，听说他教过拿破仑读书。他讲天体的历史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既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原先就这样，而是星云学说。拉普拉斯这个学说是恩格斯所赞成的，现在苏联有些天文学家否定这个学说。你们大概都是主张上帝创造世界的吧。有位法国作家讲地球的毁灭，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也相信世界是要毁灭的，然后再创造。我的意见是要破除迷信。(贝当古赞同说，凡是有开始的东西，总是要有结束的。) [(贝当古说到蓬皮杜总统很钦佩中国在科学方面所作的努力时)才开始，试验性的。中国不算什么大国，报纸上吹，我就不信。 (贝当古说很钦佩中国自己放出了卫星)我是不那么钦佩，不算啥事。因为天上有那么多卫星在转，都是那两个国家的，我们这些国家放个把两个卫星算啥。 (贝当古说已经建议周恩来明年去作一次旅行，蓬皮杜委托他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愿望好，可以考虑。] （贝当古对主席说：东南亚问题，法国没有插手。）主席反问：东南亚问题，你法国没有插手，能这么说么？（蓬皮杜插了一手，吃亏了，法国在中南亚的利益都完了，不敢承认插手了）。（贝说：现在世界上中国、美国、苏联是三个超级大国。）主席说：我们不承认，我们最多算一个中等国，很多东西还不如法国。（贝说：你卫星上天了。）主席说：我看了你们的会谈记录，有些看法还有距离，这不要紧，大家把观点说清楚了，增加了互相了解。我很赞赏戴高乐这个人，他敢对美国闹独立性，（贝说：现在的政府，基本上还是执行戴高乐的政策。）主席说：那很好。美国到处欺负人，就是敢顶它，他也没有办法。世界上受美国欺负的人都要联合起来。（贝说：法国对伟大的中国是友好的，希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主席说：很好，我们两国都没有互相占领土地。（一个法国代表团团员说：在中法关系问题上，我们两国都有个策略问题。）主席说：我对你这个话很感兴趣，你是代表个人讲的？还是代表法国政府讲的。（贝当古接过来说：是代表政府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外交文选》，{}内自《毛泽东读书集成 第132卷》，第四段来自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连载于2016年《新湘评论》)，最后一段自1971年2月19日《毛主席接见十三国代表团的谈话》(精神，不全是原话)， ———— ———— 1970年7月14日毛主席圈阅国防科委关于选拔航天员的报告，“曙光一号”代号为714工程。 《钱学森年谱》 ———— ———— 1970年7月20日见拉乌尔副主席率领的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林彪、董必武、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参加会见 [(拉乌尔说他们处在一些亲帝国主义的国家包围之中时)比我们好一点啦。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在亚洲出了多少兵！苏联在中苏边界有人说是四十五个师，有人说是七十个师。 (拉乌尔说刚果在经济上还会受到帝国主义控制)在非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被控制的情况，有一些国家是自愿受控制的。不过，现在的非洲比二十五年前的非洲不同，非洲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一些国家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帝国主义，不联合起来人家就不怕你。目前要联合起来呢， 又有困难，但整个趋势总是要联合起来的。 (拉乌尔说现在美国的宣传已经不能欺骗非洲的群众了)还能够骗一些人。如果完全不能骗人了，我看我们就没有多少任务了，我们就可以 睡大觉了。] 美国人说中国人颠覆各国的政府。我们也不说不颠覆，也不说颠覆，我们希望美国人民把美国政府颠覆了。一般说来，所有帝国主义，它说不颠覆，但实际上是搞颠覆的。比如讲，加纳总统是中国人颠覆的还是别人颠覆的？他当时还正在访问中国呢！就在这里人家就颠覆了。……总而言之，我们是站在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不是口头上讲，而是天天在报纸和电台公开地讲。[因此你们做点什么好事，我们都高兴。你们支持我们，整个非洲的人民支持亚洲的革命人民，大家彼此帮助。] [(拉乌尔说向中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可能有一点，但不很多。我们走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了。]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我们搞上去一点对你们也没有坏处，搞上去不是造几个原子弹，发射个把卫星，那可怜得很。这个天空上有好多人造卫星在那里转，都是美国和苏联的，后头才有法国的、日本的跑上去，最近中国才跑上去一个。]…我们走的弯路，你们不要再走了。最好让他们看一个比较进步的小工厂和一些比较落后的大工厂，比较一下。这20年中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不犯也不行。没有经验你有什么办法？现在稍微好一些，有点改进。也许再过20年事情要好一些了。 [送客人到门口时，毛主席再次说：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 ———— ———— 在1970年7月20日中发[1970]53号文件中央关于组织讨论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候选代表的通知上批示 照办。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黑龙江革委刘雪峰《尘封的记忆上 文革日记》载1970年7月29日潘复生在常委学习宪法草案时介绍在京讨论情况，说到“③所有制的问题原来是四种，现在只想写两种（国家、集体）。主席不赞成，说把自留地交上，房前屋后的树会被砍光。”原文：“1970年7月29日常委会学习宪法，潘复生介绍中央精神：在京讨论时倾向章法不变。内容上认为：①序言中要把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国家学说，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写上。把党章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那段全写上；②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③所有制的问题原来是四种，现在只想写两种（国家、集体）。主席不赞成，说把自留地交上，房前屋后的树会被砍光。④“四大”和“罢工”要写在公民的权利上。我们允许罢工主要是为了反对官像主义；④我国设不设国家主席，大家希望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不同意，将来接见大使由人大主任、副主任来办。武装部队最高统师，就是毛主席；⑤党章写得简明要，不到四千字，宪法只能6~7千字。要像学党章那样去学宪法。我们人民的权利和义务要写清楚，让家喻户晓。让工人、贫下中农来掌好权，别走过场。有的单位也可以结合讨论宪法解决些问题。——主席反对写那么多语录，对总理讲人民大会堂再搞那么多，我就不去了。——斯大林讲纲领写的将来，宪法写的过去，把赢得的东西肯定下来。——赫鲁晓夫吸收了斯大林的错误，把【斯大林】根本的好的东西摒弃了。——有人说党章第一，宪注第二，说靠人治（毛泽东思想）不靠法治（宪法），把政党和国家的学说混为一谈。” ———— ———— 1970年7月中旬毛主席视察上海听取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汇报上海正在搞火箭等上天的项目时指示 “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搞飞机嘛！” 钟树荣《生命的浪花 一个飞机设计师的风雨历程》、《航空档案》2005年第6期赵连兴《运10飞机研制大事记》。七月二十八口，空军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向第三机械工业部(即后来的航空工业部)传达毛主席关于上海要搞飞机的指示，明确搞什么飞机由三机部与上海商定，上海市提出要搞大飞机(旅客机)作为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七月二十九日，三机部召开研究生产大型运输机的预备会议，传达航空工业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马凤山等同志关于大型喷气旅客机技术方案设想的汇报，成立由马凤山任组长的三机部六院(原负责航空产品设计和研究的中图人民解放军第六研究院)大型喷气旅客机工作组，明确了八条设计原则，要求尽快完成设计方案。八月二十日，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成立大型喷气旅客机会战组。八月二十七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发出(70)军工字270号文《关于上海市、广州I市、济南地区制造飞机的批复》，原则同意航空工业领导小组(70)航工字第36号文件《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对上海市正式下达了试制生产运输机的任务，并纳入国家计划，明确试制生产所需技术资料、试制费、原材料以及计划下达等，均由三机部统一归口。九月八日，六院向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提交了《关于上海制造运输机的设计力量问题的请示报告》，并获批准，三机部、六院和空军开始从各地厂、所、院校调集工程技术人员到上海参加设计研制工作。1972年8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的指示 ，8月5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大型客机(代号 “708工程”)总体设计方案会审会议。到会代表听取了708工程设计组马凤山关于 708工程设计方案的汇报。会后，设计组根据会审意见，完善了设计方案，于 1972年底完成。1973年6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上海市革委会 《关于研制大型客机的请示报告》和国家计委《关于上海研究试制大型客机问题的报告》。1973年12月26日 上海市成立上海市708设计院，由刘哲任主任，熊焰、周银海、马凤山任副主任。1974年3月22日上海市上报《708工程设计任务书》 。1975年6月运10飞机的工作图设计全部完成，共计发出 14万标准图幅。1976年8月16日静力试验机(运10飞机01架)制造、总装完成。1980年4月8日上午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总裁桑福德诺伊斯麦克唐纳结束对三机部副部长段子俊说：上海原来搞的大型客机受“四人帮”干扰破坏，花钱很多，把握不大，方法不对，要停下来。1980年9月26日运10飞机02架在大场首飞成功。1985年2月运10实际下马。 ———— ———— 1970年7月29日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约尼查时谈话 [(约尼查说看了很多东西，上海生产的东西技术水平很高)恐怕不一定很高吧，上海的工业有好几年我没有看了。你都是讲好话，我不喜欢听。我给他们（对周恩来）讲过，要给人家看看落后的东西、浪费现象。]浪费可大了。我看是大厂比较差，小厂比较进步。 (谈到要准备打仗时)[请转告齐奥塞斯库和其他领导人，]就是要有准备，要准备你们的飞机被消灭了还能抵抗。现在越南、柬埔寨、老挝打的仗，都是没有空军在打。美国的军队就是没有空军掩护就不敢打仗，运兵也使用飞机。看来这条道路我们不能走，就是要靠人民的力量。……这个世界我看是要打的。他们欺负中等国家，像我们这些国家都算中等国家。美国、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约尼查说：中国是大国)，够不上，美国、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以前我们跟他们(苏联)是亲戚，后来闹翻了。[闹翻了就闹翻了吧，这个地球还是照样转嘛。你们的代表到中国来，我们说我们准备长期跟他们搞公开论战。]（超级大国）是欺骗群众，欺骗它国内的人民，也欺骗你们。（签了条约）如果要打，再找个借口就可以破坏，无非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危机”。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要准备打仗[呀！别人打我们，我们就要打，就是要有准备]，准备没有坏处，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 ———— ———— 阅周恩来康生1970年8月8日报政治局6日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草案稿的意见后批示 “这样好。” 《周恩来年谱》。政治局会议原则上同意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人民公社化的部署。 ———— ———— 1970年8月11日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鲁巴伊主席谈话时说 [(鲁巴伊介绍了一九六七年独立前后的国内形势和南也门同苏联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关系) 我们站在你们这边，你们也站在我们这边。亚非拉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都支持。] {中国这个国家，帝国主义控制了一百多年。可能比帝国主义控制你们要少几年吧？} [苏联不仅想控制你们，也想控制中国、东欧各国、阿拉伯各国，多着呢。你们还没有陷得很深，要摆脱它还比较容易。] 要靠自己啊！自己为主，外国援助为辅。不论哪个国家的援助都不许可附带什么条件。 军火要作生意，自己买卖军火，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办法，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这军火是杀人武器嘛，只能供给革命者、反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它的政府嘛。人家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流血，你给一点军火还要钱啊？你们要打鱼，就帮助你们打鱼嘛。假如我们给你们搞成了，加工厂建立了，完全是你们的事嘛。 （周总理：主权是你们的。)你们独用嘛。 （周总理：归你们自己管，国家经营。)我们是社会主义。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搞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 [你们有希望，跟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样。谁想到南也门像亚丁这样的地方能把英国人赶走呢？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你们说不利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明摆着的。我们是反对它的控制的，并且准备他们用武力来侵犯我们。 (谈到中国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就是要靠人民。我们如果不靠中国人民，我们这些人毫无办法。逐步来，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我们走的路是S型，是个弯路。就是说我们犯过许多错误，遭受过许多挫折。工厂嘛，总是要办大的、洋的、全的，不喜欢小的、土的、群众办的。] [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也没有资格向你们逞英雄，只是把我们犯过的错误告诉你们。 ] 《毛主席会见鲁巴伊主席谈话记录》（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 周总理 华×主席有关外贸工作的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77年12月，[]内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毛泽东年谱》，{}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 ———— ———— 1970年8月12日会见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时说 [(尼迈里介绍苏丹国内的情况和发展设想后)只要大的原则做得对，一些小的问题逐步会解决的。比如讲，外国的援助吧，如果不是以你们为主而跟外国合营，或者是受外国有条件的控制，那就不管你们搞多少年，还是帮外国人的忙。 (尼迈里谈到参观上海一个人民公社的感受)你们人很分散，现在要组织大规模的公社，还不可能。恐怕开始还是个体经济，要有一个过渡时期。] (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这个世界总而言之是很乱，也并不见得一定对大国有利。比如美国，它到处伸手，闹得它国内人民也不满意。美国现在手伸出去了，又不好收回来，就是这么个局面。[只有再伸吧，美国人民反对，各国人民也反对，它的日子就那么好过啊？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这个总统好过。你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世界战略，它的第七舰队可管得宽了，从美国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到阿拉伯海。{它的力量比较分散。}这样，真正打起来还有什么力量啊？它现在还是靠原子弹吓人。美国人的估计也相当不错，说中国叫作潜在的力量，就是说我们还不是他们主要的对手，就是他们原子弹多，工业强大，我们不行，他们有第七舰队、第六舰队，我们没有。那怎么办呢？只好努力，互相帮助，亚洲人和非洲人合作嘛。]{非洲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应该说有很大的进步。但问题还是不少，可能还要经过几十年时间。国家太多，太分散。大国就利用这个分散。}至于中国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帮助，现在还是很少。中国的困难也很大，犯的错误也不少，现在我们正在克服这些落后的、错误的东西。 [(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时)今年“五一”在天安门上我跟他们的代办说过，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上，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 ———— ———— 1970年8月13日在周恩来13日检讨信上的批示 这类事是技术性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性问题。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周在和苏丹会谈中疏忽，在中央、主席批准会谈报告前就签订了合作协定，写信检讨“这是一次重大错误，谨此呈报，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程序，不容再犯”。原则性问题可能指周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 ———— ———— 【待核查】1970年8月22日下午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 不设国家主席，不见得就名不正言不顺。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设，还不是照样名正言顺？至于我自己，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不当国家主席。这不是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 霞飞《中央文革小组主要人物的浮与沉之一——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下)》（《党史博采》2012年第3期）文章还说《我的一点意见》发表后毛主席见陈伯达说：你陈伯达是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这两年也不来看我了。你也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动嘴，让手下的秘书去写。你这样下去，还不出修正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记主席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还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史》第449页说在周传达的会议内容里在“实际上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负责”后还有“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 ———— ———— 【待核查】1970年8月25日下午在政治局常委和[九届二中全会]各小组组长会议上 上做出了三条决定：1、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2、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3、不要揪人[注：指张春桥]，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霞飞《中央文革小组主要人物的浮与沉之四——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下)》（《党史博采》2012年第8期） 可以参考《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记：主席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要求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主席说，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主席还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这样闹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主席还说：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并对林彪说，你也不要当。)他[主席]宣布：”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全会决定暂停各小组会。从26日至30日，召开了多次会议，批评陈伯达、吴法宪等人。9月1日，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点名要陈伯达做检查，还要求在这次会上犯了错误的人做检查。 ———— ———— 李雪峰回忆毛主席1970年8月25日在政治局常委和[九届二中全会]各小组组长会议上讲话 25日午间，主席通知开会。我将主持大组会议的工作交给吴德，就到主席那里开会。… 叶帅、南京军区许世友、东北军区的陈锡联到了，总理晚到一会儿。康生、陈伯达来了，中央文革小组、林彪那一伙也都到了。…这次参加会议的是政治局常委加各大组的组长。汪东兴是这次会议的主角。我去得比较早，我进去时许世友已到了，他到主席那。这时其他人陆续都到了。 许世友从主席那出来说：他来时一看会场没有人，他在门口踱步．主席发现他来了，就喊他：“你来，你来。”他走过去和主席握手，发觉主席的手很冷。主席说：“你看我的手”。[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载许世友回忆：毛泽东拉着他[许]的手说：“你摸摸我的手，发凉，脚也凉。我年龄大了，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红娘总理当，我只能当老夫人。不要让我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年好不好！”许：“主席不用讲了。我通了！我回去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告诉许世友：陈伯达是坏人！李文卿《近看许世友》说毛主席又嘱咐会上不要揪人，孔夫子打牌和为贵。又说三国时代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我放在炉子上烤。]汪东兴站在旁边。许说：一看就是主席和汪东兴吵了架。 主席对汪东兴说：“你是我身边的办公厅主任，你讲话人家就容易信。” 汪说：“我算啥，我不过是小小办公厅的主任嘛。” 主席说：“你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噢!我给你讲了好多次，不设国家主席。” 汪东兴说：“我思想不通嘛。” 许世友跑到汪东兴跟前说：“老汪，你不要讲话了，你看主席气成什么样子了。”汪东兴不管。 许世友讲到这，汪东兴从后面出来了，他来了就解释，说：“咱们国家应该有主席，主席就是国家主席。”他刚和主席吵了架，现在仍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康生劝汪东兴：“我们给主席反映东西，主席传达指示都是经过你的。主席讲他不当国家主席，你给们说的嘛。”汪仍说：“我思想不通嘛。” 总理也讲：“是啊，主席指示是你传达的。”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思想不通嘛。” 这时林彪到了，他一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就到后面主席那。谁也不知道林和主席谈了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林从后面回来，林讲了一番话，没有涉及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不是针锋相对。他那个位置，那个水平是不会讲得那么露的。 他还未讲完，主席来了，来了就问：“你讲什么呢?"林彪打住了。 主席说：“你讲嘛，你再讲嘛。”林说：“我已讲完了。” 主席说：“讲，大家讲。” 陈伯达站起来要解释，刚开口，主席一下子也站起来：“我不听你的谣言诡辩!” 我和陈伯达挨着坐。主席对他讲完就对我说：“你们那个组抢先出简报，你当组长就不管事?!”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没有讲话，也无法讲话。其他人都没有讲话，表态也不好表，也搞不清楚情况，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主席宣布散会。 我马上请示问：怎么办?因为大组的小组会还未完。总理、林彪请示主席。 主席说：“6号简报停发。会议停开，简报收回。” 散会时我跟在总理后面，想和他谈谈，看总理和林彪边走边商量，我也未听清人家说啥。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专政二天半的情况。…… 晚上9点，通知我们：政治局在总理那开会。后来又通知我们等着。一直等到凌晨4点，陈锡联来个电话，问我有何消息。我说也没有消息。他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入睡了。我一直等了一夜也未开会。以后据说，总理找林彪谈话，又到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讲了话，他又去找林彪，再向主席汇报，来回穿梭。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总理十分紧张，搞了一夜。原定的政治局会议不但没有开。而且都来不及通知不开会。 李雪峰李海文《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世纪》 2018年第1期。可以对照《年谱》记载。 曾思玉回忆毛主席1970年8月25日讲话(康永保记录整理) 毛主席知道了各组的情况后，就让各大组（华北组李雪峰，东北组陈锡联，华东组许世友，中南组曾思玉，西南组张国华，西北组洗恒汉）的第一召集人列席了政治局常委会。 …(曾思玉、张国华、陈锡联)他们三人一同进到会议室在一侧坐了下来，这时，只见许世友从毛主席住处出来。他小声地对陈锡联、曾思玉、张国华三人悄悄地说：“张春桥、姚文元在主席那里哭鼻子了,毛主席可能有大事同咱们谈。” 一会儿,主席就来到了会议室。只见主席表情严肃地说：“你们都来啦，你们看了华北组《6号简报》没有？” 大家回答：“看过了。” 主席边问边走到会议室正面中间位置坐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分别坐在主席的两侧沙发上,林彪则坐在一侧的高凳子上，6位各大组第一召集人顺翼侧而坐。当大家都坐下后,主席就讲：“在山下都商议好了，一致同意下届开人大会议不设国家主席，一上山就变卦了。” 这时，只见主席脸侧向陈伯达用严肃的口吻说：“陈伯达，陈伯达,你到华北组这一把火点的好哇，你要设国家主席，还有什么大肆讲天才,我算什么天才,好哇，那你陈伯达去当主席，你当主席吧！” 只见陈伯达脸色红红地对主席说：“主席，当主席的事我连想也不敢想。” 主席严厉地质问陈伯达：“那你为什么一上山就在华北组点火放炮，提出设国家主席呢？” 此时，陈伯达从自己中山装衣兜里掏出他的讲话稿让主席看。 只见主席提高了声音说：“你的讲话稿让我看什么，我看还有什么用呢？” 只见主席又面向华北组李雪峰：“你这第一召集人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把关，你华北组的《6号简报》发的真快呀！” 主席接着说：“陈伯达呀陈伯达，你在北京军区没担任任何职务，你同郑维山到内蒙（乌兰浩特）开十万人大会，这是干什么？这不是给苏联修正主义看吗？你们把38军整的好苦哇。你陈伯达走到哪里都自称是小小老百姓，你这个人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弄得林彪都不能找38军的干部谈话了，上次庐山会议你下山三天干什么去了？陈伯达,我们在一起相处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很好地配合过,这一次算是配合得很好了。你这把火一点，弄得各组开会抢话筒、起哄、放炮、抓人。这《6号简报》是革命的？还是半革命的？我看是反革命的。” 主席接着说：“庐山这鬼地方，上次会议就没开好，这次又没开好，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什么设国家主席，什么天才,这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小子不怀好意，你把我放到油锅里炸，我还是不当国家主席，要当,陈伯达你们去当。” 这时，只见坐在翼侧高凳子上的林彪也很不自然。 主席面向其他政治局常委说：“你们看这个会议还怎么开法？” 周恩来说：“还是按事前商定的日程开。”其他同志没有发表意见。 林彪说：“召集人准备晚上开个会，听候通知。”结果各组召集人在各自的住处等候，等到深夜也没有开会。 康永保《亲切教诲 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书中还说林彪、周恩来对在几天揭批陈伯达会上一言不发白张春桥说：“春桥，你还有什么讲的吗？”只见张春桥摇摇头说：“在这里就不讲了，回到北京以后再说。”舒云《庐山会议内幕》引的回忆是毛主席批陈：我们共事三十多年，你阴一套，阳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政治局在山下商议不设国家主席，大家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上了山你就变了卦，搞突然袭击，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我毛泽东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要当，你陈伯达当好了，你们去当！舒云书中还说徐景贤回忆张春桥说毛主席对他到陈伯达时说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陈伯达)就跑走了。 李德生回忆8月26日晚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主席讲过： 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他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 《李德生回忆录》。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说庐山会议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问李德生：“你们那个组是怎么讨论的啊？"李德生如实说：“我没有那个语录，所以我们组没有讨论天才的问题。”毛泽东再次问李德生：“你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你怎么会没有呢？"李德生这才知道，在军委办事组成员里面，他没有“称天才”的语录。李德生说：“我是从《我的一点意见》的附录里看到的，我也奇怪，怎么就没有人给我送这个材料。”毛泽东向李德生说：“你向他们要，一次不给，就再要第二次。你就说，‘你那个宝贝怎么不给我啊’。”此后，毛泽东多次给李德生提起此事。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关键会议亲历实录》载8月31日13点40分黄永胜上庐山见到主席，主席要他好好学习，并说 人的天资有的聪明，有的笨，但这不是天才问题，主要靠实践，一个人闭目塞听，那还有什么天才。 舒云《1970年庐山会议内幕》：8月31日13点40分黄永胜被召上庐山，刚上山就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黄永胜说，张春桥不得人心。后来毛泽东在会上说，他们(江张姚)是手无寸铁的哟，你们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你们能不能再让我看张春桥三年，不要急于下结论。黄永胜说，群众的意见很大。毛泽东说，什么群众，不就是文化革命中受了委屈的人嘛，还有你们几员大将。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搞起来的，九大路线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们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批判刘少奇？……毛泽东处说孔夫子打牌和为贵。意思是最后还是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9月1日]毛主席在会上说，凡是这次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做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叶李邱开会，听他们检查。……[9月2日]林彪表示，我不同意毛主席对张春桥的庇护，也不干扰。毛泽东见林彪毫无反应，叫林彪组织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林彪说，今天给你们开个会，主席要我同你们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每次会议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报告……(汪东兴回忆)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会。也没有通知我参加他们的会议。由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9月4日，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张玉凤回忆)庐山上毛泽东与林彪谈过几次话，9月4日谈得最长，说怎么批判陈伯达。关于与毛泽东的谈话，林彪只透露过一句，毛泽东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对于这句古话，林彪听不懂，叶群也听不懂，让山上的秘书李春生打电话叫山下的秘书张云生查。大概毛泽东怕林彪听不懂，干脆明白地对林彪说，下山开一次生活会，问题不带下山。……1970年9月4日晚，在毛泽东处，政治局召开各大组召集人会议。商量全会的结束问题，周恩来提出，明天闭会太仓促了，后天(6日）结束为宜。毛泽东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9日5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康生谈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9月5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找陈伯达谈话，说你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批评陈伯达参加军事俱乐部。…陈伯达说，我愿意检讨。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谈话很短，最后握手，毛泽东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可以去找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陈伯达去了江青那里，江青说稀客。…9月23日，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的罪过，要求给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陈伯达检讨的主要内容，24日在华北组会上作了煸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彪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说“天才”等。毛泽东阅后，建议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周恩来批示同意，将改稿送康生阅后，退陈伯达，并告中办负责人待陈伯达阅后，以严格保密的方式打印六份。……[闭幕会]会上宣布对陈伯达的历史进行审查。毛泽东说，大家上了黑秀才（陈秀才）的当。但再次提出对陈伯达还要再看一看，有些问题再研究一下，保留他的中央委员。毛泽东还公开给红秀才（张春桥）撑腰。 《戚本禹回忆录》说：“姚文元比我晚出狱，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儿来看我。我请她代我去向她父亲问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抓我？不久，他女儿来跟我说，她父亲很真诚地跟她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二十岁的邹容写了一首互相勉励的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 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称9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会议临结束时，一天夜里，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通知叶剑英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叶。 ———— ———— 关于1970年8月31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江青1972年5月25至27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谈及 《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云南1972年8月10日翻印件，1971年10月24日中发[1971]68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1970年11月16日中发[1970]62号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附《我的一点意见》、称天才语录；1971年9月18日中发[1971]57号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发。）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9月29日中发[1971]61号文件（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的通知；10月3日中发[1971]62号文件（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10月3日中发[1971]64号文件（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10月6日中发[1971]65号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10月24日中发[1971]67号文件（毛主席批示：照发。）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10月24日中发[1971]66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中发[1971]57、61、62、64、66号文件） ———— ———— 1970年夏[8月]批评林彪死党[李作鹏?]把海军搞得不成样子，并严厉责问： 这是个什么原因呢？要研究一下，找出原因来。 《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永远指航程》，人民日报1977年9月11日 ———— ———— 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新华社工作指示时传达： 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以后《参考资料》首页上不再登语录。《国际共运参考资料》上也不要登。 毛主席不赞成《参考资料》按地区编排，你们把对中国反应总是排在前头。要按内容的重要性来排。哪些重要，推荐给毛主席、政治局看的，排在前头。按地区看容易忽略过去。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周恩来说《参考资料》登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包括帝修反、革命人民、各方面的材料。有一期《参考资料》引用语录不适当，新华社选登未经中央批准发表的语录是帮倒忙。 ———— ———— 1970年9月4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指示 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 《周恩来年谱》，《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称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根据主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12国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过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有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的设想制定了相关指标。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称：《姚文元日记》中，姚文元提到，毛泽东称“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了“八月逆流”。徐景贤回忆1970年9月6日下午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大意)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注：陈伯达、陈毅] 中发[1971]77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曾引用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片段：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 ———— 1970年9月(11日?)在上海和王洪文谈话 (主席从王在工厂贴大字报问起，到工总司的成立，安亭时间等) 主席说，市委很蠢，不承认工总司，承认“赤卫队”；中央承认你们工总司，不承认“赤卫队”，停车的事变成了好事。 (王问主席“可以先斩后奏，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是不是主席所说的) 主席说是 (王谈到工总司成立时打白条扛走做袖章的红布时) 主席说，那有什么办法，人家不承认，不给你们嘛。 王年一抄写的王洪文1980年6月16日审讯笔录，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王年一《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载潘国平回忆：上海的工人都叫我潘司令，后来连毛泽东也这样称呼我。从座谈会到‘工总司’成立大会的几天里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是到上海交通大学找‘反到底 ’的严步东 ，因为市委书记马天水在他们手里。我通过他找到马天水 ，要市委派人来参加 ‘工总司’成立大会。同时我到康平路市委所在地找市委书记曹荻秋 ，但没有找到 ；第二 ，我在巨鹿路原来 ‘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的地方召开了全市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的联席会议 ，宣布了‘工总司’要成立的消息 ，希望大家予以支持。印传单和出海报都是红卫兵做的。我们弄了几架缝纫机在 ‘炮司’所在地做工人造反队袖章。做袖章的红布是我们到一个布店去抢来的，说是 ‘借 ’，实际是抢 。后来张春桥跟毛泽东说了抢红布这件事情，毛笑着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是官逼民反么 。’” ———— ———— 在1970年9月12日中发[1970]56号文件中央关于组织讨论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候选代表的通知上批示 照发。 中发[1970]56号文件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9月15日翻印件 ———— ———— 1970年9月12日对送行的华国锋说 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李海文《华国锋在“九一三”事件前后（上篇）》，《党史博览》2014年。 ———— ———— 1970年9月14日专列在武昌站时同曾思玉谈话 曾上了主席的公务车后，主席说：“这次庐山会议有么教训？” 曾思玉:“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 主席：“我跟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山下都商议好了,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上了庐山以后就变卦。他在华北小组会上乱放一通，召集人又不把关，在华北组《6号简报》登载下发之后，就发难了。在三天小组会上有些人煸风点火起哄放炮，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什么主席,什么天才？这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小子不怀好意！你把我放到油锅去炸，我还是不当国家主席，要国家主席，让陈伯达他们去当。 他们搞突然袭击，搞阴谋诡计,可见他们心里有鬼，而不敢公开活动。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我。我不是天 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呢？ 你们(指曾思玉、刘丰)对庐山会议怎么看呢？比如华北组《6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反革命的简报。我回到北京还要追查这个《6号简报》，召集人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把关。 我这些说法，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做。 你们这些人在庐山开会都是受骗上当的。我就不相信，地球会停止转动,后来《我的一点意见》拿出来，同志们看到之后，就不起哄了,你们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去分析和认识问题。不要受骗上当。” 1970年9月18日离开武汉前和曾思玉谈话 （主席在东湖逗留几天。于9月18日突然要回北京。汪东兴主任电话告诉曾思玉:“主席要回北京。”曾思玉、刘丰闻讯后急忙赶到东湖，见到汪东兴主任。曾思玉:“主席怎么突然要走呢？”汪东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我们一起到主席住处去吧。”曾思玉、刘丰随汪东兴主任一起向毛主席的住处走去。） 此时，主席已走到大门口了，看到曾思玉、刘丰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后说：“你们不要送了。” 并又握住曾思玉的手说：“到此止步，说话算数，以后再见。”摄影记者抢拍了曾思玉和毛主席握手的一个合影镜头。主席说完就坐进汽车。 （汪东兴主任也握着曾思玉的手说：“你们就不要到车站送了，以后再见”。曾思玉说：“我们到候车室去看看。”曾思玉、刘丰拉开距离随主席车队进到车站。曾思玉下车后到候车室里，因主席已说：“到此止步’,不让相送的话，所以，曾思玉是不敢贸然到站台上去的。可是刘丰却不以为然地上到站台了。主席看到刘丰，就让小张（张玉凤）把他叫到了公务车上。一会儿,刘丰很不自然的走下了公务车,只见毛主席的专列启动，徐徐离开车站。）曾思玉问刘丰：“你上公务车主席又谈了什么？” 刘丰：“主席看见我上了站台，就让张玉凤叫我上公务车。” 主席：“小张，你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主席：“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好了,不留你了。” 刘丰：“你在候车室没露面就没事,我在站台上被主席看见叫上了公务车,弄得我是站立不安,尴尬至极，真是后悔莫及。” 曾思玉:“主席不让干的事,千万别做……” 在纪念章的问题上，主席说：“浪费了多少铝材，还我飞机。” 康永保《亲切教诲 终生不忘 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整理的曾思玉回忆。 康永保书中还说在武汉期间：在塑像的问题上，毛主席对曾思玉说：“我乘火车经郑州，看到塑像被风吹雨淋日晒，在那里站岗，他们睡大觉”毛主席问曾思玉：“你们这里怎么样啊？” 曾思玉:“报告主席，我们在长江大桥上挂了一幅标语“大海航行靠舱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你们不挂，船不是照样航行嘛。什么大特树，名日树我，其实树谁人，我就不愿意听这样的话，有“四个伟大’,哪有这么多伟大，一听就讨厌。” 曾思玉还听到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说，在上海毛主席在电视里看到造反派在嵌斗干部时，头上戴着高帽子，在地上，后背上被踏着一只脚的镜头时，毛主席扭头就走不看了。毛主席到武汉一次谈话中曾问曾思玉：“你们这里有没有揪斗老干部的？” 曾思玉：“报告主席，我到这里以后，没有发现搞戴高帽子、揪斗的事。” 主席：“那好嘛，这些老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你们要做解放老干部的工作。” 曾思玉:“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 ———— 1970年9月16日在汪东兴15日第二次书面检查报告上批示 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 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同日毛主席对汪东兴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在二百七十多人（指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编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太多，可在三十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 ———— 李雪峰回忆毛主席1970年9月19日专列到石家庄时和李雪峰、刘子厚、马辉、曾美、闫川义、马杰的谈话 1970年9月9日毛主席下山回京。9月中旬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从郑州给我打电话，说：主席来了，还是庐山上说的话，主席讲你们对陈伯达都不了解。 过了一两天，9月l9日主席到了石家庄。我、革委会副主任刘子厚、河北军区司令马辉(他是一方面军的干部，l955年的少将)、政委曾美、27军军长闫川义、政委马杰(闫川义是打仗的。马杰是好人，他在抗战初期是县以下的区干队的政委)6个人去专列上见主席。马辉等4位军干部均未参加庐山会议。 主席和汪东兴在专列的办公室。开会时，要给主席开电扇，主席说：不要机械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吧。(意思是自己拿着扇子扇吧) 主席的气已消了，讲话心平气和。他讲：陈伯达其人你们不了解(主席以陈指林)，重要的是5个宣传员。 主席没有点名，汪东兴警觉性很高，坐不住了，马上为自已辩护。主席说：没有你，你不算。 主席讲：6号简报好凶呀，千刀万剐。流氓语言!造反派语言!你在北京犯了错误，人家也没有把你这样。 我没有讲话，心里比较紧张。五个宣传员，如果汪东兴不算，就可能有我。因为黄永胜是29日上山的。但是我并没有发言，没有宣传什么。汪东兴是挂帅的，陈伯达和他的论点同林彪是完全一样的，似乎完全是商量好的，不知他们怎么搞到一块了，一唱一和。五个宣传员是不是讲错了?因为过于紧张，忘记请示是否要传达主席的讲话。下车后才想起来。又没有返回去冉问，主席已回到卧室车，也不好再问。 主席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 李雪峰李海文《在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世纪》 2018年第1期。《年谱》记载毛主席询问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来由和庐山会议精神的传达情况，接着问了河北的形势，说河北的形势很好嘛。 ———— ———— 1970年9月23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到中国国内时指出 [中国不算大国，算一个中等国家，我跟法国贝当古辩论过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连法国都不如，怎么能算一个大国呢？他总是吹我们，说你们放了一颗卫星上天。我说天上每天有那么多卫星，我们只有一个，算什么。 我们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不仅是内部的工作，还有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一个大使管不了新闻，管不了武官，管不了商务参赞，管不了经济援助，都是一些北京的条条专政来管。新闻归新华社来管，外贸归外贸部管。]这个条条专政的问题在我们国内也是现在才开始解决。条条专政就是不能发挥各省的积极性，煤炭归煤炭部管，这条线一直插下去，钢铁归冶金部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 ———— ———— 1970年9月23日阅陈伯达检讨庐山会议上所犯罪过要求给予悔过自新机会的信后 毛主席建议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 《周恩来年谱》。当晚周恩来在毛泽东处开会。 ———— ———— 1970年9月28日见阿尔巴尼亚经济代表团时的谈话，周恩来、康生、李先念、李强、方毅、白相国参加会见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说)开始的时候，各省各城市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后来联合起来了，组织成一个党。开始就是抄俄国，抄苏联的章程。那时候抄十月革命也是必要的，我们没有，自己不会搞嘛。以后逐步学会怎样搞革命，经过多少个挫折才取得胜利。 [(谈到世界形势时)现在世界人民的觉悟是在提高，比如美国人民的觉悟这几年就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美国缺少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党。我看印度、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将来也可能是群众走在前头，然后感觉到有组织党的必要。你们看苏联同美国，究竟是矛盾大一些，还是合作的可能大一些呢？ (凯莱齐说在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上肯定有矛盾，不可调和)可能是这样，划分势力范围这方面矛盾很大。去年尼克松到罗马尼亚就使苏联很不高兴嘛。 (谈到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时)如果他真来了，一定是有点什么名堂。]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说中美会谈在华沙这个地方不好，他们愿意到北京来谈。我们说，你讲得对，谈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可以到北京来谈，但要谈台湾问题。[后来他们不再说马上要来，以后再说了。] [毛主席还说：有可能加拿大和意大利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内自《毛泽东年谱》 ———— ————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毛主席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应邀访华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中央政治局委员苏伦·鲍斯（会见时毛主席应鲍斯的请求，亲笔在他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书记阿穆利奥、中央主席保尔·斯泰根率领的挪威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应邀来华治病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农业部部长阮文禄；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 《中联部四十年1951-1991》黄里《难忘的片断回忆》说：1970年的国庆节夜晚，我陪同我部外宾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当第二轮焰火即将结束之前，有同志来告诉我说毛泽东主席要会见我陪同的外宾【注：似为德钦·巴登顶】，并指定我参加翻译。这次会见，毛主席谈了不少话题。主要内容是我方政府准备同对方政府恢复中断一段时间的外交关系问题，并就此事征求外宾的意见。外宾鉴于毛主席亲自出面谈这个问题，也就前后两次明确表示：如果毛泽东同志认为恢复两国关系的时机已到，他没有意见。会谈结果是成功的。会见和会谈翻译也是非常完满顺利。会谈一结束，我把外宾送回宾馆后立即赶回办公室着手整理记录，然后反复回忆反复补充修改，一直忙了个通宵未曾合过一眼。由于当时我方参加会谈的只有周总理和康生几人，况且这次会谈内容非常重要，我担心谈话记录有错漏之处，乃建议部领导批送总理审阅。经总理认真审阅，记录清样退回来了，在一段文字后总理用括弧加了“即第二世界”这样五个字的注释，其他未有任何改动和补充。 ———— ———— 1970年10月8日周恩来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提到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中国任何时候都不愿作超级大国，现在不作，将来也永远不作超级大国。因为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大国小国不能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1965年1月-1971年12月》 ———— ———— 1970年10月10日晚7时至8时40分毛主席第二次会见金日成谈话提到: 也得训练妇女，保卫后方、保卫工厂、保卫农村。 1978年8月《毛主席关于民兵教育训练的指示》。第一次会见在8日晚8时30分。 ———— ———— 1970年10月14日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马纳克时说到， [(在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德姆维尔询问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吧？)就是那个高潮结束了，有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清华大学就是两派武斗的一个学校，教员里头有坏人，同时学生里头也有坏人。有一些人不算那么坏，他就叫做犯错误。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去罚什么人。 (关于世界革命，)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中国人不能代替别国去革命，好像你们法国大革命那样，并不是美国人帮忙去代替的。] 我对于你们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关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以至后来的大革命。以后是拿破仑统治时代，拿破仑第三，巴黎公社，你们的国歌《马赛曲》，也是在过去大革命年代产生的。《国际歌》，都不是音乐家创作的。《马赛曲》也并不是在马赛创作的。在莱茵河前线，有一位将军创作的，后头因为马赛人的军队援助前线到了巴黎，这些人很喜欢唱这支歌曲，所以就叫《马赛曲》。 毛主席问马纳克："拿破仑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后来总也没有搞清楚。也可能是胃溃疡，也可能是胃癌。"德姆维尔说："可能是胃癌。"毛泽东说："他自己遗嘱中还说是要解剖的。当时医生也没有搞清楚。" 随后，毛泽东同马纳克又讨论起法国大革命来。毛泽东说：英国人曾经占领法国的土伦港。而马纳克则说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没有占领土伦"。毛泽东仍坚持说："我看到的拿破仑的传记上说，拿破仑是攻下土伦的，那时候英国人已经占领了。"马纳克也坚持说："我记得英国是从海路上攻打土伦的，包围了它，但好像没有占领。还要再核实一下。"德姆维尔只好出来打圆场："将来我们大使就此写一个备忘录交给中国政府。"（事实上，毛泽东的记忆是对的） 主席说[英国人]“一派是同情拿破仑的，一派是不大同情拿破仑的” “几十年前在延安的时候，有个俄国人[注: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我问过他对于拿破仑的认识怎么样。他表示很尊敬，说拿破仑是了不起”。 还说：“不晓得有多少拿破仑的传记，有法国人的，有俄国人的，有英国人的，就是没有中国人写的。”但他明确表示：“中国人是欢迎他的。” 毛主席谈到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的失败：（拿破仑）这个时候力量就不足了。他的失策是不应当进攻俄国和西班牙。西班牙用游击战争牵制了法国二十万还是四十万军队。 冬天不能度过俄国的严寒啊，也没有粮食，主要没有群众拥护，俄国人民不合作。 毛主席说到法国大革命时:对改变全世界的政治形式，法国的影响很大。我所说的形式，就是说君主制改变为民主制。那个时候，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总之后来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把所有的包围圈都打破了。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说："当时我们被包围的形势比现在中国被包围的形势还要严重，整个边界上都是武装的军队。" 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二集》,后三段来自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一段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 ———— ———— 张，修改毛主席批示同意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时传达 “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把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路给堵死了。”（张讲话里还有一些是否要整理？） ———— ———— 1970年10月20日指示： “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外语学院。 陈伟1971年6月30日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并见水陆洲《文革简论》、吴德《十年风雨纪事》等。陈还说，一九六九年毛主席针对有些单位挖“五·一六”不积极，指示：有些单位从极‘左’跑到极右，不挖‘五·一六’。 ———— ———— 1970年10月[28日?]阅周恩来康生报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通知稿后批示 “同意。” 《周恩来年谱》 ———— ———— 1970年11月12[13]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谈话精神，谭启龙对1971年全国计划会议福建代表电话传达的记录： 我们又有大，又有洋，又有全，叫做大、洋、全。我们要小、土、群，要搞小的、土的，发动群众来搞。现在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搞翻一番。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还跟不上。一点积极性一来，全国紧张。 《谭启龙回忆录》 ———— ———— 1970年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的谈话，董必武、周恩来、康生、黄永胜、李先念、邱会作等人参加会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谈话纪录 （有关经济部分，未经主席审阅） 主席：你们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他们提三亿人民币干什么？五亿人民币，五亿嘛，每年也才一亿嘛！（众笑）一共也只有五亿人民币嘛，只等于两亿美元。两亿美元算什么东西呀！都是些吝啬鬼！任何一个运动，一搞就可以搞出什么五亿、十亿。比如，清查仓库，有些地方是从来不清理仓库的，一清理，随便几亿美元都有了，我建议给你们再加两亿，一年也只有一亿。 总理：毛主席说了，一言为定，五亿。 主席：还不了可以拖着，如果还少，还可以给嘛，不然像什么话嘛！（众笑） 总理：我给他说过，将来如果不够，还可以继续谈。 主席：我很不满意。我看了他们的报告，我也没有批意见，我要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来讲，批评我们的同志。（众笑） 叶海亚·汗总统（以下称叶）：阁下，我本来准备明天晚上回到巴基斯坦后，宣布我们伟大的朋友中国将向我们提供三亿人民币的经援，现在我要宣布毛主席亲自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五亿人民币。 主席：算不了什么。尾巴上还要加上一句，就是将来你们如果有困难，还可以增加。不然就很对不起你们了。 叶：我不该把他（指巴总统经济顾问）带来。他这个人很坏，我从国外搞到的外援都是被他乱花了。他听了主席这么一讲，更要乱花了。（众笑） 主席：如果他们（指中国同志）说中国没有钱，你就到我们的一些大工厂来扫仓库。一扫，好几亿美元就出来了。压在仓库里，就变为不流通了，不使用，保守。 我夸奖你们提问题谨慎，花钱也应该谨慎。你们的仓库也许扫一扫也可以扫出一些东西来。 叶：很正确。 主席：管经济很不容易。你说美国人会搞经济吗？它很富，又很穷。 叶：他们在世界上算是钱多的，但是乱花钱，他们落后于时代，太落后了。他们也不扫仓库。 主席：对了，这是一个教训。我们不会搞，早先不会搞，经过几年转折[几个周折]，搞的稍微好一点，才学会了一点。你说现在就会了？我不这么相信，我们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有一年，在北戴河开了一个会，提出一年要搞一千八百多个(建设)项目。结果大家都上马，到处搞，结果呢？要水泥没有，要钢铁没有，资料也是这样。要机器也不够，总之，材料不够，技术人员不够，结果就砍嘛！ 总理：不该砍的也砍了。 主席：一砍又砍的太多了，一千八百项目砍掉一千项，只剩下八百项。有许多工厂，只盖了一个房子，连房顶都没有盖。[有些项目搞得越来越大，]占地面积很大，占农民的地也很多。所以又要大，又要洋，又要全，叫大、洋、全。而我们通过实践提出的是小、土、群，就是要搞一些小的、土的、群众办的。后来差不多一扫而光。现在又搞起来了。“大、洋、全”不行了，“小、土、群”也能指挥了，这样一来就好了，舒服了，使我们想一想。事情总是由小变大。比如人，怎么长得像我们这么大呢？还不是从这么小（作手势）的小孩子长的吗？要求小孩子几年就长得像我们这么高，那就“大、洋、全”了。 我看了你们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纲要。你们要竞选总统，拿来吹一吹也可以。但恐怕有些项目将来难以实现。我很高兴帮助你们，现在除了轻工业外，也能够有钢铁工业这些基本工业，有机械工业。听说你们有能力在一年之内生产十五万吨钢。蒋介石搞了廿一年，还要包括清朝，清朝末期包括北洋政府的卅八年搞了一点工业，钢铁工业，在武汉附近搞了一些。三十八年加上二十一年，加在一起共五十九年，到我们接受[收]的时候，生产钢的能力只能每年五万吨。现在你们可以生产十五万吨了，当时我们只有你们现在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是接受了这样一个烂摊子。所以，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 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两千万吨钢。一直没有超过，上不去。中国人说钢铁工业，你们说铁钢工业。这更有道理一些，因为先有铁后有钢嘛。本来是钢路，但硬要叫铁路，你们为什么叫railroad（轨路）？ 叶：我们叫railway。美国人叫railroad。 主席：噢，叫railway。公路为什么叫highway（高路），又都不在高原上。在山上的公路还可以这么叫，在平原的公路叫什么？ 叶：你讲得很对，他们英国人、美国人有许多名称是不合逻辑的，他们的许多行动也是不合逻辑的。 主席：我们就跟着他们犯错误。错嘛，就是错了。名字上问题不大。 我这番话可能给你们泼冷水。 叶：不，阁下的十分真诚[挚]的话使我们感到很温暖。 主席：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啰，等一等啰！地球照样转，将来有希望。你们钢铁生产，从现在起在五年之内要能翻一番，已经了不起了，从十五万吨，到三十万吨。我这说的是增加百分之百。如果要能增加到百分之二百，就是增加到四十五万吨，我这是乱讲了，恐怕就有点问题，有点困难。我们这几年一直总是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但我可以对你讲，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起来了，又要发生这个事。 总理：华国锋送来了一个报告，说是各省都要上马，结果材料不够用，设备、投资跟不上。 主席：一点是材料不够，一点是设备、投资跟不上。全国紧张。积极性[一]起来，全国紧张。 南京传抄稿并参考铅印稿、河北传抄稿，南京传抄稿将”钱“简写为”欠“，倒数第二段各省河北传抄稿作各县。[]异文还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1949年-2009年 神州板荡 上》、《陈云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称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根据主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12国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过四个五年计划”可以有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的设想制定了相关指标。 ———— ———— 1970年11月13日经报毛主席批准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捐赠越五省灾区五百万元人民币。 《周恩来年谱》 ———— ———— 1970年11月14日提出 王诤是有功劳的。 《周恩来年谱》。周恩来19日批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遵照毛主席指示，对王诤批判应一分为二。根据现有材料，王在建立无线电通讯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功劳的” ———— ———— 阅周恩来1970年11月20日报告与苏联大使谈话情况并告新任驻苏大使刘新权定于二十一日赴任以及加强驻苏使馆工作的若干建议的信后批示 “同意。” 《周恩来年谱》 ———— ———— 在周恩来1970年11月28日报送的在中央批转国务院业务组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会议多的检查报告》上的批示 “照办” 《周恩来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室《财政制度摘编》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1971年7月1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会议费开支的具体规定的通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1970年10月23日给中央电报反映“建议中央部门少开会”。 ———— ———— 阅1970年12月9日周恩来报送的经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稿后批示 “照发。” 《周恩来年谱》 ———— ———— 1970年12月[16日?]批准下放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纪要的通知。 《周恩来年谱》 ———— ———— 1970年12月底在毛远新汇报辽宁准备召开党代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和毛远新谈黑龙江问题期间的谈话 【略，见后附毛远新《毛主席谈“天才”》、毛远新《毛主席谈控制人口》】 ———— ———— 1970年12月下旬同李德生谈话 [毛主席问，你回来了，你们安徽形势怎么样啊？ 李德生：从现在看，今年安徽粮食丰收已成定局比去年增产，工业生产也不错。党的各级组织基本恢复了，我们正在筹备召开省的党代表大会。] 毛主席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去，]当司令员。 李德生：总政的事还管不管？ 毛主席：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总政治部还有副主任嘛。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搞好承办、批转。] （他再一次重申，总政主要是搞好“承办批转”。毛主席还向我具体地谈了总政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从红军时期到解放以后]历届总政主任的情况） [毛主席：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吗？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有一个说法，叫做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 最后，毛主席说：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就到职上任。 《李德生回忆录》，[]内摘自《毛泽东年谱》、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李德生回忆录》还说：毛主席在政治局议论国际局势时，多次同我谈到华北地区的战略方针和部队建设，他一再说，有备无患，有备少患。他还说到，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建立堡垒区，重点要对付敌人的乌龟壳。而且反复强调要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还间我，如果敌人在华北空降几个师，我们应该怎么办？敌人要摔原子弹，城市人口如何疏散？ 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说：有一次，毛泽东同政治局的同志谈话，严厉地批评了种种形式主义的表现，气愤地说，你们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不取下来，我再也不进人民大会堂了。他对李德生说，你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你去负责办这件事，办好了给我报告。…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李德生与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一起，妥善地办理了这件事，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表示满意。 ———— ———— 批准周恩来1970年12月30日报送中央批复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年谱》 ———— ———— 在1971年1月6日中发[1971]2号文件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1970年12月29日)的通知上批示 照发。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主席的批示是：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 在1971年1月11日中发[1971]3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上批示 照发。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主席的批示是：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 一月八日 （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 ———— 1971年2月8日周恩来接见参加第十五次全囯公安会议全体代表时传达 今年一月，就是这个会议提出来的，贯彻毛主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指示的一号文件。 比如六七年六、七、八三个月，主席说北京上空出现一团乌云。当时主席不在北京，王、关、戚掌握大权，中南海被包围的水泄不通，现在查出来就是王、关、戚搞的。 主席那样英明，还是那么谦虚，还说有几件事他没想到，其实大的问题都是主席想到的。 主席讲了，我们就是要军干群，老中青。 我在给主席送一号文件的报告中已提到，主席当时对下放是肯定的，但那时就提醒要一分为二，下去是可以的，不要把社会关系、耳目都割断了。主席这个指示，我告诉了北京市公安局，他们恢复了一些，发展了一些，广东保留的多一点，其他地方好像都割断了。主席说，听不到消息了，耳目不灵了。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也是历史的发展，在六六年发动的时候，主席对谢胡同志说，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还要看一看。到六七年上半年，又和卡博同志说，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到六七年下半年情况发展了，对谢胡同志又说，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个时候已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揪出来了，主席让我们带外宾到武斗严重的地方看一看。 记录件西安[?]抄件。 ———— ———— 1971年2月26日中发[1971]20号文件批转《第十五次全囯公安会议纪要》引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69年) 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几个好人中夹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 公检法要彻底革命【注：阿坝大事记提到主席还有“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指示，滕海清1968年5月31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革委时说毛主席讲了“彻底砸烂公检法，公检法垮了我高兴。”】 ———— ———— 在1971年2月28日中发[1971]22号文件(中央批转《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的通知)上的批示 照发 文件传达记录稿。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记载他在中央五·七干校时学习的主席对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几句指示“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学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 ———— 1971年3月30日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会议综合简报第21期)的批示 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在最后一页批示： 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云南省委办公室1972年8月10日翻印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中《三、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据2023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月21日在刘子厚3月30日来信上批示：“很好。印发到会同志，请总理处理。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刘子厚信中说：我反复学习了主席三月三十日对我的检查所作的重要批示，受了深刻的教育。我过去长时间就怕揭，总想捂住自己错误的盖子。这次在河北省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上，才开始检查和改正所犯的路线错误。 云南省委办公室翻印的5-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和参阅文件是：一、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注：1966年7月8日。72.5会议文件之五)； 二、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上的讲话(注：1972年5月25-27日)； 三、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注：公报、中发[70]62号《我的一点意见》、中联部联特[70]490号毛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重要批示、中发[70]76号毛主席对38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的批示、中发[70]77号毛主席对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请示报告的批示、中发[71]2号毛主席对姚文元(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发[71]3号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发[71]18号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发[71]23号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的批示、中发[71]34号毛主席对刘子厚在湖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的批示、中发[71]39号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中发[72]12号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72.5会议文件之一、二(1)、二(2))； 四、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3-1971.3）(注：33条。72.6会议文件之六。亦可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五、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的批示(注：批注另外整理。72.5会议文件之一(2)。可参见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六、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选印哲学小词典名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言(注：72.6会议文件之九。)； 七、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段）(注：72.6会议参阅文件之十七。)。 ———— ———— 1971年3月上旬阅周恩来[3月5日?]报送的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所发表文件后批示 可以提出，征求越方意见。他们可能认为这样说好，也可能认为说得较隐晦一点好，我还看不清他们的主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后一句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可以提出”指的是文件中”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提法，周恩来附信说明对越南”加强决心，以示支持“的态度。 ———— ———— 1971年3月15日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上的批示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17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 [中发[1971]23号《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指示》，转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文章说：毛泽东同志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并且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坚持这个普遍原则，把它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际。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俄国革命是这样，中国革命是这样，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的革命，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例外。 反之，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不搞革命武装或者放弃革命武装而使革命遭到挫折，则是有严重教训的：有的因为不去掌握枪杆子，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突然袭击和反革命镇压时束手无策，使千百万革命群众人头落地；有的在革命人民已经拿起武器，人民武装已有相当发展的情况下，为了到资产阶级政府去做官，或者上了反动派的当，把人民武装交了出去，使革命成果白白断送。 近百年来，许多共产党参加选举，参加议会，但是没有一个党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即使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了多数，即使参加了政府，也不等于改变了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反动统治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或者直截了当地使用暴力，把共产党一脚踢开。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进行群众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热衷于议会选举，那就只能麻痹群众，腐蚀自己。资产阶级通过议会选举收买共产党，使它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这样的历史事实难道还少吗？ 无产阶级要用枪杆子来夺取政权，也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有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就可以对付国内外阶级斗争中出现的任何复杂局面，保卫住无产阶级的江山。 当代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伟大同盟军。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革命。但是，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样要准备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武装较量。对于被压迫民族来说，掌握枪杆子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 1971年3月24日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批示后 主席考虑黄永胜等人检讨需印发有关会议，指示黄、李、邱的检讨可再作修改，并加进毛阅批时所写批语内容。 《周恩来年谱》 ———— ———— 李德生回忆主席1971年3月31日听取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汇报他们去北戴河找林彪情况时对黄李邱等人说 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收于《林彪反党集团覆灭纪实》。据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周恩来在找林彪谈话时说：主席建议，请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会上讲几句话。林说自己身体不好。 ———— ———— 【待核查】李胜林《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说1971年[4月?]主席在纪登奎进军委办事组之前，把军委办事组成员都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沙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 ———— 1971年4月毛主席对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有关问题的批语收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时新增了两篇，并在注释增加说明:本篇二（“同意。”）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十二曰、十三曰连续召开会议商定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举行前准备和正在做的十项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他在周恩来报告的第八项左侧画竖线，并批注：“现在看来，周兴有一篇较好，北京的都不理想。”报告的第八项内容是：“批陈整风文章，各地在中央开会通知发出前后送来数十篇，拟择其可供各级干部学习用的推荐一二十篇，如好的不多，就少选。主席在四月一日当面说看过总参、海军有些好的，总政有一篇，如尚在主席手头，请交下备选。”他在周恩来报告的第九项左下侧画由右向左斜线，并批注：“可以。”报告的第九项内容是：“主席在三月三十日批刘子厚同志检讨简报那一件，可否印发会议，请示。”本篇三（“同意。”）是毛泽东在周恩来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夜关于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这个报告说：今晚已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除将主席批准的十项问题报告外，还提议在参加会议的名单上增加蔡畅同志，大家表示同意，请主席批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我按照开会通知、工作经过和今晨报告的十个问题作了传达。随后，黄永胜、吴法宪作了简单的表态发言。 ———— ———— 1971年4月6日晚主席吃过安眠药看到《参考资料》88页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科恩互赠礼物的评论 我的庄爷爷！快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吴旭君未去，并说过去说吃过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今天我吃过安眠药说的话也算数，快去。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比有些外交家还会办外交。 [据庄则栋手书《毛主席英明抉择用小球推动大球》引张玉凤2003年秋提供和吴旭君、谢静宜提供，鲁光《沉浮庄则栋》，还可参考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收于《缅怀毛泽东》)、李菁《中美建交亲历记》、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澎湃新闻记者于潇清2021年4月25日采访文章《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唐闻生：周总理让我感谢球员“输了比赛”》录唐闻生说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有的随行家属流露出担心，心想如果丈夫每场都输，回去后可能连饭碗都不保了。毛主席听说后就交代“不要推光头”，还要教他们技术。在首都体育馆的重头比赛中，我国的女子冠军李赫男就很自然地输给了美国的女单冠军康妮•斯威利斯（Connie Sweeris），总理立刻让我到运动员休息室当面转达他对李赫男的感谢。” ———— ———— 在1971年4月12日中发[1971]28号文件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上批示 照发。 中发[1971]28号文件。国务院报告落款3月30日，文件4月15日发出。 ———— ———— 1971年5月1日晚接见新疆负责同志的谈话 【缺，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赛福鼎在5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了传达。】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毛主席1971年5月1日晚在焰火晚会上会见应邀访华的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访苏回越途经北京的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埋阮维祯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 ———— ———— 1971年5月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后和毛远新谈话 1971年5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主席曾对我讲过：“建党五十年喽。五十年来，我们党也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 ———— ———— 1971年5月张春桥答参加起草建党50周年社论的朱永嘉问是否要编中共党史时引用 毛主席对写中共党史没有兴趣，说写了以后人家还会改的，斯大林搞的《苏联共产党（布）党史简明教程》还不是被赫鲁晓夫反了，另搞了本《苏联共产党历史》。 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复旦大学政宣组1976年11月《揭发“四人帮”反党罪行材料摘编(一)》国际政治系王国明、吴云乡的揭发中称九大时主席指示康生负责编写党史。 ———— ———— 1971年5月[3日?]在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同意。 毛主席口头指示： 不要割断历史，要批判地继承研究，不单是“二十四史”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据方厚枢《“二十四史”出版史话》，姚文元71年4月2日给周恩来信中说二十四史只出版了前四史，此次出版会议可否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此事已请示过主席，主席批示同意”。 ———— ———— 1971年6月3日和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谈到 “[在这里试验，]对[旧的]资产阶级教授我们还得利用，不然我们没有呀，不过，他们也得听我们的话[，听工人、农民的话]，有些人嘴里也讲听我们的话，但心里老是埋怨。[这就要时间，慢慢来，已经21年了。]”“过去也有些进步，在教育方面不能讲完全不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一条，就是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在最近几年才开始。” [讲真话比较好。讲假话，骗人也可以骗一个时候，要骗几十年恐怕就难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对苏联的进攻要有准备，准备好了，别人就怕了。] 李刚《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华夏文摘增刊473期》2006年），[]内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还可以对照《毛泽东年谱》《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人民日报4日报道中少见地引用毛主席原话说：毛主席高兴地对罗马尼亚同志说：“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 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 ———— 1971年6月5日派谢静宜告冯友兰 你给他[毛主席]的诗，他看了，谢谢你。向你问候。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引冯友兰《感事（七絕一首，1971年）》序 ———— ———— 1971年6月3日会见齐奥塞斯库时对国家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等人的批评 [乒乓球的领导就不行，被我们总理骂了一顿。]他们是技术观点，锦标主义，净想要赢，[不想输。统统七项冠军，我们拿了四个，他还嫌少呢，像个什么话呢？！]我们体委的领导，那个才是官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国家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相当普遍，只想赢别的国家。除了乒乓球一项，本领又不高，牛皮又没有多少吹的。] 《毛泽东思想指引我国体育事业胜利前进》，人民日报1977年9月27日，全文可参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体委军管后原由总参体育局管，据《沉浮庄则栋》，我在与朝鲜商量是否参加第31届世乒赛时朝方提出为向旅日朝侨交代，去了就要取得好成绩，周恩来表示希望朝鲜取得男子单项优胜，在场曹诚、宋中没有正确理解周恩来意图，比赛中朝鲜选手被中国选手淘汰；世乒赛后的中日友谊赛中赵正洪宣布”八仙过海“方针，中方打败日方全部八名选手。周恩来批评曹诚颟顸无能，要曹诚、宋中、赵正洪等人检讨，撤销曹诚职务(后回总参)并成立曹诚帮助小组，庄则栋参加。7月8日王猛被任命为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 ———— ———— 1971年7月9日听取周恩来、熊向辉汇报时谈话 (熊向辉问好，主席说马马虎虎。 周准备汇报基辛格提出的问题，主席说)那个不忙。 （主席抽雪茄，问熊：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王海容解释: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 主席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熊说已经52岁， 主席说：还不老嘛。然后指茶几上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也抽起雪茄。主席问）：你在总参二部当副部长？（熊：是） 主席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答：黄永胜） 主席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熊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主席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熊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答：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主席：哦，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答：主要就是这些） 主席：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主席问熊有没有看过他们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均答没有。主席问熊你嗅出点什么没有，又问周：“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答发了六十多分） 主席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周表示自己曾犯错误而得挽救，黄永胜他们检讨了，以后实践中改正)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辉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主席问熊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熊说自己动手。）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周恩来传》、熊蕾《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熊向辉《历史的注脚》） ———— ———— 1971年7月发现黄永胜等扣押批评他们的中央文件不传达后指示 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 周恩来1972年4月15日在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的讲话传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转引。 ———— ———— 1971年7月9日听取周恩来汇报和基辛格会谈情况时说 （当总理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主席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汇报到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时）毛主席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主席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收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说：我国原主张基辛格公开来。毛主席曾说，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总理也认为：他们很难保住密。但美国回信坚持要秘密来。我们只好说在中国境内可以保密，在中国境外我们就没办法了。 ———— ———— 1971年7月10日听取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汇报和基辛格会谈情况时说 [汇报到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主席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周总理结束宴请朝鲜代表团赶来了，谈到会谈公报宣布尼克松访华相关的内容、措辞]毛主席说：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汇报完后周总理还想留一会儿]毛主席说：你不是约好10点去吗？还是去吧，不然基辛格会感到奇怪的。 [周总理同叶剑英、熊向晖等去见基辛格。黄华、章文晋把拟定的公告稿交王海容、唐闻生送毛主席审阅。周总理与基辛格谈了约半小时就回到四号楼。王海容说毛主席已经睡了，公告稿没有审阅。黄华只好拿原稿同基辛格谈，但未获结果。] 1971年7月11日毛主席看了公报稿后的意见 毛主席起得很早，看了公告稿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 关于访华日期，毛主席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公告稿经毛主席同意后，周总理于9时40分让黄华继续同基辛格商谈。基辛格看后认为，这一稿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收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 ———— ———— 1971年7月总参谋部召开全军作战部长会议提出全训部队每年军事训练时间标准，周恩来批阅时提出该指标仍偏低建议增加步兵和技术兵训练时间，黄永胜坚持原定训练天数；后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告上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年谱》 ———— ———— 1971年8月在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13日中发[1971]43号文件）上的批示 同意。 石西民1976年4月23日在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报告说前17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黑线专政”，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队伍中的大多数人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出版界占统治地位。要重新组织队伍。编辑队伍要“掺沙子”，吸收工农兵参加。 ———— ———— 1971年8月17日主席在武昌东湖和刘建勋、王新谈话时问道： “有人对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啊?” （有个河南领导人[王新]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错误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复旧”，跟山东的王效禹一样，有“反复旧”那种思想倾向。”） 毛泽东听后，当场说道：“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 赵树凯《为什么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麦克法夸尔之问”》引某河南省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访谈资料 ———— ———— 1971年8月25日毛主席在武昌与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华国锋同志，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全文见文库。汪东兴书中载主席还提到“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毛泽东年谱》记为: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书摘》2012年第2期载李海文文章引华国锋回忆： [华国锋戴了像章]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华]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 ———— 1971年8月29日晚毛主席在华国锋等陪同下观看湖南电视台临时转播的京剧《红灯记》等文艺节目时: [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亲自在演播现场坐镇指挥，先后安排有8个剧团轮流上场，演出的节目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的片段。]节目演到晚上11时以后，省委领导建议说：“主席太累了，该休息了。”毛主席仍兴致勃勃地说：“我不累，还看一会儿。”一直坚持持续到凌晨一点。看这么长时间，主席这还是第一次。毛主席看电视，这是检阅电视工作和湖南省的文艺工作。 毛主席看电视后指示说：“请代替(我)谢谢电视台的同志，演员，乐队的同志。第一是演员，第二是乐队。后面的节目是我点的。” [当晚，演完一场后，场与场之间停顿时间较强，屏幕上是白颜色，大家就等，等的时间较长，有人说：“等得太长。”]毛主席说：“我也有同感。” [看花鼓戏“智斗”时，看到演胡传魁的同志。]毛主席说：“这不像一个土匪头子。但是阿庆嫂演得利索。” “沙家浜”演到“斥敌”一场，毛主席说：“斥敌”可以改一改，改为“骂敌”。“斥敌”大家不容易听懂，不通俗。按湖南人来讲就是骂娘，沙奶奶骂刁德一。 看湘剧“智取威虎山”时。毛主席问：“你们听听，这是不是湘剧啊?”意思是改动大，听起来像京剧。看到“深山问苦”那场时：毛主席说：“我喜欢看“深山问苦”这场戏。 看戏的过程中毛主席问：“有没有京剧?”我们说：“有”。但那一晚没安排京剧，只安排湘剧，花鼓，木偶。所以临时打电话通知李副政委，问行不行?李副政委说：“行”。马上打电话给京剧队，后来演出了几段清唱。郭建光唱到“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时，主席很高兴，还学着唱，表示感到很好。当唱到“智取威虎山”的一段时，毛主席觉得很好。 万里云《永远铭记毛主席对湖南电视的关怀》 8月29日晚上，毛泽东在华国锋等陪同下，观看了湖南电视台临时转播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的片断和独唱、合唱、歌舞节目。当看到湖南花鼓戏剧团移植演出的《沙家浜》时，毛泽东给予热情的肯定，赞扬说：“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好。这个阿庆嫂演得很利索。这个胡司令缺少点匪气。”演播结束以后，毛泽东要华国锋代他向电视台和演员们表示感谢，问候大家辛苦了！ 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宾馆内观看了文艺演出的电视直播…。他听完了歌曲《浏阳河》后，很感兴趣，情不自禁地说：“再来一遍！”通过现场指挥，独唱演员赵海兰马上又唱了一遍《浏阳河》，但是当时她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在观看演出。 夏远生《毛泽东在湖南观看家乡戏》，《湘潮》杂志2013年第5期上半月 ———— ———— 1971年8月31日上午向华国锋交代传达情况： 只同总理一个人讲。 （华国锋后来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那么细。） （华国锋回忆：庐山会议后，主席对我说："你不要上坏人的当。"我心里一惊，我认为问题已在会上解决了。但是总理知道庐山的这场斗争，不是陈伯达就能发动的，每个组都有他们的人煽风点火。林彪在开幕式的讲话是临时决定。他讲完话，吴法宪就要求重放录音。各组讨论时，黄、吴、叶、李、邱在各组煽风点火。主席一看就知道他们背着他有组织有计划地这样搞，很生气，马上要下山，是总理劝住了主席，再分头找人谈话。所以总理对这场斗争心中有数。即使没有我从长沙带回来主席讲话的记录，我想他也会觉察到林彪的阴谋。当然，他看了主席的讲话，心中更有底了。） 9月12日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时说： 吴德有德，吴忠有忠。 9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到会接见全体人员，讲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讲了林彪的历史。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地球照常转动。” 李海文《华国锋在“九一三”事件前后（下篇）》，《党史博览》2014年第6期 主席与林彪路线斗争以及南巡的谈话情况，可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载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以及林罪证材料。并可参考《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此书较详细，不一一转录和与其他材料引文比较。《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载周恩来10月12-13日在广州听取清查工作汇报时说：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 ———— 1971年8月31日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 毛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主席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许世友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 毛主席说：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负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湖北出人才呀！ 毛主席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主席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毛主席说：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煮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许世友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 毛主席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 毛主席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 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主席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汪东兴回忆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文凤来是南京大学教师，”红总“和后来江苏”好派“(1·26夺权问题)”踢派“(许世友问题)领导人，1967年8月18日接受过毛主席接见，在许世友”查516“的过程中精神异常，1976年自杀。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1971年9月[2日在南昌?]对许世友等人讲 讲到路线斗争的重要性时，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就知道挖煤，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 讲到对下级要和气,军阀作风要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你对我的感情没有过去深了,我的话也听也不听。” 李文卿《近看许世友》。《王必成故事》载王必成1984年6月7日在中顾委华东组第二次会议发言：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2018版载1971年9月4日主席在杭州就向有关方面询问了扮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那个美猴王的情况，毛泽东十分风趣地问道：美猴王现在是不是还压在五行山下？5日下午当时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后来绍剧团的著名演员都很快解放了。 ———— ———— 1971年8-9月南巡期间和10月4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部分讲话内容传达摘抄 [1971年8-9月南巡期间]毛主席说：在朝鲜战争时，我们还管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现在我要管军队了，看来部队问题很大。 毛主席还说过,”朝鲜战争以后，军委人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过总理的意见，总理当时不同意。我说：人家打了胜仗了，不叫人家管怎么行呢？管有什么要紧。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不相信，我们的部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他们搞坏事。“ 毛主席还说：“现在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就是听你郑维山的，华北八个军就有×个军反对郑维山。天津66军就不听他的嘛。我们的坦克21团要‘用在一朝’他也不会去干。”[传达者还说：就是林贼的死党，正式要他去干，他有些熊色，他知道主席的威望这么高，工农兵饶不了他的。毛主席的影响在全世界有多高他知道，他的阴谋一见群众就垮台了，因为……] 毛主席说：“从我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来讲，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彭德怀在井冈山搞分裂，我就抵制，我们五十年搞了十次路线斗争，也怪，我们党就是分裂不了。我们的军队也不会造反的，我们军队中当然也有不纯的，也有分成两派的事情，也有闹事的，闹一点又有什么要紧。张国焘就是认为他人多，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人，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其实人数多少不是个问题，问题的本质看你路线正确不正确，可是张国焘呢？就是往牛角里钻，结果他失败了嘛！” [1971年10月4日]毛主席说：“整顿军队的问题，主要是肃清林彪影响问题，军队的教育，主要是要抓路线教育。过去讲政治讲那么多，但是不讲路线，讲政治就要讲路线，要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四好’运动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因为有人在讲假话嘛！四好、五好运动也有形式主义。林彪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提反对修正主义，他不提反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里面没有提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军队干部脑子里要复杂一些，不要太简单了。关云长顾前不顾后，只能胜不能败，可是刘备又顾后不顾前，两个人都有片面性。诸葛亮劝他连吴破曹他不听，不搞统一战线，不讲政策，司马懿我[看]比曹操厉害，他讲政策。诸葛亮大小事都管，连200元钱贪污案子他也自己去审。“[传达者解释：毛主席在长沙和华国锋同志讲过：”你华国锋满脑子农业问题，当然你讲农业也讲路线“”我们就是要抓大事，要用大事带小事，大事是纲，小事是目“，毛主席那次同我们谈华北会议很高兴，他说：”华北会议端正了北京军区的方向，组织上进行了改组，这四十天会没有白开。“华北会议四十天是毛主席亲自指示的。毛主席说：”军委座谈会整风可以，批陈不足。“二月二十日批示讲：”“你们几位[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第三次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在××××上的批示：”以后{主要是}是实践[这些]{你们的}申明的问题。“] [毛主席讲军训时说：”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搞训练，要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多年不打仗，拉练也搞不好，两个小时部队也吃不了饭。许多东西也不会组织，什么问题都出来了，车不会开，饭也不会做，遇事也没有办法。不打仗就要练兵，什么七抢、猛筏[?]，也要练兵嘛！我们过去不断地搞军训，从单个、单兵教练、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现在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1971年8-9月南巡期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的好的，也有的积极分子代表会开的不好，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1971年8-9月南巡期间]毛主席说：”这个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迪埃》一文中……几百年了。完全是马列主义的，究竟是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者要团结。国际歌里面什么都有了。要经常学好国际歌，念一念、忆一忆、唱一唱。要一句一句唱，一句一句地用。国际歌唱了五十多年，结果我们党搞了十次分裂了，我看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相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那时还会有斗争的，只是所搞的，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斗争。几万年以后就没有斗争？也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对犯错误的不要杀头，主要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仅要唱，你们还要讲解，按照去做。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非常重要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你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如果步调不一致就一定失败。 八项注意第一条说话要和气，这一条有问题，对待群众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就是我批的那个济南军区那个报告上说的，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在部队里当个排长连长，如果住到你们村子里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个连长就更不得了啦。所以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第五条嘛[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说“这一条问题大，当一个排长、班长不得了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打人的，听说不是有几人，把连长打死了嘛！这和打人骂人、管理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是讲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吗？“ ”‘条条要记清’，就是有的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第一条，八项注意第一、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是这样做，‘全国人民拥护又喜欢’我们多好哇。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你要步调一致，就要商量，商量，才能达到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耍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还有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三大纪律第一条，八项注意第一、五条很重要，他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能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讲点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说有理听谁的。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搞法。军队要谨慎，不要骄傲，一骄傲就挑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我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 ”自从进了北京以后，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嘛，以后就是林彪。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的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黄永胜是总长又是办事组长。办事组里那么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怎么强。军队要谦虚，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是要搞掉山头主义。“ 毛主席有关指示，河北某部政治处1971年12月11日转抄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说主席在1971年南巡时期，从服务员口中了解到人民配给的化纤服装供应十分紧张，曾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搞一些设备生产。 ———— ———— 1971年9月12日听取汇报后与李德生谈到 毛主席问李德生：“你这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怎么样啊？” 李德生：“他们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国内政治是稳定的，只是从市面上看，群众生活不是那么好。” 毛主席又问： “你同他们谈尼克松将要访华，他们有什么反映？” 李德生：“阿尔巴尼亚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他们讲了他们自己对美国的态度，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从会谈中听得出来，他们对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是有保留的。” 毛主席：“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他们是怕美国从亚洲撤走，会增加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国拖住。他们（指东欧诸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不要美国撤军。”毛主席补充说：“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他们的压力。” 毛主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网上那根绳子， 目就是鱼网上一个个的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煮。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主席在讲了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后说：“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 毛主席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 毛主席说：“[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 毛主席：“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说几百年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出一个天才？" 毛主席：“什么‘顶峰’ 啦，‘一句顶一万句’ 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话就是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毛主席：“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工作要表扬，但不能吹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天才，这没有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表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写在纸上，讲在口头上，问题在于实践他的申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心虚。” 毛主席：“我那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是甩石头。” 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毛主席：“林彪在庐山的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第一天的小组会上的发言，都整理了简报稿，听说收回陈伯达发言的简报，也连忙收回这几个简报稿）。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毛主席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毛主席：“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强，是有头无脑。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他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主席又对汪东兴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做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正式地做检讨是三次。 毛主席说到汪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做检讨时说：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意思说检查过不了关），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毛主席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以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泽东虽然保林彪，但是对于路线问题、原则问题，他说： “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毛主席说：“军队要谨慎。”还说：“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毛主席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干坏事，听你的？”他批评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军队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他批评“一好带三好”说：“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他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泽东认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对于这场斗争的前途，毛泽东作了两种估计。他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毛主席还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毛主席说：“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示意李德生留下。毛泽东郑重地交代李德生，要他准备从三十八军调一个师到北京北郊的南口。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内自《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书还说主席得知1966年10月25日称阿尔巴尼亚为”明灯“的贺电内容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了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说71年8月上旬霍查以阿党中央的名义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长信全面阐述了阿党的立场，还质问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同他商量，当时主席曾表示过，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耿飙回忆录》《耿飙传》说耿飙[69年?]写19页长信批评阿尔巴尼亚依赖中国援助，要求重新考虑和通盘修改援阿规模、项目和办法，耿飙称周恩来说毛主席看了信后表示“耿飙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称有些话，当时没有引用。比如，在谈到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时，毛泽东8月16日在武汉，同刘丰、刘建勋等谈话，9月10日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谈话，都曾谈到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 ———— ———— 吴忠回忆1971年9月12日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吴忠、陈楚三、李大震《谈“九一三”事件》，《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 ———— 吴旭君回忆毛主席1971年9月13日后知道林彪机毁人亡后自言自语地说： 我一离开北京啊，林副主席就慌了手脚。其实我是出去搞调查研究的，他倒害怕起来了。本来我是想这一次外出回来，回到北京再找他谈一谈，谁知道他心里有鬼呢，急急忙忙，马不停蹄地，结果摔死了吧。阴谋啊，是搞不得的，有一个是垮一个，有十个是垮五双，一个不漏。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纪录片《毛泽东》。 李德生回忆9月14日周恩来向主席报告林彪机毁人亡后主席说： “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回忆说，17、18日左右林立果秘密据点食堂工作人员上交了于新野《571工程纪要》，李将《571》和李伟信交代报给总理，总理转呈给主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说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询问了鲁氓(14日)的交代经过。他听了李德生汇报的鲁氓交代和空军党委的决定以后说，林彪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当人们知道他要做坏事，是不会跟着他干的，他一切不能调动，一切也指挥不动。 李德生把同重点人员谈话的情况，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以后指出，林彪搞阴谋活动，有的人不愿干，有的人不敢干，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干坏事的死党，不会超过 100人。他是副统帅嘛，有些人是跟着犯了错误的。 李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带有自责的口气说：“我看错了人，我看错了人。” ———— ———— 1971年9月在姚文元呈阅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并请示“可否予以同意，先照此计划进行”上的批示 可以。 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 ———— 1971年10月4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指示 军队政治教育，主要是搞路线方面的教育。 (林)讲政治讲那么多，就是不讲路线。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 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多年不打仗，拉练也不搞了，什么矛盾都出来了，车不会开，饭不会做。 (接班人)我提了五条，他提了三条(林66年8月)。三条不讲马列主义，不讲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讲团结大多数，不讲批评和自我批评。 自《毛泽东年谱》《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军队要严格训练"一句自1978年8月《毛主席关于民兵教育训练的指示》并中央军委文件[1975]51号 ———— ———— 1971年[10月?]在叶剑英1971年10月4日来信上的批语 总理阅，交汪存 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转引《党史博览》 2017年8期。 ———— ———— 1971年10月4日对《空军报》社一封来信的批语(部分) 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据金冲及《毛泽东传》，批给周恩来的批语。] ———— ———— 1971年10月8日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会谈时说 非洲朋友我见了不少。我感觉在跟各国人民往来中间，政府领导人还是非洲人比较好谈一点。非洲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不那么骄傲。西方人、俄国人可是了不起了。接触你们，不要警戒。 [毛主席表示了对说假话，搞阴谋者的厌恶，说：]美国有两个党，共和党比较好一点，其好处之一就是反共，而且公开地反，不留余地。为什么比较好呢？教育世界人民嘛！民主党跟我们谈了十来年不接触实质问题，而共和党只有两年就接触了实质问题。 我欢迎尼克松来。尼克松来，我要跟他说：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不好，应该打倒。至于打，你们国家如果有帝国主义，由你们那里的人民打，别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由别的国家的人民去打。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双方还讨论了中埃两国发展友好关系、世界事务及非洲局势等问题。1971年10月10日《参考消息》载路透社北京8日电（记者：詹姆斯·普林格尔）说：毛泽东主席今晚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地同这位皇帝进行了差不多两小时的谈话。接近在这里的埃塞俄比亚随行人员的人士说，这位七十七岁的中国领袖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见这位皇帝时，显得“的确非常健康”。据这些人士说，毛主席拉着这位皇帝的手，进入了大会堂的北京厅开始谈话。谈话进行了一小时又四十分钟。这两位高龄的领导人都在三十年代领导他们的人民进行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毛主席说：“我们解放一下（摆脱摄影记者），谈谈吧。”毛主席上一次公开出面是在八月七日他接见缅甸总理奈温的时候。这些人士说，毛主席在会见的过程中兴致勃勃，不时地用中文讲笑话。 ———— ———— 1971年10月8日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之前和吴德等人谈话时 治病救人嘛，但林彪有病也不让治。 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 高岗如果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工作。 姜毅然、霞飞《吴德的风雨人生》(《党史博采》2007年第1期)转引吴德口述说1971年9月吴德隔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及其身边工作人员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提名，在他会见一些外宾时，让吴德也参加会见。还让他去北京机场去迎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前与吴德等人谈话时，还谈到，治病救人嘛，但林彪有病也不让治。毛泽东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泽东还说，高岗如果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工作。 ———— ———— 1971年10月20日晚处召集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等开会 主席问熊向晖：“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接着便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折载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载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载沉沙”啊。”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一一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元帅》 ———— ———— 1971年10月23日晚，毛主席把周总理、姬鹏飞、熊向晖和章文晋等找去谈话 毛主席先表示不赞成搞公报。周总理说明这是美方提出的，他们需要，不搞不好办。 主席接着说：“那个东西（指章文晋起草的对案）我只看了一遍，发言权不大，只有一点点。不满意，一点神气也没有。”周总理即解释说：“这个草稿我们还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先送主席审阅，然后按主席指 示修改。” 主席随即说：国际形势我讲过多次，天下大乱嘛！各说各的可以，这个办法好。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每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接着说，我们是放空炮……要尼克松同意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那也难。他也是讲空话，什么维护老朋友啊，不干涉内政啊，不争霸啊，那怎么行！但是他也不好讲大国应该欺每小国嘛。语言上接受，行动上自由，他们是自由国家、自由世界。说什么不谋求霸权，你美国由13个州到50个州，还不是扩张、争霸的结果，后来把手伸向全世界。……现在尼克松也承认他们困难了。过去美国讲两个半战争，后来讲一个半战争，现在一个半也不行了。…… 最后说：各说各的好，你们先给他们吹吹。 毛主席讲完后，周总理说，就让熊向晖按照主席指示的精神改写一下。主席说好。 1971年10月24日下午，毛主席对周总理等说， 这一稿改得好。写了我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魏史言《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 第3辑》 ———— ———— 王海容传达毛主席对1971年10月间中美商谈的公报草案后的几点指示 （一）原来的公报草案中关于南亚次大陆间题因现在情况变了，应该修改； （二）上次基辛格曾说公报草案大长，并说尼克松飞行12000多里到中国来听“训”，会弄得他很难堪； （三）美国希望同我们做生意，也可下点毛毛雨。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 第3辑》 ———— ———— 1971年10月26日在中南海住处召见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 [10月26日下午7点多，周恩来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总理助理熊向晖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是否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正在讨论中，外交部礼宾司王海容走进来说：毛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等人，现在就去他那里。 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毛主席说：] 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指指乔冠华)让乔老爷当团长。(周恩来说，让黄华任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好，那就这么办。] 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送呈的联合国大会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 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 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这次你们去，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瓶，势如破竹。 [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票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第1、3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余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内自北京出版社《新中国外交50年》。 ———— ———— 1971年11月3日和李讷谈林彪问题 “文件都看了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有人请示，我打不打？怎么好打呀！说是我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怎么好打呀！打下来，让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怎么向全党交待呀！” 稍停了 一会又说：“‘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你们要团结一致呵！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转引《在毛主席身边》 ———— ———— 1971年11月8日东接见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全体成员等时说 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沈阳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 [(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 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间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对周恩来说)马上打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惟美国政府是问。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 (谈到《“571 工程”纪要》时)“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周恩来说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转引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内自北京出版社《新中国外交50年》，参加谈话的有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 ———— ———— 1971年11月10日对联大中国代表团指示 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引乔冠华为诗作注“出国前主席多次找我们去谈话。最后一次，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代的，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同书说72年夏天乔建议由姬鹏飞任代表团长，主席批示联合国的事还是要乔老爷去。又说1973年(3月?)对黄镇说:联络处的事由你去，你是大大使。乔老爷，联合国的事由你管，每年由你去。 吴德广《美国驻华联络处“陆战队事件”》说毛主席曾说，联络处比大使馆还大使馆，黄镇大使比大使还大使。 ———— ———— 在江青1971年11月11日呈送的10日群众揭发空军问题给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此件应送李德生同志查明酌处。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江青转信时批：送主席，此件是某某师几个人的联名信，有些提法值得注意。如有暇，可供参考，退江青。 ———— ———— 1971年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谈话传达记录稿(部分): 毛主席（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摘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摘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史云《一场继续还是中止文革的角力》引用，《国际冷战史研究 第1辑》 “《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彪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问题主要就是相信那个山头嘛，只要一个山头。今后不要这样。中国有很多山呀！大的昆仑山，小的丘陵，只要一个，其他都打倒，我看很困难。林彪的现象是拥护我，其实是大树特树他自己，为他那一派，为他那个阶级。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他是代表地主资本家，亲帝修反，亲修正主义，亲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没落阶级。” “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 [关于《"571工程”纪要》提到的阴谋措施]“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的搞，怎么搞得成呢？”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1971年11月14日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谈到 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 《周恩来传》引《毛泽东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的谈话记录》。舒云《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党史博览》2016年第8期）载主席还说：林彪是代表地富反坏右的。 ———— ———— 1971年11月20日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的省委个别主要负责人(曾思玉?)时说 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给你讲了，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宽大为怀嘛。 1974年3月16日湖北省委《关于湖北“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中的错误问题》 黄冈记录稿、《武汉地区文革纪实》。黄冈1972年1月16日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内曾思玉的说法是：毛主席说，先说湖北有五一六，你们不相信，现在又搞过了一点。 柳英发《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一个真实的杨道远》说他曾查到：材料三是在 1972 年 11 月（时首义路学习班还未结束！）拟定的“关于十八名‘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的处理意见”,此文件中有一个十八人名单，除上述原二司勤务组五人外，我至今仍记忆准确的还有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魏绳武、刘闯五人。我至今仍记得的“处理意见”是：对杨（道远）、胡（厚民）、李（想玉）是“继续监护”，对王（彩珠）是“去襄樊，幷安排一定工作”，对柳（英发）是“暂回潜江”。“处理意见”上有曾思玉的亲笔批示：“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以极刑。曾思玉。” ———— ———— 1971年11月20日接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说 [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说：“看来曾思玉有一股情绪，晚上叫他们来，一起谈一谈。” 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来京开会的同志，南京来任政委的王六生也参加了会，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 主席说：“我上次到湖北没见到你(指曾思玉）,问题解决了吗？”（曾思玉开始检讨) 主席：“不要说了,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你是好人犯错误。共产党是大党，不是小派别了，管他哪个山头啊，中国多少山，江西山就不少，只要一个，别的山都不要？河南山少一些，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如果你只要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就要同你做斗争。现在有些同志犯错误，别的同志要采取宽容的态度，不要揪住不放，你犯了错误，从此就不信任了，我看不好。比如三十八军军长李光军有灾难，过去在华北有些人搞坏事，那样的办法不对，是军阀的办法，蒋介石对阎锡山也不是那个办法，他们打过仗嘛。” 毛主席说：“王六生，听说你是老表，江西萍乡人。萍乡历来与湖南、湖北有关系，煤矿是湖北开的，萍乡人读书的在长沙多一些，九江与湖北、安徽的关系多一些，我说的没错吧？”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50年起了10次变化嘛，经过10次路线斗争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的人。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说‘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呢？” 毛主席问：“王六生你认识曾思玉吗？” 王六生答：“是老首长了。” 毛主席又问：“那你是不是要‘紧跟’啦？” 毛主席接着说：“马列主义的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办，对人民不利的名词要改，‘四个伟大’改了吗？” 周总理说：“只用一个，伟大领袖。” 毛主席问：“‘三个忠于’我就不懂，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忠于’（忠于毛主席）嘛，忠于党，忠于人民。还有什么话？” 张春桥说：“还有‘四个无限’。” 毛主席说：“这就是闹宗派，你们开个会议，把不适当的名词、形容词废掉，不要搞了。国民党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过去骂国民党‘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个话也适用于共产党，保留民主党派比较有利。对个别人说，斗、批、改是要参加的。对于党，比如民盟、民革还要保留。共产党，有两千万党员，领导党政军民学，一切都领导。我们共产党执政，其他党派可以议政和参政嘛。我们党跑到外国去的人比较少，无非是张国焘、王明、林彪，就这几个嘛，罗章龙是自立中央，此人在武汉。” 毛主席接着说：“湖北的问题，我赞成你们的方针，赞成你们的检讨。武汉军区，包括湖北、河南两省，曾思玉同志讲得比较清楚明白。方铭不会写文章，写了好几遍，这样也可以。” 方铭说：“我检讨不深刻。”。 毛主席说：“可以通过，他们那个司令部说我把曾思玉拉走了，说刘兴元、丁盛、曾思玉三个人都被我拉过来了。我不过是游说各路诸侯。我讲话你不在，垄断情报的是刘丰。你要在也可能好一点，也可能坏一点。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在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8341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种思想要解放。这是党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啊，哪能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他们改行了，改当空降兵了，从天而降。” 周总理插了一句：“是啊，从天而降，可惜技术不过关，粉身碎骨。” 毛主席说：“老天为我们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所以除了害，是中央这一年来的工作。首先是北京军区“批陈整风”四十天，换了人，李德生、纪登奎两位同志去了。卫戍区陈伯达钻不进去，那里有两位姓吴的，吴德、吴忠，还有一个杨俊生。] 毛主席接着说：“我料不到刘丰他送情报那样快，第一个送情报的是刘丰。我看你曾思玉守纪律，千嘱咐万嘱咐不要讲，还有谁呀？” 毛主席说：“夫人当秘书，夫人专政不大好，你们也要注意。当然也有好的，不能说夫人当秘书都是坏的。这个也是历史，中国父子、兄弟、夫妇参政议政，这是封建家庭制度造成的，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不同一些，父亲到儿子家里吃一顿饭也是要给钱的。中国这个办法是家族共产主义。中国儿子不供养父母不行，父母不抚养儿女也不行。家族、亲戚、朋友吃饭也不拿钱，拿钱是丢人的。（插话：家庭不是教育单位了。）城市的家庭早就不是了。至于农民，过去是私有制，家庭是经济单位。家庭父子、兄弟搞久了也要分家；儿女长大了，不听你的，他听社会舆论。” 毛主席说：“不要用多了秘书，文化程度不高用个把秘书帮点忙是可以的，注意口授，写出来自己看，看几次，改几次。你不要秘书写也可以，讲话不要稿子嘛。我讲话就不要稿子，只有几次用稿子，一次是‘七大’报告，一次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那时我口述，江青执笔，我改了几次后才发给大家。” 毛主席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郭沫若同志是个好人，是唯心论者。创造派不那么高明，鲁迅写的《上海文坛之一督》，就是骂创造社，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郭在重庆写了一篇驳胡适的文章比较好。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两本书请春桥找一找，看有没有八十一回。胡适无非是说共产党没有东西，没有理论，没有考证。郭沫若驳斥他说，群众不拥护你胡适，也不拥护我郭沫若，为什么单拥护鲁迅呢？鲁迅的书不大好懂，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得了，我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毛主席：“改过来就好，你们是跟着跑的。死党只有那几个，主要是叶群，从去年到今年主要是林立果，连他父母也不相信了。” 毛主席看着我说：“你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允许人家讲。你身负重任，两个省一亿人口，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不要有思想包袱，中央会帮你的忙，大家也会帮你的忙。有大风大浪来了，我去一次湖北，你说可不可以？” 我和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欢迎主席去湖北。” 毛主席说：“你搬来一个‘江苏’（指王六生）嘛。” 我(曾思玉)说：“请主席放心，我回去以后，一定按照主席指示，向湖北、河南两个省委和武汉军区做出检讨，放下思想包，轻装上阵，把武汉军区和省委的工作搞好，抓出成效。” 曾思玉《百年见证》,[]内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记为1972年11月[应为1971年11月20日]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谈到：创造社不那么高明。鲁迅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就是骂创造社的，后来郭沫若就写《创造十年》驳他，驳得没劲。 ———— ———— 1971年11月22日会见范文同率领越南代表团说 (毛主席着重谈打歼灭战时指出)“集中几个营歼灭它一个营，你们打它的时候，它就可能来增援，你们先歼灭这个营，然后再去打那个增援的营。” 真正讲党内矛盾解决得比较好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军队可以统一了。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一分为二嘛！！ 那是对立统一，unity of the opposites，经过struggle，斗争才能解决矛盾嘛。现在各国都在猜想中国出了什么大问题。中国出了大问题是在一年以前庐山会议上，在那以后逐步解决了。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之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但是，]从去年八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军队不打仗，不好，它不打仗，就胡思乱想了。差不多了吧，今天给你们吹一点风。 天下大事我看只有一个字，叫“乱”或者叫“天下大乱”。我要总理告诉基辛格，现在“天下大乱”，你信也可以，不相信也可以。所谓乱者，就是到处吵架，或者是打仗，或者别的形式，有各种别的形式，美国人吃鸦片也是一种形式。 尼克松假如能到北京来谈判的话，我看也达不成多少协议。比如解决台湾问题，我看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没有几年不行，快一点，慢一点，我是比较偏向慢一点。 第一段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后几段据《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双方还讨论了援越抗美战争中的有关问题。 ———— ———— 1971年1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室向出版口传达最近主席指示： 我们的干部要学习鲁迅的著作。 [国办并告：鲁迅的杂文《伪自由书》是主席点的，要抓紧出版]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 《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中提到当时传抄的主席关于学习鲁迅的指示（出版时未载指示原文），其中提到四篇文章。其中1974年7月17日楼适夷给黄源的信：“关于学习鲁迅的，是七二年谈的……学习鲁迅的指示，其说要学三篇文章，一篇是《王道与霸道》”[指《关于中国的两三事》，其（二）“关于中国的王道”]。1974年8月11日黄源给楼适夷的信：“主席1972年谈学习鲁迅时，指定读的四篇文章中，一篇王道，一篇现代孔夫子。”[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74年8月20日黄源给楼适夷的信：主席说鲁迅的书至少读四五遍。1974年8月4日黄源给楼适夷的信：“主席提出学习鲁迅四篇文章，是一个整体，1．假革命；2、3．思想根源是孔孟之道；4．搞两面派的反革命策略。林的真面目俱在矣。”[1可能是《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2、3是《关于中国的两三事·关于中国的王道》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4可能是《〈伪自由书〉后记》]。197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评论集《学习鲁迅革命到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评论集《学习鲁迅 深入批修 一》 据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1966年4月初，毛泽东到外地视察。走了没几天，就请工作人员给北京打电话要鲁迅的小说《小小十年》；5月中旬，又打电话要全套鲁迅著作的单行本共25册。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有鲁迅未刊手稿29篇。……在读《写在“坟”后面》这篇鲁迅手稿时，在许多的文字旁边都画了红道道。他对鲁迅在这篇手稿中所写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句名言，他在阅读1956年出版的单行本时就在这句话下面重重地画了红道，而且在以后又多次给身边的同志讲过。这次当他又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又用粗红铅笔在这段文字旁边画上了红道道，口中还不由自主地读出声来。……“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鲁迅在这里所说的“愚人”是指广大劳动人民，“聪明人”是指少数封建统治者。鲁迅的话充满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泽东对此也非常赞同，在阅读1956年出版的单行本时就在“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下面重重地画了两道红线，这次在读手稿本时，又在这一段文字旁边重重地画了两道红线。毛泽东自从1971年生病以后，大都躺在床上借助放大镜阅看鲁迅著作单行本。后来视力愈来愈差，用放大镜看书也越来越困难。怎么办？我们即和秘书徐业夫同志商量，是不是将鲁迅的平装本著作印成大字线装书，这样他老人家躺在床上看也比较轻便。后来，经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同意，徐业夫同志就与国家出版局联系。1972年2月初，国家出版局责成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将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因为全部书印刷的工作量大，时间要求又比较紧急，所以国家出版局将全书安排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和上海新华印刷厂两处排印。由于字要印得大，原来一卷的平装本印成大字线装本后，就要印成9-10个分册，每一卷还要做一个布面函套，所以，印刷装订工作量很大。为了能让毛泽东早点看到新印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有关同志商定：采取印好一卷送一卷的办法。因为是两地印刷，所以进度不一致，并没有按原书的卷次顺序排印送阅，而是先印好哪卷就先送哪卷。毛泽东收到一卷就先看一卷。常常是这一卷看完了，下一卷还没有送到。有一次，看完新到的一卷后，他还想往下看，可是书还没到，便风趣地说：我又“断炊”了。哪能让他老人家“断炊”呢，我速与出版社和印刷厂的同志联系，请他们能不能再加快点速度。为了满足毛泽东读书的需要，印刷厂的同志将原来的两班倒，改为三班倒，厂领导、生产科的同志都来到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加班加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部的几位同志，也与印刷厂工人师傅们一样，加班加点，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在各方面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1972年7月初到同年的11月中旬，大约四个半月，10卷本《鲁迅全集》全部印装完毕。毛泽东收到全书时，他也差不多都读完了。……为了阅读的方便，秘书徐业夫同志让我给他老人家送去两部（晚年，新印的大字线装本图书给毛泽东都送两部），一部摆放在卧室里，一部摆放在会见宾客的大厅里。 ———— ———— 【待核查】[1971或1972年?] 批陈、批林，春桥同志很有办法。 霞飞《中央文革小组主要人物的浮与沉之四——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下)》（《党史博采》2012年第8期） ———— ———— 197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引用 扭转南粮北调 ———— ———— 1972年1月6日晚听取周恩来汇报和黑格谈话时的指示 当总理汇报到印巴问题时，毛主席说：“国家愈大，胆子愈小。把印度分成两个本来就不那么合适。何必分成两个呢？现在他们又把东巴也分开了。这也好！” 当总理汇报到黑格说美国当前的政策是要赢得时间、增强巴基斯坦的自卫力量时，主席说：“这倒也好。印巴问题就说明全世界都在动乱。 ” 总理汇报到黑格说苏联战略改变，要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毛主席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 ”“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你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南朝鲜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 ” 当总理谈到黑格讲到尼克松要恢复世界领袖的形象时，主席说：“美国人也怪，他自己明明讲国内有什么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官僚势力都反对他。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连美国领袖都作不成，他还要来作世界领袖啊！包围，包围，我现在只有人两个[注：京剧《空城计）诸葛亮的唱词]你们包围吧！” 然后总理把口信答复稿给主席看。主席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讲了以后，无非是吹。他22年都没有来，再等100年嘛！这些美国人啊，睡了两个晚上好觉，他又忘了。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 ……总而言之，无非是吹了。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 ” 最后总理问：联合公报草案，除台湾问题外，美方没提，是不是就不动了？主席说：“就不动，要动就动一点，把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他们就是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当然写进去也不好罗！” 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 第3辑》 ———— ———— 周恩来1972年传达: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1977年11月保定军分区《民兵工作手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文件》[1974]参联字1号，转自1977年12月《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论述的摘录》 ———— ———— 1972年1月10日参加陈毅追悼会时拉着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的手对帕巴拉·格列朗杰说 你长大成人了。 据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载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格来《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引路人 访阿沛·阿旺晋美》 ———— ———— 1972年就《红旗》1969年第10期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文章《光芒万丈的灯塔——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8月写)对毛远新批评， 说他(毛远新)不调查研究，出风头。叫他(毛远新)要“少吹多批”。 沈阳军区1977年1月《毛远新反动言论摘录》，并称毛远新说“我到辽宁总有点成绩吧。文章写得不错嘛”“我要一个月不出门，闭门思过”。 ———— ———— 1972年2月1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谈到 要自力更生，不搞自力更生，专门依靠别人，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你们中等国家，还有一些小国，把全世界人民的意思集合起来，成为政策。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双方还就巴印冲突和中巴两国关系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等。 ———— ———— 1972年2月18日《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引用： 计划不要绷得太紧，要给地方留点好处。各方面节约一点，多帮助人家一点。 ———— ———— 【待考】1972年2月21日给尼克松写的字条 老头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刚一睡醒，就叫吴旭君立即去了解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吴前后打过五次电话，总机都迅速接通。最后了解到总统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告诉她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引王海容回忆：毛主席不喜欢对话的人说话声音过大，他曾批评过我：‘你说话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所以那天与尼克松会谈时，毛主席的声音、翻译的声音都不大。我也知道大厅外面有个走廊，放了乒乓球台，再过去还有游泳池的玻璃门，李志绥说他在外面听到了‘所有的谈话’，那是不可能的。……周总理和尼克松去上海进行会谈，签订《上海公报》，我也随同到了上海。尼克松离开上海以后，我接到护士长吴旭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北京？主席让我告诉你，要组织五千人的队伍，在北京机场欢迎周总理的归来。’ 1999年1月《参考消息》连载的几篇纽约时报、中国时报载毛主席与基辛格、尼克松等谈话记录译文没有按照文革时期的标准在直接引用处使用原文，故在此不录。 ———— ———— 1972年3月主席在江青呈主席、总理的一封揭发军队人员的来信上批示 李德生同志酌处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江青批：“即送毛主席、周总理”。周恩来3月21日批：“提议送总政李德生同志”。 【待核查】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说：“据一些材料披露，1972年2月12日，周恩来去看望患病的毛泽东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后中央的事你全面负责，统一领导。但是，过了几个月，毛泽东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他对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表示过，中央的领导，看来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集体为好。总理也老了，你们都已成熟了，都可以参加重大问题的决策了。”这则材料未查到来源，较可疑。 ———— ———— 1972年4月15日毛主席对浙江问题指示 首先解决敌我问题。 1972年4月25日对参加浙江问题的会议上《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和中央批语稿批示 同意。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3月21日至4月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指出：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1971年9月18日已发了通知，而南萍、熊应堂等人竟不向下传达，还在报纸上登了林彪的像，他们同陈励耘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是有联系的。4月25日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中央发出中发[1972]16号文件批转会议写出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问题十分重视，林彪死党多次到浙江，与陈励耘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南萍、熊应堂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福州军区政委福建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被列为林彪死党。南萍、熊应堂送北京审查交待问题。陈励耘1971年9月20日已隔离审查。 ———— ———— 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上 毛主席批示：同意。 文件说“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福州军区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杨栋梁被隔离审查。 ———— ———— 在1972年5月1日中发[1972]19号文件《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 ———— 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传达 (文件之四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罪证）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6日主席在同日周恩来报送的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上批示：照发。云南省委办公室翻印的5-6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和参阅文件是：一、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注：1966年7月8日。72.5会议文件之五)； 二、江青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上的讲话(注：1972年5月25-27日)； 三、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注：公报、中发[70]62号《我的一点意见》、中联部联特[70]490号毛主席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重要批示、中发[70]76号毛主席对38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的批示、中发[70]77号毛主席对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请示报告的批示、中发[71]2号毛主席对姚文元(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发[71]3号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发[71]18号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发[71]23号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的批示、中发[71]34号毛主席对刘子厚在湖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的批示、中发[71]39号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中发[72]12号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72.5会议文件之一、二(1)、二(2))； 四、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3-1971.3）(注：33条。72.6会议文件之六。亦可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五、毛主席对吴法宪、叶群和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书面检讨的批示(注：批注另外整理。72.5会议文件之一(2)。可参见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六、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选印哲学小词典名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言(注：72.6会议文件之九。)； 七、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段）(注：72.6会议参阅文件之十七。)。 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12日遵主席嘱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发言，提到自己经验事务主义错误。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引周恩来1975年5月21日信，邓借口主席说“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未提到经验主义）是“当时没听清楚”，信中说邓“向主席请教的是指春桥同志在总政3月1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批：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三四月份电报中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当时认为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 ———— ———— 1972年5月24日在周报送的外交部19日报告及所附周伯萍大使和驻希腊使馆关于误入以色列大使馆(“雅典事件”)的检讨上的批注 圈掉原文“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将报告中提到周伯萍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邹一民《外交部的批林批孔运动》。误入大使馆引发外电对我改变巴勒斯坦问题方针的臆测。周恩来在19日报告上批示同意，即同意免予处分。 ———— ———— 1972年6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空军问题 毛主席问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是怎么被林彪、吴法宪迫害的？ 李德生汇报了他们的情况后，毛泽东说，你派人去访问他们，了解林彪对空军破坏的历史情况。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书中还说1972年7月，毛泽东问李德生，你这位北京军区司令员，知道杨勇、廖汉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毛泽东接着说，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没有经过中央讨论，而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毛泽东要求先把他们接回北京。 ———— ———— 1972年6月28日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题词 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中刘毓明《毛泽东反对大国主义的光辉思想和实践》。班达拉奈克夫人会见时提出，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带来的3张照片，请毛主席签名，毛泽东当即在3张照片上一一签名。她又拿出签名簿，请毛主席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 ———— ———— 1972年7月10日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谈到 你们欧洲现在比较乱吧?我讲乱，就是讲有六百亿美元在你们欧洲横冲直撞，又不兑现。哎哟，我看这个事也难了。美国它是一大霸哟，不过隔个大西洋。几个大国，总是闹别扭的。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现在和英国搞好，我赞成。英法这两个国家就有一亿多人口，要团结起来才好。吵架嘛，总是要吵的。总是要大团结，小吵架。]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就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它打中国也好，我们是下了决心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们用从前打蒋介石那个办法，打日本人的办法。我不打多了，我用十个指头吃你一个指头，这个办法就是现在越南的办法。原子弹没有苏联多啊，而天上放卫星，我们也只放了两个啊。要靠那个比较原始的办法，老鼠钻洞。我们不打第一枪，打来了呢，我跟你打到底，防止可能的原子打击。] (毛主席评价中法共同反对核垄断的斗争时说)在这一点上，只有我们两国能够合作。 (舒曼称赞毛泽东改变了世界)没有改变多少，改变了一点，十个指头改变了一个指头，把这个北京改了一改。最近我们又把一个姓林的，叫林彪，也把他改造了。这个林彪啊，他天天吹我，说我怎么了不起，而实际呢，就要杀我的头。跟他斗争了几十年，后头变成了“亲密战友”、“副统帅”。[…他专了两天半的政。我们开了那个庐山会议，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号一天，二十四号一天，二十五号半天。第三天的下午，我就说不行了，不能干了，下了一滴酒精。一滴酒精下去，细菌就不活动了。]结果庐山会议到去年，一年多他就呆不住了。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想到苏联去。] 对于西方历史，我是比较熟悉你们法国的，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全欧洲都攻你们，全欧洲联盟都进攻你们。说你们把国王杀了，犯了大罪啊。欧洲的国王一齐来反对你们。对卖国贼，杀得好。…此时出了个英雄——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此人是个乡下小律师。到巴黎来结结巴巴，讲不出很好的巴黎话。他就依靠那个长裤党，穿长裤子的，就能够打败所有的敌人。 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此人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也是不大对了。第一是不该去占那个西班牙，第二是不该去打俄国。又是冬天，你不能过冬。入冬为什么不可以呢？俄国人烧房子，就没房子住。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仑还犯了一个错误。他的海军比英国弱，跟英国打了一仗，就被消灭了。 你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第一段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二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三段摘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四段来自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连载于2016年《新湘评论》), 后二段摘自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内自《毛泽东年谱》。1972年7月13日《参考消息》载法新社上海7月11日电（记者：孔帕雷）说：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今天从北京乘专机抵达这里。在从北京来上海的飞行途中，舒曼透露他昨晚同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九十分钟。会见的地点是在紫禁城西部中南海内毛主席住宅的书斋里。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沿墙摆着一排排书架。舒曼说，参加这次会见的人中，只有他一个法国人。周恩来总理也参加了会见。当这位法国部长到达的时候，毛主席起立并请他就座。毛主席对他的客人说：“请坐那张椅子吧，几个月前尼克松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舒曼说，毛主席高龄七十九，身子站得很直，握手的时候很有劲。舒曼说：“在九十分钟的谈话中，他一会儿也没有显出过一点脑子疲乏的情形。相反，他对数字和姓名记得异常清楚。他非常了解情况，凭记忆举出数字。他还很幽默。”据舒曼说，毛主席认为世界分裂为集团“不再有任何意义”，而他的教导中的中心思想之一是独立。他说，毛主席强调中国是和其他国家一样的国家，不是核超级大国，还认为中国和法国在如何维护自己的性格方面看法有相同之处。舒曼说，这次谈话谈到了苏联、美国和欧洲。舒曼说，毛主席着重谈到中国关心它同法国的关系。舒曼说，毛主席对他说：“并不是每一位到中国来的外长我都会见。但是你不仅是一位外长，而且你是法国的一位部长。”舒曼还说，这位中国领导人对于未能见到戴高乐将军表示遗憾。舒曼说，他是在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他而举行的一次宴会结束时听说他要会见毛主席的。今天早些时候，在宴会之前，舒曼和周总理以及他们的助手举行了两小时的会谈。会谈的中心问题是印度支那问题、亚洲问题和欧洲问题。舒曼说，周总理谈到中国北部边界“集结了大批军队”。他又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中国总理有力地重申了他的国家的立场：这个地区的和平是亚洲和平和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 ———— ———— 在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中央转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关于贯彻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赛福鼎同志在两个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上 毛主席批示：照办。 地方文革研究网录入稿。文件说：“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龙书金同志经过批林整风会议的教育，认识有所提高，中央希望他加强学习，进一步检查和改正错误。”。文件中还认为新疆革委会付主任、空九军政委“李全春同志是上了贼船，陷的更深。”中央批语说：新疆地处反修斗争前线，“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你们要百倍提高警惕，切实加强战备，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一切都应从这个大局出发。特别要警惕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发展新疆大好形势。据朱培民《20世纪新疆史研究》，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把新疆作为“可借用力量”。龙书金是1968年8月新疆革委会成立前夕由黄永胜提名、林彪点将来新疆的。龙书金到新疆不久，林彪就为他吹嘘，说他“可以培养，可以信任”。叶群也说他“在困难的时候能顶得住”，“政治上过得硬。”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林彪反党集团加紧了阴谋活动，密派党羽进行路线交底，刘锦平接受了“林办”的特殊任务窜来新疆进行活动，对龙书金说：“中央斗争激烈，有人要抢班夺权，当前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龙书金接受路线交底后，1971年3月5日晚在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召开的地、师以上干部会议召集人会上，公开宣扬“批陈整风，是捍卫林副主席的斗争”，公然提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接班人地位”。“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总理将林彪叛逃的事在电话里通知了龙书金，然而龙书金没有采取必要措施，致使发生《新疆日报》各种文字版和地、州报纸刊登林彪大幅照片及一连数十日引用林彪语录几百处的严重政治事件。10月24日中央通报全国并要新疆检查有无“黑手”时，龙书金还对此进行抵制,还企图嫁蜗于下面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江平《1971年—1978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工作》(收于《自述五则及八八文存》)说1972年1月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揭发批评了新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连续召开了两个党委的扩大会，进一步深人揭发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龙书金作了检查，其他书记和一些常委也作了检查和自我批评。197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任命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理第一书记，曹思明任第二书记。随后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被免职调离。 中央批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新疆日报》1968年9月7日社论《永远忠于毛主席 乘风破浪向前进》中引用。出自伊塔事件后1962年8月3日毛主席在听取西北局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见金冲及《毛泽东传》) ———— ———— 毛主席批准的全军反坦克武器展览和汇报表演1972年7月20日至8月8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1972年7月[23日?]在商业部两篇有关养羊、养猪的简报《走马岗大队正确处理林牧矛盾积极发展养羊》《上华大队养猪事业大发展》上批示 商业部简报简短，开门见山，言之有物，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毛主席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留下了传家宝——新华社记者深切怀念毛主席》，1977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两篇文章1972年7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走马岗大队正确处理林牧矛盾积极发展养羊》引用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公开发表于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能轻牧》 ———— ———— 1972年7月24日和新华社记者王殊的谈话，周恩来在场 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位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学的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 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抽烟的时候问：“给你抽根烟吧？” 王把烟放在旁边，说待会儿抽。 谈了三个小时……[主席]从德国威廉皇帝讲到希特勒，对德国的近代历史如数家珍。大意是讲德国处在欧洲中部，到东西两大阵营的夹缝中生存，我们应积极与西德开展建交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谈得多了，总理就会关心地说：“您休息吧，我们再继续谈。” 我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寓所，就被引进了他的书房。我走进去时，毛主席还是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藤椅上，正在同总理和姬鹏飞、乔冠华等同志谈话。我同毛主席热烈地握了手。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过去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上学，学过几种外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 ”我在毛主席对面的藤椅上坐下，心情非常激动，不禁哭了起来。毛主席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烟给我：“你不要哭了，请你抽一支烟吧！" 接着，毛主席同我们谈起了欧洲和世界的局势，他湖南口音很重，我开始时有不少话不能完全听懂，常常记不下来。周总理看我记得很紧张，就对我说，要注意听，不必记了。毛主席谈到了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在幻想祸水东移。他列举了中国和外国历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后指出，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他还谈到了西欧的形势，指出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和安全。 周总理向毛主席简短地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主席说，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毛主席又说，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些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毛主席从国外到国内谈了近三个小时。后来，周总理在书房外面的房间里又同大家谈了一个小时，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我尽快回到波恩去，了解施罗德回国后接触的情况，而且带两种我国同其他国家建交的联合公报的格式去，征求他的意见。周总理还说，日本首相田中和外交大臣大平将来中国访问，如果早一些同联邦德国达成建交协议，将对他们是一个压力。我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在这份请示报告上建议毛主席见我的。我们离开中南海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第一段自《中国记者口述录》王殊口述实录，第二段自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一辑)收王殊《我国同联邦德国建交的前后经过》。《中国记者口述录》王殊口述实录说：1972年我根据在德国的采访经历撰写了一系列报告，分析当时中苏关系和中欧关系，得出两点结论：一是苏联坚持对美战略，不会因“珍宝岛事件”而进攻中国；二是联邦德国由于内政变化，可以适时与之建交。这些报告两次受到外交部的表扬，我感到我的报告可能被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到了。1972年7月21日我回到北京，24日就接到通知到中南海见毛主席。第一次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当时见面的地点是在主席的书房，书房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藤椅和茶几，毛主席穿着一身白色绸子衣裤，看起来比过去苍老了。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我时说：“这位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学的英文，长期在国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他抽烟的时候问我：“给你抽根烟吧？”我就把烟放在旁边，说待会儿抽，其实是想过后拿回去做个纪念。但没想到，这支烟被乔冠华给抽掉了。记得毛主席接见我的时候谈了三个小时，基本上是在听他说。他的湖南方言跟我的江苏话差别很大，我听不太懂他讲的内容，但他能听懂我说的。他从德国威廉皇帝讲到希特勒，对德国的近代历史如数家珍。大意是讲德国处在欧洲中部，到东西两大阵营的夹缝中生存，我们应积极与西德开展建交工作。那个时候毛主席谈得多了，总理就会关心地说：“您休息吧，我们再继续谈。”我回新华社报告的时候，同事都已经知道毛主席见了我。毕竟我是新华社的人，后来我又将情况报告了一下。本来我还可以多干十多年记者，但是因为这次会见，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记者转行当了外交官。 ———— ———— 1972年7月24日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到中德建交时说 那个文件[注71年4月3日外交部、体委的报告]，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到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李菁《中美建交亲历记》 ———— ———— 在1972年7月27日中发[1972]28号文件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转发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个党委报告的批语上批示 照发。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文件同日发出，同意北京军区提出的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坚决退还占用地方的房屋、土地、生产资料和纠正不正之风所采取的措施。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这件事是当前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党委不应把它看成只是退房子的问题，而应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普遍深入地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 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人民解放军为人民立了新功， 因而有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背上了两个包袱。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减少了， 闹名誉、闹地位，贪图享受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我们军队和各级党政机关都应当大力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进行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教育，要认真进行一次纪律检查，仿效天津办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克服这一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增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 ———— 1972年7月30日和上海京剧团演员、《龙江颂》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炳淑谈话 【见《年谱》。陈晋《文人毛泽东》载在”一般人爱看“后还有一句：《沙家浜》里有四个慢板，我不喜欢。】 ———— ———— 1972年8月周恩来派副外长韩念龙去昆明向来休假的越南总理范文同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关于越美谈判，军事和政治问题不能分开解决，在南方成立左、中、右三派联合政府是对的。先让美国将军队全部撤走，交换战俘。成立联合政府事可直接与阮文绍谈判，需要时间，谈不成再打，估计美军不可能再回来。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是争取一个过渡时间，休整后再打，最后取胜。”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 ———— ———— 197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李先念主持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的报告》上批示 “为了赶速度，拟同意进口。”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钢铁工业当时存在“钢不成材，材不对路”现象，李先念称：“大力赶一下轧钢板的能力，这对长远建设是有利的，可使我们的钢材品种逐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在武汉钢铁公司建设的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除转炉设备由国内制造外，其余主体设备分别由日本、德国进口，重达8.6万吨，约用资金40亿元人民币。 ———— ———— 在1972年8月16日刘亭亭等刘少奇子女要求见刘少奇、王光美的信上批示 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王光美《我与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 ———— ———— 在1972年8月17日中发[1972]31号文件中央同意《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批示上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开始时，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提出为了便于解决一些地区的问题，还可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同志参加会议，如四川梁兴初、谢家祥同志参加了会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也是不是可以参加会议，要我们四川小组进行讨论，提出意见。 中发[1972]31号文件。1972年3月下旬中央通知刘兴元李大章和成都军区的负责人等7人到北京，1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两次接见了刘兴元、李大章等四川省负责人，宣布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3月23日中央批发了上述7人向中央的报告(中发[1972]14号文件，毛主席批示：同意。文件点名6人：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7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召开常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7月中旬至8月上旬，在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联合扩大会议在关于如何看待四川形势和省革委中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性质，对“批清”516的看法、以及刘结挺、张西挺问题等上发生了分歧。政治局通知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刘兴元、李大章、严政（军区政治委员）等10人于1972年8月9日、10日分别到北京，并在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主持下修订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文件说四川的“批林整风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阻力来自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来自梁、陈、谢路线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在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林彪的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林彪及其死党妄图把成都地区作为‘重点’、‘根据地’和‘借用力量’之一，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梁兴初是个头子。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会后，梁加紧与林贼死党秘密串联，公然叫嚷‘对林副主席要坚决保到底’、‘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林贼自我爆炸后，梁还多次同黄永胜等人联系，恶毒造谣，污蔑中央另一位负责同志‘坐飞机跑了’。…林贼死党曾给丁钊、周德润交待：‘任何情况下，都要听梁司令的指挥。’…梁兴初打击张国华同志、排挤李大章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梁对抗中央挽救耍两面派，“表面检讨，暗中串联，进行阴谋活动。第一次在庐山会议上…第二次在去年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又秘密串联，扩散林贼的反革命政变讲话；第三次直到今年五六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他一面搞假检讨欺骗中央，一面跟别人订攻守同盟，继续顽抗”；四川“批清”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主要是梁兴初同志造成的。梁兴初同志上了贼船，大搞“以我划线’，用‘批清转移‘批陈’斗争的大方向”。；要求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继续纠正“批清”扩大化的错误，正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刘、张问题，指出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精神：为了便于解决一些地区的问题，还可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同志参加会议，如四川梁兴初、谢家祥同志参加了会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也是不是可以参加会议，要四川小组进行讨论，提出意见；1971年省代会上给刘，张戴上几顶帽子完全是林彪死党吴法宪同梁兴初搞出来的，吴法宪交代他一九七〇年七月乘到四川验收铁路的机会，背着中央，公开讲话时说刘、张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要批深批透，背地里却对某些人说刘、张是敌我矛盾，给刘、张戴上几顶帽子，要人们划清界限；梁兴初追随吴法宪，不请示中央，也不同当时省核心小组的其他任何同志商量，突然袭击，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违背中央“12·25”批示(中发[1969]87号文件)精神，给刘、张戴了几顶敌我性质的帽子；刘结挺、张西挺中央“12·25”批示已经作了结论，1971年8月中央又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但是刘、张的错误同梁、陈、谢的错误是有区别的，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梁、陈、谢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参与了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问题如此严重，毛主席仍宽大为怀耐心挽救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此对刘、张更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要求四川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革命团结，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把各项工作做好，15日以刘兴元、李大章、严政等10人名义上报。 ———— ———— 在1972年8月21日中发[1972]32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上批示 照发。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文件22日发出。通知说：最近，毛主席建议中央认真研究一次三支两军问题。 中央责成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并经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代中央、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关于三支两军若于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央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现将这个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讨论一次，那些意见可行，那些意见不可行，还有那些补充修改意见，将讨论结果于9月30日前报告中央、中央军委。有的省、市、 自治区为了集中进行批林整风，可以推迟讨论。这个决定草案，待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各地意见统一研究定稿下发后，再组织实施。决定（草案）指出全军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 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为人民立了新功，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干扰，这个罪责只能由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来负，广大的三支两军人员是没有责任的；“九大”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么 建立了各级党委，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中央于1971年8月转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发[1971]47号]，毛主席批示对这个文件要“认真研究” 以引起大家的重视[注:毛主席还批示：照发。]，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在加强地方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方面也有所改进，但问题解决得还不够彻底，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其人员如地方工作需要，有的也可以留下工作；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如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对地方工作实行由各部队“分片包干”的做法在地方党委建立前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在地方党委建立后这种“分片包干”的形式容易助长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应当改变这种做法由各级党委实行统一领导；各级地方党委的成员应当作适当调整，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也不能都兼军职，省、地、县三级地方党委第一书记，应兼任同级军事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 ———— ———— 1972年8月21日周恩来指示办好《参考资料》《参考消息》时提到： 毛主席天天看《参考资料》，忙时看《参考消息》，我们不看心里过不去。毛主席说，他要学点新知识，主要靠两本《参考资料》。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 据卫广益：《毛泽东与大小“参考”》（《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文革期间主席针对对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非议曾说过：《参考消息》可以贴到大街上的阅报栏内，让大家随便看。 ———— ————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毛主席1972年8月22日晚会见应邀内部访华的金日成。 ———— ———— 1972年8月30日叶剑英接见全军反坦克训练人员时传达主席在军委扩大会准备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 现在不搞，现在搞上层建筑。 《叶剑英年谱》。叶剑英还说所谓上层建筑就是领导班子，在地方上有五个省领导班子有问题，有林彪的残余，闹不团结。 ———— ———— 1972年9月4日在赠给周世钊的《两般秋雨庵随笔》扉页上题字： 供[惇]元兄消遣。 毛泽东 附信： 惇元兄：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陈晋《毛泽东之魂》、《毛泽东与周世钊》 ———— ———— 1972年9月7日决定调王洪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和王讲 (王洪文)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据《共和国大纪实》等载，主席还讲王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有实践经验： 集工农兵于一身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 ———— 在1972年9月7日中央转发《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上批示 同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年谱》，纪要要求恢复和加强警卫组织机构，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和健康，保卫重要外宾和重大集会的安全，保卫中央首脑机关和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的安全。纪要引用毛主席1969年5月3日谈到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问题时讲的：“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和1970年2月说的“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 ———— 1972年9月15日中发[1972]38号文件转发《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上 毛主席批示：同意。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贵州省委9月在京召开贵州工作会议通过的这个提纲说“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一、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向党进攻，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在庐山上，他同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和上了贼船的梁兴初、谢家祥等同志，背着党中央，进行秘密串连。他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一煽动，他跟着起哄，提出要“揪人”。会议期间，韦祖珍向他“交底”，造谣说反对毛主席的就是中央某负责同志[张春桥]。二、蓝、张极力转移批陈大方向，大肆吹捧林彪。…他们不抓批陈，用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无政府主义、整顿军队、整顿机关为借口，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他们擅自提出在全省开展“让毛主席满意，让林副主席放心”的群众运动。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同林彪死党提出的“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口号相呼应，更加起劲地吹捧林彪，调子越来越高。他们在遵义为林彪修纪念馆，并组织参观；利用遵义会议解说词，篡改历史，宣扬林彪。蓝从庐山上私自抄回了林彪的反党讲话。张从广州抄回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又从梁兴初那里抄回了林彪在庐山上的反党讲话。…蓝在去年八月省积代会的报告中，大肆贩卖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要“保卫接班人”，胡说什么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迎头痛击”；三、“九一三”事件后，蓝、张不但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封锁中央。…谎称同黄、吴、李、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往来…压制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揭发，大捂盖子，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蓝、张还对抗毛主席关于云贵部队由周兴、王必成同志统一指挥的命令，擅自调动部队；四、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九一三"事件前，关光烈给张荣森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送了皮包等礼物。蓝、张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蓝还向邱会作要求把云南的雷远高调到贵州工作，邱不同意，说：“昆明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蓝将邱的这一黑旨意告诉了雷远高。蓝、张来贵州后，许多问题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报告，而向黄、吴、邱等人写私人信件和打电话，对林彪死党的黑指示坚决执行。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蓝亦农和梁兴初、任荣三人串连，由蓝执笔，联名告张国华同志的状，为吴法宪开脱。”中央批语同意《提纲》，要求抓紧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强调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同日中央决定派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委书记鲁瑞林和云南省委副书记郭超到贵州帮助工作。昆明军区付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被下放劳动。 ———— ———— 197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主席指示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发[1973]10号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概要）条，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从十一月起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在二月二十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 ———— 1972年9月27日总参转发《全军反坦克武器展览表演汇报及训练班情况报告》引用 我军必须增加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 《毛主席有关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部分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军政干校训练部1975年12月翻印 ———— ———— 1972年9月27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时谈话 [(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分别说了自己的姓名，并说能见到毛主席感到很荣幸)“谢谢！”(用日语说的，有難う?)]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田中说: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解决了问题)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说:两位外长很努力。田中说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对大平，主席用手指周恩来）你把他打败了吧？（大平说没有，我们是平等的)}[(田中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那就好了，天下太平。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田中说: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后汉嘛。}[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了一个3万人的船队，结果不仅没有找到日本，也没找到台湾。]{(田中说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来){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田中说和大平去夏威夷见过尼克松，美国承认日本访华符合潮流)}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你看这个世界怎样呢？ (田中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不错。 (田中说:尼克松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是啊，他先来了嘛。]{(田中拿起茶几上的烟问能否抽烟，毛主席拿起身边的小雪茄)你抽不抽我的烟？(田中说这个就行，已经戒烟，但与周谈判时间长了又抽上了，并给主席和自己点烟)Thank you。}[两国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周恩来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你们速度很快啊。]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表示只要双方诚心诚意进行谈判就一定可以取得圆满成果)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田中说按宪法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成员共同对国民负责，这次三人来华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承认} (谈到中日交往史时)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了一个3万人的船队，结果不仅没有找到日本，也没找到台湾。 (谈起年轻时的读书生活)五经四书，除了《春秋》、《易经》，我都读过。读了呢，一点啥用处也没有，只是一次跟我父亲作斗争时用上了，我也利用宋朝王安石说过的三句话顶了我的老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田中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周恩来说: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田中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这是《稼轩》， 那是《楚辞》。 （田中等都站起来，看毛泽东的各种书）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全六册）送给你。]{(田中表示感谢，三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第一段自《毛泽东外交文选》，第二段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内自《毛泽东年谱》，{}内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科技部图书馆编《毛泽东人生纪实 下》。共同社电文中二阶堂的转述是：“已经吵完了吗？”“吵架吵完了吗（显然是指关于联合公报的辩论）？不打不相识嘛。”“总之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活不下去”“这部书是送给田中总理的礼物”。周恩来10月6日会见台湾同胞、旅美旅日华侨、美籍华人谈到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偿时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甲午战争，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4亿5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北京出版社《新中国外交50年》载二阶堂会见记者时介绍了主席和田中的一些对话： 会见伊始，毛泽东主席就风趣地说：“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不，不，谈得很融洽。”田中答道。 毛泽东微笑了一下，说：“不打不相识啊。” 二阶堂还作了如下介绍：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廖承志）他是在日本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他如果参加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 毛泽东：听说田中先生不喜欢吃西餐，在夏威夷吃的是日本饭菜。北京的饭菜怎么样？ 田中：哎呀，吃得太好啦，还喝了很多茅台酒。 毛泽东：喝多了可不好啊！ 田中：听说有65度…… 毛泽东：55度哟，谁告诉错了吧。 ...... 毛泽东：在日本要搞竞选，不容易呀。 田中：25年里搞了11次选举。每次选举都得搞街头演说。 毛泽东：可要当心啊。 田中：不跟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 毛泽东：国会怎么样？ 田中：很费神，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大选。 毛泽东：日本不容易呀。 1972年9月9日《参考消息》载【时事社东京九月二十七日电】题：田中首相和毛主席会见 二阶堂官房长官二十七日晚宣布的田中首相与毛主席的会见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田中首相一行到了毛主席在那里等候的书斋，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在毛主席的左边，依次就座。） 毛主席：已经吵完了吗？ 田中首相：不，不，谈得很融洽。 毛主席：不打不成交啊。（指着在座的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廖先生是在日本出生的，这次请你们一定把他带去。 首相：廖先生在日本也很有名，如果参加参院竞选，一定会当选的。 主席：听说你不喜欢吃西餐。在夏威夷吃的是日本饭菜，北京的饭菜怎么样？ 首相：唉呀，吃的太好啦。喝了很多茅台酒。 主席：喝多了可不好哇！ （话题转到中国的文化、历史） 主席：中国的古东西太多，真不得了。过分为古东西所束缚也不好。（话题谈到毛主席的幼年时代） 主席：小时候我常常反抗父亲。四书五经上说，父不慈子不孝。于是我就说为什么要欺侮我呢？还和父亲吵过架。（改变话题） 主席：日本有竞选，很厉害吧？ 首相：过去二十五年间进行了二十一次。每一次我都必须到街头发表演说。 主席：街头演说很辛苦吧，请多加注意。国会怎么样？ 首相：国会也很够呛。常常有不听话的时候，如果这样，那就再进行竞选。 主席：日本也很了不得呀。 首相：您总是这样健康。 ———— ———— 1972年10月1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朱永嘉《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说刘牢之传实际上是批评陈伯达的，指责他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反来复去。朱永嘉《毛泽东晚年荐读古文大字本导读》前言说，姚文元通过在上海上送的刊物和书信上作批示借以转达任务，参加注释的还有复旦历史系、中文系老师谭其骧、陈守实、杨宽、王运熙、章培恒、胡裕树、顾易生、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等和在市委写作组历史组工作的王守稼、刘修明、许道勳、董进泉、李霞芬、吴乾兑等，编校后在中华印刷厂印好通过姚文元送到主席那里。 ———— ———— 1972年10月[1973年1月?]王洪文从北京回到上海时向朱永嘉传达说， 主席要他[王洪文]读一篇《刘盆子传》，并要求他挤时间好好读书 朱永嘉《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回忆：“1972年10月，王洪文从北京回到上海交接工作。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厅开会时，王洪文把我找去说，主席要他读一篇《刘盆子传》，并要求他挤时间好好读书，希望我辅导他读这篇古文。我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是他的“文革”情结，王洪文是在“文革”中露头角的，是工人出身，又当过兵，做过放牛娃;二是他与张春桥不同，张在“文革”中冲在第一线，得罪人太多，或许王洪文能在“文革”派与老干部们中间有一个缓冲的地带。但是，毛泽东在提拔王洪文的同时，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既寄希望于他，又感到不是非常有把握，要让他明白自己在中央的处境，同时又是对他的苦心告诫，成与败两种可能性都有，问题在于你如何自处。从《刘盆子传》的内容看，毛泽东让王洪文读这篇传记，是为了告诫他：不要官做大了就骄傲了。你不过是被人们捧起来的，要约束得住下属，要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你才能在中央讲得上话。在功臣宿将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娃娃，所以，更要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拜他们为师，你才能站稳脚跟。否则，你的下场比刘盆子好不了多少啊。当时，在王洪文面前，我怎么能把这些道理说穿呢?有一句老话，君老不事太子，所以，我不想巴结太子，因为太子一旦失宠，你跟着一起倒霉。所以我对王洪文说的话，只是点到为止，其中的深刻寓意只能让他自己慢慢去领会了。”朱永嘉《毛泽东晚年荐读古文大字本导读》前言则记为1973年1月。李逊《革命造反年代》记为：中共十次代表大会筹备召开之前，毛泽东要王洪文看《刘盆子传》。王洪文没有听清毛泽东要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也不敢多问，他趁回上海调查研究时，找写作组的朱永嘉等，说要读刘什么子。朱永嘉猜出是“刘盆子”。 ———— ———— 卜占亚上林彪贼船错误严重问题反映到中央，毛主席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解决。1972年10月20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政治局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谈话，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解决湖南问题的打招呼会议 ） 前一句据《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2卷1949-1978》，后一句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在谈到“三支两军”问题时周恩来指出：“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作风被破坏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周恩来在会上还批评了军队党委凌驾于地方党委的错误做法。会议要求参加湖南问题座谈会的成员回去后继续工作，以推动湖南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据《湖南省志 共产党志》，1972年7月3日至8月4日湖南省委召开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主要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学习毛泽东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讲话，并对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在会议的第三阶段，卜占亚代表省委常委汇报全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和检查过去宣传林彪的错误（也检查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万达代表华国锋作关于没有在《湖南日报》上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署官>》的检讨，杨大易作错误宣传林彪的检讨，其他省委常委也分别在大小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会上，有人认为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错误严重，对他不揭批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表示不满。 毛主席得知后，认为湖南批林整风中暴露的问题，特别是卜占亚的问题严重，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解决。10月上旬政治局召开座谈会，解决湖南问题。湖南省委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丁盛、任思忠、杨大易等被指定参加。座谈会上政治局决定停止卜占亚的省委书记职务，派华国锋回湖南领导批林整风运动，动员全省干部群众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深入开展清理清查工作。 ———— ———— 1972年10月和赴京开会(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周世钊谈到对自己诗词的理解 周向毛主席说了自己1971年冬在长沙作毛泽东诗词辅导报告的情形，说了自己对他诗词的理解。主席说：“你可以己意为之。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释，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在对某一首诗或词的理解和解释的问题上，往往会出现理解和解释人的水平超出原作者水平的情况，这是不足为奇的。所以我认为长沙有人请你去作我的诗词报告，你就积极地去。你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 周世钊说：“润之兄的指示我完全拥护，并且坚决照办。但在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臂如有人把你那首《七律·答友人》中的长岛，说成是日本的长崎，而我认为你指的是湖南，是长沙！” 主席说：“我的那首《七律·答友人》的诗，当然是答我的朋友，而且是答我的诗友。我的诗友经常写诗寄给我，我也应当用诗来回答嘛！这叫做诗友往来，也叫做礼尚往来嘛！我的诗友在哪里？诗的最后两句是：“我欲因之梦枣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芙蓉国'指哪里？唐朝诗人谭用之秋天到湖南遇雨夜宿湘江，他看见湘江边上到处是芙蓉花的美丽景色，因之便写下了“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的诗句。后来我们湖南就算是清温之地、芙蓉之国了。既然芙蓉国是指湖南，那么长岛自然是长沙，不会在日本了。我的诗友自然是在湖南，而且是在长沙。” 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 ———— ———— 1972年10月7日周总理对《参考消息》指示时提及 《参考消息》从今天起标题一概不要有倾向性，完全客观，毛主席已说过多次。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 ———— ———— 1972年11月2日下午张春桥向上海工会代表大会部分委员传达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谈了几次，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他的观点，这样帮助他、教育他。 洪文同志的好处是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主席说，你、我两个，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优越，我还需要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关键会议亲历实录》 ———— ———— 在1972年11月4日中发[1972]42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上 毛主席批示：同意。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央批示指出：“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报告》揭了与刘丰勾结与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活动、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等问题。 ———— ———— 1972年11月17日会见尼泊尔首相比斯塔 毛主席询问了尼泊尔的风土物产等情况，请他向尼泊尔国王转达问候。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毛主席1972年底对山西“批个性”问题评论，纪登奎在政治局1974年3月18日中央政治局接见山西省委赴京汇报会议全体同志时提到 批“个性”是反马列主义的。 你们贵山西批“个性”，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地球有自转，还有公转。怎么能这样搞呢？ 《1974年3月18日中央政治局接见山西省委赴京汇报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和插话》王谦、马杰传达记录1974年4月5日翻印件。纪登奎提到：“当时主席对你们有些谬论的批判，我给你们谈的相当详细。主席说：你们贵山西批“个性”，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地球有自转，还有公转。怎么能这样搞呢？主席的批评你回去不传达。” 毛主席1972年底就山西日报1972年11月6日反映河津县委整风中搞批个性的头版头条文章《勇于揭露矛盾 严格解剖自己 认真改进作风》及编者按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指出 没有个性还有共性吗？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载后来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不批林，专批群众”的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主席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山西日报1972年11月6日文章和毛主席说重点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不同，不具体批修，重点要求搞人人过关揭“个性问题”。（谢74年3月18日辩称是河津县总结的整风经验，“我们政治部搞了一个总结报告，送报社，报社就写了评论员文章”。）1972年底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在北京向山西省委领导人谢振华、曹中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求谢、曹就此事向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检查（12日写出但没有往下印发。周总理、江青、纪登奎1974年3月18日说当时政治局开会接见，当面批评。据人民日报社《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的黑指示（二）》载姚12月18日电话说：山西批个性等问题，中央已找他们来谈过，他们已回去了）。纪登奎1974年3月18日在政治局接见山西省委赴京汇报会成员时提到：“中央发现山西批"极左"批"个性"的错误，当时中央没有时间解决山西问题，当时山西军区内部的问题很严重，国防工办搞了个十条（指极左的那个十条），北京军区党委正开扩大会议，所以让你们来旁听，为什么呢？因为军内不可以批山西省委。这是党和军队关系的问题，主席说，批"个性"是反马列主义的。旁听的结果是叫你们赶快写检查，你们俩写了检查给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都见了批评了你们，纠正错误，你们这个检查就没有敢印发，在常委会上念了一下，在座的山西同志都模模糊糊，有的听到了，有的听不清，你们是混过去了”。1972年12月30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说： （三）在批林中要注意一些提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例如，有的人提出了所谓批个性的问题，说什么个性批不倒，共性就立不牢，批林整风就不能深入。批判个性的提法，在政治上必然导致搞人人过关，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敌我不分。在理论上，它抛弃了辩证法，抛弃了矛盾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1973年12月3日[见上文]姚文元传达过主席讲话：贾母一死，大家哭，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心事。死了，大家哭，都一样，就没有个性了。死了伤心不同。哭是共性，目的不同，是个性。 1974年3月5日至3月18日、6月12日至7月16日，中央两次召集了山西省委汇报会议，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揭发批判，1974年7月16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记录稿），即“十一条”（《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称据王洪文等发言整理），要点说扩大会议在陈永贵主持下揭开了省委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了谢振华以及曹中南同志的错误；谢振华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他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先后犯过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孔，批极“左”，批“个性”，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了斗争的方向.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所谓批“个性”，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拉山头，搞分裂，破坏了党、军队和群众的团结.他抵制和干扰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他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他在“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地区和单位造成了扩大化的错误.他搞一言堂，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曹中南同志也跟着谢振华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谢、曹的错误，谢应负主要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刘格平、张日清在山西都争“以我为核心”，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各支一派、压一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总想吃掉对方，分裂了党，分裂了军队，分裂了群众，造成了严重恶果.1969年，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7·23”布告，批判了刘、张的错误，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深入进行了斗、批、改，团结了群众，打击了敌人，山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谢振华、曹中南同志没有接受刘、张犯错误的教训，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又重复了刘、张的错误.认真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用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要继续推广616厂解决老大难问题的经验，太原地区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头头，至今仍然擅离生产、工作岗位，不批林，不批孔，拉山头，闹分裂，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974年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陈伯达1970年7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的华北之行，到山西时，谢振华同志接待并陪同到过内蒙。谢振华1974年4月6日做出《我的检查》表态拥护3月8日江青等政治局成员批评，说72年组织清查林陈阴谋活动不力，检讨自己1970年7月跟陈伯达乱跑乱说，把山西学大寨的决议送陈修改，希望通过陈在农田水利经费上取得更多支援，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受骗支持设国家主席，在清查给林彪修展览和五台山行宫问题上掩盖错误；1972年4月国防工办讲批“极左”并在10月省委三届三次全会上错误提出批“极左”；1972年11月山西批“个性”，毛主席教导“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辩证法核心是对立统一，批“个性”混淆矛盾特殊性，个性和共性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消除个性就是抛弃辩证法矛盾论，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人人过关整了群众，72年12月曾在北京军区帮助下写了检查并传达，但没有深入纠正；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开了绿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使为刘少奇翻案的晋剧《三上桃峰》出笼，自己还批准作为主剧参加华北调演；以我划线，破坏革命团结，说自己检讨了会使一派群众受压，站在派性立场上使用干部和整党清队，1971年2月9日在湖滨会堂和1972年在国防工办两次讲话提出反对三否定三攻击、开展三肯定三批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一派错误多一派错误少，造成支一派压一派，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干部和支左人员；阻碍农业学大寨，没有像大寨和昔阳那样抓住基本路线这个根本，对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打击不力，没有严肃纠正陈伯达等反大寨言论，不追查一些群众组织整陈永贵的黑材料，对陈永贵批评认为是拆台，传话说总理批评陈永贵没有派人来省参加团代会；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削弱党委领导，支左干部调整和行政区划调整只听少数人意见，不经常委详细讨论就发文件，柳林县在国务院批准成立前就在报纸上发表报道遭到批评，1972年批发批评王谦的群众来信损害了他的信誉。 ———— ———— 1972岁末[12月?]周恩来召集参加接待维特克女士人员开会时宣布 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以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张颖《风雨往事 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后来可能是从文化部红楼梦校订出版组流出了江青和维特克谈《红楼梦》的部分，社会上出现所谓《红都女皇》的谣言，1976年出现伪造的所谓主席、总理在朱德信上的批示，伪托的日期是主席动白内障手术的1975年7月23日。张颖书中的对江青讲话记录也和传抄稿有所出入。 余汝信《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说：“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在一份简报中反映了维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见见江青的要求，周恩来办公室人员看后嘱外交部通知对外友协正式写一报告。周于8月10日将报告批给江青：“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还批道：“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见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本文引自该书电子版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nds/nds.htnl）在周恩来将报告批给江青之前，刚从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维特克此人。报告一批，周恩来完成了江青与维特克之间牵线人的角色。周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现，这一动作更说明，在1972年，周与江的关系是密切、良好的。……1973年中毛利用江等激进派发起批林批孔及至1974年反复辟回潮，尤其是1973年冬在外事领域对周恩来进行无理批评后，引致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不解与不满。在外事系统内拖延以至中止了对维特克所需材料的提供甚至劝其不要出版江青的传记，都是这种不满的一些体现。而《红都女皇》的传闻，更是这种不满的一种发泄。所谓毛对江的批示，实质上只是不满的人们编造出来的期冀，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一政治流言为什么不是一把《难》的作者想象中的“尚方宝剑”，因为，它仅仅只是流言而已。”余汝信还谈及张颖《风雨往事 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书中许多不和实际和演义化之处。 ———— ———— 1972年[12月?]听江青汇报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1970年8月给林彪写过表态信时说 “许世友、韩先楚是大老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我过去就说过，他（许）只知道挖煤，不知道抓路线……” 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文中说8月25日，许世友等三人将信写好之后，委托当时担任华东组记录简报工作的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交给负责大会会务的王良恩，请王良恩转呈毛主席、林。《舒云采访邱会作》称王良恩将信上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把此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王良恩1973年1月26日在审查中自杀。 朱永嘉《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回忆，林彪事件后，在清理林彪住处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3个将领给林彪写的信。当时他们分别担任南京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和济南军区司令。因而1972年12月25日，这3位司令员奉召进京接受调查。王洪文是出面谈话人之一。同年8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毛担任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担任副主席。这时，许世友提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或者只要3个老同志就够了。他是反对王洪文进入主席团的。这件事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他要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联系到以前许世友等3个大军区司令员写信给林彪的事，据说还有几个军区的司令员也参加议论，毛泽东感到这是个严重的隐患。8月23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党政军直属机构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讲话。会上许世友仍然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春桥当面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于是，许世友当面顶撞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这个月，毛泽东给我们下达了注释柳宗元《封建论》的任务。柳宗元处在唐代藩镇割据时代，全文是针对藩镇割据来讲。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的事。毛泽东要宣布司令员对调命令时，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到许世友时，没有人答应，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理也不理他。又点了一次许世友的名，许世友猛地把茶杯往茶几上一磕，王洪文无奈地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也铁青着脸。于是，周恩来出来圆场，拿着花名册出来点名，一个一个重新点过来，一个个响亮地回答。在这样的场合下，当时王洪文会怎么想呢?我想他应该懂得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的道理了。……周总理只是把这个使人难堪的场面弥补过去了，毛泽东会怎么想呢？毛泽东会想到汉代的周勃了……只能得出此人”非少主臣也“的印象。12月21日下午……对许世友也说了几句话，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要许世友学点文化，讲了刘元海的话”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恐怕许世友根本没有弄懂毛泽东要他读《周勃传》的用意……周勃不好文学，是指其不努力学政治，所以汉文帝即位以后，以周勃为右丞相，周勃怎能治国呢？他自己知道力不胜任，便主动退下来了。……周勃还做过一件错事，那就是排挤贾谊。 ……1974年3月以后，批林批孔运动逐步展开。11月，丁盛让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他从北京打电话回来说：中央批评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讲假话，要李文卿到会上接受教育。同时，又重提许世友、韩先楚等人那封信的问题，而且说王洪文代表毛泽东点了许世友的名字，所以要重新审查庐山会议上写信的问题。为此，马天水还专程到南京去参加会议。……这次敲山震虎的目的达到了，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收场，说以前的事就算了。 ———— ———— 1972年12月6日毛主席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来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信中所提问题时说 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史云《一场继续还是中止文革的角力》，《国际冷战史研究 第1辑》 ———— ———— 1972年12月8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旧唐书·傅奕传》。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 ———— 1972年12月17日和张春桥姚文元周恩来谈话记录（节录）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些马克思，参加过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路线)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我看了许多家，越看越头昏。 郭沫若的《奴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不赞成，赵纪彬、杨荣国都是批郭的，认为孔是复周朝的奴隶制。历史要多读一些。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失败者的传也要看。儒法两家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 《毛泽东读书集成第123卷》《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我看了许多家，越看越头昏一句自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 还请参阅《毛泽东年谱》，载讲了：“二月逆流”，当时实在搞不清楚，光看现象不行。谭震林，要出来。那时他乱放炮，也不策略。 载谈到形势时主席讲了： 批极左，还是批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有人认为是一团漆黑，说光明还出林彪？没有光明，还有一片之明嘛。动不动说大好形势，没有漆黑，那也不对。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有人认为是一团漆黑，说光明还出林彪？没有光明，还有一片之明嘛。动不动说大好形势没有漆黑，那也不对。林立果、林彪，不要称为“贼”。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 ———— 1972年12月29日和越南南方临时共和国外交部长阮氏萍等人谈话 [我们总是一家人啊！你们北方、南方，印度支那，还有朝鲜，我们这一家，互相支持。越南总是越南人的，柬埔寨是柬埔寨人的，老挝是老挝人的，难道是美国人的？尼克松在越南干不下去了，他想走，他要装腔作势，所以要给点面子嘛。阮文绍就怕停火，如果停火了，他自己就会垮台，他们的人员、军队就会垮台。现在一些所谓共产党人就说你们不应该谈判，应该打下去，打他一百年，就叫作革命，不然那就是机会主义者。 有些“左”派就这样讲，他也不敢公开讲，在私下讲一讲。问题相当复杂，不能那样简单地看待。我看越南总是你们的。你不信啊？我可以签字。如果你们谈好了，那么不但南越，而且北越，可能跟美国人搞成某种程度的正常化。我看能够达成协定，能停火嘛，停半年或一年也好，要打将来再打。不过，打也应该让阮文绍先打。我对于世界是比较乐观的，无非是天下大乱嘛。 （对越南驻中国大使吴船说）你看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啊，他们外交部有一个半月我也管不了啦，总理也管不了啦，那个时候的外交部长陈毅同志也管不了啦，他（指姬鹏飞）当副部长，也管不了啦。结果有一派人就掌握了权力，一下子把英国代办处烧掉了。好处是这一下暴露了坏人。]这些坏人都是林彪之流，后台都是林彪。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内自《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载周恩来1973年1月12日晚会见柬埔寨国内特使英·萨利时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阮氏萍时跟她说，越南总是越南人的，柬埔寨总是柬埔寨人的，老挝总是老挝人的。毛主席说，你不信，我可以签字。 ———— ———— 1972年12月31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史记·项羽本纪》、《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明史·朱升传》。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载1973年6月21日黄源给楼适夷信提到：最近毛主席以屈原、司马迁鼓劲今人。 陈思《毛泽东与“大字本”》(2019年10月16日《学习时报》)称：“主席阅读大字本《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其中有一段记述了吕蒙在孙权激励下发奋学习的内容：“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毛泽东立即将这段文字批给中央政治局全体人员阅读，以此激励高级干部重视学习，认真学习。……他阅读大字本《明史·朱升传》后，特别注意到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并在这九个字下重重地画上线。毛泽东受到这九个字的启发，提出了著名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九字方针。”从时间上看可能是先读的殿本等。盛巽昌《毛泽东与中国史书》称1972年，毛泽东曾在布置大字本《吕蒙传》注释、点校时再次指出：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并又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以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1969年8月，他重读《明史·朱升传》。面对有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很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看能不能对付超级大国？未等周恩来回答，又说：有没有定心丸作用？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毛主席批示：照办。）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太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相信，全党同志一定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更大的胜利。 盛巽昌《毛泽东与中国史书》载1971年10月[26日?]，毛泽东就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将要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时，就防止骄傲的问题，谈了曹操的失误处。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说曹操“几败北山”，也打过败仗。毛泽东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可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 ———— 1973年1月4日下午纪登奎电话向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兴传达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四条指示。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纪实》。书中说指示主要内容是：一、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最近关于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二、云南这次会议，应当集中解决的蔡顺礼(昆明军区副政委)、雷远高(云南省军区政委)、马杰三(空军昆明指挥所政委)、董占林(陆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问题。揭发材料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加以核实。对这4个人，也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坦白交代的态度，在政策上加以区别。要注意从政治、思想上展开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提高到会同志的路线斗争觉悟；三、对于受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以及跟着蔡、雷、马、董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四、王必成同志愿意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好的，他的问题宜在省委常委和军区党委常委内以整风的方式解决。周兴1972年12月11日曾传达1972年9月9月中央政治局对云南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云南省、昆明军区批陈、 批林有成绩，但是批林联系实际不够，对同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抓紧弄清。所以，你们的批林落后了，现在抓还不迟；二、你们在批林中有阻力，有干扰，排除干扰不力。你们自己不要去干扰；三、要加强边防对敌斗争，要提高警惕，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周兴在传达时还讲：“目前我们这里经中央点名的有蔡顺礼、雷远高、马杰三，其中：蔡顺礼已由中央在北京进行隔离审查；雷远高、马杰三由我们进行专案审查；还有董占林的问题也已经报告中央，正在进行审查。”后来云南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通知说，蔡、雷、马、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他们参与林彪反党集团搞阴谋活动，妄图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 书中还说，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齐向阳”还批王必成是“上了林彪贼船”、“云贵总督”、“西南王”、 “钉子头”，拿着林彪的话作为“尚方宝剑”到云南来搞复辟(1970年5月，王必成到北京开会，林彪说“云南还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王必成回来后作了传达，并称云南军队的派性比地方还要大，军队派性又主要产生在军区党委常委和三大机关，提出反派性)；点名陈康为否定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1974年4月2日-10日，根据1973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云南问题的4条指示，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常委召开联席会议，帮助王必成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同时 《云南日报》陆续刊登文章，不点名的对他进行批判，其中又集中批判“云南还没有完全走上九大路线的轨道”这一观点。1974年9月中央指示：“王必成的问题在中央解决了，不要再向他追问题，他也不再作检查了，要给他创造条件，支持他的工作。”1975年3月某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代表时说：“王必成同志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已作了结论，不要再搞了。” ———— ———— 1973年1月7日中发[1973]4号文件转发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上 毛主席批示：照办。 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72年11月17日起山东、青岛部分代表陆续来京参加山东批林整风汇报会议，1973年1月5日杨得志袁升平等24人署名上报这个报告，报告检讨了袁升平等主要领导在第十次路线斗争和领导批林整风中“捂了盖子”等错误，并说“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和济南军区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先后被审查。1973年2月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广西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韦祖珍因为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离职接受审查。 ———— ———— 李德生1973年1月10日传达毛主席批林指示 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 [1974年11月4日徐光霄也在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翻译出版规划座谈会上讲话引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民族宗教卷》、《民族团结》1979年第四期社论《民族团结事业的伟大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 ———— 1973年1月13日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时说 “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 , “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收赵永和文章。另可参看《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 ———— 对1973年1月22日中央讨论文件[1973]7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送审稿)》的批示 照发 手迹影印件，中央档案馆《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1973年1月24日正式发出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 ———— [国发[1974]102,[73]162号文引 武装产业工人，改造城市民兵 引自国务院、中央军委(73)162号文件《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民兵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74)102《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参谋部民兵组训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通知》、104号文【重申102。武装产业工人，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等，转自和工人同志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76），钢花朵朵（75），牟定县党史、石家庄一染厂志、韩正卿日记。张67年也传达过] ———— ———— 1973年2月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黎德寿、阮维祯时谈话 (黎德寿谈到中国共产党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给予了很大帮助时)我们的帮助很少。应该谢谢你们，是你们帮助了我们，你们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多年的战斗。从来我们是互相帮助的。[世界是打出来的。] [(黎德寿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气管有病，还有腿关节炎。快了，要消灭了。你们跟我放点空气出去，就说我现在还可以，但是不行，有病，不要瞒着。现在我们政治局就瞒着中国人，凡是外国说我有病的，报纸上、《参考消息》上就不登。] (当谈到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时)[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这个美国人不那么顽固，就没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美国历史上听说是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协定中美国承诺撤军，而且不在卷入，这很好。}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它，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到这样的结果。[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现在基辛格要到河内，听说是要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化，是要承认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嘛。他这次先到你们那里，再到我们这里，也是要讲正常化。我们这个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么容易啊。他这里这位老朋友就叫蒋介石，他要保他。] {你们还要注意今后的形势。美国要‘体面的和平’，你们也作了些让步，暂时保留阮文绍，但你们几十万军队仍呆在南方，这十分重要。} (谈到巴黎协定签订后的形势时)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你们先休整一段时间，这并不是不革命，路总是弯弯曲曲地走，我想，一二年之后阮文绍会垮台的，那时美国就不会管了。} （阮维桢说：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卷入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看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内自《毛泽东年谱》,{}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2月2日周恩来在首都各界庆祝巴黎协定签订的大会后对柬埔寨首相宾努说：毛主席说，越美协议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是个成功的协议。美国人为什么这样？为了脱身。他们在印度支那派了这么多军队，花了这么多钱，没解决问题，还不断出新问题。最后达成妥协，美军撤走而不正式、不公开要求北越军队撤走。越南不承认自己是外国军队，在这点上美国让了步。战场上没有取得胜利，谈判桌上就得不到。 ———— ———— 1973年2月7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三国志·魏书》中的张辽传、张郃传和《旧唐书·李愬传》。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陈思《毛泽东与“大字本”》(2019年10月16日《学习时报》)说上海复旦大学组织人完成注释上述三传并印成大字本后，毛泽东阅读后将其批给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 ———— ———— 1973年2月7日对上海2月1日上送《晋书·谢安传》等大字本的意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读了《晋书》四传后，指出《晋书·谢安传》第十一页第六个注释中“濉漢”二字疑是“濉溪”之误。 [1973年8月]布置注释韩愈的《石鼓歌》（附《石鼓文》）。特别指明要“详注”“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这两句诗，以说明孔子是拾了芝麻丢了西瓜。 1973年9月26日(主席)布置注释柳宗元的《咏荆轲》，后要求重点注释这首五言诗的最后六句，即“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徵无且。”，指明要批判荆轲的“勇且愚”，对秦皇的“诈力”的“诈”，似应作正面解释。 1973年布置的最后一篇大字本注释，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只要求分段、标点，不作注释，但要求作一题解，在题解中摘出关于支持李自成、义和团批孔批儒的观点和内容。 1974年3月到1974年7月，转入所谓“法家”著作的大字本注释。…“此事主席指示，望抓紧办。” 1975年5月29日，他(主席)曾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过四条意见：一、“‘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二、[‘将雏集凤，比翼巢鸳’一句]“鸳:可能是鹓雏。”三、“‘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四、“‘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对《枯树赋》《恨赋》]提过三条意见：一、“‘若乃山河阻绝’四句:……‘原文没有写水灾。’”二、“‘雄图既溢’，这句话是对的，‘溢’是‘过了’(《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有字误，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三、“‘送日’宜解作‘遣日’，(是无聊呵！)不是‘夸父逐日’。” 上述七条曾印成一份文件：《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 [江青曾将上海这几篇赋的注释文交清华北大注释组，两校写了一份材料，江青8月9日转给主席。]1975年8月12日主席批示：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濉漢”系印刷厂排错，原稿未错。 ———— ———— 1973年2月毛主席就《晋书》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指示， 要把这四个大字本合订为一册 毛主席两次看过《晋书》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合订本，把错字“濉漢”改为是“濉溪”并批示： 请政治局同志一阅。 陈思《毛泽东与“大字本”》(2019年10月16日《学习时报》)、 姜义华《历史变迁与历史学》。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说张春桥姚文元二月来上海时在兴国招待所给朱看了“请[或云：送]政治局同志一阅”的批示。错字也是主席亲笔改在这个本子上的。 盛巽昌《毛泽东与中国史书》称：毛泽东还把《晋书》的四篇史传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阅读，并在会议上讲解，当讲到中苏关系紧张时，他对着周恩来等人讲：你们要冷静沉着地应付北方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啊！在会上，他还讲了谢玄是能征善战的勇将，在水之战中起了打败荷坚取得胜利的关键作用。毛泽东还推荐领导干部读《桓伊传》《桓伊传》中有“为臣有难处，为君亦有难处”之句，他借此强调要善于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加强内部团结。 ———— ———— 在1973年2月24日中发[1973]10号文件中央批转《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 同意。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报告批判李作鹏、张秀川参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说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上了林彪的贼船，并列举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1.1967，1968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2.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3.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4.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5.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报告引用了72年9月周恩来传达的毛主席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73年3月中央决定苏振华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萧劲光任第二书记，王宏坤任第三书记。 ———— ———— 1973年2月25日，主席要看1971年1月6日、1971年3月16日两天的《文汇报》，身边工作人员从主席书库找到后即送主席阅。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 ———— 1973年3月2日听李先念华国锋汇报湖南问题(卜占亚检讨，相关负责人自我批评)时指示 不要再追了。 《李先念年谱》。据《湖南省志 共产党志》，1972年7月3日至8月4日湖南省委召开三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主要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学习毛泽东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讲话，并对林彪的反革命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在会议的第三阶段，卜占亚代表省委常委汇报全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和检查过去宣传林彪的错误（也检查自己在这方面的错误），万达代表华国锋作关于没有在《湖南日报》上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署官>》的检讨，杨大易作错误宣传林彪的检讨，其他省委常委也分别在大小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会上，有人认为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错误严重，对他不揭批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表示不满。 毛泽东得知后，认为湖南批林整风中暴露的问题，特别是卜占亚的问题严重，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解决。 10月上旬政治局召开座谈会，解决湖南问题。湖南省委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丁盛、任思忠、杨大易等被指定参加。座谈会上政治局决定停止卜占亚的省委书记职务，派华国锋回湖南领导批林整风运动，动员全省干部群众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深入开展清理清查工作。11月中旬，华国锋主持召开湖南省委和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接着于1973年1月又召开有1213人参加的县团以上干部会，集中揭批卜占亚。全省县团以上干部会后，湖南省委和省军区党委15位常委上京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汇报的情况整理成《湖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经中央批转全国（即中发[1973]12号文件）。中央文件肯定湖南在批林整风中的成绩，指明了深入批林整风的方向。鉴于卜占亚所犯错误，中央决定将他调离湖南，调张平化回湘任省委书记。3月13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三届四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2号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统一思想，并于14日在长沙召开8万人大会传达中央文件。 ———— ———— 1973年3月6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发出中发[1973]12号文件《中央同意湖南省《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附卜占亚的检讨材料)。 【待核查】可能是“毛主席已圈阅。”，查叶卫东唐忠富胡勇雷志忠1974年4月讲话提到73年12号文件时均不讲”毛主席批示××的12号文件“。 一九七三年十二号文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南是下了功夫的。”文件还说湖南清查“五·一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北京写关于卜占亚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时(即中央十二号文件)杨大易坚持不写这句话。唐忠富不同意，不向中央报告不行，华国锋说既然唐忠富坚持这样写，还是写上去。定稿时文件上写了这句话)。叶卫东等说，卜占亚杨大易刘凌一九七〇年三月被黄、吴、李、丘亲自接见，密令他们“很好的宣传”林彪。他们回来就大肆地吹捧林贼。(黄永胜对卜占亚说：“林×××对你们的希望很大、而你这次到湖南去，就是林×××投了你一票的。”)一九七〇年八月间，在省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卜占亚提出来要起草一个报告系统地宣传林彪。杨大易马上就接上去说：“这个很重要，黄、李、邱宣传林×××的报告讲得很好，很有水平。可以从那些报告中找材料。”过后，杨大易积极组织力量，搜集材料，起草报告。卜占亚吹捧林彪的黑报告就是这样出笼的。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日，杨大易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竟然无耻地吹捧林彪说：“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凡是照林×××指示办的，正确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不断地革自己的命，就能不断地提高阶缴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相反，违背林×××的指示，这种人到头来就是站不住脚的，十个有十个要栽筋头。”此外，杨大易还伙同卜占亚指使韶山区原革委会副主任马玉卿，以编写党史为名，篡改党史、军史，竭力贬低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无耻地为林彪涂脂抹粉，树碑立传。后来还把马玉卿送到北京讲了两个月，大放其毒。他在各种场合，从不放过机会吹捧林彪，如一九七二年六月，省委在湘南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在“一打三反”和清查“5·16”中张牙舞爪，杀气腾腾，秘密策划谋杀唐忠富、胡勇、章伯森、孙云英四位同志，叫嚣在长沙市要抓三千，杀几百，“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邱会作、黄永胜的十个儿女来湖南参观，实际上是借参观之名，搞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工作。他们来时，卜占亚、杨大易视为贵宾，亲自接待和陪同他们参观了许多国防工厂，并特为他们组织了一次打靶演习。林彪的死党广州空师的王朴和卜占亚、杨大易一起，要我省一个国防工厂试制一种特种的导弹、火箭，是装在飞机上打坦克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停下了试制。邱会作的老婆来湖南给林小贼选“妃子”，卜占亚、杨大易亲自出面接待。 据《湖南省志》，1973年军区党委15位常委上京向中央汇报并报送《湖南省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认定“卜占亚是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南的代理人”，“积极参与了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在十次路线斗争中存在“严重问题”，上了林彪的“贼船”。对卜占亚的揭发批判可以概括为“三专一通”问题，“三专”指的是专列、专线、专人，“一通”指的是通风报信。卜占亚早就得知林彪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他想当林彪的“开国功臣”。1971年9月10日，卜占亚率全省地、师级以上干部去汨罗参观，唯恐误了“大事”，为了保证能及时赶到广州，他特地下令调动一辆专列，停在汨罗火车站随时待命，即所谓“专列”；在汨罗期间，他为了保证与林彪处保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特地架设了专线电话，即所谓“专线”；与此同时，他又把自己的妻子谭淑珍派往广州，准备接待林彪，即所谓“专人”。“一通”即卜占亚向李作鹏通风报信，泄露了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李作鹏又将此事火速报林彪，引起林彪恐慌，提前发动政变，事败后仓皇驾机出逃。文件肯定湖南在批林整风中的成绩，指明了深入批林整风的方向，要求卜占亚交代关于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问题。鉴于卜占亚所犯错误，1973年3月6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决定将他调离湖南，调张平化回湘任省委书记。3月13日，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三届四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2号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统一思想，并于14日在长沙召开8万人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揭批卜占亚之后社会上又要求揭批杨大易、景林，湖南省委经报告中共中央同意，多次召开会议揭批杨大易和景林（湖南省军区副政委、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清算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在“三支两军”、“一打三反”、揭批卜占亚等问题上的错误。其中5月17日起召开的省委常委、省革委常委、省军区常委扩大会，集中揭批杨大易，历时50多天。省委还转发长沙汽车电器厂和长沙港务局批林批孔运动的经验。7月，张平化和张立宪、唐忠富、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章伯森等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湖南批林批孔运动和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常委会议情况。王洪文、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听取汇报，形成《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南省委张平化等同志谈话纪录要点》。《谈话纪录要点》强调要团结、稳定，指出对杨大易和景林的批评要同卜占亚加以区别，报刊不能乱提口号，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民兵组织都必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发挥各自的作用，警惕和防止脱离党组织的工团主义倾向，“运动办”、“大批判组”应当撤销，省革委代表性不足的可以补台，拉山头向党伸手要官的人一律不得迁就，发展新党员必须按党章办事，“一打三反”运动中的案件要全面落实政策，并批评章伯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言行削弱了党的领导。 1974年4月8日凌晨中央办公厅电话向湖南传达中央4月7日重要指示：”湖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联系本省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揭、批卜占亚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和推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群众揭发批判杨大易、景林同志的错误，应表示欢迎，在军区内部亦应如此。但对他们与卜占亚还应有所区别，更不应扩大打击面，但应作好部队思想教育工作。注意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使教育过来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省委才能建立起威信。“10日在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开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深入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上传达。 ———— ———— [待核查]1973年3月初在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散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还有很多挨整的老干部没有“解放”、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 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陈扬勇《毛泽东谈老干部“挨整”：我不知这么多同志受罪》。(《天津日报》2013年01月21日)“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煳了”并见于《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 ———— ———— 在1973年3月12日中发[1973]15号文件中央批转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报告》上的批示 “同意。”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批林整风会议简报选编》，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其收的15号文件文本漏载毛主席批示。简报多处提到"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的中共中央[1973]15号文件"。 报告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于一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十日在京召开，到会三十二人。江青、文元、先念、登奎、德生同志参加了会议。三月七日晚，政治局接见了到会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对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杨焕民、姚长川、刘凌、刘江亭四位同志，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的启发教育。经过中央领导同志满腔热情的教育挽救和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杨焕民、姚长川、刘凌同志作了较好的检查交代，并表示了愿意改正错误的决心，到会同志表示欢迎。刘江亭同志也作了检查交代，但态度不好，向党交心不够，大家希望他能够继续作出认真的检查交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斗争在兰州军区部队、陕、甘、宁、青四省（区），特别是在西安地区和兰州军区空军的反映是很尖锐的。林彪一伙炮制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把西安列入“借用力量”，他们对西安一些单位是下了功夫的。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的黑手，早就插进了一些单位。鲁珉、于新野、刘沛丰、刘锦平、胡萍、陈庞以及反革命别动队小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频繁窜到一些单位，猖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原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和原陕西省委常委、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白辛夫同志，以及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信学校的极少数人，追随林彪一伙，积极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的罪恶活动主要是：一、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马列、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指示，顽固坚持林彪的“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抗拒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批判，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鼓吹要跟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用造谣诬蔑的反动宣传进行所谓“路线交底”，妄图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竭力宣扬根据林立果黑报告炮制的《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见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对讲阶级、讲阶级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题为《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见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的反驳文章，则视为向他们反击的一个“政治讯号”和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组织地、疯狂地进行攻击。他们顽固坚持林彪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狂热地吹捧林彪一伙。他们把林立果吹捧成“超天才”，“第三代领袖”，“最全面、最天才、最杰出、最理想的接班人”。他们采取大量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等反革命小册子、党委作决议、召开各种会议、办“学习班”、向林彪家写“表忠”信等手段，大刮吹捧林家父子的反革命妖风。空军通信学校甚至公开放映所谓林立果“语录”，并规定每月最后一天为纪念林立果黑报告的“学习日”。狂妄叫嚣：“今年（一九七一年）秋天要向右派发动一场政治攻势”，“斗争的实质就是捍卫林彪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的问题"， “不要到时，候不知枪口对准谁”，“累散骨头架”也要紧跟林立果执行“最光荣的使命”；二、大搞分裂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他们利用老山头、老首长、老部下、老同学等关系，封官许愿吹吹拍拍，进行反革命串连和拉拢活动。在一些单位安插重用亲信，组织黑班子，控制领导权。大搞以我为核心，“站队划线”，进行残酷打击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营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以“小常委”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画圈圈，搞摊摊，拉山头，搞宗派，拉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攻击我军光荣传统和三支两军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咒骂一些单位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妄图要他们的亲信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三、大搞阴谋诡计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林彪死党邱会作、吴法宪一伙直接指挥他们在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信学校等单位的极少数亲信，制造了大量反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等)的黑“材料”，私设黑“专案组”，采取制造谣言、捏造事实、严刑逼供，甚至利用国民党报刊上的反共谣言编造假证据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九届二中全会邱会作就带着二医大一些人搞的黑“材料”上了庐山，准备在会上抛出来，向党发动进攻。阴谋被粉碎后继续抓紧进行。以清理档案为名秘密调阅和销毁自己的罪行材料。背着中央开黑会，策划和进行阴谋活动，散布“现在路线斗争很复杂，不要走错门、认错人、乱拜佛”的谬论，欺骗和拉拢一些人跟着他们跑。打着挑选工作人员的幌子进行特务活动。“九·一三”事件前借备战为名，密谋策划调动部队，并在一些单位秘密组织所谓“应急分队”，配发武器。 中央批语指出要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教导，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是“三北”地区之一，是反修的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咯方针，加强备战，把各方面的工作作好。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要进一步开展“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不断加强军政、军民和各族人民之同的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胡炜在《征程纪事续集》中回忆：1972年2月，省委召开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林整风会议，揭批林彪集团的阴谋罪行，黄经耀同志结合陕西省委常委汇报会议的情况，揭批了他们整陕西省委领导同志的罪行。黄在准备这个发言时，个别同志似乎不大同意作这个发言，我当时说，问题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作为当事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能进行揭发批判？黄的发言，使到会同志了解了事实真相，增加了下面对省领导的信任和尊重。六月下旬省委常委专门开了两天生活会议，对汇报会期间的某些问题和疑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敞开心里话，交换意见，解开疙瘩，增强了团结。1972年11月18日，纪登奎同志打电话给李传达总理指示说，陕西批林整风情况不明（意指西安借用力量问题还没有搞清）。省领导同志研究后把空十一军、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讯学院等单位的问题，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接着中央要李、胡到京汇报，汇报后中央确定召开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彻底弄清问题。中央委托先念、登奎、德生同志，还有江青、姚文元领导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军队和各省（区）的主要领导同志32人，中央指定冼恒汉、皮定钧、李瑞山、胡炜、吴桂贤、康健民同志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具体组织会议工作。会议于1973年1月20日开始，3月3日结束。会上各单位汇报了批林整风情况，对四位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帮助。会议的情况，写入了中央15号文件。3月5日夜，中央政治局领导接见了到会同志，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对四位受批评的同志也给予鼓励，希望他们很好的接受教训。回到西安后，省委于3月21日至5月4日召开了批林整风会议，军队团以上、地方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由于问题主要在军队，总理委托皮定钧和冼恒汉同志参加指导。会议传达了总理的指示、批林整风会议精神和中央15号文件，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揭批了林彪集团的阴谋罪行，清查了与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拂晓纪实收周茂芹《一次整21军胡炜军长的阴谋之始末》说：1971年7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国防工业会议，各省的国工办参加。黄永胜、邱会作在会议上大批二十一军支左支一派压一派。他们在会上丑化陕西省委领导。说省委、省革委一把手李瑞山是猴子的屁股坐不住，说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黄经耀是大象的屁股推不动，讲省革委副主任、省委书记胡炜军长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并指问胡炜知道不知道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有个军械部长，因军械问题没有搞好而被杀头的事。此话露出要整二十一军要整胡炜的杀机，为整二十一军大造舆论。在这之后，邱会作为整二十一军，他亲自派了军委炮兵副司令李彬，到陕西国防厂检查工作。在下面宣称他是代表军委国防工办来的，代表邱副总长来的。此人来去匆匆，是为省委十个常委去北京开会做准备的。 7月，省委接到中央通知，叫十个常委去北京开会。去的人有第一书记李瑞山，书记黄经耀、胡炜，副书记肖纯，常委霍士廉、方升普、白辛夫、周茂芹、谷风鸣、颜金生。去北京开会什么内容也不是很清楚。 到北京住京西宾馆，当天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总理讲，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谈谈你们的国防工业问题，看看有什么问题，帮你们解决一下，时间不能太长，谈个两三天，谈完了就回去，下面的工作很多。总理的指示很明确，也很亲切，我们听了后很高兴。总理他老人家一直对陕西的工作都很关心。 第二天晚上，在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汇报会议开始，邱会作副总长主持。我回忆还有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国防工办主任李汝洪参加。开始是李瑞山先讲了几句，胡炜军长还没有讲多少邱会作就上来了，怒不可遏，讲你们陕西的国防工业为什么没有搞好?为什么上不去?不是别的原因，主要是支左部队有派性，支一派压一派等等，弄得老军长讲不下去。针对这种情况，老军长只好说，我们工作没有搞好，我们检讨。邱会作的脾气越发越大，黄经耀、李瑞山也跟着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检讨。这天晚上原议题是陕西省委汇报，实际上是邱会作训陕西省委，训二十一军，训胡炜。当天晚上，我们面带愁容回到自己房间，彻夜难眠，一直在想，我们的派性严重在哪些地方?哪些单位?邱会作没讲，我们也不清楚。 第二天没有开会，饭后各回自己的房间，“闭门思过”。省委之间(除了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白辛夫可以自己活动外)为了避免嫌疑，不敢互相间进行交谈。当时给我的感觉，每个人都有一种紧张感、恐惧感，不知如何结论处理? 有一天，好像太阳突然出现。这是开会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晚，周总理又接见我们。除我们之外，还有代表国防工办、代表邱会作去陕西国防厂了解情况的炮兵副司令李彬。这次接见开始，总理首先点了李彬的名，总理问:“你到陕西检查国防工业，说是代表军委国防工办、代表邱副总长是谁给你讲的?”李彬没有明确的回答。总理接着讲，你们已来了两三天了，也开始谈了谈，下面工作很多，时间不能太长。你们回去总得有个说法，我们准备帮你们搞个汇报提纲，回去好传达，提纲搞好了你们就回去。总理想的实在周到。总理把我们从两三天的沉闷中解放了，把我们紧张的心情消除了，把老军长解救了。我们从内心感谢周总理。当时中央针对陕西的情况，帮我们搞的汇报提纲很好，既肯定了陕西的工作成绩，又恰当的点出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我们回去批资产阶级派性，批无政府主义，批极左思潮。确实是陕西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林彪叛逃事件出来之后，揭露了整胡炜军长的人，同林彪是一伙的，我们才恍然大悟，上述发生在“九・一三”之前的所谓“汇报会”，实际上是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一着棋。林彪问题出了之后，省委李瑞山去北京开会，开批林会议。回来后，他给我说，中央李先念、纪登奎对他讲，汇报会议时，邱会作他们想把胡炜打成反革命。我们差点上他们的当。这就把邱会作等人抓二十一军的所谓派性、实际上是整胡炜的终极目的彻底地暴露出来了。黄吴李邱整胡炜的阴谋破产了。 ———— ———— [待核查]1973年4月11日听取外交汇报时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冠华写了三句打油缺第四句，主席说 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 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鄙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廖4月访问日本；韩叙4月下榻华盛顿五月花宾馆，商谈建立联络处；乔67年被批判时曾替外交部造反派叫卖小报 ———— ———— 1973年4月11日中发[1973]17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上 毛主席已圈阅。 据《遵义市工运史 1949-1989》，文件原文可见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央批语提出，在工人运动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等条件具备的时候，首先召开省市自治区和工业集中的大中城市的工会代表大会，将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的工会组织建立起来。 ———— ———— 1973年4月20日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谈话谈到赤脚医生的部分 也是个穷办法，没别的办法，只好用这种办法了。学那么几个月就去当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学习，不然，哪有那么多上过大学的医生呢？[一般普通的病能看，严重的病就要到城市了。中国还没有普及赤脚医生，如果一半的农村有赤脚医生，那就了不起了。（对熊向晖）你这个大使，不要跟总统回去，到中国农村跑一下，不然人家问你什么是赤脚医生，你还不知道。不要老住在城市，到中国的乡下，墨西哥的乡下，研究社会情况、社会问题嘛。]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内自《毛泽东年谱》。其他部分可参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和《毛泽东年谱》。 ———— ———— 1973年4月[24日?]在《国内动态清样》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上批示 [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宋力《铸梦：追忆舅舅陈景润》，并据丁东《江青曾帮助陈景润》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江青读完后叫秘书杨银禄，说：“杨银禄同志！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同志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然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过了几天，江青又摇铃叫秘书杨银禄，说：“杨银禄同志，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赶紧办理！”上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在江青批示的“主席”二字上画了圈）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一会儿后，江青说：“杨银禄同志，你看完了吗？”杨银禄答：“各位首长的批示我都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是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现在打个电话给迟群，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负责的领域。”。迟群26日深夜向科学院武衡传达主席指示，27日凌晨二三时迟群武衡、数学所赵蔚山并记者顾迈南、协和医院张孝骞大夫等接陈景润送清华大学医院接受医生会诊，当日送309医院治疗。清华大学材料组1976年11月22日《江青言论摘录材料之二》摘江青1976年9月29日在清华工物系讲话：“邓小平千方百计挑拨主席和老干部的关系，挑拨主席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个陈景润，我看到一份简报，知道他生命有危险，我说不管怎么样，先救活他啊！当时我在报告上批了这个建议给主席，主席马上批给姚文元，姚文元要迟群去解决，救活了他，他有贡献嘛！邓小平非说他是白专，怎么是白专呢？他用外语学毛选，没有结婚，剩下的工资、粮票都给别人，抗震救灾中，他捐献了很多，怎么能说是白专呢？他是个科学家，对国家有贡献嘛，比走资派好多了，可是他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李学数《我所认识的陈景润》（见刘培杰《从哥德巴赫到陈景润(中国解析数论群英谱)》）说，李曾问陈，以他这样著名的所谓“白专典型”，怎么又会成为人大代表呢？景润说据他所知道的，“四人”把批判他的许多材料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却说：“景润虽有缺点，还是应该爱护，应该帮助他。”此说似细节有错误。 陈景润论文发表在1973年3月15日《中国科学》第二期上。4月6日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第7期发表《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进行说明。新华社记者顾迈南在听到武衡在全院大会提及后，了解相关情况写成了上述关于陈做出世界先进成果和陈近况的两篇内参，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 ———— ———— 1973年4月24日深夜主席和姚文元谈话： (毛主席要姚文元和迟群给陈景润找医生治病，并解决陈的住房问题。毛主席还指示：) 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的，一是错误的。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姚向迟群传达时说，主席最近提起翦伯赞的死，意思是没有做好工作；还问到冯友兰的情况。) 方厚枢《“文革”十年的期刊》(《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方的文章说姚文元向迟群传达时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能搞哲学编辑、历史编辑的，有多少?有哪些人?力量怎么样?主席最近提起翦伯赞的死，意思是没有做好工作；还问到冯友兰的情况。学部的领导力量怎么样?关键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学部主要是搞清楚领导层的问题。…知识分子总得用，吃了饭，总得搞点事情…保留一点对立面，没有关系…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要掺沙子，改造世界观，这个基本原则，基本阵地不能动摇”。在另一次姚和迟群谈到山东大学学报说“《文史哲》面比较广，错误也多些，但总是有些基础的，在正确路线领导下，错了就批判嘛，有什么要紧”。同年《北京大学学报》出试刊，复旦大学学报《学习与批判》创刊。 ———— ———— 1973年春[4月?] 毛主席批示：举办中央读书班。 《郭玉峰对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的回忆》，收于闫晶明《我的丈夫郭玉峰》。据《毛泽东年谱》4月28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班问题。1973年夏天开始举办读书班，总共举办了4期。197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庆祝国庆二十四周年发表的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中，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一条新语录：“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郭玉峰还说：读书班第一期主要是地方的二十几名工、农中委和候补中委，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第二、三、四期增加军队的年青中委、候补中委。第三、四期还增加了地方和军队的几位老同志。有云南省委书记郭超、陕西省白志民，还有程子华等同志；军队有王建安、陈再道、任思忠等同志。学习中任思忠给中央写了一份他与林彪、黄永胜问题有牵连的事的检讨，在小组会上还作了自我批评。 据刘岩《我在“中央读书班”的见闻》(《党史博览》2009年第1、2期)：“中央读书班”共举办了四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计349人，其中中共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22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37人，具有中央委员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双重身份的有13人。“两委”实际参加学习的人数为146人读书班的举办地址，前两期在北京市西城区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后两期迁到中央党校院内。所读书目，主要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以及当前重要的时事政治文件。第一期，1973年夏季开学，中共十大后结束。本期读书班学员共21人，都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在地方工作的19人，有王洪文、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在军队工作的2人，一人是…张积慧，另一人是…舒积成。第二期，1973年10月6日至1974年2月11日举办。10月6日晚，读书班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学，周恩来率政治局部分成员接见本期学员和教职员。周恩来宣布：中央政治局确定，读书班由两名副主席王洪文和李德生分工负责。第二天晚上，王洪文、李德生到二里沟新疆驻京办事处小礼堂，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本期学习计划。读书班的学员编为地方和部队两个党支部，每个支部编4个学习小组。学员中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8人、候补委员24人，其中的8人以后还担任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遵照毛泽东“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的指示，该期学员先后参加了山东省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四川省12个企业单位来京解决派性问题的会议。1973年10月下旬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震死后，分出一部分学员于11月16日前往公安部，参加了该部的整顿和破案工作。1974年1月初，…学习行将结业时，突然出现三件未曾预料或事先未安排的事情：一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要求学员结业前安排几天时间学习、讨论毛泽东在对调会上的讲话；二是王洪文提出要增加“文化大革命再教育”的课程；三是江青等人召集了军队系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系统的两个万人大会，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动员，要求学员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批林批孔”教育。1月27日晚，周恩来率中央政治局在京的15位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全体学员和教职员。会上，姚文元首先作长篇“批林批孔”的所谓“理论报告”，其他政治局成员接着作了例行公事式的发言。江青则先是打断姚文元的报告，搞突然袭击，连续提出5个问题考问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后又为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初中女学生因外语考试不及格受到老师批评后自杀身亡一事，又哭又闹了好长一阵子。最后，周恩来讲了比较长的一段话，就“批林批孔”问题阐述了九个方面的问题。会议持续到午夜以后才结束。2月8日，王洪文又一次到读书班接见学员…要求学员回去后直接写信向他反映本单位“批林批孔”的情况。少数人…粉碎“四人帮”后成了被清查的对象。2月11日，学员的学习小结全部完成，正式宣告结业。2月16日，读书班办公室工作人员最后撤出。第三期，1974年3月14日至7月19日举办。3月14日下午，王洪文、叶剑英、纪登奎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主持开学仪式，分别作了开学动员讲话。7月19日晚结业时，王洪文牵头带领10余名政治局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全体学员和教职员。王洪文主持会议，开场白讲了几句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话后，接着又一次点了学员的名，宣布本期读书班结业。该期读书班学员共计107人，其中在地方工作的57人，在军队工作的50人。地方和军队学员混合编为10个学习小组，共同成立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金祖敏担任，副书记由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孙玉国担任（5月底金祖敏出国访问，孙玉国接任支部书记）。学员中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30人，还有8人以后担任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3人（曹双明、姜福堂、裴怀亮）在解放军实行新军衔制后被授予上将军衔。本期学员中有著名人物邢燕子、尉凤英等，有老红军陈再道、王建安、任思忠等。该期学员进行的工作主要是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第一至第十小组分别去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山东在京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七机械工业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联络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国防科委、总参谋部、公安部。第四期，1975年3月3日至7月4日举办。本期读书班开学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没有人出席，只是由中组部负责人郭玉峰到中央党校向学员传达了本期的学习计划，宣布开学。该期学员共计142人，其中在地方工作的78人，在军队工作的64人，地方学员和军队学员混合编为11个学习小组，中联部的林丽蕴任支部书记。学员中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5人、候补委员11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3人。该期学员的一个特点是增加了更多的老干部，地方学员中有胡耀邦、程子华、吕正操、熊复、周林、谢振华（谢是军队干部，但以地方三结合干部身份入学）等，军队学员中有陈士榘、张翼翔、吴烈等。著名人物有龙梅、王国藩、王作山、王英洲、郝建秀、徐建春、褚惠芬等。以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顾秀莲、热地，荣获上将军衔的万海峰、李希林、隋明太等人也都是本期学员，可谓新老共济，人物荟萃。该期学员参加工作的单位共8个，有第七机械工业部、商业部、交通部、国防科委、对外贸易部、解放军工程兵、中国科学院、铁道部（其中三个部同时进入了两个组），工作内容主要是搞调查研究。7月4日，该期读书班结业。当晚…邓小平的讲话，后来在编入《邓小平文选》时，加上了题目《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在听两篇文章的辅导报告大会上(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胡耀邦竟然在100多人的大教室里睡着了。 我们总政干部部的同志，在考察部队学员对待这两篇文章的态度上，是非界限十分明确，凡是为姚、张谬论摇旗呐喊的，就认为有问题。比如，某军区有一个炮兵师副师长，在小组讨论中大讲部队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后来又到读书班全体大会上鼓吹，意图以此为姚、张的文章提供“论据”。不久这个人所在军区呈报要破格提拔他，我们以他在读书班表现不好为由，向领导建议否定了对他的提拔使用。又如成都军区某部一个副指导员，因在“批林批孔”中有点名气，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在读书班全体学员大会上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法权”为借口，把解放军说得一团漆黑，到处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土围子”，影响很坏。我和总政干部部的干事甘霖、尹凤歧会后分别听取了部队学员中一些同志的反映，大家一致认为他的发言近乎反动。后来我们三人署名向总政治部领导作了专题报告，并向成都军区通报了情况。 ———— ———— 1973年4月30日主席要身边工作人员找梁章钜辑录的《楹联丛话》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徐说当时主席书库里藏放的《楹联丛话》字比较小，就到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借来一部。这部《楹联丛话》是道光庚子（1840年）春刻，线装本，1函4册。书送给主席之后，他老人家一直放在游泳池住地的书房里。后来，他老人家在病中还时常翻阅。1979年2月7日，这部《楹联丛话》随着其他许多的书籍一起退还给原单位。 ———— ———— 1973年[5月?]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送审稿，中央未转发)引用： 共产党不能搞车轮战，逼供信，要让人家睡好觉再审讯。 在公安部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的指示(1962年3月22日)，自1976年12月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刑事政策讲义(讨论稿)》，并可见于《中共新县党史资料 第3辑》、《安微省人事考试辅导教材 法律基础知识与公安业务知识》，为1962年3月22日听谢富治汪东兴汇报公安工作时的指示。 ———— ———— 1973年5月空军党委四届五次会议后期毛主席在他的住地询问空军会议情况后，交代李德生 你到南京去一下，听说许世友同志天天喝很多酒，酒喝多了伤肝，你劝劝许世友同志，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李德生见许时说：主席是专门要我来劝你的，希望你以后少喝酒，更不要喝闷酒……主席说，你是斗不过他们的。许当时因给林彪信的问题喝闷酒。据尹家民《“文革”时期毛泽东对许世友的特别关照》(《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5月初毛主席派李德生、韩先楚到南京来做许世友的工作：你与林彪是一般工作关系，不了解，最多是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 ———— ———— 1973年5月4日，毛泽东接见李德生韩先楚时说： “路线出感情，你[注：韩]和许世友同志对我还是有感情的。过去的事算了，以《国际歌》为界。” 你们俩大老粗，不民主。民主集中制还要不要了？还是要讲团结，要多团结些人。 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李文卿《近看许世友》。据尹家民《“文革”时期毛泽东对许世友的特别关照》(《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5月初毛主席派李德生、韩先楚到南京来做许世友的工作：你与林彪是一般工作关系，不了解，最多是上当受骗，不要上纲上线。 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说：毛泽东要韩先楚、李德生去南京继续做许世友的工作，让他做个检讨。并问：你们两人谁的资格老？李德生回答说，韩司令的资格老。…在这次谈话中，韩先楚还向毛泽东反映他想调动一下的思想。毛泽东当时表示不同意，并鼓励他好好工作。 李德生5月11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和韩先楚同志5月5日同机飞到南京，晚上向许世友同志传达了毛主席5月4日的指示，韩先作检讨，许世友不通。 ———— ———— 1973年5月20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传达 [九大]这个报告写好后，给了林彪要他改，他不改，主席说”你不改，我改“，亲自加了很多重要段落。要林彪签字，林彪搞了两面派，他勉强到会上念了念，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 主席说过：”九·一三事件是个界限。上贼船陷得深的，觉悟了改了就好“。 [十大]按主席指示，争取热天开。 主席讲：计划到现在还没有走向正规[轨]，项目搞得太多。中央计划项目275个亿，应当留百分之二十给下边，否则他们就要向上挤人力、物力、财力。两个积极性是我们提倡的，要把项目弄清楚，不然有些项目上不去。压缩计划项目，要同下边商量，不能把不应砍掉的也砍掉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河北某部传达材料之一 ———— ———— 1973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说 修改中要执行主席多次提出的: 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赞成“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党章中不要写人名。 要改正主席说的: 原总纲中逻辑性不强 主席有许多新的重要指示，如 ”不称霸“ 等，最好也能够写上去。 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河北某部传达材料之五 ———— ———— 1973年5月21日叶剑英在军委直属全体会议上传达并解释 主席说过，如果孔夫子到现在还活着，胡子就长到脚跟了。人只生不死，地球就装不下了。 另外，主席提出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前两个好理解，后一个有的同志说”不称霸“就是我们不做超级大国。这样讲是对的，但不完全，同时也要认识到，个人在党内也不要称霸，国家不称霸，我们个人也不称霸。我们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有些人、有的一二把手就搞一言堂，谁的话都不听，就是听他的，不民主，这不是称霸？这种作风如不改正，给党的事业将会造成大的损失。 主席还有一句话，要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搞好，才能把根据地搞好。因为要革命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做中国帮助他们，正因为此，帝国主义天天要阴谋侵略我们，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因此，我们内部要团结好，把我们自己各个战线的工作做好。老年要努力多搞几年，在工作岗位上不能排挤中、青，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要把各国全世界都考虑一下，看我们如何把历史任务交代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撵旧人。世界的文明史就是这样，一浪一浪地推展出去，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叶剑英讲话，河北某部传达材料之四 ———— ———— 1973年5月24日毛主席在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19日关于周伯萍在雅典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处理的报告及所附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上 亲笔圈掉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 “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 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伯萍对所犯错误认识“较好”改为 “很好”。 周伯萍《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1964．9-1982．1》书中还说总理见到毛主席这一批示后加批：“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以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改正。”外交部于26日发出了第三次通报，使“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 ———— ———— 1973年5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开会时对许的检讨由李德生转呈主席作出批评 毛泽东又当面批评了许：“你的信只写给我，要不要交政治局看？还是给你退回去。” 李文卿传《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年第6期) ———— 一一 1973年5月25日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而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红楼梦》的作者，是生在康熙、雍正之后的曹雪芹。在雍正年代他是受整的，抄家了的。他这个书写了八十回吧，续是高鹗写的，没有按照曹雪芹的思想。原来预先判定的《红楼梦》的大概，最后四十回是没有按照那条做的。虽然笔法写了不少，但思想没有一致。 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 一一 ———— 1973年5月25日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26日传达） 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各级领导回去不能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生产当然要抓，但要注意路线问题。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生产就搞不好。 [周:(主席)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包括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一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 [周：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党(现在)这一段历史应该研究、总结。要有知识。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并见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周:(主席)引用《汉书·东方朔传》的一段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提出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水不能太清，太清鱼就藏身不住了。水清无鱼，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周:因此宣布解放13名老干部] 总参谋部第三部是曾希圣最早搞起来的。他在三部做过很有益的工作，很有成绩。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功大于过。现在他死了，应该全面地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 [以上除另标的，据周继强王太岳《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纪实》、谭宗级《周恩来与党的十大》，《国史参考资料》1993年第3期] 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 要注意培养青年干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 杨继绳记录的传达稿：毛澤東5月25日的講話。新華社傳達時我記了一些，我這裏將《毛澤東年譜》裏沒有的內容作上介紹：毛說： 「即使路線對了，多數人不同意，你還得服從。」「要堅持原則，但事物不可能是純的。東方朔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人是有缺點的。」毛說：「如果自己正確，被人家搞下來，你就安心讀書。」周恩來傳達這句話後說：「主席幾上幾下，從不介意，十分感人。」 毛說：「老中青班子，老年中年要幫助青年。」這是針對老幹部對造反派的態度。毛還說：「只注意生產，不注意路線不對，要注意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中的問題。」「你滿腦子生產，我滿腦子路線，生產固然重要。」這是對華國鋒說的，毛要求華國鋒「要學一點歷史。」「普通黨員也要注意路線。」 (党章修改)1，現在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2，不贊成「三個里程碑」的說法；3，黨章不要寫人名。 [据杨继绳的记录稿：1973年6月7日新華社天津分社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本書作者筆記本] 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 [注：这一句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可能是概括] 会议期间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会前关于计划的指示： 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还没有走上轨道； 搞计划要依靠地方，以省市自治区为主； 要把协作区搞起来，一旦有事好办； 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不要光抓生产，不注意抓上层建筑，不抓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不那么巩固。]要批评孔子。 [据《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内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会上批判了条条专政。"走上轨道"《陈云年谱》作“走上正轨”。] 谈到批林整风问题时，毛泽东说：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以前就是有错误，允许改正，犯过错误的，应该向党说清楚。今天不认识，可以等待明天，明天不认识，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的，只要自己承认了，允许改。人要能上能下，我们的人就只能上不能下。我就是多次又上又下， 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能够得到机会读书。即使不是自己犯了错误而是被错怪了的，那也要安心读书，得机会嘛。 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样说。把刘少奇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这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一面要坚持原则，一面水又不可太清。一点错误也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哪有那么清的，水至清则无鱼。 谈到历史上的托派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要忙于叫他们写东西，他们不愿意写拉倒，也不要叫他们改造思想。刘仁静那么大年纪，他怎么改啊？他不改拉倒。郑超麟出来了，他说他的思想不能改，不能改很好嘛，你写点东西好。有的，如杜畏之，态度比较好一些，写点材料，讲托派怎么发展。但对他本人并不需要他检讨什么。他自觉地要检讨，并不是我们要的， 那不管了。 谈到学习历史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不仅中国史、世界史，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小说史也要懂一点。从乌龟壳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读《红楼梦》，不读五遍，根本不要发言，因为你不能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红楼梦》的作者，是生在康熙、雍正之后的曹雪芹。在雍正年代他家是受整的，抄了家的。 [以上据《毛泽东年谱》]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说，周传达了主席关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指示。主席在指示中批判孔丘，肯定秦始皇] 【仅供参考：朱仲丽引王震听周恩来传达记录稿说：毛主席说，稼祥同志极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他和张闻天不一样。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是××[王力?]在外喧出来的嘛，是××[王力?]搞的嘛，稼祥只提了一些意见。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见与《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189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认为是主席收到王稼祥来信后说的。】 【待查：上海人民出版社运动办《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罪行材料续编》引胡孟杰柳肇瑞1977年2月7日揭发说”朱永嘉说，毛主席讲过，优选法可以讲，但搞生产主要不是靠这些东西。“】 【仅供参考：韩刚《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认为可能就是在5月25日(或3月1日等)毛主席讲到。我这一辈子就是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据吴旭君说是在72年会见尼克松后，据张玉凤回忆是在73年中南海游泳池召开的政治局会上]，并从主席1976年6月病状和华国锋的否定，认为主席6月不太可能讲过“只有天知道”等等一段。但韩刚又认为1976年1月13日还是可能讲过的。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作了详细批驳。鉴于韩刚所存，以及引者本人所存的传抄稿说听者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王海容等，华国锋已否认，王海容当时已靠边站，故引者认为是《总理遗嘱》一类谣言可能性较大（“独善斋主”的日记照片显示1976年4月7日即抄到此条所谓“毛主席接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吴德、王海蓉时的讲话”时间为“1976年1月12日”）。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载姚文元女儿三三阅读郑重书初稿时旁批“我问过父亲这段话，他明确表示他没有听到过主席讲这一段话。”姚文元秘书胡鼎君批注“我也怀疑”。郭建波《对毛泽东去世前所做两件大事谈话考证》引周新城2012年9月6日给李慎明邮件：“当代所的同志说，这个材料还不能落实。华国锋给中央写的材料，说他没有听毛主席说过；毛远新给中央写材料，也说毛主席没有说过这段话”。还可参考余汝信、曾鸣《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 项观奇《项观奇：“毛主席关于两件事谈话”真伪考》：”毛远新来电纪录：9月15日晚23点22分，李实同志（远新自称[注:据丁洪章《毛远新的这些年》，1965年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毕业前到农村搞半年四清，在北京向主席告别时，主席说：“你那个名字很招人注意，还是换一个吧。”“就叫李实吧。”]）来电话。对我9月信中询问到底有没有所谓毛主席关于自己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毛遠新同志給予了極為有說服力的可靠的答覆。毛远新同志明确地不止一遍地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主席这样说过。毛远新同志对我信中所附的传抄稿，提出了他的看法。毛远新同志说，主席从来不说“我”做了什么，而是说党做了什么。就毛远新同志听到的，一个是说过，我们党替国民党领导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再一个是说过，我们党领导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远新同志解释说，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只是民主革命任务中的一个部份。同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从合作化，到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一步步做的，从经济领域的改造，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造，到文化大革命，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于传抄稿中写的是一月，但是，有华国锋在，这不对，那时，他还没在这个位置上。有王海容在，也不对，因为这时主席已经请他们（和唐闻生）走了，把我叫了来。如果是6月，也不可能，因为这时主席说话已经很不清晰。像这样的谈话，例如“古来稀”等用语，是不可能听清楚的，必须有手写稿。但这不是手写稿。因此，毛远新同志最后强调，他没有听主席说过，如果说有，一定要有手稿。不然不能以此为据。远新同志多次问我懂了他讲的意思了吗？我表示明白了。谈话至11点48分结束。我立即打下这个谈话。留作档案。2016年9月16日0点30分“ ”为了核实“谈话”，我还寻访过其它一些同志。例如：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同志还健在。我于2015年9月，在上海，访问了萧木同志。我询问他当年有没有听王洪文说过这个“谈话”，萧木同志肯定地说，没有听王洪文说过。当然，萧木同志也说，这不能简单等同王洪文没有听过这个“谈话”，因为王洪文并不是每次见到主席后都会把谈话内容告诉他。我也曾于2015年9月，在上海，当面问过我的老师朱永嘉同志，是否在当时听说过主席有这个“谈话”。他明确说没有，是后来很晚才听说的。以当时他的重要地位和与北京高层的密切关系，这也可供参考。“】 [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会议拥护经毛主席审定的《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 根据毛主席提议，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工作，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据《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与党的十大》在8月20日选举准备委员会上周恩来根据毛主席指示强调了提拔新生力量的意义，还说主席说政治报告“最好写个五千字的报告”；主席常说“能上能下”，我们要做这个工作，九大本来就是这个目的，后头被林在九届二中一闹妨碍，现在应该加紧进行；主席说：今后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都要三四十岁的人多一点才好。] ———— ———— 1973年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传达解释 总理：中央政治局到主席那里汇报，主席有指示，现在把主席提出的几个问题告诉大家，这不是主席指示的全部，是有关部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不那么连贯。 第一、批林彪问题。 主席看了几个材料，军事路线问题。辽沈战役那是一目了然，参加过作战的同志都很容易了解。辽沈、平津战役，林彪有很多错误，经过主席的斗争，最后他按主席的指示改了，就不再提了。还有一些黑笔记，这次选印了五个文件，我们大家都看了，内容完全见不得人。这是最近搞出来的，现在知道六一年起，林彪就反主席、反党。这个笔记经秘书鉴别，有的是叶群记的，有林彪亲笔写的三件，有林立果旁记的。叶群记显然也是林彪说的。他反党反毛主席，由来已久，立场极其反动，没有“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够反革命了。这些材料是最近才发现的，以前给王良恩搞乱了，最近才整理出来。 林彪的家不像个样子，他的哲学就是说假话、两面派，他在家也说假话，他就是这样教育他的妻子和子女。林立衡开始写了很多东西，当时觉得很不可信，现在以林彪的笔记这些反动东西看，林立衡讲的那些东西还是真实的。从这些材料也可看出他们之间是怎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林彪搞阴谋总是不敢公开，他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只是少数人知道。别看“五七一工程纪要”讲得很凶，真是做起来，他一个推一个。他们在浙江用歼击机搞轰炸预习，林立果也去了，真正干时找不到人了。九月八日他们要陈励耘干，陈讲浙江找不到飞行员，于新野答应从北京派，叫鲁珉亲自干，鲁珉用盐水把眼睛搞红了，住了医院。他们派关光烈在钓鱼台周围看地形，关光烈在钓鱼台不敢下车，怕被哨兵发现，吓得要命，说明他们也胆怯。他们找关光烈调人攻打钓鱼台，关光烈说不行，调一个班都要经过主席批准。其实他不敢干，邪不压正，因为是阴谋，见不得人，搞阴谋不可能一下子就暴露，但总要暴露。 我们的党、红军有光荣传统。从井冈山到现在，经过五十多年的锻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一点要讲清楚。“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派德生同志去空军坐阵指挥，还不照样指挥！当时王飞这些死党都在，他们不敢动。死心塌地跟着林彪干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只要问题一揭露，就会听主席的，所以主席讲，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九·一三”事件前，主席到南方视察，找几个大军区的同志吹风，给他们打招呼，给人一说，有的同志就过来了。广东就是一例，他们向几千个干部传达了，这很好嘛！下边的同志有了思想准备，主席的谈话是一条界线，主席打了招呼，站过来就好，顾同舟、卜占亚、刘丰听了主席的谈话以后给林彪通消息，还站在林彪一边干坏事。陷进去的一定要揭发，一是自己有错误的要向党说清楚，犯了错误允许改正，上了贼船的允许下贼船，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这是主席的一贯政策。刘子厚就是一个例子。林彪的黑笔记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骂了，说了很多黑话，这些黑材料有些看不懂，不是天书也不是半天书。 第二、主席说，他一般相信[总参]三部的材料,二部的材料不大可靠。总理说，今天借机会宣布为曾希圣同志恢复名誉，他已经死了。当时他死的时候不好公布，他是研究三部材料的，临死前，写了几份材料，关于侦听破译方面的建议，思路还是对的，但技术还是靠老办法，现在发展到了电子计算的时代了。他有错误，但功大于过。刘少奇是要把他置于死地，柯老、邓小平同志当时都保过他，我也保他，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想把他搞掉。 主席说：窃听的不要搞了，搞这个往往容易上当。我们打胜仗不是靠窃听的，正确路线也不是靠窃听的，我们是靠无产阶级专政、靠群众靠路线，不靠这个吃饭。公开取消好不好？公安部与吴德同志研究一下，公开取消有好处。最近国外来人不少，肯定有特务，但不靠窃听器，靠广大群众来解决。尼克松搞了个水门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尼克松访华时，罗杰斯和姬鹏飞同志谈判时，美方代表装在衣兜里的窃听器响起来了，我方代表宣布，请他们拿出来，公开放在桌子上，他们当场出丑，说是同尼克松联系用的。另外，你搞窃听器，敌人就会专门搞假的给你听，容易上当。我们准备公开取消，统统取掉。 第三、主席说：有人说黑龙江的形势现在还不好，我看总比潘复生时代好嘛！大庆就搞得不错嘛！ 第四、主席在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有的同志对此不理解，我们要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主席说：”即使是路线对了，有时也处于少数，如果多数不同意，也只能服从。“总理说，主席多次上下，我们也要能上能下，主席最讲纪律，在江西宁都，我同主席分手时，主席说，前方需要我时，告诉我，我还回来。这话我始终不会忘的。主席过去时被错误路线排挤打击地，在”一大“时是组织部长，不是中央委员；”二大“主席未参加；”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四大“未选；”五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八·七“会议上，但不久被瞿秋白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地资格，传到江西传错了，说是开除了党籍，结果党代表不能当了，只能当师长；”六大“是政治局委员，但王明路线统治，实际上四年不让参加中央会议。李立三路线时李立三要抓军队，要在上海搞红军总政治部，要调毛主席当总政治部主任，那不是发疯啦！主席当时提出条件，要以刘伯承、恽代英同志代替主席的工作，后来没有调。第三国际布哈林提出，要把朱、毛调离红军，还讲什么”把他们留下再搞武装斗争，会把最后一只母鸡都吃掉“。主席几次上下，从不介意，非常感人。主席说，受排挤也要经得住，上下多了反而有时间读书，大的运动是总路线斗争，具体路线还很多。如果自己正确了，可以安心读书。现在我们各级老、中、青领导班子中，老的要帮助青年人，老中也有框框，青年人也要有思想准备，可能被老年排挤，不要怕垮，垮了再起来嘛！如果即使不是自己犯错误，被排挤下去，你也要利用时间抓紧读书，要经得住考验。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怎么能这么说呢？打倒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就是伟大的胜利。大的洪流总是夹带点泥沙，有一点损失，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看主流。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同志受冲击，要正确对待，要能上能下。主席讲过多次，语重心长，对我们教育很大。叶剑英同志也听过多次，他也是能上能下的，过去多次下去，”九·一三“事件后才上来的嘛！ 第五、主席说，第十次路线斗争还没有结束，是长期的，有些人的问题，要等待他们觉悟，莫急。 主席还说了一个关于托派的问题。有二十多个人，都把他们放出来。这些人年纪那么大，不用他们写检讨，有的人要他们写点历史材料，如托派是如何发展的，能写也好，不写不勉强。郑超麟坚持不改，刘仁静不承认，彭述之说他可以写材料，杜畏之还好。不低头的也不要着急，让他们写文章，放出来，不要关了。 第六、主席又谈到路线问题，我们的同志不要光抓生产，要注意路线，注意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主席在巡视期间和华国锋同志的谈话，华国锋汇报了很多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当时参加的有刘兴元、卜占亚、韦国清等同志。主席说你满脑子农业方面的问题，农业当然重要，我想的是路线问题。主席讲了之后，华国锋同志开了窍。虽然开了窍，但卜占亚搞鬼他还不知道。后来还是湖南来人，主席听到情况，觉得不对头，才发现了。主席说：卜占亚在湖南不能工作，到别处去工作，我们还想在“十大“前分配他的工作，在湖南不适合了换个地方，这是主席的政策。不把路线抓好，没有正确的路线哪能发动群众。我们是靠正确的政治路线进行领导的，要强调路线，路线决定一切。 第七、主席说，全国形势好，总比刘少奇、林彪捣乱时好嘛！主席要求政治局委员要懂得一点历史、哲学史、政治经济史、近代史、小说史。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也要懂得点历史，广东省委请杨荣国教授讲历史，杨是尊法，他批判郭沫若的尊孔思想，郭老是尊孔的，你们两位是对立的。（总理要孔石泉同志把杨荣国讲的历史送来一本。）郭老的《十批判书》主席看了五遍，主席说甲骨文的发现对研究奴隶社会有很大贡献，但郭老尊孔是不对的。孔子是维护奴隶主利益的，荀子是维护封建阶级利益的。 主席说：一面要坚持原则，一面也不要那么纯，事物哪有那么纯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不犯一点错误是没有的。 春桥同志说：要看点小说。主席说中国小说《红楼梦》艺术性、政治性强。《红楼梦》至少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不看五遍弄不清阶级关系。曹雪芹是河北丰润人，是吴德同志的老乡，曹在雍正时被抄家。《红楼梦》最后四十回是高鹗写的，没有曹的思想，文章笔调一致的。满清入关后，曹家村为汉八旗，曹雪芹是汉八旗八大家之一。 姚文元同志讲：主席经常讲上层建筑要重视，生产力、生产关系，马列主义的党不搞上层建筑不行。要学会识别正确和错误、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要学会辨别各种学派，不但领导干部是这样，普通共产党员也要注意路线，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主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共产主义都要总结。要读点书，现在读大[古?]书的不多了，我们正处于承上启下，还能读一些。要提倡讲普通话，要简化文字。现在把关于文字语言各派都请到北京，赵元任把汉字简化到一千九百个字，如流水的流，姓刘的刘，留下的留，都是同音异意。最近又来位日本人，也是研究文字改革的。 总理说：文字改革不能太复杂，简化字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要提倡认真读书，提出普通话。 军工生产要抓，定了型的要成批生产，我们对军工生产要做自我批评。林彪要抓军工生产，他说地方搞不好。我同意把几个军工部划到军委，他都给搞乱了。常规武器受到破坏，尖端武器也受到影响。现在要搞好，地方可以参加搞。上海搞的卫星有可能成功，别的地方有本事的也可以搞尖端。 主席说，我们的尖端武器还是试验阶段，不搞大批生产，我们用核试验来打破他们核垄断。 周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河北某部传达材料之二。”大庆就搞得不错嘛“在光明日报1976年12月4日文章《大庆红旗高高飘扬》中作”大庆搞得好“。《毛泽东读书集成 第220卷》摘刘世德《曹雪芹祖籍辩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3月版说毛泽东1973年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谈话提到“曹雪芹就是你们丰润人。”可能就是在此前政治局会议上讲的。 ———— ————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27日传达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1973年6月3日刘兴元传达会议精神） (刘兴元说：我们传达是根据记录讲的，不完整，也不是主席的原话，中间有些是总理解释主席的话，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总理的，没有完全分得很清楚，不一定讲得准确，可能有遗漏) 第一、要剥掉林贼那个所谓“常胜将军”的画皮。这次会议上印发了辽沈、平津两个战役的材料，主席讲：一看就清楚了，参加两个战役的人很多，不是林彪一个人说了算。总理说：他最后还是不得不按照主席的指示执行。因此，主席以后也就没有再提它了，主席对人，一贯是很宽厚的。这次会上还印发了林彪、叶群的五本笔记本，里面有很多黑话，是见不得人的。看了林彪的反动思想是由来已久。笔记本中有些黑话看不懂，有些话现在还看不出是什么意思。有些是林彪写的，有些是叶群写的，有些是林立果新添的，这些笔记是经过林彪办公室的秘书鉴定过的，证明是他们的笔迹，这是林彪反革命的铁证。从笔记本中看出，林彪在61年前就是反毛主席的，反共反革命。林彪搞反革命，搞阴谋，光这些笔记本为罪证，就已经很充分了。林彪一伙，相互说假话，他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得很凶，真正干起来，却一个推一个。比如说：他们阴谋轰炸毛主席坐的专车，找不到驾驶员，林立果叫王维国干，王问有无轰炸机，林立果说，“上海没有，北京有”，谁担任驾驶员，王维国又推鲁珉去，结果鲁珉就把眼睛弄坏了。他们搞阴谋，说明他们邪不压正。毛主席对犯错误的人，总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广州搞得很好，向几千干部吹了风。应该以“9·13”划一条线，以前的改了就好，“9·13”以后，如仍不改就不好了，问题就严重了。上贼船的还可以下来，一时想不通的还可以等待，犯了错误允许改正。所发的林彪、叶群的五本笔记，看出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都骂完了。什么“废话”、“重复废话”、“解释废话”、“没有超出废话的”等等，说明林彪早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了。他们的反革命由来已久，必须剥掉他们画皮。 第二、要给曾希圣同志恢复名誉。主席说：我相信总参三部的材料，总参三部最早是曾希圣同志搞起来的，曾在总参三部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死在301医院，当时红卫兵冲击他，临死前还送给我几份材料，讲的问题虽然有些跟不上形势，但他的思想是对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想整他，没有整倒，因为一是柯庆施同志保他，二是邓小平同志保他，曾希圣同志也有一些错误，受到群众的冲击，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功大于过，应当全面地看，历史地看，应该给他恢复名誉。当时刘少奇搞得很凶，总理也不好说话。 第三、肃反问题，主席说，反对阶级敌人、反对间谍特务的斗争，要依靠群众，依靠党的正确路线，不要依靠窃听器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靠不住，容易上当。我们党一贯是走群众路线的，不靠单纯的技术设备。美国的水门事件，尼克松被动得要死。 第四、黑龙江问题，毛主席讲，有人说黑龙江搞得不好，现在不是搞得很好吗，大庆油田不是搞得很好吗。潘复生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不能说出了个潘复生就说是黑龙江省不好，不能因此就否定黑龙江的工作，要把潘复生和黑龙江的广大干部、群众区别开来。 第五、毛主席说，干部要能上能下，不论党内职务或行政职务。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要好好学习，信中讲跌了几跤之后，那一段要正确理解。总理解释说，主席不是自己跌倒的，而是被人推倒的，主席说是用过去的经验来教育我们的。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主席是几次受过打击、排挤的。叶剑英同志是能上能下的，“9·13”以后才出来工作的嘛！是经得起考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刘少奇、林彪打倒了，这是大局。十次路线斗争还没有结束，有些问题还没有弄清楚，要经得起考验，要能上能下。一个大的群众运动总会伤一些人们，干部不要怕垮，垮了再起来嘛，干部问题还是要搞老、中、青三结合。会上反映解放干部慢，官复原职等问题，主席讲，这不是什么原则吧！官复原职不是个原则。[在西南组讨论时，总理、春桥说：主席讲，就一点讲(实质?），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的一个国务副总理（唐绍仪）可以下去当县长。] 第六、关于托派问题。现在有二十多个托派分子，把他们释放出来了。叫他们写个材料，不是为了整他们，而是要让人们了解托派在中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有的愿意写，有的不愿意写。杜畏之写了一点，刘仁静就不愿写，他说他是被托派开除的。他们的思想已经僵硬了，不写就算了，反正还是给饭吃。 第七、要重视抓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各级领导同志不能只注意生产，而忽视抓路线。生产当然要抓，更要注意抓路线问题。主席巡视南方时，和华国锋同志谈话，华国锋同志谈的是农业生产。主席说，我想的和你想的不一样，我想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数字(学?)问题，我们还是谈谈路线问题吧！政治与业务关系，要政治挂帅，政治领先，生产当然要抓，不问政治是不行的。上层建筑搞不好，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也是搞不好的，要处理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目前全国总的形势是好的，总比刘少奇、林彪那个时候好嘛。 第八、要认真看书学习。主席要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郭老写的《十批判书》主席看了五遍，主席说那本书，有些是对的，有的不对，其中有尊孔思想，认为孔老二是封建社会的“开山”，这是错误的。广东中山大学的教师杨荣国就反对，郭老作了自我批评，实际孔老二是奴隶社会的尾巴。主席说，中国有各色各样的小说，《红楼梦》这本书就不错，艺术性很高，不读五遍就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阶级关系，作者曹雪芹是“汉八旗”之一，他家是被抄过家的，他写这本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要有看书学习的风气，要学点历史、哲学，看些小说，学习世界哲学史，对中国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就是说从文字开始到现在的历史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姚文元同志插话说，不仅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也都要认真看书学习，学历史，学哲学，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 第九、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主席说坚持原则是肯定的，但不能没有灵活性，水不可太清，太清鱼就死了，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化学提纯，即使提到百分之九九九九——百分之〇〇〇几还是有杂质的，真空也是如此。绝对的纯是没有的，我们党也是如此，我们是力求纯。纯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姚文元同志插话，主席讲要重视上层建筑，要注意抓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干部党员都要懂得路线，辨别路线是非。）主席说，文字改革不要搞得太复杂，主要是推广普通话，不推广普通话，改革文字也不行。总理说，有些字是否一字多用，也是有限度的，要慎重考虑。如姓刘的刘，流水的流，留下的留，总不能都用一个字，你把“长江滚滚流”的“流”写成留下的“留”，长江水不走了，四川就不是要被淹没了么。但有些字是可通用的，要研究。文字是要改革的，首先是推广普通话。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话，不要大汉族主义，一定要学地方话。总理说，他在广东的时候不久，现在还会讲几句广东话。（总理批评我（刘兴元）多次，你在广州工作多年，还没有学会广东话。） 第十、军工生产要认真抓。林彪攻击我们军工生产没有搞好，从二机部到七机部都没有搞好，要求给他们管，结果是他和黄、吴、叶、李、邱破坏得很厉害，我们一定要[把]林彪一伙的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主席说，尖端是要搞的，超级大国搞核威胁，为了打破他们的核垄断，我们要搞尖端，但我们始终是试验性的，我们要大抓，加快步伐，常规武器定了型的，就[不]要迟于投产。 毛主席说：“下面有一种倾向，喜欢整小萝卜头，不要去整那些小萝卜头，他们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要搞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不要搞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不要搞层层站队。” [现在有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毛主席讲，就一点说，还不如国民党，国民党的一个国务副总理（唐仪）可以下去当县长。 周恩来25日提及毛主席指示（1973年6月24日李大章传达会议精神和指示） 希望大家对计划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再尖锐的批评我们也受得了，主席提出：有意见向我们提出，有炮当面放，不要回去放。1971年在北京开计划会议时，湖北、上海放得很好，只是没有注意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周恩来31日提及毛主席指示（1973年6月24日李大章传达会议精神和指示） 关于计划、体制，总是要搞协作区。毛主席说：各个地区都要建立独立的，各有特长的工业体系。首先是搞协作区，然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可搞自己的独立的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传达记录稿。《戚本禹回忆录》说：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经提到过他。说他能上能下，他不当总理后，又去了广中山县当县长，还把中山县搞成了一个模范县。毛主席说，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绍仪，只能上不能下？！ ———— ———— 1973年6月5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讲到林彪时说 他(林)就是只搞游击战，希望你们把美国人拖住。我就希望你们搞运动战，能歼灭敌人一部分。 据《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毛主席还说到“整个越南是越南人民的，不是越南反动派的，更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中国党都要感谢你们，你们打败了美国。” ———— ———— 1973年6月8日李德生在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全体会议上传达解释 毛主席说江渭清也不那么清，大事没有小事还有的。 主席讲，以前在政治局开会，谈不到现在这样深。现在感到政治局开会多了，谈的深了，好谈了。从全党看比那时更高了。 几个省区都到中央，在中央领导下解决，国家四机部、六机部，军委有海军空军、诸兵种，都在中央领导下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海军八个月，二炮九个月，总参最近准备开，主席讲，六月份以前总是要解决一下。 《6月8日下午军区党委扩大会全体会议上李德生同志讲话》，河北某部传达材料之八 ———— ———— [待核查]1973年6月中下旬乔冠华称姬鹏飞外交部党组会传达，章含之回忆 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 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书中还载主席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载王海容汇报说姬鹏飞访问英法伊朗巴基斯坦是“空手而归”时主席批评“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得不偿失” ———— ———— 1973年6月10日中央转发李庆霖来信和毛主席4月25日的复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李信略，中发[1973]21号文件，可见于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毛主席圈阅了8月4日的中发[1973]30号文件（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张玉钟《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给毛主席的一些情况》说，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转来消息即毛主席对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入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 王云集《揭发交代李庆霖同我有关的罪行》(转自黄志雄《知青家长李庆霖》)说：“73年知青会议后，周刚毅(省委常委)有一次在他家对我说：毛主席讲，李庆霖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参加十大；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吸收入党；没有入党要求，参加四届人大。”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载：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主席73年12月15日(全文另行整理)说：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 ———— 1973年6月16日中发[1973]22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上 毛主席已圈阅。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1973年3月12日中发[1973]15号文件总结了政治局组织领导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批林整风汇报会，提到西安空军通信学校等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借用力量”、黑据点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以我为核心站队划线，对反对过他们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打击；大搞阴谋诡计，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私设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组”制造黑材料，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1973年3月18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除新疆外)派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领导小组5月18日报告称，“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梁璞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王、曹、邝、梁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九·一三’以后，他们仍然不向党交心，捂盖子，保自己。”“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空军党委常委是烂掉了。“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吴法宪老婆）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6月16日中发[1973]22号文件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他们在空军的罪行有：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犯狂向党进攻。六、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是“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策动“北兵南调””。5月20日经毛主席、中共中央批准，军委任命空军新的领导班子，马宁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为空军政委，张廷发、成钧、邹炎、张积慧、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为空军副司令员，高厚良为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杜玉福为空军副政委，梁璞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 ———— 1973年6月19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史记·汲郑列传》、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姜义华《历史变迁与历史学》称：”1973年6月，毛泽东又将《史记·汲郑列传》大字本批给周恩来阅读。汲黯为治“在无为而已，宏大体，不拘法”，为社稷之臣；郑庄推荐贤才丞吏，“常以为贤于已，“哺人之善音”，进之上，唯恐后”。这和批评周恩来“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正相呼应，亦是为提拨王洪文为接班人，而要周恩来全力予以支持作舆论准备。“朱永嘉认为”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贫一贱，交情乃见“，”是要周恩来放手提拔年轻干部，同时要关心和帮助在文革中被罢黜的老干部，其中有让邓小平复出的意思。“ ———— ———— 1973年6月22日毛主席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谈到 毛主席对特拉奥雷说："拿破仑是1769年生，1821年死的。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害胃溃疡还是胃癌死的，不清楚。" 特拉奥雷告诉毛泽东，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化验了拿破仑的头发，证明是被毒死的。 毛主席问："是不是拿破仑本人的头发？""怎么解释拿破仑长期以来总是胃疼的现象？""是什么人毒他呢？英国人吗？" 随后毛泽东又谈起"拉普拉斯，巴黎大学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对康德的学说大有发展，建立了星云学说，就是说，整个宇宙开始都是云雾状的，后来慢慢凝结，形成火球，变成现在太阳系这个样。"然后又讲："拉普拉斯教过拿破仑的书。现在的一些法国人，把他们的祖宗忘了，我说英国人占领了土伦军港，他们说没有。拿破仑是学炮兵的，他第一次立功就是收复土伦军港。拿破仑就不是法国人，他是科西嘉人，属意大利，刚刚割让给法国没两年，他就变成所谓的法国人了。他很不满意他的父亲投降法国。" 拿破仑，无论怎么样，使后人向他表示学习。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样好一点啊，那个人相当聪明。 罗马法典，他也读过啊。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 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个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不晓得为什么，不论拿破仑也好，希特勒也好，到了俄国就不行了。 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二集》。倒数第二段来自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最后一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1972年1月-1978年12月》。讲话其他部分可以参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年谱》。23日人民日报载毛主席还说：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 ———— 1973年7月(27日之前)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印制大字本的的《史记》中的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传、陆贾传，明确说不要作注释；注释和印制《晋书· 刘元海载记》，《旧五代史·李袭吉传》。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回忆主席让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阅读[《史记》的五篇]；《李袭吉传》是毛泽东要姚文元读的。 《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载1973年12月9日楼适夷给黄源的信：“周说了主席最近叫人读十二人纪传：汉高祖、吕后、萧何（《史记》、《汉书》），刘盆子（《后汉书》），张辽、张郃、吕蒙（《三国志》），谢玄、谢安（《晋书》），李晟、李诉[李愬]、传弈[傅奕]（《唐书》）” 出《史记选》一向为大字本题签的顾廷龙当时不在，后来《张元幹词》也是其他人题写的。《藏书家 下 6-10 合订本》所载林夕文章称乔石1997年1月15日视察上海图书馆时说，毛主席一次指着一本注释本[应该即上述两种]的封面说，这个字不是顾廷龙写的。 ———— ———— 1973年7月4日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给主席的报告提及主席对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审查报告的要求 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 金冲及《毛泽东传》 ———— ———— 纪登奎回忆1973年十大前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主席说： “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 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赵树凯《听纪登奎闲谈人物》 赵树凯说纪登奎回忆，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 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 纪坡民文说“关于毛主席这段话，我听父亲讲过好几次。他打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很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的。意思是，你纪登奎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关于李雪峰不开除党籍的提议。” ———— ———— 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略，见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据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主席把“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改成“免得上老爷们的贼船”。章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孰料，到了毛主席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掉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后来王唐又传达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批评周恩来。 主席讲到“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 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据张贻玖《毛泽东评点唐诗三百首》：”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梁甫吟》]全诗。晚年毛泽东患有眼疾，视力减退，为了读这首诗，他特意让人用一寸大小的楷体字，将全诗抄录在七页十六开的毛边纸上，右上有他画着读过两遍的圈记。在另一本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里，毛泽东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铅笔画着着重线，在函套上也画着读过两遍的大圈。这就是说，七十年代以来，晚年毛泽东对李白的这首诗最少读过四遍“】 ———— ———— 1973年7月5日毛主席在周恩来[3日?]给外交部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7月15日在周恩来报送的“外交部《新情况》153期错误何在”的检查报告上划去“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中的“严厉二字”（周附信:关于我错误的检讨，当另写报告）批示： 检讨不必写了。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宗道一《1973年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始末》，《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5期。并据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港中《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6期总第95期）引《“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下辑。 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港中《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6期总第95期）引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说：“7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开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3日周恩来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司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 ———— ———— 1973年7月17日下午接见杨振宁时的谈话，周恩来周培源陪同接见(节录) 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谈话记录 地点：中南海主席书房 时间：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七日十七点四十五分到十九点十五分 记录人：周培源 （未经主席、总理审阅） 当杨振宁由周培源同志陪同进入毛主席的书房时，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这就是杨振宁博士。 主席：你是物理学家，你对物理有贡献。你年纪还很轻嘛！ 杨振宁（下简称杨）：我今年五十一岁。 周培源（下简称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主席：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 周：这句话表达全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主席：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 周：我没有怎么挨整，就是给我贴了一些大字报。 [主席：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 周：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因为陈伯达是他的后台。 主席：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 （问杨）哥本哈根学派现在怎么样了？ 杨：普朗克提出了能量不是连续的，是分段的看法（周插话：在1900年。），认为光有粒子性。过了两年，他自己以为他这个看法是错的，想推翻。后来证明量子论是对的。 主席：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 杨：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 主席：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问周）坂田现在怎么样？ 周：坂田[昌一]在1970年去世了。今年春天坂田夫人同另一位日本物理学家有山兼孝和有山的夫人一起来我国访问了一个月。他们是应郭老的要求来访的。 主席：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论，还有惠施。但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央呢？]惠施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比如马，是什么马嘛。]公孙龙说过“白马非马”。[马有大马、小马、黑马、]白马，还有[有日本(?)的高头大马、]非洲的斑马，但[是]看不见“马”。[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但看不见“人”。[或者女人是人，也可以，可你是女人吗？所以又看不见“人” 。 我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 杨：在国际上对基本粒子可分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基本粒子有构造，但观察不到；一种认为能观察到。我是搞理论的，不做实验，按照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的看法，我是不全面的。 周：杨先生和李政道在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的原理，后来由中国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实验很难做。 杨：宇称守恒简单地说，就是左右对称。在原子核里头，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守恒的，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 主席：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我是赞成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我们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 周：我们做科学工作也要在主席思想指导下进行，才能取得成果。 杨：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主席：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对周）你的讲话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指1971年周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周：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杨：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主席：上海复旦大学的谈家桢就不赞成你的文章。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吗？ 周：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学生，这个摩尔根不是研究古代社会的那个摩尔根，是个遗传学家。 我们现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教育革命，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虽然进校时程度不齐，但经过三年的努力，教育革命已取得很大成绩。 总理：教育革命刚刚开始。 周：最近组织我们去井冈山去参观学习，我们看到主席当年领导革命斗争的事迹，受到很大的教育。 总理：林彪搞的那些东西，去掉了吗？ 周：都去掉了。 总理：原来的房子都烧掉了。 …[注：这一句看不清，应该是杨或周简短提问]… 总理：恢复得凖确了一些。 杨：周总理，您什么时候认识毛主席的？ 总理：是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间认识的。一九三一年以后就同主席一起工作。 杨：我读到毛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主席：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做斗争，那首诗是在长征快结束时写的。[讲了一个片面，讲不困难的一面，其实里边有很多斗争，跟蒋委员长斗争、跟内部斗争。] 杨：[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原来觉得中国的古诗好，也很喜欢，但觉得过于悲观了，主席的诗很好，特别是有很多的解释。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看不懂，看到注释以后，懂得多一点。 主席：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如《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我就不喜欢那些解释。比如《诗经》，两三千年以来解释很多。最没道理的是对“鱼网之设、鸿则离之”，其中的“鸿”解释不清是什么东西，闻一多还说“鸿”不是鸿鸟，是蛤蟆。 ][我看，过]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诗都不懂了。 [杨：我最喜欢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第一次访问后，回到美国去讲演，有1000多人听，最后我说，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 主席：你的讲话我们印在《参考消息》上了。 ] 杨：美国人来中国，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面貌，大家都很高兴。 主席：不是有个叫约瑟夫·艾尔索普的美国专栏作家吗？[他说现在中国不要紧。]他有一句话：“感谢上帝，中美之间隔着一个太平洋！”难怪克里姆林宫里边的人这样怕中国！[因为俄国与中国缺少一个太平洋。(众笑)] 杨：周总理，您见过勃列日涅夫吗？ 总理：…[注：这一句看不清，应该是讲1964年11月赫鲁晓夫下台不久，周恩来等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纪念仪式。]…我们是去看看新的班子有没有改变。发现没有改。而且比赫鲁晓夫那个班子还坏，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他们讲的话，和赫鲁晓夫讲的一样。 主席：我们中国有大国沙文主义。住在外国的中国人，不学习外文，不同人家结婚。在印度，有几万中国人，就不同印度人结婚。 总理：在印尼有几万中国人。 杨：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很好。苏联压迫少数民族，歧视犹太人。我在苏联就遇到犹太科学家，熟了，他们就同我说，想走[?]的，苏联不愿放，一放，犹太科学家都会走掉。这些我不懂，什么叫修正主义，我看到中国，就了解到苏联比资本主义还坏。苏联的物理学家之间勾心斗角，一点共产主义的气味都没有。 主席：我对俄国不怎么了解。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杨：现在美国也有些改变。近年来黑人运动起了作用。廿年来，有了一些改变。美国人民改变了对中国人民的看法。 总理：美国有…[注：这一句看不清]…怎么样？ 杨：…[注：这一句看不清]… 主席：美国是垄断资本统治一切。 杨：现在的美国比廿世纪初期要好一些，中、小型的资本家多了一些，他们之间有竞争。 主席：还得过些年，以后会有一场革命的。 杨：美国青年吸毒，美国社会不好，青年人没有意气，很堕落。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人，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面貌，对美国的改变有好处。 主席：旧中国有买办、地主、资本家、还有帝国主义，也有秦始皇。 …… [注：原图缺第6、7页，只能看到下面一句] [主席：]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他崇尚法家。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看法是对的，{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立场、观点是}是崇儒反法。比如：我们现在讲物理学，就是法家。法家是前进的嘛！{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我们的社会要发展、要前进。…… 杨：秦始皇对中国是不是有贡献？ 主席：他（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坑儒也不过坑了四百六十人。 … 主席：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我见了柯西金说，你们叫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两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反对教条主义。我那一篇文章，叫《矛盾论》，其中一段叫“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就存在于特殊性之中。Human being(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姓杨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见“人”。] …… ……是比较高的。 总理：郭汉墓是…… [注：第8页剩余部分看不到。杨回忆主席问“对了，你们的领域里，‘理论’和‘思想’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 …… [注：周培源说到以前曾教过杨振宁，现在则要向他学习。] 主席：你现在很落后了吧！ 周：很是落后，后来居上。 杨：我们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 总理：我们要发展，不能抄袭，抄袭就不能发展。 主席：我们要批判地继承。 杨：戴高乐来过中国没有？ 总理：请他来，还没有来，就去世了。 杨：我见到主席发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 主席：…杜勒斯[注：这一句看不清]…以后，都反华。 杨：蓬皮杜是不是今年秋天来访问？ 主席：他来，是为了选举，拉选票。 杨：现在东欧对苏联很不满，好像火山一样要爆发。 主席：我讲个故事：一个苏联母鸡往波兰跑，一个波兰跳蚤往苏联跑，两个在波苏边境上碰到了。跳蚤问母鸡：“苏联这样大，你为什么还要跑到波兰去？”母鸡说：“不行，不行。俄国人要我每天生一个蛋，一年要生三百六十五个蛋，我受不了。”母鸡问跳蚤：“你为什么要到苏联去呢？”跳蚤说：“我听说苏联房子很挤，一间屋子里是要住好多俄国人，所以我到苏联可以有发展余地。” 杨：中国的农业搞得很好，是不是由于中国农民对土地、对农业有感情？我在沙石峪看到农民在石头山上垫土，种粮食，还把它变成水田。中国的果子也很好吃。苏联也有水果，不好吃。从里海到莫斯科都有果树，但是种水果的人对果树没有感情，只是完成任务，所以种不好。是不是这样？ 总理：…[注：这一句看不清]… 杨：在国外，我们听说林彪的事发生时，他的女儿报告了，是这样吗？ 总理：她女儿叫林立衡，她给我们打过电话。她有个发展过程。原来她是以为她的母亲和弟弟林立果不好。她打了电话之后，我们叫军队把她保护起来。后来她知道她父亲也不好。 主席：林立衡现在在哪里？ 总理：现在在空军里边学习。 [杨：我在王家坪看到毛主席和毛岸英的一次谈话的照片。 （杨1972年第二次访华去了延安）] 主席：人太富不好，穷一点好。蒋介石生活高，我们那时候没有薪水，是供给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认识字（总理：百分之九十还包括部队和党员在内）蒋介石有空军，有坦克，有大炮，有三亿多人口，我们只有一亿人。[蒋介石就比较富，我们就是轻武器，他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百把万。 ]他们有陆、海、空军五百万人，被打败了，被俘的高级军官没有一个被杀的。康泽死了，但他是病死的。 杨：毛主席有个电报，督促杜聿明投降，在毛选中我看到了。杜聿明告诉我，国民党同共产党打仗，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我回来发现杜聿明对新中国的认识比我父亲要好。 主席：你代我问他好。 总理：杜聿明的侄子杜斌丞，原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参加民盟，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了。 主席：你去过米脂吗？ 杨：没有。去年我到过延安，因没有时间未去。我去过我出生的地方合肥。合肥变化很大，我小的时候，点一油灯，现在有钢铁厂。 （这时杨正要起立告别） …[注：原件缺第12页]… [主席：感谢你这位自然科学家，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杨：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主席：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据北京大学抄件图片（部分）、[]内并参考 《毛泽东读书集成 第47卷》、奚学瑶《周培源与北大的不解情缘》(《中华儿女》2002年第10期)、陈晋《毛泽东之魂》、《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技部图书馆《毛泽东人生纪实 下》。项星主编《物理学全才 杨振宇的故事》称，主席还问杨“对了，你们的领域里，‘理论’和‘思想’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杨回答后毛主席便和他谈论起这两个词在英文中的含义，想找出它们的细微区别，但最终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杨说“我很喜欢您的诗词，原来也爱读古诗，可是大多都写得很悲观，您的诗就很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在美国演讲中谈中国时，就爱用这两句，这很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主席说：“你的演讲，我们还印到《参考消息》报纸上去了！”；主席告别时还说了“小时候我就想在科学方面作一些贡献，可惜后来没有做到。” 姚文元1975年11月5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说：“主席和杨振宁谈话说，人的认识过程是理论──实践──理论呢？还是实践──理论──实践呢？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应该是记错了，是对李政道说到，后来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基础理论是从应用科学来的，公式是实践──理论──实践，不能倒过来（主席同李政道讲话）。 朱永嘉1973年传达： 周培源问过毛主席对他的文章[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10月6日刊发]有什么看法。毛主席说：你那个文章上海的生物学家谈家桢有不同的意见。 复旦大学政宣组1976年11月《揭发“四人帮”反党罪行材料摘编(一)》，党委陈玉清揭发。谈家桢、赵寿元、庾镇城是复旦理科大批判组成员。 ———— ———— 1973年7月[29日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 主席问：究竟是白皮肤好，还是黄皮肤或黑皮肤好？(在座的人说：各有各的好处。)主席说，“黑的光亮，还是黑的好看”，而且“越黑越好看”。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其他部分可以参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年谱》。 ———— ———— 1973年7月30日中办米士奇向山东学习班传达毛主席29日晚对山东揭批袁升平杨得志错误发言的评价 山东同志是有水平的，譬如董学诚同志的发言，昨天晚上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认为这位年轻人的见解是正确的。 董学诚《回顾与展望——一棵“四人帮好苗子”的自述》。米士奇是王洪文的秘书。 ———— ———— (1973年7月政治局会议上？)在决定党的十大政治报告由谁作的问题上，毛泽东讲述了历史上“刘邦杀白马为盟，非刘氏不王”的故事。并说：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呢? 周家鼎《“天欲坠，赖以柱其间”》，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回忆》（《晚年周恩来》称为姚文元谈十大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时传达）。文章还说，决定由王洪文向大会作政治报告，直到开会前夕，才改由周总理（据《毛泽东年谱》为8月20日）。 张春桥1976年2月6日和于会泳谈话时说：当初搞十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主席曾叫我引恩格斯的一段话：“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 ———— 肖木回忆1973年七八月间主席在报送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稿上的修改：大约写了三四稿，送了三四次。最后回来的一稿上，毛就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那样，用铅笔作了多处修改，包括标点符号。特别是文稿的标题，我们原来写的《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 毛把末尾的“说明”二字划去，加上“报告”，改成了和七、八大一样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同时还在标题下署上了“王洪文”三字。…… 在同一稿上，毛还批了一句话： “反潮流也要说说。” 转自肖木2013年10月3日和郑重的谈话，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 ———— 1973年8月2日会见旧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时谈到病情： [寒暄过后，主席与李振翩谈起了医学，并邀请李振翩为他看病。 …… 毛主席：我的中药就是饭和菜，但是我也提倡中西医合作。 …… 李振翩：我看主席身体很好啊。 ] 主席：“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 汤汉志：“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 主席：“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 [李振翩：汉志是老年病专家。 汤汉志：主席耳朵很好，听话很好吧？ 毛主席：耳朵还可以。 汤汉志：看书看得见吧？ 毛主席：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 汤汉志：是不是好像有一些不清楚。 毛主席：就是那个。 汤汉志：(用手在毛主席眼睛两边比划了一下)左、右两边是不是一样清楚？ 毛主席：比如对你们吧，大局看得清楚，至于细部，我就不能看清了。 （对李振翩）唐朝人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 而齿牙动摇。”这是韩愈《祭十二郎文》里边写的。我到了六十、七十还没有事。 汤汉志：（为主席摸了一下脉）主席很健康，脉平，而且很均匀，不是一跳一跳的。脚也不肿。我看很好。耳朵也听得见，脑筋也很清楚。 毛主席：（摇头）你们都说我好，我是自己不信。 （用手指放在手边沙发扶手上的《诸子新笺》的封皮）这样的大字我还看得清，小字就不行了。 ] 李振翩劝毛主席少看书。 毛主席回答：“我现在横竖不看了。比如……” 这“比如”之后，却是让身旁的王海容给他一本打开的草书字帖过来。王海容递给了他，毛主席很自信他说：“这样的字我就看得清。”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读：“《琵琶行》，这是……”开了头，他没有说下去。 汤汉志：“是不是戴眼镜好？” 毛主席：“不！”。 李振翩：“我们到延安去看了。” 汤汉志：“他们说主席从前住在窑洞里，办公的地方点的是油灯，我们都看到了。” 毛主席仍不答腔，低头认真地辨认着，他非要认出来不可。他终于认出来了：“嗯，这是明朝人董其昌学怀素的几笔草书。怀素是唐朝的和尚，河南人……” [李振翩：你看书不要看太多了吧，可不可以找人念给主席听。 毛主席：找不到人哟。 （用手指担任记录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和咱们比起来，可算是知今不知古。 李振翩：我也不行，现在连字都写不好了，我给主席写信⋯⋯ 毛主席：都收到了。我们的外交部官僚主义，层层上报，结果我到7月26日才看到，你们已经到了外地。 （拍了一下李振翩的手）其实一个电话就行了，何必这样。 李振翩： 52年没有见到主席了。还是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在草场门外聚餐，吃猪肉，还照了一张相。那是1921年，以后就没有见到主席了。在美国听许多朋友信里说主席问到我，我很感激，无论如何要回来看看主席。 毛主席：我记得我们到了北京，接到你一封信，从南京国防部发出的，你那时在从前的国防部工作过吗？（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 李振翩：（摇头）可能是国防部所属的国防医学院。 毛主席：（点头）后来来不及回信，南京就解放了。 李振翩：那是二十多年前了，我那时在国防医学院教书。我很想⋯⋯ 以后我到美国去了，没有再回来。那时候我的信上说有什么命令我可以服从，可我后来去了美国。 汤汉志：小儿麻痹疫苗是他发明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李振翩：毛主席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做些工作。现在我把中医的精华介绍到美国，把美国的医学介绍到中国来，为中美医学交流、人民交流尽一定的责任，做一点工作。 毛主席：那好，那好。 李振翩：好，好，主席说了，我一定努力去做。 …… 李振翩：主席还记得吧，驱逐张敬尧的时候，他们要抓我去枪毙，后来我跑了。 毛主席：（点头）你看嘛，北洋军阀，那些党派，比如研究系、章士钊他们。还有胡适，他从美国回来在北京组织“哲学研究会” ,我跟他见过一面。他那时年轻得很，只有三十几岁。后来我到北京又跟他一个人长谈一次，所以他总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连一次都没有上过他的课，我上的是新闻课，讲课的是邵飘萍。 李振翩：是的呀。我们那个时候搞《湘江评论》，主席还记得吧？（笑） 毛主席：（笑）那时候，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反帝、反军阀的，就是资产阶级观点。 李振翩：（点头）我们那时都不知道，现在主席的思想，我们谁都赶不上，我也就是读了点儿医书。 汤汉志：主席该体息了。 （八点多了） 毛主席： 不忙呢。（李振翩起身，毛主席挽住李振翩的手，陪着两位客人向门口走去。） 李振翩：好高兴见到主席。 毛主席：走路不大方便了。 汤汉志：（扶着主席）主席身体还是好的。 毛主席：留个影吧。 李、汤合影后在门口对目送的主席说：明年，明年回来给主席拜寿。 ] 第一段自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2018版，后一段自陈晋《毛泽东之魂》。[]内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科技部图书馆《毛泽东人生纪实 下》。李振翩原为新民学会会员。 1973年8月17日《参考消息》载《大公报》8月15日《阔别五十余载畅谈一小时半心情激动 李振翩夫妇谈毛主席会见》说：毛主席的老朋友、美籍中国医生李振翩教授和夫人汤汉志，在中国参观访问后，前日由广州抵港，昨日下午在接见记者时兴奋地谈到他与毛主席阔别五十多年后再次见面的情形。七十五岁高龄的李振翩教授和七十一岁高龄的汤汉志医生清楚地记得：那是八月二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里，毛主席十分亲切地接待了他们。李振翩教授说：“毛主席和我们用湖南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毛主席有时也讲几句英语。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对于过去日子的重要国家大事，都记得很清楚。”在旁的汤汉志女士点头说：“真的，毛主席的记忆力很好。”李振翩教授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中，他在向记者描述毛主席与他会面时的情形时说：“一见到毛主席，毛主席就紧紧握着我的手，我很激动，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李教授接着说：“见到毛主席，我很高兴。我们互相都认得出来。我从毛主席脸上的表情，可以记起他年轻时的相貌、他的言谈、他行动的姿势。……”“我们欢叙过去的友情，令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哲理懂得很多，比我知道得更多。”李教授微笑着说：“毛主席的书房里都是书，谈话的时候还给我看一本书，是草书，可惜我不会看！”。 1977年9月9日《参考消息》载香港《七十年代》9月号刊登李振翩文章《回忆和毛泽东主席在一起的时候》说：一九七三年，我回国访问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碰到了老友魏曦，他是病素研究所的所长。他拉我到旁边，对我说了下述的故事。一九五四年，国务院开扩大会议，邀请了许多专家参加，魏也在内。当休息时，毛主席从主席台到走廊来散步。魏正在和几个人谈天。毛主席听了魏的湖南口音，便问他：“你是湖南人么？”“是，”魏答应。“你认识李振翩么？”“当然，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哪里？”“他在美国。”“您写信去，要他回来吧，说我致意他。”一九四八年，美国驻华文化处，从中国请了三十名交换教授到美国来，我是其中之一。我在离开南京一、二年前，写了一封长信亲托周总理带去给毛主席（那时国共和谈，周在南京）。到了美国后，我在卫生实验院内做了二十年的研究工作。 一九七二年冬天，中国第一次派医学代表团来美，他们还没有抵美时，便传达一个消息到美国卫生实验院，说副团长林巧稚，要和她的同学李振翩夫人汤汉志见面。见面时，她的第一句话，就说毛主席托她带个口信来，欢迎我们回中国去看看。于是我就加入了一个医学团体，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回国访问。毛主席于六月二十九日接见我和汤汉志，他的第一句话，是：“您在南京时写给我的信（一九四六年）我收到了，我无法回信，因为我不知道您的住址。”他乡音未改，热情如昔。他还记得我几乎被张敬尧枪毙的事，并说，那有什么关系呵，他们都没有了，我和您还在这里（张敬尧于一九二六年左右，在北京被刺而死）。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共谈了九十分钟左右。我怕他太倦了，屡次要走，他再三不让我们走。最后回到旅馆，已是晚间十一点左右。我正在换衣睡觉，忽然听到敲门之声，打开一点缝，看见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位在外，她们说您快些穿好衣服，主席要我们来看您。她们进来后，给我一大篮冬苋菜（湖南特产）和空心菜，说是毛主席送给我的。她们还打电话到厨房去，告诉厨师怎样做法。原来我和毛主席谈话时，我想到我们在长沙时所吃的蔬菜，便问他现在吃什么。他说他还是喜欢吃冬苋菜、空心菜。我说我也喜欢吃冬苋菜，但是美国没有。以后我们就谈别的事了。 在北京时，毛主席要我到上海时，去看张维。我到了上海，就去看他。他大约是七十六岁左右，半身麻痹，卧在床上，他的太太在旁招呼。他把毛主席写给他的亲笔信给我看。他还领着教授的薪水，也还能起床做点工作，听说毛主席也接济他一些生活费。张维于一九七五年去世。 ———— ———— 1973年[8月?]在汪子嵩排入《人民日报》“情况汇报”2253号的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上的批示(部分) 杨文颇好。…[主席还转给周总理] 徐庆全《杨荣国“批林批孔”巡回演讲》。并据钟健夫《杨荣国的荣辱沉浮》，载《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 ———— ———— 1973年8月5日对江青谈儒法斗争(7日经主席指示发表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十批判书》）我这是批判用的。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王年一《大动荡的年代》说，江青的笔记记载73年春主席给了她一本《十批判书》（大字本)并说: 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江青引用的是：《十批判书》以前看过，这次集中看了五遍，下决心批判。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身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记载的传达记录为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明目张胆地，你犯了法就要判罪，在历史上一般地说是向前进的，他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是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贼一样。 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 (红楼梦)到现在还没有写出马列主义的评价文章，这是不对的。 (其余指示参看1974年1月24日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27日周恩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上的讲话）] [朱永嘉《一段故人和往事的回忆——兼记王守稼、谭其骧与陈旭麓》回忆8月上旬周日(8月12日?)姚文元通过其秘书胡鼎君让朱去上海兴国路招待所，胡给朱看了毛泽东用粗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面的“劝君少骂秦始皇”一诗。下午姚文元打电话叮嘱朱好好学习毛这首诗，杨荣国已经写文章了[13日人民日报《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你们怎么没丝毫动静呢？朱翻阅《十批判书》和《吕氏春秋》，第二天找王守稼讨论，结合柳宗元《封建论》由王守稼执笔了《论尊儒反法》(发表在1973年9月《学习与批判》创刊号)。还说“那时我听到毛还在讲话中提到王安石讲三不足的名言[注：1972年9月27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所以我还让历史组赶了一篇题目为《从三不足看王安石的法家思想》，一并发表在《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上，作为复旦大学学报的《学习与批判》的创刊号在九月间印出来后，我便直送姚文元那儿，姚文元便在《红旗》立即转载了王守稼写的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的文章”] ———— ———— 1973年8月6日江青、姚文元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勤部党委常务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中传达 江青：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主席特别关心。……主席在五十年代，就对自己的子女说，下乡去滚一身泥巴，告诉贫下中农说，伯伯、叔叔、大娘，我读了几年书，越学越蠢了，现在向你们学习来了（大意如此）。主席让子女下去，先是搞四清，后来到五七干校，又进工厂一段时间，是不是教育得很好了呢？还不行，还得努力。主要靠社会教育。子女不一定完全听我们的哩！ ……我们要替青年着想，精神食粮很重要，文学作品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古典在内。主席最近还说，到现在我们党还没有人用马列主义观点写出对《红楼梦》的评价。有的人[注：如许世友]还没有看就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主席说，这是屁话。（文元同志插话：是反动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红楼梦》头五回就有多少[人]命，这是“吊膀子”吗？！这是阶级斗争。甄士隐的独生女儿英莲被人骗去，后来卖给了冯渊，薛蟠将冯渊打死，把她霸占为妾，冯渊是“逢怨”嘛！这哪里是“吊膀子”，是阶级斗争。《红楼梦》中说的，作者把真事隐蔽起来了，假语村言，葫芦庙，葫芦僧，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以假隐真嘛！葫芦僧对贾雨村说的，贾、薛、王、史四家，是四大家族，互相勾结，上至朝廷[?]，下至州县，都有他的人。后来贾雨村做了大官，忘恩负义，看到火烧甄士隐，也是见死不救。他们内部也是勾心斗角，他们到头来还是“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杠”。贾赦为了占有石呆子家祖传的古董扇子，强迫人家卖给他，石呆子不卖，就把他弄到官府里迫害他，又是一条人命。王熙凤的几句话，就弄到手三千两银子，害了两条人命。王夫人清查了一次大观园，就死了一群人，晴雯就是其中的一个。林黛玉也是一个牺牲者。这是阶级斗争。其中有几次夺权。曹雪芹是封建家庭里的人，他不怎么了解农村的情形，但是他从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反映了阶级之间的残酷斗争，和封建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这样的书不让我们后代看看，他们怎么理解什么叫封建社会。这是百科全书，是形象的历史。还有些古典的东西，也是这样。要让他们看，问题是要让他们当阶级斗争看。还要看现代的文艺作品。有时候一个戏能起很大作用。演李玉和，青年看了就学英雄，这不很好吗！刻划[画]得好，影响很大。…… 姚文元：要注意路线问题，注意上层建筑问题，这次[些?]是最近毛主席多次对我们教导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批林整风，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主要批什么？批”左“还是批右？中央的文件已经明确地提出它的实质是右的，因为它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右得不能再右。中央文件多次指出，林彪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批判。 中央政治局同志1973年8月6日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勤部党委常务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手抄稿。毛主席圈阅了8月4日中发[1973]30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江青1972年8月27日和维特克谈话中说：曹雪芹写贾宝玉也是非常不成材的，说他什么也不行，就在第三回吧，而在林黛玉的眼睛里贾宝玉并不是象曹雪芹设想的那么个蠢才，这个你可以去看第三、四回，毛主席是告诉我们全党，告诉我们的子女，要看这本书不要单纯看哥哥妹妹，要看阶级斗争，要看廿几条命，这几百个人都吃着邬进孝那样的庄子收来的东西，还有高利贷，以及讹诈来的财物，那些大头，管家的，得意的时候都是很厉害的，但一旦失宠，马上就完蛋，就死亡。……毛主席的教导，看这本书要用阶级观点，看那些人命，头五回非常重要，这部分作者都在前五回出来了，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作者在第二回就写了林黛玉，薛宝钗在第八回作者才让她正式出现，但是前五回总的介绍人物，都介绍了，薛宝钗也介绍了。……《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不记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过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后来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 据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1973年6月13日至8月14日总后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及邱会作的罪行。出席会议的有306人，各大军区及其后勤领导干部列席了会议。会议指出：总后是林彪、邱会作控制很严的单位，只有彻底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邱会作在总后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才能消除影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后勤建设。 会后[8月中旬]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形成中发[1973]32号文件下发到省军级。6月28日，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张宗逊为总后勤部部长。 ———— ———— 1973年8月上旬[5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论》。 8月上旬(11日之前，5日?)指示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 至8月下旬相继指示注释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节选）[18日之前]，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30日之前]。特别指明要“详注”“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这两句诗，以说明孔子是拾了芝麻丢了西瓜。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毛泽东年谱》。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说主席也建议政治局委员阅读这几篇文章。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说：“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据说是毛主席欣赏此文，意在宣扬文中意旨，以防止大军区形成割据局面。” ———— ———— 叶剑英1973年8月12日在军委办公会传达: 打仗也要靠民兵，有正规军也要搞好民兵训练。 1978年8月《毛主席关于民兵教育训练的指示》 ———— ———— 主席在1973年8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指示(8月20日[《毛泽东年谱》载24日]周恩来传达) 希望这一次十大真正能开出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至[今]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图文中国共产党纪事 6 1972-1981》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 ———— 1973年8月22日在讨论十大组织人事安排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毛主席：“主席谁当啊？”(大家都说：“还是主席担任好。”) 毛主席：小平同志说过，有的老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当顾问。我看可以组织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我来当主席。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大家都不同意。)[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主席，]鞠躬尽瘁。 毛主席：谁当副主席？(周总理谈了大家酝酿的情况)我看，恩来算一个，洪文算一个。(有人反映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人不同意王洪文任副主席)他当过兵，当过农民，当过工人，不能看不起儿童团。康老算一个，剑英算一个。 毛主席：我看，现在的候选人里面，有老的，有青的，还没有中的啊！我们不是讲老、中、青三结合吗？我们也应当老、中、青三结合啊！这个‘中’，我的意见是从军队里面选。 (周总理：建议德生同志作为一位候选人。) 毛主席：可以。(大家表示赞成。) (李德生：我不合适，我的水平和能力，都不合适。从我们党内来说，先念同志是可以作为党的副主席人选的。)(李先念拉李德生的袖子悄悄说：主席已经表过态了，你不要再说了。)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 ———— 1973年8月24日在中共十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大会开始，怎么样？（周恩来：作报告，主席讲不讲几句）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请王洪文同志讲话] (当周讲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 哎，不错。 (当周讲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照主席批评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加写的]时) 对。 (周、王讲完后，毛泽东宣布：） 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主席宣布散会后，已不能扶着椅子把手站起来离开，代表们长时间鼓掌欢呼，不愿意离开会场)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周到台前宣布: 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请大家行动起来，分成各路退场。) 谭宗级《周恩来与党的十大》，《国史参考资料》1993年第3期、《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 [注:毛主席没有出席十大闭幕会和十届一中全会，而是委托王洪文代他投票。8月23日周恩来说：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据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主席在总结这次秘密召开的大会时说，我们这个党还是守纪律的] ———— ———— 倪志福回忆十大、十届一中全会后： 会后，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他是上海人。毛主席说：你讲几句上海话。倪志福讲了几句。毛主席说：噢，你真是上海人。站在他后面的一位说代表延安儿女祝主席健康长寿，毛主席说：延安人民，你代表得了吗？ 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李海文2004年2月16日采访倪志福 ———— ———— 吴德回忆关于王张江姚：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 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 ———— 十大闭幕后毛主席见毛远新，给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和柳宗元、章太炎文章，讲解了诗，说： 人家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主张回到刘少奇、反攻倒算呢！要批孔，反对倒退。 要贯彻十大通过的路线，批判唯生产力论。 1982年7月毛远新交代材料，转引自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1986年1月4日毛远新会见律师时谈到： 十大以后，毛主席给我一首诗：《谈封建论赠郭老》，还给我柳宗元的《封建论》，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主席给我讲诗：“莫从子厚返文王”，不要从柳宗元退到周文王去。主席说：“要批孔，反对倒退”。人家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主张回到刘少奇，反攻倒算呢！又说：“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前进还是倒退。要贯彻十大通过的路线，批判唯生产力论”。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孔字原书误作也。毛远新说辽宁举办工农干部学习班(“虎班”)即于此有关，陈锡联同意他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稿。书中提到陈锡联处都是使用用各种代称和×。十大之后和毛远新谈话情况还可以参见后附《毛远新：谈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毛远新：张铁生的答卷》。《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说[1973年8月?]毛主席看到《辽宁日报》7月19日关于张铁生报道后称赞张铁生是“反潮流的代表”，指示《人民日报》转载。 ———— ———— 1973年9月7日中发[1973]36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十大文件的通知》上 毛主席己圈阅。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解放军》。文件8日发出。文件还说“在学习十大文件的同时，各级党委应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规定，立即向党内外群众广泛传达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决议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4号）。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发动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继续展开革命大批判。中央专案组的报告上所列的附件（中发[1971]77号、 中发[1972]4号、 中发[1972]24号、 中发[1972]25号【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毛主席批示：照发。)、之二(附“571工程纪要”。毛主席批示：照发。)、之三(毛主席批示：“同意印发，征求意见。”、“ 照发。”)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毛主席批示：照发。)】），前已印发，不再补印。” ———— ———— 1973年秋王连友转达毛主席要清华、北大两校合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指示，汤一介回忆 1973年秋天，当时北大的党委书记王连友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清华的同志编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毛主席看了，认为不好，他说找一些北大懂点孔孟之道的人参加，和清华一起来编写吧。”王连友同志说：“你们就和清华的同志一起编写吧！” 毛主席提出“让北大的教员参加《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写工作”。 汤一介《我们三代人》。《南都周刊》2014年第35期刊李怀宇《汤一介：参加“梁效”错了，做《儒藏》战战兢兢》中记为汤一介说：……怎么起来的呢？就是清华先编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行，他们不懂孔孟之道，你们去找北京大学的人来做吧。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在《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8日刊陈香《汤一介和“梁效”》的采访记录中是”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1983年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第一，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属“三种人”，开除党籍；第二，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第三，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第四，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第五，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作 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找了錢偉長、陶葆楷、史國衡等幾位教授（土八路以爲，是教授什麼學問都有了，哪知錢偉長等根本不懂孔夫子），搞了一個材料，只有兩三頁紙。毛看了不滿意，他說： “清華是理工科，你們要找北大文科的教師。”還指名讓馮友蘭參加。 後來搞出來的材料他滿意了，說： “你看，還是得找北大的。” ……毛主席派謝靜宜問候馮友蘭。還問：“馮友蘭有沒有足夠的地方放書？”謝靜宜立即向北大的軍宣隊傳達。……毛主席還有指示：要北大領導爲馮友蘭配備一名助手，幫他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 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说：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後，毛主席對謝靜宜說：「聽說林彪住處有許多孔孟之道的條幅。為了深入批林，你請北大、清華派人去查找，寫個材料給我看看。」謝靜宜當時雖然在兩校黨委都有職務，但日常工作在清華。於是他找了幾位清華的教授，記得有錢偉長、陶葆楷、史國衡等人到毛家灣看了，整理了一個材料送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後說：「不行，你還是得找北大的教授，如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等。」這樣，謝靜宜從兩校組織了包括上述三位在內的十多位教師去毛家灣。但這些人年紀偏大，毛家灣房子很高，要把很長的條幅取下來，或從畫筒裏展開，用過之後再放上去，很難。像馮友蘭先生步履蹣跚、舉止維艱，何來力氣做這種工作？北大黨委經過研究，決定派我「帶隊」（我時任北大黨委宣傳處副處長、批林整風辦公室副主任），實際上是做些具體的組織工作。比如：給他們每人配一位年輕教師做助手；安排他們上、下車；掌握時間集散等等。這樣編出材料以後呈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以後很滿意，說：「你看，還是得找北大的。」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題目是毛主席定的，格式也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拿出一張紙，中間折開，給謝靜宜交代：一邊是林彪的話，一邊是孔孟的話，兩相對照，再加上按語，予以批判。而且以後還要編材料之二。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幾經反覆修改，定稿後直接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對材料內容、先後次序、按語等作了調整。指示：由兩校黨委組織教師、學生代表參加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修改後，再報北京市委吳德同志；吳德同志看後報政治局，政治局同意了，我再批發。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發之後，兩校黨委決定把編寫組改為大批判組，以兩校的諧音「梁效」作為它的筆名，直接受遲群、謝靜宜領導。兩校大批判組成立了一個黨支部，我和王世敏分別代表北大、清華擔任副書記（後期我兼任業務組組長），加派8341部隊的李家寬（時任北大黨委常委、黨委辦公室主任）擔任黨支部書記，負責全面工作。周一良、湯一介先生都是支部委員，但是他們沒有具體分工，只是參加支委會而已。他們到北京市有關單位作輔導報告，就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吳德同志親自邀請的。 范达人《我在“梁效”的经历》回忆 “梁效”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毛家湾林彪驻地搞批林批孔材料，这个材料编成以后，毛主席批发为中央一号文件。材料批准以后，“12·5”体育馆召开中直机关大会，周恩来总理亲口讲的，说：“你们这个材料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后来我见到谢静宜，问她：“究竟怎么个关系。”她说“梁效”的组建是毛主席提议的。毛说：“你们光找清华人不行，你们要找北大文科的老师一起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工字厅会议。 ……1974年一号文件发表。1974年我们写出第一篇重头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就在我们写文章的前夕，我听到一段对话：毛主席在接见一次外宾后，跟总理讲：“你给整得够呛吧？”总理说：“没有没有，我刚才还说我不会抓大事。”然后两个人对着笑了。 ……我们工作到1975年9月，谢静宜就问毛主席，下一步怎么办？毛主席说，继续写文章，还要搞点注释、编材料，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另外我们“梁效”作了大量注释工作，编大字本的材料，送政治局，都是为毛主席服务。 ———— ———— 1973年9月12日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谈到 孤立主义对欧洲不利，对中国也不利。 他反对英国，封锁英国货物的政策搞得不好。结果封锁不了。主要在棉布、白糖、咖啡这些物资。再呢，海军不该跟英国海军打。如果保存海军，拿破仑最后失败了，也可以跑到美国去。 我们见了法国朋友没有什么隔阂，你们对我们也是这样。 第一句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二段自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第三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中高存铭文章说主席会见蓬皮杜时还：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件好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1972年1月-1978年12月》说毛主席请蓬皮杜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还可以参看《毛泽东年谱》。1973年9月16日《参考消息》载法《民族报》9月13日刊载该报特派记者吕西安娜·余贝尔—罗迪埃《蓬皮杜—毛的最高级会谈》说：鉴于蓬皮杜的身份，特别是鉴于中国第一号人物对戴高乐的法国和对他认为是戴高乐继承人的蓬皮杜所感到的兴趣，会见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实上，法国人和中国人都忠于独立概念。此外，根据毛的话，中国是同其他国家平等的国家，不做超级大国，而且中国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注意保持它的人格”，正如万里长城捍卫独立防止入侵的时期那样。这同法国总统关于本国方面的考虑以及他关于欧洲人对待一个统一的欧洲方面的考虑是一致的。 ———— ———— 1973年9月22日姚文元与莫艾谈话时提到 主席最近对我说：要做好调查研究。 《光明日报》莫艾1977年4月25日交代《剥开姚文元的画皮》。莫艾还说姚说：主席不要陈伯达管《红旗》，68年叫我到《红旗》去，花了五年时间才解决问题。你们写过《文字改革》副刊的请示报告，这个问题本来我可以决定…可是我送给毛主席批(注:3月主席同意)。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告诉你们，党主办《光明日报》；也就是告诉你们，要有党的领导观念。 ———— ———— 1973年9月23日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提到林彪骂"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最近，林彪还骂我叫“秦始皇”。中国人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拿破仑占领埃及，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感情。拿破仑不该杀死几千投降的军队。 毛主席说，因为苏联在那里，我们不好插手，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飞机和坦克。 毛主席还问及埃及同美国恢复关系的可能性，他说，要有个条件，你（指美国）帮助以色列可以，但是你有两只手，你拿一只给埃及，不要专门帮助以色列。 “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两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请你回国以后代我问候萨达特总统和你的其他同事们。”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有叛将而无叛州。第二段来自陈晋《毛泽东怎样读谈拿破仑》(《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最后一段亦见于24日人民日报，第三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书中说1973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基辛格时也劝美国拿一只手给埃及，不要专门帮助以色列。《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载毛主席1973年11月12日会见基辛格时说：埃及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说通他们。一个副总统沙菲，他就不信你们，说你们偏以色列。我说，不然，犹太人不是铁板一块，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并不跟任何资本家合作。……我们这里有些人发议论，说你们丧失了时机，就是埃及赶苏联军事人员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帮埃及一手。（基脸红） ———— ———— 1973年9月26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咏荆轲》。后要求重点注释这首五言诗的最后六句，即“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徵无且。”，指明要批判荆轲的“勇且愚”，对秦皇的“诈力”的“诈”，似应作正面解释。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朱永嘉《毛泽东晚年荐读古文大字本导读》回忆因注本已上送，没来得及按主席指示注释。 ———— ———— 1973年10月5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标点和印制大字本的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10月15日指示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五蠹》篇。 10月下旬指示标点和印制大字本的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只要求分段、标点，不作注释，但要求作一题解，在题解中摘出关于支持李自成、义和团批孔批儒的观点和内容。此前主席只要求作点校、注释，而无题解，此后除《论衡·问孔》等个别外均有题解。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摘记的谭其骧日记说题解一般都经过姚文元的修改，送主席阅后一般都批给全体政治局委员阅读，有的还专门批给某个人如江青。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说主席后来又要求他们找几篇章太炎的诗文，加以注释后陆续上送。这个任务由姜义华担任，一直送到1976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了《章太炎诗文集选注》上册。 ———— ———— 1973年10月5日姚文元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 主席讲我们也是法家，我们主张专政，不是地主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未垮台时，主席讲孔子学术虚伪，孔是私生子，讲非礼勿动，非礼勿言。林彪说孟子和孔子不同，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好处，主席摇头。说刘少奇黑修养越养越修。 电影，主席讲，为什么不演，可以演，可以批判。 主席在庐山上说，什么几千年一个，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中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直到民主革命鲁迅，这么多。驳斥林彪。 中央办第二期学习班，主席讲，选一些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批错误东西、敢于顶的工农同志，五号报到。我们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要经过斗争考验，否则锻炼不出人。要求增加工资也算是“反潮流”？首先是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主席讲，个别事错了，在正确路线下也有，区别在能平反。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革命者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反潮流指反修正主义潮流，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潮流。 主席讲，他(李庆霖)的信可收进（中）小学教材。他不是党员。学习没有。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3年10月在江青提出要一些钱后的话，《材料之一》收张玉凤“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材料之一》收张玉凤1976年10月22日材料，这里的她们不知道是否包括李敏、李讷。材料中还说毛主席去世前两天[9月7日?]，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据黄冈记录稿，1976年10月8日下午汪东兴说，主席[74年?]到了湖南给了江青一些钱，她又不要，主席说，一起都不给，连过去的也收回来。 ———— ———— 1973年10月13日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毛主席询问加拿大的南北纬度和农业生产、中加两国贸易的情况，双方详细讨论中东形势。特鲁多问：毛主席是否认为世界上会有持久和平？ 毛主席说：没有，永远也没有。 就是说在现在的制度的条件下，把人分为阶级，建立国家，那就非打不可。我讲“永远”不是讲一万年，只是讲一两百年。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不安宁，口里讲和平，实际准备打，所以你们也要注意啊！ 《毛泽东年谱》。1973年10月15日《参考消息》载合众国际社北京10月13日电（高级编辑：查尔斯·史密斯）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说，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完全的成功”，但他承认两国对待东西方和缓的态度是“有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特鲁多同周恩来总理几乎进行了十二小时的讨论，并且同毛主席举行了将近两小时的会晤。他说，中国领导人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加拿大在这个组织中的作用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特鲁多在举行告别宴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中东问题是讨论中有分歧的另一个方面。特鲁多不愿谈他同毛和周进行的讨论的细节，但是他说，毛详细地向他询问了加拿大的情况——加拿大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问题和其他问题。有记者问特鲁多，他如何估量七十九岁的毛的健康，他说，“显然他是一个年事已高的人，但是我发现他头脑极其清晰。他陪我走到门口并说，‘不要忘了代为问候你的夫人’。看上去，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特鲁多说，当他对中国党主席说，他十几年前来过中国，写过鼓吹加拿大承认中国的文章，当时他还不是重要政治家，毛“显得很感兴趣”。 ———— ———— 1973年底[10月?]关于公安部李震非正常死亡案件： 27日。周恩来又一次书面报告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27日晚7时，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李震事件。 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公安部的事情，听了周恩来的汇报[1973年10月27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泽东列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请他转交华国锋，要他们读第80回到第82回。这三回讲的是明朝末年发生在宫廷内的三个案子，这三个案子一直没有查清，成为宫廷斗争的话柄。 华国锋回忆： 毛主席批评专案组是抓蚂蚁， 没有蚂蚁时， 什么也看不见； 看见了，什么都是蚂蚁。 李海文《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党史博览》2013年第10期。姚文元1975年2月5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提到：大好形势是主要的，基本还是好的，有些单位问题还是严重的。主席讲，站起来蚂蚁看不到，弯腰一看，遍地都是。姚1975年11月5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说：主席说过，站起来看，一个蚂蚁也没有，蹲下去看，蚂蚁一大片。 ———— ———— 1973年11月2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谈到 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做“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呵！中国穷，有个好处，就是要革命。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还可参看《毛泽东年谱》、《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据陈晋《毛泽东之魂》，澳大利亚总理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引向自己的生命，说：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1973年11月5日《参考消息》载路透社北京11月3日电说：一位澳大利亚发言人说，昨天惠特拉姆在毛的住宅会见毛泽东主席时对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这位发言人说，惠特拉姆先生和毛主席还谈到了台湾问题。毛谈到了台湾要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并没有表示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早日解决。 1973年11月6日《参考消息》载路透社北京11月4日电说：惠特拉姆在会见毛主席时，有力地表示了澳大利亚断然反对任何种类的核试验。据信，向这位受尊敬的中国领袖提出这样的抗议，这是第一次。中国坚持说，它必须继续进行核试验，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北京一向认为，它的核试验只是为了防御。 1973年11月9日《参考消息》载澳大利亚《太阳报》11月5日发表一条劳里·奥克斯发的电讯说：澳大利亚向毛主席这一级提出大气层核试验的问题还是第一次。北京的观察家们说，一个前来访问的政府首脑利用同毛主席会见的机会来提出外交上的抗议，这是几乎前所未有的。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损害惠特拉姆同主席的谈话，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昨天（三日）在头版登出了两个人微笑着照的照片。据悉是毛主席在会见时提出了核试验的问题。他问道，惠特拉姆与周恩来在他们一系列的会谈中是否讨论了核试验问题。惠特拉姆说，他们没有讨论，但是由于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想要明确申明澳大利亚的态度。据二位澳大利亚发言人说，惠特拉姆“非常有力地陈述了澳大利亚反对大气层核试验的理由”。惠特拉姆的解释在他在主席寓所度过的九十分钟中占了很长二段时间。尽管惠特拉姆强烈地提出了对核试验的抗议，会晤的气氛还是友好的。 [据《毛泽东年谱》毛主席说：你们、新西兰、日本，你们三家站在一边，反对中国和法国爆炸原子弹的试验。这是一种例行公事，我们也不在乎。英国、美国、苏联，强迫通过部分禁试条约，强迫各国签字。法国就不签，中国就不签，还有不签的。据我看，核武器这种东西没啥用，真正打仗还是常规武器。] 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载《澳大利亚人报》9月11日刊登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毛泽东：高夫·惠特拉姆的回忆，他的影响将难以磨灭》提到：对于每一个访问中国的人说来，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始终是一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北京寒冷而萧瑟的一天。午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坐下来准备会谈，四周是官员和译员。四点三十分，电话响了。周恩来在隔壁的房间里接了电话，他当时已七十五岁。他回到桌子边，说：“主席现在要见我们。”……周恩来立刻把我带到我们的汽车旁，我们驶过不长一段距离，来到主席的家。我们在他的书房里会面。这是一间暖和而舒适的房间；如果再小一点的话，你可以把它叫做工作室。我注意到了西方的一些百科全书，书架上放满了数不清的书匣和卷轴。毛站起来迎接我，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比他的大多数同胞高大得多。他矍铄的精神，永不衰减的勃勃兴致，是无疑的。我还记得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学者的优雅的神态，好象他仍在思虑着深刻的问题，虽说对他的客人谦恭有礼，相待甚厚。同这样一个人，你如何谈话？我们开始了谈话。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谈话的特点是很热烈。毛总是有话要讲。看上去，他跟我一样兴致很高。 一度我们对比了中国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工党的哲学。我说，他的党是一个革命党；我们的党是一个进化党。 “啊，达尔文主义的”，他笑着说。 “是的”，我回答说。 “达尔文港是以达尔文的名字命名的吗？”他问道。 我解释说，达尔文港是以帕默斯顿勋爵的名字命名的。打动我的是他的反应之快。他不可能预料到我会提到进化，但是，他立即把这个词同澳大利亚的一座城市联系起来。这很说明他对西方哲学的关心，他对地理和这个地区的发展的了解。 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发现某种启示，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最后，我们握手，我朝引导中国摆脱混乱和奴役、占据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这个人，看了最后一眼。 ———— ———— 主席1973年11月15日听取王海容、唐闻生汇报与基辛格会谈中周恩来、叶剑英有的问题不请示不报告，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时说 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 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 11月17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主席住处开会主席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11月18日王海容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 21日起政治局在钓鱼台17楼开会批会谈中周的问题，没几天毛主席又传话： 后排议员要参加批判修正主义。政治局会议多加几把椅子，外事口多出几个人，一块儿谈论讨论。 （外交部负责人姬鹏飞、乔冠华、黄华、仲曦东和担任中美会谈的章含之、罗旭六人被主席点名与会。会议改在大会堂福建厅，王洪文主持，外地政治局委员连夜赶来参加。） 还[对王、唐等]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指外交部的干部)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主席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据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18日条据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港中《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6期总第95期）。12日主席和基辛格谈话时基说他对周说过苏联首先想摧毁中国核力量，主席说“我们的核武器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指头”。13日周和基辛格会谈在提出核保护伞建议，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引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说周确实事前没有报告毛主席（通说是主席已睡下），同时引1982年4月采访乔冠华记录中乔冠华回忆说14日早晨会谈前周对乔说，毛主席同意了，现在就要答复基辛格。14日基辛格走后周呈送访华公报稿的报告，毛主席圈阅。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11月14日主席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并要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说基辛格走后第二天[15日?]王唐拿记录稿找周核对，将画了红杠杠的段落念出来问“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政治局开会前周请求见主席当面做检讨，主席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帮周会上主席要王、唐带话说： “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据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引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王、唐来到主席处从张玉凤那里了解到周这两天既没有见主席也没有来电话，唐说：这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据《晚年周恩来》所引1981年11月11日访谈乔冠华、章含之记录11月25日到12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开始时，唐闻生介绍了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 主席批评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主席还批评：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在传达时，王海容、唐闻生又对七月份毛泽东关于“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这句话作了说明：主席当时“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据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叶剑英也是会议的受批判对象。据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王唐又传达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 周总理的秘书纪东《非常岁月 回忆周恩来总理的最后八年》主席（注：1973年7月4日）和王洪文张春桥说的：“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注：在12月21日主席又说“你们那个懂英文？(大家嚷了一下）毛远新、姚文元懂得一点。”）“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要跟线不跟人”（注：这句不是7月4日）等等主席没有和总理直接讲，总理是在会议上听其他人传达的。 据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在会上许世友甚至跳到椅子上斥责周“要搞修正主义”、“想当儿皇帝”（据王、唐的解说，主席说儿皇帝是指周）；在会上叶剑英辩解自己不管外交，与美国人谈判是被周拉进来的。 邓发言情况参见12月9日条注释。 《张春桥狱中家书》附《女儿眼中的張春桥張維維訪談》说：当我听说真的有批总理这件事时，也大吃一惊，我去问过我爸爸[张春桥]。他说，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对话的大门，和美国人打交道了。基辛格来了之后好像要建立热线，总理当时的处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担忧。毛主席说 ：“在打的时候要防左，在谈的时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说，打的时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谈的时候，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忘记“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说 ：“我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少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就放弃自主权，一切听蒋介石的，最终导致“四 · 一二”大屠杀，血流成河。第二次国共合作，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刘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听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说 ：“跟他（指总理）说了多少次了，他怎么还犯这样的错误呢？”这是我父亲后来对我这么说的，是他对毛主席的认识和理解。……其他情况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也问过一些知情人。有人还告诉我，是我爸爸让对总理的批评早点结束的，他说总理身体不好，让总理回去休息。 《晚年周恩来》说江青批评周“左”的时候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右的时候又右倾投降主义。 章含之2006年中接受采访时回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表面上批评了一些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认为周恩来掌握的外交政策是对美国的让步。美苏之间当时（1973年5月）签署了限制核武器的条约，毛主席就认为美国和苏联要联手对付中国了，他认为“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这种关系就很复杂了。中国要跟美国联合起来对付当时的苏联，但是美苏之间又在不断地谈判。毛主席就觉得美苏在靠近，签订核条约，美国人就是想把祸水往东边推。当时周恩来和外交部对情况没有估计得这么严重，从毛主席的角度来说他就觉得你政策上右倾了。所以74年基辛格来的时候毛主席没见他，每年主席都见，唯独这一年不见他，就是对美国有意见了。 《华夏文摘增刊》第681期蓑笠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引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38说“Teiwes先生采访后得知，毛在批周之前就讲周要夺权，批周之后又问谁想当皇帝？”似乎转述不准确。 关于毛主席、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情况和外电评价，1973年11月16日《参考消息》载英国《每日电讯报》十一月十四日刊载克莱尔·霍林沃思从北京发回的一篇报道说：在毛主席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毛泽东主席对基辛格说，在他“去见上帝”以前希望看到福摩萨同祖国重新统一。虽然同毛主席的讲话从来不向报界正式透露，但是据我了解，讨论集中在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点上。毛主席的那个布置得很紧凑的大房间里有一个单人床，旁边有一台电视机。书柜里有英文参考书，小牛津字典和英国百科全书。毛主席警告基辛格关于美国最近在中东问题上同苏联沉溺于搞霸权所包含的危险，据说那时毛主席把基辛格象一个学生那样看待。在早些时候，周总理向基辛格强调中国人看到在福摩萨出现的危险，那里的行政院长蒋经国现在是俄国给予很大注意的目标。蒋经国曾在俄国受教育，娶了一个俄国老婆。当他对于苏联所献的殷勤报以同情态度时，周总理声明，北京承担治理和保卫福摩萨的责任是极为重要的。 1973年11月16日《参考消息》载合众国际社东京11月14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说：基辛格国务卿今天到达东京，这是他这次环球旅行的倒数第二站。基辛格和周的最后一次会谈一直继续到今天凌晨三点钟，他们才结束了有关联合发布的《公报》的工作。国务院的官员们说，在基辛格同周恩来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十六个小时的会谈中，水门事件“几乎没有谈及”。他们说：“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当然的事。”官员们说，基辛格同毛泽东将近三小时的会见是他同这位传奇式的革命领袖三次会见中时间“最长和交谈内容最广泛的一次”。那些见到了七十九岁的毛泽东的人说，毛“十分明白”，他“是掌权的，而不是一个挂名的人物”。他们对他虽然年迈然而机敏这一点感到惊奇。在基辛格看来，他似乎“比前几次见到时身体更好”。官员们说，他们在古老的紫禁城边缘上的毛的两层楼住宅里举行的这一次会晤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种新的实实在在的友好态度，这样他们就可以彻底讨论问题，而不是使用一些通常的辞令。官员们说，中国对苏联的害怕是真实的，而且并未减少。基辛格在日本访问的两天内将同田中首相和其他日本官员研究他这次中国之行所得到的印象。 ———— ———— 姚文元1980年7月17日交代提到： 叶帅过去(七三年[11月?])接见基辛格时谈过海军问题，表示愿意和美国合作，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霞飞《被捕之后的姚文元》《党史博采》2005年第3期。并见于《邓小平在1976》下册。青野、方雷的这个“报告文学”《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一开始在《华夏文摘》上连载，后在国内出版，其中有部分以仿宋体直接引用的“两案材料”如姚文元、毛远新供词部分，和其他文献引用的供词片段相合，但以宋体排印的正文部分多有编造，与历史材料与文献不接榫。 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港中《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6期总第95期）说：11月18日王海容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在会上叶辩解自己不管外交，与美国人谈判是被周拉进来的。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说政治局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表述自周恩来1973年12月14日给主席的信），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 ———— ———— 1973年11月17日同周恩来等人的谈话(节录) 切记不要忘记凤姐说的话：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向她要钱，听了这个话就冷了半截。后头又转弯，说皇帝也有三门子穷亲戚，不要让你空手回去了。给了她二十两银子。刘姥姥一听，通身都发热，说："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呢！"……许世友反对读《红楼梦》，说尽是吊膀子。你没有看，怎么知道是吊膀子。你没有调查，就下断语，大概是听什么人说的吧。我则不然，我说它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 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 ———— ———— 1973年11月19日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外交部长阮氏萍等人谈到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尽我们的所能支持你们。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越南南方人民，因为你们战斗了多年。 197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 ———— 1973年[11月?]对冯友兰《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的修改 【略，待核查。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版本与光明日报转载的相同。】 《冯友兰自述》载：在一次會議上，北大匯報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說到我那兩篇文章，毛澤東一聽說，馬上就要看。謝靜宜馬上回家找著這兩篇文章(《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 判》和《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綫的鬥爭》)，回到會場交給毛澤東。據說毛澤東當場就看，並且拿著筆，修改了幾個字，甚至還改了幾個標點符號。後來就發表了。（《北京大學學報》在1973年11月的第4期；《光明日報》在1973年12月3日、4日轉載，加了編者按；《北京日報》轉載本希望作者將兩篇合一，一次性發表，馮友蘭整理了一個新稿，但”上邊說不行，叫我們必須按照《光明日報》的原樣轉載，不能變動。“） 谢静宜在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啊，主席是很高兴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 ———— 肖木回忆1973年11月26日他经主席同意到北京辅导王洪文读马列，王说：前天主席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主席说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着重就是读马列，有些不好懂，可以找个老师，查查资料。读书是学习，工作也是学习。工作上你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总理，一个是春桥同志。 肖木《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 ———— ———— 1973年12月3日姚文元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注：似综合了7-11月几次谈话] （前些时候流行谣言，首先是北京传，“扫清宇宙，请进尊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江西把小道消息在高级干部会上传达。）主席改为“老帅带路，小兵提升”。 …… 传达主席指示： 一，批孔，你们读一点古代的东西。“十批”还不是古代的，陈独秀从打倒孔子开始，后来跑到托派那里去了。李立三又不能文，又不能武。瞿秋白也是孔子思想。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孔的。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的争论，郭又说孔子是奴隶制圣人，十批判书自称人本主义，孔子也是人本主义。问题是郭不但尊孔，而且反法，国民党也尊儒反法，林彪也尊儒反法。我赞成郭老说历史分期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李白的诗讲秦始皇，开头也讲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最后讲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尽想做官，结果充军到贵州，白帝城接到赦令，有名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 （不仅批，这里有路线斗争，几个方面要深入，路线深入。） 二，红楼梦。（精神传达，只许一位记。这里讲观点，没人写文章）。有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没有看怎么知道，没有调查就下评语。我不然，我说是一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两大派，一派胜利，就是雍正，抄失败者的家。红楼梦写四大家族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凤姐讲坐山观虎斗，大有大的难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苏就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是林黛玉讲的，也是讲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 贾母一死，大家哭，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心事。死了，大家哭，都一样，就没有个性了。死了伤心不同。哭是共性，目的不同，是个性。 要看柳嫂子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59、60、61回。 （柳婶有个女孩五儿，想到宝玉那里去，通过芳官，果然去了。曹雪芹原要写五儿，后来高鹗未写。秦显家的争夺厨房，茉莉粉替去蔷薇硝，玫瑰露引出茯苓霜，柳嫂子隔离审查，秦显的女人去管厨房，后台是林之孝，未经批准，就独断专行。后来宝玉、平儿支持柳婶，平儿决狱行权，秦显家的只管了一顿早饭。） （要我们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红楼梦，旧红学，新红学，都未写过。） （我们还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红楼梦的文章，联系阶级斗争。例子举一而反三，其他也要如此。）” 三，黑格尔看不起孔子。黑格尔是资产阶级哲学祖宗，黑格尔和后一点的费尔巴哈是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从这里产生，没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对印度哲学比较糊涂，赫胥黎讲印度哲学也一塌糊涂，一涉及社会方面就不行。 （西方一批人捧孔子的，黑格尔是批判的） 四，抓大事，我们党的领导要研究政治问题，如果大事不讨论，纠缠小事，情况不改动，势必搞修正。 （十大报告一段讲了。这次要出题目，写文章，都是思想战线方面的问题） 主席说，不要搞一言堂。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3年12月9日批周会，会见完尼泊尔国王分三批和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讲话(部分) 这次会开得很好，很好。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注:指江青批周] 主席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毛主席又说，“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并[指着王、唐]补充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前二段自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中一段自陈东林《周恩来最艰难的时刻——1973年“批周”风波考述》，后一段自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说：在这个过程[帮周会]中，毛主席一直打招呼，说这次批评，是内部的，不许外传，不许去贴大字报，刷大标语，不许搞“打倒打倒” 。……他在一次接见高级干部时[12月9日]说：“是这两个小娘儿们，把总理、叶帅整得好苦，话也不敢说了了”而且还叮嘱，要把他的这段话，写进记录里面去。一个“小人物”说：“主席，不能啊，你的这段话，不能写进记录”主席还是坚持说：“写上，写上，就是这样。 ” 邹一民《外交部的批林批孔运动》说，批周会期间周恩来两次向主席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主席阅后批示：“可以了。” 《毛泽东年谱》说在此之前主席对江青增补她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提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并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段出自“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6月20日《唐闻生、王海容谈话记录》，并据所引“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6月30日《章含之谈话记录》，主席要求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说：毛泽东指出，把他们（周恩来、叶剑英）讲得不像话，以后不好做工作。既要用他们，也批评他们，不是打倒。 【据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引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纪登奎记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注:指政治局批叶、周会]快要结束时才做了发言，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是可望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是否警惕这一点。” 高文谦2013年和李肃对谈时说，“邓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后一个发言的，毛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问王海容：“小平同志发言没有？[王答?]”还没有。“又问王海容,(王说)“没有”。””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载主席问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发言了没有？”当王海容唐闻生把邓的发言报告后，毛主席说： “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会议发言的部分情况亦可参见肖木《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肖木和王洪文的秘书小沈用6B铅笔抄写大字本供主席阅。】 ———— ———— 毛主席圈阅了1973年12月11日周恩来报告军委和外交部开会讨论学习帮周、叶会情况的信。 《周恩来年谱》。信中汇报根据毛泽东意见，外交部和军委办公会议拟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十一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帮周、叶会议”）有关内容的准备情况，并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 ———— ———— 1973年12月14日毛主席嘱咐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振宁《基本粒子发现简史》翻印成大字线装本。 1974年4月6日毛主席还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将李政道《不平常的核态》一文印成大字线装本。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杨振宁《基本粒子发现简史》原是英文本，中文本由杨振玉和范世藩翻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9月出版，作者赠给毛泽东一本。线装本印出后主席放在身边，多次翻阅。1974年6月4日《不平常的核态》大字线装本印出后主席多次仔细阅读。 ———— ———— 肖木向朱永嘉传达，关于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主席对张春桥王洪文讲到 “许世友来还是不来，不来就准备打，他是辫子兵。” “我还能带兵，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辫子兵。” 转自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李逊《革命造反年代》载：一次他[主席]对王洪文讲起张勋复辟的事，王洪文不知张勋是谁，问毛泽东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只好说“你自己去查”。 ———— ———— 朱永嘉回忆肖木向他传达关于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主席对张春桥王洪文讲到 对军队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如指挥不动，就准备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趁我还可以，还能打一仗。 王洪文问他，张勋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要王洪文自己去查点资料。 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 ———— ———— 纪登奎说，[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搞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以后，一天半夜，突然把他叫去，就在毛泽东住处的游泳池，问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以后，下面有什么反应，也问纪登奎自己有什么看法。 纪登奎说，下面没有什么意见，都说这样很好，他自己也认为这样很好。 毛泽东说：“不会这样简单，调动以后，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服从调动;一种是不服从调动;一种是带三千辫子军进京割了我的头。” 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记纪登奎向他回忆 ———— ———— 毛主席1973年12月12-15日、21日的重要指示，姚文元1974年1月8日在上海传达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主席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且着重提出了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还要议政。十二月十三、十四、十五、廿一日毛主席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召开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中央军事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央发了两个文件，就是四三、四四号文件，十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任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去年年底全部胜利完成。现在，我就传达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中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 （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和叶剑英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请政治局同志议一议，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毛主席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还要议政。不议政，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毛主席还强调军委还要管军队的思想状态。毛主席说：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一个政治局会议，跟你们当面讲，吹一吹。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毛主席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同志）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洪文二位同志，他们也赞成。这时，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政治局全体同志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我们唱完歌以后，毛主席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呐！毛主席提议：陈锡联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调到沈阳军区，杨得志跟曾思玉对调，许世友同志跟丁盛同志对调，韩先楚同志跟皮定钧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军区司令员，他们都刚去不久，不要动。毛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呢！呆久了就油了。[注:正式传达件中校对稿上加上了：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毛主席说：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了。[牛长角干什么呢，无非是斗嘛。]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是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政治委员不走。这次政治局会议结束的时候，你（指叶剑英同志）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注：《李德生回忆录》说，他(主席)说到我在北京军区搞得倒是不那么久，同我开玩笑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你是陪绑的。他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说毛主席说：”李德生是陪绑的，他刚来不久。你是唱李铁梅的。你一家出了个李铁梅，你是陪绑的。你也做些好事吧，将来上帝也请你喝烧酒。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烧酒指1973年12月9日毛主席会见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二）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早上，毛主席又找了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一开头毛主席就问：昨天开会以后，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行不通？（指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问题），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不那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一个地方革命嘛！同时主席还指示，这次调动带的人要少一点，包括警卫、秘书少一点。 毛主席一再指出，政治局委员要议政，军委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注：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说此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谈起头一天讨论的情况说，落实主席指示，不宜迟。主席说：行，也不要太急，三至五天军委就开起会来。军事机构，绝对保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改变过来。三支两军人员虽撤回部队了，但矛盾留下没有解决，还必须回去做出认真检查。】 （三）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同政治局谈有关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时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不大好。对调一下，大有好处。调动也有问题（当时陈锡联同志在座），毛主席又说：譬如“辽联”、“八三一”贴大字报，那也不要紧。“辽联”、“八三一”是两个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要打个招呼，不要偏呢，他们要批你，要做工作，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点招呼。毛主席说：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你们，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包括军事机关）开个会，总之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了，不太好吧！要开个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的见面会吧，不认识一下也不好吧。譬如东北要陈锡联同志在场，介绍李德生同志，华北要李德生同志在场，介绍陈锡联同志。这时毛主席提议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注：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说提到东北时毛主席说：东北人口比华北少，可是资源多于华北，木材华北可以说没有。辽宁副业发展慢。针对司令员的调动毛主席说，无非是去与不去，强调要求步调一致。】 毛主席说：现在请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同志。发个通知，叫他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局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管。我想给政治局添个秘书长，（指邓小平同志）不管这个名义，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政治部主任，我看不要兼了。（到此主席再次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主席说：八大军区司令员都到了，要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呢！就是要直说。【注：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说毛主席提出，这些人是不是还兼省委的工作，都不兼，其他人没有说的。】 （四）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与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四大军区：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注:据《杨得志一生》毛主席说："同志们好啊！"一一握手，问好。等大家坐定后，主席问："给你们吹过风了没有？"在座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齐声回答："吹过了。]毛主席很亲切地说：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接着，毛主席说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毛主席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哩，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毛主席接着设想了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毛主席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可能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要做工作，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例如“八三一”、“辽联”，他还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不喜欢的那个人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毛主席还问，还有一位李司令来了没有？毛主席说：司令常来又常往嘛。同时说：如果到了那里不顺手，还可以商量一下。（李德生同志说：一定顺手）毛主席说：靠不住，不能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想。毛主席说：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象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反革命，就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毛主席讲了当时延安有一个托派叫王实味，毛主席批判了他，后来把他杀掉（主席是不赞成的)。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指党内的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毛主席说：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苏修陈兵百万，实际上是核讹诈。…苏修来就让他来，不要怕，无非是打人民战争，每次用十个指头吃他一个指头，一个一个地吃，准备打他若干年。]讲到打仗，毛主席分析国际形势说：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们有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了。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两个小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他不打。一打来就可以分清是非，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这时毛主席再一次领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就不能得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三百个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吗？ 毛主席说：互相对调这办法，是河南人发明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住了，就调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个军分区也欢迎，大家欢迎。这时，毛主席对一位司令员说：他（指杨得志）带了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能捆（毛主席反对抓逃兵的），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去算了，抓回来就请他吃一顿肉。因为人家不愿在你那里，捆绑不能成夫妻，捆绑能革命吗？（我[姚]认为这是要对战士作深入的思想工作） 我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指邓小平同志），他呐，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然后指着邓小平同志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毛主席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毛主席说：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同志的那封信，我看相当好啊！有人说里头有刺呀！[就是要有刺嘛。]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同志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就是不对的，后来不是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毛主席接着说：让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有人说，××(洪文?)是儿童团，童子军。]毛主席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廿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沈阳用考张铁生的考卷子去考教授，有的交了白卷，也没有考起。]最后，主席说：要准备打仗。 （五）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廿一日，毛主席连续召开了四次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军委召开了会议。大家讨论以后，都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到十二月廿一日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主席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同志三十七位，政治局的同志也参加了，加上政治局的同志共四十四位，毛主席又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注：据《党史博览》03年第7期《“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之九)》并参考曾思玉，主席开场念了戏文：送君送到阳关路，你也苦，我也苦，手中锣儿敲得苦。点名念到空军司令员马宁时，主席说：“馬字是王字头下拐个弯，四个磨石稳当当。”主席说：“陈锡联，你在沈阳也十多年了，你同李德生对调。”当讲到李德生时，主席说你到沈阳当司令，家就放在北京，就像阿庆嫂唱的‘司令常来又常往嘛’。】毛主席对参加会议的同志非常关系亲切，非常爱护，同每个同志都亲切握手，对每个同志都作了很多嘱咐。许世友同毛主席握手的时候，毛主席送了一本书，是上海出的《天体运行学[论]》，说这本书比较好，同时要许世友到紫金山天文台，找一本比较好的一本天文学来。 毛主席同杜平同志握手说：不认到你了，你是大学生呢，我是师范生。 毛主席跟白如冰同志握手时说：你姓白。 毛主席跟杨得志同志握手时说：你是三杨之一。 毛主席跟韩先楚同志握手时说：人走了，还反什么呢？要打个招呼嘛！反一下也不要紧，你们都是好人哪。(毛主席和很多同志都是这样说。) 毛主席跟丁盛同志握手时说:我记得你是什么病?(回答:心脏病)毛主席说：你要注意呀! 毛主席跟韦国清同志握手时说：[样子变了嘛，胖了嘛。]老朋友，你是韦国清吧！你要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你那里去，人生地不熟。你过去就是不承认壮族，现在也承认了。 毛主席跟皮定钧同志握手时说：皮定钧同志，我认识你呢，都是好人呢。 毛主席跟冼恒汉同志握手时说：你也是壮族人吧！韩先楚同志到你那里去，你不要欺侮他。毛主席跟韩先楚同志说：你[不]能够打兔{鬼?}子啦。 [毛主席跟秦基伟同志握手时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毛主席跟刘兴元同志握手时说：也是好人哪，那些困难你也不要看得严重了。 毛主席跟赛福鼎同志握手时说：你们那个民族不少，要团结杨勇哪，不要欺侮他，要尊敬他。 毛主席跟徐向前同志握手时说：向前同志，你身体还好吗？ 毛主席同聂荣臻同志握手时说：还好吗？(回答:还可以)毛主席说：那就好了。 毛主席跟张宗逊同志握手时说：我记得你是姜太公钓鱼的渭水那个地方[的]。 毛主席跟刘贤权同志握手时说：你那个青海的工作不要兼了。 毛主席跟田维新同志握手时说：你要做好总政治部的工作，你是哪里人？（回答:山东人）毛主席说：曹操的儿子曹植在那里[枣庄]待过，前面有两个湖。 毛主席跟马宁同志握手时说：头一次看到你，你是哪里人？（回答:沁阳，在洛阳附近）毛主席说：山西有沁园，有个词牌叫沁园春。[马儿是不宁的。] 毛主席跟陈士渠同志握手时说：你还好吗？你是井冈山时候的，现在没几个人了，井冈山的人现在不多了。（陈士渠同志说：我很幸运地跟毛主席干革命，托毛主席的福）毛主席说：不是托我的福，是托党的福，人民的福。 朱德同志最后到了，毛主席[握手时]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现在不是红了吗？ 接着请大家坐下，然后毛主席说：[你们都是些好人。我昨天没有睡好，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些人。]不要相信那个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变成国民党，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了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嘛。[红军时代国民党唱出了什么歌子，唱什么“中国出了朱毛，呀呼嗨，呀呼嗨，说我们杀人又放火，奸淫又掳掠，呀嗬嘿，𠲖呀嘿”【注：谢静宜说主席从她那里学来的】，喊了多年，也没有把我们吓倒，想消灭我们，但也没有把我们消灭。] 你们说了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也是常事，事情总是两面的，人多养着吧（指机构庞大），[这种事过去也是常事，]有个能办事的人就行嘛。 毛主席说：你们要交好班呐，有困难吗？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人舍不得你们走。 毛主席跟韩先楚同志说：我不是和你讲过吗？在这个世界上此类事很多，心放宽一点，胆要大一些，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你们有]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要培养青年干部，你们要交好班。]毛主席说：(对叶剑英)这个会议差不多了嘛，聋子放爆竹，（这是凤姐的俏皮话。意思就是散了。） 讲到《红楼梦》的时候，毛主席又对许世友同志说：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许世友同志说：现在看了一遍）毛主席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红楼梦》是把真事隐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红楼梦》有两个人物，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真事不能假[讲]，这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掩盖着他。看《红楼梦》首先要看第四[五六]回[，要注意读，那里有阶级斗争。还有]“护官符”，有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作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句是读红楼梦的一个纲。]红楼梦，四大家族兴衰史，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作[造]了好多文学语言。(毛主席过去讲过《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思想性、艺术性最好的一部。)[当成历史书来读，什么是封建社会，《红楼梦》说得清清楚楚，不要把《红楼梦》看成是吊膀子的书。]毛主席对许世友同志讲：你就是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了[点]文学吧！[文武结合才行！]“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高祖时的文武四将：随何、陆贾、周勃、灌婴。汉晋书刘元海传一百零一卷，西晋末年人）毛主席在这两句话前面加了两字“常恨”[(原文为常鄙，把鄙字改成恨字，能文能武，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主席说]：你能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才能懂。[汉朝有个《贾谊传》可以看一看。]《水浒》[这本书，比较起来不怎么好，]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主席把总理拉到身边，问总理）你今年七十五岁吧？（总理说今年七十六岁了）你还年轻力壮。文官要务武，武官要务文，文官要关心军事，武官要搞一点文，文武官员都要学一点文学作品。][你(指许世友)也应该读一点，汉朝有个周勃，没有读什么书。刘邦，也没有读什么书。][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后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主席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许世友同志说：把他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毛主席说：不怕？你去做周勃，你去看看《红楼梦》吧！[你去读读杜甫的文章。（许答：坚决照办，坚决去学）] 接着毛主席又对到会的全体同志说：到一个新的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悉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政，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不怕，靠党靠人民群众）]慢慢来，就会顺手。 毛主席说：人走了，还贴什么大字报呢？不要贴了。辽宁有这个问题，山东也有这个问题，山东主要是枣庄，过去叫台儿庄。讲到枣庄时毛主席说：荀子就死在那里，荀子做个兰陵令。唐人说的兰陵就是台儿庄。唐人说过四句话：“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韩愈的《进学解》）。荀子是韩国人，在许多地方做过校长，在济南当过校长。毛主席说[过]荀子是法家的老祖宗，“人定胜天”这句话第一次是荀子说的。 毛主席问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讲，毛主席说：你们都不讲了，我也不讲了，明天开一个大会就算了。（总理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明确一下意义。）毛主席说：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还有什么人民武装部，人很多[，都照办]。这个问题不要紧（大家反映走后门的事）。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总是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毛主席举起左手说，这个手是廉洁，毛主席又举起右手说，这个手是贪污吧，二者是是对立的统一。（毛主席把对立统一用英语讲给我们听。）[怕什么，不要怕。] 毛主席讲到国际形势时，有非常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说：[想看一看同志们，把大家找来。在这个地方]我和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们美国，一整太平洋那个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我[姚]领会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苏修声东击西，美苏争夺要点在太平洋、欧洲、中东，这次元旦社论也强调了。)[给蓬皮杜说，你们欧洲也要打点洞，学老鼠的办法。（刘兴元政委讲，蓬皮杜回去后也开始打洞了。）] 毛主席说：苏联现在找我们，又在拉关系[，其实是故作姿态]。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武官处的人讲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的时候那样，[这是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的协议，]二是承认错误，从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统统要承认，[这两条，一个字也不能改。]这是苏联做不到的。[（毛主席问邓小平同志）布加勒斯特会议你去了没有？（邓答：是彭真和康老去的）彭真对于整苏联还是有功的。]（毛主席这样说，表示我们坚定的原则性。） [你们还有谁讲话？你们都不说，都不吭声，没有勇气啊！姜太公]“八十西来钓渭滨”，我也是八十岁的人，把你们调动来[到中南海，把你们调来了]。你们为什么不吭声，我们莫是“一言堂”了。你们不吭声，我就不讲话了。（陈锡联说：我们是想多听听指示，好到新的地方工作。）主席说：[你们就是胆小，就那么一些事，不过是调动调动，]你们调一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你们带一个头，对今后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调动有好处。 {毛主席又说：陈锡联同志，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韩先楚同志]，这几位同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一点。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皮定钧同志]倒是呆得不那么久，你们带个头哪，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会照样去做。（这一条是指毛主席指示完全做到了，带了头，做了一个好榜样。）} 你们也把我调一调（大笑）我实在不想当主席了。我想卖年糕了。 {主席对韩讲：我老了，牙掉了两个，一说话就透风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三国里张飞干什么呢？杀猪的。关羽是小商人，赵云是卖年糕的，我到你们福州卖年糕可不可以？（韩说：牙齿坏了可以补一补的）主席说：补牙齿会痛的。} 三国志上有三个人，都是小商贩出身。刘备是卖草鞋，张飞是卖猪肉的，赵子龙是卖年糕（老迈年高）。我已经年老了，要“卖年糕”了。我到福州去卖好不好？南京、武汉不去，天太热了。[（韩先楚说：福州的气候还可以）现在我还不去。] [主席]问大家：你们那个懂英文？(大家嚷了一下）毛远新、姚文元懂得一点。中国语文有好多是从外国来的，如“沙发”。沈阳几百年前是个镇子，外国人多【沙发是外国名还是中国名？是外国名嘛。沈阳，外国文叫什么，叫Shenyang(英文叫孟克德)。山东有个枣庄，几百年前是个镇子，附近有个台儿庄，荀子死在那里，赵匡胤还去纪念过。有四句话，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大家不说话，我就闭口了!大家说一说，开个玩笑。 [主席]对朱德：[总司令啊！过去人家骂我们是猪毛，说你是猪，我是你身上的毛。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有多少年了？（朱答：四十多年了）]你是红司令还是黑司令，[(朱说：人家说是黑司令）这很怪嘛，你是黑司令，我是什么呢？我开始讲你是红司令，中间讲你是红司令，现在]我说你是红司令，就是红司令。现在还有没有人骂你？（朱答：没有了）]现在还有人骂你吗?（朱答：没有了。)主席说：你跟我，我跟你，四十年了。 （总理：主席讲了一个钟头，让主席休息。）[才八点钟就散会，还早，还要开。] [邓小平同志从现在起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此人能打仗，办事果断，我喜欢他，这个人，过去有人怕他，这个人，打起仗来可厉害了。过去【大革命时】有个传说，不怕吃大苦，还有邓小贤[闲]。（主席问邓小平）是不是你弟弟？（邓答：不知道）邓小贤[闲]不知？邓小平是四川人。还有一个湖南人毛泽覃、湖北人谢唯俊，邓毛谢古（古柏），这四人，那时在中央苏区被整得苦，被整得要死。][现在还有几个，就剩下你一个了。] (这时总理提议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第一段。)唱完后，毛主席亲自指挥唱完第一段，毛主席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指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八项注意第一个注意、第五个注意。第一个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个注意是说军阀作风不要呐。[我记错了没有？（众答：“都对!”）]（毛主席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点作了指示。）毛主席又叫身边的人找了歌谱来，亲自打着拍子，亲自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会毛主席和大家热烈鼓掌，然后以宏亮的声音宣布散会。 （姚文元同志讲：这次会议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是开得很成功的会议。还讨论了对调的大军区司令员兼不兼所在地省委书记，省革委主任，大家一致认为为了集中力量搞好军事，搞好战备，还是不兼。李德生同志也不兼总政治部主任。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非常重要，对我们更好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战备，反修防修，对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团结，加强全党全军对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指示内容丰富，有的精神写进了元旦社论。在几次讲话中提出许多重要问题。毛主席关于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议政，要抓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关于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指示，关于准备打仗、加强战备的指示，领导干部要带头的指示，关于反修斗争两条原则的指示，关于要统一纪律等等，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讨论，领会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认真加以总结。） 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跑，一个跳，一个吃血，一个吃草，主席要军委的同志猜一个字，这个字就是“骚”。【注：《百年潮精粹伟人印记》载马宁口述《毛泽东给我出字谜》，主席问：“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田答：“鱼山。”主席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田说：“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主席说：“噢，那就对了．”又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田说：“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主席说：“不，就是你负责了!”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这时毛主席不再回话，而是转过身来和马宁握手。主席说：“哎，你姓马，我出个谜语给你猜，答个字吧!这个字谜是：一个大来一个小，一个跑来一个跳，一个吃血吃肉，一个吃草。你猜这个谜底是什么啊?”马说：“我猜不出来。”主席说：“不知为不知，知之也。”（沁园春应为提示谜底“骚”，即马儿不宁）。】 油印稿，[]内内容来自叶剑英、刘兴元等的传达。谈话待继续整理。 叶剑英12月18日在军委会上传达说，毛主席说：过去战争年代经常互相调来调去，有这个传统经验。（八届十中全会做过决定，交流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地方各级主要领导都有变动，大军区主要干部调动少。许世友同志19年了，陈锡联14年了，交流干部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今后省军区也要互相调动。）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一切调动听指挥。（调动一下有好处，各大军区、省军区今后要有计划调动交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容易吸收新鲜事物。（为了开阔眼界，保证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决定是及时的、必要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党的干部的爱护。） 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有：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 。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据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这一段夹在“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和“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之间。 【据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2年第4期），毛主席1973年2月[24日？原记录为29日疑似辨认错误]对邓小平、张春桥谈到为贺龙平反问题，据张春桥记录主席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事后二人没有马上传达、落实。】 ———— ———— 1973年12月22日圈阅周恩来本日晨报送的中发[1973]43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的草稿。 《毛泽东年谱》。文件说备；为了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习更多地区的情况，经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接到命令之日起于十天内到职。文件23日发出，同时发出44号文件即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邓补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当时没有立即出任总参谋长，《华夏文摘增刊》第681期蓑笠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说“作者(史云、李丹慧)提出，江青推荐的杨成武。……邓小平有提名，提的是陈锡联。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04;teiwes frederick 作者在2005年1月的采访，被采访者看过提名陈锡联和杨成武的档案文件）……周恩来在74年11月给毛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9／11）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邓1975年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 ———— 1973年12月底在八大军区对调的会议结束和毛远新的部分谈话 【略，见后附毛远新《关于1973年基辛格访华》、毛远新】 ———— ———— 王洪文1973年12月31日与中央读书班各组负责人谈话时传达【其中引主席1973年12月12,13,14,15,21日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讲话非常重要，另有整理】 主席说：“五一六”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嘛。 今年七月就批评过了，如“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纠正，势必搞修正”。当时是批评外交部的，但也是对整个的批评，此类问题是有普遍性的，主席说：“历来就有，现在仍有，不是个别人所有，大家都有，要研究改进办法。” 主席还说过：将来也会出修正主义，我说过了以后别说我没有说过。 毛主席说：头上要长两只角。 江西有的负责同志把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会议上正式往下传达…有的地区发现了什么所谓中央的“51号文件”，那上边说的什么干部该解放，什么干部不该解放，并规定了什么“政策界限”，中央根本没有这个文件嘛！可是就是[有]人信以为真。毛主席说：“有些人的思想与此合拍，不奇怪”。 如你们知道的公安部，有的人竟把[…录入者注：此处原稿缺失，可能指有人把主席批示的关于解决历次运动遗留问题和解决政策的中发[1972]45号文件当成谣言查(此文件在广西传抄中出现一些差错)，主席批示据袁庾华回忆有“我们的工厂没有权力开除工人”等…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收件中没有类似文句]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可是硬是要向北京市要这个文件来批他们，这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嘛？ 《人民日报》有个王若水給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同意批极“左”。主席说：此人不高明，后来批了他，主席说不要批了。 毛主席最近对我讲，有人反对告状，主席说：“这有什么不好。这样的人骂我们、批我们,当然也有不对的,不对的听听也好,有个对立面也好,可以使我们提高警惕,改进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能听各种不同意见,大字报好！ 毛主席说：什么公报上讲不对第三国，屁话，美国想拉苏向东，我想拉苏向西，基辛格这次访华的肯景，就是说苏修的战略重点是对我们的，来吓我们的。主席斩钉截铁地说：“不对，只有五十几个师，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对欧洲中东的， 袁庾华回忆系摘自袁庾华《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和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 据《河北省志信访志》、刁杰成《周恩来与 “文革” 中的信访工作》等，针对1972年北京出现的上访高潮，6月13日周恩来在解决来访人增多与维护首都社会治安问题的报告上对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批示： “兹事体大……务求合乎政策，件件落实，并保证情况在六月下旬能开始好转”，6月末至7月初公安部召开十一省(市、区)有关负责同志信访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周的批示。11月5日周恩来又作了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首都治安保卫工作的指示。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公安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了落实措施，提出了 《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报告》 要求各级组织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处理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问题；健全信访机构，调配有政策业务水平的干部，加强信访工作队伍；应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来抓信访工作；对来信来访的处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务必做到合乎政策，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反对置之不理、 层层照转或互相推诿的官僚主义；严禁对来信来访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要把群众反映的大量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减少来京上访人员，维护首都良好的社会秩序。 对信访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重大的、突出的七个政策性问题：定性问题(对整党、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定性不服的申诉案件要严肃谨慎地进行复查)，非正常死亡问题(妥善处理非正常死亡问题)，开除、退职问题(对1966年以后被开除、退职的人员中确实处理错了的要恢复其工作或重新安置)，遣返、疏散问题(对某些城镇在遣返和战备疏散中下乡的要适当安置)，工资、劳保、优抚、救济问题，户口迁移问题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家庭出身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972年12月22日，中央发出中发[1972]4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和公安部《关于加强信访工作和维护首都治安的报告》的批示，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加强信访工作的领导，要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健全各级信访工作机构，抓好信访队伍建设”。 ———— ———— 1973年12月31日姚文元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 学《哥达纲领批判》要有一篇，主席强调学这本书。过去找黑龙江写批判国富民强，写得不大好，没有充分体现精神。这篇著作讲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主席说，资本论第一部分难懂，可以先读《哥达纲领批判》，有人不懂劳动不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还有给白拉克的信，讲不同派别联合时，马克思主义者应坚持的原则。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3年冬嘱护士长吴旭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誊抄，抄完第一遍主席亲自校对修改，核对到《贺新郎·读史》时的谈话 [《贺新郎·读史》手稿中有一句是“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在抄第一遍时问：是“为”，还是“如”？主席说：是“如”不是“为”。 吴旭君请毛泽东在手稿上改一改，主席说：“不要改了，随它去。” [词的下阀有一句“盗跖庄流誉后”]，主席叫吴旭君：在盗字上加引号，即成“盗”。 吴旭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毛泽东说“不要麻烦了，就这样。” 吴旭君抄完第二遍后（将第一遍抄稿烧毁了）再与主席核对，又特别问主席：是“如问何时猜得”？主席点头同意。 1986年9月28日《光明日报》吴旭君《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赵朴初还认为”不过几千寒热“可能写漏一字是”不过是几千寒热“。 则《贺新郎·读史》为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如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 ———— 在1973年12月21日孔从洲请求为蒙定军等人平反，肯定(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工委历史的信上给总政治部田维新的批示 （大意）：政策为什么没有落实，让兰州军区来汇报。 《孔令洲回忆录》 ———— ————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元旦献词》首次出现，石家庄地区1974年2月传达 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 《红旗》杂志。《红旗》1974年第二期《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说“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石家庄地区大事记》载，1974年2月12-19日石家庄地委第一届九次扩大全会传达了毛主席这一指示。 ———— ———— 1974年1月2日在周恩来王洪文汇报政治局1月1日会议议定事项的信上批示(部分，关于准备另发中央关于传达去年十二月几次指示要点的通知一事) 没有必要，不要发了。 《周恩来年谱》，还载：74年元旦政治局会上王洪文、江青传达了主席关于将他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见军委会议全体成员谈话记录整理印发各地的意见。会议同意主席意见，并准备另发一个中央关于传达去年十二月几次指示要点的通知。会议决定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斗争学习讨论主席对外交工作谈话，决定军委系统召开学习批评会等。最后由中办印发了12-21日的谈话要点。 ———— ———— 1974年1月5日上午8时半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送给其一本《怀素自叙帖真迹》影印本。(谈话可见《毛泽东年谱》。1976年9月15日《参考消息》载《读卖新闻》9月9日刊登大平正芳就毛主席逝世发表的谈话提到：我作为外务大臣于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邦交正常化和一九七四年一月为签订日中航空协定而访华时，先后两次荣幸地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我是在北京市内中南海里见到毛主席的。那间接待室兼书斋里摆满了线装书籍，书中夹着许多白色的书笺。他对日本问题很感兴趣，并且有很丰富的知识，我听说他没有来过日本，但是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却很了解。譬如，毛主席举出“Ｉ[い]、ＲＯ[ろ]、ＨＡ[は]”及“Ａ[あ]、Ｉ[い]、Ｕ[う]、Ｅ[え]、Ｏ[お]”（都是日文字母的读音）评价说，创造了这些文字的日本民族是伟大的。他还说他在学日文。可能是半开玩笑，他还说想到日本留学。当我说：“那我们可怎么照料您好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毛主席开玩笑地说：“你不友好啊！”如今，这已成为值得怀念的回忆了。他发出朗朗的笑声，无拘无束地谈论着。他使人感到没有任何拘束，真使人感到是一位“老伯伯”。在第二次日中航空协定谈判时，他毫无顾虑地对我说：“已经吵完了吗？”“应当大吵呀！”他的话为我消除了紧张感。毛主席谈话时，总是慢慢地选择着词汇。) 1月6日圈阅周恩来汇报与大平正芳会谈情况(形成《处理日台航线的协议》等)的信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1974年1月中旬在王洪文江青1月12日报送《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信上的批语 同意转发。 1974年1月18日中发[1974]1号文件 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22日发出[1974]2号文件中央补充通知增加三批学习文件和文章；25日发出[1974]3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27日发出[1974]4号文件转发新华社内部报道《广东省委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决心把批林批孔搞上去》(改了一句，加了一句)，其中提到省委学习了一号文件和江青转来的文件精神。 胡炜《征程纪事续集》中回忆：“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毛主席指示：党中央组成”七人小组“、军委组成”六人小组“，领导全党、全军的工作和运动。七人小组由总理主持，成员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六人小组由叶副主席主持，成员是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1月31日晚张才千副总长在总参党委会上说：“由于总政和军委办公厅要集中精力搞自己的运动，军委六人小组确定组织一个小工作班子，由胡炜、徐海涛、王梦华、张崇发四同志牵头，具体任务由军委六人小组另作交待。””(2月3日晚军委领导是就给叶帅办事。到1975年2月8日小班子结束工作。1974年3月上旬中央七人小组确定在钓鱼台组建另一个小班子，调徐海涛去主持工作，由王洪文直接领导。)宋绍青《客家骄子 叶剑英》（并可见《邓小平传1904-1974》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载：”周恩来于1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由叶剑英带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中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毛泽东阅报告后表示同意。“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载：1975年1月26日，叶剑英致信给毛泽东，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提出了人选名单。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发[1975]3号文件)成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11人参加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舒云《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由来》(《党史博览》2016年第8期并可见水陆洲)载：“1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汪东兴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高志中《艰辛的探索 1952-1976年的邓小平》提及1974年3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主管批林批孔运动的七人小组会议上江青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华夏文摘增刊》第681期蓑笠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说“2月份，周恩来就建议“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500页）在1974年3月8日，军委六人小组针对在军队中如何批林批孔召开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在会上猛烈批了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的陶鲁笳。邓小平批陶鲁笳要脱下裤子，要执行江青的指示，从文革中好好学习，积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181;作者资料来源为ANU大学，会议原始记录摘要）” 周恩来在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主席还指示，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一道发下去。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 郑谦、张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375页说毛主席1967年3月曾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孔孟之道。 宋柏年《怀念周一良先生》回忆：”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題目是毛主席定的，格式也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拿出一張紙，中間折開，給謝靜宜交代：一邊是林彪的話，一邊是孔孟的話，兩相對照，再加上按語，予以批判。而且以後還要編材料之二。 編寫工作在北大臨湖軒進行（如遇臨湖軒接待外賓，則轉至附近的俄文樓）。具體組織工作由我和清華大學王世敏老師共同負責（清華的錢偉長、陶葆楷等老教授就沒有再參加）。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在其中起了甚麼作用呢？他們是資深教授，又是在文史哲各學科領域卓有成就和影響的學者。這樣，對一些孔孟、林彪的言論如何解釋、如何批判，他們當然起着主要的作用。比如：克己復禮、天馬行空等，是甚麼意思、出處為何？都要聽他們的意見。然後一些中青年的老師再去圖書館查書、起草按語。最後還要經大家一起討論定稿。這一切，周先生都是兢兢業業地做。他認為這是在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服務，責任重大。是黨對他的信任，是對他多年來積極進行思想改造的肯定。他當時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每天工作到深夜，騎着自行車回家，十分辛苦。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幾經反覆修改，定稿後直接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對材料內容、先後次序、按語等作了調整。指示：由兩校黨委組織教師、學生代表參加討論，徵求他們的意見修改後，再報北京市委吳德同志；吳德同志看後報政治局，政治局同意了，我再批發。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農曆大年初三），周總理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讓遲群、謝靜宜講解材料之一的有關問題。會議進行不久，因遲、謝講到這個材料是北大清華兩校編寫組編寫的，總理說我們有個疏忽，沒請編材料的同志來。總理通過中央辦公廳通知北大。北大黨委辦公室通知我，讓我十分鐘之內將編寫組的同志集合，帶到首都體育館。那時沒有手機，多數同志家裏沒有電話，要想在十分鐘內集合是很難的。我只好把住在燕南園的馮友蘭、魏建功先生，住在燕東園的周一良先生找到，其他同志能找幾個算幾個，這樣，大概有十多人風馳電掣地開到了首都體育館。這是一個萬人動員大會。我們只是到會聽會，並沒有發言（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文章裏，把他和湯一介先生在北京市宣講材料之一，說成是「一．二五」大會，是誤記了）。會議結束的時候，總理、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在後台接見了我們。總理和我們一一握手，說我們完成了毛主席交辦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立了功的。總理在和馮、魏、周三位老先生握手後，突然見到我，很高興。那年我三十歲，總理在和我握手的時候，拍着我的肩膀說：「年輕人，年輕人！」我看到總理面容消瘦憔悴，頭髮花白，滿臉都是老年斑，心裏一陣難過，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總理說：「不要激動嘛！年輕有為，年輕有為。」會後，周先生問我，總理跟我說了些甚麼，我如實相告。周先生說：「我也好長時間沒有看到周總理了，覺得他衰老很多，我也很激動。」 ……那麼，所謂的「謗書」、「黑材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有關周總理的材料確實有一份。那是編《林彪與孔孟之道》的時候，周總理給我們的一個批件。當時湖北省委上繳中央一本林彪中學時代的作文本。其中有一篇〈上丁祀孔記〉，講祭孔活動的。周總理批示：可否編入材料，這樣可以看出林彪一貫尊孔的面目（大意）。我們經過研究，覺得中學時代的作文，不能說明問題，經請示後就沒有編入。這份批件就保存在辦公室的文件櫃裏。所謂「筦鑰」是這樣的：七六年十月一日我參加中國教育代表團去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訪問，怕我不在的時候，需要到我的房間裏找東西，臨行把房間的鑰匙交給了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查抄梁效的時候，這位同志立即上交。於是，關於這把鑰匙就有了許許多多的傳言，有的非常離奇。 舒蕪所說的「射影含沙罵孔丘」，大概是指《孔丘其人》。關於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是這樣：批林批孔開始後，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吳德匯報北京市運動開展的情況。說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孔丘是誰，甚至有人問：孔丘是哪個學校的？是個校長吧？毛主席聽到匯報後笑了，說：「如果連孔丘是誰都不知道，怎麼批判？要讓北大的老師給輔導一下，同時要有個材料，介紹孔丘是個甚麼樣的人，要讓全國人民都知道！」按照毛主席這個指示，遲、謝等人展開了討論，遲群說題目就叫「孔老二何許人也？」江青說：「不要叫孔老二，也不要何許人也，就叫孔丘其人吧！」“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 梁效往事》说：”一九七四年二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十一时左右，李家宽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王世敏在场)，对我说：上面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写一写文章，题目是《孔子其人》(后改为孔丘其人)。这个题目有来头，气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题目。文章要全面介绍孔丘其人，要写他稍一得势就杀少正卯，要写他到处碰壁。三月八日前发表，这篇文章由你们小组写。…发表后不久，迟群秘书庄昂在大批判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对我说：《孔丘其人》写得真妙，孔丘参加政变那段，正好合上李德生。…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一九七四年二月间，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回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 梁效往事》又说:“一九九八年一月，我曾向谢静宜问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她说：《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议写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介绍孔子。我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写这篇文章。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们曾将文稿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阅审。” ———— ———— 1974年1月14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中传达 毛主席最近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要看十年”；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 ———— 1974年1月31日 批准中央[1974]5号文件(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附《马振扶公社中学“走回头路”现象严重》)下发 [注:陆霖回忆说文件毛主席已圈阅，引者目前查到的两种翻印件没有这个字样。暂时没有查到主席的原话或批示，可能主席是圈阅了周恩来31日致信报告一个月来对内对外各项工作情况的相关部分，而不是批在周29日的草稿上] 自《周恩来年谱》。通知稿为周恩来1月29日起草。迟、谢的《简报》说，“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这是“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实行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其实质就是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周起草的中央通知稿说“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个别情况”，后按照张春桥1月29日在通知草稿上的批语“个别二字建议删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修改。 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 河南省委，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现将中央负责同志派谢静宜、迟群两同志去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及附件转发给你们。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你处有无类似的情况。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 ———— 1974年2月4日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1974年2月4日” 姚文元1974年2月16日对《红旗》编辑组传达，《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姚分析为什么三篇选这篇：1．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辨奸论起家。2．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3．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姚又说，主席在一月份提醒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江青3月给主席的信也引用过“总结经验”) 姚还说：过去批刘时，当刘公开点名后，文章多，主席仍很注意准确性，要求每条引文，认真查明出处。批林批孔也要这样，每条材料，从材料到观点，都要力求准确，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 ……主席在一月份提醒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不注意总结经验就不容易搞好。至少一年总结一次。解放战争，有的几个月总结，有每项工作的总结，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十大军事原则，三个月总结等等，很多，提醒我们注意总结。主席的意思，一个要注意总结当前经验，一个不要忘记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很重要。 《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载1974年1月23日楼适夷给黄源的信：“那本《鲁迅批孔反儒文辑》，听说主席非常赞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出版] ———— ———— 王洪文纪登奎1974年2月9日接见四川大足汽车厂来京代表时提到主席指示 有些领导同志，像章杰（他们厂的）同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有三气：不服气、泄气、怨气（登奎同志插话：主席在天津说，实际就是一气，不服气） 在江西流传着一个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江西省委竟在大会上做了传达，谣言说是主席说的。主席看了以后说，前两句不是主要的，要害是后两句。主席改了叫做：“老帅带路，小兵提升”。主席针锋相对辟了这个谣言。 讲话记录稿“济南工人”1974年3月4日翻印件 ———— ———— 杨坡兰1974年2月17日在山东省级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报告其在中央工农干部读书班体会时传达: 毛主席最近又讲: 牛为什么长两只角，就是要斗争。 这个话，1965年就讲过了[头上长角]，毛主席还讲: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 (我们就是要靠头上长的两只角、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的革命群众。) ———— ———— 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和周说 (问周)总理，你怎么样了。 (周:“还可以”“没抓好大事”) 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 (周：“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说，抓大事不会抓，常常抓了小事”)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史云《1973年基辛格访华与“帮周会议”风波》（港中《二十一世纪》2006年第6期总第95期）引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说：“这年[1974]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翻译。毛看到了，指着翻译王、唐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们整得这个样子。” ———— ———— 1974年3月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充《论衡·问孔》。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 ———— 1974年3月12日，主席要看《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的《苏联与东欧》第1期、第2期，因主席视力原因，身边工作人员即改印大字线装本送主席阅。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 ———— 1974年3月21日中发[1974]10号文件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毛主席同卡翁达总统[2月22日]、布迈丁主席[2月25日]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件，内容可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谈话原文可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 ———— ———— 【待核查】1974年初和王曼恬谈话 王曼恬给主席翻看一些“黑画照片”，主席表示称赞，王曼恬说:“主席，这都是些黑画呀！”主席说：“黑？这还算黑？那还有泼墨呢。” 王说：您再看看这幅猫头鹰，是一眼睁一眼闭的呀！安的是什么心么。”主席说：“是呀，这种鸟就是这样的，总是一只眼休息一只眼工作。劳逸结合哟！不像我的眼睛啊，坏了！噢，这是哪位画的？” 王答：黄永玉，这个人。主席说：“对了,有位德国画家也送给我一张猫头鹰，也是一眼睁一眼闭的。” 王说：“主席呀！看看还有这幅李苦禅画的残荷。”毛主席说：“苦禅？苦禅，我记得，建国初期，他生活很困难喽！还给我写过一封好长的信哩！……他现在工作安排得好吗，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吴继金《“四人帮”批“黑画”运动始末》(《党史纵览》2006年第4期)，陈微《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赵永文《滴水集 第2集》摘《中华儿女》1990年第一期文章。 ———— ———— 1974年4月4日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记录（部分） (四日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乔冠华、黄镇等外交部的负责人谈话。) 毛主席对邓小平说：你准备开跑啊？ (邓小平说：这次去是聋子办外交。) 毛主席说：聋子放炮仗啊，自己听不见，只看到炮仗散了。主席还问：你来回都经过法国是旧地重游啊！你那个时候在法国什么地方啊？ (邓回答说：主要在巴黎，还有别处，一共七八个地方。谈话中邓汇报了去美国将同基辛格见面的安排等，毛主席听后表示同意。) (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说：小平同志的发言，是根据主席的思想写的。有几个地方，主要是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主席是不是看一下？) 毛主席说：行了。你们去搞就是了，登上报我再看吧。 （主席谈到谈到校点注释法家著作如王充《论衡·问孔》：）《问孔》这一篇上海注得不错啊。《刺孟》搞不搞啊？不过，《刺孟》，他不讲路线，尽讲一些形式逻辑、前后矛盾那些事。所以韩非这个人的书是难读啊。法家的书我看也要注一下，比如荀子、王充的《盐铁论》。一个荀子，一个韩非，值得好好注一下。《韩非子书》只有唐朝人杨勤注了，注得好，就是太简单了。韩非的书难读。比如《说难》。郭老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写过：“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危，媿无其文。爰以金石，自励坚贞。”你们能够读懂《说难》的前半篇就很不容易了。我都不容易，后半篇容易读。 第一段自《邓小平传(1904-1974)》，第二段自《毛泽东读书集成 第31卷》、《毛泽东读书集成 第43卷》摘“毛泽东1974年4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记录”（“爰以金石自励坚贞”原书排印误作“爱以金石自励坚贤”。《韩非子书》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作《韩非子》）。还可以参考《毛泽东年谱》 史全伟主编《实话实说邓小平》武健华回忆一篇称：出国前，毛主席会见全体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谈话。毛主席问他们去联合国走哪条线？走东线还是走西线？毛主席说走西线安全些。对邓小平说：你开完联大特别会议后，可以经法国回国，在那里停留两天，去看看当年留学法国勤工俭学的地方。毛主席说这叫怀旧观新。 ———— ———— 1974年4月4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充《论衡·刺孟》、《韩非子·说难》。“此事主席指示，望抓紧办。”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 ———— 在1974年4月4日姚文元送呈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江渭清一篇文章的报告上 毛主席已圈阅。 送主席参阅。在省一级的材料中，此件是比较有分析的。想请《红旗》编辑部找江渭清同志写一篇讲学习和调查的体会，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及我们的基本政策的文章，妥否，请指示！ 姚文元 四月四日 姚文元1974年4月6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姚说：这什么把这件送主席参阅、想组织一篇文章呢？是要逐步组织一点更实际的文章。另外可以打破省里的人不能写文章。江渭清同志去江西不久，跟两派没有关系，不至于引起两派的问题。他作了调查，谈的体会，有些分析。对农村阶级斗争的状况，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作了一些具体分析。……这个材料中讲到有一个地主，腐蚀了公社干部，向国家贷款七千元，雇了五十多个工人，盘了一块青山，砍伐树木，牟利八千元。这个例子很典型。四清时没有全部搞，后来刘少奇搞反动路线，纠正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很快接着就搞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斗争中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主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他这个材料，我感兴趣的就是能从感性印象中拧出一点东西，从资本主义活动的现象中，提出问题，提出观点。……这个材料也讲到了主要是一部分干部的问题。有些数字不能公开，举典型的材料、典型的思想。 ———— ———— 姚文元1974年4月14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主席指示精神 十二号文件根据主席意见起草的，主席讲两次，不搞战斗队这类东西。 主席给乔森潘谈话又强调讲打仗经验。 一、批林批孔，我们提出的口号，批林比较容易搞，批孔更困难些。批林批孔，夹杂走后门，人家难于讲话，要发动走后门的人起来批林批孔。 二、法家的著作要注，（论衡）问孔篇已注了，刺孟篇也要注，王充在问孔篇用形式逻辑揭露前后事实矛盾。他批孔不抓路线，但那时能那样批也不容易，李斯有“说难”，前半篇很难懂，唐时有人注过，但太简单，李斯后半篇好懂。讲一个故事，郑武公想打胡国，有人就提出来，郑武大怒，立即把他杀掉了，把自己女儿嫁去，胡不戒备，一下就攻下了。这好懂的。（可以想一下，注） 韩愈《进学解》评孟、荀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说孟没有什么成就就死了）。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于楚，废死兰陵（台儿庄附近易里）。（盐铁论也可以注一下，作参考资料发表，想想看） 三、形势还是好的，中国基本上是好的国家，党是好的党，列宁说事物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么大国家，有点乱子，正常的（看大好形势的一面）。 四、学马列，无非三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党的学说，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国家学说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包括在内（把马克思主义最主要内容集中概括起来了，劝西哈努克……）。 不搞战斗队，搞批林批孔。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中央2月10日发出(中发[1974]6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发出中央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外国工作、学习人员有关“四大”的几项规定（草案），提出外宾等和开放的地区单位入有问到当前批林批孔等问题，应按中央有关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方针和口径答复。如要求去看公开场所写出的大字报，应允许他们阅读，如涉及内部情况的大字报应另辟一处，不对外开放；上述所有人员凡持有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电影机电视机的，均须取得我方接待人员的同意方可摄影录音，否则我方有权干涉；各单位地区张贴出的大字报除中央另有规定外一般不许抄贴中央文件，大字报大辩论均不许泄露国家机密如国家计划数字财政支出外交机密国防机密等。 2月13日发出中发[1974]7号文件转发江西省委常委涂烈的信。批语认为涂烈提出江西省（主要是佘积德、白栋材、黄知真）存在的九个问题虽然不一定完全确切，但是明确提出了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问题，九个问题是：一、捏造毛主席指示传播政治谣言，说是“打扫庙宇，迎接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应该是“老帅带路，小兵提升”；二、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发[1967]243号文件）；三、甚至到历史反攻倒算；四、在干部工作问题上；五在成立工会及群众组织问题上；六、在落实政策问题上；七、对攻击中央领导、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加批评处理，有的人反加重用；八、对待九大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问题；九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的问题。批语还要求：“涂烈同志的来信提到白栋材同志目前的几件事，也关系到路线原则的大事。中央要求江西省委常委把涂烈同志的信发给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每人一份。并于二月中旬召开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凡是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不论是否党、团员一律参加，认真讨论涂烈同志信中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原则问题。江西省委把你们的意见和会议情况及其结果，及时报告中央。”据 《中国共产党100年江西大事记》和《涂烈、潘世告、于德馨、李广仁材料之二》，王洪文批示了涂烈1973年12月的这封信，并在2月中旬通知涂烈去北京，20日对涂说：“你的信写的比较全，观点比较好”“斗争从信开始，通过你的信解决江西问题”“佘、白、黄群众不欢迎他们，他们那样搞法，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后有事可以给我写信打电话”“有好的造反派头头、好的老工人也可以以后给我推荐一些”。2月21日召开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党委“三全会”，省委委委员、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委员，省军区党委委员，地、市、县、省直各单位、军队师以上单位负责人参加，万里浪、涂烈的“上访团”和“反潮流战士”代表也参加会议，会议由陈昌奉主持，断断续续开至6月4日，批判几位主要负责人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成果的错误，指控省委几位主要负责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全省范围批判余（积德）、白（栋材）、黄（知真）及一批老干部。期间3月20日万里浪派的“省市上访团”组织500余人、10辆宣传车冲击江西日报社，提出：要参加办报、刊登稿件等要求。5月10日 《江西日报》发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批判省委某些主要负责人“不存在走资派”的反动谬论》的署名文章。6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成立南昌民兵指挥部的通知》，30日，南昌民兵指挥部召开成立大会，潘世告任总指挥涂烈任政委，大会期间至9月，万里浪、涂烈两派组织武斗19次。7月7日至12月30日中央召集江西省委部分常委和两派群众代表到北京京西宾馆举办学习班，讨论、研究、解决江西问题。中途，中央又调杨尚奎参加，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刘俊秀、张志勇、熊振武组成三人小组在省内主持工作。经研究讨论后，中央形成《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江西问题的指示要点》，决定调整江西党政主要领导，调江渭清到江西工作。《指示要点》指出佘、白、黄违背主中央指示，犯了否定和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和成果的严重错误，造成严重损失；贯彻中发[1972]17号文件以来群众性清查大致差不多了，程世清和后来佘、白、黄主持省委期间江西出现问题主要是程的干扰破坏和后一段佘、白、黄的责任，要正确对待批评过自己的群众，也不要动不动打倒犯错误的干部，说省委是程或佘、白、黄班底，干部是程或佘、白、黄势力的分裂口号是错误的；进一步落实政策，清队一打三反有错必究，但要防止一风吹；工青妇民兵组织代表性不足的有计划有步骤补台，不能拆台，不能推倒重来，对争席位要要官衔不能迁就；贯彻中发[1974]21号文件，少数人不批林不批孔煽动派性停工怠工是错误的。12月17日中央决定调整江西党政主要领导：江渭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福州军区政委；杨尚奎任江西省委书记；免去余积德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回福州军区工作。 2月20日发出中发[1974]8号文件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不点名间接引用了主席对迟群谢静宜讲“走后门”问题的批评。 3月6日发出中发[1974]9号文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电福州军区、福建省委批评倪南山周子韬严重错误揭开路线斗争盖子。据《中共党史资料第八十辑》陈宜淳《福建1972年的整顿及其受挫》和《追忆韩先楚》的周子韬文章，倪南山周子韬1967年6-8月参加江西问题在京谈判时受到陈伯达和负责处理江西文革的张春桥批评说江西省军区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对省军区实行改组，感到愤慨。陈伯达庐山会议倒台后，倪南山不顾陈在庐山围攻张的事实，经韩先楚同意在1971年2月与周子韬通气写信攻击张春桥1967年7月18日在江西省军区代表会议上谈夺枪的问题等(张说：“当然我不是发动夺枪，你们不要贴出去，未尝不可以这样想，如果一个部队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可以夺枪？！枪发给谁，就是谁的？！我在那里，我就赞成夺枪。”主席七月批示过：对于群众抢枪的事，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所谓群众抢枪，有些地方实际上是部队向他们所支持的一派发枪。因此，对此事的处理似可不急，待时机成熟后再去从容解决。)，3月3日交给韩先楚备用，倪南山也写了类似的材料。1971年10月初福建省委（韩司令兼任第一书记）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九一三”事件，10月10日大会反而号召揭发检举张春桥处理江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材料。此事后来被韩先楚保护起来不做处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解放军报记者又揭了盖子，1974年2月17日省军区对敌斗争大会后倪南山周子韬被关押，刚到任的皮定钧又批评省军区领导人目无福州军区党委，力主福州军区[3月4日?]向中央去电报告并说“我们已经决定对倪南山、周子韬平反，并要省军区党委向倪、周赔礼道款。”3月6日中发[1974]9号文件中央复电说：“一、倪南山、周子韬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工作期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擅自开枪，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指示怀恨在心，借着揭发陈伯达和林彪的机会，恶毒地攻击中央和中央文革领导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赵东升同志二月十四日的讲话对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抵触不满，错误也是严重的。二、对倪、周的严重问题，你们过去不向中央报告，这次你们给中央的电报和对福建省军区检讨报告的批复中，未严肃指出倪、周、赵等人问题的严重性，不坚决支持群众对他们问题的揭发批判，不责令他们向群众公开检查，不经中央批准即擅自决定对他们的处理，并要省军区党委向他们赔礼道歉、向群众检查错误，这说明你们还是站在倪、周的反动立场上为他们辩护，支持他们翻案，妄图算改历史，胆敢把矛头直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四、中央要求你们接到此电后，召开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包括非党的福建省革委会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对自己的错误做出认真地检查，对倪、周、赵问题如何处理，提出意见报告中央。”3月10日到9月28日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省革委、省军区党委“四联会”在福州召开，全体委员218人参加。会议由福州军区党委和省委常委领导，主要议题是贯彻中共中央[1974]9号文件，揭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3月10日李志民、朱绍清分别代表福州军区党委和省委对批林批孔运动中犯方向性错误作了初步检查。不久王洪文给皮定均打电话说：“9号文件是对着韩先楚的，不是对着你们的，你们要集中揭发批判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此后福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万炮齐轰韩先楚”，“四联会”也调转方向开始批倪南山、周子韬的黑后台韩先楚。 4月4日发出中发[1974]11号文件关于许世友赵紫阳职务任免的通知(许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任第二书记；赵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省军区第一政委；孔石泉免去省委书记省革委第一副主任，调广州军区工作任军区政委、党委书记)。 4月10日发出中发[1974]12号文件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王洪文6月27日在山东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议上说12号文件是根据主席谈话精神搞的，写好后经主席批的。在文件抄件中没有看到主席批语。文件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 ———— 1974年4月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中的《韩非子·孤愤》、《商君书·更法》、《商君书·画策》、《韩非子·忠孝》、《韩非子·说疑》、《荀子·性恶》、《韩非子·定法》、《商君书·农战》。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从《韩非子·忠孝》篇开始字体再次放大。《毛泽东遗物精品集》载张玉凤关于主席晚年读书的回忆说:到了1974年夏天，毛主席对我说，他看东西感到模糊。我们还以为是放大镜的度数不够，开始采取措施，把他需要看的书印成大字体，一些文件来不及印成大字，我就读给他听。重要的文件和参考消息，他老人家吃力的坚持自己看。 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说一般主席让上海标注的法家著作，都会写一二篇文章在报刊宣传，但《韩非子·孤愤》注释时十届中央领导班子刚建立，为了不引起人们对”重人“的揣测就没有安排，姚文元1974年夏还制止《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发表《孤愤》的计划。 ———— ———— 1974年4月22日中发[1974]13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13日《关于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附《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草案）》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件，文件揭发批判经济领域中修正主义回潮的表现，如抓生产不抓路线、抓目不抓纲的错误倾向；企业管理中依靠少数人搞管卡压、物质刺激和专家路线；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对革委会、老中青三结合、精简机构和体制改革等新生事物的错误态度；有些公社和工商企业管理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文件说1972年曾经批判林彪的空头政治，没有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出现问题不抓路线不抓思想政治工作、盖改革落实、解决领导问题，而是去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实际上批了群众；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影响还很深，没有很好坚持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一大问题是不议政，不注意抓大事、抓路线而是忙于日常事务、就事论事。文件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抓好批林批孔，进行调查研究，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有领导有步骤地在斗争中解决，劳动工资等问题要持慎重态度，改变现行规定要向中央请示不能各行其是只能统筹解决，警惕和反对经济主义。部分指标在抄件中略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 1949-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大事记1949-1990》《“一五”至“十一五”规划要览》，部分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7.1%(到4210亿元)，其中工业增长8.3%(到3000亿元)，农业增长4.3%(到1210亿元)。粮食5400亿斤，棉花5100-5300万担，钢2700万吨，原煤4.3亿吨，原油6400万吨，发电量1750亿度，化肥2800-3000万吨，棉纱1150万件，铁路货运量8.5亿吨至8.6亿吨。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300亿元，加上地方自筹，军事工程，人防工程、援外项目等，总规模为370亿元，施工大中型项目1135个，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250个。社会商品供应量1115亿元。进出口贸易安排130亿美元。国家财政收支计划各850亿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0506元 ———— ———— 1974年5月7日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的谈话 [(桑戈尔说我读了很多你的著作。我读你的书，比读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等其他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论述都多，而且感到对我很有益。因为我国同中国的情况与同俄国的情况相比更相近。我读过的主席诗词，都很优美)不够格。比如“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话，我就写不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现在的世界形势。] (桑戈尔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些艺术品，对此我感到不可理解)我也不明白。你去调查一下吧。有一些摧毁了，有一些没被摧毁。十分之九保存了，十分之一没有。 (桑戈尔表示理解地说一切革命过程都会有破坏。但主要的是把精华保留下来，这一点很重要)有些没有法子摧毁的，比如北京的城墙太厚了，要摧毁，也不行呵。比如讲长城，那个是摧毁不了的。有些喇嘛教的庙，比如北京的雍和宫，现在还在，你去看一下。 (桑戈尔说对我们来说，革命主要是农业革命，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是极为有益的)我们还犯了许多错误，现在比较好一些。 [(桑戈尔说现在在非洲,人们越来越重视和接受中国的榜样)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人多得很，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子。] (在交谈中桑戈尔还对中国农业技术专家在塞内加尔行之有效的工作表示感谢，并提出，希望他们扩大活动)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内自《毛泽东年谱》 ———— ———— 1974年5月7日会见完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后和王洪文、李先念的谈话要点 【缺，胡炜《征程纪事续集》回忆叶剑英5月10日接见胡炜等为军委六人小组服务的小班子成员时传达过，使他们知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那一段最新指示。】 ———— ———— 1974年5月7日下午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将人民文学出版社《李贺诗集》印大字线装本。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2018版。7月2日印出。 ———— ———— 1974年5月9日中发[1974]14号文件中央答复江苏省委6日关于省委、吴大胜在批林批孔中处理南京下放人员问题上错误的电报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地委5月11日对湖北省委电话传达的记录。文件批评江苏省委主要是吴大胜同志不批林不批孔，为了捂盖子保自己，大搞经济主义转移斗争目标，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在处理南京下放人员问题上违背中央两次电话指示，不坚持将这个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的原则，不向他们传达中央12号文件，而是煽动他们回到城市。下放人员大批涌向城市、阻拦火车，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上了当。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刹住经济主义歪风，动员下放人员回去，把江苏批林批孔开展起来。其他地方不要重犯江苏省委的错误。 ———— ———— 1974年5月10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别赋》、《恨赋》。要求简注，只注必要之处，或利用旧注译成白话。时间要求很紧，要求一周内送到。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这几篇均于萧统《昭明文选》有载， 曲一曰《毛泽东评说中国文学》说毛主席在李善注本《文选》封面上批过：“好文宜读”。 ———— ———— 1974年5月12日中发[1974]15号文件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3月25日]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件，内容可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谈话原文可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5月12日发出中发[1974]16号文件转发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要求与中发[1974]10号、中发[1974]15号联系起来领会。 ———— ———— 1974年5月18日中发[1974]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件，内容略，可见于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 ———— 1974年5月25日中发[1974]18号文件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中涉及外事方面问题的通知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件。通知说凡是对外开放和容许参观的城市、厂矿、公社、学校、机关、服务机构，外宾、外交官员和在华工作、学习的外国人观看大字报等不要干预；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大字报可在指定场所张贴，不对外开放；公开场所张贴大字报允许外宾照相、拍电影电视；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设留言簿，不要外宾题词留言吹我们，重申中发[1973]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切参观场所不要要求观众题词、留言和提赞扬意见的通知》。 ———— ———— 1974年5月25日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 （希思：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主席：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主席：好， VERY GOOD（很好）。 毛主席：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希思：是没有说。) 毛主席：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 （周总理：是一八九八年租给他们的。租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满。) 毛主席：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年？（周总理：还有二十四年。)毛主席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指在座的年轻同志）是他们的事情了。 《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记录》（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 周总理 华×主席有关外贸工作的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77年12月 1974年5月25日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话 [爱德华·希思(以下简称希思)：早上好!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主席)：好! 希思：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主席：谢谢你，欢迎。 {毛主席说，英国能够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还是希思办的呢，所以我称你首相先生。} 希思：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主席：嗯。(面向周恩来)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总理)：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主席：我看还是要有。 周总理：走的时候加。 王海容：不怕得罪威尔逊啊? ] 毛主席：不怕!(面向希思)我是投你的票的! （希思高兴地点头，笑）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希点头）这个尼克松，水门事件能过关吗？ 希思：根据我个人的判断，他可以幸存下来。他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但我见过他很多次，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感到他是决心继续担任总统的。 毛主席：嗯。 希思：我想再补充一点。尼克松的对手——民主党，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更愿意他留任，因为这样可以使民主党在下次大选中获胜。如果下次大选前总统有所改变，那末下次大选时共和党的地位就会大大改善。 毛主席：那个Watergate Affair（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现在英国不会闹吧？ 希思：在英国不可能闹。 毛主席：在英国闹不闹呢？ 希思：不会，因为首相会很快处理这种事件。我当首相时，曾处理过类似的一件事，涉及到两个大臣。事情发生后，我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把这两个大臣撤了职。这是解决这类事情的唯一办法。 毛主席：我们东方人不懂。 周总理：闹得这么大！ 毛主席：就是。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 希思：我可以问主席一个问题吗？（主席点头）主席是否感到水门事件使中国建立同美国的关系更困难些？使中国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更困难？ 毛主席：倒不。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哪一年搞成功啊？（众笑） 希思：（笑）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众笑）。 毛主席：对。我们的意见一致。我讲话不清楚，害了一身病。主要是这两国。如果再有问题，美、苏两霸能不能真正和解起来？ 希思：我想这要看美国是否有能力保持他们的意志。苏联现在下了很大决心，也有强大的组织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实力。美国则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他们在越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最后不得不从那里撤军。美国国内有种族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美国未能像苏联那样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而实力和决心是苏联唯一尊重的因素。如果苏联看到美国正在衰弱下去，他们会企图加以利用。因此，欧洲必须团结，并且在团结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两家就搞不成。 希思：我认为在根本问题上，这个安全会议不会有多大进展。 毛主席：那么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吗？ 希思：我想，只要美国决心保持自己的地位，俄国就将不得不承认并接受这种地位。它会尊重这种地位的。 周总理：就不会有真正的和缓。 毛主席：（环顾四周，指乔冠华同志）他是个lord（老爷），Lord Chiao（乔老爷）（众笑），你发表点意见吧。不吭声呢，你的胆子太小啊！ 乔冠华：刚才希思先生说，是否有可能，如果美国加强自己的地位，苏联就会尊重它。当前的问题是，苏联认为美国的地位可以被削弱，所以采取现在的态度。因此希思先生所说的问题是美苏相互斗争中的一个暂时状态而已。 毛主席：我没有听见。（唐转述乔所讲内容）你翻给他（指希思）听。（对希）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 希思：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他们有国内的有经济困难、许多农业困难，我想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主席同希思碰杯）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毛主席：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我们看到，他们的潜艇舰队比整个西方世界的总合还要大，他们的导弹在不断改进，更加先进。因此，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但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毛主席：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希、艾摇头）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法国的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毛主席：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思：如果欧洲是软弱的，那末俄国人可能就凭着自己的实力来影响欧洲，而不必为自己的防御而担心，也不必做防御准备。如果欧洲是软弱的，俄国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主席：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希思：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毛主席：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问邓小平同志）吵了多少年了？ 邓小平同志（以下简称邓）：[一九]五六年起，二十大，那时为了和平过渡问题。 周总理：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一九]六〇年。 邓：一直到[一九]六四年，从那以后就断了。吵了8年。 毛主席：中苏的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你见过阿登纳吗? [希思：见过，我见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休假时，我和他谈了一整天。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主席：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 希思：它在非洲很不成功。 毛主席：丢了埃及。 希思：在阿拉伯世界中，它的影响很小。 毛主席：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 希思：我想在你们这里，毫无影响。 毛主席：有些影响，林彪就是它的人呢。 {希思：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订了一个条约，但他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 毛主席：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 希思：我能否再问主席一个问题?中美关系今年将如何发展?自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主席：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希思：如果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在十八个月以前就会劝他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但是他那时没有问我。 毛主席：他也有缺点呢! 希思：我们都有缺点。 毛主席：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主席：还没答复呢! ] 希思：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主席：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主席：好，VERY GOOD（很好）。[你们的艾登现在还在吗? 希思：在，他很好，现在七十六七岁了。他至今仍对外交事务、国际问题极有兴趣。 毛主席：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亏。 希思：是的，吃了大亏。 毛主席：美国人拆台。{注：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美国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它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希思：是的，这是美国当时遏制世界其他地区的意图的一部分。现在它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那么怕共产主义干什么呢?我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思：我完全同意。 毛主席：美国人骂了我们二十多年。 希思：美国人和你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现在他们害怕你们的心理减少了，也就更爱你们了。 毛主席：怕得要死!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希思：我们欧洲对此很高兴。主席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主席：{点头}对。 希思：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 毛主席：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希思：没有理由要怕欧洲。 毛主席：过去怕呢! 希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毛主席：没有冤仇。过去不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八国联军。 周总理：还有俄国、日本、美国，八个国家代表十二国，那是一九〇〇年。] 毛主席：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 （希思：是没有说。) 毛主席：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 （周总理：是一八九八年租给他们的。租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满。) 毛主席：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年？（周总理：还有二十四年。)毛主席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指在座的年轻同志）是他们的事情了。 {最后，希思向毛主席赠送达尔文的照片和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第一版，上面有达尔文的亲笔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一段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希思：这些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 毛主席：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主席：(点头)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 Huxley（赫胥黎）。 希思：(点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主席：他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忠实的捍卫者。} 主要自《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并参考上一条，[]内自《毛泽东外交文选》，{}内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载《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最后一段自《毛泽东年谱》、《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 ———— 1974年5月29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谈话记录 主席：你们国家一共有多少人口啊？ 拉扎克（以下简称拉）：包括沙巴和沙捞越在内一共一千一百万，和中国相比我们人口是很少的。 主席：一千万以上就不算小了。新加坡有多少人口？ 拉：大约二百万。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百分之四十是华人，百分之五十是当地人，其他就是别的种族了。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把各族的人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工作正在进行。事实上，我刚组成国民阵线，把各个政党都联合在一个组织内，使人民走到一起来。我这次把国民阵线各政党的代表都带来了。我们要使他们认识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应当忠于自己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取得和平与稳定。 主席：（点头）嗯，这是好办法。 拉：因此我很高兴就此和周总理达成了谅解，贵国政府同意，凡是华人已取得马来西亚国籍者就不再是中国公民，他们必须结束与中国的既有关系，作马来西亚人。我希望回去后能告诉他们你们的政策，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后，应当忠于马来西亚，他们已经和中国没有关系了。 ……[中略，参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文字一致]…… 拉：我祈祷主席长寿，身体强健有力。（众笑） 主席：（问总理）他们（指马共）知道我们跟他们[指拉扎克]建立关系吗？ 总理：跟他们（指马共）谈了，我们要和他们（指拉扎克）建交，他们说同意了，但思想不大通，不大赞成。 主席：（对唐闻生）你翻给他听，同志你[?]干什么呢？！（翻译给拉听） 拉：我明白了。 王洪文同志：可见意见不一致呢。 主席：缅甸奈温将军到北京来，缅甸共产党也不高兴。 拉：是的。 主席：好像我们见了奈温先生，对于他们就不利呢。 拉：（点头）是。 主席：以后有时间谨慎处理为好。 拉：是的，我把这事留给主席，请你帮助我。我不知怎么对付好。因为我们要做真诚的朋友。 主席：我也难办呢！（笑）共产党很多呢！他们不大爱听我们的话，各有各的意见呢。 王言昌1977年笔记抄录。中间主要部分可参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这里照录该书所缺部分。 ———— ———— 毛主席1974年5月30日会见李政道博士的谈话纪要（传抄件）[注：关于儒法斗争部分] 毛主席接见李政道时的讲话[纪要] 社会是发展的、前进的，法家是主张社会发展的、前进的。我们也是主张社会发展的、前进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法家。 （[注：]管仲、邓析、少正卯、孙武、孙膑、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商鞅、韩非、李斯、荀况、秦始皇、汉武帝、贾谊、晁错、桑弘羊、王充、诸葛亮、曹操、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陈亮、张居正、李贽、王夫之、戴震、龚自珍、魏源、严复、章太炎——这一名单是北京大学拟的）。 现在有人要求订几条标准来评价法家，这个不大好办，中国历史这么长，不行，要实事求是，要把人物放在当时阶级斗争、民族矛盾中去看。 关于民族矛盾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从评《盐铁论》文章开始，才重视这个问题。 儒法标准主要是政治问题，是法先王、法后王，前进、倒退，爱国、卖国，革命、反革命的问题。法家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对外采取抵抗。历史上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一般说，法家都是唯物论者，主张实际。有些人打着儒家旗号，实际上是法家，这就告诉我们要看全部言行，看问题不要从一个方面去看。 有些人不是唯物辩证地看，要实事求是，用对立统一规律去分析。贾谊在年轻时写过《过秦论》，但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是法家：(1）主张中央集权。(2）抵抗匈奴。所以对贾谊是这样的大前提下，肯定他是法家，在这个大前提下，不对他局限性进行否定。诸葛亮争论较大，他打着汉室旗号，包括刘备。这都要具体分析。刘备说是出身于贵族，但《三国演义》说他是卖草鞋的。张飞是宰猪的。关公是推车的，所以是个红脸。至于打着汉室旗号的问题，是为了动员群众，很多农民起义都是这样。这一点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一节中讲得很明白。王安石也是这样，披看儒家外衣的。因为历代统治者，都是维护孔老二的，法家路线不合法。有人说诸葛亮究竟读了哪些法家的书。那时怎么可以说是读法家的书呢？柳宗元、李贽对秦始皇评价很高，都遭到了迫害，一生不得志。所以看诸葛亮要各方面，他挥泪斩马谡，赏罚严明，是法家思想，主张抗战，联吴抗曹。《后出师表》不是他写的。三国时，三家都是法家，孙权、刘备、曹操、郭嘉、司马懿都是法家。三家中打仗最有本领的是曹操。曹操很有无神论思想。《龟虽寿》就很了不起，有辩证法、无神论思想，过去说曹操杀孔融、弥衡，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弥衡是黄祖杀的。 历史上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儒家都是卖国主义的。从汉、宋朝这个问题看得十分清楚。王安石同司马光的斗争，要看他们的后台，王安石变法的后台是宋神宗，司马光的后台是曹皇后、高皇后，这两个皇后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王安石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但胆子不大，想用又不敢用他。王安石是伟大爱国主义者，变法对大多数剥削阶级有利，对劳动人民也是有好处的。 儒家统治了中国两千年的说法不确切，你看三国五十多年，三家都是法家。南北朝也有法家统治。过去看到文章这样写，总觉得不合适，但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过来，要实事求是。春秋五霸，除了宋襄公以外，基本上都是法家。管仲、邓析、西门豹都是法家。 康熙统治了六十一年，派遣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实际上叫他到南方搞统战去了，他立的第十四子[注：应为第四子]，不是嫡系长子，因为他在边疆立了战功，是尊贤，这就是法家思想。 李斯是法家，但有两个污点：(1）害了韩非，韩非怎么死，应该研究；(2）没有杀赵高，有点儒气。没杀赵高，赵高篡权，这恐怕是秦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当时的基本矛盾激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往往有父子相反的现象。秦始皇的长子是儒家，始皇派他去守边疆，汉宣帝、元帝也是这样。 现在有一种说法，讲到现在不讲儒。讲到古代，不讲唯物论，说汉代以后才有唯物论、唯心论的斗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符合对立统一规律。中国历史上早期一定有唯物、唯心的斗争，这是对立统一规律嘛！魏文帝[侯]在时，西门豹“河伯娶妻”是唯物主义的。现在讲到的这段时间，只讲李悝，西门豹就没有人讲。李悝、西门豹是同时代人，西门豹是法家。要研究。 武则天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封建社会孔孟之道这么盛，一个妇女出来当皇帝，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她上台时，有万人上疏，她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利益，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宽得多——李世民很会用人。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要很好研究。把墨子和什么人合起来这是胡闹。还有人说老子是唯物论，是错误的。说老子靠孔老二，这也不对。虽然他是唯心论，但思想很发达，有辩证法，庄子是另外一回事。[唯物主义？] 公孙龙有人说是诡辩家，不行。白马非马是讲个性共性的关系。白马中有大马、小马，公马、母马。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那是微积分思想的最早萌芽。如果你们微积分[微观]世界到了终极，世界上还要你们科学家干什么？（对李政道）世界上的微粒是无限可分的。名家是儒家还是法家的同盟军，值得研究。有人说儒家同盟军。很奇怪。白马非马是对的，白马[注：应为“马”]是很大的概念，下面有小马、大马，很多，有辩证法思想。 汉武帝在历史上应有很大的肯定。匈奴基本上是他打走的。吕后、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都是法家。 法家没有教育思想的说法不对，没有教育思想怎么能传下来呢？ 要很好地整理一下历史。历史要重写、重教。 （此係转抄件，不免有错漏） 1974.8.4[抄] 据1974年8月4日抄件并参考一种铅印件、1976年抄件、解放军56016部队抄件的部分图片，也有一种可能这是两校综合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只有几句是和李政道讲的，标题是传抄者后加的。《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中1974年7月初的通讯也谈到这个《会见李政道博士的谈话》，其中抄写错误（说杀孔融的是魏文帝）和1976年抄件一致。 其他部分可参加《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年谱》。周荣鑫1975年11月3日说：主席对李[政道]讲，你写的信我赞成，但理论没讲清楚。周荣鑫1975年9月30日说：毛主席接见李政道时讲，我是赞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但是你说的道理没有说清楚，理论来源于实践。……主席讲，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注：这句应该不是见李政道时讲的。以上二条据《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在1974年5月31日谢振华报告他因山西支左以来错误、《三上桃峰》等问题被批判情况的检讨信上批语 到此为止。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谢在信中表示“群众需要我到哪里检查，我就到哪里检查，需要我检查多少次，我就检查多少次”。据《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74年2月20日起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山西省委常委和其他相关人员赴京汇报会。山西往国务院文化组举办的华北文艺调演送了反映了“退赔”问题的《三上桃峰》（前身为文革前的剧《三下桃园》）。据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谢振华曹中南的部将搞了一个批十条，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等都列上了，“不批林，专批群众”。最叫毛泽东哭笑不得的是批十条中有一条“批个性”。毛泽东挖苦地问：“你们贵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据《从大寨到大邱庄》、山西干部丁东回忆《午夜翻书》，毛主席还在一次讲话中批评山西省批“极左”，批“个性”。（山西的报纸文章提出批个性）。对谢振华曹中南的指责就有“不批林、不批孔，批极左、批个性”“保自己，整群众”。1980年12月30日《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说：1972年10月中旬，谢、曹提出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1974年3月5日至3月18日、6月12日至7月16日，中央两次召集了山西省委汇报会议，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揭发批判（如晋东南问题），并产生《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记录稿），即“十一条”（《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称据王洪文等发言整理），要点说扩大会议在陈永贵主持下揭开了省委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发批判了谢振华以及曹中南同志的错误；谢振华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他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先后犯过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孔，批极“左”，批“个性”，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了斗争的方向.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所谓批“个性”，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拉山头，搞分裂，破坏了党、军队和群众的团结.他抵制和干扰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他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他在“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地区和单位造成了扩大化的错误.他搞一言堂，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曹中南同志也跟着谢振华同志犯了严重错误.谢、曹的错误，谢应负主要责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过去，刘格平、张日清在山西都争“以我为核心”，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各支一派、压一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总想吃掉对方，分裂了党，分裂了军队，分裂了群众，造成了严重恶果.1969年，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发的“7·23”布告，批判了刘、张的错误，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深入进行了斗、批、改，团结了群众，打击了敌人，山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谢振华、曹中南同志没有接受刘、张犯错误的教训，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又重复了刘、张的错误.认真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用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十分必要的；要继续推广616厂解决老大难问题的经验，太原地区个别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头头，至今仍然擅离生产、工作岗位，不批林，不批孔，拉山头，闹分裂，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974年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陈伯达1970年7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的华北之行，到山西时，谢振华同志接待并陪同到过内蒙。谢振华1974年4月6日做出《我的检查》表态拥护3月8日江青等政治局成员批评，说72年组织清查林陈阴谋活动不力，检讨自己1970年7月跟陈伯达乱跑乱说，把山西学大寨的决议送陈修改，希望通过陈在农田水利经费上取得更多支援，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受骗支持设国家主席，在清查给林彪修展览和五台山行宫问题上掩盖错误；1972年4月国防工办讲批“极左”并在10月省委三届三次全会上错误提出批“极左”；1972年11月山西批“个性”，毛主席教导“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辩证法核心是对立统一，批“个性”混淆矛盾特殊性，个性和共性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消除个性就是抛弃辩证法矛盾论，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人人过关整了群众，72年12月曾在北京军区帮助下写了检查并传达，但没有深入纠正；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开了绿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使为刘少奇翻案的晋剧《三上桃峰》出笼，自己还批准作为主剧参加华北调演；以我划线，破坏革命团结，说自己检讨了会使一派群众受压，站在派性立场上使用干部和整党清队，1971年2月9日在湖滨会堂和1972年在国防工办两次讲话提出反对三否定三攻击、开展三肯定三批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一派错误多一派错误少，造成支一派压一派，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干部和支左人员；阻碍农业学大寨，没有像大寨和昔阳那样抓住基本路线这个根本，对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打击不力，没有严肃纠正陈伯达等反大寨言论，不追查一些群众组织整陈永贵的黑材料，对陈永贵批评认为是拆台，传话说总理批评陈永贵没有派人来省参加团代会；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削弱党委领导，支左干部调整和行政区划调整只听少数人意见，不经常委详细讨论就发文件，柳林县在国务院批准成立前就在报纸上发表报道遭到批评，1972年批发批评王谦的群众来信损害了他的信誉。 范银怀《陈永贵过“关”记》说陈锡联向69军领导（谢振华等人）传达说：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 山西1967年1月10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五人大字报点名批判卫恒、王谦。1974年，王谦因为红联站抵制一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 1972年12月30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说： （三）在批林中要注意一些提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例如，有的人提出了所谓批个性的问题，说什么个性批不倒，共性就立不牢，批林整风就不能深入。批判个性的提法，在政治上必然导致搞人人过关，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敌我不分。在理论上，它抛弃了辩证法，抛弃了矛盾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1973年12月3日[见上文]姚文元传达过主席讲话：贾母一死，大家哭，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心事。死了，大家哭，都一样，就没有个性了。死了伤心不同。哭是共性，目的不同，是个性。 ———— ———— 1974年毛主席圈阅了姚呈批5月31日《关于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方案》和8月10日《关于报审〈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的报告》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和报告的批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 ———— 1974年6月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晁错《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上书言兵事》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1974年7月1日晚要身边工作人员找袁枚《随园诗话》。 7月25日通读后大约二十几天[8月?]要身边工作人员找郭沫若《读 ＜随园诗话＞ 札记》。 8月21日收到样书后指示：书名字还是用郭老自己写的好。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重印的《随园诗话》是请王洪文处给上海打电话告诉他们由国家出版局孔岐同志去上海具体办理此事，1974年7月2日送印的，用的是一号仿宋字体，7月8日出书，24日送毕。因为是一册一册送给主席的，主席收到一册就看一册，所以至24日深夜收到全书后，大概至25日，《随园诗话》全书他老人家又一次从头至尾地通读了一遍。《读 ＜随园诗话＞ 札记》是1974年8月 17日下午送印的，用的是36磅长牟体。这两部书，主席都多次翻阅过。有一部4个分册的封面上，他老人家都用红、黑两种铅笔画了圈。 ———— ———— 1974年7月1日中发[1974]2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件，内容略，可见于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 ———— 1974年7月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天说》、 刘禹锡《天论》，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李贽《史纲评要》 (辑录）。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史纲评要》辑录的23条是毛主席亲自选辑、删定的，为评管仲、评吴起、评商鞅申不害、评商鞅不从赵良劝说、评孟子不言利、评范雎说秦王、评荀况之学、评韩非、评吕不韦、评秦始皇置郡县、评李斯焚书之议、评秦二世胡亥继位、评赵高杀李斯、评子婴杀赵高、评刘邦痛骂郦食其、评刘邦击筑自歌、评董仲舒、评盐铁之议、评儒生献谶、评曹操、评曹操之陈留起兵、评曹操建安十五年令、评诸葛亮。 ———— ———— 1974年7月5日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时说到 我这一段时间确实有病，毛主席要我疗养、休息，因此6月的一个月里没有见客人了，外国客人、中国同志都没有见。5月份接待了不少客人，也是比较勉强。所以这次你来，没有计划我出面。后来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我见你，也报告了党中央。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待核查】《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中提到当时传抄的"[1974年]7月"主席指示（出版时未载指示原文），1974年7月13日楼适夷给黄源的信：“听说主席最近讲了些话，指出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不可片面，推动历史的是农民起义，法家也是剥削阶级，不能说一切都好。”（7月17日楼适夷给黄源的信：“最新七月份的，关于儒法斗争的研究，作了三条指示”） 《毛泽东年谱》载1972年12月17日主席对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讲话时说到：郭沫若的《奴隶时代》、《青铜时代》值得看。《十批判书》，看了几遍，结论是尊儒反法，人本主义。学术界一批人不赞成，赵纪彬、杨荣国都是批郭的，认为孔是复周朝的奴隶制。历史要多读一些。历史中有哲学史，其中分派。儒法两派都是剥削本位主义，法家也是剥削，进了一步。杨荣国没有讲清，新的势力兴起，还是剥削。 ———— ———— 1974年7月17日上午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部分） [据《毛泽东年谱》，主席询问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身体状况。对苏振华说：苏振华啊，你要振作起来，要把中华振作起来，海军多功啊。 对邓小平说：听得到吗？ 邓说：不大听得到，助听器有时灵有时不灵。 据《李先念传》，毛主席问邓：你现在管外交呀！先念代总理。 李先念：就是总理生病期间，这方面的事我多管一点。 主席问李先念身体情况怎样，多大岁数。 李答：还好。六十五了。] [据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主席说他要到外地去休息，向政治局请假。] [据《毛泽东年谱》，当主席说到准备请假外出时，周恩来说：原来准备召开的各大军区司令、政治委员的会议{注：关于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遗留问题}，是不是等主席回来再开。 毛主席说：你们开你们的，我就不参加了。都来开会，保护起来，韩先楚、李德生、许世友、刘兴元、丁盛、王淮湘，都是过去的事。林彪为什么不去广州，而往那边跑，就是听到了我的话。一整人就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我看省军区也要调整。对于有些同志，凡事不要太急。世界上的事，看一看再说。 当江青谈到批林批孔把什么《弟子规》、《神童诗》、《女三字经》都找出来了时，毛主席说：天津搞了一百条谚语，其中有的值得考虑，不能都废除，都批判。] 毛主席对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笑着回答：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主席：当众说的！ 江：说了算！ 毛主席：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又对众人）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江：不大好就改。 毛主席：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主席：不要就好。 江：帽子店，就是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还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 毛主席：他们(注：指其他政治局同志)都不吭声呢。 周恩来：有些也是我们搞出来的。1月25日的大会上，我把江青同志的信都念了，当然大家就比较注意了。 毛主席指着江青：此人一触即跳。 江：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毛主席：我讲你的脾气。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江青指着纪登奎：现在登奎也搬进来(钓鱼台)了。 毛主席：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据《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第一段括号中对话摘自《李先念传》，“她算上海帮呢”一句自《毛泽东年谱》。王淮湘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犯过错误。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中央两案材料”陈锡联1980年8月16日谈话称，主席还提到73年印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大字本（涉及批周的经验主义），说“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主席76年重新改定了一稿。 【待核查】石文成《纪登奎辞职内幕》(《党史天地》2015年第1期)李胜林《话说纪登奎》(《贵阳文史》2008年第5期)称主席还说，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说，也不和总理讲，却是找江青、春桥讲，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这是什么性质呢？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政治局，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几个人保持一致。 以上说法可疑，暂时没有查到其他来源。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说”是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五人帮”，把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算进去了。“，可能就是指”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 ———— 1974年[8月?]批示 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 黄滢《吴桂贤：权力旋涡中的日子》(《环球人物》2013年第20期)。陈永贵是十届政治局委员，1974年8月搬进北京钓鱼台，参加中央日常工作；吴是十届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年8月到北京参与中央政治局，分管工、青、妇工作，1975年当选副总理分管轻工、纺织、卫生部。吴桂贤回忆(《波澜人生后的执着与淡定》，东楚晚报2010年11月16日)：1974年[按似应为1973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说政治局女的太少，应该增加。江青提出了上海的王秀珍，总理当时没有明确反对，连夜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主席说：女同志是少了点。总理一听，感到主席也有这个意思，他马上想到了我。总理连夜给陕西省第一书记李瑞山打电话，让李瑞山把陕西省“赵梦桃小组”吴桂贤的材料连夜送北京来[注：此事黄滢文章说是吴桂贤从黄经耀那里听来的]。周总理看了经中组部审查后的关于我的档案和推荐材料，就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我多大了，以及其他有关我的具体情况。黄滢《吴桂贤：权力旋涡中的日子》载：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 ———— ———— 1974年8月在王震转送的成仿吾7月表示愿意从事马恩原著的校译工作的信上批示 调成仿吾来北京，在中央党校或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位置，配几个助手，专门进行这一工作。 梅恒起主编《成仿吾 （1897-1984）》，书中还说72年8月主席在山东报送的老干部名单中成的名字画了一个圈批示：此人来北京。成72年9月2日到北京。 ———— ———— 1974年8月20日毛主席在武汉和李先念谈话(部分)，汪东兴参加 (李请示出访罗马尼亚有关问题) 主席说：恐怕还是去一去好。[同罗马尼亚的多次谈话都是通过你。 (李问主席又什么指示没有) 主席说：照你们的办。还要看那个形势决定方针政策。] 讲到国内问题，主席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子不大懂呢。 (李:我就不懂) [主席说：过去我劝郭老看杨荣国的书，不大注意，又劝他看赵纪彬的《论语新探》。] 主席又说：北京现在有个会[注:指军委会议]，你回来要参加。 (李汇报军委会议准备情况，谈到个别大军区负责人的情况) 主席说：错误是有的，还是要治病救人哪。 (李谈到周恩来刚动完手术的情况) 主席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据《李先念传》。[]中内容据《毛泽东年谱》] ———— ———— 张春桥对张维维回忆74年末主席要他当总政主任，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三人联合反对，搞了很久决定不了，主席批评他们说： 你们三个人不要老搞在一起，不要搞“三人帮”。 转郑重2013年12月8日对张维维的采访，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据2016年冬李北方访谈朱永嘉(《从毛泽东读史体悟"中国特色"》)，朱永嘉回忆当：毛主席要姚文元“穿军装”（指在兼任军队职务），姚文元说他不是这个料，毛主席也不勉强他。 供参考：肖木在《海燕与太阳——张春桥心路轨迹试探》提到对总政治部主任，周接连提出三个人选，毛显然都不同意，却突然说出一个人的名字“罗荣恒”……（注：郑重说毛主席说“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他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的话茬周不接，也不考虑张作为人选，所以主席提到已去世的罗荣恒表示不满。周所提田维新，王洪文74年3月和马天水谈话时说田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林]的残余势力，有后台。1974年3月至12月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停职）待周反应过来，毛笑着说： “还是由春桥兼任吧。” 周这时再提所谓张“叛徒”等无中生有的历史问题，主席说：“已经知道。”[据张佐良，主席还说：康生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 肖木又说，1974年末，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商谈人事安排时提出： “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注:此句似乎是王洪文的概括，不是原话。关于长沙谈话的其他材料附在最后。] 据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主席在四届人大前“也批评了其他帮”】 ———— ———— 毛主席1974年8月指示，1974年10月初全国电影电视和照相机工业会上中央广播局副局长董林传达： 把彩色电视抓一抓，是当前重要的事情。要长远打算，不要临时观点。 王中杰《彩屏倾注主席情——回忆毛主席对湖南彩电事业的关怀》收于《情满三湘》，亦见于万里云《永远铭记毛主席对湖南电视的关怀》、四机部对外司邓国军1977年3月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蜗牛事件大会“发言。 ———— ———— 1974年8月25日请工作人员找书的手迹 唐宋名家词选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八月廿五日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主席还说他还要看这种书。 ———— ———— 1974年8月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上传达的指示 【缺，关于批林和安定团结，《毛泽东年谱》记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内容是：“除若干同志以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林、陈、黄、吴、叶、李、邱，这些人已定性了。你说在广州做准备，为什么后来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为我打了招呼，他们听了我的话，开了四千人的干部大会把我的话透出去了，是顾同舟把消息报告了，林彪就往北跑了。还是我周游列国的时候说了的，以那个时候为界。要实行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王必成把问题向中央讲了，现在也好了嘛。对有些同志，要看几年。省军区也要调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黄力民《1971-1976年处置林彪事件述略》记：“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当事者多陷入互相揭批……1974年8月26日-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人被召至北京参加政治局的“批评帮助”会，毛泽东指示多作自我批评。”多作自我批评主席九大之前就讲过，此处可能是引用。 据《李德生回忆录》，“除若干同志以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主要指几位大军区司令员，王洪文说“或多”就是指的李德生。1969年3月李德生圈阅了总参执行军委办事组指令调兵到广东福建的“北兵南调”报告。1970年5月19日林彪叫李德生和总政副部长以上干部来毛家湾谈话的情况可见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林拉拢说：我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有些事情不好做主，你们就请示，请示军委办事组，李德生同志也在内。罗瑞卿萧华很多问题不找我，走歪门邪道，不合法。你们不要走不合法路线，要走合法路线，吸取过去总政、报社经验教训，不抓根本不走正道总有一天要垮台，合乎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对革命有利就不至于垮台。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李德生当即表态“林副主席的接见，是对我们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据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李德生20日上午又在总政对“519讲话”作了传达并说接见极为重要，最大幸福最大光荣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要对照检验贯彻得好不好，领会得深不深，用实际行动回答林副主席的期望云云(见朱耀华1974年3月24日揭发交代摘抄笔记本记录)。总政治部5月21日向军委办事组上报了《学习林副主席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同志时的重要指示的报告》称林彪讲话“一针见血，穿透九霄”；6月15日、26日通知将林彪讲话口头传达到军、省军区和军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大家进行学习，贯彻执行，不出简报；7月3日向军委办事组上报了《关于落实林副主席“五一九”重要指示的几项措施的报告》。董国强《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说许世友对林彪1970年5月19日的“丘八管秀才”讲话十分推崇，曾组织军区团以上干部学习三天。祝庭勋书中还说毛主席曾揶揄林彪私下接见拉拢人的做法，说：“喝了人家的茶，不一定是人家的人。” 《丁盛将军回忆录》说会上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曾思玉、丁盛、陈先瑞、刘兴元也都作了检讨。应该还有杜平。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说：了1974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李德生与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一起再次都成了批斗对象。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许世友不得不违心地又作了“检查” 。…杨得志因为毛泽东发了话未再作检讨。毛泽东说：杨检讨过了就不要再检讨了。…韩先楚…认为对庐山的事，早已作过检查。现在又旧事重提，思想不通，不愿再作检查。王洪文拿出茅台酒请他到冼恒汉（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住的房间去喝，他也拒绝了。后来还是叶剑英要求他在会上作一个比较好的自我批评的发言，他才勉强接受了。 9月5日，韩先楚在会议上作检查说：“我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据李德生的警卫参谋倪瑞峰回忆说，这次会议期间，他亲自听到王洪文向李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王洪文说，毛主席指示，你到沈阳工作了，就不要再当副主席、常委了。你给毛主席写封信，主动提出辞去职务。 这是王洪文“解决华东问题”等(肖木语)任务的完成。主席9月4日会见完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后对邓小平提到：“许世友、韩先楚不做检讨也可以了，何必强迫人家做检讨？杜平也不要做检讨了。北京这个会不要开得太紧张了。”9月8日王洪文就会议情况写报告给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开得是好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到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都比较满意。”毛主席圈阅了这个报告。 朱永嘉《毛泽东晚年重读古文内幕》回忆，1974年11月，丁盛让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他从北京打电话回来说：中央批评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讲假话，要李文卿到会上接受教育。同时，又重提许世友、韩先楚等人那封信的问题，而且说王洪文代表毛泽东点了许世友的名字，所以要重新审查庐山会议上写信的问题。为此，马天水还专程到南京去参加会议。……这次敲山震虎的目的达到了，最后还是毛泽东出面收场，说以前的事就算了。 董国强《批林批孔”运动与江苏“军管”的终结》说：”[1974年]10月6日至14日，中央召集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10月14日，王洪文、张春桥到会传达、宣讲毛泽东的指示和26号文件。王洪文在谈话中强调，要正确理解26号文件提到的“安定团结”问题。他说：“为什么主席讲这些？因为有不安定，才讲安定。有不团结，才讲团结。安定、团结要通过斗争。……少数地方和单位路线没有解决，政策没有落实，怎么能安定得了呢？所以少数地方还在闹，主要是领导路线没有解决。有的地方抓‘五一六’，十几万几十万，政策问题没有落实，安定是安定不了的。要经过斗争才能安定，才能团结。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要强调团结安定就忘了斗争。少数同志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全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结束后，许家屯返回南京。省委立即召集地市委、部委办、工青妇贫、省军区、江苏省建设兵团、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会议进行传达。该会议一直持续到10月底，其实是对吴大胜、许世友展开新一轮批判。…在24日会议上，省委办公室负责人、长期受到许世友、吴大胜信任的军代表钱永清揭发了许世友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大联合”以后对造反派和大军区、省军区的大清洗问题，整中央和地方领导人“黑材料”问题，对田普连升三级问题（田普原为省级机关一个处长，“大联合”以后被提拔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怂恿某些地市负责人大搞“独立王国”问题，做打油诗攻击中央领导人张春桥的问题等。在25日会议上，省委老干部代表刘伯英做了长篇批判发言。他提到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许世友带头起哄，还写信给毛主席、林彪，是针对张春桥的。但在后来追查时，他又谎称那封信是针对陈伯达的。刘伯英还提到，许世友等人在清查“五一六”时以“反许”划线，整了294名军队干部的材料，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谢富治的材料。他还提到许世友对林彪1970年5月19日的“丘八管秀才”讲话十分推崇，曾组织军区团以上干部学习三天。在具体工作中，许也一贯排斥地方上的老干部和新干部，大搞军队干部“清一色”。他还提到清查“五一六”时，许世友到处污蔑造反派：“什么老造反？是老反革命！那些造反派有几个是好的？有人想捞稻草，结果捞到一把屎！我倒是捞到两根（指政治局委员和江苏省一把手）。”他还提到，许世友、吴大胜在1971年春清查高潮中，亲自审讯一批高级干部，搞逼供信，亲自动手打人。他还提到，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时，吴大胜、许世友曾指示下面不要全文传达毛泽东的5次谈话，说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他还提到，许世友曾在1974年4月初写信给曲言斌和王晏，对他们表示关怀。而许的秘书在同时寄去的另一封信中告诫曲、王，要“搞好首长的安全，不给首长帮倒忙。”——实际上是要这两个人封口，捂住许世友问题的盖子。…… 1974年11月13日，中央通知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领导人丁盛、彭冲、吴大胜、杨广立、许家屯赴京。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他们，宣布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一、彭冲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二、吴大胜、蒋科停止工作，继续接受群众批判。王洪文、张春桥在随后的谈话中提到，这次江苏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好几年了。王、张还和叶剑英、纪登奎一道，对吴大胜、许世友等人多次抵制中央指示、搞独立王国等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还要求彭冲等人处理好下放人员问题和清查“五一六”问题。“】 ———— ———— 1974年9月4日对邓谈到各大军区领导检讨十次路线斗争错误 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 1974年9月8日在李德生的检讨上批示(李德生之状参看主席和周恩来审定的《孔丘其人》) 已阅，改了就好。 1975年1月4日在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上批示 德生同志： 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 毛泽东 一月四日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最后一条并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李德生回忆录》说：”他[主席]认为，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间题，但批林批孔中贴出来的大字报没有什么新内容。他提出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谈就行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于是在9月，由政治局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的问题。“三人就“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作了检查。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记：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 ———— ———— 1974年9月6[7]日，主席要看新华社国际部编印的8月起《国际动态清样》第1一3[4]期，身边工作人员从主席书库找到即送主席阅。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上面载有日本产经新闻的文章：“蒋介石秘录”。 ———— ———— 1974年9月11日收到用36磅长牟体印刷的大字本后指示 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体，每行印 14个字。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这时的大字本可能是面印制《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 ———— ———— 1974年9月9日下午嘱身边工作人员印刘大杰修改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线装大字本印制完毕不几天即1974年11月6日，张玉凤从外地（因为此时主席离京去外地）来信要找北京大学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主席要看。经与北大有关方面联系得知，北京大学没有编辑、出版过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书，他们编辑出版过《中国文学史》（1一4册）和《中国文学发展简史》两种关于文学史的读物。张玉凤让把这两种文学史都找出送给她。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到这两种文学史当天即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通讯员转送在外地的张玉凤。 11月7日早饭之后，张玉凤从外地打来电话，问主席要看的北大编的两种文学史找到没有？答复昨天下午已送给她了。她说待报告主席再定，同时转告，前印的刘大杰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线装大字本，主席让我们送李讷一部，并要我们写个条子夹在书里，说这是主席让送她看的。 11月8日，张玉凤退给北大编的两种文学史，并附条子写道：“北大编的这两种文学史，主席嘱都印大字线装本，先印《中国文学史》（1一4册）。”按照主席的要求即安排《中国文学史》（1-4册）印大字线装本。因为字号、字体、版面、版式等具体印制中的问题，前面印制《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时主席已经选定过，所以，《中国文学史》就照前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样式印制。送印本是北大中文系 1955 级集体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修订本1一4册。由北京印刷一厂承印。《中国文学发展简史》送印本，是北大中文系57级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也由北京印刷一厂承印。 《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发展简史》还在印制中，11月13日上午又收到张玉凤送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下册，中华书局出版，大32开精装本，要印大字线装本。张玉凤说：“这两册书最好能先 印，主席等着看。北大编的《中国文学史》可放后。”即从中办图书馆藏书中找出相同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下册，送国家出版局安排印制。徐中远等向国家出版局的有关同志提出了印制的四条要求：一是字号、字体、版面、版式等均照前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印刷；先印中册，后印下册，印好几个分册就先送几个分册；三是首长等着看，请安排快些印；四是先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下册，前送印的北大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往后安排。送印本中册是中华书局1962年9月出版，下册是中华书局1963年7月出版，中、下册都是原版。徐中远等了解到，中册作者正在修改中，据说11月底作者才能修改完。此时，主席要看中、下册，就只能照原版排印。中册和下册都是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印刷一厂合作承印的，先印中册，后印下册。因为主席等着看，所以，我们要求出版社和印刷 广作为特急件对待，越快越好，抓紧时间，调动精兵强将印制。 11月19日晚上张玉凤同志在外地专门给徐中远打来电话说：“《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下册要快些印，印装好一个分册就先送一个分册，不要等全部印完再送主席。”遵照这一要求，我们又一次向出版社和印刷厂催促。在各方人员通力合作赶制下，中册21日开始装订成分册，装订好一个分册，我们即送主席一个分册，中册一共印装成30个分册，至22日早晨8点，中册全部印装完毕送主席。紧接着印装下册，25日晚开始装订成分册送主席，至26日晚8时，44个分册全部印装完毕送主席。从送印到中、下册全部印装完毕，前后仅用了 13天时间。《中国文学史》从12月22日下午印刷厂就印刷装成2一4分册。按照前面的做法，仍然是印装好几个分册，就取回几个分册送主席。23日印装好5一6分册，24日印装好7一8分册，25=日印装好9一10分册，26日印装好11一13分册，直到 1975年2月l日，《中国文学史》最后的 110一120分册及目录1册即第1分册印装好，至此全书印装完毕。《中国文学发展简史》从1975年2月21日开始装订，当天印装好第2一5分册，24日印装好第6一17分册，27日印装好第18一24分册，至3月3日，全书38个分册及目录册全部印装完毕。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2018版 ———— ———— 1974年9月16日和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 【根据《材料之一》载图片辨认,不准确，仅供参考： 毛主席和杨得志同志的谈话 记{录稿}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六日…… 地点：武汉……} 讀[?]{……} 全国[?]{…………} 毛主席和王六生同志的谈话 记录稿 未经主席审阅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六日晚 地点:武汉 你[去?]北京，没有[讲?]过[话?]，[望能谈个?]清楚。你是什么地方人。 [对在萍乡?]，那[个时候?]我们军隊己经[改名?]，你多[大了?]， 还[年青?]。 你看北京这次会开得怎么样呢？(指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怎么好？ 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团结起来，[都?][……] […………] 】 【存目。据《毛泽东年谱》载：9月16日下午，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谈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毛泽东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要帮啊。现在要做工作，帮助他们。你们这些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喝烧酒。同日下午，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王六生谈话。谈到刚结束的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时说：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团结起来。人都要犯错误，我也有错误。大事多商量，多分析，要跟中央商量一下。有同志不大讲政策，许多事中央都不知道。要好好工作。 江青在毛主席去世后曾要查阅这份记录稿。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汪东兴回忆，“里面涉及到主席关于总参谋长和一批军队高级干部的人选问题，如果扩散出去，会给‘中央'今后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范硕《叶剑英在1976》说还涉及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 [据《杨得志一生》288-289页，主席和杨、王重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谈到全党全军要安定团结的问题。杨、王在军区党委会传达了主席的指示。] 华国锋1976年10月12日指控”伪造了两份经过篡改的文件，由江青写了一个条子送给我，要我批给王、张两人看，这两个文件说是七四年主席找两位军人同志谈话的原始记录，但是正文内却有江青一九七六年的注，还说什么对黄、吴、叶、李、邱等人要进行帮助。叶群早在七一年死掉了，七四年主席谈话怎么还会这样说，显然是伪装的。所以我把它扣下了“，但主席也曾拿死人如王实昧举例说明过政策，况且《材料之一》根本不放出所谓伪造之处，只有模糊的封面图片。 ———— ———— 1974年9月24日，主席要看主席要看新出版的《化石》杂志，身边工作人员从主席书库找到即送主席阅。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 ———— 1974年10月5日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时谈到 中国的革命，第一个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个是反对封建主义，第三个才是反对资本主义。我看跟你们非洲差不多。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并可参考《毛泽东年谱》。在会见中，主席还向客人了解了加蓬的自然地理、资源、土地面积等情况。主席和邦戈还谈到了中法关系，非洲形势等问题。 顾保孜《毛泽东晚年的“瞬间”轶事——摄影记者杜修贤忆往拾絮》 (《银潮》1994年第6C期，后又载于《中南海纪事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杜修贤回忆：“(1970年春)那次毛泽东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他来到会见厅，突然点名说：老杜手快，叫他来照。…………1974年11月6日，主席在长沙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一般我都在北京，外宾来后，先拍摄周恩来会见外宾，然后外宾又由邓小平陪同飞到毛泽东的住地，我们几个拍摄记者也只好跟随采访。这时毛泽东外出还属于特级机密，报纸上发消息都是说会见在中南海里进行的，所以我们也成了频繁的空中密使。主席会见后，按照惯例，都要拍摄一张宾主站立的合影，我将冲洗好的握手、会谈以及合影照片送给他的秘书，让他转给主席审阅。秘书告诉我，以后不要再发他和外宾的合影照片，这是主席本人的意思。毛泽东和邦戈总统的站立合影成了毛泽东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张全身照。以后，我们再没有拍过他和外宾站立的合影。…可是只隔了一天，毛泽东又下了指示，每次见外宾只发一张门口握手的照片，坐着谈话的镜头也不要拍了，就是说他不让我们走进他的客厅里拍摄。这不是3分钟的拍摄时间也给取消了吗？ …………1975年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我们的拍摄处境并没有因此好起来。此时的毛泽东，身体时好时差，有时他自己不能独自走到门口迎接客人，只能由工作人员搀扶站起来，外宾进来，他只是站在沙发旁和外宾握手，握完就顺势落座。我们进不去，主席又不出门，急得我们在门外直跺脚。这可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中南海的记者不拍毛泽东不拍周恩来拍谁？刻不容缓，再不想办法，这次会见就留不下镜头了！不管他，我们进去拍。我豁出去了！我们3人带着机器，蹑手蹑脚溜进了主席的书房，心虚地连大气也不敢出。拍电影的麻烦，还要架机子。我最简单，只要有个落脚之地就可以抓拍几张。这时我们已不用操心摄影光线问题，主席已将滤去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固定摄影灯当作照明灯使用，因为他的视线已经很差很差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喀嚓”了一声，我竟被这不大的声音吓坏了，四下里张望，幸好没有引起主席的注意。我又抓紧拍了几张。可是倒霉的电影拍摄机噪声太响，刚一开机，主席马上敏感地扭过头，视线正好和黑森森的镜头相遇，发现这是他最讨厌的“家伙”，他愣怔了几秒钟，寻思着这几个记者胆子不小，不请自来了。他恼怒地沉下脸，连连挥动大手轰我们出去，我正巧相机的镜头正对着主席的侧面，没料到他突然转过身发脾气，我来不及收手，竟然对着主席挥动大手的动作“喀嚓、喀嚓”就是两张。无意间将主席发脾气的瞬间收进了多彩的岁月里，今天看来是多么的有趣。不过当时，我们可是吓坏了，在主席的书房里“无法无天”，真不知会挨什么样的批评？那年代大凡遇事就写检查，自觉地上纲上线一番。我是负责中央外事新闻摄影的头，理所当然摊我写检查。过几天，主席又要会见外宾了，我们又胆大包天偷偷溜进书房里拍摄，但是规定大家只能一分钟就必须“撤兵”。奇怪，主席这次没有制止我们，或许他也理解我们记者的苦衷吧？正像我们理解他老人家维护自己形象的心愿一样。终于我们记者和主席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和理解。照片，电影，电视3家都满意了，同时主席也接受了。直到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仍然是我们悄悄进去拍摄的。我并为主席留下了一张非常难得的好镜头。就在今天，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会是毛泽东的最后瞬间，比以往几次都要精神些。进入1976年以后，毛泽东的身体明显不行了，几乎不能自己站立，更不要说独立行走了，他全身颤抖的更加厉害。5月12日他在游泳池的书房里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后，仅半个月又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为毛泽东拍摄，这时愈加感到紧张恐慌，深怕抓不上主席传神的瞬间，破坏了主席的形象，让全国人民失望。尽管事实上，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已经不可能再闪现他以往的神采。但我们仍不失希望期待着下一次的拍摄。1976年5月27日，我们又一次来到游泳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为毛泽东拍摄，更没有想到三个多月后毛泽东将永远离开我们。我们和以往一样悄悄走进书房，毛泽东已经坐在沙发里，他的头无力地靠在椅背上，嘴微微地张着，可见他的喘息是多么的艰难和痛苦。” ———— ———— 1974年10月6日，主席要看主席要看新出版的《动物学杂志》，身边工作人员从主席书库找到即送主席阅。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 ———— 1974年秋[10月?]毛主席在长沙休养期间阅后圈定要看《刘海砍樵》《讨学钱》《苏三起解》《哭碑林》等 毛泽东曾经问湖南省委负责人：“刘春泉到哪里去了？我要看她的胡子戏。”他提出希望能多看看家乡的传统戏。彭俐侬、刘春泉、左大玢、董武炎等湘剧演员表演了《御果园》《刘唐下书》，李小嘉等花鼓戏演员表演了《刘海戏金蟾》《小姑贤》。 刘春泉在长沙红色剧场演出了《生死牌》《捉放曹》《收姜维》《六郎斩子》《胡迪骂阎》《金沙滩》《琵琶上路》等传统剧目，拍摄成录像带，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对刘春泉的表演十分满意，高兴地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 夏远生《毛泽东在湖南观看家乡戏》，《湘潮》杂志2013年第5期上半月。文章说1974年10月，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在长沙休养了114天。这期间，他特别喜欢观看湘剧、花鼓戏、京剧的传统剧目。…毛泽东要看，湖南省委就组织各地方剧团重排演出，通过电视转播，在九所宾馆播放给毛泽东看。演播什么节目，首先由省委接待部门列出一个节目单，再请毛泽东阅后圈定，类似“点戏”。《刘海砍樵》《讨学钱》《苏三起解》《哭碑林》，都是毛泽东点看过的剧目。毛泽东曾经问湖南省委负责人：“刘春泉到哪里去了？我要看她的胡子戏。”他提出希望能多看看家乡的传统戏。彭俐侬、刘春泉、左大玢、董武炎等湘剧演员表演了《御果园》《刘唐下书》，李小嘉等花鼓戏演员表演了《刘海戏金蟾》《小姑贤》。毛泽东趁休养机会，看了不少的湖南地方戏剧戏曲节目。省委通知省湘剧院，要下放的刘春泉赶回来。…经过几天休整，刘春泉在长沙红色剧场演出了《生死牌》《捉放曹》《收姜维》《六郎斩子》《胡迪骂阎》《金沙滩》《琵琶上路》等传统剧目，拍摄成录像带，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对刘春泉的表演十分满意，高兴地说：“虽观旧剧，如阅新篇。”1974年10月下旬，根据中央的指示，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文艺部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连同一整套设备，赶赴长沙“执行任务”。年底的一天，摄制组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从北京派电视台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1975 年初，调试好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1975年1月2日，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省委九所只有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摄制组在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毛泽东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 ———— ———— 1974年10月11日中发[1974]26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件，内容略，可见于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 ———— 姚文元1974年10月17日评论邓在政治局会上讲江青“老是这样子不好合作”时引用： 毛主席说过“路线对好合作，路线错难合作” 1980年11月24日姚文元在法庭上发言，《特别法庭审判纪实》 江青1975年4月8日和苏振华谈话时引用： 主席说小平同志路线对头的时候好合作，路线不对头的时候不好合作，他曾犯过对主席闹独立王国的错误。 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引用，1975年6月5日苏振华致毛主席的信。谈话后苏振华很快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报告了江青和王洪文与他谈话情况，并写了这封信交三人审阅，信中要求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四人帮问题讲明白，有人回避问题甚至问题实质说颠倒了，邓小平亲笔作了修改，三人同意信的内容。但周恩来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提出暂不要送交主席，参见《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认为正因如此，后来1976年4月7日召开处理45事件和邓小平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前，毛主席特别告诉毛远新不要叶剑英和苏振华参加会议。 ———— ———— 1974年10月20日在江青10月18日信上的批语 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毛泽东 十月廿日 [此批语在《建国以来文稿》有，江青信原文部分可见于程中原《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 “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橘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 ———— 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对邓小平讲的几句话(节录王海容、唐闻生记录)： 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对邓小平同志讲的几句话 时间：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主席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之后 地点：长沙 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 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要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的情况。 —完—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与湖南》节录。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所载1974年10月20日下午在长沙会见完哈特林后和邓小平讲话，相比《毛泽东年谱》记载有所不同，开头是：毛主席问邓有什么事情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主席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2010年12月送审稿载主席又对王、唐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个]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一、二把手]再考虑。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974年10月30日《参考消息》载《大公报》10月27日专访《丹麦首相畅谈会见毛主席》：哈特林首相说：“我们也讨论了中国在二十五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我对于中国现时所种植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我对毛主席说了，还与他讨论（中国的）农业为什么能够及如何发展起来，也谈了整个的经济状况。他也与我谈起属于丹麦一部分的格陵兰岛，他问，格陵兰岛有多大。我说，它不很大，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笑声）这是真实的。”[注：这一部分似不见于宋永毅所收记录稿。] ———— ———— 1974年10月28日收到新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屈原离骚今译》并阅读圈画。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2018版 ———— ———— 1974年10月28日在中办信访处25日《来信摘要》（第1336号）载刘馨9月28日要求尽快为王芳作结论或允回家治疗的信上批示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此二人我很熟悉。 《王芳回忆录》，《来信摘要》作内容摘要中讲到："原浙江省副省长的爱人致信毛主席，说王芳从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作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后附刘馨的9月28日给毛主席的原信。《王芳回忆录》中说谢静宜同告诉他，1970年冬“当时谢静宜在北京大学蹲点，搞教学改革，看到了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她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教学改革情况时，特意汇报了我的事，还把那份小报递给主席看了。主席接过小报，右手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看了，对谢静宜说："是他，是王厅长。"并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主席还对谢静宜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据谢静宜后来回忆，她从主席那里出来后随即到汪东兴那里，把主席讲话内容原原本本向他作了传达。不久谢静宜又趁参加接见外宾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后，总理向汪东兴查问过我的情况。然而我的事情迟迟没有结果。”王芳书中说2001年2月5日他的秘书李建军等人拜访汪东兴，作了《汪东兴同志回忆王芳访谈记录》其中有：“汪：是呀，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也感到奇怪！主席在1973年确实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主席问我王芳同志有什么问题呀？李：是主席直接跟您说的吗？汪：确实说过。李：是您直接传达给中央三办的吗？汪：不是，是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的，当时周总理也在场。”同年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了《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7月16日总理批示："东兴同志你对此案处理，有何意见请告。"一年多以后，1974年10月10日，汪东兴同志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此件当时因为各种原因而压下了。在目前情况，王芳、吕剑光可以放出来交原单位安排。"《王芳回忆录》中又说据谢静宜回忆，1974年10月某天，她接到主席原卫士长李银桥来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说，刘馨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王芳长期关押在北京，病得很严重，要求得到治疗和释放。我向主席讲了这件事，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怎么还这样？我不是早说了嘛！王芳如果是坏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还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坏人，他是保卫我的，我们很熟悉，还有刘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没有问题。"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记为：北大形势好了之后，我又奉主席之命回清华抓教学、搞试点。组织教师带学生去工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工人一起搞技术革新―当时叫开门办学。几个月后再回学校学理论，上基础课……就在我随教改组的同志一起到工厂、工地（建筑系在建筑工地）观看、检查教学情况时，在师生住的宿舍床铺上坐着随便翻看一份小报，突然发现一个小报上（似乎像现在福建出版的《每周文摘》那么大的小报，靠右边中间有肥皂大的一块长方格里）讲了王芳挨批斗的简况。我顺手将小报折好放到衣袋里。时间可能是1970年入冬，我当时穿着军大衣（记不清具体时间）。不几天，我去毛主席那里汇报工作时，把小报拿出来，问：“老人家，我在这个小报上看到批斗王芳的消息，这是杭州那个王厅长吗？" 主席即从我手里接过小报，右手拿起放大镜，左手托起小报，认真地看完，对我说：“是他，是指的王厅长。”于是主席面部失去悦色，严肃地对我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做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不，王厅长是保卫我的，他是个好人。”我就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老人家轻轻拍一下我的肩膀说：“是好人哪！”又重复地肯定王厅长是好人。少许，主席幽默地小声对我说：“他就是有时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 我也向主席谈了对王厅长的好印象，又说王厅长还教我唱过歌呢。主席好奇地问：“什么歌呀？”我就唱起来：“我在房中沉呀闷闷，忽听得门外来调军不知是何军，南军，北军都呀不是，原来是抗日的八路军呀，前线打日本……”主席哈哈大笑地说：“王厅长是好人。” 从主席那里出来后，即去汪东兴住处，向东兴同志传达了（这是惯例，主席指示都是由他去落实），又向杨德中政委、张耀祠团长报告了。杨德中政委很重视，他当时记录了，因为他是管总理的保卫工作的，一般情况下，主席指示都由他去传达，有时他也带我去向总理传达。当时我没有向总理去讲。只是在一次总理接见外宾也让我参加的会前，我向总理报告了这件事。以上是第一次主席对王芳同志的有关指示。 第二次，是李银桥卫士长通过天津来清华上学的一名工农兵学员捎来一封信，是卫士长给我的信，用毛笔写的，字很大，墨迹未干就装进信封而粘在一起。大意是据刘馨说，王芳身体不好，造反派不给好好治病……这可能是1974年春的事，时间记不太清了。我将此信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生气地说：“怎么还这样了，浙江造反派总是抓住王芳不放，硬是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他怎么会想害死我呀？不，他们说得不对，王厅长是保卫我的，他是个好人，确实好啊，还有刘馨同志，我们一去，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很好嘛，都是好人，没什么问题。”看得出主席为此事生气了。最后还是由他老人家亲自过问，批准解放了王芳同志。后来还有没有人报告主席此事，说过什么，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我还以为王厅长早就解放了呢。不知隔了多久，我在报上看到王芳厅长变成了王芳副省长，还有刘馨同志出面接待外宾，我高兴极了。主席对王芳的评价，卫士长李银桥写书时，曾让我写给他过，也给张玉凤写过一份。 ———— ———— 1974年11月6日和李先念谈话(部分) (李先念:我来之前，总理找我去，有几件事情报告主席，现在政治局又开会了) 主席：一件小事，风庆号，问题都解决了。 (李：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主席：我拥护叶剑英的意见。 (李：政府工作报告，小平主持起草，我、春桥、洪文、文元、国锋、叶帅参加，其他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认为架子可以了。) 主席：我看三千字就够了。[五千字要念半个钟头。] (李：人大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还在商量，政治局讨论以后送主席批。报告也是这样，政治局再讨论两次，再送主席批。) 主席点头。 (李说，1972年代表是2699名，现在多一些，大约在三千以内。今年代表人选变化很大。一派压下去，又起来，还有几个省可能麻烦一点。云南、浙江、江西、贵州是不是这样，不知道。至少三个地方打派仗。……要想办法怎么使他们团结起来，安定团结。李着重讲了贵州、浙江的情况，说：代表问题上有个麻烦。) 主席：中国国家太大了，人口这么多，不麻烦不可能。 (李：今年的钢铁可能完不成计划。) 主席：明年补上就行了。 (李讲了周恩来王洪文准备来长沙报告四届人大准备情况) 主席：你要开半个钢铁公司。 (李:我现在[注：对江青等政治局同志。主席75年1月说“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苏振华(一作汪东兴)76年10月8号说主席对李先念应付江说过“你这个人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搞得好。”]是当面答应，背后没做) 主席：打太极拳。 (李：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 主席：王母娘娘[注：指江青同志]就不听呢！ (李: 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 主席：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同她吃了一顿饭，现在是第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同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 [《毛泽东年谱》还称，在李先念汇报国民经济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自《李先念年谱》。[]内摘自《毛泽东年谱》。毛主席圈阅的1975年2月10日中发[1975]4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里提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没有加黑体，也没有称这是主席的意思。所谓4号文件就是主席确认有这个指示或者传达这个指示的论断并不成立。 ———— ———— 对李先念反映[1974年11月江青到北京市第三棉纺厂?]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时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国服”[只收成本费]的评论 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 姜毅然、霞飞《吴德的风雨人生》(《党史博采》2007年第1期)转引吴德口述材料说：江青去棉纺厂参观，提出要给每个女工做一套所谓的“国服”[《北京日报》1976年11月27日称1974年11月某夜江青到北京市第三棉纺厂时说"你们要带头穿民族服装，民族服装不能丢，还要在全国推广"，要求给每个女工做一件，只收成本费，并对厂一个负责人说“你们再不推广，就整你们的风”]。陪同江青参观的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回来后向我[吴德]汇报了这件事。我说：那怎么行，谁拿这个钱?这件事顶住不办。江青要做“国服”的事，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了，毛主席批评了江青。毛主席说：做“国服”，让她拿钱。 据黄冈记录稿，1976年10月8日下午汪东兴说：[江青]她要给女同志什么连衣裙，说人民大会堂、对外友协都要穿，她叫先念同志为这个事开个会，先念不开没有搞，后来先念见到主席，主席问先念：“不是叫你开什么会？开了没有？”先念说连衣裙不光是人民大会堂对外友协，八亿人民有一半是女的，这个事要考虑考虑。主席说：“你这个人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搞得好。” 据戴维堤回忆录《逝者如斯》：“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据笔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登谢静宜2004年8月16日来信说：吴德同志的回忆录 （指当代中国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出版后，我才看到。书中涉及与我有关的内容，有些地方不准确，有些地方不属实。因吴德同志已去世，我想在适当时候将我的意见反映给组织。但8月份一些网站转载书中一段内容，却以 ‘毛泽东：江青是大女流氓’ 为题，在网站首页上登载，造成了更大范围的影响，为此，我作为当事人，感到事情重大，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为澄清事实，以对历史负责，就此问题现向有关单位组织反映，并希望以适当形式予以澄清。”……记得一次市常委会之后，吴德同志把我叫住，让我去他办公室一下，有事跟我说。去后吴德同志对我说：“小谢，有些事还需要你前去请示老人家 （即毛主席） 一下。江青同志提出到咱们市里一些地方参观，这当然好。可她每一次出去，咱们都要派一位负责同志陪同。有时我去，我要是有事去不了，就派别的书记去。只陪同好办，可当场她提出的一些问题不好解决。比如江青同志到棉纺厂参观，丁国钰同志陪同，江青就在工人面前提出要给纺织女工每人做一条裙子穿。给女工做了男工怎么办，不能说给男工发块布吧！这不好办，请示一下老人家看怎么处理，办还是不办？”吴德同志还对我说：“江青同志去参观我们欢迎，就是事多。一次她到碧云寺去参观，也有一位书记陪着，她也是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甚至发火，谁都怕陪她了……怎么改法才好才对呢？”我马上说：吴德同志，她 （指江青） 要是再到新华印刷厂劳动，你派别人去陪她，我也不去陪了，不好办。吴德同志马上说：“不，小谢，新华厂还是你去好，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她对你还是客气的。我陪她看电影或办理文化组的一些事，也常挨她的说，换别人更不行了。”我见了主席对他老人家说：“主席，吴德同志让我向您请示几个小问题。”主席点头让我说。关于江青去棉纺厂给女工做裙子之事，我把吴德同志的原话重说了一遍，主席说：“穿鞋戴帽各有所好！不要管她 （指江青）。”当我向主席汇报到江青去新华印刷厂劳动之事，我也为难，主要是温度问题。她要求车间内保持21度左右，可车间不是大会堂能保持恒温，煤烧少了，厂房温度上不去，江青同志就说她要披着毯子干活了；煤烧多了，温度又超过了，到了23度，江青同志又说她热得出汗了。她曾对我说：“小谢，你弄得温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把我弄感冒了，你要负责！”主席这时生气地说：“‘流氓语言’，以后不要让她去了。” 这是主席当时的原话。我也是如实这样向吴德传达的。不知他回忆录中为什么那样说，或许是他年龄大了，又重病在身，记错了。此事关系重大，为了对主席负责，对事实负责，我是当事人，必须出来予以更正。主席没有说过 “江青是个大女流氓” 这样的话。 ———— ———— 1974年11月6日在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准备工作进展的报告上的批示： 已阅，同意。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 毛泽东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与湖南》 ———— ———— 1974年11月16日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加强国内情况调研工作的报告》 毛主席已圈阅。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报告提出抽调原来的试点记者并增加一部分力量加强对工业商业农村和文教等各条战线的情况调研。 ———— ———— 1974年[11月]毛主席圈阅姚文元11月6日送阅国务院科教组10月29日请示筹办《自然科学争鸣》杂志的报告 【毛主席已圈阅。 送主席、总理(暂不送)、洪文、春桥、江青、先念、小平同志阅批。拟同意出版一自然科学争鸣的刊物，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讨论自然科学领域内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支持新生事物，总结历史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快地发展，团结老、中、青科学技术人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姚文元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 (中央领导同志已圈阅)】 文件排印件 ———— ———— 1974年11月20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后汉书》中的李固传、黄琼传。 刘修明《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这两本是毛主席要批给江青看的。 ———— ———— 1974年[12月初?]要求重印《晋书》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 朱永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引谭其骧日记摘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12月10日[写作组送来四篇]-12日[谭改定《谢安传》]条时注释：“毛泽东要求重印这四篇传，是在生活会议批评周总理之后，是希望中央能团结，特别安慰总理能安心工作”。似有记错可能，帮周会是1973年底。 ———— ———— 1974年12月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在张、姚编选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上的批示【略，可见于《文稿》和本补遗末尾。姚文元1975年2月21日说主席说：列宁语录要补充，改为马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登《人民日报》、《红旗》，写编者按。……很少接到画三个圈的。】 1974年6月起主席重新修改发给政治局同志和毛远新等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尚没有全文，辑录另文整理。 ———— ———— 在1974年12月14日索阅的《楹联墨迹大观》第四册（高野侯编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玉虹鉴真帖》、《怀素自叙帖》、《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南宋赵孟坚自书诗》上的批注 《楹联墨迹大观》中赵书禾行楷“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的联句，毛泽东在阅看中用红铅笔在联句旁画了两个大圈。 《玉虹鉴真帖》中载有李贺的诗的一册封面题签字旁用黑铅笔写了“李长吉诗”四个字，并用红铅笔在这四个字的旁边粗粗地画了一条曲线，在字的上面画了一个大圈。 《玉虹鉴真帖》是套帖，一套是24册，在写有19首古诗的另一册上，毛主席又用红铅笔在封面上画了两个大圈。 《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和《南宋赵孟坚自书诗》这两种字帖，毛泽东也都有圈画。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2018版。 ———— ———— 【待查】1974年12月29日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 人口非控制不行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引《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报告1975年2月10日发出，此文件是”毛主席已圈阅“而不是”毛主席批示：……“，原书似将引用的17日口头指示误作批示，参见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中《毛泽东”人口非控制不可“考》。 ———— ———— 1974年末或1975年初[1975年1月?]对党内的积案问题说 “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 批评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案，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姜毅然、霞飞《邓小平1975年整顿风云（上）》（《党史博采》2007年第2期）。李海文《华国锋与197年干部解放》（《党史博览》2012年第2期）记华国锋回忆1974年毛主席对专案组的批评说： 先党外，后党内。他指示解放干部，让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吴德4个人负责。他批评专案组，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 ———— 1975年1月[5日?]毛主席批转中央政治局通知：转发粟裕撰写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请阅读并研究。 《杨成武年谱》 ———— ———— 1975年1月6日葡萄牙外交部发表新闻公告愿与我建立正常关系、承认我为中国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及台湾为中国一部分后毛主席指示 不忙于跟葡萄牙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葡萄牙4·25革命后原考虑与葡开始外交谈判，但葡发生未遂右翼政变，总理贡萨尔维斯为代表的亲苏派乘机扩充实力。 ———— ———— 1975年1月7日在周恩来1月7日送审的74年12月26日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点上的修改 林彪如上台->林彪一类如上台 — 发生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注：删掉“臭”字] 《周恩来年谱》，《毛泽东年谱》记为1月8日。1974年12月31日姚文元在《红旗》编辑组传达说：六七年六、七月，春桥和我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说，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讲清楚。1975年2月21日姚文元在《红旗》编辑组传达说：主席带信，叫我也写文章。主席说：列宁语录要补充，改为马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登《人民日报》、《红旗》，写编者按。……主席过去就要我写文章，每期一篇。 ———— ————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预备会议期间[5-11日]江青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人员传达主席交给的注释任务 这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的影印大字本，你们去和今天的对照一下，加点注释，毛主席要。另外甲、乙本前后的部分也加点注。所加的注释都用朱红。 汤一介《我们三代人》。汤一介是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江青还对他说：你会议就参加开幕式，其他会就不一定要参加了，回去你们就快做吧！两校大批判组注释组的魏建功、吴小如、田余庆、周一良也参加了注释。汤一介还说，后来听说毛主席对我们的注释工作很满意。 据北京大学梁效专案组1978年8月《梁效罪证材料》，江青通过迟群、谢静宜转达两校印制的大字线装本有43种，包括：1974年6月18日《四书评》、6月《老子校诂》、6月21日《新注道德经白话解说》《春秋繁露》、6月《史纲评要》、7月《商君书注释》《韩非子》《读通鉴论》《曹操集》《幼学故事琼林》《过秦论》《东周列国志》《吕氏春秋》《重订增广》《战国策》《诸葛亮集》《馗书》[据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还有王安石《王文公文集》、《柳河东集》、《屈原离骚今译》、《初谭集》、《史通通释》、《盐铁论读本》、《简明中国哲学史》等]。还有存书《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古诗源》《曲选》《四书评》等[《唐诗别裁集》《宋诗别裁集》《元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按主席圈画本影印。] 据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江青曾要中央办公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的有1974年《红旗》杂志第6期刊登的梁效的文章《论商鞍》和燕枫的文章《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197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登载的廖钟闻的文章《尊儒反法的 ＜辨奸论＞》、1974年6月11日《北京日报》第2版登载的北京医学院郑教文的文章《儒家的仁——阴险狠毒的杀人术》、1974年6月14日《解放军报》第2版登载的庆思的文章《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家李赞》、1974年6月14日《光明日报》第2版登载的陕西师范大学师之的文章《论商鞍的历史功绩》等。 江青1976年8月25日要中央办公厅将1976年8月12日《光明日报》第8版登载的湖北省化工厂工人理论组、华中师院京东分院政史系的文章《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阶级变动》、1976年8月25日《光明日报》第4版登载的新华社记者的文章《增田涉回忆鲁迅》印成大字送主席参阅。 ———— ———— 1975年1月8日、10日十届二中全会上王洪文、周恩来传达毛主席指示 [1月8日]洪文同志说，这次十届二中全会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召开的 洪文同志说，一九七三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提出不作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表示拥护。我们这次四届人大和十届二中全会的筹备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洪文同志还说，纪登奎、汪东兴同志也提出他们不作四届人大代表，经政治局讨论，同意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见中发[1975]5号文件，略】 [1月10日] 洪文同志说，这个(十届二中全会)公报草案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写的，印发前请示毛主席审阅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修改。关于批准李德生同志请求免去他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的问题，毛主席指示，只在党内口头传达，不要[登]在报上。 周恩来同志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说，毛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中央在一九七四年26号文件中说，毛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5年3月29日赵辛初于麻城县委会传达 ———— ———— 1975年1月9日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说 中国不怎么好，我都不满意。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 ———— 1975年1月16日会见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谈话 （施特劳斯：……我们可以为了双方的利益而扩大和发展经济领域的合作。如果我们可以对加强贵国的工业、经济方面做一些贡献的话，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因为一个在经济上、工业上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保障和平。) 毛主席：好啊！ VERY GOOD !（很好！) 《毛主席会见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谈话纪要》（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 周总理 华×主席有关外贸工作的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77年12月 1975年1月18日《参考消息》载路透社北京1月16日电：西德人士今天在这里说，中国担心由于对巴尔干国家增加压力的结果，苏联可能获得直接进入地中海的通道。这些人士说，西德政治家施特劳斯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得悉了这一点。这些人士说，中国人担心巴尔干国家的事态发展可能使苏联在地中海获得基地，从而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对比。 1975年1月20日《参考消息》载德新社波恩1月17日电说：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十七日出人意料地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他在北京首次评价星期四的会谈时说，鉴于总的情况，会晤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姿态。施特劳斯星期五说，毛同他讨论了安全、缓和与和平的问题。他们确认，德中两国人民之间一直存在着、今后应继续存在良好关系。毛显得非常了解国际局势和通晓所有会谈题目。他对欧洲的特殊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在有人问及他是否代联邦总理施密特收到一封信时，施特劳斯回答说，不要猜想有什么秘密外交行动。紧接着他会晤了周恩来总理。他们俩人讨论了欧洲安全问题、欧洲共同体问题以及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局势。 1976年9月14日《参考消息》载西德《图片报》9月10日刊登施特劳斯《我会见毛的日子》提到：去年一月十六日，我作为德国第一个政治家优先而荣幸地亲自结识了毛泽东，并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这次会见我将终生不忘。当我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下午会见他时，我看到，他不仅教育别人要艰苦朴素，而且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毛泽东在一个高高的、遮住阳光的房间里站着接见了我，这间屋子里的摆设非常简单，只有几个软椅，中间放着一些小桌子。……我们进行的谈话突出表现了毛精力高度集中的能力和他的清醒的意识。他所想的问题都是现在正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的大问题，他给予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我们没有讨论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分歧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对我说的话：你们要继续警惕欧洲“芬兰化”的危险，苏联帝国主义为征服西欧企图搞欧洲“芬兰化”。毛泽东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并且指出欧洲在这场游戏中的作用。 ———— ———— 1975年2月5日中发[1975]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徐景贤1976年11月21日《补充揭发交待》说：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新华分社报道他在上海参加八一建军节庆祝晚会时，发出的稿子上写了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发到总社以后，被有的同志误加上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来到了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前才被发现，临时作了更正，但国外的电讯已经传出去了。王洪文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通过他的秘书廖祖康传话给我们，说什么：“本来毛主席提过要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又不提名了。” ———— ———— 张75年2月8日对解放军报引了主席讲"史无前例"不要用的理由: "最伟大的革命是人类发明了火，没有火，吃生的，就没有人类""究竟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文化小革命，过几十年再看，因为还要搞几次"。 ———— ———— 1975年2-3月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上的批注【缺，据《徐景贤最后回忆》，主席在姚文天头上画了五个圈，在张文天头上画了三个圈[朱永嘉的回忆是姚告诉他张文两个，姚文三个]。据《毛泽东年谱》，2月22日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发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21日毛主席圈阅了姚文元17日报送社论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当日发出。社论不点名引用主席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 ———— 1975年3月初谭启龙传达毛主席关于翁森鹤问题的意见： 翁森鹤同志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翁森鹤回忆，《狱中歌》。翁又回忆说3-4月间毛主席在杭州时，听铁瑛和汪东兴汇报时曾说我们不能培养像翁森鹤蒯大富那样的野心家，但从揭批查中翁的《罪证》到《年谱》等官方材料均未载此类材料。铁瑛的回忆文章《难忘的1975年》也无此说法，而是说2月8日在专列上对谭启龙、铁瑛说“你们不是挨打了吗”，并问“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呐”(答:河南南乐)、“在哪里读书的”(答:保定二师)、“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谈谈省里情况吧”，铁瑛还说他们汇报时毛主席没有插话，前后问答二十多分钟，铁瑛汇报了浙江批林批孔中生产受影响问题。毛主席在汪庄一号楼期间，铁瑛晚上住到六号楼，几次汇报“双突”问题，铁瑛说“中办领导同志(汪?)拨通了王洪文办公室的电话，通知王洪文：毛主席批准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年谱上也是类似说法。 ———— ———— 1975年3月21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洪皓《江梅引》，注释的要求是详注，附洪皓传略，将全词译成白话附后；注释汤显祖《邯郸记》第三出《度世》中《赏花时》、《么》两段。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江青负责组织诗词曲目的录音，1975年谢瑶铣到北京2月录了洪皓的《江梅引》四首。 周大风回忆毛主席对词曲音乐《琵琶行》的批示 ： “白居易《琵琶行》，能吟而不能唱，何也？人云，八十八句，齐言格，太规整，不好作曲，我就不相信，试试看，限半月交稿。” 于会泳向蔡瑶铣和连波传达了毛主席对词曲音乐《琵琶行》的看法（据2009年4月28日栾慧丽对连波老师的采访记录） 于会泳说 “主席听了你们的琵琶行很高兴”，“主席还说这首词过去只能吟诵，现在有的唱了，可以边听边唱边念，好嘛！ ” 毛主席在整理《贺新郎》词曲时的要求 “忠于原作，保持历史原貌，绝不能改动一个字，这是对前人负责，又对后人负责的原则。” 录制好的宋代词人张元干词《贺新郎 ·送胡邦衡谪贬新州 》最后六个字“举大白，听《金缕》”毛主席用铅笔改为 “君且去，休回顾”。 并要求重新录音，重写文字说明。 栾慧丽《文革后期“录音录像组”工作研究》 江青、于会泳负责组织诗词曲目的录音(1973年11月文化部词曲音乐编译小组将一些曲牌的古谱译为简谱，有《词曲音乐资料》曲谱部分和文字部分，74年文化部录音录像组录制了《碎金词谱》的一些词曲给主席，1975年谢瑶铣到北京2月录了洪皓的《江梅引》四首）。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文化部注释组陆续印了《词曲音乐》《昆曲音乐》大字本，部分篇目如下： 1975年:词曲音乐 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 1975年4月16日文化部注释：词曲音乐(三)洪皓《江梅引·怜落梅》 1975年5月:词曲音乐(2)洪皓《江梅引·访寒梅》[据上海线装本改注]、词曲音乐(3)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岳飞《满江红·写怀》、词曲音乐(5)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1975年:词曲音乐(11)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词曲音乐(14)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北曲 杨春霞演唱) 1975年7月:词曲音乐(15)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曲音乐(17)萨都剌《百字令·登石头城》]、词曲音乐(18)李清照《声声慢》、词曲音乐(19)辛弃疾《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 1975年9月:词曲音乐(30)蒋捷《虞美人·听雨》、词曲音乐(31)蒋捷《贺新郎·赋琵琶》、词曲音乐(32)白居易《忆江南》、 1976年7月[?]:词曲音乐(33)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1976年8月[?]:词曲音乐(35)蒋捷《贺新郎·秋晓》、词曲音乐(36)辛弃疾《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词曲音乐(37)吴潜《满江红·滕王阁》、词曲音乐(38)刘克庄《玉楼春·呈林节推》、词曲音乐(39)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 1976年9月[?]:词曲音乐(42)张元干《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词曲音乐(44)陆游《渔家傲·寄仲高》 (据《年谱》还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胡笳诗》]、白居易的《琵琶行》、秦观的《鹊桥仙》、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洪皓《江梅引·忆江梅》、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等 据佑新《走进毛泽东遗物馆》有：南曲：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洪皓《江梅引·雪欺梅》、张孝祥《踏莎行·长沙牡丹花》、萨都剌《百字令·登石头城》； 北曲：萨都剌《百字令·登石头城》、[辛弃疾?]《水龙吟》、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蒋捷?]《贺新郎》、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张元干?]《贺新郎》、[古琴曲,柳宗元《渔翁》]《极乐吟》、[晏殊?]《浣溪沙》、[昆曲《孽海记》?]《思凡》、《百字令》、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岳飞《满江红·写怀》、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李煜?]《浪淘沙》等。) 1975年6月:昆曲 汤显祖《邯郸记·云阳》 1975年:昆曲音乐(9) 汤显祖《春香闹学》(演唱者:蔡瑶铣(春香)、洪雪飞(杜丽娘)、计镇华(陈最良) 伴奏:王大元等)、昆曲音乐(10) 丘园《虎囊弹·山门》(演唱者:方洋 刘异龙等 伴奏:王大元等) 1975年8月:昆曲音乐(11) 洪升《长生殿·弹词》唱段(演唱者:计镇华 伴奏:王大元等) 据1975年4月23日楼适夷给黄源的信(见《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温庭筠《经五丈原》“是主席最近叫老干部看的”。 栾慧丽《文革后期“录音录像组”工作研究》记1975年春还进行了京剧唱腔器乐化录音，夏进行了传统戏曲曲艺录音录像，篇目略。记载的词曲音乐有：《满江红·写怀》(宋代岳飞词，据清代王善《冶心斋琴学练要》译谱)、《满江红·滕王阁》(宋代吴潜词，据《碎金词谱》卷二北仙吕调双曲编配)、《汉宫春·亭上秋风》(宋代辛弃疾词，琴歌，据清代《松风阁琴谱》同名曲牌配曲)、《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宋代辛弃疾词，据《碎金词谱》改编)、《江梅引·忆江梅》(宋代洪皓词，据《碎金词谱》配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宋代张元干词，据《碎金词谱》编配）、《贺新郎·送胡邦衡谪贬新州》(宋代张元干词，据《碎金词谱》编配)、《太常引·一轮秋影》(宋代辛弃疾词，据《碎金词谱》南高大石调引曲编配)、《钗头凤·红酥手》(宋代陆游词，据《碎金词谱》编配)、《玉楼春·年年跃马》(宋代刘克庄词，据《碎金词谱》卷五南大石调引曲编配)、《渔家傲·寄仲高》(宋代陆游词，据《碎金词谱》编配)、《声声慢·秋声》(宋代蒋捷词，据《碎金词谱》编配)、《菩萨蛮·小山重叠》(唐代温庭绮词，据《碎金词谱》编配)、《西江月·夜行》(宋代辛弃疾词，据《九宫大成》编配)、《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宋代辛弃疾词，据《碎金词谱》编配)、《定风波·暮春漫兴》(宋代辛弃疾词，据《碎金词谱》编配)、《点绛唇·春晓轻雷》(宋代张元干词，据《九宫大成》编配)、《念奴娇·赤壁怀古》(宋代苏轼词，据《九宫大成》原谱整理)、《念奴娇·登多景楼》(宋代陈亮词，据《碎金词谱》编配)、《南乡子·归梦寄吴墙》(宋代陆游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沁园春·斗酒彘肩》[寄稼轩承旨](宋代刘过词，据《碎金词谱》编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再中作》(宋代张元干词，据《碎金词谱》编配)、《石州慢·寒水依痕》(宋代张元干词，据《碎金词谱》编配)、《卜算子·送我出东门》(宋代美奴词，据《碎金词谱》编配)、《醉花阴·九日》(宋代李清照词[薄雾浓云愁永昼?]，据《碎金词谱》编配)、《柳梢青·海山浮碧》(宋代张元干词，据《碎金词谱》编配)、《鹧鸪天·陌上桑》(宋代辛弃疾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代苏轼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满江红·听雨》(宋代张孝祥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清平乐·绕床饥鼠》(宋代辛弃疾词，据《碎金词谱》编配)、《章台柳·寄柳氏》(唐代韩翃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渔家傲·秋思》(宋代范仲淹词，据《碎金词谱》编配)、《苏幕遮·碧云天》(宋代范仲淹词，据《碎金词谱》编配)、《点绛唇·清夜沉沉》(宋代张元干词，据《九宫大成》编配)、《满庭芳》(宋代徐君宝[妻?]词，据《九宫大成》编配)、《贺新郎·梦令黄金屋》(宋代蒋捷词，据《碎金词谱》编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作》(宋代辛弃疾[赵佶?]词，据《碎金词谱》编配)、《青玉案·元夕》(宋代辛弃疾词，据《碎金词谱》编配)、《西河·西江水》(宋代辛弃疾词，据《九宫大成》编配)、《江梅引·忆江梅》(宋代洪皓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江梅引·怜落梅》(宋代洪皓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江梅引·雪欺梅》(宋代洪皓词，据《碎金词谱》编配)、《江梅引·访寒梅》(宋代洪皓词，据《碎金词谱》编配)、《关山月·明月出天山》（唐代李白词，琴歌，夏一峰传谱）等，据周大风采访记录。 据后来发行的部分影音资料，可能还有：李煜《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辛弃疾《太常引·赋十四弦》、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戴叔伦《转应词》(边草)、陆游《卜算子·咏梅》、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李白《忆秦娥》(萧声咽)、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刘过《清平乐》(新来塞北)、陆游的《鹊桥仙》(华灯纵博)、李白《菩萨蛮》(平平漠漠烟如织)、张元干的《点绛唇》(山暗秋云)、张孝祥《念奴娇》(星沙初下)、陈亮《水龙吟·春恨》、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吴锡麒《梧桐树·西施》、柳氏《杨柳枝·答韩员外》、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陆游《真珠帘》(山村水馆)、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踏莎行·带湖篆岗小酌》、李弥逊《菩萨蛮》(江城烽火连三月)、徐君宝妻《满庭芳·题壁》、萨都剌《木兰花慢》(彭城怀古)、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马致远《越调·夜行船·秋思》、张养浩《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马致远《越调·题西湖》、关汉卿《仙吕·翠裙腰》、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李煜《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李煜《捣练子》(深院静)、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汤显祖《蝶恋花》(忙处抛人)、李白《清平调三首》、杜甫《赠花卿》、白居易《花非花》、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李重元《忆王孙·春词》(萋萋芳草)、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白居易《卖炭翁》、姜夔《玉梅令》(疏疏雪片)、董颖《薄媚大曲·西子词》、张孝祥《六州歌头·建康留守席上赋》(长淮望断)、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邓剡《大江东去[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 张春桥1976年2月6日与于会泳谈话中说：江青同志交代，词曲音乐不搞了，人也不要集中了。唱腔音乐已在练的，可练下去，练好了以后再说。录像电影要加紧进行。 张晓辉回忆说他到录音组为主席录的第一首曲是白居易《琵琶行》，蔡瑶铣演唱，配乐用《春江花月夜》改编，主要由琵琶伴奏，张负责吹箫。录制岳飞《满江红·写怀》时由蔡瑶铣、岳美缇、计镇华唱，毛主席试听过后选中了岳美缇的演唱。除了岳的演唱高亢有力，还与她是岳飞第二十七代孙有关。 岳美缇回忆1976年2月24日晚，在北京为尼克松一行举行文艺晚会。“十万火急要我赶回北京，要我重唱张元干的《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的《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送给我的’。” 蔡瑶铣《1975-1976往事如烟》回忆江青曾告诉他们，毛主席听了你们的词曲，听了岳美缇的唱，听了蔡瑶铣的唱，说好像觉得岳美缇大概比蔡瑶铣大两岁吧?蔡回答江青：“对对对，岳美缇是比我大两岁。”……还有一次，岳美缇生病回上海，病刚好就又被十万火急地召回到北京，重唱南宋时期张元干的那首非常有名的词《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在这次重唱时，“上边”指示把原词中的末一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去也、休回顾”。录好后，江青召集大家听回放的录音，唱到这句时，江青不无得意地自言自语道：“这是毛主席改的，为我改的!”蔡还回忆本来《枯树赋》也要配曲演唱，未成。 夏佑新《走进毛泽东遗物馆》说毛泽东特别爱听的曲目盒子上画有〇型字样。在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蔡瑶铣演唱的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杨春霞演唱的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磁带盒上，就画有〇型铅笔字样。另外在岳美缇演唱的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计镇华演唱的陆游《渔家傲》、方洋演唱的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等作品上都留有不同的记号。(据《年谱》磁带似乎共59盒。） 并可参见蔡瑶铣、胡明明《我在“文革”期间为毛泽东录古诗词》(北京文史资料第57辑)，项新、李素华《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曲——笛子演奏家张晓辉的回忆》(《海内与海外》1994年第8期)和岳美缇《一九七五：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上海滩》1991年第10期)。 ———— ———— 1975年3月29日姚文元接见人民日报社宣传小组成员谈话时传达 不搞部门经济学，这是主席讲的。 人民日报社《姚文元给鲁瑛的电话指示摘录之二》，姚文元说：现在有个问题还是值得注意，搞部门经济学还是搞政治经济学？不搞部门经济学，这是主席讲的。 ———— ———— 1975年4月3日江青在新华印刷厂工人座谈会上提到 (江青想降低级别)写信给主席，我不要，主席批示：“同意，汪主任办。”这是理论问题指示前。现在理论问题指示后，我级别动，涉及面大，处理要谨慎，主席批我，不让我再降。 ……一九七〇年我用了一些东西，三千多块钱，林彪不给算钱，说算了吧，报销了吧。我向主席说了，主席说，不能慷国家之慨，要算清。第二天主席给我一千元钱，回去一算，不够，彩色要四千元。主席批评我，不要为小事犯错误。 北大“运动办”材料之九1976年11月25日 ———— ———— 1975年4月主席手录鲁迅的无题诗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亲笔书录的鲁迅的诗。 ———— ———— 1975年4月3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 主席还看红旗文章时经常对我说：一篇文章讲清楚一、两个问题，不要多。讲三四个问题就要平列，没有力量。讲一二个问题就可以集中讲清楚。主席还批过“宜开门见山”。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5年4月4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辛弃疾《贺新郎》(绿树听鹈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永遇乐》(千古江山)、《汉宫春》(亭上秋风)、《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辛弃疾词》]；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陈亮《念奴娇》(危楼远望)[合编为《王安石张孝祥陈亮词》]。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 ———— 1975年4月11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虞美人》(听雨)、《贺新郎》(秋晓)[《蒋捷词》]；萨都剌 《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百字令》,登石头城次东坡韵)、《木兰花慢》(彭城怀古)[《萨都剌词》]。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林克《潇洒莫如毛泽东》回忆：一九五七年春季，毛泽东四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毛泽东每到一地，都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士颖多”的古城徐州，毛泽东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三月十九日上午，我们从徐州登机赴南京，可古城风物人情，似乎仍在毛泽东的意念中盘桓。他问我有没有读过萨都刺的“徐州怀古”，我说没读过。他随即在我正看的一本书的扉页和正文边角上写下这首词。“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寄耳，应（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毛泽东告诉我，萨都刺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八百岁的彭祖的家乡。接着毛泽东便向我解说起词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此时毛泽东思如泉涌，又在我的书上写道：“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他放下笔说：“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随后，毛泽东话锋一转，讲起词的下半阕。“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讲解完毕，毛泽东对我说：“萨都刺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三月二十日的下午，我随毛泽东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随手写下宋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写完后，毛泽东又讲了很多。开始还是围绕词的内容，说辛词里“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话。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着，毛泽东的话就从文学作品中跳出，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 ———— 在1975年4月16日邓小平转13日杨成武向邓小平报告与朝鲜代表团军事小组会谈的预案上嘱批注： 在对方提出单子后，再行报告。 《杨成武年谱》 ———— ———— 1975年4月18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张元幹《贺新郎》(送胡帮衡待制赴新州)，后来又补上《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张元幹贺新郎二首》]。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上海注释人员在1976年初听说主席将《贺新郎》(送胡帮衡待制赴新州)最后的“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岳美缇《一九七五：演唱唐诗宋词之谜》(《上海滩》1991年第10期)说1976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再度访华。2月24日晚，在北京为尼克松一行举行文艺晚会。“十万火急要我赶回北京，要我重唱张元干的《贺新郎》。因为词中结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了，休回顾’。我不懂为什么要改动原词?大家也不知道改动的原因。一次江青找我们一起听录音。在放重唱的《贺新郎》时，她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送给我的’。” ———— ———— 1975年4月20日会见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时谈到 [我外国都没有去过，]只去过两趟莫斯科，见了斯大林、[还见了]赫鲁晓夫。[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好的，高级领导人不那么好。[我劝你们欧洲要注意啊！]一面讲缓和、和缓，一面拼命搞扩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打你们，现在德国怕苏联了。]现在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二三十年后可能会要打仗。你们不要怕我们，我们不会侵略到你们欧洲去。我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好，]苏联人骂我们，毁了合同，撤了人员。现在，我们在打舌仗。他们现在还不敢侵略中国，我看他们主要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中东。[我不是吓你们，我是希望你们注意，不然会吃苏联人的亏。]将来怎么样，你们可以看，可能我说的不对。 （廷德曼斯说：主席刚刚对国际形势作了非常清晰的分析。我们两个人都在致力于实现欧洲团结。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欧洲、西欧的统一，实现欧洲一体化。） [(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我还能想，能吃饭，能睡觉，就是说话不行，走路不行了，还有眼睛也不好。我已经八十二了，上帝要叫我去呢。很对不起，不能跟你长谈了。]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内自《毛泽东年谱》 ———— ———— 王传达主席关于可不下达4月23日经验主义问题批示的指示： 《红旗》第五期发表了文章，批示可不下达 [注：文章指署名田春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此示时间可能是5月3日或4日] 引自周恩来75年5月21日《就如何传达4月23日指示等问题给政治局委员的信》 【据1976年11月21日《马天水的补充揭发交代》，王洪文75年7、8月间在上海说毛主席还说只讲到这里为止，不要再往下讲了】 ———— ———— 毛主席已圈阅王洪文1975年5月1日汇报4月2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信。 《毛泽东年谱》参编者张素华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说：长期以来, 有关1975年5月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大致都是这样记载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 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 并称:‘这场争论, 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 由叶、邓说出来, 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还有人在引述这段话后说:王洪文“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 把江一棒子打下去, 所涉及到的问题, 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 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 攻得最凶的是叶, 还有邓。但估计, 叶是给人当枪使的”。在编写《年谱》时, 发现了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 所署时间是5月1日, 是汇报4月27日会议情况的。但信中没有上述内容,也没有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名字。信中说:“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 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 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五九年写的‘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提法。有的同志对七三年十一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 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 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 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 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 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 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 迅速地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 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很显然王洪文的信是在告状, 但写得小心谨慎。信上有毛泽东圈阅的笔迹, 表明毛泽东看过。这样一来, 王洪文向毛泽东告状的信就出现了两个版本, 经向引用前一个版本的同志求证, 他们说:“这封信确实有, 毛泽东既没有批示, 也没有圈阅, 应该是毛泽东没有看到。估计是王洪文写了信, 并没有立刻给毛泽东, 先拿去征求张春桥等的意见, 他们觉得这样写太露骨, 弄得不好, 可能会像1974年12月长沙告状一样, 适得其反。因此, 王洪文又重写一封, 报送给毛泽东。这样就有了5月1日的信。”从逻辑上讲, 此说不无道理。具体到毛泽东, 他不可能看到两封信,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看到王洪文写的前一封信, 看到的是5月1日的信。因此, 有人根据前一封信来解读这段历史, 说“王洪文的那番话, 正说中了毛的心病, 毛看后对周、邓二人疑心大起, 但是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 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 等等,进行了一系列演义和解读, 这就显得证据不足了。 ———— ———— 1975年5月2日乔冠华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及对外政策的讲话引用 毛主席早就说过：“谈形势无非国内国外”， 毛主席说：“现在是一个世界，两家，三分天下”（谈阶级就只有两家，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三分天下这句话。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毛主席提出华侨出入国的问题应该是“来，欢迎；去，欢送”……前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在香港华侨学生出来后的情况，毛主席很满意，还批准把那份汇报文件传发至各地 毛主席说：“当前世界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被压迫被奴役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并一再指出，矛盾的焦点在欧亚之间， 王副部长（指王海容）曾问过毛主席，以色列我们承认好，不承认好？毛主席说：“曹仁力战东吴，孔明巧取荆襄，以逸待劳，立于泰山观虎斗” 毛主席说那一句话：“可饮一江水，难踏两条船，貌合神离，谈何容易？”这不是针对谁来说，是说中国也好，苏联、朝鲜或越南也好，大家可以隔一条江同饮这江水，但谁要脚踏两条船，谁就要落水。 (印度支那三国四方)我们七〇年初期就感棘手，再拖下去，这场仗可以说劳民伤财很难打。当时我们又忙着对付苏修的侵略，也很难全力以赴。毛主席当时说：“我们很困难，但敌人更困难，为耐心的再拖一拖，看一看。”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5年5月3日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谈话【略，见水陆洲《资料汇编》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李先念传达时将其中一句话改成“九爷不能走”，与原文不符。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讲话称“陈永贵写信给主席，主席很快就批了，陈永贵同志要求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就是学习、工作、劳动。主席对此报告，很快就批示：‘报告很好，钓鱼台没有鱼钓。’”据我们查到的陈永贵1975年5月1日信影印件，主席圈阅了这封信，但没有看到批示。孔令贤、聂志明《大寨》则称主席批示了“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当代中国典型农业合作社史选编》载刘谦和刘成籽李成民《山西省大寨农业合作社史》附《陈永贵传》则说是“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说：“1975后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席的沙发上坐下，漫声问道：“永贵同志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党史博览 》2017年第7期李海文文章则说是：“钓鱼台无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此文章又说“有一次，他在火车上对华国锋说：‘文革小组，我就不知道怎么成立的。’”，似乎均不准确。】 姜毅然、霞飞《吴德的风雨人生》(《党史博采》2007年第1期)转引吴德口述材料等说：毛泽东在5月3日说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那句话，一直使吴德感到困惑，他一直记得周恩来说的那句话：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后来毛泽东让张玉凤找吴德，在闲谈中了解情况，吴德也趁此机会问张玉凤如何理解“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这句话?张玉凤说：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江青打电话告状，要张玉凤转告主席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和吴德跳出来围攻他们，连倪志福也跳了出来，这是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说：毛主席不同意江青这样说，所以说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引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1975年5月21日致在京政治局委员信，邓借口主席说“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未提到经验主义）是“当时没听清楚”，信中说邓“向主席请教的是指春桥同志在总政3月1日召开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批：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三四月份电报中看出。当时，春桥同志说，在批林整风时，他就认为从1959年后批经验主义不够，所以与我商量又将主席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选辑重印一批发出。我们当时认为问题已弄清楚，就不要忙于向主席反映。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现在补报如上”。[27日]周又将此信报送毛主席批阅，毛主席未画圈。 ———— ———— 【待考】李[玲师?]医生回忆1975年5月16日看望毛主席时的谈话 1974年12月中旬，我[从上海军医大学]结业回到四川，突然接到小郁[俞雅菊?名字谐音外号是"鱼皮"]的一封信，她说，毛主席生病了，几次打听你，问我，你那半拉”一对红“[主席曾要她们结个对子，一帮一，一对红]到哪里去了，嘱咐我：要想法找到”小广东“，给她写信，希望她回北京看看他。于是我以请结婚假的机会于1975年5月14日回到北京，5月16日一早我和小郁直奔主席卧室。张秘书报告我们来了，这时主席躺在床上，伸着手在空中摸，我不知道他眼睛因白内障失明。我急忙上前，一把抓住主席的手，禁不住哭出声来。 毛主席叫我：“小广东，八—年—了！”我立即套用当时样板戏的语言：“八年了，别提它了！”引得毛主席和在场的人都笑了。 毛主席第二句话问我：“你这些年好吗？”我说：“顶好的。”他又问我：“你入党了吗？”我说“入了！”毛主席显得特别高兴。接着问我：“这几年你怎么不来看我哪！”。我说：“我在外地找不到请假的理由。听说您病了，我这次是请结婚假，昨天办手续，今天就来看您！” 毛主席问我爱人的名字，我告诉他是咱们部队的篮球队长。毛主席因病说话很吃力，讲话不太清楚。他要来纸和笔，颤抖的手写下我爱人的名字，又写下一米八六，然后又写：喻家（我爱人姓喻）对你好不好。我说刚相处一天，现在看还好。毛主席对我爱人的家庭情况问得很详细。还说：我不许喻家欺负我的小李子。他又拿起红笔写下“不许压迫我的小李”。 最后，毛主席说：“上帝也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见你了。”老人家的深情使我热泪盈眶，我强忍眼泪，安慰他：“我今天不是来了吗？” 毛主席又说：“我希望你来帮助我的工作。”我说：“我怕帮不了什么。”他说：“徐[业夫]秘书死了，吴旭君病休，现在小张[张玉凤]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还是留下来，帮我清理文件，管我的书报，有时间你也可以看书，你愿不愿意呀！”他边说边写下“我这儿有时间”几个字。我说：“主席要我做事，当然愿意罗！” 临走，毛主席还说：“我送你两句话：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严遂成《三垂山》]他指着最后一句说：“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谈到这里，我们都感到心酸，说了几句安慰话就告辞了。 董学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知音》1990年第2期《毛主席和“小广东”》。孟锦云回忆说主席背诵《三垂山》时小李没有完全听懂，主席用铅笔在纸上写下说“这是我借用的诗句，这两句诗正表达了我此时的心境，我见到你们，见到你和小盂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三垂山》是清代严遂成写李克用李存勖的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并可参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三垂山》。 李[玲师?]1960年10岁时参加铁道兵文工团，1961年春节表演时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来按中办安排到1965年止参加过中南海的晚会。后在铁道兵部队转入上海军医大学进修。据孟锦云，李[玲师?]医生在这次看完主席后参加过一段游泳池毛主席住所的工作，后来因主席发脾气，李听不懂主席的口音等，感到工作为难，分配了其他工作。据孟繁之《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引芦荻回忆，当时主席身边离不了人，张玉凤很少能回家，家里孩子由婆婆帮着带，但婆婆年纪大了，带了孩子，就没有精力做其他了，因此孩子的尿布、脏衣服等，隔几天就会打包寄到中南海，由张玉凤洗了再寄回去。她经常看到张玉凤在水房里洗衣服，一边洗衣服，一面抹眼泪。 ———— ———— 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圈阅军委23日呈送国防科委《关于战略导弹核武器研制工作安排报告》，涉及巨浪一号改进上岸问题。 《钱学森年谱初编》 ———— ———— 【供参考】谢静宜回忆1975年5月主席回复谢对“梁效”批判组今后任务的请示 一、继续写文章；二、选一些好的文章给政治局和我看；三、找些人做点古诗词注释；四、江青如果找你们选文章和做注释、可以帮忙。如果江青要以自己的名义写信、送材料，你们就不要替她做了。（毛主席说最后一番话时边笑边拍我的肩膀） [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谢静宜还说：早在一九七三年秋，毛主席對我說，聽說林彪家裏有尊孔的條幅，你們去看看。然後，我便找了清華大學幾個人去毛家灣林彪住處查找，發現了幾句零星的林彪尊孔言論，毛主席看後說，你們應該找北大文科教師一起查找、整理，光找清華的教師不夠。於是，我們組建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材料小組。小組的同志幾次去毛家灣，發現了更多的林彪尊孔言論。毛主席看了很高興，並要我們把林彪的言論與孔孟言論兩相對照編出一份材料。《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編好之後送給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細審閱並指示我通過北京市委組織系統報到中央。 ———— ———— 1975年5月29日、30日和芦荻谈到如何看史书【略，见《毛泽东年谱》。芦荻1976年10月28日《我到主席身边工作的经过》说：”据毛主席的秘书说，一月份，毛主席就指示，从北京大学找一个人，在他休息的时候，给他读点古文、诗词、曲赋。毛主席极爱谈历史、文学，尤其赞赏鲁迅和他的作品。有时候，他便让我先提出问题，然后给我讲些历史、古典文学和鲁迅。“孟繁之《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引成复旺说当初主席选侍读之士，原有两个条件：一、要有一定古诗文修养的四五十岁中年女性；二、要听得懂湖南话。芦老师尽管生在辽阳，但父祖都是湖南人，自是听得懂湖南话。说最后选定的有两位[《鲁豫有约 伊人篇》收芦荻采访记为：林庚、孙静、芦荻]，另一位是上海某大学的女教授，两人旗鼓相当，衡决不下，最后由主席拍板，主席说：“我不喜欢听吴侬软语”，方最后定的芦荻。（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芦荻》(收于《毛泽东与名人 下》)说主席说“就让芦荻来试试看吧。 ”） 姜毅然、霞飞《邓小平1975年整顿风云(下)》载毛主席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载，29日芦第一次见到主席，主席说：啊，四八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你大概喜欢秋天吧？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主席朗诵了一遍“王浚楼船下益州……故垒萧萧芦荻秋”。[据《记者写天下》92年第1期《毛泽东的“侍讲学士”——芦荻》，主席谈到刘禹锡，说很喜欢刘禹锡的作品。]（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芦荻》(收于《毛泽东与名人 下》)说主席说“你的名字，是不是从这首诗里来的？我患眼疾，请你来代读中国古文。“来，你坐下来。”主席背诵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名句，又背诵了刘禹锡的《陋室铭》 、 《乌衣巷》 、 《竹枝词》 、 《杨柳枝词》等许多诗文，从唐代的刘禹锡，又谈到了魏晋的阮籍，又忽然谈到了北周的文学家庚信。他见芦荻坐在一旁只是听着，便笑着说：“该轮到你讲了，就讲讲庚信的《枯树赋》吧。 ”）听芦荻讲完庾信《枯树赋》后，主席说：我的腿病很久了，不能走路，不断地要锻炼它，战胜它，可是很困难啊。[主席还听了江淹《别赋》《恨赋》和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据《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芦荻访谈录》，毛主席赞善江淹《别赋》的情真意切，语丽辞清，读到江淹的《恨赋》时批评过批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骄奢满溢，为了解释其中的"溢"字（"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主席还将《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第四本中第三折《长亭送别》中的几句有："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据《光明日报》2007年4月19日删节自中央文献研究室《历史文化四人谈》的《传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芦荻回忆主席一口气把《西厢记》“长亭送别”一节中从“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一直背诵到“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长达数百字。据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芦荻》(收于《毛泽东与名人 下》)，主席与芦荻谈起江淹的《别赋》时，曾说：“江淹《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珪’，你书中对‘珪’的注释不很准确。 ”（《历代文选》中芦荻将“珪”解为“圆形的玉”，上海市委写作组注本沿用“圆形的玉”）芦荻问“那么，主席，如果照您的理解，这‘珪’字该怎样解释呢？"于是，毛泽东便直率地谈出了他对该文中“珪”字的理解。《光明日报》2007年4月19日删节的《历史文化四人谈》载芦荻回忆：我一去，他就说，你注的《别赋》“秋月如珪”一句中，“珪”字的解释不准确，“珪”是马蹄型的玉。他建议我到故宫去看一看。我后来去看了，原注确实不准确。（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注释组注本解为：“玉器名。《文选》李善注引《遁甲开山图》：‘禹游于东海，得玉珪，碧色，圆如日月。’”）毛泽东一生涉猎广泛，儒家、法家、道家的著作甚至佛典都涉及到了，也让我们去读。他对朱子理学并不否定，特地要我读朱熹的书。对儒家、法家、道家，他认为应该很好地梳理和研究。他还读宗教、佛学著作，读《五灯会元》、《六祖坛经》，读一些公案小说]。 主席说他读书，几十年来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也从未间断，现在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一只眼睛已看不清楚，另一只眼睛虽然大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轮廓位置，身材高矮，衣服颜色的深浅，但不能看书，所以才请人为他读书。主席说，读书要三复四温的。 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回忆，毛泽东对《宋史》和《明史》是不满意的，说[这两种史]写的芜杂；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旧唐书》 简单而材料多确切，《黄巢传》和《新唐书》也有不同。谈到李世民，主席除了推许其军事才能[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载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还有其民族政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并谈到文成公主入藏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主席29日说，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生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主席认为不仅要认真地读“正面”材料，也要认真地读“反面材料”，对那些奸佞叛臣的传记，主席说一要看看他们的坏法和奸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辞。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载，主席说，主席说，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主席说，他自己是十几岁上就学《说文解字》的。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还应该懂得地理，不仅要学中国地理，而且要学世界地理；历史也如此。只有这样才有比较。比如唐朝，我们的国家是那样，同时期外国又是什么样呢？主席29日还说，学文科的，学中国文学的，学任何一门学科的，都得学习外国语。不仅是学习一种、两种、三种，而且要学习多种。主席讲完以后问芦荻北京大学这个词英文怎么讲。主席还主张学文科的人要读语法、修辞、逻辑性、哲学、政治经济学，要学习鲁迅，读现代大作家的各种作品，度各种杂谭笔记。主席说，中年教师一天应该坚持十个小时学习，这一点很重要，不然老的一死，国学就空虚了。[据《毛泽东的“侍讲学士”——芦荻》，主席29日还对芦说，我们一起来搞一部《宋词选》好吗，搞一部《诗词曲选》好吗？你看这样的书出版社会给出吗？主席还曾让芦荻找过鲁迅的“吃烂苹果”（《关于翻译(下)》），还让她念过《土壤学》。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芦荻》(收于《毛泽东与名人 下》)说：一次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开不开讲诗词曲赋的课？”芦荻说：“现在这些课都不开了，学生不读书，不学习，想学也买不到书。 ”主席说：“现在没有书，咱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一次，毛泽东又问：“ 《宋词迭》为什么只有一部胡云翼的选注本，注释也嫌简单，你们学校开不开诗词课？” 芦荻不语，张玉凤也使眼色示意她不要说。主席继续说：“我们一起来搞一部《宋词选》好吗？搞一部《诗词曲选》好吗？你看，这样的书，出版社会给出吗？”芦荻说：“主席，你如果亲自动手选宋词，选诗词曲，这将造福于学术界，造福于子孙后代！你选注的书哪有出版社不给出的道理？你来说，我来记。你选定了篇目后，一首一首地谈你的见解，我来整理记录，一定能把书写出来。 ”主席非常高兴，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好，好。 ”] 主席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让人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据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主席在《唐诗三百首》中《蜀道难》天头上画了一个〇并批注：此篇有些意思。] 一次芦荻背李商隐的诗时错了一个字，主席让她停下，进行纠正，并说：读书的时候，一定要念得准确，记得精确，丝毫不能含糊。主席还要求文科教师会背诵，说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杨大勇《芦荻陪毛泽东读书的日子》(《辽宁人才报》96年12月25日)载，对李商隐《锦瑟》主题的争论，主席对芦说，不要做烦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这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内心中的一种惆怅。 [待考:《共和国要事珍闻》称主席还说：你平日教学生是怎么教的？难道光是你一个讲，‘满堂灌’，你从来不提出问题？你得采用启发式呀！] [《决策与信息》2007年第3期转陈鲁豫采访芦荻《影子里——芦荻教授访谈录》说：有一天张玉凤找到我说 ：芦老师 ，主席说了，你这个教师一定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嘛。我说 ：不是这样的，我学识很浅陋，大学没毕业就到解放区工作去了，基础不好 ，现在还正在学习之中。其实我有很多问题 ，但是张秘书，我不是不能问吗?张玉凤说 ：怎么不能问，主席还觉得很奇怪 ，说你为什么不向他提问题 ，主席一贯的风格就是喜欢人家提问题的。于是 ，从此以后 ，我每次与毛主席谈话都要发问，问主席为什么这么评价。] [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芦荻》(收于《毛泽东与名人 下》)说:毛泽东往往用手拍拍放在床头的红丝绒的小凳子叫芦荻“坐下来，坐下来念。”，又往往对大夫、秘书们说：“来，来，你们也来听听。”有时毛泽东听得兴起，会问大夫、秘书们 “你们听懂了没有？”主席经常读《昭明文选》。] [孟繁之《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载芦荻回忆说：有一次她陪主席读书时，主席突然不说话，要她仔细听，她不知听什么，主席问她有没有听到外面风吹树叶的声音。之后主席突然放声恸哭。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主席哭，顿时手足无措，不知怎样安慰好。……谈起“批《水浒》”前后的一些事情。说她初到中南海时，因为上面特意交待过，因此一直小心谨慎，不敢乱说。有一次和毛聊天时，因比较愉快，她问了句“主席身边的是不是都是干部子弟”，说毛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张耀祠处长找她谈话，告诉她谈话一定要谨慎，不该问的千万不要乱问，但告诉她，“干部子弟是到不了主席身边的。”……有一次伴毛读书时，毛突然问她，“北大现在还开古诗词的课吗？”她说，“主席啊，您不知道吗？自从‘文革’开始，所有的课都已停了。”她刚说完，旁边的张玉凤即狠狠踩了她一脚，令她心头一震。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上面交代下来的事，毛要查什么古籍，她受命到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查书、借书外（有专车偕同），一直小心谨慎，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以至于有一次毛接见西哈努克亲王，谈到近况时，毛说从北大请来一位芦老师帮他读书，但芦老师“从不向我问问题”。] [芦荻在上海东方卫视纪实频道访谈《往事 我陪主席读书的日子》中回忆，她当时住在中南海不能回去，主席知道她有一个小儿子，就提出来“要我(芦荻)每周三下午回家去看孩子，晚上回来”。]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载，主席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改稿曾发过赞否的议论，但不要工作人员转告，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要改吧，人家心里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们好。 又载：董老的诗醇厚严谨，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叶剑英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他们都值得我学习。] 5月30日谈话（见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中，主席要芦荻读《晋书》和南北史，说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的起义农民群众骂作“匪”。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修的，有时反倒会写些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主席还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芦荻2004年12月25日《鲁豫有约》节目中说：我们在中南海那时候大家都奇怪，那里的鸟谁也不许动的，他(主席)讲的，鸟需要一个家。…最不合作的人，最最不合作的，谁给他当医生都非常发怵，第一，不吃药，第二，你说吃三片，他要吃两片。…他不高兴躺在床上，夏天盖着毛巾被，把毛巾被一个一个都扔在地上去。那些孩子们就赶快捡，劝啊、说啊，主席你会着凉的，盖上吧，盖上。又哄，这才把毛巾被盖上。那么一条一条的，后来他喊谁没听见，没在旁边，或者说什么大家不能理解，就特吃力的时候，他就要生气，他生气就，嗯，就把毛巾被都抓到地上。]】 ———— ———— 1975年5月29日到7月对庾信《枯树赋》江淹《恨赋》等大字本的注释的意见(《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节录： 5月[29-30日?]对《枯树赋》的注释提出的四条意见： 一、“‘桐何为而半死’:[是指枚乘《七发》里的‘其根半死半生’和被人‘砍斩以为琴’的能出美音的龙门之桐。桐的半死和凋枯，]……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二、[‘将雏集凤，比翼巢鸳’(原注解为比翼的鸳鸯在上面筑巢)：过去只讲鸳鸯戏水，现在又有了鸳鸯戏树！你见过比翼的鸳鸯鸟在树上筑巢吗？]“鸳:可能是鹓雏。”三、“‘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四、“‘若夫松子古度’十句:[原文就说得很清楚：这些枝干繁茂，根柢庞大、生命力极强的大树，乃是因为受了苔菌的埋压、鸟虫的剥穿、霜露风烟的侵撼，才变衰枯死的,]……‘这和移植毫无关系。’” [“移植之说”“不符合诗人原意”“注释古文古诗，自然要有雄厚的基本功。同时也要细察全文，综观总体的认真精神。搞注释最忌讳以偏概全和根据一言半语就妄下结论的做法。”] [7月?]还提过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对《枯树赋》，其余是《恨赋》]：一、“‘若乃山河阻绝’四句:……‘原文没有写水灾。’”二、“‘雄图既溢’，这句话是对的，‘溢’是‘过了’(《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有字误，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三、“‘送日’宜解作‘遣日’，(是无聊呵！)不是‘夸父逐日’。”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枯树赋》”若乃山河阻绝…山精妖孽“一段，两校大批判组注释组注本指出是”写战乱兵燹对树木的摧残“，上海市委写作组注本则沿用旧说称这一段意为那些被迁移至三河，遭到严重破坏而又被乱置在山野的树木，另是一种悲惨处境)；”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一句两校注未展开解释，上海注认为指树木被移植和原产地区隔绝，移植时被拔本伤根，因之垂泪沥血；”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一句两校注指出是”战乱以后，树木或斜或横在山洞口，或半折而倒在山腰上“，上海注认为是树木被人乱置如此。 林东海《诗意人生——记林庚先生》称:”9月20日下午，在回京的专列上，江青召集注释人员开会，讨论毛主席8月14日[12日]关于《枯树赋》注释的批示。到会的共十五人，林先生、谢静宜以及老友沙予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江青最后到，坐在主持人位置，……给每人发下一份打印稿，是毛泽东主席关于《枯树赋》注释的批语，四号字占十六开纸的三分之二多，大约五六百字，大家读了一遍，立即收回，钝根似我，是不能过目不忘的，所以记不得许多。大概是关于“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三河徙植，九畹移根”的解释，北大的注释对倪璠《庾子山集注》有所突破，受到毛的肯定和赞扬。“并见骆玉明 《《枯树赋》的解读及其他 》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芦获回忆，从5月29日至8月中旬，仅两个多月中，毛泽东3次诵读过这首诗赋，并且谈过许多精辟的见解。 毛泽东说：“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只江淹一人，庚信就是一位。”他对庚信的才思文采是很欣赏的。《枯树赋》描写生动，联想力丰富，毛泽东说：“庚信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进来，眼界宽广，思路开阔。”毛泽东认为，庚信用形象、夸张的语言，描写出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的种种摧残和因为摧残而摇落变衰的惨状。这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使人对树木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毛泽东特别对全赋以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的写法，赞赏不已。他说：“这两段活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起结呼应，使全赋有一气呵成之势，突出了主意，又余韵不尽。” 对《枯树赋》的题解，有些注释把赋的立意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曲解了作者的原意[张贻玖《毛泽东评点唐诗三百首》作：“移植之说”“不符合诗人原意”]。他反复地阅读原文，逐段逐句地进行分析后，说：“赋中的‘桐何为而半死’，是指枚乘《七发》里的‘其根半死半生’和被人‘砍斩以为琴’的能出美音的龙门之桐。桐的半死和凋枯，缘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又指出：赋中的“若夫松子古度大树名)”十句，原文就说得很清楚：这些枝干繁茂，根柢庞大、生命力极强的大树，乃是因为受了苔菌的埋压、鸟虫的剥穿、霜露风烟的侵撼，才变衰枯死的，和移植毫无关系。那种“移植说”大大缩小了《枯树赋》更广阔更深刻的含意，而且文章解来必然牵强附会。由《枯树赋》题解注释引伸，毛泽东又谈了对注释古文古诗的见解，他说：“注释古文古诗，自然要有雄厚的基本功。同时也要细察全文，综观总体的认真精神。搞注释最忌讳以偏概金和根据一言半语就妄下结论的做法。” 毛泽东对《枯树赋》精钻细研，对于一词一字，都根据情理和生活知识认真推敲，如赋中的“比翼巢鸳”．有的注释说：“鸳”是指“鸳鸯”。毛泽东对此大笑，认为与理不通，他问芦获：“你见过比翼的鸳鸯鸟在树上筑巢吗？”他还幽默地说：“过去只讲鸳鸯戏水，现在又有了鸳鸯戏树！”对于这“鸳”字，他说：“可能是指鹓（音鸳，凤类）。””按鸳鸯会利用树洞栖身，而不会在树上筑巢。 ———— ———— 1975年5月31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张元幹的《石州慢》(寒水依痕)、《柳梢青》(海山浮碧)、《点绛唇》(山暗秋云)、《点绛唇》(春晓轻雷)[合为《张元幹词》]。 5月指示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白居易《琵琶行》。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朱永嘉在《毛泽东晚年荐读古文大字本导读》回忆说，他们选注的《石州慢·寒水依痕》可能弄错了，主席指定的应该是《石州慢·己酉秋吴兴再中作》。 ———— ———— 1975年5月在《关于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问题汇报会的情况》上的批示 要在三年左右时间内把失修装备突击修好。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第四册 第13-16卷》、《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 ———— 1975年6月上旬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陆游的《渔家傲》(寄仲高)、《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鹊桥仙》(华灯纵博)、《真珠帘》(山村水馆)[合为《陆游词》]。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 ———— ———— 1975年6月14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吴潜《满江红》(豫章滕王阁)、吴锡麒《梧桐树》(一舸)和孙光宪《上行盃》(离棹逡巡)、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7月13日拍好校样后要求删去李清照和孙光宪词，合为了《吴潜 吴锡麒散曲》。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这是交给上海注释诗词的最后两篇。 ———— ———— 1975年6月7日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谈到 我名誉不好，有人骂我，蒋介石就骂我们是土匪。……“木秀与林，风必摧之。……”就是人必骂之，人不被骂不好。 会见马科斯时写的字条： 木秀与林，风必摧之。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会见时邓小平在座。据1975年6月30日楼适夷给黄源的信(见《黄源与楼适夷通信集》)字条是写给马科斯女儿的，内容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昭明文选》53卷李萧远《命运论》）。周总理在会见马科斯时说：第三世界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当这个头头。 1975年6月9日《参考消息》载法新社马尼拉6月7日电：官方的菲律宾通讯社从北京报道说，毛泽东主席今天在一次会见中对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说，我们是一家人，会闹点意见，但谁都不会打倒或利用另一方。菲律宾通讯社又说，这位正在访问的菲律宾领袖以及他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毛主席的北京宅邸同毛主席会谈了一个半小时。菲律宾通讯社说，马科斯先生对毛主席说，他到中国来是为了同中国政府正式建立关系，毛主席拍掌回答说，拍巴掌要用两只手。菲律宾通讯社称这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见的气氛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不时地互相说一些格言。在谈话的过程中，毛主席对马科斯先生说，树林里的树长得越高大，风就越难于把它吹倒。据菲律宾通讯社称，毛主席对菲律宾的“了解非常详尽”，包括菲律宾当前的问题及其历史。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马科斯先生在会见后谈起毛主席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赢得了追随者。他具有杰出的个性。他是一位毋庸置疑的领袖。”马科斯和他的夫人都指出，尽管毛主席高龄，他在谈话时“非常锋利”。 1975年6月9日《参考消息》载法新社香港6月7日电：据菲律宾通讯社说，毛主席在会见过程中对马科斯的大女儿伊梅说：“你就是未来。”然后就邀请她坐在自己旁边一起照像。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后来，毛主席为马科斯的两个女儿亲笔题辞，都是用毛笔写的。 1975年6月10日《参考消息》载曼谷《中华日报》6月8日评论记为：“像一家人一样，虽有时会呕气，但没有谁想推翻谁，剥削谁”“要两只手才能发出声来”[注：似即“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棵树在森林中长得越高，风就越难把它推倒。”[注：似即“木秀与林，风必摧之”] ———— ———— 1975年6月7日听邓汇报批评“反经验主义”的政治局会议时谈话记录 王海荣、唐闻生的记录(部分) (邓说，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点头，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指陈锡联)不好办。 毛又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汇报说，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说，他（指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说: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笑了，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引注:这是对邓的提醒与委婉批评] (邓说，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说: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说，总参谋长。) 毛:就是这样。 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 ———— ————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会见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谈话记录： 搞小型的，不要搞大了。我们吃过亏，听了苏联的，搞“大、洋、全”。 不要急，慢慢来，积累经验，训练科学、技术干部。慢慢来，基本上靠自己。最好不要欠外国的账。现在还要些外援，不能附加有任何政治条件。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Poor Country(穷国)，我们也不忙。还要三十、四十、五十年，可能好一些。 …… 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 …… 最好不要外国人。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骂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 [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谈到国际形势时)中东的石油国家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国，这个好。 (会见结束时)问候你们的人民！整个非洲站起来！] 《毛主席 周总理 华×主席有关外贸工作的指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对外贸易局“1977年12月,[]内据《毛泽东年谱》。”也不忙“一作”也不能帮上忙“。 ———— ———— 1975年6月18日和芦荻谈魏晋南北朝【略，可见《毛泽东年谱》。《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芦荻访谈录》说，主席肯定曹丕《文论·典论》，背诵曹丕《燕歌行》，认为在那时的七言诗中算是一篇佳作了。主席更欣赏陆机《文赋》，说：曹、陆的这两篇文论，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还说：《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更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地发展了“诗言志”的简单口号。[陈晋《治国与读书》说主席不同意杜甫的“陆机二十为文赋”的断语，认为二十岁的小青年，实践没那么丰富，是提不出如此成熟的诗论的。]主席认为，陆机能如此理解诗体，能提出“缘情”的命题和华美的要求，这正是魏晋以来文人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时代认识。 主席谈论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说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主席吟诵了李白《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说这样的山水诗真是诗中的瑰宝，天地精灵之气的化身。但是，如果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主席说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又说，连李白都激赏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并“一生低首谢宣城”，为什么苏轼辈却大叫“文衰”了呢？ 主席问芦荻是否读过《南史》《北史》，如何评价李延寿父子的史学观和两书的价值，芦说没读过，主席说一个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师，没好好读过《三国志》《晋书》和南北史，这是不够的，要认真补上。主席还曾说，如果有时间，他要自己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 孟繁之《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记芦荻回忆：”最初交谈的几次，主要是谈魏晋南北朝，他很关心这一段，也不知为什么。就从东汉末、建安时期谈起，一直到两晋南北朝。他让我读《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尤其是《晋书》。这一段的人物，像谢安、左思、陆机，以及此前的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孙权、阮籍、嵇康，都要注意。他很少谈正史，主要说的是作家，文体主要谈赋，譬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刘宋之后的作家，他对谢灵运、谢玄晖谈得比较多，对陶渊明略有微词褒贬。对田园诗派、隐士也有评价，哎呀，这个他谈得特别多。“ 张焕君刘国华《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芦荻先生访谈录》记录中芦荻说：魏晋南北朝这段，他[主席]很重视陆机的《文赋》，批判最厉害的是左思。当时我们认为左思出身寒微，反对权贵，但毛泽东揭他的老底，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算是一家之言吧。在魏晋南北朝诗派中，他唯独推重山水诗派，而田园诗派中的一些文人，却是走终南捷径这条路，相形见绌。另外，古诗十九首也是认真读过的，毛对刘大杰先生还有批评。……我希望能把毛泽东与我谈的一些内容，他的一些观点，他晚年的悲凉生活写出来。他的晚年很苦楚，很孤独，什么事也不让他知道，没有人告诉他。只有要利用他的时候，才让他写个什么批示。这事很敏感，我回头再说，但是我要把我所见的记下来。 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回忆：[主席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 “是作样子”。 [毛主席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中，他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七擒七纵孟获和任用云南本地官吏管理南中]旁，加了很多圈。毛泽东说：这是他的高明处。 孟繁之《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说”长期以来，她一直有想法，想为《枯树赋》重新作注，将主席当年的一些谈话及她近四十年来的一些体悟都收进去“，并引芦荻说”早年陪主席读书时，每次退下来，她即将主席的一些意见以蝇头小楷副录下来；现在这些稿子，并主席的一些手迹，都在她手里，而这些东西在她有生之年是要有一个交代的，“最后都要移交中央文献研究室，他们已经派人来催问过好多次了” ……她希望我能帮助她在她有生之年将这些批注整理出来。这些批注后来在她搬到西三旗“雪梨澳乡”时，曾给我看过部分。毛式大字本，字行间是她用钢笔副录的主席意见，篇幅不少“”主席居处外面有给我一个办公桌，一小房间，我每次陪主席读书之后，都要在这里将主席的意见副录下来，之后才能回去，往往是天已亮了“。并记芦荻手记一份书目和主席关于《诗经》包括《大雅·云汉》《国风》的《伐檀》《硕鼠》的评论，以及对《古诗十九首》之四〈今日良宴会〉和刘大杰、 阮籍 《咏怀诗》、嵇康、谢灵运、陶渊明、杜甫 《秦中杂诗》与郭沫若的评论的摘记： 计划要重新注释的赋文、诗词有： 宋 玉 《风赋》《登徒子好色赋》 枚 乘 《七发》 王 粲 《登楼赋》 左 思 《三都赋》 陆 机 《文赋》 谢惠连 《雪赋》 谢 庄 《月赋》 江 淹 《别赋》《恨赋》 庾 信 《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 王 勃 《滕王阁序》 杜 牧 《阿房宫赋》 《毛诗序》 《诗经·大雅·云汉》（整理这些目录时，见到一字条，上写：“譬如他特别看重《大雅》里的《云汉》。《小雅》很多都是揭露时政的诗。《大雅》里的《云汉》值得一读，是写当时的一次重大的旱灾的，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很有价值。接着主席让我翻读了《云汉》，他讲解了《云汉》。” 《楚辞·离骚》 《古诗十九首》之四〈今日良宴会〉（关于刘大杰先生） 曹 操 《龟虽寿》 曹 丕 《燕歌行》 阮 籍 《咏怀诗》（阮籍、嵇康诗之评述） 左 思 《咏史》 谢灵运 （谢灵运开辟了山水诗派、田园诗派） 陶渊明 （历来捧陶，因为隐逸；知识分子的隐逸；仕途捷径） 李 白 《蜀道难》 杜 甫 《秦中杂诗》（郭沫若题写杜甫诗） 白居易 《白居易集》 李商隐 李 绅 聂夷中 李 煜 〔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 欧阳修 〔归自谣·离人几岁无消息〕 范仲淹 〔渔家傲·秋思〕（将军白发征夫泪） 洪 皓 〔江梅引〕 张元幹 〔贺新郎〕 李清照 〔声声慢〕、〔醉花阴〕 辛弃疾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陈 亮 蒋 捷 〔江城梅花引·荆溪阻雪〕 岳 飞 〔满江红·写怀〕 萨都剌 〔百字令〕 汤显祖 〔牡丹亭·游园惊梦〕 王世贞 龚自珍 所见芦老师一手迹： 毛泽东谈《诗经》，和我们现在学术界对《诗经》的评论，相差不远。他说：“十五《国风》不能否定，《伐檀》《硕鼠》写的是奴隶制，骂的是奴隶主。就是骂地主也可以嘛！陈涉、吴广就骂地主。陈涉还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伐檀》在形式上和《楚辞》是一类的。” 但是，他的着眼点和我们不尽相同。恩格斯谈论巴尔扎克的时候，曾说：“我从这里（笔者注：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看文学作品、谈诗，往往注意到作品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即恩格斯所说的，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往往超过了当时的经济学家。所以毛主席当时特别提到了《大雅》中的《云汉》。这是我们一般都不太注意的一首诗。按旧说，这首诗是周宣王向上天诉说旱灾的诗，诗中描写了当时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一场旱灾，“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1），如霆如雷。周余黎民（2），靡有孑遗（3）。”“旱既大甚，涤涤山川（4）。旱魃为虐（5），如惔如焚（6）。”因此他说，《大雅》《小雅》也不能否定。《颂》是祭祖宗的，没多大意思，但也有些史料。】 ———— ———— 1975年[6月-8月?]毛主席和芦荻谈话时写的几张字条（苏富比2017年7月11日拍卖） [1] 世事瘡痍 詩中聖哲 人間疾苦 筆 [2] 风急天高… 城尖径昃 [3?] 诗歌合为事而作 [4] 察宫市之数[?] [芦荻注：无数杜甫、白居易写的並不感动人 不如 聂夷中. 二月卖新絲 李绅. 锄禾日当午…] 据苏富比相关拍卖和宣传网页、BBC、《收藏》杂志公众号图片，辨认可能有错误，还有几条可能包括“蜀道難”“王泽竭而诗不作”“紫阳纲目”“道学三 朱熹”。“宫市之”后难以辨认，也可能是“事”字；“城尖径”后原写狭字，主席划去，改为仄。“世事疮痍……”指郭沫若在成都杜甫草堂题联“世上疮痍 诗中圣哲，民间疾苦 笔底波澜”；“风急天高”是杜甫的《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城尖径昃”是杜甫的《白帝城最高楼》中的“城尖径昃旌旆愁”；“诗歌合为事而作”指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思想；“宫市”可能是谈到白居易《卖炭翁》的题注“苦宫市也”。芦荻的注应该是主席讲的话，聂夷中的诗是《咏田家》，李绅的诗是《悯农》。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芦荻》(收于《毛泽东与名人 下》)说主席曾写给芦荻20多页手迹，手迹包括诗词原文、书名、篇名等，芦荻另有主席讲话的一些记录。 据拍卖页介绍(经译校)：毛泽东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亲笔手稿笔记，包括李白（《蜀道难》）和杜甫（《登高》和《白帝城最高楼》）的诗名或首行【译注:见上文，李白的应是写了诗名“蜀道难”】；当代作家郭沫若对杜甫的赞美【译注:即上记郭沫若对联而不是对《秦州杂诗二十首》的评价】；另一位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引文【译注:见上文。荒诞记称还有“座中泣下谁最多”，似无根据】；以及汉赋《两都赋》【译注:原文误为Ling Du Fu】的引文【译注:可能是“王泽竭而诗不作”】； 以及毛泽东与道学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朱熹的著作（“紫阳纲目”）的标题【译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中芦荻说主席手书了：“紫阳纲目”（指《资治通鉴纲目》）、“道学三 朱熹”(指《宋史·道学三》的《朱熹传》)】，共9页，仅正面有文字，八张为[黑]铅笔，一张为红铅笔，三张手稿带有芦荻教授铅笔所作注释，中文，大小不一（四页265 x 190毫米， 四页210 x 150mm，一页155 x 95mm），1975年，两页有染色。 [附：] 芦荻教授与毛泽东会谈的手稿笔记，记录了他们对古典诗歌、唐代文学（特别热爱李白）、汉代大赋【译注:Odes of the Han dynasty】、语言学以及主席对传统课程和那种对古典文化的精英研究的蔑视（“......要做白话[今诗]《We need to promote modern Chinese [writing]...”），中文，7 页，对开页（265 x 195 毫米），仅正面有文字，写于1975年7月26日; [并附：] 《萨都剌词》【译注:原文误为Sa Du Ci】。[无印刷者， 无日期]，小对开页，蓝色包装纸，毛泽东夫人江青用铅笔用中文批注（“供主席参阅”【译注:"for Chairman to read"，据孟繁之《芦荻陪谈读毛主席往事》是1975年6月2日题记】），以及一小捆与芦荻和毛泽东有关的打字稿和剪报。 ……1975年5月26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向她朗诵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译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内有“故垒萧萧芦荻秋”】，然后解释说，他希望有人给他念念古文。他们谈到了刘禹锡，但芦荻很难理解毛泽东在说什么。在后来的访问中，她要求毛泽东将他的想法写在记事本上，以便于交流，她还自己做了谈话记录。这些独特的手稿笔记是这些会谈的成果。这些笔记为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见解。毫不奇怪，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诗歌和政治的交汇上。他赞许地引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诗词理应反映当下社会状况【译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几句翻译参照苏富比上海公众号文章】，并称赞杜甫是他那一代【译注:唐代】的诗圣，因其诗词文章中可见他对百姓的苦况热切关怀（尽管他曾直言他不喜欢杜甫总是「哭哭啼啼」）。他驳斥了汉赋【译注:班固】（《两都赋》）中巧言指“王泽竭而诗不作”称颂歌诗赋只为圣君明主而写，并引用了汉代《古诗十九首》、建安七子和《楚辞》等作品作为赞美弱主的诗文的例子。他最喜欢的唐代诗人是李白，他请芦荻诵读《蜀道难》中的诗句，认为它与当下政治环境有所共鸣。 ———— ———— 1975年6月21日会见柬埔寨波尔布特时说到 我要谈一点，就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socialist way（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要搞资本主义。以后50年，或者100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1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立的统一，unity of opposites（对立的统一），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unity of opposites（对立的统一），struggle of opposites（对立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 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现在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当然有些要加以限制。把资产阶级法权搞急了，要栽斤斗，会摔跤的。] 全文可见《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中内容自文革中一种铅印件。主席还劝波读马列，做了委婉批评(主席表示批评的时候经常使用劝人读书的方式，如和刘少奇或彭德怀的最后一次谈话)。 ———— ———— 1975年6月23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关于供给制问题。主席说，我们解放初期曾保留了两年军事共产主义，党政军实行供给制，那时这些坏事比较少（指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贪污腐化）。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胡乔木1976年3月2日给毛主席的揭发交代中提及主席1975年[6月?]同意他参加《毛选》五卷工作时的批评与邓小平封锁批评： 在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毛泽东选集》整理工作以后，他(邓)通知了我。但是毛主席同时对我过去在这一工作中所表现的主观主义、狂妄自大、往往擅自改动主席的著作，以自己的思想篡改主席的思想的严重错误作了严厉批评。邓却没有正式通知我，要我防老病复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主席说你‘有时很固执’”，“提了过去的老话”。 他(邓)反而对我说什么“毛选的稿子，文字上一概由你个人负责”，“你定了稿由我送主席审查”等等。……每次毛选整理稿送他(邓)以后，他表面上在一段时间里也召集我们开会议一下，但只是走过场，他没有认真下功夫。……他(邓)常常利用这种机会鼓吹他的修正主义路线谬论。 转引自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胡的检讨还可参考毛远新1976年1月1日谈话提及主席对胡检讨的一句意见（见后面条目），以及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 ———— ———— 1975年7月1日会见泰国克立·巴莫总理、差提猜外长时谈到我与各国党的关系 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可是你们国家的共产党，我没有见过一个，不胜遗憾之至。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共产党是骂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杀出来的。美国花了两千亿美元，派了五十万军队，去打越南、柬埔寨。不打还好，一打呢，美国滚走了。[苏联骂我们，不骂还好，一骂呢，我们就不理它了。] 《毛泽东年谱》，[]内自《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1975年7月1日会见泰国克立·巴莫总理、差提猜外长时的部分谈话记录 毛主席：亲王阁下，你来找我这个共产党，不害怕吗？ 克立：不怕，我很早就敬仰主席先生，我不是共产党，我是来寻求朋友的！ 毛主席：(笑)蒋介石说我是匪首，你还想与我交朋友吗？ 克立：你又没有抢劫过我。 毛主席：世界上有的人说我是杀人魔王，是最坏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与我交往呢？ 克立：主席先生，这样说吧，我本人不是什么超人，也有人说我是坏人，坏得很，说我干了许多坏事，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样我们总可以交往吧？ 毛主席：可以，我们可以做朋友！ 克立：不，您是长辈，我怎么不知道天高地厚…… …… 克立：主席先生，请对我们党多加指教！ 毛主席：你们社会行动党人数太少，应注意扩大党员队伍。 克立：主席先生，你对泰国共产党有何高论？ 毛主席：我建议你们对泰国共产党采取三大政策，就是勿骂、勿杀、勿围剿的方法：勿骂，骂不痛；二勿杀，他们想当英雄，杀了一个，其他人又跟上来了；三勿派兵围剿，他们跑得快。军队发现共产党跑了，撤兵回营时，共产党又跑回来了。 (招手)我就用上述方法对付蒋介石，结果你是看到了，现在蒋介石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立：主席先生，愿你健康，祝您长寿，我们也好经常来讨教。 毛主席：(摇头，用手拍腰)不行呀，现在，我很老了，不能干什么了。近来身体不太舒服，站起坐下时，这里就痛，不久就会死了。 克立：请您别说笑话，人类离不开您这样的头号“坏人 ”。 毛主席：(和在场的人握手)有人说来会见我的人，回去后就会垮台，比如尼克松，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等，会见了我，回去都垮台了，你不怕垮台吗？ 克立：要垮台就让它垮台吧，反正已经来了！ 杨筱怀主编《外交风云人物》所收王俊彦文章。会谈时间58分钟。 ———— ———— 1975年7月7日会见伊拉克副总统塔哈·毛希丁·马鲁夫率领代表团讲到 我们两国没有利害冲突，整个第三世界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中国现在还不行，还要过几十年以后，可以好一点。我们现在尽力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也支持了我们。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 ———— 1975年7月14日听芦荻两次读王粲《登楼赋》并评论 【略，见《毛泽东年谱》，这个月还可能读了《枯树赋》《恨赋》。据陈晋《治国与读史》，主席还说：这类小赋，说是从大赋发展过来的，不如说直接继承自楚骚。因为无论从精神还是格调，和《楚辞》都是一致的。关于《登楼赋》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主席认为，这是由汉代的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过程中的一篇成就很高的作品，抒情性强，感情又很真挚，语言简短，内容却很开阔，思想也深刻，又很少用典，形式也完全摆脱了对话体，所以影响很深远。主席还说，建安文学是古代文学中的精华。刘勰评论建安诗文“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王粲的这篇赋，就具有这些特色，赋的风格也是慷慨悲凉的。】 ———— ———— 1975年7月24日凌晨3时5分前后给唐由之(白内障手术医生)题写鲁迅《悼杨铨》字条： 豈有豪情似旧时 花開花落兩由之 由之 何期淚洒江南 雨 又为斯民哭健兒 鲁迅吊杨杏佛 毛泽东 7月29日要看黄鲁直的字帖时给唐由之的字条： 学黄鲁直 ———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唐由之回忆说，23日11点他问主席是不是可以做手术了，主席问你们都准备好了?唐答准备好了，主席笑了说做。主席出来时又问，你动手术都准备好了?你音乐准备了没有，唐说没考虑到，主席就对工作人员说你去拿一个《满江红》的弹词。手术后三小时左右主席醒来，唐去探视，主席问谁进来了，知道是唐由之后念了鲁迅的《悼杨铨》。唐表示没有完全听懂，主席说你拿纸来，我给你写。主席包扎着双眼写了这些字条，唐说(由之)写重叠了，主席说好我再写一个。唐问是不是主席的诗，主席说不是，鲁迅吊杨杏佛。29日主席可以看东西了，唐给主席带眼镜，主席要看字帖，唐问是谁的，主席说黄鲁直，唐听不懂主席就写了“学黄鲁直”，并在这四个字下划线。 《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载唐由之回忆：“手术用了七分钟，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说：‘明年我再请你来，为我做右眼手术。’” 《北京日报》1977年9月25日文章《幸福的回忆 深切的怀念 首都医务人员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唐由之来到主席身边时，主席反复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主席问他：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吧？唐点头，主席又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讲”由之“去做。主席当即朗诵：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唐说有的地方听不懂，主席说你拿纸来，用六张纸给唐写了这首诗并签名，向唐解释了背景。文章还说1975年9月初唐由之高培质张菊敏提出完成医护任务回广安门医院前和主席合影，主席说好啊，可以。后来医务人员向主席报告唐由之等人要回单位时，主席说还有一件事没完，他们还不能走。由此主席和三人合影，并称他们任务完成得好。 张玉凤1993年12月24日演讲的整理稿《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部分真相》说：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的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 据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术后打开眼帘纱布的当晚[28日]主席读的是大字本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读后呜呜大哭。 ———— ———— 1975年8月5日指示上海市委写作组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晋书》中《王敦传》、《沈充传》、《刘牢之传》[1973年3月已注过，要求重排新版本]、《王弥传》、《苏峻传》、《孙恩 卢循传》。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这一批大字本没有编印出来。陈思《毛泽东与“大字本”》(2019年10月16日《学习时报》)说1975年夏初还提出注释晁错的《论贵粟疏》。 朱永嘉没有完成组织注释的任务，他在《从毛泽东重读《孙恩卢循传》想起他对身后形势的一种推断》中说：注释任务是下达了，但我迟迟没有催促复旦历史系的老师抓紧去完成这些注释任务。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那时我们刚因注释庾信的《枯树赋》换来了毛主席的批评，我刚写过检讨，多少有一点后怕，所以做什么事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怕再出差错。宁可放慢一点，认真一点，少出差错为好。二是这几篇传记都是两晋政治动乱中比较关键的人物传。接着是毛关于《水浒传》的谈话，八、九月份是全国整顿的高潮。而特别是对军队的整顿。九月份下旬，毛远新成为中央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整个政治形势扑朔迷离。而这几篇传所写的都是两晋转折时期的重要人物。不知道这几个转折时期的反面人物会应验在什么人身上。那时谁也拿不准，我只能拖一下，慢慢地再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做不得出头椽子啊!所以这些个人物传记标点注释的任务，下达以后，我不催不问，姚文元没有来催，我则能拖就拖，于是这几篇大字注释的任务，就这样在我手上不了了之。现在想来，对毛我还是有一份歉疚自责之心。 ———— ———— 1975年8月12日在江青8月9日转呈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注释组《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上批示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卢荻。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 《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移植之说指对《枯树赋》“桐何为而半死”一句历来的解释，上海印大字本时沿用。朱永嘉口述，王守稼执笔了一份检讨，9月13日经姚文元上送，朱后来没有见到有批示。江青的信说： “供参考，请批示。只此一份，印三个赋，需要注的好些。《悼李夫人赋》请留下参考，有关注文这份，请退我，最好有主席的批注。” 据朱永嘉，此事之后部分注释任务转交两校大批判组办，”由于我获悉梁效也在做注释的工作，而且是江青在管他们，……把诗词赋的工作先放缓一些，逐渐中止下来，免得与梁效及江青那儿发生矛盾和摩擦。“。9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注释组即遵嘱编印出注释横排大字本的庾信《枯树赋》，谢庄《月赋》，谢惠连《雪赋》，江淹《别赋》、《恨赋》（当月还有韩愈《石鼓歌》注释大字本），9月又修改排出《枯树赋》竖排大字线装本，10月修改排出《月赋》、《雪赋》、《别赋》、《恨赋》竖排大字线装本。 《别赋》两校注释与上海的主要不同有:①乍秋风兮踅起一句，两校为说明乍与或是互文见义，引了同样用法的萧统《鹦鹉赋》、庾信《咏树》。②琴羽张兮箫鼓沉一句，上海从《文选》李善注本[主席有此书，在封面上批过：好文宜读]认为是指宫商角徵羽的羽声，两校”旧注解为琴音中的羽声，疑当为舞者所执之羽，与琴并举，分别指音乐与舞蹈。“③惊驷马之仰秣一句，两校指出化用《荀子·劝学篇》。④少年报士一句，两校指出《史记列传》载豫让"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⑤袭青气之烟煴，上海认为是春天田野之气，两校认为是春天阳和之气，并引《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⑥至如一赴绝国，讵相见期一句两校指出化用桓谭《新论·琴道》；决北梁兮永辞两校指出化用汉王褒《九怀》。⑦晦高台之流黄一句，上海认为系因闺愁而黯然失色，两校认为因积了灰尘而颜色暗淡。织锦曲一词两校指出见武则天《璇玑图序》。⑧倘有华阴上士，服食还山一句，上海举三国魏人修芉在华山"修道"之例，两校则点出《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并举《列仙传》马明山入华阴山之例。驾鹤上汉，骖鸾腾天一句两校指出见刘宋雷次宗《豫章记》载洪井西有鸾岗鹤岭。⑨道已寂而未传一句，上海认为寂指极高深，未传指尚未得到真传，两校认为是”寂灭无闻，失传的意思“。⑩送君南浦一句，上海未注，两校点出化用屈原《九歌·河伯》。(11)心折骨惊一句，两校未注，上海指出按常理是骨折心惊，这是故意倒用的手法。 此外据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芦荻》(收于《毛泽东与名人 下》)、《光明日报》2007年4月19日《传承发展优秀历史文化》（删节自中央文献研究室《历史文化四人谈》)，芦荻回忆：我一去，他就说，你注的《别赋》“秋月如珪”一句中，“珪”字的解释不准确，说：“江淹《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珪’，你书中对‘珪’的注释不很准确。 ”（注：《历代文选》中芦荻将“珪”解为“圆形的玉”，上海市委写作组注本沿用“圆形的玉”，）芦荻问“那么，主席，如果照您的理解，这‘珪’字该怎样解释呢？"主席说“珪”是马蹄型的玉。他建议我到故宫去看一看。我后来去看了，原注确实不准确。（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注释组注本解为：“玉器名。《文选》李善注引《遁甲开山图》：‘禹游于东海，得玉珪，碧色，圆如日月。’”）） ———— ———— 1975年[8月?]看过邓小平转送的刘冰8月13日告迟群谢静宜信后嘱秘书： 先放着。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刘冰信中说迟群曾说“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张化《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说1974年选四届人大代表时科教组负责人李琦等人以中央提的注意选年纪轻的、最好有女代表等为由没有选迟群，另选一名女代表，“后来，谢静宜将此事反映给毛泽东，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迟群才被补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 ———— 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略，见水陆洲《资料汇编》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高文谦引“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6月23日《唐闻生、王海容的谈话记录（之三）》说，王、唐曾问主席评水浒有什么深意，主席当时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说是看鲁迅看的。 《文学理论与批评》记者的《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载芦荻回忆，[据《毛泽东的“侍讲学士”——芦荻》，主席先谈了李白和柳宗元。]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特别谈了理学家骂曹操的问题，主席说：骂曹不始于元，而是始于宋朱熹，骂曹操是“国贼”，这是因为曹操篡汉。其实，汉祚之移不在曹，而在黄巾起义。主席还说：理学家很虚伪，但朱熹是一位大学问家，要读他的书。[在《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中芦回忆主席说：朱熹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自己却又纳妾。(但)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主席手书了：“紫阳纲目”“道学三 朱熹”(指《宋史·道学三》的《朱熹传》)，让芦荻读朱熹的书，说：这是很有用处的。]主席又谈起《红楼梦》，芦说只读了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主席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面的部分。主席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 谈到《水浒传》，芦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是他说的，主席说是他在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问19回阮小五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阮这出身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吗，主席笑芦呆，说：这不是阮小五说的话，是后人加上去的，你读《水浒传》要分析。芦问既如此《水浒》有什么好，[姜毅然、霞飞《邓小平1975年整顿风云》引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称是在场的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主席又说，三阮是反皇帝的，李逵、鲁智深、武松是要造反的。谈到水浒几种版本，主席说，一定要读全传，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主席说：千古尽是不平事，压迫太深了，所以要反抗。主席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主席说，鲁迅讲得那么精彩，可惜学术界没有引起重视。还说，要重新出版《水浒传》全传，而且要贯彻鲁迅的精神，把鲁迅那段话印在书的前头。 孟繁之《芦荻谈陪读毛主席往事》说：那天芦老师对我讲述完上面的话，顿了顿又说：“当时主席讲话发音已很困难，不时有痰，湖南口音又重。平时我们谈论诗词，因为我知道的作品较多，许多可以背诵，所以他一说，我一般都能听懂。但主席有时怕我听不懂，就用铅笔写，写在一些纸条上。关于《水浒传》的批示，是我根据主席的谈话记录整理的。当时主席怕我听不懂，用铅笔写了好几个字和句子。我整理好后把整理稿拿给主席看，他靠在床上，拿着铅笔，逐字看了，抬起头，冲我摆摆手，说：‘好，就这样！’于是就形成了关于《水浒传》的批示。这时已经是8月14日凌晨两点。我到外间房里帮助写信封，因为主席批示要发给姚文元，他当时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很快姚文元办公室就送回了打印稿，并附有姚的一封信，说明要贯彻主席的批示。……我在校对时，发现主席原来写的‘摒晁盖’的‘摒’字，被改成了简体的‘屏’字，就坚持要改回来，认为应当完全忠实于主席的原文，还把主席写给我的那张字条附在了退给姚办的信封里。……当年9月，中央在大寨召开会议。我奉主席指示，到大寨参观。走前主席和我说，‘你到下面看看情况，回来告诉我。’[当时主席说‘你这次要到下面好好看看’.]当时主席年龄大了，总想知道外面的真实情况，身边的人下去，回来他都要问这问那。他喜欢听你讲所见所闻，不喜欢听你评论。当时，江青已经在大寨讲了评《水浒》的问题。我是后面去的，我们在大寨也讨论《水浒》，先是听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录音。……要我发言时，我便推说自己坐得靠后，耳朵不好，没有听清江青同志的讲话。用这种方式委婉拒绝，也是表态。江青后来看到我的发言……她见了我和我握手，说，‘哦，你就是芦老师啊，我知道你，你不就是陪主席读书嘛！……回到北京后，谢静宜要我先回家休息。等我再去中南海主席住地时，张玉凤便把我拦住了，不让我进去，说下午西哈努克亲王要来，主席正在休息，不能见我。我有什么事，可去找张处长，张处长会解释给我的。张处长就是主席办公室主任张耀祠。后来我去见张耀祠（按系9月24日），张耀祠一见我，即指着我说：‘芦老师你下去时，我反复交待你，别乱说，别乱说，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赶紧收拾一下，回学校去吧。现在这个情况，早点回学校也好。’”张耀祠也告诉芦老师：“今天早上江青同志来过两次电话，主席也说，‘那就让芦老师回学校吧！’。” 《决策与信息》2007年第3期《影子里——芦荻教授访谈录》说：大寨会议之后，谢静宜叫我先回家休息三天再来中南海。后来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张玉凤就在主席的卧室门口拦截我，她说：今天主席要接见西哈努克，不能见你了，你回宿舍休息一下，可能张耀祠主任要跟你谈话。张主任来找我，其实是通知我回家，头一句就跟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啊，我那么嘱咐你，可是你果然还是缺乏实际经验呀。我说：张主任，我怎么了。他说：哎，你快别说了，我不是嘱咐你到大寨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在主席这里的。我说我也没跟谁说我在主席这里呀。他说：那江青怎么知道?我说不是我告诉江青的，这个你问谢静宜吧，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江青就过来对我说你在主席那边怎么样的话。张主任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你还是缺乏锻炼，快回学校好好教书吧。这时候我就说：张主任，其实我早就愿意回学校，不过我想晚走三天，平常主席让我给他周围的大夫等人讲古代文学，我要给他们讲完《水浒》再走。张主任同意了。 《材料之三》中芦荻1976年10月28日材料说：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论，称扬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 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和大量发行的是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因此，他发出了《水浒》批示，指示：《水浒》的主要的三种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九月中旬，我奉主席命令，到大寨参加关于几篇赋的注释的讨论。听了江的黑报告的录音后，对她违反批示精神的胡言乱语，十分气愤，便向谢静宜说了。随后，在江青令人组织的“学习”她的黑报告的讨论会上，我说：“没听懂。”表示了我的反感。在回来的火车上，谢静宜对我说：“大寨的事，你回去不要汇报。” 芦荻1976年10月28日《我到主席身边工作的经过》说法是：”9月12日，由张耀祠副主任、张玉凤秘书通知，遵毛主席指示，要我随谢静宜前往大寨，参加几篇赋的注释的讨论。 9月21日，回京车上，谢静宜态度很不自然地对我讲：“大寨的事情（指江在大寨的总表演和反革命叫嚣），回去不用汇报。用不着你汇报。”休息一天，23日我回中南海，约请张秘书汇报。她说：“先不必忙。”第二天晚上，张副主任找我谈话，通知我回校，并对我的组织问题和其他问题，非常关怀。我说：“江青在大寨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当着人说：‘我知道你受主席批评了。’我真莫名其妙。”张副主任说：“别听她胡说八道，主席对你很好，什么时候批评你了。”因又给我亲切地指教。去大寨以前，我应住在一起的医护人员要求、张副主任同意，讲过《水浒》，还没讲完。张副主任通知我走的时候，我请求稽留两天，把课讲完。他同意了（因江在大寨作了一次评《水浒》的黑报告，肆意篡改《水浒》批示的精神，我抱着捍卫批示精神的决心，讲了这一次课，大夫们当会记得我所谈的批示精神的理解）。26日，我离开了中南海。张副主任同我谈话后，我打电话告诉谢静宜，她说她知道了，回系工作好了。 随之，张秘书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示，回去后，继续参加诗词注释工作。 次日上午，谢静宜来到中南海，立即要把我带走，我说明了要讲课的事情，她大发脾气，又说：“要是我，叫我走，我拍拍屁股就走。”我没说话。她去找张玉凤，然后自己走了。临别之前，我要见主席。张副主任要我同张秘书商量，她说：“主席有事，不能见。”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告别信，并表决心，要把他老人家指示我补修的几门课程（英语等）学好，把五百首诗、五百首词和一些曲、赋的选注搞好，把鲁迅研究搞好，而且把他极关心的《中国文学史》修订好，并且，要求他老人家准允我以后再来看他。 信被转呈后，张秘书出来转告主席的指示说：“看他当然可以，几项具体工作，他管不了了，回校后领导上研究研究，商量商量。”我当时手边，还借的有里面的几本书。张秘书说：“书可以借回去看，看过后送回来，但不要告诉小谢了。她来过电话，不让借给你。”27日，谢把我找到“大批判组”。王副政委、李加宽、宋柏年已经先在，谢对抗毛主席指示，不准我参加诗词注释工作，也根本不考虑我汇报给他们关于五百首诗词、鲁迅研究、修订《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她要我回系后，再跨一点“大批判组”的事，说“讨论注文，便找你来参加”。我抗拒了，要求人只在系里工作。她说我不服从分配，我终抗坚持了回系，不跨“大批判组”的事。她把宋柏年叫了出去，嘀咕了一阵，回来后，他们板着脸，过一会走了，我也回家了。 回校之前，我有时是给毛主席查他提出要用的文章的，特别是鲁迅的文章。不熟悉鲁迅的人，查起来很困难，我便着手编一份全集目录索引。又因为主席有时只提内容，不提篇名，找起来更难，所以又想把全集文章作个内容提要，目的是一旦我走了，别人查时方便些。这个工作，才刚开始，因此，当着谢、李和王副政委，我请求把这项工作搞定，谢勉强同意了。王副政委倒是支持的。国庆以后，我在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搞了四本，纸张大部分是我自己买的，装订是我自己求人搞的，然后，交给了王副政委。这份东西是否转给中南海，我便不知道了。由于谢静宜违抗了毛主席要我继续参加诗词注释的指示，我心中悲愤，便给张副主任、张秘书写了一封简信，要求见他们。这封信转到了谢静宜手里，大概是国庆过后三两天，她把我叫到清华，训斥了一通，说我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从这以后，我和谢静宜，除关于鲁迅文章索引问题，给她写过两次便条外，从无任何联系了，也从来没有去过“大批判组”。 芦荻《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说“10月中旬，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胡旭东，到家找我说，主席急着要看一篇文章。我看胡大夫手中的条子，要的是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注：主席6月18日曾批评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文衰，道溺”的评价]。我从自己所藏的《三苏文汇》中抽出了苏文的那一卷，交胡大夫拿走了……我这册书，也至今没有了下落。“人事几回伤往事”，如果留有老人家手泽的这册书，再没有璧还的希望，那么在主席的遗物中，也算留有我的一点纪念吧！”】 ———— ———— 1975年夏[8月上旬?]听工作人员念河南水灾材料时大哭，工作人员为主席拭泪时说 “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孟红 《毛泽东动情掉泪的故事》(《中华魂》2017年第4期)。1975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30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工作人员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文章还说主席晚年他几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放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锦上添花》《废品的报复》《第十二夜》，当放映《雷锋》，画外音传来了雷锋的声音：“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公社的儿子，您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时，毛泽东竟然用手帕擦着眼泪。 8月11日中央发出关于河南水灾的慰问电。 ———— ———— 在1975年8月16日乒乓运动员郭仲恭告体委庄则栋状的信上的批示【缺原文，新华社新闻稿记描述为“批给政治局同志传阅”（1978年10月22日《通讯:飘扬吧，体育战线的红旗!--记又红又专、勇攀高峰的中国乒乓球队》），《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关鸿、黄伟康《庄则栋沉浮录》描述为“批转给政治局”鲁光《沉浮庄则栋》描述为“批给政治局的同志看”，可能是邓或陈锡联？9月19日陈遵嘱找告了庄则栋状的一些人谈话。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记载1976年3月19日庄则栋发出经过毛远新14日修改的给主席的信，揭发1975年6月13日下午邓小平找他到家里谈话，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以后不要再找王洪文和江青”，并“搞分裂”“攻击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捏造事实，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主席的原话是：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指陈锡联)不好办。】 ———— ———— 1975年8月(25日？)在邓小平8月16日致信呈送军委关于各大单位干部配备的报告和名单上的批示 【缺，做了批示此事据《邓小平年谱》。8月30日中央军委发出经毛主席批准的调整配备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的《通知》】 ———— ———— 1975年8月27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首相和乔森潘副首相率领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时 毛主席赞扬柬埔寨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五年稍多的时间内，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西哈努克感谢中国给予的援助。毛主席说：没有什么援助，所谓援助，第一也是你们支援我们。美国怕你们啊！而不是你们怕美国。料不到胜利这么快。 （对乔森潘）你从金边来，把他们（注：指西哈努克和宾努这两位亲王）接回去。你要好好帮他们的忙。吵架总是有的，小吵架，大团结。 毛主席又对西哈努克说：如他们对你们不好，你们再来中国，我们会热烈欢迎你们。 《毛泽东年谱》，头尾两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1972年1月-1978年12月》 ———— ———— 1975年9月2日汪东兴传达，说某些人“把矛头对下不对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六月份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上下内外都有，根子在中央、在国外，这里就是有黑司令部，红黑分明。黑线断不了，有人搞鬼。”并坚决指示各省在处理基层干部的问题上“半年一次，十年二十次检讨……”。在对上海和西安市的问题，主席一再指示：“敌我问题易处理，人民内部问题难处理，人民内部中混入敌我问题处理更宜慎重”。“抓住阎王，放掉小鬼，不要钟馗抓鬼，要孙悟空打玉帝” 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所录记录稿 ———— ———— 1975年5月25日在白云涛关于农产品分穷富收购价格来信上的批语、8月13日在红线女关于降低山区食盐价格来信上的批语、9月3日在陈永贵8月24日关于农场核算单位过渡等建议来信上的批语、9月27日在陈长庚来信等三份社队办企业材料上的批语【略，见《建国以来文稿》。据水陆洲《资料汇编第四卷》江青1975年9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中说:“在来山西前，主席曾希望我转达他的意思：“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过去的农业生产六十条政策中所规定的某些政策，主席说有修改的必要，不过还要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主席说时机成熟会在短期内订出几项新规定。”会议前后李先念等人反对按照指示进行试点。 霞飞《毛泽东和陈永贵》(党史博采2011年第2期)说：毛泽东同意开这次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毛泽东决定，这次会议要在大寨开。[《湘潮》发表的版本是：毛泽东批示，这次会议要在大寨开。]…这样，中央就定下来，1975年9月在大寨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对会议的内容、参加人员，都详细过问。毛泽东最后还表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凡能去的，都去大寨参加这次会议。姚文元1975年10月11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说：主席要中央的同志多去学大寨会议，很重视，现在又找部分省委负责同志议论重大政策问题。】 ———— ———— 1975年7月5日中央发出毛主席已圈阅的中发[1975]15号文件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 《当代云南简史 上》。批示指出沙甸群众应该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并作出了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撤除武斗工事，解散武斗组织，不准抓打干部群众，不准在基层夺权，基层干部回村抓革命促生产，外地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等决定。沙甸“鸡街地区民兵执勤指挥部”、“沙甸回民民兵团指挥部”自1974年12月起发生流血武斗。1975年7月9日，参加云南赴京汇报会的马伯华等“民兵团指挥部”代表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保证书，13日回到沙甸，又限制工作队人数，在工作队和解放军进村问题上重新争执，并进行准备。云南省委给中央报告中认为沙甸问题性质变了，所谓8月1日到沙甸附近的大庄过“圣节”可能是进行大的暴动，认为政治解决已无可能。经中央批准于7月29日开始进行军事包围。部队进村时遭到枪击，发生交火，在部队喊话后对方同意让部分群众出村。8月18日平叛结束。 ———— ———— 胡乔木1975年8月29日给徐光霄的信中说邓8月23日关于对重印毛泽东著作时注释中几处林彪名字的处理意见的请示“已经主席圈阅同意。”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处理意见说，《井冈山的斗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单行本注释中林彪的名字应删去，保留朱德、陈毅的名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注释二引的是中央文件，林的名字保留。 ———— ———— 1975年9月毛主席圈阅邓11日转送的中华书局陈妙中3日建议制定十年出书规划，出版和重印学术著作、工具书和古籍的信。在毛主席圈阅后，16日邓将此信转给在京政治局委员阅。 ———— ———— 1975年9月19日在姚文元呈阅山东章丘侯家学校谢革光要求《诗刊》复刊给《红旗》信的报告(20日中办印发[1975]216号文件)上批示： 同意。 【姚信：主席： 送上要求《诗刊》复刊的一封信，请阅。 我赞成《诗刊》重新出版，并有一个想法：新出版的《诗刊》可否兼登一部分歌曲、歌词、民歌，以促进新诗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主席曾经指出：“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且还说过：新诗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大意）。现在诗歌集子出得不少，但内容深刻、能唱、能被人们记住和背诵的好诗太少，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鲁迅对于新诗的意见，我觉得是正确的，他说：“诗歌虽然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我以为内容姑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人家容易记，又顺口，唱的出来。”白话诗要这样做，当然很不容易，要在百花齐放中逐步总结经验；但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诗歌的战斗作用、真正能更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所利用来说，就向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目标前进来说，是应当这样去努力的。《诗刊》而刊登歌曲、歌词（包括某些戏曲曲调的歌词），刊登新民歌，是促进新诗顺口、易记、有韵、能唱的方法之一。真正优秀的革命曲子甚至可以据以再作歌词。中国古典诗词有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传统，革命歌曲如《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都是可以谱曲并更加广泛流传。是不是因此而排斥只能看不易记和不能唱的诗呢？并不。这类诗将还是大量的，包括散文诗。即使很不整齐的的“楼梯式”的诗真写得好，还可以发表。编辑部的组织也不太难，老、中、青结合并吸收几位音乐工作者参加就行了。出点“草木篇”之类，并不可怕，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如同意，可否将来信及此信印送有关部门及政治局同志参阅。 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文元 九月十九日】 1975年9月24日在姚文元呈阅袁水拍的信及出版局、文化部关于《诗刊》复刊报告的信上的批示： 已阅。 【姚信：主席： 送上袁水拍同志的来信及出版局、文化部的报告，请参阅。此三件拟印送政治局和在京同志及有关部门。 《诗刊》编辑部的组成和编辑工作的方针、计划，可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共同提出，并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编辑部出版工作当前可由出版局负责办理落实。 姚文元 九月二十四日夜】 徐庆全《毛泽东〈文稿〉注释之误与〈年谱〉之遗》》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编《“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史料》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版，载于“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 ———— 1975年9月21日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讲到中国问题时 中国现在还很穷。有一些[变化]，不大，至少还要三十、四十、五十年。人一穷，他就要斗争。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可参考《毛泽东年谱》，主席还说：要打仗。惹不得苏联，谁惹它，就不好。苏联威胁你们，也威胁我们，现在全世界怕苏联。苏联凶、不讲道理，这也是它的弱点，凡真有本领，不会表现那么凶。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苏联如果占领欧洲，它的力量就分散了，它就不行了。至于打中国，我们是准备它占领东北、北京、汉口、上海、天津、青岛，叫它占领城市，然后事情就好办了。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是守势，而苏联取攻势。它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是暂时的成功。 1975年9月23日《参考消息》载德新社北京九月二十一日电说：毛泽东主席今天在同英国前首相希思进行的一小时没有预先安排的会晤中，告诫国际大家庭要提防苏联的“军国主义”。希思在这次会晤后说，毛说话清楚，流畅，了解很多情况。 ———— ———— 1975年9月24日会见越南黎笋谈到中国国内时说 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1975年9月24日会见越南黎笋时毛主席着重谈了斯大林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 ———— 1975年8-9月在殿本《晋书》分册封面上的批注 元帝 〇 明帝 1975年、8月 再阅 帝纪终 羊祜 杜预 1975年、8月 再阅 [卷三十五?]1975、8、再阅 奸臣傳 1975、8 直臣传 竹林传 [卷五十?]1975、8 [卷五十四?]1975 八王之乱 1975、8 [卷六十?]1975、8 谢安 谢玄 谢琰 1975、9再阅 桓伊 劉牢之 [《毛泽东读史古籍批语集》遗漏了刘牢之传批语： {列传五十四页四}三反之一——反王恭 {页六}〇〇〇 刘裕之前驱 {页十}一反王恭 二反司马元顯 三反桓玄] 文苑 缓送[?] 藝術传 鳩摩羅什等 叛臣传 1975年、八月再阅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第五卷 晋书(二)》。《毛泽东年谱》说主席在《谢安传》上批注“有办法”，“谢安好”。在《桓温传》上写了 “是作样子”，在影印殿本批注中没有，可能是[1975年6月18日?]批在长牟体大字注释本或其他本子上。 根据新影纪录片《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过的地方》镜头，毛主席书房桌上有《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九翻开到列传八十四第一页，上面有批注：〇〇〇 李自良 床头桌上靠近枕头处摆着《新唐书》卷八十翻开到列传五第三页，上面有批注：李恪 〇〇〇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聴長孙無忌之言，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时。 以及《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翻开到列传七十三第十四页，上面有批注：張玄稔 内部分裂，因而敗亡。 桌上另外有大字本列宁《国家与革命》翻开到27页（第二章第一节末）以及某种马列语录摘编翻开到列宁部分的起始，另有大字本人民出版社1955版《列宁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第二分册》翻开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首页，据新影纪录片《人民万岁》在毛主席床上除中央文件、《每日要闻》还有《列宁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第四分册》翻开到201页《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第10段“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当前革命”处，这些书上均有圈画。住处在看的书还可见有《资本论》《法兰西内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列宁全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论反对派》《毛泽东选集》《二心集》《花边文学》等 ———— ———— 毛远新1975年9月27日与毛泽东主席谈话原始记录（节录） 毛远新：觉得有一股风，文化大革命到底对不对？比72年批极左还凶。主流是什么？刘少奇路线还能不能批了？我担心在这里。 毛主席：不批不行，还要批。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和苏联有关系。 毛远新：今年好像不能讲了，一讲就是什么“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都不要了，只讲安定团结搞生产。 毛主席：什么叫“三项指示为纲”？哪三项？ 毛远新：（一条条说明）还有好多提法、做法，我不理解，举例来说，工业、农业……我对上面担心，指中央怕要出大的反复。 毛主席：出点反复也没什么关系。 毛远新：走大弯路。谣言一大堆，集中攻击江青。 毛主席：不要去听它。……你去看了陈锡联了没有。 毛远新：没有。 毛主席：你可以和他谈一下，把你那些意见告诉他，从新疆回来后再到我这里来。 1986年1月11日沈阳中院庭审出示毛主席和毛远新谈话记录(1），《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 1975年9月27日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谈话（部分） (毛远新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 主席问：社会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吗？ (毛远新说：有，在1972年批极左时就有，现在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主席问：这股风来自哪里？ (毛远新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还要不要批了？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讲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主席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 (毛远新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自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党史博览》2014年第8期),参考张化《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部分句子比如末句是9月27日还是11月2日讲的还要分析。范硕《叶剑英在1976》称主席先问了毛远新"外面很冷吗……又是狂风大作？"(毛远新说外面风不大，说"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后)主席问了"什么风啊？"，在毛远新说"72年批极左时就有"后主席问了"这股风刮风得厉害吗？" 据金春明《“四人帮”沉浮录》引毛远新交代，毛远新还汇报说：主席一些决策，主席一些很重大的指示，大家都说好，说重要，但没有认真讨论。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学习，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怎么批，关于《水浒》的评论怎么贯彻？长此下去，不是“政治局不议政”了吗？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说：“主席在1975年9月底就对我讲过，外面流传的许多关于他批评江青的话，有些确实是他说的，有些不是他说的，是“两位小姐”，主要是王海蓉的话。后来主席还对我说：“船要沉了，耗子离船上别人的船了。她后面有人，怎么当的副部长，我都不晓得。”并说：“唐（唐闻生）比王好。太单纯。天安门“四五事件”后，主席指示汪东兴，要中办将“两位小姐”担任联络员期间，主席谈话的所有原始记录及主席因说话困难，亲笔写的手迹原件全部收回，并交由我保存。当汪东兴亲自到我家向我传达主席指示，并将中办收回的全部资料移交给我时，我认为主席对王海蓉已完全失去信任。资料中就有主席当年批评江青时，亲手写的“四人帮”三字原件。1975年9月底主席曾对我讲过，他批评不要搞上海帮的同时，也批评了不要搞北京帮、广东帮，政治局要团结。从唐闻生的原始速记记录中，也得到了证实。我理解主席要我保存这些资料，是他担心有人会利用王海蓉，借口他对江青的批评，打倒江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也是主席要我留下来顶替她担任联络员的主要原因。 我与主席对话，1975年9月底还能听懂一部分。当时主席用手指自己的咽喉部对我说：“(这里)不听指挥啦。”又伸出两个指头指着自己的双眼说：“双目失明，看不见了，苦哇……”又说：“一只眼睛作了手术，又看见了。”随后，他戴上眼镜，随手拿起一本当天的《参考资料》，把一篇两页纸的外电报导，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从头到尾给我唸了一遍，然后很得意地对我连连点头，显示他又能看见后的兴奋之情。 当我汇报海城地震时，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我说，发了预报后，我更加紧张，担心地震如果长时间不来，不仅影响正常生活生产，群众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地过夜，会冻死冻伤人的，省委将无法面对关东父老。主席说：“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给你编个辽人忧地的故事。”其中“辽人忧地”四字我就没听明白，听成了“辽宁有地(震)”。我问他，那能给我编什么故事？主席摇摇手说：“不是忧天”，并向上指了指天花板，“是忧地”，又向下指了指地板。我明白了，问他：“你是说不是杞人忧天，是辽人忧地，是吗？”主席微笑着连连点头。 我有一年多时间没见主席了，我发现他不仅说话困难，吞咽也困难，有时喝口水就呛得咳嗽不停。但是他的脑子很清楚，只是已无法用口语清楚表达了。开始主席叫张玉凤来帮忙解释，但涉及到具体人名地名、成语典故、政治历史事件等词语，她不如我熟悉，主席就不再叫她了。我从小在主席身边长大，虽然现在他说话很难听明白，但根据他的口型和历来常用的手势，联系到当时谈话主题，大体上还能初步判断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就学张玉凤的办法，主席讲完一段，我把他的话向他重复一遍，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点头认可后才能确定。1975年12月以后跟我谈话，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主席在便笺纸上用铅笔亲手写了。当时看到主席病重到说话都困难，我很心痛难受。” 苏铁山《毛远新与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预报》[并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3期]称：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 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毛主席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 ———— 1975年9月30日毛主席听唐闻生念邓小平28日报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评论，唐闻生列席1975年12月政治局一次批邓会议时传达 当时主席的眼睛不能看文件，小平同志要她(唐)去把胡耀邦组织编写的《科学院汇报提纲》读给主席听。当她读到主席1963年在一个什么会议上曾经说过：“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时，主席“嗯？”了一声，唐闻生以为主席没听清，她把这段话又重读了一遍。 主席说：“屁话，我没说过。”唐闻生还说，小平同志想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主席。 毛远新《毛主席谈科学技术》。”什么会议“应该是1963年12月16日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人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毛主席其中讲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没有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5年12月在政治局该次批邓会议会后毛远新向主席汇报发言情况时的对话 会后我向主席汇报每个人的发言，当汇报到唐闻生发言时讲的话，我问：“你是说‘屁话’？”主席说：“就是屁话嘛。”主席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说：“（我们）好像讨论过。” 毛远新《毛主席谈科学技术》。毛远新还说：我当时只想到近几年和主席的谈话，一时想不起什么时候和主席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继续汇报其他人的发言。十多天后，我在我的抽屉里偶然翻到一本浅蓝色封面的小册子，才回忆起当年[1965年中]主席给我这本小册子时，是对我讲过科学技术问题。 1975年9月30日毛主席对邓小平9月28日报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表示不满时，对其中引用的所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评论（10月13日或14日邓小平向胡乔木传达） 不记得在那里说过。 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又记载邓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并见《邓小平的24次讲话》）。《胡耀邦传》、于光远《我忆邓小平》说邓称马克思也讲过这样的话，主席还说记不得自己说过。程中原《历史转折中的人和事》引胡乔木10月14日日记是“不记得曾经讲过”[注:邓当即要求退回修改，毛主席10月24日才把《汇报提纲》退回。《李昌传》引用李昌1976年3月15日检讨中说“毛主席在《汇报提纲》扉页上的批示，胡乔木拿去给胡耀邦看了，没有传给我和其他人。”主席这些重要的具体批判意见，暂时没有查到，可能和毛远新后来传达的“科研开门办所好”有关。冯兰瑞《别有人间行路难》附录三《胡乔木1976年4月3日在全室大会上的揭发与交代》说：“第十八次，去年十月十四日。在这一次他(邓)告诉了我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一些不赞成的意见，并且说主席讲他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对主席说，请主席把稿子退给我们修改把。但是主席这次并没有退。”“按他的如意算盘，以为毛主席准会很快批准这个提纲，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这个文件的修正主义本质，压了一个月才退还他，并且表示不同意。”] 《毛泽东年谱》记载主席说不记得自己讲过。[注:胡乔木称引自《十六条语录》《毛主席论科学技术工作》里主席1963年12月16日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后来查对在场的韩光、范长江、于光远的原始记录根本没有这句，而是讲过“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胡乔木十月下旬在报送《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仍写“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胡还断章取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早期译本一句翻译不正确的话加以“论证”。胡在27日又改了一版《汇报提纲》，删掉这句话。] ———— ———— [待核查]1975年10月1日上午对孟锦云谈到 汉朝有个贾谊，写过一篇《鹏鸟赋》，我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有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也耽误了，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孟的情况可以参考郭金荣书（《毛泽东的晚年生活》《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郭书内容不完全准确，一部分大错误可见韩刚《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载《江淮文史》2014年第1期）。 ———— ———— 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执委会主席杰乌尔·比耶迪奇时谈话 TITO，中文是“铁托”,“铁”就是IRON（铁）。他不怕苏联压迫。 (比耶迪奇说他们认为如果再打仗就是可怕的核战，这对想开战者是最好的威慑力)你们是堵死另一条路。我不堵死，常规武器、核武器两种可能都有。没有什么可怕，无非是多死一些人。要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了。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美国人不会打你们。中 国、欧洲、南斯拉夫都要准备打，准备打没有坏处。] [现在西方比较弱。欧洲国家太多，团结不起来，欧洲共同体，难。最后还是靠你们自己。] （比耶迪奇说没有上帝会来相助，只能由人民来捍卫自己的独立）人民就是上帝。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内自《毛泽东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说毛主席同比耶迪奇主席和夫人及其他南斯拉夫贵宾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10月10日《参考消息》载南斯拉夫《政治报》说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请比耶迪奇主席转达他对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问候。徐涛《关于毛泽东邀请铁托访华一事的考证与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并转引《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说乔石回忆主席在谈到今后同南斯拉夫来往问题时表示, 我们欢迎他们没有任何限制地到中国来。徐涛文章认为这一句话不是特指，“只可理解为外交语言, 不能说是毛泽东对铁托发出的访华邀请。” 徐涛文章说在业已解密的关于此次会谈的相关记录中,没有毛泽东向铁托发出邀请的明确记载，并引《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说1977年6月中联部在内部讨论如何处理铁托访华问题时, 没有找到毛泽东明确邀请铁托访华的记录。徐涛文章指出，1977年8月2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铁托访华的通知》、11月12日的《关于恢复中南两党关系问题的谈话提纲》 以及1978年6月11日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中所谓“邀请铁托访华, 是毛主席生前决定的” 不是事实, 是“高层在邀请铁托访华和考虑恢复中南两党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目的在于促使党内外干部群众从思想上 ‘转弯子’（前引 '通知'明确提道: '至于目前不立即同南正式恢复两党关系, 主要是避免弯子转得太急, 使我有足够时间在国际国内做好工作。'）”。徐涛文章并引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中德鲁洛维奇1977年3月30日报告提及1976 年12月底,铁托在同他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示,如果中国方面传递出邀请铁托访华的讯息,要向铁托本人通报，分析“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其一, 证实毛泽东生前没有向铁托发出过邀请;其二, 基于对中国国内局势变化的观察, 铁托认为在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很可能会发生改变。” 关于"通知""谈话提纲""宣传提纲"中所谓“毛主席也考虑了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也根本没有给出任何依据。《耿飙传》说“包括铁托亲自托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口信在内，南共联盟曾多次试探关于同中共建立关系的问题，均未得到肯定答复”。徐涛文章承认这种做法旨在为“高层的相关决策作出恰当解释”，乔石认为“话摆在那里, 不需要作更多的解释”“考虑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就比较好办了” ——文章引《中联部老部领导谈党的对外工作》 上册中耿飙回忆中联部认为在同共产党中的老党恢复关系问题上，以南斯拉夫为突破口最为有利。"通知"说“至于目前不立即同南正式恢复两党关系, 主要是避免弯子转得太急, 使我有足够时间在国际国内做好工作。”实际上据徐涛文章引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铁托访华前, 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张贴大字报的抗议举动”。 ———— ———— 1975年[10月?]在张春桥转呈袁水拍、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请求《人民文学》刊头使用主席手迹(62年4月27日为发表《词六首》的复信)给张的信上的批示： 可以。 吴俊《〈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10月15日张向文化部转达创刊批件。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与10月23日召开，首次全体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于11月1日召开。《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实于1975年12月末印毕，因而未载《词二首》。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话说：昨晚找诗刊的同志开会，他们的报告，主席批了。他们创刊号其他内容尚不知道。我向主席报告这样说，元旦发表主席诗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斗争中前进。《重上井冈山》，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继续革命的决心，无产阶级不怕一切困难革命精神。井冈山是革命摇篮。 主席说，我刚上时才三十四岁。 二首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首很凝练，第二首通俗，口语化。我请示主席能否写手稿，主席没有拒绝。……手稿真能写出，不论那一期，搞大一点的插页，主席未拒绝。[注：发表时是作者名是主席的签字。] ———— ———— 1975年10月16日对胡乔木13日交邓小平于15日呈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政工组9日《政工简报》31期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的批示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送政治局各同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最后一句据2023版。 ———— ———— 1975年[10月?]对邓小平转刘冰信告两校的迟群、谢静宜的评论 我只有那几个地方了，他还要夺走。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 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迟群1976年10月6日与清华吴生荣、吴炜煜谈话，北大“运动办”材料之四，1976年11月8日，迟群说，4号文件里主席有些指示没写进去。《张爱萍在1975》、徐景贤《十年一梦》也有记载。]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载主席阅邓小平转的刘冰10月13日第二封告状信后，让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注：据张化《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10月中旬主席把刘冰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为迟群辩护，说迟群“在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在徐景贤《十年一梦》中此后接的就是主席的“迟群不能走”那两句话。] ———— ———— 1975年10月19日与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稿(李、汪10月27日整理上报，经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批示：已阅。毛泽东 （毛主席接见马里外宾后留下先念同志，后叫东兴同志进去，还有海容、闻生、玉凤同志参加。(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晚)） 毛主席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指主席)。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 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或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你们两位(指李、汪)批过之后，还在用。迟群又不是坏人，就要打倒？ 我(指毛主席)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迟群暂不调，刘冰调出清华大学。 蒋南翔、陆平也是解放了嘛，现在又要打倒迟群他们了。 (以上是我们两人回忆记录，可能有错的地方，请张玉凤同志补充) 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李先念传》。徐景贤《十年一梦》称他听王洪文讲过，李先念在主席国庆前后接见外宾后单独和主席谈话时对主席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指邓的]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 ———— 1975年10月21日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到 敦刻尔克战略不是不可取的，我们就是敦刻尔克，要让敌人占领北京、天津、武汉、上海，这样，我们就胜利了，敌人就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然后取胜。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还可参考《毛泽东年谱》。1975年10月23日《参考消息》载合众国际社北京10月21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接见了基辛格国务卿。外交人士说，毛警告美国要注意它和苏联搞缓和的政策的危险。这些人士说，毛说，苏联目前在西欧和亚洲咄咄逼人，搞缓和对美国没有好处。 一些外交官说，毛作出接见基辛格的这一不寻常的姿态，显然不仅要表明中美关系的重要，而且要引人注目地表示中国对美国同北京的头号敌人俄国搞缓和的政策感到不悦。一位美国人士说，基辛格和邓在昨天和今天的会谈中未能就缓和问题、欧洲和亚洲的问题达成任何谅解。 ———— ———— 1975年10月27日陈永贵23日交邓小平25日转送的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邢燕子朱克家等十二名知青代表20日希望各级党委创造条件让当了干部的知青更多时间在基层投身农业学大寨来信上批示 应发表。 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十月廿七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邢燕子朱克家等来信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朱克家柴春泽等后来被列为揭批查对象。 ———— ———— 1975年10月28日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27日关于讨论主席19日对刘冰等来信的批评意见的报告上批示(部分) [报告:一致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 ———————对 [引注：主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下划线] 就讨论这个问题[引注：这是主席的旁注] [以上据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据《毛泽东年谱》，报告说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 “批评”改为“指示”。] ——指示 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 ————————————————————对 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〇〇〇 ———— ———— 1975年10月30日会见西德总理施密特谈到 [(施密特说：西欧和北美的共同防务努力，足以使任何想对我们发动进攻、施加压力或施行侵略政策的人都感到那样做太冒险了)。好，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会发生变化。]如果你们十年不联合，不在军事、政治、经济上联合成一个共同体，会要吃亏。要靠欧洲自己为主。 苏联改变了，不是列宁了，不是斯大林了，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他们是列宁的叛徒，叛变了列宁，叛变了斯大林。 美国到处保护，保护日本，……又保护欧洲，……我看不行。靠你们自己，靠别人是第二位的。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内自《毛泽东年谱》 1975年10月[30日下午]会见西德总理施密特(邓小平陪同，翻译唐闻生、徐维勤，记录为王海容)谈到 施密特问：“毛主席能否告诉我，苏中美关系的形势将来会怎样?” 毛泽东说：“也要打仗。不能永远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处)。” 毛泽东还对施密特说：“你是康德的学生。我是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就学黑格尔。” 毛泽东又讲：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还有海克尔的书感兴趣。接着问在座的外宾，是否看过海克尔的著作， (只有施密特和他的顾问克劳斯·梅奈特看过，其他外宾有的说没有看过，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其人，年轻的翻译甚至将海克尔译成了黑格尔，) 毛泽东立刻纠正，“是恩斯特·海克尔”。(施密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中也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 毛主席说：[美国是想]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 第一段摘自李用勤《毛泽东对我国和平发展道路探索及对我们的相关启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二段摘自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第三段摘自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文章。邓小平会见施密特时说：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你们处于防御地位，我们也处于防御地位，最后胜利的是防御者，而不是进攻者。 1975年11月1日《参考消息》载路透社北京10月30日电说：施密特今天在同毛泽东主席的会晤中讨论了哲学和世界问题。与往常一样，中国人要求客人们不要公布详细的会谈内容，但是德国发言人透露了毛所提到的德国哲学家的名字。他们包括康德、黑格尔和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据说施密特对这位主席的哲学知识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是他们在会谈的前三十分钟讨论的问题。德国发言人说，其余会谈是谈世界局势，没有放空炮，毛集中谈实质问题。 【供参考】德国记者西伦采访时施密特回忆(摘自《南方都市报》)，李用勤说其中谈到战争不可避免的地方是施密特回忆错了： 他[毛主席]欢迎我的话是：“您是康德派。”然后又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5年10月31日[按:30日]上午的会见不在人民大会堂，而是在故宫北边、为政治局划定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按:中南海游泳池]里进行。…谈了很长时间，近二个小时。他在开头表示欢迎时说：“德国人好。”略一停顿，又客气地纠正说：“西德人好”。我同样客气地回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家非常敬佩中国人民25年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我为了准备这次谈话还读了他的诗词。毛泽东谦虚地说：“我们的成就很小，我也根本不会写诗。不过我懂得怎样打仗，打胜仗。”接着我自然要说：“您两者都会。”并且补充一句：“您是人民的领袖。然后我就单刀直入了，我向他说明我们对苏联的评价，并想以此激他反应。我说，要小心苏联所言与所行…。13年前把导弹送往古巴，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冒险。当然，如果任由形势发展得使苏联人突然敢于显示其超强的实力，情况就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种令人满意的实力平衡。只要这样做了，苏联人就不会越出界限。但是，一旦一个国家的防务显得薄弱，苏联人就可能大打出手。因此，最重要的欧洲国家都决心绝不给他们提供得以进攻的可乘之隙。只有这样，施压政策，或者实施进攻，才会成为巨大的风险。” 毛泽东挑衅地打断我：“这固然是很好，但在10年20年内形势会发生变化。”我回答说：“变化总会是有的，并且都有。” 毛泽东接着说：“相信我吧，同苏联的战争会打起来的，您那个威慑战略不过是一种假设。”…我没有得到毛泽东想发动战争的印象。而且我坚信他低估了我们的战略。因此，我试图更准确地向他阐述我们的立场。“我们的防御能力绝不是假设性的，”我回答说，“必要时，它是高度有效的。我们对苏政策的第二部分，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但它为我们争取与苏联建立良好的睦邻关系提供了足够的活动余地”。然后我向毛解释了德国的特殊处境，说明我们的处境比欧洲其他各国人民都困难，我们的国家被分割，老的帝国首都被一个处于苏联压力之下的国家所包围。这种状况目前我们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克服目前这种状况，实现德国人重新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目标。在此期间，我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友好氛围。没有人知道，今后20年苏联会如何发展”。 毛泽东回答说：“这我知道，但战争仍然会有。唯心论不是好东西。克劳塞维茨说得很中肯。”我回答他说：“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天才，是少数具备政治才能的德国将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句：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然而克劳塞维茨考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战争中，政治领导应优先于军事指挥。从这一教导中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进行战争的能力只是肩负政治责任的人可以做出的选择之一。不应盯住战争作为唯一的可能。 但是，毛泽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战争问题上。他回答说：“打防御战好，进攻者通常要吃败仗。美国人进攻越南、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都是这样。结果总是防御者获胜。”毛接着说：“蒋介石同样如此，他也是进攻者。美国人怕死人，他们往越南派了五十万人，死了五万，伤了十多万，他们就大喊大叫了。”然后他重复说：“会发生战争，永久的和平共处不可想象。欧洲太软、太散，而且怕打仗怕得要死，特别是丹麦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德国人和南斯拉夫人比较好一些。如果10年之后欧洲还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联合起来，就要吃苦头了。欧洲人必须学会依靠自己，而不是靠美国人。”然后他颇具挑衅性地问道：“6000万德国人能像北朝鲜人打败美国人那样打败苏联人吗？”对于最后这个比较，我没有接他的茬。我要避免谣言四起，说德国人为了实现重新统一会考虑打一场进攻战。在场的还有别人嘛。因此，我相当大胆地说：“万不得已时，德国人会进行自卫。德国军队是世界上训练、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其士气也是如此。”…我回答说，欧洲联合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有些欧洲国家已经存在了1500年。让这些国家同居一堂，是个不同寻常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人们常常忽视一个情况，那就是，欧州共同体的九个成员国遵循不同的战略构想。例如，英、法有核武器。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拒绝把本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法国的战略考虑与其他西欧国家大不相同。与面对苏联保卫自己相比，法国向美国闹独立的兴趣几乎同样强烈。如果您在接待来访的法国客人时，让他们同样了解您的考虑，不会有坏处。” 毛泽东回答说：“法国人不听我的，美国人也不听。”我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而且，不是有句成语说滴水穿石嘛。”毛泽东回应说，“可是我的水不够了，穿不了石啦。得靠你的水了”。这绝对是语义双关，在座的人大笑起来。…我说：“有些人比我来得早，在我之后您还要会见其他人。被求教的人会由此产生一份责任。因为对方在谈过之后一定会进行思考，并且着手比较他们得到的印象。我的确毫不怀疑，由各种看法组成的世界形势拼图中，您的看法是极有价值部分。假如有一天，人们觉得欧洲会以比我们设想的快得多的速度联合起来，就会产生欧洲已经十分强大的印象。这会不会导致苏联把威慑力量从欧洲转移到中亚，并且最终转移到远东来呢？” 毛泽东回答说：“有这种可能，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 …我们谈到了日本。毛泽东并不看重日本。他说：“日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铁，连粮食都无法自给自足。”事情也干不成。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铁，连粮食也无法自给自足。”我回答：“但是日本有一亿两千万人。” 毛泽东说：“光是人口数量不是什么靠得住的力量。日本现在依赖美国。但美国想到处扩大它的保护伞：朝鲜、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的还有泰国，还有中东、欧洲和整个美洲大陆。我看这行不通。”我缓解说：“美国人正在思考他们面临的形势。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自己过度地承担了义务。” “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实力”毛泽东说，“依靠别人只能是第二位的手段。美国人是想用十个指头按住十个跳蚤”。这句话说完，谈话就结束了。 ———— ———— 1975年11月1日晚和邓小平谈话【无全文。据《毛泽东年谱》等，邓摆了一大通“成绩”后，主席说了一个字“对”，然后对邓小平为刘冰转信等问题做了批评。】 ———— ———— 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在七机部230厂革造负责人舒龙山10月1日揭发张爱萍信上批示(11月8日传达给张)：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1975年11月[2日?]在另一封[叶正光?]信上的眉批(11月8日传达给张爱萍)： 张春桥阅处 [8日传达口头指示]“对张爱萍要帮” [11月前后李先念向陈锡联,陈又向陶鲁笳传达主席口头指示]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 [《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第一条）、《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一、三条)，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四条）、《张爱萍在1975》（一二三条）。舒龙山10月1日信《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信中还叙述其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等。王洪文12月13日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组成员联席会议上说“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国防科工领域开展了批邓联张的斗争。张与周荣鑫、万里、胡耀邦被一些人称为邓的“四大金刚”。 《张爱萍传》载陈锡联1976年12月12日讲话批陶鲁笳在主席去世前报告要求撤张的官、主席去世后又报告张不能翻案，陈说：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又记陶鲁笳国防科委传达会议精神是：毛主席说过，张爱萍同志有错误，要批，但不要批得过火。《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称12月3日[应为2日]晚李一氓说他刚随邓陪同主席会见福特，会见结束后邓专门向主席提到张爱萍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注：这里略去的可能是讲张有错误，要批，不要过火]…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 ———— 毛远新笔记本载1975年11月2日上午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谈话（部分） (引注：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看主流还是看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很多人讲迟群谢静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要批走后门。批走后门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现在只是口头上说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 毛远新说，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担心弄不好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主要矛盾是不敢抓生产，所以唯生产力论也不能批判了。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现在还对不对？朝阳农学院的路子对不对？工人阶级永远占领上层建筑对不对？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评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十大通过的路线还对不对，批林批孔反回潮和倒退还对不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还应不应该热心支持？强调要选有经验的、敢管的、不怕被打倒的人担负重要工作，提法是否全面？主席讲的三条还讲不讲，第一条就是搞马列还是搞修正主义，还应不应该强调？ 毛远新说：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他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 毛远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不提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新生事物，比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老中青三结合。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还说：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主席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应该对干部教育，有正确的态度，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 (引注:讲到这里，主席讲：“对”。 主席：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主席让我(引注:毛远新，下同)看清华两封信和影印件。 主席：“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主席念：“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我说:“这是要害。” 主席点头：“是。” 主席念：“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并重复“小平偏袒刘冰”。 我说:“这也是要害？” 主席点头：“对。” [主席念报告(引注:上记邓李汪吴报告)中的一段：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指着“矛头是对着我的”一个字一个字要我念。] {引注:主席：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引注:主席：“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后来主席考虑了一下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 程中原《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一段引自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内部分自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引注还参考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参考张化《邓小平政治生涯的第三次低谷的症结何在》。{}来自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毛远新讲的部分句子是9月27日还是11月2日讲的还要分析。张化的文章还说，主席2日还讲了"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主席这些话是否是11月2日说的，还需要考证。据《共和国大纪实》，毛主席说"有两种态度"前，毛远新说担心这样下去不讲阶级斗争会变成修正主义。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载主席把刘冰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说“迟群他们在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迟群1976年10月6日与清华吴生荣、吴炜煜谈话提到毛主席指示：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迟群1976年10月6日与清华吴生荣、吴炜煜谈话，北大“运动办”材料之四，1976年11月8日] ———— ———— 毛远新笔记本载1975年11月3日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与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谈话情况时的谈话（部分） [毛主席让毛远新念四人的联名报告，在念到]“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所涉及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时，主席说：(引注:指批邓会) 就讨论这个问题。“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这是他们自己讲的，说是完全一致，说是非常重要，又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 程振声《毛泽东1975年“两条路线斗争”提法的来由》。3日谈话其他部分以及4日谈话，可参阅《毛主席重要指示》。据《毛泽东年谱》载： (毛远新说邓小平很激动，给他扣大帽子——此句据《李先念传》) 主席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指邓)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 (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 主席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又说：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 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注:主席还讲了:就讨论这个问题。“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这是他们自己讲的，说是完全一致，说是非常重要，又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当前两条路线斗争。]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程中原《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载:毛泽东要求八人会议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 11月6日毛远新整理了主席9月27日和11月2日在毛远新汇报辽宁省情况和对形式看法后的谈话、11月3月在毛远新汇报政治局四人开会情况后的谈话、11月4日晚在毛远新汇报政治局八人第一次集体讨论情况时的谈话共四次谈话内容，经毛主席审阅同意发给批邓会八人，后又于1975年12月18日、1976年2月2日整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呈主席审阅，主席两次批示: 1975年12月18日毛主席批示： 可以 退毛远新 　　 十二月十八日 1976年2月2日毛主席批示： 可以 退毛远新 　　 二月二日] 据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纪登奎对赵回忆：邓小平让纪登奎来搞这个文件，解释说，他在“文革”初期就不再工作了，对于文革的全过程缺乏了解，纪登奎来搞比较合适。纪登奎并没有当场拒绝，但是也没有直接答应下来。纪登奎的办法也是拖着不肯做，后来邓小平又催他。这时，纪登奎对邓小平说：“这是主席让你主持写的东西，由我来搞不合适，如果主席知道了，对我们两个人都会有看法”。纪登奎谈到，这件事可以说关系重大，邓小平对他很不高兴。 ———— ———— 毛远新笔记本载1975年11月4日晚毛主席同毛远新谈话(部分) [引注:《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载毛远新4日汇报会议情况谈到对“全面内战”的理解时，主席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我(引注:毛远新)：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主席说：“对”。 [引注:《毛泽东年谱》载：(当毛远新汇报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判那些人，为的是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主席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毛远新汇报到邓小平坚持说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行安定团结时[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 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引注：《我的父亲邓小平》载“他(主席)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革作个决议。”《毛泽东年谱》载毛远新请示八人会议的开法时，主席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主席：“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自“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毛远新的笔记（节录）（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 [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辽宁省委揭批办”《毛远新言论一百例》称主席原句是着重解决有所不足。] ———— ———— 毛主席1975年11月4日对清华大学林钧万10月25日揭发周荣鑫信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加发教育部党的核心小组)，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7）》、《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10月25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写信揭发周荣鑫“否定教育革命的成绩”“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为迟群声辩“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 ———— ———— 1975年11月9日圈阅毛远新当天报送的11月2、3、4日同他谈话的整理稿并让工作人员告诉毛远新， 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 ———— ———— 1975年11月13日会见缅甸奈温后和张春桥、邓小平谈 毛主席在接见外宾后说过：邓小平八年没有工作了，不懂得文化大革命，要张春桥给他讲讲文化大革命。 [自1976年11月5日《徐景贤的初步揭发交代》，徐称是11月16日听到文化部XXX说迟群传达的，迟群还说，毛主席要邓小平主持，要张春桥参加起草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毛泽东年谱》载主席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同月清华开始贴出“走资派还在走”(批刘冰等)“投降派确实有”（批惠安钧、柳一安、吕方正等）的大字报。同日，毛主席批示：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这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 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扩大帮邓会后，毛远新向主席汇报会议情况时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邓的检讨稿。听工作人员读后，主席“很不高兴”，“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决定先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写了13日的那个批示。毛泽东指示毛远新： 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 【霞飞《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党史博采》2004年第12期)载：“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时[11月?]谈到邓小平不谈文化大革命，只检讨具体工作上的问题，并交上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 这一次，毛泽东同毛远新说了很多话，他重复前几天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现在有人就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毛泽东还再次谈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我们）无战争经验已经 10 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这次同毛远新的谈话中特意谈到了如何看待邓小平问题的性质，他说：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他指示毛远新，要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主持。 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仍同以往的态度。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也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 ———— 在1975年11月4日付印、14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第11期罗思鼎《〈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批注(部分) 标题上方毛泽东用黑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标题下面画了一条粗粗的浪线。本期杂志封面上方毛泽东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 〇 学习与批判 11 1975 〇 《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 罗思鼎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 ———— 1975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江青整理的7月14日谈话记录稿上的修改（注:共五处） “如果不是国民党，就要帮助”->“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人民不看到材料，不[能]暴露他们”->“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摘自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姚文元1975年11月17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的是将“国民党”改“危害革命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注:据对比姚文元7月31日在《红旗》杂志编辑组传达，还有如下改动 “《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争论是争论，为什么撤职”->“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 “俘虏十万人，俘虏廖耀湘，长春投降。郑洞国很有能力，湖南人，宋希濂也是湖南人，杜聿明是陕西人。”->“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毛主席又在王洪文建议传达7月14日谈话记录的信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毛主席1975年8月在刊载《关于翻译（下）》的《鲁迅全集》大字本第五卷第三分册上用红铅笔批注： 〇 关于翻译（下）⌇ 吃烂苹果 1975.8 据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主席在标题前画了大圈并写了这个批注，在标题旁画了曲线。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2018版说主席收到《创业》的作者申诉信以后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关于吃烂苹果的文章。工作人员当时不知道这篇文章在鲁迅著作哪一卷里，一时找不到，主席就告诉她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这篇文章中。当工作人员读到“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这一段时，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 徐中远书还说，鲁迅《铲共大观》“革命的完结，大概只是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句话主席在延安读这篇杂文时，就用黑铅笔在旁边画了道道；50年代读单行本时，又在这句话下面画了道道；70年代读新印大字线装本时，他又用铅笔在这句话旁边画了粗粗的红道。《南腔北调集》的《捣鬼心传》中“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句话主席1975年8月又一次阅读这篇杂文时用颤抖的笔在这句话的旁边画了粗粗的道道，还在这句话的书眉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的《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杂文的封面上都画有一个红圈，说明这些杂文集他老人家在晚年还至少看过一遍。《三闲集》、《南腔北调集》两册封面上都画了两个红圈，这说明，毛泽东在晚年至少还看过两遍。] ———— ———— 1975年11月14日在李素文11月1日提出执行主席三个三分之一的指示能多给机会到基层接触群众和实际作调查研究，集中搞好财贸工作，妇女工作由他人担当的信上批示 似可同意。请登奎同志商李素文同志酌处。 十一月十四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 1975年11月16日毛远新、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11日等指示 开一开好，谈一谈好。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5年11月16日)李昌工作笔记复印件，转引自韩刚《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刘冰《我竟成了右倾翻案风急先锋》（载《我所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回忆邓传达时把他记录的两张纸（应是11月13日接见奈温后和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可能是包括张帮助邓）给张春桥，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时，张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 《李昌传》还记载有：政治局要开会帮助他，扩大五个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参加] ———— ———— 1975年11月11日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的记录(关于朝阳农学院经验的部分) 毛远新说：（我讲了朝农经验，主席详细问了过程、做法、下去、招生、上课、毕业。主席问设哪些课程、群众反映，苏振华说"好"，教育部吹冷风，从经费上刁难） 毛主席：那怎么办呀？ 毛远新：学校归省委，你不承认我承认。困难努力克服，四路进财。 毛主席：你把朝阳农学院情况向政治局讲一讲。 毛远新：恐怕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主席那样热情地听、支持。比如我在朝农现场会的讲话，主要讲了我自己。主席批评五条，不是说一点没有，学了一点知识。 毛主席：（用手指一条条说）就是嘛，我说他们说你大学毕业，我就不承认，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懂社会、不懂阶级斗争，五读了那么多课程用上用不上，鬼知道。你后来写了信，觉悟了。 毛远新：会上北京农大讲延安蹲不住（北京农大搬到延安办学）没房子住，材料。我挖苦他说，陕北是困难，当年毛主席、党中央都住窑洞，没有什么大楼、高级建筑物。他还不懂，说就是嘛！ 毛主席：（哈哈大笑）你到过延安？那窑洞住得满不错嘛，他们受不了，跑回来了。 毛远新：回到北京边上，说还要到颐和园搞试验田。迟群说天安门前也有花坛，可以再搬近一点。朝农龚教授的体会，搞高粱的，过去在大楼里搞新品种，现在和贫下中农一起在大田里试验。 毛主席：你把朝农向政治局讲。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姚文元1975年11月5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说：教育，主席讲旧学校，越学越蠢。（同毛远新谈话）最近主席又重复这段话。……到底什么是知识文化？主席讲，就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知识，哲学就是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念了书，不会做工、务农，不会分析问题，有什么用？这不是有知识。极而言之，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但文化稍低的劳动者和培养虽然有知识但不搞社会主义的，那个好？我们还是要文化的，要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主席讲，考秀才的就写不出好文章。 ———— ———— 1975年11月16-17日毛远新邓小平传达毛主席指示，李昌对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纪录 [1975年11月16—17日](注：由於年代久远，字迹潦草、模糊，辨认困难，不能辨认之字，俱以[?]标示。或有不准确之处，仅供参考——原整理者) 11月16日 毛远新： 上次会后向主席汇报。 10日开会，11日汇报。(下面传达主席的指示：) 开一开好，谈一谈好。这个会不开怎样能行，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就喜欢胡耀邦、胡乔木这些人。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先念同志的意见好，他讲到井泉不满意，发牢骚。八个人，又不去做工作帮助他。有些老同志，就像李井泉那样。 原来有的同志提迟群是否调出清华，迟调出势必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清华的会议在逐步扩大，很快会影响全国的。 (汇报[?]朝农，过去上学时主席的批评)主席说你(指毛远新——整理者)屁也不会。讲了五条，一条一条又说了一遍，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懂得打仗，五不懂得社会，看了那么多的书，鬼知道有用没有用。(通过我的身上看十七年教育)你去农村半年搞四清，又到连队当兵，后来觉悟了。(中间还到工厂)旧的教育制度，不是没学到知识，最大的失败在於党领导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说，学校怎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更深刻了。用处就那么一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能写文章，学的课程都忘了。真正的学问不是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学，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几何三角我都忘了，几何考试我画了个圆。他打零分，我已打了，圆也是几何。那些课程没有兴趣，国文教员借了一部《御批通鉴》，我读了还了。很多书都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我都不是课堂上学的，天文、地质、土壤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上，而不在多少课程。朝农是根据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信，大部分在山头。又一个是农业大学办在城市里见鬼，通通搬到农村去。(斗私批修，不离郑州)河南的，华北农大，文化大革命后已搬到陕北，后来又说没有条件建筑，又搬到[?]【注：河北涿县】来。(我说延安是艰苦，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那里时也没有楼房。)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窑洞住的满不错。主席详细问朝阳农学院。(有老教授对毛远新、迟群讲，孙教授说，我到朝阳，人家叫老孙头。迟说这是感情上的变化)、主席听了很高兴。说把朝阳的情形给政治局详细讲一讲。 (问了知识青年的情形，很详细，已有当县委书记的)，最后说，要给周荣鑫、胡耀邦、胡乔木、李昌打个招呼，否则他们要作怪的，对他们要帮助，要搞五湖四海。主席又提到刘冰是否也参加。最后我和小平商量一下。参加会也是打招呼。 邓小平： 13号见了奈温以后，主席让春桥、东兴[?]和我留下。 主席说会议扩大五个人。八年没有工作，情况不了解，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帮。取长补短，充分交换意见，容易取得一致。要给四个同志打个招呼。不打招呼，要吃亏。还有几十个老同志，就要打招呼。特别举了河南的例子，给刘建勋和百分之八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打了招呼，他们很快站在左派方面，没有打倒。要帮助他们。 大家有错误，进行自我批评，难受。受了冲击，有气，也难怪。他们要照顾大局，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群众身上。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好，没有打倒，也有人听不进。中南海的服务员，说朱老总是黑司令，我说是红司令。现在看是红司令，是黑司令?小平七八年没有管事，许多事不知道。要注意到这个情况(对张)不要搞成一派，要复杂一些。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要估计到各种情况。(张春桥：政治局有很大的变化，在主席领导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不多。知道全过程的不多，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多商量就团结得好，主席点了头。)有些事不要在背后乱讲。要搞好团结。 邓小平： 我的错误，根本的没有抓阶级斗争。“邓小平他们是吃过这个亏的。” 纪登奎： 朝阳的经验，国务院转发了，张春桥批的，并没有开会讨论。没有用心研究。 张春桥： 不仅没有研究，好多言论反对他。有一段，报上根本不宣传。提出的问题是对着教育革命。对教育革命中的缺点，不用××(此处有两个字实在辨认不出——整理者)的态度来研究，而是站在对立面。有的话前几年都说过。新的创造发明不太多。周荣鑫也在。对劳动者，就非常的看不起。办大学是培养劳动者、农民嘛!我不反对专家，也不反对学文化。问题是提出问题是从另一方面来的，没有社会主义觉悟，没有文化了。批知识私有，就不要知识了。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有些言论不是对哪个人的，还是对主席的。 姚文元： 周荣鑫和新华社记者讲了一次话，批评朝农、迟群、报纸，影响到各个省市。他的话中有小平同志怎样讲的。记者以为就是上面的精神。纲还是阶级斗争。从工农中招大学生，再回到工农中去。 张春桥： 周荣鑫变化很大。特别讲机床厂的道路。这是主席从《文汇报》情况看到如何培养技术人员，而且有进一步的发挥。资产阶级要通过大学，进入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从工农兵中选大学生，再回到工农兵中去，这就堵塞了资产阶级进入上层建筑的道路。 最近关於大学教育的言论，完全和主席的教导背道而驰。周荣鑫在铁道部教育局长会上大讲特讲。大学如办不好，不培养四个现代化的人才，就不行了。离开阶级斗争，谈四个现代化?清华的事情，不是偶然的。周荣鑫说反映很好。我说，不是这样。 王洪文： 上海教育局门前有大字报，拥护周部长，反对上海市委的。 张春桥： 斗争中提出的，斗争中展开的，经过辩论才能搞清楚。教育、文艺革命都有不足之处，都可以改，不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走老路是很容易的。教育虽是新的，思想是旧的。 文化大革命还是文化小革命。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只能用资产阶级的。争论什么几个问题，还集中不起来，整理不出来，必须搞清楚，不搞清楚，已取得的成果会丧失。教育、文艺领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无产阶级进去不容易。58年那次，一个反攻倒算，有个高教60条。新事物又出来了。生长着和死亡着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将来总会继续下来。 王洪文： 上海大字报。 质量，没有知识，没有文化。 阿飞多了，多了，少了?上海北京比过去少。对周荣鑫的讲话有部分人反映好。 毛远新： 主席让我看列宁的关於教育的文章。好多问题，都说过的，“教育界资产阶级的偏见特别顽固”，他们往往用偏见和无知对付无产阶级。在沈阳也调查过，公安局那里青少年罪犯多了，而是教育革命不彻底。 教师放年假，然后回来说教育革命搞糟厂。个别的教师自己就是教唆犯。不满意怎样办?一种是倒退回去，一种继续前进。不满意，你们是对毛主席搞教育革命路线不满意。 姚文元： 教育还有继续革命的任务。 王洪文： 青年进厂[?]三种人：城市青年、军人转业、农业劳动三年后表现最好。 吴德： 对整个青年的估计，过去也有争论的，有的说一代不如一代。广大青年觉悟高了，去年开了一次会。 毛远新： 对朝农学生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主席问回去不回去，大队欢迎。送上还回来。为农学院打开了一条路。 17年要批的，林彪路线也要批的。 张春桥： 林彪说，我们人口多，尖子多，考五分的多。主席说，你也相信这个。现在好像林彪反对学文化。 毛远新： (主席说：)你学的课程有几门感兴趣的?考画圆[?]吗?争五分，愈学愈蠢。 汪东兴： 朝农，上海机床厂道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方针，不解决，教育革命不能继续。 还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九次大会已做了总结。那时林彪反对。十大也肯定了。老同志受冲击，冲得好。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不足。全面内战就是两派武斗。有的挑动，又混进了一些坏人，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有的应该冲，有的冲的面大了一些。不看到好的一面，只批评坏的一面。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刘冰，我不认识你。你就可以对迟群、谢静宜采取否定、打倒的态度。清华闹得很厉害时，三万工人进去，他们把你解放的，就现要把迟、谢赶出来。你那时是走资派之一。而且很多问题是造谣污蔑。你不理解，为什么要造谣。刘冰说，你可以说过去同意迟、谢，是违心的，是否符合三要三不要。 吴德： 符合后三条。右倾翻案，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成绩估计不恰当。 再向后看，就是问题。 你不把毛主席的思想读懂，不讲基本路线。要你们参加会，不仅想对你们教育，也是对我们的教育，不理解就要回炉。路线是主要的。 谢静宜： 胡耀邦同志大树“革命雄心壮志”。一句话没有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刘冰到你那里去……(下面谢静宜同志系统发言，没有记) (这次会纪录的第二页，写得很少，接着是迟群、胡、胡、李、周、刘等发言，没有记。××来得晚——李昌) 11月17日 毛远新【传达主席11日指示?】： 今天上午汇报昨晚会议情况，然后集中谈教育革命问题。把小谢讲话要点说了一下。把过去的五条讲一讲，第四，不懂得社会，第五、读了一大堆书，用得上用不上鬼知道。“我们在拉你，资产阶级也在拉你。”争夺接班人的问题。 第二，朝阳农学院对政治局谈了没有?(张春桥：有几篇比较好的有关朝农的报道，先印出来，大家看了，他再讲，就好些。) 第三，你(指毛远新——整理者注)把列宁几段关於教育革命的话也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听一听。不许批评智育第一的问题。不是不要智育，而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主席讲“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德智体三育也把德育放在第一位。主席也谈到张铁生，说当时有人写信给我，说你搞了一块钢渣，不是黄金。又说20年后卫星上不了天，你和张要负责。我们要四个现代化，要尖端，但第一位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否。阶级斗争也是教育的纲，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主课。其他的课放在后面。要马列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培养成千上万的专家，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只能为社会帝国主义准备干部的土壤。教育有没有阶级性。主席说，72年批极左时，'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可不见……(以下缺——整理者注) 【注:毛远新《张铁生的答卷》记十大后他和主席谈到：去年[1972]夏天，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我向你汇报过辽宁的工作。谈到教育战线，当时我说，目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低。你[主席]当即打断我说：“不对！主要矛盾是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引1986年1月16日法庭辩论毛远新陈述说："1973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对毛主席说到教育战线，当前主要矛盾是教育质量低，从72年6月，我在辽宁提出'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的口号，主席批评了我，说'不对，主要是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学校也有个所有制问题'。十大以后，主席又对我说过，'五八教育革命，人家就是打着整顿教育质量的旗号反攻过来，再不要上当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李昌笔记 ———— ———— 1975年11月17日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在听取毛远新汇报16日会议情况后指示 【注：无全文。《毛泽东年谱》《邓小平年谱》载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来信的批评，会上批判了胡耀邦、周荣鑫。毛主席17日在听取毛远新汇报16日会议情况后做了指示，在会上传达后，会议又批判了胡乔木、周荣鑫。据《李先念传》，在此前后李先念在发言中建议向老同志通报情况，使他们对批邓有思想准备，毛主席对这一建议赞同。】 【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邓仍然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还是重复说具体工作有缺点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毛主席听取毛远新汇报并听工作人员读了检讨稿后，“对邓小平更加不满”。毛主席提出： 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 ———— ———— 1975年11月18日在王曼恬16日请求免掉文化部工作而集中在天津深入基层做工作的信上批示 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十一月十八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载：据吴德[《十年风雨》]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1970年3月13日主席批示“同意。”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11日关于设立国务院文化组的请示报告，其中推荐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 [1971年7月？]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 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 ————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 【无全文。据《毛泽东年谱》会议根据毛主席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并引用主席的话顶回去，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据《李先念传》，毛远新这时宣布毛主席让他负责与政治局联系，即当主席的联络员。[注：阎长贵《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说1975年10月毛远新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会议还根据毛主席指示（据《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记为：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讨论了向一些同志打招呼以免犯错误的事。据陈立旭《邓小平、毛远新的1975年》，毛主席听毛远新汇报后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参加打招呼会议。主席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 邓21日写报告提交打招呼的谈话要点和136人名单，主席22日批示：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主席23日批示：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11月26日中发[1975]23号文件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附刘冰两封信)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等转发到省级，[1975]24、26号文件又向下转发】 【李惠仁《沧桑流年 一个中纪委委员的自述》回忆他在“中纪委二办”看到的毛远新[11月?]日记：在毛远新的一篇日记中，他写道，有一天，他向主席汇报了当天上午在怀仁堂政治局开会“批邓”的情况，说江青等许多人尖锐地批评了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但邓小平的态度仍然很坏，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时，主席对毛远新说：“你要保养好身体，要坚决和邓小平斗争到底。 ”】 ———— ———— 1975年冬(12月?)于会泳刘庆棠等到上海时于会泳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 (江青同志把批判《园丁之歌》的经过过程，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回话说“知道了！” 自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控制舆论工具进行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徐说，于、刘说是王震到处讲要放这个影片，湖南文化局[注：张平化授意，75年8月29日]写了报告，说省委要为这个戏恢复名誉[文化部9月1日收到]。随后于会泳讲了上述江青写信给主席的情况[注：据此，可能是在75年9月-11月间写的？] ———— ———— 徐景贤1976年11月21日《补充揭发交待》： 王洪文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或一月上旬和我通电话时…说什么：“上海的讨论情况是好的（指十二月份我们召开的县团级党员干部会议），前一阵右倾翻案风，上海的干部还是表现好的。”…他又说什么：“形势是好的。不过主席说了：历次路线斗争的头子，改也难。” 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毛远新1975年11月26日与毛泽东主席谈话原始记录（节录） 毛远新：我对政治局有点看法，觉得提不起纲来，主席那么多批示和指示，没有认真讨论研究，和我们在省里工作不大一样，实在担心。我觉得有点欺负人，欺负主席。 毛主席：国家太大，事情太多了。 毛远新：我只是个联络员，另外心里有气，觉得有人是欺负主席，担心这样下去，不讲阶级斗争，会变修正主义。 毛主席：1949年提出国内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毛远新：是七届二中全会？ 毛主席：对，十三年后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 毛远新：现在也不是都认识了，如小平同志，总是提不起这个纲来，当然现在也开始有进步，真的假的不知道。 毛主席：小平历来不提这个纲。 1986年1月11日沈阳中院庭审出示毛主席和毛远新谈话记录(2），《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 ———— ———— 1975年11月26日中发[1975]23号文件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附刘冰两封信)上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记录稿 ———— ———— 1975年11月30日在高敬亭之女高风英10日要求澄清其父被枪决原因并作出结论的来信上批示 请汪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1975年12月14日在汪东兴9日调查高敬亭被枪决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毛泽东年谱》2023版。汪东兴查阅了中共中央档案馆有关高敬亭的错误和处理高敬亭案件的来往电报，并向了解此案的有关人员询问了情况。十二月九日，汪东兴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从当时中央的复电看，党中央曾电示新四军："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政治改造与整理。"未看到中央复电中提到枪决事。但项英在致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高敬亭被枪决。 ———— ———— 1975年12月2日会见美国总统福特的谈话（部分） (福特说，上午[和邓]的会谈中我们使用强烈的语言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共同批评另一个国家。福特表示要协调行动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双边关系，取得真正进展。福特提出在此期间分别从东西方对付苏联有利于美国国内更多支持中美关系进步和正常化，并使苏联信服我们的话有行动做后盾。希望东方对苏联的压力同另一端实际行动施加的压力一样大) 毛泽东表示，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骂娘而已。 (福特说，我们做得会比那要多，过去就是，今后仍将) 毛泽东提出:你们有实炮啊 (福特说，是的。不挑战则火药桶保持干燥，如他们挑战，将不再干燥) 毛泽东表示：那好！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达成这样协议是为共同目标，我们将共同努力，你们从东方，我们从西方施加压力。) 毛泽东说：就是。君子协议。 [胡乔木邓力群编《“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1975年本第121-126页，转自程中原《历史转折中的人和事》。这是邓在主席生前最后一次陪同会见外宾。据余汝信、曾鸣《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75年10月-76年3月王海容、唐闻生只能在陪同接见外宾时见到主席，此后改由冀朝铸作翻译，王唐不再出席。] 据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12月2日主席在会见福特时还说： “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一些干部批评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王海容、唐闻生)对乔老爷(乔冠华)也有一些批评。这些人不好惹啊，受她们的气啊！”。 据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引尹家民《黄镇将军的大使生涯》则是： 主席问黄镇：怎么样啊，黄镇？你还去不去？（黄:听主席的指示）主席又问福特：你们要不要啊？（福特：我们肯定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是极好的）主席后来说：那好，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黄镇说他在国外太久）再去一年、两年把。(黄说坚决去)年轻人对他有些意见，他们两个（指着王、唐）对乔老爷也有意见。这些人不好惹啊，受他们的气啊！ 邹一民《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梗概（1966.6-1978.1）》称主席在与福特会见结束后对王、唐说， “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又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有人问老同志是不是对年轻人高抬贵手），主席过了一会说；“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嘛！”“大家都是自己人，要团结起来批邓。”（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也记有不要动不动就‘滚’和不要轻视老同志这段话） [对照《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可能是邹内容转记有误?] 据李先念1976年10月8日讲话，把福建[注：似为福特]送走以后，邓小平问主席还有什么事。主席说，你们送走后再来谈谈。有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王海容[注：《毛泽东年谱》记参加者为邓、李、乔、黄镇]。主席讲，老中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注：在主席审定的《毛主席重要指示》定稿中没有提翁] 《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称李一氓说他陪同邓会见福特，会见结束后邓专门向主席提到张爱萍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注：据《张爱萍传》，这里略去的可能是讲张有错误，要批，不要过火]…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1975年12月4日《参考消息》载路透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戴维·罗杰斯）说：观察家们说，看来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今天已亲自敦促福特总统在美国同苏联搞缓和方面要有节制。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把今晚的报道同新华社对毛上一次同西德总理施密特的重要会见的报道作了比较，那次报道只是说，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今晚，这里的白宫新闻处用它自己的稿纸印发了新华社关于福特同毛会晤的报道的全文。一位美国记者说：“我不记得过去白宫用过一家外国通讯社有关美国总统会晤的报道。” ———— ———— 毛主席圈阅批准1975年12月5日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就贯彻执行主席在周海婴信上重要批示的报告 石西民1976年4月23日在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4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 ———— 毛主席1975年12月8日在柳忠阳来信上的批示[转引自《科学文化评论》Vol.13, 6: 64-78(2016)、《李昌传》] 科学院柳忠阳同志的信，印发政治局（给科学院党的领导小组一份），予以调查研究。 毛泽东 1975年12月8日 在柳同月13日信并附《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上主席12月28日批示: 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 [柳同志的信揭露了邓、胡耀邦、李昌在科学院搞复辟的情况。柳的12月8日信很长，部分的要点包括：胡耀邦、李昌来科学院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年轻干部打下去，调60多人来科学院，核心小组有些同志带头翻案等等。“胡耀邦、李昌打着整顿的幌子，以克服派性为名，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青年干部打下去。院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多数是年轻干部）已借调整之机扒拉掉了。新的核心小组一个年轻干部也没有了。政治部通过组织整顾，部领导成员由原来的老、中、青，变成了老、老、老。”13日信说“李、胡二同志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让您老人家和中央政治局更多和更及时地了解科学院的运动情况，现将近几天陆续揭出的问题摘要呈上（见附件），供调查研究参考”，信不长但附件《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很长，有11页，包括：一、否定党的基本路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二、鼓吹业务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四、反对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搞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五、破坏教育革命，与毛主席关于培养技术人员的指示相对抗。毛远新1976年1月1日提及柳忠阳信，说其中提到他们(胡、李)不准发大连化物所的经验材料。胡耀邦说要刮十二级的业务台风，李昌说科技战线不能提与工农兵、劳动群众相结合。毛远新又说，毛主席讲：“科研开门办所好”。] ———— ———— 1975年12月9日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传达毛主席指示 要把清华大学的事情，扩大传达范围，登载《人民日报》。 1975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先念记录，转自《李先念传》。1975年12月10日发出(中发[1975]24号文件?)中央关于扩大中发[1975]23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说，中央决定将中发[1975]23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召集地、市委书记、副书记（各大中城市的区委书记和主管文教的同志)，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宣队长，省、市、自治区直属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传达讨论，然后由县、区委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中学、小学支部书记；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可传达到党委常委和军一级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传达到司局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党员干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可传达到总部二级部部长、副部长和相当这一级的党员干部，并自行掌握逐步传达到团级党员干部。 ———— ———— 1975年12月10日和毛远新谈话【缺，毛远新应该汇报了政治局委员批邓的情况，《毛泽东年谱》称主席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年谱未记具体针对江青的什么发言。或云是与外交部的事如和王、唐的矛盾有关。）】 ———— ———— 1975年(12月?10月?)(具体文件待考，较可能是陆定一子女的信，中发[1975]25号文件也引用)在文件上批示 [陆定一、严慰冰]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197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评论员《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据荒评《我的外公陆定一》是批示在毛主席圈阅的中发[75]25号文件上，作“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据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是批示在陆德、陆健、陆瑞君给主席的信上，信中说他们父母杳无音讯，兄妹相对，他们相信父母不是反革命，恳请准他们出狱治病，家人团聚，涸辙之鲋，恩同再造。政治局1975年12月11日会议列举13条证据，认为陆定一是有重大内奸嫌疑、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决定将陆定一永远开除出党，还决定把陆释放移居回老家江苏，每月给二百元生活费，将决定作为[75]25号文件传达到基层。邓小平在会上要求陆“还是留在党内”。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记得9月28日在陆定一家属来信上批语是： 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 九月廿八日 据《章含之交代》：(江青说)邓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给薄一波翻案，主席不同意，所以中央文件才传达了陆定一的问题。邓说薄一波不算叛徒，因为他是中央通知狱中人写自首书出狱的。江说她在政治局上反对，说是刘少奇的中央。毛主席支持她，薄一波才未翻案。 ———— ———— 1975年12月13日中发[1975]25号文件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中央专案组一办《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附《关于陆定一问题的证据》)的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中发[1975]25号文件手抄件，文件15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为12月11日作出，中央专案组一办《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为十[二?]月九日。《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有“陆定一的严重历史问题及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 ———— ———— 1975年12月13日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 一些老同志对阶级斗争不理解，一出来工作时，就搞错了。 三项指示为纲，是折衷主义的。 讲三项指示为纲也不与我商量。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民主革命反“三座大山”，目的明确，社会主义革命，不知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975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先念记录，转自《李先念传》 注：据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所引姚文元供词，毛主席讲“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因为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李先念的检讨“我原来搞不清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看不见资产阶级了。” ———— ———— 1975年12月14日中发[1975]26号文件中央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的通知上 毛主席已圈阅。 中发[1975]26号文件，15日发出，其中点了周荣鑫的名，介绍了清华与刘冰等人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引用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一些话。文件发到县、团级，大、中、小学发到党支部。 ———— ———— 1975年12月19日，主席要看《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辑，身边工作人员从中国书店购买一册即送主席阅。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 ———— 1975年12月23日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曼努埃尔·平托·达科斯塔时谈到 我看援助太少了。援助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现在他们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药品，这些援助要快；然后再援助建设。你们和我们互相帮助，不只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现在还是被压迫。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这是尽义务。] 中国有一部分人不好，有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据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会见后主席把乔冠华、章含之、王海容、唐闻生等四人找到一起谈话，劝说他们搞好团结，并对乔冠华说“(有意见)要当面谈，不要背后”。毛主席谈话后，王海容主动找乔冠华征求意见。乔冠华却说“没有意见”。 ———— ———— 1975年12月24日在海军党委、南京军区党委15日关于913事件后舒积成审查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人民内部矛盾，本人已交待，不要再追究了。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毛主席并在海军党委附舒积成10月1日申诉信上批示：此件很重要。 ———— ———— 1975年12月27日关于释放1974年3月越入我境内的苏联武装侦察直升机机组人员的批示 三人无罪，罪在上级 请他们吃一顿饭，欢送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1972年1月-1978年12月》，27日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口头通知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1974年3月14日，苏联米-4型武装侦察直升机一架，越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纵深七十余公里，在中国境内飞行四百余公里，中国公安机关当时将机组人员和直升机扣留审查是必要的。现在中国公安机关已经查明，并且认为，苏联机组人员关于误入中国境内的说法是可信的，决定释放机组人员亚·斯·库尔巴托夫大尉、亚·费·乌斯科夫中尉和伏·格·布切利尼科夫少尉三人，以便他们能在1976年新年同家人团聚。苏方直升机和机上一切装备、文件资料等将于最近在满洲里通过边防交还苏方。中国方面这一决定，完全是从珍视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一贯立场出发的。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正确理解。同日，外交部代表、苏欧司副司长于洪亮设宴招待库尔巴托夫大尉等三人。 29日，苏联机组人员库尔巴托夫等三人离京回国。 ———— ———— 1975年12月29日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主席指示 最大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邓小平)有事不和政治局讨论，也不和国务院商量。 (毛主席同意李先念等六人专门开会帮助邓小平) 为什么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看不见了，是因为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张爱萍、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琦，还有邓小平都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边。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197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李先念记录，转自《李先念传》。据《李先念年谱》，毛远新会上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李先念等六人，还有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 ———— ———— 1986年1月16日法庭辩论毛远新陈述 1975年底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个发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事前我把要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又要我找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听意见，最后才在政治局会上作了发言。 这个发言是站在维护主席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把小平同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说成是不要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布哈林式的把政治经济并列的折衷主义错误。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书中还说：1975年12月31日毛远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当面批判邓小平"和中外一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那么接近和一致，"邓小平那个"纲"是个什么货色，是一条与主席对立的路线。3月底江青提议，政治局听取北大清华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汇报，谢静宜接到通知后，给毛远新打电话。在电话中毛远新说："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能面对面的批小平同志"。迟群、谢静宜在政治局3月26日的会议上当面批判邓小平"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 ———— 1975年(11月?12月?)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红旗》1976年第一期正式发表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据《李先念年谱》，12月29-30日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听毛主席传达后检讨，说自己不但不觉得邓小平错，而且还适合我的味道、想法，有共鸣之处，我应自我批评。对“三项指示为纲”没有想到对不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李先念说：这次(你)主持工作，我讲你一定要请示主席。有些你是请示了的，而“三项”没有请示，也不在政治局讨论。既然是纲，就不是一般地说错话做错事，而且你的身份来讲，问题就比较大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其他问题就不容易说清楚。 《李先念年谱》还说，李先念的病情报告里建议李到外地治疗修养，报告经邓小平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李先念传》还引2000年5月30日访问华国锋谈话记录，说同时也写了一份关于叶的病情报告，也建议叶到外地治疗修养，邓报告主席，[主席]也批了。 经华国锋1976年1月提出“现在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样尖锐复杂，你是不是不离开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先念决定不去外地。] ———— ———— 1975年12月31日会见尼克松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时谈到 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十年，你们再来看。 (戴维谈到新事物和中国的精神发展时)这是靠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和平。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戴维说西方不了解这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以为可怕。应该访问中国，以了解和正确评价)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对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的俘虏，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 (戴维说你们认为主要依靠自我教育，没有一个灵魂不能拯救)帮助人家改正错误，譬如批评十个人的错误，八个人批评对了，有两个没有错误，搞错了，恢复名誉。我们的法院没有多少用处，就是这样由人民议论、批评，就解决问题了。 [(朱莉问到毛主席新年要发表的两首词)老的，有一首是批判赫鲁晓夫的]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 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我向主席报告这样说，元旦发表主席诗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斗争中前进。《重上井冈山》，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气魄、继续革命的决心，无产阶级不怕一切困难革命精神。井冈山是革命摇篮。主席说，我刚上时才三十四岁。第二首是反修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继续搞这一套，搞“缓和”，土豆加牛肉，今年农业最坏，降到最低点。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已破产，土豆牛肉都没有，发表（这首词），可以鼓舞全国人民在批修中前进。第二首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第一首很凝练，第二首通俗，口语化。我请示主席能否写手稿，主席没有拒绝。……手稿真能写出，不论那一期，搞大一点的插页，主席未拒绝。最近整个形势很好。”据《年谱》发表时主席手书了签名，[12月3日?]在《诗刊》编辑部11月15日关于二词发表的信上将《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改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雀儿问答》改为《念奴娇·鸟儿问答》，《念奴娇·鸟儿问答》末句“不须放屁，请君充我枵腹”改为“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新华出版社《举世悼念毛主席》收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毛主席说再见》（原载《美国妇女家庭杂志》）说：“如果把他的想法的确切含意领会错了，毛会显得失望，然后咕咕哝哝地加以纠正，并用手指头敲唐闻生的笔记本。直到我父亲的信译出后，我才认识到毛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局势；尽管看来患过的中风已使他的嘴有一部分麻痹了。看来他对我父亲以个人名义写给他的信感到很高兴。他对我说：“欢迎尼克松先生到中国来。”[注：《毛泽东年谱》作：President Nixon ，欢迎他。] 然后，他从唐闻生的手中把信拿过去。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竟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上端的日期：“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主席的这个举动很有力地向我们说明，虽然他身体欠佳，但是这丝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响。在信译出之后，毛对我说，当时我坐着的椅子正是大约四年前我父亲访问中国时所坐的那把。于是，我从扶手椅站起来并对主席说，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他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当我们迅速掉换座位的时候，主席爽朗地大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于是戴维大谈起静脉炎造成的影响。当我看到毛凝视前方而不是看着我们的时候，我感到局促不安，以为戴维可能讲的太冗长烦琐了。但是随着会见继续进行下去，我发现毛很少朝我们这边看，他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他翻译的人身上。房间里的气氛是热烈、友好的。我把黄大使的夫人当天晚上赠给我的一枚上面有主席侧面像的小圆像章拿给主席看。虽然毛见过千百万男男女女佩戴类似的像章，但是他的反应却是象孩子般地高兴，并且激动地握住我的手。……。他在谈到将于新年发表的一首讲斗争的诗的时候非常谦虚。他说：“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在一九六五年写的。 ”……到了将近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我两次起身准备告辞，因为我不能不理会坐在房间另一边的外交部长作出的表示。他轻轻地叩叩他的手表，提醒我时间很不早了。但是主席两次提出异议，他向我们摆摆双手，要我们再坐一阵。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不伪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的人。实际上，从他的话里我们可以听出，他对他本国人民、尤其是没有受过考验的青年一代，抱着怀疑态度，并感到失望。 “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 ”这位主席对我们说：“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 ”自从我们进入他的房间以来，他第一次变得象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使劲用两手的食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然后他突然问道：“你们怎么看？"这番交谈是这样出人预料地开始的，以致我和戴维都沉吟了一响，然后不约而同地回答说：“是的⋯ ⋯ ”我们俩的声音深沉地此应彼合。接着是一片沉寂，毛等着我们再说下去。最后主席又说话了。 “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我坚决相信，尽管这位主席经过八十二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毛仿佛是在回答他经常在自己心里提出的一个问题似地，讲了他是如何处理过去反对过他的革命斗争的人的。 “我们并不可怕。我们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如果他们认识了错误，就可以官复原职。 ”接着，仿佛是要来自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国家的两位美国人同意他的话似的，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不杀人” 。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说：“前几天我们刚赦免了一些国民党人员。 ”他指的是释放了几名在内战期间同共产党作战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人。我们认识到，毛热切地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当我们打算向毛告辞的时候，他把双臂用力地放在座椅的扶手上，强调地对我说。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口气坚定而有决心。……最后，在外交部长领我们走向门口的时候，毛同我们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在两年多来没有对任何来宾作出的一种姿态―我们一行人感到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种姿态。我在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感到悲伤。他说：“你们是年青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他不再对我们微笑了。两个护士站在他的两旁搀扶着他。当我们消逝在另一个房间的黑影之中的时候，他两次向我们挥手。” ———— ———— 1975年和邓小平谈到自然科学、邓“整派性”、以及老干部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评价等问题写的批示 自然科学一般没有阶级性。 一时定不下来的不要写上去。 对人事处理要谨慎。 文件上对人事斗争性稍高了一点。 斗得太利害。 使人（害怕）。 耐心一点。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大错误，文化大革命中。 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这个。 冤案不少。恢复一大批人。 要积累经验。 《毛泽东年谱》 ———— ———— 【待核查时间】张春桥1976年6月28日关于“批邓反右”运动的讲话中引用 有人说这是“权利欲”，这句话我们曾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告诉他们我们的权力是工农兵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共产党为这政权的存在而向一切反夺权者实行专政决不动摇”。毛主席又说“什么叫做权利欲；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利欲，既得权一点都不能分给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欲是什么？就是一点也不给无产阶级，我们是向他们学来的，而且学得更好”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6年中发4号文件 毛主席重要指示【略，见水陆洲《资料汇编》。《建国以来文稿》本作了严重删篡。在2月2日毛远新送阅的整理稿上毛主席批示:可以。在转发的中央通知稿上批示：同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据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毛远新说：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写的文字依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毛黑猫”中的“黄猫”改写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堆。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据水陆洲《资料汇编》载华国锋1976年10月12日说，定本还把“现在要着重研究的是”的“着重”去掉，并把和聂元梓蒯大富并列的“翁森鹤”名字去掉。叶剑英说，毛远新第二次到北京也住钓鱼台，主席说：不要去。（《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引沈阳军区揭批查材料说：新到北京，毛主席明确告诉他，到北京不要到钓鱼台，不能在江青那里工作，在那里，只能给江青当奴隶。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则说：1975年，毛远新在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他叫去，要他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他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编成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江青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他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没答应。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毛远新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泽东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毛远新不知是什么意思，他怕江青拿着毛泽东画了圈的这封信找他，就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据江青1976年9月28日在清华农村分校花生地讲话，对主席说“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有人(毛远新?)查了列宁原著就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问主席，主席说：就是这样讲。】 ———— ———— 1976年7月30日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华国锋传达(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指示我们“按照既定的方针办”。)： ＂按照既定的方针办＂ [注：这是华会上讲话几种不同记录稿原文。据新华社解力夫1976年10月4日给姚文元信中查对是“按照既定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5日给姚信所附张述忱材料华的话是“还是按既定的方针办”。据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他见到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刊载的华国锋讲话上记成“按既定方针办”，冼恒汉回忆录和吴桂贤在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按既定方针办’是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讲的）也是如此。另有4月30日晚主席类似手书：“照过去方针办”，据华国锋76年10月7日讲是“报告主席，整个形势是好的，有几个省，浙江、江西、福建、云南有问题，政治局要讨论研究解决”，据《耿飙回忆录》是针对各省干部和人事安排问题。据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控制舆论工具进行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9月21日徐参加完卫生部会议后问王洪文:主席临终时还有什么指示吗?王说:没有什么指示。徐问: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和“国内问题要注意”[按:主席6月25日下午三时手书]是主席对全体政治局同志说的吗?王说:不是，是对我们四个值班的说的(华、汪、王、张)。”华国锋10月2日又声称主席讲的和他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按:他7月30日传达的]六个字错了三个（又要汪查对讲话记录、找人谈），他76年10月7日讲“乔冠华在联合国的讲话稿，讲了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在二日看了把这个字改了。张春桥又批了“暂时不要传达”。我考虑也有道理，不要引起纠纷”。“按既定方针办”可以确定出自华的传达，不能确定主席是否讲过，可能是华传达错了而倒打一耙，或者6月份主席讲过而华利用表述不同的4月30日字条否认之（主席6月25日写的字条国内问题要注意，也与4月30日表述的国内的事要注意不同）。解力夫1976年10月4日给姚文元信说会后核对大家记录不完全一样，有“按照既定方针办”，有的误记为商定，最后计委向会议宣布回去后一律用“按既定方针办”传达，《内部参考》登载的广东吉林海军反映也是这样记。解力夫1976年10月5日给姚文元信说他找广播局金照核实是“按照既定方针办”，《光明日报》师海云先记为“按照过去既定的方针办”又把过去二字划掉，所附新华社参会的张述忱材料说计委高纯德介绍说，计委的四人记录也不一致，多数记为“还是按既定的方针办”，有地方代表反映不一致，最后统一到“还是按既定的方针办”，7月31日谷牧向非工交口的各部负责人传达即照此，林乎加当天提出是“还是按过去的方针办”，谷牧对修改后记录又表示同意，并让个别省改成“还是按过去的方针办”，但大部分省传达还是“还是按既定的方针办”。张述忱自己听谷牧传达记录是“还是按照过去既定的方针办”，找吉林代表核对，吉林记的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张就照此改了过来，给领导看记录是照吉林记录核对的。李海文《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引的华在乔冠华讲话稿上批了”我也查了一下计划会议我的讲话记录，他们记成还是照过去方针办“与事实不符。 《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平遥《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历史真相》引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起草"六人小组"成员[胡锡涛?]1976年12月12日交代说”一条是中央6月电报中提到的‘国内问题要注意’，另一条是‘按既定方针办’，7月底人民日报评论部有人去参加计划会议，听过谷牧副总理的传达“，以及1977年5月9日交代材料说”10月17日上午，我在三楼走廊上，拉着林某某到360室，像他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我想不通，明明是在社论之前早有了，怎么会算在张、姚的账上？我记得你在7月底去听谷牧副总理传达，你回来时也传达说按既定方针办，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说有错，那么是谷牧传达错了。’林听了很害怕，急忙说：‘你不能这样讲，千万不能。即使有怀疑，也不能讲。要讲，只能去对老狄他们讲。’……10月18日上午，林告诉我说，他在7月底听谷牧同志传达时笔记上记的那句话是‘照过去的既定方针办’。我当时也不相信，以为他在笔记本上作了修改“。阎长贵《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引用陈斐章说华国锋讲话时脱稿传达毛主席批示“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时王洪文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华又讲了一遍你办事我放心造成陈没听清而记错，计委副主任没有核实就发文。但华国锋在一举前没有向政治局传达你办事我放心（《材料之一》载王洪文记录华国锋在政治局传达是：毛主席指示 30/4.1976 照过去的方针办。慢々来不要着急。），王应该不知道。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提到有多种记录稿，”中央宣传口“《上海工交口干部揭发四人帮利用7月的计划会议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提到上海代表也在自己整理华国锋讲话准备传达，并将黄涛对整理传达的挖苦作为罪行。湖南、山西等地的传达稿也记载华讲话此处没有插话的情况，而是华讲完后王讲话传达”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时姚文元有插话。 范达人《我在“梁效”的经历》回忆：最早是华国锋在1976年8月的计划会议上传达的，说毛主席最近有两个指示，一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这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同学8月告诉我的。《光明日报》的汪波清找我们约稿，给我们念计划工作会议的纪录，也是“按既定方针办”。后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学又告诉我，他们起草1976年9月16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把“按既定方针办”用黑体字排出来，说他们在起草过程中商量，最好加上毛主席语录，能反映我们要继承毛主席遗志。他们看到新华社内参，登了华国锋的讲话，觉得这句话很好，就用上了。据说华国锋因为“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批邓、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路线”后来挨批了。之后，有的单位曾经传达华国锋的错误，其中有一条，就是传错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本来说是“按过去方针办”，他传的是“按既定方针办”，所以归根溯源“按既定方针办”是他传错了。后来我亲耳听到传达，彭真就说，完全是咬文嚼字，两个有什么区别？（郑实：您听到这个传达是什么时候？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是这句话的始作俑者。10月4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发表，其中有一句话很厉害：“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没有好下场。”他便疑神疑鬼，过于敏感，当时他和“四人帮”的权力争夺是白热化的。 ] 国内问题要注意 [注：这一句是主席6月25日下午三时手书。《年谱》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据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控制舆论工具进行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9月21日徐参加完卫生部会议后问王洪文:主席临终时还有什么指示吗?王说:没有什么指示。徐问: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和“国内问题要注意”是主席对全体政治局同志说的吗?王说:不是，是对我们四个值班的说的(华、汪、王、张)。《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平遥《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历史真相》引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起草"六人小组"成员[胡锡涛?]1976年12月12日交代说“中央6月电报中提到的‘国内问题要注意’”。 两个月前，主席4月30日晚回答华（华谈到川黔等省打派仗批邓不深入，拟叫两派到北京开会集中批邓等[据章含之书]问题和国内外形势的处理，说他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时，也口头表述过，据张玉凤后来讲是“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主席还写了“慢々来不要招急”。华在10月6日前没有向政治局传达过“你办事，我放心”的字条（华国锋76年10月7日、汪东兴76年11月18日承认）。 据徐景贤1976年12月18日《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控制舆论工具进行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汪东兴76年10月12日对他们说，“国内问题要注意”是6月25日毛主席接待外宾后同华国锋谈话时亲笔写的，当时王、张不在场。但主席最后一次见外宾是5月27日会见布托，而且6月主席发生心肌梗死后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称丁盛8月到上海后对马天水说[丁盛回忆录称9月3日]军区收到过一封信，许世友之子[许建军]在给某护士的信中提到许世友说过老头子[主席]在，不动；老头子死了，准备打仗[丁盛回忆录称他和廖汉生签字盖章送陈锡联]。郑重书中说“这封信被南京情报部门截获了，丁盛立即将这一情报报告了中央军委陈锡联，所以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后丁盛给60军办了学习班。）“这样就发生了上海民兵发枪的事”。郑重书中又说“毛主席“指示华国锋“国内问题要注意”之后，全国处于战备状态，上海民兵发枪的事即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有关，并报毛泽东备案”。”王洪文在交代中称他得知后调北京民兵在中山公园，毛远新调动装甲师，这不符合实情，即使民兵也不可能绕过吴德吴忠调动。《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10年在三味书屋座谈)说：”毛远新‘调动装甲师到北京’，这件事我和他聊过，他实际没有调过装甲师到北京，一直过了20年，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辟谣，毛远新没有说话的权利，我和他通电话也是被监听的。第二件是关于张志新，毛远新没有说过“杀了算了”的话，当时死刑是经过最高法院江华批准的，但是省里报死刑是要经过省委研究再往最高法院报，他参与研究了，因为张志新当时反毛，毛远新说：“已经判了无期了，还这么猖狂。”，下面那句“杀了算了”四个字不是毛远新说的“。 《材料之一》中肖木1976年11月16日交代六七月王洪文”对我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象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他要我根据他的这些话整理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没有批阅这封信。]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王洪文传达： 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姚插话：是针对铁路运输讲的，右倾翻案风造成的恶果) [注：1983年9月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毛主席批评“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 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这条，姚文元76年2月6日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到，“工业20条，未拿出来，此70条还凶，好厉害。在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所谓整顿，不是按主席路线、政策把企业搞好，而是全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顿的结果，在路线上就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组织上大批撤换干部。结果 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关系，影响生产。铁路本来是好的，但不分青红皂白撤干部，生产搞坏了。”江青1976年2月26日在清华大学传达说“毛主席说，他们现在搞的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见清华大学材料组1976年11月22日《江青言论摘录材料之二》） 毛远新76年2月8日、6月2日、6月5日亦传达:主席说：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就是指的郑州、(唐岐山所在)兰州铁路不通说的。郑州铁路不通就是刮右倾翻案风的结果。所以群众说，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毛远新说，分歧的实质不是发展不发展生产，搞不搞现代化。我们认为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郑州铁路局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本来郑州铁路局归河南管，邓小平派万里去刮右倾翻案风，大杀，大砍，整的铁路不通了，这就叫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邓小平竟提出了要划几个大煤矿给日本人开，进口设备，用煤还账。邓小平还说这是个大政策。邓确定划给日本人开的煤矿是山东、安徽的煤矿，恐怕就是枣庄(邓所谓老大难)那一带…生产关系破坏了生产力，并不是生产力落后是主要矛盾，而是生产关系有问题，上层建筑有问题，是革命有问题。哪个地方革命形势好，生产就好，哪个地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有了问题，生产力就受到破坏…要用大量的事实说明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要用事实说明生产关系怎样障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并不是不要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生产关系上不断革命，才能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却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最大的障碍是在老爷那里，一类老爷国家，二老爷省，三老爷市，障碍就在这里。] [计划工作座谈会的主题，主席定了是批判条条专政，并调整下半年计划，据李海文《1976年京西宾馆的一次交锋》(《世纪》2019年第2期，此文关于华、王讲话内容叙述不准确)：“首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讲话。按照毛主席批准的日程：一是批判条条专政，二是调整下半年的计划。”毛远新1976年6月2日说，70年全国计划会议马天水孔庆德在会上先开了炮，对条条专政大反一气，主席很高兴；在7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条条专政又放了一炮。去年邓小平又要往回收，搞条条专政。条条专政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解决条条专政，发展什么生产力，见鬼去吧！] ———— ———— 毛远新传达 [1976年1月1日毛远新传达:] “科研开门办所好” (指大连化物所经验) [1976年1月1日毛远新传达:] 辽宁省委于75年十二月初给主席中央发了传达讨论二十三号文件情况的报告，主席看了各地情况报告后说，“上海和辽宁的报告比较突出、尖锐，说到问题了。”[注：9月27日毛远新还向主席汇报了辽宁省情况] …… 我们在报告里讲了三个正确对待问题，其核心是能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基本路线问题。究竟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看了八大政治报告原件。在主席批示同意的那个报告稿上，没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在主席批示同意了以后，胡乔木加上了这么一段，未经主席同意，就由刘少奇定稿发了。胡乔木在检讨这个问题时说，这个问题九大解决了。主席说，不对，没有解决。九大没有解决，十大没有解决，四届人大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解决。 [1976年2月8日毛远新传达:] 他(邓)问主席《工业七十条》有问题怎么办？主席说，《工业七十条》谁说它没有用？正因为它不好才有用呢。结果他(邓)回来说《工业七十条》是好的，还有用，中央没废除它。……他说，我这个人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把抓几个。不对，不是辫子多，就是一条鞭子，又大又黑。 [参考:水陆洲《资料汇编》第四卷载徐景贤1976年1月8日在复旦说“他篡改主席指示，主席讲找各路诸侯谈谈，他说找老书记谈谈。”] [1976年4月22日毛远新传达:] 邓小平是整新干部，不只整新干部，老中青不同意他的路线的都整。主席说，我是最老的，为什么不听我的。 [1975年11月29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 机电学院大字报，主席特别肯定，选一部分文章 印发政治局，政治局选的文章有：一、红旗杂志第五期，“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二、光明日报七四年十二月八日登的朝阳农学院毕业当农民，一个是张耀臣，一个是喀左陈文忠；三、农业院校教学上的一个革命；四、王文有，农村就是需要这样的大学生；五、社会主义农业大学，这样办好，光明日报学习朝阳农学院现场会议经验侧记。这几篇主席看了，而且印出来了，专门叫我给政治局同志讲了一次朝阳农学院。再就是机电学院两张大字报和张铁生答卷及辽宁日报编者按。这次政治局学习的列宁关于教育革命的部分语录，我们印了一些，我跟主席声明，不完全，侧重专政工具方面，是否建议春桥、文元同志编一下。主席同意，说 先按你的印一下。 [1975年12月2日毛远新在市地委书记会议召集人会上传达:] 胡乔木在检讨里提到刘把“唯生产力论”塞到八大，他说，这个问题一直到九大才得到了解决，主席说：“不对，这个问题九大也没有解决。当时林彪还没出来。” …… 给大家印的这个材料，就是我给主席的材料。这十七条是我选的，建议中央另外编印马恩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语录（教育革命部分）。我说不完全，主席说 也印出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条一条念了，语录突出阶级斗争，一条一条主席都看了，说 先印去。原来有关主席关于论教育革命小册子，是经过主席亲自审阅的，六八年以后主席关于教育革命有一系列指示，都没搜集进去，我建议中央重新编，把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部分。 [注：姚文元1975年12月1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现在正在编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教育革命（部分）语录，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也要增补六七年以后的部分。…主席已同意编马列语录和主席语录。加起来五六十页，特刊也不大好，算正式的好。 …九大报告有很大一段，根据主席指示写的，和陈伯达有争论。姚1974年6月5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九大报告讲革命生产关系，就是主席痛斥林陈报告之后，加的一大段。姚1974年12月31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起草九大报告，主席说引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主要几条，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就有。] [1974年4月11日毛远新在辽教育战线工宣队工作会传达:] 后来毛主席说:张铁生的信《人民日报》发表了，有人也不同意，还是你们这个办法好[指在沈阳医学院“考教授”]，把北京十七所学校的教授找去。 ———— ———— 胡厚民传达毛主席批示 二六文章大得人心 [指1976年2月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胡厚民、朱洪霞、顾建棠、吴焱金1976年3月25日在市建工局礼堂集会上的讲话 ———— ———— 毛主席在舒龙山、叶正光等告张爱萍的信上作过四次批示，1975年11月2日、11月26日（两次)1976年1月7日，共四次。 1975年11月2日毛主席在七机部230厂革造负责人舒龙山10月1日揭发张爱萍信上批示(11月8日传达给张)：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总政酌处。此人是‘9.16’左派。 1975年11月[2日?]在另一封[叶正光?]信上的眉批(11月8日传达给张爱萍)： 张春桥阅处 [8日传达口头指示]“对张爱萍要帮” [11月前后李先念向陈锡联,陈又向陶鲁笳传达主席口头指示]张爱萍这个人问题不少，你们要好好组织批。 [《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第一条）、《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一、三条)，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四条）、《张爱萍在1975》（一二三条）。舒龙山10月1日信《关于对我调离处理的申诉报告——揭发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推行“今不如昔”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署名230厂革命造反组织负责人舒龙山。信中还叙述其如何受刘少奇、王秉璋、张爱萍的迫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何一次又一次救了他等。王洪文12月13日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和七机部党组成员联席会议上说“张爱萍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伟大胜利，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国防科工领域开展了批邓联张的斗争。张与周荣鑫、万里、胡耀邦被一些人称为邓的“四大金刚”。《张爱萍传》载陈锡联1976年12月12日讲话批陶鲁笳在主席去世前报告要求撤张的官、主席去世后又报告张不能翻案，陈说：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又记陶鲁笳国防科委传达会议精神是：毛主席说过，张爱萍同志有错误，要批，但不要批得过火。《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称12月3日[应为2日]晚李一氓说他刚随邓陪同主席会见福特，会见结束后邓专门向主席提到张爱萍说“张爱萍去七机部搞整顿，是我派去的”，主席说：“是你派去的，也是我派去的嘛！…[注：这里略去的可能是讲张有错误，要批，不要过火]…对爱萍还是要帮嘛。” 张爱萍子女说毛远新曾答复“(批示)当然是主席批的，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七机部的舒龙山、叶正光，他都记得。审我的时候，第一条就说我‘篡改主席指示’，可审到最后，全否定了”。主席批示可能还有关于叶正光的部分? 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华国锋陈锡联对刘毅民等对张爱萍收集外国报纸上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的揭发上做了批示：“建议：国防科委追查清查 陈锡联 1976.3.8.”“查清后报中央 华国锋”“陶鲁笳同志：请按国锋同志批示办。组织清查核实清楚并向中央写一报告。 陈锡联 3.24.”。1976年4月19日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张爱萍私自搜集外国报刊上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问题调查报告，附件有张在刘毅民电话报告记录上的亲笔批示、刘毅民等六人的证明材料、张爱萍交代材料。 恽说其中陶要他写的证明材料他抬头写了主席并中央，报告批回时没有他的旁证材料，可能中央办公厅给了毛主席。1977年在“揭批查”张爱萍要整恽时“军委办公厅”领导曾通知“恽仁祥的问题中央知道，主席还有批示”，可能是指毛主席在恽的材料上作过批示【恽在《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的理解】，或是指华国锋在刘的揭发上的批示。] ———— ———— [1976年1月?]在国防科委康华清揭发聂荣臻、张爱萍信上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 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在康华清来信上批示的日期，恽回忆在国防科委、七机部常委扩大会（两委扩大会）后。中央批准的两委扩大会原定于1976年1月8日召开，因周恩来去世，改在18日举行批判大会。据《从战争中走来 修订版》等，钱学森贴大字报揭发张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发言说张想拉他下水，像魔鬼向他招手。 ———— ———— 1976年1月12日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上的批语（部分） [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讨，]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金冲及《毛泽东传》、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待核查。据《毛泽东年谱》1月14日主席在邓75年12月20日检讨上批示 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同日在邓76年1月3日检讨上批示 邓小平同志第二次检讨，印发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 毛主席1975年11月4日对清华大学林钧万10月25日揭发周荣鑫信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加发教育部党的核心小组)，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7）》、《前奏——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10月25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写信揭发周荣鑫“否定教育革命的成绩”“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为迟群声辩“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等等。 1975年12月20日中央转发《外交通报》 (1975年11月30日张春桥会见穆萨·克拉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张说：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教育怎样估计。这17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怎么搞，我们正在研究，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从儿童时期起每天劳动2小时，以后增加到4小时、6小时。[张还同意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清华去看大字报] 据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及他1979年1月19日在“理论务虚会”发言，汪东兴说办“朝农”（朝阳农学院）、放映电影《决裂》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 ———— ———— 毛主席1975年12月8日在柳忠阳来信上的批示[转引自《科学文化评论》Vol.13, 6: 64-78(2016)、《李昌传》] 科学院柳忠阳同志的信，印发政治局（给科学院党的领导小组一份），予以调查研究。 毛泽东 1975年12月8日 在柳同月13日信并附《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上主席12月28日批示: 柳忠阳同志第二封信，并附材料，印发政治局（并给科学院党组一份）。 [柳同志的信揭露了邓、胡耀邦、李昌在科学院搞复辟的情况。柳的12月8日信很长，部分的要点包括：胡耀邦、李昌来科学院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把年轻干部打下去，调60多人来科学院，核心小组有些同志带头翻案等等。“胡耀邦、李昌打着整顿的幌子，以克服派性为名，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青年干部打下去。院核心小组列席成员（多数是年轻干部）已借调整之机扒拉掉了。新的核心小组一个年轻干部也没有了。政治部通过组织整顾，部领导成员由原来的老、中、青，变成了老、老、老。”13日信说“李、胡二同志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让您老人家和中央政治局更多和更及时地了解科学院的运动情况，现将近几天陆续揭出的问题摘要呈上（见附件），供调查研究参考”，信不长但附件《近日揭发胡耀邦、李昌来院后部分言行摘录》很长，有11页，包括：一、否定党的基本路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二、鼓吹业务挂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四、反对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搞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五、破坏教育革命，与毛主席关于培养技术人员的指示相对抗。毛远新1976年1月1日提及柳忠阳信，说其中提到他们(胡、李)不准发大连化物所的经验材料。胡耀邦说要刮十二级的业务台风，李昌说科技战线不能提与工农兵、劳动群众相结合。毛远新又说，毛主席讲：“科研开门办所好”。] ———— ———— 75底或76年初[2-3月?]关于浙江张永生的批示： 永生同志是革命左派，应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李显通给赵洪祝的“报告”，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五卷》，并见于赵健雄《中国美院外传》。1975年7月张永生被谭启龙、铁瑛下令押送河北遵化县建明公社监督劳动,张永生1976年2月25日致信江青请求平反。3月来到北京。] ———— ———— 75底或76年初在陈佳忠75年10月来信上的批示[陈佳忠传达]： [陈佳忠名字上加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常委 下级往往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 [注:在陈佳忠2月29日和李庆霖谈话中是:“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陈说此批语选印在中央四号文件上(自《知青家长李庆霖》)] 76年1月16日在陈佳忠75年12月26日来信上的批示[“揭批查”中汪东兴的“中办”回信江礼银]： 印发政治局 福建揭批查材料《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打招呼会议前前后后》、《陈佳忠、郑重罪行录》，陈佳忠的信揭了廖志高的问题。 ———— ———— 1976年1月6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 教育科技联系很密切。周培源文章有代表性的。他里面一个论点说现在理向工靠。不知说的是什么？主席举例说，地球物理是基础科学，找矿是应用科学。 哲学上讲，三项指示为纲是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主席批判罗瑞卿时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告诉我们对折衰主义要警惕。……主席批刘少奇、罗瑞卿，也批判折衷主义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6年1月9日对邓小平8日关于政治局讨论周恩来丧事安排请示报告的批示 同意。 一月九日一时 1976年1月14日对邓小平12日报送的政治局讨论过的周恩来悼词的批示 同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 1976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引用 搞生产不要单去突击一项，要多样些。主要是种粮食，也要搞副业，鸡、羊、猪、鸭都养一些 ———— ———— 毛远新出监后回忆主席1976年1月带话让张让一让，说 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吗！ [注：据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遵义会议”一句主席写了字条：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阎长贵文章《毛远新谈毛泽东二三事》：他说：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就翻来覆去地考虑谁做总理，在几个副总理中，掰着指头数。说实话，毛主席当时最看中和属意的还是张春桥，但又觉得他不能服众。毛主席问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说：张春桥有思想、有能力，仿佛又有点阴，往往不知道他想什么，说什么。就在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选定华国锋做总理、做接班人时，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辅佐华国锋。毛主席叫我向张春桥传达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就做了10年的副手嘛！’我向张春桥传达了这句话，同时我也把这句话告诉了华国锋。 1975年，毛远新在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他叫去，要他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他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编成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江青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他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没答应。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毛远新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泽东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毛远新不知是什么意思，他怕江青拿着毛泽东画了圈的这封信找他，就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张春桥狱中家书》附《女儿眼中的張春桥張維維訪談》说：毛主席曾经多次跟他[张春桥]个别谈话，了解他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也跟他谈起过很多“七大”以前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包括红军时期，毛怎么被夺权，开除党籍，三次反围剿怎么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围剿时怎么靠边站。…我爸爸后来也向我转述过 ：周总理那时候是代表中央的，说陈毅那时是很厉害的，也说叶剑英拿到张国焘的那封秘密电报，他们连夜北上，叶是立了大功的。毛主席还告诉过他，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是让他参与军事指挥，毛主席说过一句 ：“好在张闻天听我的”。 ……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夺政治局委员的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毛主席与他们说的，你们夺权了，还一起拍了张照片。 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不怕头落地”等五不怕。] 【供参考： 1975年8月30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调整配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官。1976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军委关于检查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说：“军委常委于2月6日开会，对去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作了检查。一、一致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议程，讨论通过的《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是正确的，应当继续贯彻执行。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注：邓小平、叶剑英吹鼓“整顿军队”“反对派性”的讲话。叶剑英在开会期间和之前还进行了个别秘密“交底”）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三、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深入发展，全军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为了保持部队的稳定，随时准备打仗，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进行。有的需要展开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经军委批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毛泽东年谱》、金冲及《毛泽东传》等提到，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汇报政治局20日会议和邓检讨（邓要求见主席）情况的笔记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问题。)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注：45事件后，主席说邓问题“性质变了”“赶出去”]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纪、陈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金冲及《毛泽东传》引张玉凤刊载的有：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年谱》载的有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霞飞《1976:身处逆境的邓小平》(《世纪风采》2016第2期)引《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说毛主席还提议：叶剑英身体不好，中央军委的工作可由陈锡联主持。 同时据中发[1976]1号文件毛主席提议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说：“叶帅因身体原因休息，中央决定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除了主席病危抢救过来后，政治局成员集体来到主席床前，一一和主席问候外，主席没有再专门找叶帅谈过话。除了陪同外宾去见主席后，华国锋会单独留下来向主席汇报工作外，主席没有专门找华国锋谈过话，许多事主席都是要我去向华国锋传达谈的。”以下对话自《共和国大纪实》，部分句子亦可疑，供参考。1月8日主席再次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 毛主席说：“是啊，总理不在了。总理总得有人当啊。”他又扳起手指数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数到王洪文、张春桥时，他对毛远新说：“你告诉洪文、春桥，要让一让。” 毛远新说：“他们会正确对待的。” 毛主席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 毛远新说：“就这样。” 毛主席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 毛远新说：“我马上就把主席的决定向政治局传达” 毛主席说：“不是决定，是提议，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请政治局讨论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毛主席还说：“副总理就暂时不要动了，小平仍然管外事。”“叶剑英同志身体有病可以休息，在他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毛远新：“这条也向政治局传达吗？” 毛主席：“要传达！也要写一个通知。” （2月1日即发出中发[1976]1号文件（毛主席批示：同意），宣布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月1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在李先念副总理养病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素文负责主管财贸各部委和外经部的工作。） [注：又据李海文的文章，以上内容毛远新除21日和政治局委员个别传达外，28日又做过一次完整传达。注者没有查到其他来源，鉴于李的文章常互相矛盾，又有华国锋发明的内容(如吕后周勃云云，读资治通鉴的次数等细节都错了。华国锋1976年12月25日说什么讲了刘邦看出吕后想篡权的故事，应该是歪曲自毛主席1973年12月21日批评许世友时讲话，其实只提到周勃，没有提到刘邦吕后，许后来正式发表的纪念文章也根本不提。华"11大政治报告"把主席1973年12月15日批评许世友等动不动说别人是三反、516的话说成批评四人)，在此聊备一说。] 叶和李之前都写过身体有病的报告。据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说：“关于军委的工作主持问题，剑英同志有病，主席批示张春桥[注:应该指在报告所列的名字上]打个问号。王洪文也打个问号，先请[说?]他们讲话，没有人听，主席要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陈锡联同志打过仗，有经验，当兵出身。”据黄冈记录稿，1976年10月8日下午叶剑英说向主席汇报到军委工作时，主席叫陈锡联同志抓一下，他打过仗，是久经考验的。据《陈锡联回忆录》，陈说主席之前还说过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管过炮兵，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 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晚年生活情况》，毛远新出门时对张玉凤说:“幸亏他先去了(指周恩来)，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毛主席在听过政治局委员表态支持建议、华国锋说“我水平低干不了”后还说，华国锋【同志在韶山当县委书记时我就认识了。他能关心群众，能调查研究，能团结同志。一个干部能做到这几点也可称得上清官廉政了。(这几句供参考，可能不可靠)他】当过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又当过副总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也有中央工作的经验。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大意，据汪东兴，毛主席尚曾说华“厚重少文”“办事不蠢”） “毛主席说我就选一个水平低的”还见于《王守家工作笔记》载徐景贤揭发交代提及肖木言论。 [以上两段除了【】中的来自汪东兴讲话等等，汪76年11月18日说1月周去世后主席说邓：“不行了，另找一个。”] 1976年1月31日主席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一月卅一日下午五时 2月2日在华任代总理，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的中央通知稿上批示： 同意。 二月二日 退华国锋同志。 《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两种常见的可疑材料：师东兵《张春桥在狱中》【颇可疑】则称毛泽东在1976年2月和张谈话的时候说，“春桥同志，你今后要在驾驭全局的能力上狠下功夫。”“我说的这个全局，就是驾驭整个国民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经打了合格的分数，现在是要学会经济管理。为什么我要让你们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再干他几年呢？一是这个地方重要，学会了管理上海，就能够管理全国。我把上海作为你们的试验地，就是让你们将来能够管理整个国家。” 师东兵又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颇可疑】里称此时主席对江青指示，“花开是次要的，关键是叶落。花不开能结果吗?叶落花开结果，这是大自然的法则。”】 ———— ———— 【待考】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和毛远新谈读《资治通鉴》等书时，指出： 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一部《资治通鉴》我就看了五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 盛巽昌《毛泽东与中国史书》 ———— ———— 肖木回忆1976年2月因主席谈到遵义会议，王洪文要肖找点党史上遵义会议材料。王说：“主席的话，我听了两次，一次毛远新传达，一次是主席亲自找我谈的，毛远新传达的比较简单，就说你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们让一下。我当时就表示，一定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办。”……毛亲自找他谈话是毛远新传达过了两三天后。王说：“我见到主席，就又说了坚决拥护主席指示的话。主席说了一些话，让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 主席说，你还年轻，还有机会。从遵义会议起，我也还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是张闻天嘛。好好学习，增长些才干。” 转自肖木和郑重的谈话，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716-717页 周恩来1972年6月11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对于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讲话中说：“洛甫(张闻天)要撤博古，实际上他想当书记，主席找我商量，我说不同意他当，主席说他想当就当吧，结果他一当就当了十年。主席这种作法是为了减少障碍，集中力量对付敌人。毛主席说过，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 ————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初步揭发交待”提及1976年2月前后情况时说： 王洪文的秘书肖木，有一次曾告诉我，“国锋同志表示自己马列水平低，毛主席说就选一个马列水平低的当。” 肖木又说：“毛主席还告诉张春桥、王洪文说，不一定有能力的人当主要领导。” 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初步揭发交待”张春桥9月21日说到1976年初[1月?]毛主席和张谈话情况： 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即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 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 ———— 1976年初毛主席在中南海观看电影《节振国》后， 给予充分肯定，并指示重映，还指示北京京剧团也要排演这个戏。 曾文友《领袖与唐山》，中央文献出版社 姜毅然、霞飞《吴德的风雨人生》(《党史博采》2007年第1期)转引吴德口述材料等说： 一天，江青让吴德陪她看电影《节振国》，看完后，江青说这个电影可以改编成京剧，准备派北京京剧团去改编。…后来，江青派人搞了调查，又让北京京剧团根据调查材料和电影故事，把《节振国》改编成了京剧上演了[1968年底开始重新改编]。之后的一天，“中央文革”突然通知吴德到钓鱼台去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和吴德。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批起了吴德，说：你为什么给个人树碑立传?吴德摸不着头脑，姚文元在旁边说：写节振国的剧本里有一个领导罢工的知识分子，这个人物是不是你?吴德说：剧本的事我不知道哇，我也没看过。当时唐山的工委书记是周文彬，他是通县潞河中学朝鲜族的同志，罢工是他直接领导的。罢工期间，省委让我去了四次。罢工的领导人是周文彬和胡志发，这两个人后来牺牲得都很壮烈。…[江青]又问：这个知识分子是谁?吴德答：应该是周文彬。吴德还讲了罢工的经过。江青只好说：你把它写出来。吴德推不掉，回来后写了一个材料。……江青还拿这个材料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说： 冀东大暴动是很震动的大事。 ———— ———— 1976年[1月]对发现[任丘]高产油田的简报 毛主席躺在病床上，亲自审看拿下高产油田的简报，久久没有放下，为我国有这样丰富的石油资源感到十分高兴，并要守侯在身边的同志再看一看。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石油化学工业高速度发展》，1977年9月7日《人民日报》 ———— ———— 1976年2月在刘建勋唐岐山冼恒汉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就解决兰州郑州铁路局翻案风后果问题的四个文件上的批示 同意 [自《万里》。据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王洪文传达，主席针对铁路问题讲是“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右倾翻案风的恶果。四个文件是《刘建勋、唐岐山同志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冼恒汉同志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中共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中共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解决兰州局问题的报告》刘建勋唐岐山2月8日《意见》说“铁道部和苏华搞的这一套，省委是完全反对的，并且一再指出过”，郑州局问题主要是苏华刮风翻案，和铁道部主要负责人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1.把郑州局[整顿前]形势看反了，否定主流是好的2.把郑州局主要矛盾搞错了，背离基本路线3.不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4.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革命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冼恒汉《意见》点了万里、黎光、蔺子安的名，说1错误性质是右倾翻案风2.错误事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3.责任全在铁道部，省委是反对的4.解决方法是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回击右倾翻案风。各地群众上访批邓联万中，提出万里1.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2.散布“今不如昔”的言论，鼓吹唯生产力论3.把派性说成主要矛盾，大搞“一批二撤三调离”。“横眉冷对革命派 俯首甘为复辟奴 一贯如此”“万里、黎光、李树茂、李泮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打倒万里，揪出牟焕章”“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据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铁路1975年“整顿”期间批斗1.17万人，逮捕顾炳华等3000多人，杀130人，还有唐岐山等许多人被调离。] ———— ———— 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到[1976年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批评 “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 赵树凯《纪登奎与高层派系》说：1983年9月，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到：“铁路问题，是郑州，万里、建勋和我三人共同议定的处理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批评‘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我错误地照毛主席的指示，批评了万里同志。此事，我已多次做了检讨，我已向中央检讨三次了。向万里同志道歉。我应负主要责任。 ———— ———— 1976年2月6日外交部上报接待尼克松计划的通报 ：由张春桥出面接待尼克松，晚会由江青出面。 毛主席已圈阅。 华国锋、张春桥圈阅。 李海光转引熊向辉日记，李海光《华国锋接待第二次访华的尼克松》，《世纪》2016年第1期。文章说几天后，毛主席决定华国锋出面接待尼克松；晚会由江青一个人出面改为华国锋和江青共同出面，2月18日外交部发文件公布此计划。23日毛主席会见尼克松，请尼克松先生回国后向福特总统转达他的问候。1976年2月25日《参考消息》载英国《每日电讯报》2月24日刊载克莱尔·霍林沃思《毛主席在进行了一百分钟的会谈中对尼克松表示欢迎》提到：毛泽东主席于昨天接见了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会谈了一小时四十分钟。我了解到，从“广泛的和历史的角度”讨论了一些问题。这位前总统说，他同毛主席会谈后回到了他下榻的宾馆，用大张的书写纸为他的日记而不是为记者写了两页半关于这次谈话的笔记。 《章含之交代》说：2月20日中午，江青叫乔和我去谈尼克松的接待问题。江告诉我，她在主席那里看到了我给主席的信，说乔与我在外交部的日子不好过，要主席帮助解决。尼克松一走，江就把我找去，主要讲邓的罪行，除了右倾路线外，还说邓迫害主席。75年，主席治眼病动手术，不能激动，可是邓却转了一封写主席为“唐明皇”的反动信，邓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给陆定一、薄一波翻案，说主席不同意，所以中央才传达了陆定一问题，邓说薄不算叛徒，因为他是通过中央通过狱中人写自首书出狱的。江说她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说那是刘少奇的中央，主席支持她，薄才来翻案，还说邓借主席说的四人帮，整她，搞得他们很紧张，不敢相互见面，去年七、八、九社会上她的谣言很多，还说她自杀了，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有一次还给我看了她给主席的一个报告，说从乔处了解到主席见外宾全部由王、唐安排不好。主席圈了，还说主席同意她找黄镇、韩念龙、仲曦东处了解外交部情况。她真的以后找了三位。她当我们的面给张玉凤打电话，要张向主席汇报和我们谈话的情况，以此来说明主席同意她的做法。为了进一步证实，三月下旬，我给张玉凤打电话，问外交部的材料是交江青转还是直接送主席，张说可交江，她管外交部，还可以找毛远新，他现在是毛主席的联络员【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记为：主席说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江还说，主席过去叫唐任她和主席的联络员，后来主席说一个人不好，还说王当付部长主席不知道，看到中央文件通知后不高兴。说唐当候补中央委员是她提议的。还叫我们对王、唐不要有疑虑，说主席去年夏天就不多见她们了。 ———— ———— 1976年2月8日在刘型要求调回部队工作信上批示 春桥同志酌处。 二月八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版 ———— ———— 1976年2月12日在刊登刘大杰1975年8月3日来信的中办信访处8月7日《来信摘要》540号上拟的复信 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 1976年2月12日在吴桂贤1日报告陕西咸阳北杜公社周荣光等二知青来信反映省计委招工招下乡知青不招回乡青年使下乡知青基本走完等情况的信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 二月十二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 ———— 1976年2月12日在国务院政研室农伟雄2月3日揭发胡乔木等在右倾翻案风中言行的信上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此信为姚文元2月7日收到农的信后转送 ———— ———— 1976年2月16日新华社总社上报《关于工业企业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报道的请示》 毛主席已圈阅。 新华社大事记(1931-1985)1986版征求意见稿 ———— ————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1321页引用毛远新1980年6月交代说： 3月，江青对毛远新称，为了加强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建议“我和（姚）文元任中央常委，陈锡联任军委副主席”。她要毛远新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不急。 1322页引用毛远新1980年6月交代： "1976年9月10日，在原毛泽东住所202房间，江青问我：“张玉凤说毛主席最后交代，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我五个人要团结，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这回事，第一次是我们五个人汇报后说的(摘录者注：6月?)，第二次是毛主席对张玉凤和我说的。"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 ———— ———— 【待查证】76年初在关于某些人假借悼念周四处活动为邓翻案材料上的批示 悼念虚，复辟实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 ———— ———— 毛主席批准中央转发的公安部1976年2月25日通知。 黄冈地委26日通知转达，可能是电话通知。25日通知说最近发现敌人利用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和广播时间，冒充我广播电台编造所谓”中央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造谣煽动，说什么大字报可以上街，可以点名，可以串连，经费可以补助，对文化大革命中下台的干部由民兵进行管制等等，阴谋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要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坚决遵照[1975]23号、26号文件进行，要注意敌人这一破坏动向，教育广大群众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 ———— 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三期文《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第一次出现，10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第一次正式引用:毛主席最近指出： 翻案不得人心。 《人民日报》1976年3月 ———— ———— 1976年初主席还向身边工作人员索阅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和《科学大众》等期刊。1976年还要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1976年3月8日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二）重新修改本又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又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印大字线装本。 遵照主席的要求，当天下午，我们即送国家出版局安排重新排印。送印本是平装16开本，6个分册。承印单位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印刷一厂。因为有了前面的经验，新印的本书3天之后即3月11日，就印装好了1一2分册，3月12日印装好3一4分册，3月13日印装好5一6个分册，至3月20日，最后的两个分册17一18分册印制完。样书每个分册封面纸质颜色用的都是米黄色的。出版局和出版社的同志考虑到刘著修改本（二）的特殊性，他们拟将每个分册的纸质封面和每个函套的布质封面颜色与前印的文学史区别开来，做出了纸质和布质均用蓝色或均用米黄色两种式样让我们选定。 我们建议，纸质颜色、布质颜色的选定，与前印的线装大字本文学史应当保持一致。前印的每册纸质封面都是米黄色，函套布质封面都是蓝色，包括刘著修改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亦是这样。报告主席之后，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修改本（二）每个分册纸质封面仍用米黄色，每个函套布质封面仍用蓝色。 我们知道，刘大杰重新修改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二）线装大字本样书每个分册边印装边送主席阅看，每天印装成2一3个分册，送给主席，主席很快就看完了。全书印装完毕之时，全书主席也基本上通读了一遍。全书正式印装（带函套的，共2函 18册）好了之后，又与前印的几种文学史一样，送给主席2套。我们看到，主席收到全套的刘著修改本（二）之后，还几次重新翻看。[74年起]新印的几种大字本中国文学史，主席都很认真看过多遍，对书中的内容，有赞成，有肯定，有褒奖，有批评，有口头的评议，有文字的记载。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请示，要不要把他的意见转告有关方面和有关的作者？他很严肃地回答说：不用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的意见，人家就很为难了。要照我的意见改吧，人家心里又不愿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们为好。再说，我的意见也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一定就那么对，还得由实践去检验， 由事实去证明啊！ 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 ———— 1976年[3月?]因江姚王在批邓政治局会没有发言只有插话，让毛远新传达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他们应该发言嘛。 1980年7月25日审讯姚文元记录，转自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1979年12月3日周家慤交代材料，江青听传达后找毛远新说政治局会议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两校的人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毛远新同意，说“要给政治局透点新鲜空气”，3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有迟谢和清华大学五名师生参加，汇报反击的情况。会上批判邓“你是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败家子”“洋奴买办”“谣言公司总经理”“搞复辟倒退”“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让你们一伙人死了心吧”，周家慤主讲。据1980年8月3日毛远新交代材料，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说邓小平“当时态度不好”“一句话也不说，最后连个态度也不表”。 [待查实，见《邓小平在1976》上册]江青说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都去两校参观学习，毛远新说主席同意江青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开会]，见于1980年8月3日毛远新交代材料：七六年三月中旬，江青对我说，她找外省来参加打招呼会的人谈过，他们反映，到清华、北大去参观学习一下效果比较好。江青说；“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得比较轰轰烈烈，政治局的会却开得冷冷清清。应该请他们到政治局会上来介绍一下运动情况，可以面对面地批判邓小平。”过了几天，在一次政治局会上，江青又提出：清华、北大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主席要中央机关、各省来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都去两校参观学习，他们反映效果比较好。政治局的同志都没去过，建议请两校的同志到政治局来，会后我把江青的意见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说：3月底江青提议，政治局听取北大清华两校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汇报，谢静宜接到通知后，给毛远新打电话。在电话中毛远新说："这是给你们一个机会，能面对面的批小平同志"。迟群、谢静宜在政治局3月26日的会议上当面批判邓小平"是党内外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总代表""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姚文元交代说，这次会上张提到主席过去说党内有“官僚主义者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党内很好的说明，后来查到了这段，在报上公开发表。1976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发出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1976)3号，传达了这个著作，即1964年12月13日毛主席关于社教的批示。] ———— ———— (3）毛远新1976年3月10日与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原始记录（节录） 毛远新：邓小平一再声明他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现在仅从政研室看才不是呢，是大搞阴谋的，组织人告状，邓力群文章有政治报告草稿味道，胡乔木组织人到处活动，不准批宋江架空晁盖等等，都是见不得人的阴谋活动。 1986年1月11日沈阳中院庭审出示毛主席和毛远新谈话记录(3），《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 1986年1月16日法庭辩论毛远新陈述 邓从1976年1月份开始就不再主持工作，中央是华国锋，国务院是纪登奎。这样提是不准确的（指1976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央国务院工作）。 主席说 打曾头市，双目失明（主席当时患白内障）苦啊！人家“忠义堂”呢。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毛远新接下来说：“批宋江架空晁盖是从国务院政研室的揭发材料里提的，我是从那儿听来的”。 打曾头市，双目失明应该是主席以晁盖自况，人家忠义堂应该是指邓。晁盖为刘唐复仇攻打曾头市时中伏，一眼中毒箭，不久病逝，临终交代“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林冲与公孙胜、吴用等商议立宋江为梁山泊主，宋江摄位后，吴用说不可轻动，待百日之后方可举兵，并与宋江谋划先赚卢俊义上山。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宋江推让一番后上台，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不久“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谋求“望天王降诏早招安”。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说：“我与主席对话，1975年9月底还能听懂一部分。当时主席用手指自己的咽喉部对我说：“(这里)不听指挥啦。”又伸出两个指头指着自己的双眼说：“双目失明，看不见了，苦哇……”又说：“一只眼睛作了手术，又看见了。”随后，他戴上眼镜，随手拿起一本当天的《参考资料》，把一篇两页纸的外电报导，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从头到尾给我唸了一遍，然后很得意地对我连连点头，显示他又能看见后的兴奋之情。” ———— ———— 1976年3月在胡乔木3月2日揭发交代(包括和邓小平24次谈话)上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 送政研室一份，交乔木同志。 [《胡乔木传》。胡乔木信中说，对他的检查，别人说他不老实，避重就轻，说小不说大，说明不说暗，说虚不说实] ———— ———— 1976年2月2日在中发[1976]1号文件(中央宣布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代总理；陈锡联在叶剑英养病期间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二月二日 黄冈记录稿 ———— ———— 1976年2月5日在中发[1976]2号文件(中央关于将中发[1975]23、26号文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二月五日 黄冈记录稿。同日毛主席在对华国锋关于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请示报告上批示： 同意。 二月五日 ———— ———— 1976年2月16日在中发[1976]3号文件(中央转发军委关于检查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的报告）上的批示 同意。 二月十六日 黄冈记录稿，文件说军委关于去年扩大会压缩编制的报告继续执行；邓、叶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为了保持部队稳定，随时准备打仗，部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采取正面教育方式进行，需要开展大辩论的单位如国防科委要报军委批准。 ———— ———— 1976年3月3日在中发[1976]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12条)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六时 据中发[1976]4号文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删去了最后一条。 ———— ———— 1976年3月3日在中发[1976]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2月25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上的批示（注：批示在华国锋关于印发4、5、6号文件的报告上） 同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六时 在华国锋2月25日讲话稿上的批示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华国锋2月25日讲话稿中引用： 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 黄冈记录稿。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但华国锋1976年10月8日反说是毛远新加了邓小平负责。 ———— ———— 1976年3月3日在中发[1976]6号文件(扩大传达[1976]3号文件到县团级）上的批示 同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六时 黄冈记录稿，原稿没有[]内内容。毛远新4月2日关于4月1日政治局会议情况给主席的报告提到：三月初主席指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暂时就传达到县团级，暂不扩大传达。 ———— ———— 1976年3月10日在华国锋3月3日请示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在十二省区座谈会上讲话(讲到风庆轮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三月十日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据《李先念传》，华的报告说，“因为内容涉及到政治局同志的批件及提到送主席看过，所以我没有把握批印，可否印发，请主席批示”。 ———— ———— 1976年3月17日会见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时谈到 我们现在还在斗。你到清华、北大去过吗？ 你们比我们好。你们没有台湾问题，也没有香港问题。 （当凯山·丰威汉表示老挝人民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特别是毛主席给予老挝革命斗争许多宝贵的支持和关怀时）毛泽东同志说：应该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了我们。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最后一句自1976年3月18日《人民日报》。据当代世界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大事记 1949年10月-1999年12月》毛主席会见凯山时祝贺老挝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 ———— ———— 1976年3月24日在中发[1976]7号文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劝阻浙江等地革命群众来京上访的通知）上的批示 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黄冈记录稿，黄冈还有一种记录中“二十”作“廿”，似为笔误。 ———— ———— 1976年4月1日在关于南京出现指向在中央领导同志、冲击铁路事件的中共中央电话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黄冈文件电话传达记录稿，通知指出是转移批邓大方向，要采取措施全部覆盖；彻底追查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制造者；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所引用4月1日姚文元日记，这个通知是他在3月31日夜政治局六人紧急会议上坚持起草，经主席批准发出的。 ———— ———— 1976年4月2日、3日和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一日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退 毛远新 四月二日 同意 [原注：毛泽东四月三日阅批：“同意”。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注：会议讨论了注意某些人伪造“总理遗嘱”、借故闹事动向，五一节安排，扩大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的问题。] 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叶剑英、邓小平都到现场观看了情况。] ———— ———— 1976年4月5日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四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退 毛远新 　　 四月五日 [原注：此件经毛泽东圈阅过，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文中的错别字是原有的。] [会议认为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伪造“遗嘱”等造舆论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中央准备转发公安部一个报告，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并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卫戍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北京军区要稳定。从今晚（四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及其保镖。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平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武斗。] 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6年4月5日(中发[1976]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中发[1976]4、5号文件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上 毛主席已圈阅。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基层单位传达到党支部书记，党、政、军机关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 ———— 1976年4月6日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四月六日讨论天安门事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士气大振，好，好，好。 六日十八时 退毛远新 　　 五月六日三时 [原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经查毛远新写信的时间应为四月六日三时。] [会议听取北京市刘传新吴忠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刘传新说，介绍今天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200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4000多人。他们利用战士民兵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伤168人。重伤15人已送医院抢救。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民兵、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民兵和五个营战士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38个人，前三天捉了39个，大部分都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这次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集中攻击毛主席、党中央；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予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吴忠同志说：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下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人全烧死。楼上有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从后门跳窗户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政治局分析：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因此民兵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民兵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民兵手脚捆得太死；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动枪；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足不行的。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注：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引姚文元4月6日日记，政治局开会，毛主席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员会起草，通报全国。毛主席批(准)了他4月5日起草的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6日已见报。 ———— ———— 1976年4月7日毛主席关于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问题性质问题的批示及毛远新和毛泽东谈话的笔记 一 首都 二 天安门 三 烧、打 性质变了 [原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注：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主席还用红铅笔写了一张字条：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附件：毛远新的笔记 四月七日上午8：05一9：15 （汇报了四月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了，并配备了木棍） 主席：谁人建议的？陈锡联？ （好象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同志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主席：好。 （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却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主席：嗯。（点头） （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国锋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主席：公开发表。 （登报？） 主席：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导，（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分）吴德讲演等。 （市委报告不发了） 主席：不发。并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主席：（点头）嗯！ （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 主席：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好。上次会议，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 主席：（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挥手） （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主席：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约苏振华（我把除邓、苏外政治局名单列出） 主席：叶不找。 （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主席：好。华国锋任总理。 （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主席，对。 （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主席：快，（挥手）谈完就来。 [原注：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收于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引注:据《建国以来历史决议·注释本》，7日下午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政治局讨论指示执行并请求广播两个决议问题，谈到任命华为总理时，主席说： 还要[华]任命[党]的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 据《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所引姚文元7日日记，毛远新说: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有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委、大军区同志打招呼。（注：人民日报一篇可能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傍晚毛主席看完报道退回，当晚广播，次日刊登《人民日报》） 据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毛远新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吴德说主席批评了上海出现的拥护张春桥当总理的表语，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李海文王守家《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引徐景贤1976年11月5日“揭发交代”张春桥9月21日说：南京路上出现过的大字报（即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再也不能贴了，这是毛主席单独向我作过指示的。） 【供参考】据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讲：“在安排我当第一副主席、总理时，我向主席说，我水平低，不能担负这个重任。毛主席批示，就由那自称水平低的人当。”[至少华所说批示时间似有问题，后来未见公布此手书]。华10月12日又讲政治局讨论时：“张、王说，‘华要接待外宾，他俩没法出席，报纸没法公布。’因为华不是党的付主席和常委，名字不好排。后来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已圈阅的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付主席的文件又要回去，加上了‘第一’两个字。’”[即讨论时“两项英明决议”稿是否写了任副主席，华的讲话有矛盾，吴德回忆中是毛远新拿政治局拟的决议报告后，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汪东兴1976年11月18日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稿)说是：主席看了说：不好见报，五一节也不好活动。主席就加了第一副主席。……主席叫华国锋同志当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要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同志参加报导北京市庆祝游行的盛况，要全国都如此，报纸上见报。可是宣传几天就不能贯彻了，毛主席那时就说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李海文《1976年毛泽东交权华国锋》（《党史博览 》2015年12期）则称毛主席先说：“这好办。把代字去掉，并且是副主席”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打了一个电话说：“加上‘第一’两个字。”此说似不准确，当时主席身体情况不可能打电话说。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说：“我当时完全相信华国锋说的话，因为主席对他主持政治局对天安门“四五事件”的处理很满意，说：“华同志处置果断。好！”由此，主席提议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提议华国锋任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并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汪东兴1976年11月18日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稿)说：天安门事件以后，我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我说，主席呀，你选了一个好人，主席说你是不是指华国锋同志，我说是的，他说华国锋同志第一有一个县的、一个地区的、一个省的工作经验，还有中央这一段{几年}的工作经验；第二这个人忠厚老实，第三这个人不蠢，主席说，你看怎样，我说你选他当第一副主席、当总理，我举双手赞成。汪东兴10月7日则说：我向主席说，你选了一个好人，主席讲，你赞成吗？我说，我举双手拥护。主席讲，第一，他有一个省的全面工作经验，工业、农业、财贸等，到中央工作了几年。第二，这个人忠厚老实。第三，这个人不蠢，宣布第一副主席，主席说要发新闻，要登报，要各地表态。] [据阎长贵《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毛远新说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据《毛泽东年谱》和各文件黄冈记录稿，主席下午五时半在中发[1976]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决议上批示: 照发。 [七日十]七时半 在中发[1976]10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上批示(其中“十七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作“十七点”)： 照发。 [七日十]七时半 在吴德讲话稿上批示: 照发。 七日十七时半 在华国锋4月8日报送的中央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电话通知稿(要求各地举行群众大会讲话、宣读两个决议；镇压打砸抢；追查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谣言)上批示： 照办 毛泽东 1976.4.9 在毛远新4月13日报送的45事件反动诗文原件选印上批示： 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毛泽东 十三日 在同日毛远新请示报告建议印发罪证的部分有意思相同的批示： 第三条不好。 (第三条说:北京市委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 ——————————————————————————————————————————————————————————————————此计不妥。] 《毛泽东年谱》，各文件黄冈记录稿。其中中发[1976]10号文件的“七日十七时半”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作“七日十七点半” 4月9日凌晨2点30分中办秘书处电话传达中央8日通知湖北省委把矛头对准邓小平，针对李先念的大字报要覆盖。 ———— ———— 4月7日中午主席听毛远新汇报后要毛远新传达 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8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 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主席]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 1976年4月7日姚文元日记，转自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 [4月7日姚文元日记说不能骄傲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今天这一切以鲜明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姚总结了三项经验(大意)：面向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阴谋彻底揭穿；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打击反革命；果断的组织措施，中央机构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及时处理内部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 4月8日姚文元日记说: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的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 ———— ———— 1976年4月7日汪东兴汇报政治局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的问题时主席说 是刘冰的信惹了祸，矛头是对着我的，[邓]现在不行了。 《我的父亲邓小平》。 汪东兴1976年11月18日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上说4月1日以后 主席讲，不行的话，另找一个。 汪东兴1976年11月18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油印稿，《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作：“不行了，另找一个。” ———— ———— 【待核查】吴德1980年5月12日材料说1976年4月8日传达毛主席指示情况： 四月八日，政治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仍是毛远新传达的，主要是布置抓人、追查。 《邓小平在1976》上册 ———— ———— 1976年4月13日关于制止保定抢枪抢粮的中共中央电话通知 毛主席已圈阅。 电话记录稿传达件 ———— ———— 1976年4月13日毛主席亲笔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写了指示要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 “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 人民日报1977年9月8日“中办理论学习小组”《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早见于《人民日报》1976年9月14日8341部队悼念文章《毛主席啊，我们永远怀念您》说：“最近，您在病中又教导我们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1976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化用时没有加黑体。1977年2月的《学好文件抓住纲》和华的“11大政治报告”引用时标了黑体。 汪东兴1976年11月18日在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油印稿）说：在四月份我去看主席，我向主席汇报8341部队的一些情况，我说：主席啊，天安门事件对我们中央办公厅、对八三四一部队有一定影响。他说：有影响吗？我说：有，传达之后，零散的去了几个人，有一个抄了一首词，被公安人员发现，拿去了。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攻击主席，攻击党中央的标语。主席问：办公厅有多少人？我说有万把人。他说万分之一嘛！主席说：提高政治觉悟，提高领导艺术。（一手抄稿作写了要提高阶级[政治]觉悟，要提高领导艺术。）反革命是极少数。 ———— ———— 1976年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时对客人说 不要讲伟大领袖。 好好定一下援助。 他(注:指华?)是个好人。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毛主席请穆巴拉克回国后向萨达特总统转达他的问候。1976年4月24日《参考消息》载中东社北京4月20日电说：穆巴拉克叙述了这次会见的情况。穆巴拉克的叙述如下：毛主席首先对埃及副总统表示欢迎，并对萨达特总统和埃及人民致以问候。接着穆巴拉克转达了萨达特总统的问候以及萨达特对于中国给予埃及的支持与合作的谢意。毛主席回答说，中国赠送给埃及的武器是微薄的，不值得这样感谢。他又说，中国确实没有想宣布向埃及提供的这些微薄的军事援助，但是萨达特总统却希望公布。穆巴拉克回答说，这个礼物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使埃及人民和政府受到了感动。毛主席然后强调指出，中国希望同埃及的关系能得到加强并永远保持下去。随后，毛主席转向中国总理问起会谈的进展。中国总理回答说，在所有大的问题上都取得了谅解，双方就所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总理指出，穆巴拉克副总统并未带来要求的清单，埃及希望在一切领域同中国合作。说到这里，毛主席大笑，他称赞了他的总理。毛主席重申，中国将尽它最大的能力在各方面支持埃及。在会见快要结束时，毛主席要求穆巴拉克向萨达特总统转达他的诚挚的问候和祝愿。穆巴拉克在谈到他对这次会见的印象时说，会见是极其良好和格外亲切的。会见时在座的还有埃及驻北京大使阿卜德。 ———— ———— 1976年4月27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 苏修丧气，主席说的，看了参考说的。（一家苏修，一家国民党。他们期待健康力量，开始认为有希望，一棍打下去，来不及高兴就懵了。） 《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 1976年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时说 这个世界很乱，因为有俄国存在。[但苏联要失败。]我们这里有原子弹，污染空气，日本和你们，还有美国他们不满意，你们骂一骂也可以。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6年5月2日《参考消息》载美联社东京4月30日电说：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毛泽东主席今天在北京同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和夫人以及外交部秘书长科纳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东京收听到的新华社的广播说，会见时，毛主席同新西兰客人握手，对他们来中国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新华社说，马尔登总理对毛主席说：“非常荣幸见到主席阁下，祝你一切良好。”毛主席说：“谢谢你们。”马尔登在今天早些时候继续同中国总理华国锋会谈，但是新华社发的简短的消息没有谈详细情况；路透社北京4月30日电（记者：格里菲思）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今晚接见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马尔登后来对记者们说，会晤毛是一次“非常非常令人感动的经历”。新西兰人士说，八十二岁的毛谈到了核试验。新西兰是反对核试验的。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他们对苏联的态度。 冀朝铸《文革中派系林立，乱象横生的外交部》说，[1976年4月中旬?]他(乔冠华)告诉我他需要见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挤，不让他见毛主席。他说他是外交部部长，将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译，这样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后他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询问了有关安全事项，张玉凤问过主席后，表示同意乔冠华的安排。 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外国友人的最后三次会见中(4月30日马尔登、5月12日李光耀、5月27日布托?)，我再次成为他的英文翻译。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说：“除了陪同外宾去见主席后，华国锋会单独留下来向主席汇报工作外，主席没有专门找华国锋谈过话，许多事主席都是要我去向华国锋传达谈的。唐山地震后，主席住的游泳池也出现了多处裂缝，华国锋曾要我去劝说主席搬到202新房子去，他说主席说话他已经听不明白了。他提到一次送走外宾，他向主席汇报工作后，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连这么简单的话，他都听不明白，还要主席亲自动手写出来。” 章含之2006年中接受采访时回忆：因为这个‘你办事，我放心’当时没有拿出来。所以乔冠华当时问了…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叫‘你办事，我放心’啊。华国锋当时就说，因为四川那边批邓不力—打内战当时地方上不都是打内战吗—后来毛主席可能累了，不再说了，就写了这个条。…他回来跟我讲，国锋同志今天也捡了三张条，给我看了—好像会见新西兰总理之后。我说什么条啊，他就告诉我，好像什么‘慢慢来，不要着急’[注：还有“照过去方针办”]—这些确实都是断章取义的，都是中间几句话—他说，还有‘你办事，我放心’。说过了，就完了。那天我记得是下午。那天好像难得的是主席是下午见外宾。晚上呢，他又去开会。他回来就对我讲，奇怪，国锋同志拿出两张条传达了，这‘你办事，我放心’怎么没拿出来啊。政治局开会了。后来我说，你不是说的嘛，这些条将来怎么解释都可以嘛。这些当时都是无心的，随便说话的。我说，你不是说过了嘛，将来人家怎么解释都可以，你办什么事，我放什么心啊，谁说得清楚啊。其实老乔对华国锋很尊敬的，当时他就说，你们年轻人老是这样想，不好。国锋同志是个老实人。我想他是出于谦虚，因为这是给他本人的。所以他谦虚，条就不拿出来了。当然后来这条就变成了接班人了，就变成了乔冠华抵制毛主席的指示，不赞成华国锋当接班人。所以他看了这个条，他就不传达。那么你都不给政治局传达，乔冠华怎么给人家传达？…[注：一举之后]华国锋批判乔冠华抢先就说，乔冠华当时看见了，但是他不向大家传达，说明他抵制毛主席要我当接班人。当然你就有口难辨了。 ———— ———— 1976年5月在江青3月31日建议主席审定印发主席同杨振宁李政道谈话供政治局学习的来信上批示 不印发 [《毛泽东年谱》] ———— ———— 1976年5月上旬主席在军委办公厅刘祖能揭发杨成武、胡炜对邓小平跟得很紧的信上批示 【缺，胡炜《征程纪事续集》说毛主席将此信批给政治局同志传阅。 胡炜回忆，陈锡联对他和张才千、王岳西说：“国锋同志说三项指示为纲邓刚讲述，胡炜就写到文件(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稿)中去，跟得好紧啊！”；56月份陈锡联多次同杨成武、梁必业和胡炜讲”王、张要以军委名义，找总参、总政、军办的主要领导同志谈话，春桥说‘这些单位领导同志的问题不解决不好工作’“。胡炜还回忆“锡联同志主持军队工作后部队一直在搞运动，军委不大可能认真抓部队的工作，军委开会也只是讨论部队的运动情况和下面请示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开会时仅有锡联、东兴同志和王洪文、张春桥4人参加。“】 ———— ———— 1976年5月7日中发[1976]11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外交部、中联部4月29日关于对有邓小平形象或其他修正主义谬论的影片、照片和书刊的处理意见上 毛主席已圈阅。 据中发[1976]11号文件记录稿 ———— ———— 1976年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说 这个世界很怪，[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怕一个国家，[都怕苏联]。欧洲、非洲、美国、日本、中国，还有你们新加坡、东南亚。你看怪不怪呀。 苏联要失败 《1949-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第三卷神州板荡（1966年-1976年）下》，[]内及第二段自人民日报宣传小组1976年6月25日给姚文元《关于根据毛主席同外宾谈话的精神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请示报告》，“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1977年9月所编四人及鲁瑛“利用人民日报…的罪证材料”转引。 《章含之交代》说：五月廿[应为十二]日，主席会见李光耀后，谈乔向华总理谈外交部的运动。（邹一民《外交部“文革”中的王海容》说，乔说“有困难”。毛主席指示乔冠华找华总理汇报运动问题。） 《章含之交代》说十三日晚毛远新叫去，说主席指示，由华总理、陈锡联、汪东兴和张春桥、毛远新听取后的汇报，具体安排听华国锋的通知。毛远新还说，他刚从主席那里来，说主席对王、唐说了两句话：“我对你们两个人看穿了，看透了。”“她们是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五月十三日，毛主席接见新加坡总理时，指出华国锋管外交部的事 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5月13日毛远新打电话把乔冠华找到中南海，说主席要他先同乔冠华打个招呼称，主席指定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张春桥和他组成的五人小组将听取他们对王海容和唐闻生的意见。 ———— ———— 《章含之交代》中江青转述毛远新1976年5月13日传达主席批判王海容、唐闻生的话 我对你们两个人看穿了，看透了。 她们是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了]。 【待查，因外交部传达但《材料之三》未引】华国锋1976年10月3日约见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时宣称主席在章含之4月25日告王、唐信上批示 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李先念76年12月2日讲话说是主席说过。 [注：阎长贵《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党史博览》2008年第8期）说，毛远新2001年说，1975年9至10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汪文风《从“童怀周”到审江青》说：有一次毛主席特别下令，不许那两个“小人物”到他那里去，还叫毛远新收回了存放在这两个“小人物”处的亲笔手稿。……这两个“小人物”也怪鬼的，见毛主席的身体一天天不行了，就往平反复出的领导人身边靠。毛主席知道了，说：“这两个小耗子，看见我这只船要沉了，就跑到别的船上去了。”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说：“关于王海蓉，除外事活动可能陪同外宾去见主席，这是她在外交部分管礼宾工作的职责所在，但她肯定不可能参与这一类谈话。主席在1975年9月底就对我讲过，外面流传的许多关于他批评江青的话，有些确实是他说的，有些不是他说的，是“两位小姐”，主要是王海蓉的话。后来主席还对我说：“船要沉了，耗子离船上别人的船了。她后面有人，怎么当的副部长，我都不晓得。”并说：“唐（唐闻生）比王好。太单纯。”天安门“四五事件”后，主席指示汪东兴，要中办将“两位小姐”担任联络员期间，主席谈话的所有原始记录及主席因说话困难，亲笔写的手迹原件全部收回，并交由我保存。当汪东兴亲自到我家向我传达主席指示，并将中办收回的全部资料移交给我时，我认为主席对王海蓉已完全失去信任。资料中就有主席当年批评江青时，亲手写的“四人帮”三字原件。1975年9月底主席曾对我讲过，他批评不要搞上海帮的同时，也批评了不要搞北京帮、广东帮，政治局要团结。从唐闻生的原始速记记录中，也得到了证实。我理解主席要我保存这些资料，是他担心有人会利用王海蓉，借口他对江青的批评，打倒江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也是主席要我留下来顶替她担任联络员的主要原因。所以，王海蓉不可能参加1976年6月15日的谈话。” 据章的书和《乔冠华传》，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75年10月25日(11月?)外交部党组学习毛主席谈话时有人批判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不执行毛主席“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政策，在纽约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新的慕尼黑阴谋”，在和日本外长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错误的重复和延续。 《章含之交代》还说：2月20日中午，江青叫乔和我去谈尼克松的接待问题。江告诉我，她在主席那里看到了我给主席的信，说乔与我在外交部的日子不好过，要主席帮助解决。尼克松一走，江就把我找去，主要讲邓的罪行，除了右倾路线外，还说邓迫害主席。75年，主席治眼病动手术，不能激动，可是邓却转了一封写主席为“唐明皇”的反动信，邓还在政治局会议上给陆定一、薄一波翻案，说主席不同意，所以中央才传达了陆定一问题，邓说薄不算叛徒，因为他是通过中央通过狱中人写自首书出狱的。江说她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对，说那是刘少奇的中央，主席支持她，薄才来翻案，还说邓借主席说的四人帮，整她，搞得他们很紧张，不敢相互见面，去年七、八、九社会上她的谣言很多，还说她自杀了，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有一次还给我看了她给主席的一个报告，说从乔处了解到主席见外宾全部由王、唐安排不好。主席圈了，还说主席同意她找黄镇、韩念龙、仲曦东处了解外交部情况。她真的以后找了三位。她当我们的面给张玉凤打电话，要张向主席汇报和我们谈话的情况，以此来说明主席同意她的做法。为了进一步证实，三月下旬，我给张玉凤打电话，问外交部的材料是交江青转还是直接送主席，张说可交江，她管外交部，还可以找毛远新，他现在是毛主席的联络员【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记为：主席说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江还说，主席过去叫唐任她和主席的联络员，后来主席说一个人不好，还说王当付部长主席不知道，看到中央文件通知后不高兴。说唐当候补中央委员是她提议的。还叫我们对王、唐不要有疑虑，说主席去年夏天就不多见她们了。【这可能就是江青在法庭上讲的”有问题，找江青“的出处。】 高文谦引“中央两案材料”1980年7月21日《章含之的揭发材料》，（江说[大意]主席没有理睬邓就江在农业学大寨会上讲话告的状，说主席对邓整她很不高兴，动了气，说）“说我批评了江青，我是批评了江青，但是难道我批评了江青，他们就该把她打倒吗？”。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说，76年2月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外交部在老干部和“联络员”(王、唐?)之间有矛盾，以后要她过问；后来毛主席的秘书也在电话里对我(章)说以后外交部的情况由江青转送毛主席，这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 《章含之交代》还说：五月廿[应为十二]日，主席会见李光耀后，谈乔向华总理谈外交部的运动。十三日晚毛远新叫去，说主席指示，由华总理、陈锡联、汪东兴和张春桥、毛远新听取后的汇报，具体安排听华国锋的通知。毛远新还说，他刚从主席那里来，说主席对王、唐说了两句话：“我对你们两个人看穿了，看透了。”“她们是两只耗子，看到我们的船快沉了，急急忙忙跳到邓小平的船上去。”五月十三日，毛主席接见新加坡总理时，指出华国锋管外交部的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与江青联系。 据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主席批评章含之76年4月25日写信告王唐状（王唐转了康生生造所谓江张有历史问题的话）说的“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见李先念76年12月2日讲话)，是指乔章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据章含之《我与乔冠华》，乔冠华6月被批判后打电话问毛远新，毛远新说中央要集中批邓，乔从没有联系外交批右批邓，不揭发检讨，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毛远新还说不能这样，以后千万不能提干不下去，辞职这一类的话；你作为第一把手应先作自我批评，你点名批评你的副部长，你作了自我批评，人家不作是人家不对，见邹一民《1975-76年外交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乔1976年10月17日在北京机场对章说，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3、4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 《炎黄春秋》2016年第6期徐庆全“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引宋天仪《一名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文革日记》：11月3日下午“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简报：乔冠华、王某（干部司司长）、杨某（政治部主任）的检查交待，以及部核心组的发言情况。乔等承认他们上了江青的当，在批邓运动中整王、唐的材料，想打倒王、唐，结果为‘四人帮’抬了轿，在外交部引起了两派内战。但从中看出，外交部确实矛盾复杂：乔夫妇与王、唐不和，毛主席找他们四人和解无效；毛主席指示华总理等五人小组处理外交部问题；毛主席不要唐当他的翻译，而是华主席圈定了冀朝铸（周总理翻译）等等，王、唐也承认它们（她们）发展一帆风顺，骄傲等。”11月12日，“全友协传达外交部核心组第2期简报，内容是乔冠华的检查；外交部政工简报，传达了毛主席在乔写的上告王海容、唐闻生材料上的批示：‘乔冠华借刀杀人，是借中央之刀杀王、唐’。”（见宋天仪：《文革日记》，207－208页） 冀朝铸《文革中派系林立，乱象横生的外交部》说，[1976年4月中旬?]他(乔冠华)告诉我他需要见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挤，不让他见毛主席。他说他是外交部部长，将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译，这样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后他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询问了有关安全事项，张玉凤问过主席后，表示同意乔冠华的安排。 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外国友人的最后三次会见中(4月30日马尔登、5月12日李光耀、5月27日布托?)，我再次成为他的英文翻译。] ———— ————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心肌梗塞，恢复过来后的一天上午主席要张玉凤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看过后说， 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地震时，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霞飞《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党史博采》2004年12期)说：昏迷中的毛泽东醒来后，看到这一情景，就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防止地震掉下来东西砸到他。毛泽东微笑了一下，对他们说，这样做，是防止不了天上掉下来东西砸下来的，那是自然现象。]…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孟红 《毛泽东动情掉泪的故事》(《中华魂》2017年第4期)引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张玉凤1993年12月24日演讲的整理稿《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部分真相》。文章说：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主席晚年头脑很清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医生每次给他量血压，他都能算出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他还知道上次血压和这次血压之间的变化。他的女儿李敏（贺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间[9月初?]一直在他的身边。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边坐下来，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当时的年龄。在他弥留之际，当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看他时，他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在与叶剑英握手时，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他说不出来，他把叶剑英的手握住了好长时间。因此，说他老人家晚年头脑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说：“叶帅因身体原因休息，中央决定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除了主席病危抢救过来后，政治局成员集体来到主席床前，一一和主席问候外，主席没有再专门找叶帅谈过话。除了陪同外宾去见主席后，华国锋会单独留下来向主席汇报工作外，主席没有专门找华国锋谈过话，许多事主席都是要我去向华国锋传达谈的。唐山地震后，主席住的游泳池也出现了多处裂缝，华国锋曾要我去劝说主席搬到202新房子去，他说主席说话他已经听不明白了。他提到一次送走外宾，他向主席汇报工作后，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连这么简单的话，他都听不明白，还要主席亲自动手写出来。” 《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引用方圻医生回忆：“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刚从日内瓦回到北京，到家后就立刻去了中南海。有时我给毛主席读读唐诗，读过几次，后来就不读了。那时他讲话也不清楚，我也听不懂。他要什么东西，就用红铅笔在纸上写字，我们也看不懂。那是在老游泳池住地。唐山地震后，七月二十九日就搬到二〇二号楼。以后我再也没看见他写字条了。”6月25日写的“国内问题要注意”应该是主席写的最后一句字条。 据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1976年8月底所读新印的大字线装《容斋随笔》是主席索阅的最后一种书(8月26日晚9时索阅)。 2003年电视访谈片《我眼中的毛泽东》中李敏回忆8月28日见主席时的情况：[主席]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三十九了，他说不对，你三十八，后拉他就做这个姿势（食指和拇指拢成圆圈，其余三指伸张），我不懂我就问了张玉凤，我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张玉凤没有给我翻译，我就没回答，我说我没听懂。 ———— ———— 毛远新1980年6月交代： "1976年9月10日，在原毛泽东住所202房间，江青问我：“张玉凤说毛主席最后交代，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我五个人要团结，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这回事，第一次是我们五个人汇报后说的(摘录者注：6月)，第二次是毛主席对张玉凤和我说的。" 余汝信《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1322页 据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毛远新交代六月初毛主席突发心肌梗塞，当被抢救过来后，他两次对当时在他身边值班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和毛远新五个人说要团结。由于主席发声含混不清，毛远新怕华国锋听不清楚，还特地把华叫到床前俯身听主席第二次说。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引毛远新1980年10月《给中央的信》和《申诉报告书》: 毛远新说，"毛主席在临终前两次交待当时在主席身边值班的五个同志，要团结，我还把华国锋叫到主席床边来。所谓打倒'四人帮'的遗嘱到底是给谁的？请站出来说话。" [原书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二十四小时一班。毛远新所说的五个同志，其中包括毛远新在内共五人。] 据《红墙内的摄影机—杜修贤》载杜修贤回忆，1976年9月10日晚11时汪东兴叫他去游泳池202号(唐山地震后主席被搬到这里)，大约过了40分钟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来了，杜为他们照了手挽手围在去世的主席身旁的相片。(左起张、王、江、华、毛远新、姚、陈、汪），华国锋在1981年6月23日“中央常委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召开各组召集人会议”上说：“八人照片，可以印，我同意。照相时，斗争紧张了，我想稳住一下，这时已约李、叶商量过了，毛主席9号去世，11号我就要李去西山找叶帅。14号李去了，所以照相时间，已是要粉碎“四人帮”了。” ———— ———— 毛远新回忆1976年6月底毛主席交代‘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1976年6月下旬，主席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就卧床不起了。为便于医疗组工作，主席的床，从只有十多平米的卧室迁到书房兼会客的大厅中央。当时，主席指定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游泳池他身边轮流值班，并要我从丰泽园迁到游泳池去住，我就在他身边不远的一间更衣室内临时安了张床。 大约在6月底，医疗专家组经过会商，向华、王、张、汪四人和我汇报了主席的病情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华国锋提出把专家组的意见向主席作个汇报。我们五人来到大厅主席病床的右侧，他们四人站在主席腿脚那边，我站在主席的头这边。先由华国锋汇报专家组的意见，他浓重的山西口音，主席听明白了的话就点点头，听不明白的话，就仰起头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的话再重复一遍，主席点了头，表示他听明白了。 华国锋汇报完毕，主席当着他们四个人的面，仰起头望着我，用手指了指他们四人对我说：“(他们)要……”他伸出张开五指的右手，然后五指向上并拢，上下晃动两下。我问主席：“你是说‘他们要团结’，是吗？”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他抬起手掌左右摇了摇说：“不要……”接着将合拢五指的右手伸出，手心向上将五指张开，上下晃了两下。我问主席：“你是说‘不要分裂’，对吗？”主席又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指着我，手指再转向他们四人，我明白主席是要我把他刚才讲的话，向他们四人传达。我对他们四人说：“主席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主席微笑地望着他们四人连连点头。 华国锋首先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团结，不会分裂的。”我把华国锋的话向主席重复了一遍，主席笑容满面，不停地点头。其他三人也都表示要坚持团结，不会分裂，请主席放心。 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看到过许多版本的所谓主席临终遗嘱，甚至还有什么中央领导预定成员名单之类，全都是编造的。主席病危期间，躺在病床上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那是主席临终前，最后一次对他亲自指定的中央主要领导集体，当面正式提出的指示和要求，是不是应该算作是主席最后的遗嘱呢？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 ———— ———— 1976年6月26日中发[1976]12号文件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 毛主席已圈阅。 山西长子抄件。中央转发的批语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动下全国铁路系统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但是也有个别地方个别路局由于邓小平的右倾修正主义干扰和破坏严重，当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领导很不得力，少数人干扰批邓斗争大方向，运动没有走上正轨，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铁路工业的领导，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亲自来抓，中央认为只要象大同市委和大同铁路分局的领导同志那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站在运动前列，带头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带头批邓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这些路局的问题是不难解决。中央重申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要维护铁路运输秩序。对破坏铁路运输的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报告说，孙万祥指出大同铁路分局的问题，根子在邓小平，责任在铁道部主要领导人[万里]，一不能怨工作组，二不能怪下面的同志，他认真检查了自己在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所犯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向受了右倾翻案风伤害的同志赔情道歉。刚从铁道部“学习班”回来的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任宝让同志，在右倾翻案风中被批判、免职调离，他当时虽然顶了修正主义路线，但不以“一贯正确”自居，对自己一分为二，姿态很高，也在会上对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们都表示要团结一致，共同批邓，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殷切期望。任宝让找对孙万祥意见大的同志谈心，说服他们要把仇恨记在邓小平身上，把矛头集中指向邓小平，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改了就好，不能揪住不放。孙万祥在找刮右倾翻案风时犯有错误的同志谈心时，用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他们积极支持任宝让同志的工作。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振奋精神，同群众一起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了解决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干部之间和群众之间的隔阂，分局党委反复做工作，说明干部之间和群众之间的分裂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挑动起来的。同时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和“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教导，在全分局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大力提倡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纠缠历史旧帐，不纠缠枝节问题，团结起来，共同批邓。市委遵照中央关于“在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影响下，前一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的指示精神，帮助分局党委，对由于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站、段领导班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有步骤地慎重地加以解决。在解决站、段领导班子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考虑到现实及历史的情况，从有利于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出发，进行充实、加强，不适合的个别调整。 据《百年征程话大同》《赵力之自述》大同铁路分局得到山西省委王谦肯定并报中央。 ———— ———— 毛主席阅1976年7月7日晚杨成武转呈毛主席、华国锋、陈锡联、叶剑英的福州军区关于皮定钧事故的特急电，批准将此事通报中央军委、总参、总政、总后、军兵种和各大军区。 《杨成武年谱》 ———— ———— 1976年8月18日中发[1976]1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毛主席已圈阅。 据中发[1976]13号文件记录稿。这是毛主席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央文件。据《年谱》,9月7日主席在纸上划了一个三字，即要找三木武夫的材料看。这是毛主席看的最后一份材料。据《陈锡联回忆录》，中央第一次通报主席病危时(8月?8月三次特急电报通报病危，6月心肌梗死时通报了健康状况)，他们去看主席，主席睁开眼和陈拉手，说“你是锡联？”（也就是还能作交代） 9月5日毛主席病危，张春桥见到主席。当时政治局成员分组值守，张、华一组，王、汪一组。 ———— ———— 叶剑英汪东兴传达，说是4月讲（后来的材料又说是5月），汪东兴11月8日内部讲，1976年12月22日见报，但一般不收的： “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叶在1976年10月6日晚11时会又无中生有地宣称，“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了什么江要闹事，要协助华制止他们云云。主席弥留和政治局委员握手告别时没有说话。叶后来(如80年11月29日)改口说主席两次找他，看了他一眼，说不出话来。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引毛远新1980年10月《给中央的信》和《申诉报告书》:毛远新说，"毛主席在临终前两次交待当时在主席身边值班的五个同志，要团结，我还把华国锋叫到主席床边来。所谓打倒'四人帮'的遗嘱到底是给谁的？请站出来说话。"[原书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二十四小时一班。毛远新所说的五个同志，其中包括毛远新在内共五人。] ———— 以下为待进一步核查的材料： ———— 长沙谈话【待整理】 关于理论问题（王传达） 【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逐字逐句地领会，主席的指示我也领会不深，到主席那里问了几次。主席作了解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不好，不清楚就问嘛！我也想追根，找了主席好几次，哪些问题要搞清楚呢？如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经济制度中，有无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怎样限制；对经济基础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革命；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为什么说搞不好会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讲无产阶级专政，就讲这些，不讲这些东西，无产阶级专政就讲不清楚。理论上糊涂，行动上必然盲目，这就是主席讲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全国人民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怎么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呢？劳动群众的专政，是多数人压迫少数剥削阶级，这就是压迫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 “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为什么要加以限制？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又清楚又不清楚。主席叫我想想自己，我又比较清楚了。从反面看，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苏修工资差距大，实行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就是这样产生特权阶层和特权阶级的。从正面看，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如此巩固，有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正确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给了一些必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还没有消除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如不加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展、扩大、自由泛滥起来，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进而发展资本主义。主席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说苏修那一套搞不得。 …… 主席为什么引用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当时列宁这段话，是小生产未进入集体农庄情况下讲的，现在我国已集体化是否适用？我体会主席引用列宁这段话是对列宁思想的恢复，因为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没有看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巨大影响，主席提出这段话，说明了列宁的论断没有过时。那么，列宁的这段话是否符合我国的情况，主席反复讲了符合的理由，（一）我们有个体生产的残余；（二）小生产包括原来个体生产的农民，他们是从小生产过来的，小生产固有的特点还存在，自私性(注:黄冈版作私有性)、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习惯势力等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这样一讲，我就清楚得多，原来道理就在这里。 “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主席这个指示，开始我是很不理解的。为什么在小生产后面讲这个？主席说，你想想你们工人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是从哪个阶级来的罗！难道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吗？ …… 现在发表了“三十三条语录”，毛主席看过好几遍。主席说：“有两条顺序要颠倒一下，增加几条很好。” 1975年1月14日王洪文关于学习毛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讲话】 [1974年12月31日姚文元在《红旗》编辑组传达 六七年六、七月，春桥和我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说，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讲清楚。 1975年2月21日姚文元在《红旗》编辑组传达 主席带信，叫我也写文章。 主席说：列宁语录要补充，改为马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登《人民日报》、《红旗》，写编者按。] 关于人事问题等（周等传达） 【周：关于人事安排问题，主席责成王洪文同志和我，就国务院领导人员和人大常委委员，研究拟定一个名单，我们研究了几次，把名单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了後说，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谈到春桥同志时，主席说，春桥同志有才干，谈到第三位副总理，主席提到先念同志。第四位副总理陈锡联同志，是最后一次汇报时主席提出的。因此，前几位副总理是这么安排的，邓、张、李、陈。小平同志是第一副总理，春桥同志是第二副总理，春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是主席直接提出的，在谈到总理时，主席说了一句：他(指总理)抓工作细。总理说：主席说我抓工作细，我是抓小不抓大。前一段在医院养病，对我也有好处，摆脱了一些事务工作，想了一些问题。在人事安排方面，还有李德生同志，他提出请求免除他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主席指示同意，并提议增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本来不打算开十届二中全会，後因人事问题才决定召开。人大常委名单，主席是同意的。在研究人大委员长时，提到朱德同志年龄大了，需要很好修养，但考虑委员长还得朱德同志来担任，主席说只好勉为其难了。人大常委的安排，历来有两种设想，一种设想是部分老同志安排到人大常委，一部分安排到国务院；另一种设想是在人大常委中老同志安排多一点，国务院副总理一般要身体较好，能坚持工作，主席同意了后一种设想。国务院是老中青三结合，六十岁以上的算老的，有小平、先念、我、王震同志；六十岁以下的算中，有陈锡联、陈永贵同志、余秋里同志都还属中年，春桥、登奎、国锋同志都是中年；青年孙健、吴桂贤同志。看起来中年多一点。四届人大时是中年，到五届人大时老的就多一些了。人事安排就说这一点。我们都要努力工作，争取多做贡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一个新的跃进。 邓：……战争的危险，主席讲，不是要讨论的问题，而是要准备打的问题。…… 张：……过去陈伯达拿死人压活人，主席说，我也拿死人来压压活人。…… 1975年2月1日总理、邓小平、张春桥副总理在国务院领导人见面会上的讲话】 【主席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谈话以后，中央就讨论，並把主席的指示写出来，送给主席看了。主席改了几个字。然后，我们就搞语录。先编了列宁的语录二十条，送给主席。主席仔细地看了以后退给我们。我们请示可不可以发政治局，主席说，可以。后来主席又指示我们搞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过了几天，主席问这二十条语录可不可内部先发下去？又说：是不是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由《人民日报》、《红旗》写一个编者按。 政治局讨论，二十条语录内部不发了，把主席的指示以中央文件发下去，马、恩、列的语录登报。报告给主席，主席都批了。 张春桥主任1975年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 参考材料 【毛主席在谈到批林批孔时说，世界上的一些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比如四书五经以前不读不行，现在不读了，孔夫子可以批了，一样可以治国嘛。关云长也不拜了。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还谈了几个具体问题。毛主席说，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 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强。开二中全会，补常委、副主席。并担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毛主席说，张春桥有才干。当汇报到有谁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毛主席说，张春桥兼。 当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毛主席说，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都可以去嘛。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一些事，说起来难，做起来不难。比如四书五经现在都不谈了，可以一样治国嘛。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毛主席说，苏联人人与我们搭桥，注意。 毛主席问，勃列日涅夫到中国来可以不可以？ 毛泽东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9-12月)，《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2卷1949-1978》说民兵不要搞进去是听到汇报知邵阳造反派组织“民兵指挥部”冲击省委机关时说的。】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1974.12.23-1975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 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注：据《周恩来传》图片辨认（可能有错漏）： 三、在报告两个名单草案时，主席同意人大副委员长可以多些人，国务院副总理要能办事的，不是荣誉职。谈到具体人选，提到人大常委委员长提朱德，副委员长董老、宋庆龄到前两名同意外，要我们……… [四、] ……席时，主席说，要在开……中全会，我们23日晚……在开十届二中全会……人大的宪法修改……组织问题外，是否还……也要政治局常委代……以即代李德生为中……委，主席并提出最好……去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说这样做不难。李……安徽省军区，南京大军……职务，政治局已……谈话中，主席均提到…… 朱、董六人年事已高，要靠……人管事。】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 摘自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载摘为主席有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 还可以参阅《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562页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396页，此处不录。】 【王洪文关于长沙告状的问题交待 1980.06.27 （1974年） 七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江青与邓小平争吵 起来 。原因是江青在 新华社整理的材料上批了一段意见，关于交通部一个干部不支持风庆轮远航途中故障时，这个干部看笑话 ，准备向国际呼救。江青写了批评这个干部的批语并批示传阅，邓圈阅但未具体表示意见， 故江青问邓，邓说我已圈阅，这样就吵起来，邓说对此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张春桥就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句话煽动性很大，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 散会后我们回钓鱼台，江青通知我，张春桥，姚文元到17楼碰头。江青说小平吵架，就是对文革不满，有气。又说邓反对文革等等。江青说，邓所以跳出来，可能是对总参提名有不同意见，这是一次总爆发（邓提名陈锡联，江青提名杨成武）。 张春桥还说：我觉得最近会发生点什么事。我说：邓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有何意见，我不记得了。 江青和张春桥把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所以我提出向主席汇报，顺便把四届人大人选，总参，总政人选问题亦报告主席，三人都同意。记得江青坚持要杨成武当总参谋长。张春桥提议董老或朱德当委员长。我说请示主席, 江青说要去就早去，赶在主席见外宾前 。所以我给张玉凤打电话，很快就回话说主席同意。我就要秘书准备飞机，给中办打了电话。18 日早上约九点出发。 我向主席汇报两个问题，一是讲江青，邓小平吵架问题，说邓对文革不满，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这个问题没说完，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我又汇报人选问题，主席听后问我全国形势如何。我汇报了浙江，江西，铁路和国家财政赤字等问题，毛主席同意我的看法，汇报后还要我去韶山参观。我还告了叶帅的状，当天下午到橘子洲 看了一下。 回来后，给 三人打电话，讲了情况， 并传达了主席的两条指示（我记不起来了），还讲了张玉凤反映她一个人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困难问题。 这次碰头，江青通知了王海蓉，唐闻生参加，并介绍与邓吵架的情况 ， 因为王海蓉，唐闻生就要去主席处。故江青要二人给主席带信，建议增加身边工作人员，还要我把肖木调到主席处当秘书。我还要王唐问主席对人选的指示（汇报时主席未表示意见）。后来王，唐传达了主席对我的批评：王洪文不懂事，干涉我的内政（指增加工作人员问题）。 这次告状主要是告小平，同时也告了叶帅。1974年十月十六日政治局会上，我同江青吵了一架，散会后我找张春桥了解江青情况。叶帅给我打电话支持，鼓励我说 敢顶江青。但因为我当时站在四人帮立场上，我不认为叶帅在帮助我，支持我，反而认为他是在挑拨我和江青的关系，是火上加油， 拉我打江青。我怎么跟主席讲的，不记得了。 关于这次告总理状的问题，最近我又反复回忆，我并没有在主席前说总理的坏话。因为在这个时期，我没有同周总理有过任何分歧，总理也未批评过我。我没有理由要告总理的状。我当时的思想活动，只是认为总理生病，没有很好休息，还在指挥工作。这个思想我在政治局几次会上讲过，而且采取措施。如少批送文件给总理，动员大家少去看望他。这个思想在医疗小组也提过，同周本人也讲过。关于总理有病不休息的问题，我以前曾向主席“告状”过。第二次去长沙，我还向主席讲过。这个思想被总理阻止，后来总理说我干扰了主席。这次去湖南可能是主席问到总理，所以我讲了这个思想，主席肯定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过我。 这次长沙告小平的状，是政治局讨论人大人选过程中，特别是十月四日主席要张玉凤电话指示邓任第一副总理的背景下去的。我接电话当天就向张，江，姚讲了，但讲后，他们的态度，我们的议论， 我想不起来了。也不记得他们从十月四号至十月十七号这段期间有什么活动。接电话后我是有想法。小平任命的事，我是想不通。我记得初时邓出来工作时，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号走资派， 我看到的，听到的，都讲邓不好。特别是听了几位原先同邓共事的老同志的话，使我更加不信任小平了。 长沙告状实际上就是要 在主席面前搞臭小平，使他不能工作，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 虽然我没有这样说过，但思想上是有过这种活动，特别是江青挑起风庆轮事件后。 把江青同邓吵架看作是一场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想法我可能给主席讲过 ，这次告状的三条罪状，完全是对邓小平的诬蔑。背着政治局是阴谋活动，我的罪行是严重的。我将继续回忆，争取从宽处理。 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引美国图书馆的特别收藏。 郑谦、张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398页说毛主席在1974年24-27日间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主席要王好好想一想，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相当可疑】引王洪文交代说，1974年10月18日主席听说他说他也同江青吵过嘴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很久，还用两个手指做了一个姿势，说“顶起来了吗？” 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很多材料相当可疑，如385页宣称1976年3月10日晚毛远新汇报江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和十二省负责人讲话的情况时主席说{如今江委员的权力大得很哩……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等一段实际上是抄自1994年《华夏文摘》连载青野、方雷的小说《邓小平在一九七六年》（对应国内出版的宋体字“纪实文学”部分）。又如397页声称江青4月5日上午向主席汇报45事件并要求开除邓党籍，又说毛远新汇报会议决议烧花圈和吴德讲话，提到纳吉，又有一长段所谓主席讲话。这些在时间上不对，内容上和4月6日、7日[谈话、采取措施、张说邓是纳吉的实际时间]主席讲话也不一样（主席讲话句子也很短），也没有出处，当为流言。 郑谦、张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76》398页说毛主席1974年10月18日说：商量工作嘛！有意见当面提，这么搞不好。小平同志会打仗，经验比你们多，能力比你们强。你们要同小平同志搞好团结。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引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证言记录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2卷1949-1978》记为：商量工作嘛，有意见应当面谈，这么搞不好。小平同志会打仗，经验比你们多，能力比你们强，你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且特别告诫他[王洪文]：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与湖南》节录了王、唐记录的毛主席1974年10月20日对邓小平讲的几句话： 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对邓小平同志讲的几句话 时间：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主席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之后 地点：长沙 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 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要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的情况。 —完—】 【程中原《历史转折的前奏 邓小平在1975》所载1974年10月20日下午在长沙会见完哈特林后和邓小平讲话，相比《毛泽东年谱》记载有所不同，开头是：毛主席问邓有什么事情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主席叫邓坐下，说，我不大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 【刘金田《邓小平与第二个历史决议》引1974年12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 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回答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谈话中，毛泽东还提议邓小平作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说："关于小平的事，我讲了几年了。邓小平说不如总理细致，我叫他找几个帮手。"…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当面指着王洪文说："比你强。"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谈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了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 【夏远生《建国后毛泽东45次回湖南纪要》（《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说主席1974年10月16日晚在观看湖南电视节目时提出，湖南也要发展彩电事业。12月26日为长沙酒厂的白酒命名“白沙液”。1975年1月23-27日江青到长沙期间，主席见了江青一次。2月2日对挽留的省委人员说“大家辛苦了！客走主人安，让大家过好春节，我们走啦！” 万里云《永远铭记毛主席对湖南电视的关怀》说：毛主席还希望湖南把彩色电视事业发展起来。在此之前，湖南电视台一直是黑白电视节目。湖南省委为他播放的电视节目，他看过之后很高兴，说：“你们湖南的电视台不错嘛。”湖南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我们湖南没有电视台，是通过从北京调来的电视转播车给您看的。”毛主席说：“湖南也可以建个电视台嘛。” 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与湖南》引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回忆说毛主席在长沙九所观看电视转播文工团演出时讲，湖南也应该有电视嘛，城市农村都要搞起来。李振军还回忆主席说，湘潭大学以前把它去掉了，能不能把它恢复起来，再办起来。 画册《毛泽东在湖南》说：1974年冬天毛泽东在湖南游泳馆游泳。81岁高龄的毛泽东，不顾严寒，先后5次到洲南省体委的游泳馆游泳，每次半小时左右。毛泽东还激励老中医赵炳南也下水一游，说只有水怕人，没有人怕水。 《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载汪东兴回忆在长沙期间主席不满意李志绥，李74年底回北京：“实际上是主席有病，对李志绥有意见，不满意。主席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让他回去！”对李的驳斥除了此书还可以参考戚本禹。 据徐庆全《“富不富卖豆腐，穷不穷毛泽东”什么意思？》，王维澄《岁月留下的故事》记“1974年，毛主席在湖南的时候讲了两句话：富不富卖豆腐 ，穷不穷毛泽东。这话传到了华国锋同志那里。那时，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晚上开会开到一、两点。散会后，几个主要领导同志还要留下来再议议。有一天晚上，只剩下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等同志。我也在旁边守着。华国锋说：最近毛主席说，富不富卖豆腐，穷不穷毛泽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家就议论起来。富不富卖豆腐还好理解，做豆腐生意，豆浆、豆腐、豆腐皮、豆腐干、豆腐渣样样都能卖钱，有的人常从卖豆腐开始发了家。穷不穷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呢？琢磨来琢磨去，捉摸不出毛泽东怎么会穷呢？一直捉摸到下半夜快三点了，大家实在困倦极了，只好回家休息。这个问题，以后也没有听说有什么答案。”黄露生《毛泽东尊师风范》说1911年毛主席去长沙上学时，心情“极其兴奋”，就运用韶山农村一带的“盘歌体”，口占“富不富？卖豆腐。沉不沉？小火轮。君不君？程咬金。穷不穷？毛泽东。”潘洪声《毛泽东幽默趣谈》记为“富不富，卖豆腐；沉不沉，大火轮；穷不穷，毛泽东；君不君，程咬金!”并说“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曾多次对身边工作的青年们解释这四句话的含义：农村里卖豆腐的，过得清贫，但手里有钱；大火轮很沉，没人搬得动，却能漂浮在水面上；我毛泽东当时身上一文不名，但我的精神世界非常富有；程咬金是隋朝末年瓦岗寨的起义军首领之一，封建统治者骂他是强盗响马，但他却敢当君王，向封建统治者挑战! 当时既贫穷、又富有的毛泽东，就是带着向命运挑战，向旧制度挑战的精神，走上了新的人生旅途。”】 【孙中范《不寻常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百年潮》2008年第6-7期： 1973年9月23日，周总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主席汇报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问题。毛主席在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 当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王洪文说：刚才，我同总理一起到主席那儿请示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 一、代表名额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总理说：可能达到2700名左右。 主席说：可以。 二、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 在保证工农兵代表占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资本家可以做特邀。 主席还说：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识分子代表，要照顾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上海也有。 主席说：周谷城、谭其骧、苏步青、刘大杰、陈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总理说：除北京、上海外，还有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识分子代表。 王洪文还说：另外，我同意登奎同志的意见，目前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起骨干作用的知识分子应多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次考虑名额有限，将来可在政协安排。总之，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 1973年10月中旬，各地、各单位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确定，并陆续上报中央。这时值班室的同志按分工审查各地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并开始汇编《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册》。 之后，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传达说，毛主席提出他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总理考虑中央领导同志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做人大代表不好，还要有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我（纪登奎）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后来又提出汪东兴同志也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请值班室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从代表名册中去掉。 关于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一事，王洪文在1975年1月8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作了通报，并得到全会的认可。 王洪文说：在1973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提出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 但是，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关怀下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向主席请示，都有批示。 毛主席在12月24日听取了周总理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的汇报，并作了重要的指示，最后确定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周总理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是两个方案。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下排个次序。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在谈到郭老（沫若）时，毛主席说：“回去代我问好。” 另外，在向毛主席汇报纪登奎提出要减少兼职的请求时，毛主席没有表态。 毛主席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主席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提及：四届人大之前，他（主席）曾让我报告总理一下，他认为农民的代表少了些。“1974年的一天，我遵照主席指示，给主席送去他要看的文章。一见面，主席很兴奋地对我说：“小谢，我已经建议侯宝林为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了。”我非常高兴。老人家这时笑着又追问起：“你再说说当年侯宝林是怎样挨批斗的啊？是为何斗不起来的？"看来主席还是对“斗不起来”很感兴趣。我又把当时社会上流传批斗侯宝林的故事，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主席还是像几年前一样听得人神，笑得开心。因为他这时已不再为侯宝林担心了。这之后，主席还让我向总理汇报几件事，其中一条，是主席认为“四届人大农民的代表少了”,“请总理考虑，最后按总理意见办”。”】 【李海光《华国锋接待第二次访华的尼克松》引1976年唐闻生在外交部核心组发言，《世纪》2016年第1期： 1974 年 11 月，四届人大组阁时，周恩来深知乔冠华，没有推荐乔任副总理。但是，江青力荐，不得不将其列入副总理的名单。周恩来特别要唐闻生报告主席，听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将他的名字去掉，说了两条意见： 一是老的不服气，二是他有一条尾巴，挂在天上。】 【供参考：《华夏文摘增刊》第681期蓑笠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 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远远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11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实则为造反年轻人的提拔，并且支持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置。此信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全文。《难》书在404页引用此信的内容时注明资料来源为来自《周恩来年谱》（1974年11月6日）。但是两相对比，则非常清楚的显示作者(史云、李丹慧)实际上是引用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例如年谱中提及“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里面并无“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这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是有的。 以王海容为例，1970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971年7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1972年，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除此之外，周还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象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周催促张春桥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邓岗后来作为所谓“四人帮”的死党被整肃。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19)然而作者对这些统统不提，把祝家耀等人的事情统统放到“江青集团”的头上，这是客观公正吗？作者还指责王洪文等借四届人大安排自己的人马，殊不知，周恩来还为此批评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23;elizabeth j.perry andli xun,"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eal revolu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169-171) …… 作者在第398页论述：“周派和江派谁能控制总参谋长，谁就占上风。因此文官体系的江青集团特别要拼命争夺。”那么作者眼中的周派和江派分别提出的总参谋长人选是谁呢？作者提出，江青推荐的杨成武。而对于周派提出的是谁则毫不提及。作者认为江青之所以提杨成武是因为基于杨成武的权威小易于控制，再一个就是进行平抚拉拢。周派的代表邓小平有提名，提的是陈锡联。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york,new york,p204;teiwes frederick 作者在2005年1月的采访，被采访者看过提名陈锡联和杨成武的档案文件）如果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作者对于江青为什么推荐杨成武的说法还站得住脚么？ 邓小平提名陈锡联一点都不忌讳毛一再强调的山头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投毛之所好。自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一职后，仕途一帆风顺，在1976年达到顶峰。而江青提名杨成武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在周恩来在74年11月给毛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9／11）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毛选邓则化解了江和邓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现在的平衡原则。 杨成武被毛看中，对比同一时期的罗瑞卿则看出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对于整肃罗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守意见，而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47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05号，2005年12月19日出版，文件名zk0512d）杨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制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也体现出毛对邓的信任度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许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训。而陈锡联则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预示着进一步的高升。 …… 张春桥在11月20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只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1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12月21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12月毛周会见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27-228,作者采访国内党史专家　2005年1月；傅颐：《百年潮》2002年，第2期）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1970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周恩来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来临，周恩来询问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江、张提议吴德而非于会泳！（朱元石，《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中国当代出版社　网络版）但是吴德坚决推辞，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而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为文化组组员之一。虽然吴德推荐刘大杰，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而这导致了江的极度不满，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Teiwes frederic,"the end of the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 armonk,new york,new york,p229-230)】 ———— ————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 1985年11月8日辽宁第一次预审注释:据可靠证据证明，派毛远新到延边支左，批判朱德海是毛泽东主席指派的，周总理也知道这件事。 1986年1月4日毛远新会见律师时说： "1967年我在延边批判朱德海的问题。在延边提出批朱德海的是我，是我支持了批朱的一批群众组织，也是我去作了当地驻军的工作，要他们支持批朱的这一派。所以从政治上说，迫害朱德海同志我是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派我到延边去支左，布置我要集中批判朱德海，批判州委路线的是毛主席，我们写的第一个批朱的传单，是经毛主席亲自修改的。从67年1月到8月，几乎每隔一个半月我就回北京去一趟，当面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主席都有具体指示。5月以后，主席交待要我向总理、陈伯达、江清、康生四人汇报，当天我就给周总理打了电话，总理请我到他家，我详细汇报了延边的情况。总理表扬我及时把朱德海化装送到北京养病作得好。" 阎长贵《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党史博览》2008年第8期）。 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过三次联络员 现在所有谈到毛远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说他做联络员，只谈到１９７５年这一次（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联络员，不止这一次，而包括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总理的联络员。１９６６年９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１０１中学毕业的，但离开６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１９６７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毛主席因为他到少数民族地区造过反，要他读点民族问题的书，研究一下民族问题。为此，我（当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还帮他从《红旗》杂志图书室和中宣部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主要是列宁的）。在这次交谈中，我问他，在１９６７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周总理转来你写的信让江青阅，怎么没看到你给江青写信啊？他告诉我，他从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当联络员。 第二次，是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１９６７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相处甚洽，很谈得来。不一会儿，江青从外边回来了，她到我办公室，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听她这样夸毛远新，我感到很别扭。就在几天前，她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孙也没再说什么。毛主席为什么把毛远新留下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呢？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远新和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很熟，因此让他帮助做两派联合的工作。这是毛远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联络员。 第三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远新１９７５年做毛主席的联络员。这确实是毛远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联络员。其作为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补充一点，他是怎样做了这次联络员的。２００１年，毛远新到我家作客时，他告诉我，１９７５年９月至１０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２０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毛远新以毛主席的意志为意志，就这样，他留下来，做了毛主席的联络员。这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联络员。 “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曾告诉我：在１９７５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 毛远新说的所谓“三进宫”，是指当局两次准备想让他从监狱里出来，都没成功，以致他继续留在监狱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抓“四人帮”时，毛远新也被换了住的地方，当时宣布对他是“保护审查”，其实和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都是关在秦城监狱。按照毛远新的说法，这是“一进宫”。１９８２年，有人奉上峰之命，找已关押了六七年的毛远新谈话，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席写或批的字，其数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劝说。毛远新答应写就写吧。接着说，材料在监狱怎么写啊？那人说：“好，给你找个地方。”毛远新住到了秦城监狱招待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面不满意，说他“顽固不化”。毛远新继续关进秦城监狱，他称这是“二进宫”。１９８６年经过审判，毛远新被判刑１７年。罪名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远新告诉我，按照当时的意见，判过了就对他实行“假释”。在这时候，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毛主席写的那些批示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恐怕不可能，毛主席写的东西，那是文献，都要存档的；二是在毛主席书房放着的一套新的《二十四史》，那是毛主席给他的，希望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个可写报告。毛远新比划着跟我说，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书房的一个地方放着同样版本的两套《二十四史》，那套旧的，是毛主席看过的，上面有他的批注；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毛远新这套《二十四史》？毛远新解释说，在我当联络员期间，我拿毛主席看过的《二十四史》看，有时毛主席也要看，这就发生冲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孩子，这样吧，我给你搞一套同样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注抄在上面，这样我们都可以读了，并且还可以讨论。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况。“天公不作美”。正准备“假释”我的时候，恰逢胡耀邦辞去中央领导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我继续被关在监狱。这就是毛远新所说的“三进宫”。 毛远新说：我的妈妈朱丹华，还有我的妻子、女儿，都急盼着我出来。１９８９年３月，我妈妈找了杨尚昆，要我“保外就医”。杨主席发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让我到江西我妈妈那里去。这样决定后，公安部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明天就走！”——这是我吸取了“假释”不成的教训，怕“夜长梦多”。公安部的人说，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马接上去说：“我不相信你们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几张去南昌的票！”就这样，第二天，我总算走出了呆了１０多年的秦城监狱！ ———— ———— 海燕《毛远新回忆毛主席对他的三次批评》[注：见于海疆在线，新浪新闻2016年9月8日账号海疆在线也有发布。] 　　本文源起十分偶然。 　　一次朋友聚会，一对陌生老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友人介绍方知，这对老人竟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夫妇!若非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将这对朴素得近乎寒酸的老人同开国领袖联系在一起。席间免不了谈及共产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毛远新回忆起当年毛主席的几件往事，是关于如何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笔者深受触动，觉得仍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而整理成文予以发表。 　　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下，毛远新娓娓地开始了他的讲述…… 　　1968年国庆节前，中央通知，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辽宁当时是全国主要的工业省，中央给了三百个名额。 　　接到通知后，我们从全省各地市的各行业中挑选代表，有鞍山、本溪的钢铁工人，有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人，有沈阳的重型机械、军工企业的工人，有大连、锦州的造船、机车工人，有辽阳、丹东的轻纺工人……特别是那些建国后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劳模、老工人，组成了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代表团之一：辽宁省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 　　到北京后，辽宁工人代表团住进了北京饭店，当年可算是北京最高一级的宾馆了。对于常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而言，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接着，中央又通知说，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给了辽宁一百个名额，还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消息在辽宁代表团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进中南海的辽宁工人代表，就住在一中队的营房。 　　我当时特别兴奋，一中队是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毛主席警卫任务的中队，营房就在主席的住处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代表团一住下，我就立即赶到一中队驻地去看望大家。 　　一进院子，辽宁的工人代表们就把我团团围住了，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开天辟地以来，谁听说过，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的煤黑子，能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一位抚顺煤矿的老工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一位鞍钢的老劳模，边说边抹着眼泪鼻涕，泣不成声：“我十三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在百感交集的情绪之下，许多工人代表控制不住地向我倾诉，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 　　当天晚上，我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把那些老工人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主席。特别是转述鞍钢那位老劳模的话，我甚至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不打断，也不插话。等我把话说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回到沙发边慢慢坐下，头脑也开始降温，逐渐冷静下来。此时，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 　　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 　　我感到委屈，辩解说：“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而你，”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到这样的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 　　主席接着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主席指了一下我的鼻子，“也包括我，”主席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 　　“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主席非常严厉地说。 　　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 　　“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我只觉得自己膨胀发热的头脑，被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主席继续说道：“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主席接着说：“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国庆节后，工人代表团离京返回沈阳。我因病留在北京住进了医院。 　　一天，曾绍山同志来医院看我，说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要他到医院来接我一起去参加。我们就一同乘车前往大会堂。当我们来到会议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的同志都向我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而我不能进去，因为名单上没有我。 　　曾绍山急了，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名单上肯定有他，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我，要我去医院接他来参加会议的。” 　　一位工作人员要我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 　　过了十来分钟，那人回来对我说：“经过核对，名单上确实没有你。请你马上离开，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回到医院，思来想去，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央开会名单上没有我，我怎么却跑去参加会议呢?好像是我自己硬要挤进去似的，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丑，下不来台。难道是曾绍山故意拿我耍着玩儿?我心里实在郁闷。 　　第二天，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管理员吴连登，带着水果点心来医院看我，说是主席专门派他们来看我的，并转达主席的话，要我静下心来好好治病。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是误闯了党的中央全会，被当众拒之门外，并被“轰了出来”。一种既难堪又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天天折磨着我，始终挥之不去。 　　11月，我病愈出院。我去看主席，主席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我谈了这件实在令人烦心的事。 　　“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我说，“是曾绍山通知我，说是中央办公厅要他专门来医院接我去参加会的。” 　　主席微微一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 　　“我确实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 我继续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主席平静地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会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主席皱了一下眉头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什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 　　“还有吗?”主席问。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嘟囔着。 　　“说完了?还有吗?”主席又问了一遍。 　　“这是故意要我当众出丑，下不来台嘛。”我说。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嘛。”主席说。 　　“没了。”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主席依旧不动声色，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熄灭了烟头，说道：“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那……那我什么意见也没了。” 　　主席说：“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说。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主席说：“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主席边说边把右手向上一挥。 　　“我记住了。”我说。 　　主席接着说：“我估计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护士长代表我去医院看你了嘛。” 　　“当时我只顾憋气了，没想过你派护士长去看我的用意。”我说。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的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我说。 　　主席说：“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传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了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我说。 　　主席摇了摇头：“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得对，认真地说：“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 　　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注：肖新民在《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回忆1969年：“4月15日下午，[天津第二电子厂]厂部通知全体革命职工下班后紧急集合，传达中央重要指示。全体职工听到了以下内容（大意）： 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按毛主席的要求，传达以下重要事项。 4月14日，九大的全体大会开得很好，主席很高兴，邀大家共同看电视，等待播发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其间电视台临时插播了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几乎都由非专业演员捧着特大的毛主席像章跳“忠字舞”。主席越看越生气，终于发火了！ 主席愤怒地说：“三忠于”，没有前提，忠于哪个阶级？忠于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呀？捧着那么大的牌牌，和脸盆差不多大，像什么鬼样子！扭扭捏捏，下流，荒唐！告诉大家，我早就说要还我铝、还我飞机；大小牌牌都不准再做了；没有阶级内容的“忠”，不要再瞎吹了；没日没夜逼我在外面日晒雨淋的塑像也要一律清除砸毁！ 这几件大事，要立即传达到全体革命群众！要立即执行！”] ———— ———— 【供参考】阎长贵《毛远新回忆毛泽东评价文革前的周恩来》[注：文章转载时有“五柳村编者按：这是一份谈话记录，感谢阎长贵先生提供。2013年6月7日”，见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在谈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看法时，毛远新说，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时候，主席从来不跟我谈中央的事。后来工作了，特别是到辽宁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以后，我见主席已经不是单纯的子见父辈那样，而是下级党委书记向上级书记汇报工作。这样他就要跟我讲一些这方面的事，主席也跟我讲到总理。 主席确实批评过总理。我知道的事情是后来。主席最早跟我讲总理的问题是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总理在会上有个发言，总理讲前六次路线斗争，从陈独秀到张国焘，到解放以前。我参加了会，总理的发言，我都作了全部的记录。 后来，我去看主席，讲到批林彪，讲到总理的发言。主席说是我要他去讲的。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央委员、高级干部对这段历史都不熟悉。但是在这里边总理讲话就有自我批评。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 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建国以后总理的功劳大，这是主席的原话。讲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席说现在都把责任推到李德身上我就不赞成。王明路线造成整个苏区丢失这个责任，政治路线责任应该由博洛来负，就是博古、洛甫，也就是秦邦宪和张闻天。军事失败主要责任要周恩来负责。这是主席的原话。因为当时军事负责主要是周恩来。 主席说，红军被迫撤离，说是北上抗日，对外宣传这么讲，实质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国民党吃掉了。军事上的责任第一位是周恩来，这个他是明确的。主席说，李德是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的江西山沟里帮红军打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是个顾问，顾问，顾问，顾而问之，可问可不问。他的话可听可不听，为什么都听他的。李德出的馊主意，军事上拍板还是周恩来，命令是他下的，他是军委的最高负责人。 主席说，全怪总理也不合适。总理这个人是很守纪律的，莫斯科下来的命令他是要坚决执行的，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犯组织错误!就是说哪怕我政治上错了，但我组织上没错，上边的命令我是坚决执行的。总理组织纪律性很强，当时给中央苏区造成的损失，实际是莫斯科斯大林的瞎指挥。但是在这里执行政治路线的是博洛，军事上是总理，责任都推到李德头上有点冤枉。但是，主席又说了，都要总理负责也不对，为什么呢?他是守纪律的，他要听莫斯科的。再一个就是湘江战役失败以后，总理也反思，而且总理起了很大作用，就是遵义会议，如果总理不转变，遵义会议就很难开。 遵义会议确定了总理、主席、王稼祥三人的新的领导以后，实质上还是总理是一把手。但是做起来，开始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象土城战役等等。后来红军到了鸭溪，主席讲的很清楚，就是贵州的一个地方，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主席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主席自己讲，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主席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胸脯，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一军团、三军团是主要的、核心的主力部队。从那次谈话以后，总理确实是让部队服从主席。遵义会上他也做了自我批评，总理他认识到自己确实不行后敢于检讨，敢于自我批评，敢于请主席出来。 主席还讲，到了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回到延安。我还到机场去欢迎，他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左右两边，一边是陈云，一边是康生，哼哈二将，厉害啊!王明带着这两个人从莫斯科回来了，传达的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主席说，我就不大赞成这一点。主席说，我在机场欢迎的时候，他(总理)就讲了话，说热烈欢迎王明同志回来，给我们山沟沟里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那时侯王明讲，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主席说他(指王明)的话一说出来，中央大多数又跟着跑了，包括总理。主席又很孤立，在政治局里没几个人，都觉得那是代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主席说，我找总理谈过，说你看看中国历史，历来结盟都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现在我们跟蒋介石结盟，蒋介石的实力比我们大的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将来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总理没有听进去，所以他回到武汉，后来到重庆，他主持的长江局，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对主席的文章只发前一段，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这一部分不发表。 主席说，在这种状况下，还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比我大的多，蒋介石闹摩擦了，最后发生了皖南事变。皖南事变以后，总理和那些人才彻底明白了，一切服从不行啊!皖南事变以后，总理转过来了。解放战争期间总理都是出了力的。总理最大的功劳是解放以后，整个国民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是总理一手建起来的。 建国以后，大的方针定下以后，具体怎么做，全是总理的事，主席根本不管。但是主席知道总理不是挂帅的人，只能当家，不能做主。 ———— ———— 《毛远新忆毛主席谈批孔》[注：公众号文章地址不存，红色文化网2019年有转载，原编者按为：“【敬告读者】《毛远新忆毛主席谈批孔》的文章，网上有多种版本，错讹较多，本公号现刊发经过毛远新本人于2011年5月最后修订的版本，并附有毛远新为此次修订所写的说明及注释。——编者”。原文中的粗体部分，将扩在『』中。] 　　毛远新2011年5月写的说明 　　原文我始见于【强国网心声论坛2010-1-27.原文署名：ceshi123】。看来是某次朋友聚会后，好心者没有跟我商量核对，单凭个人记忆和理解整理出来文章，又未经我过目同意就在网上发表了。我读后感到虽然大体似乎是那么回事，但许多地方词不达意甚至错误。比如“清末民初”写成"明末清初"。 　　由于当时聚会是随意聊天，东拉西扯，转化成文字就显得杂乱无章，甚至哪些是主席的话，哪些是我个人拙见，都混杂纠缠不清。对当时某些背景，也缺少必要交代。我是很不满意的。 　　中央文献有同志对此文涉及内容很感兴趣，托人捎信，建议我将其整理校对，重新加工一下。受人之托，我开始着手对网上这篇文章进行了修订。修订时，对于主席的原话，都用加粗字体表示。 　　2010年5月29日，家母去世，修订停顿。同年年底家母入葬后，又重新拾起。 　　2011年3月，修订稿初定，恰逢天安门前竖起了孔子铜像，我不知此举的背景，恐探讨历史学术之谈，变成了现实政治问题，文章虽已修订完成，但决定暂时不予公开。 　　毛远新 　　2011年5月 　　毛远新忆毛主席谈批孔 　　2011年5月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有人谈到中央电视台某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我说，1973年主席写了一首赠郭沫若同志的诗，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有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诗词都公开了，但这首诗却不大讲。为什么呢?因为涉及批孔。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听说，批孔就是批周总理，所以都要回避。 　　有一部讲主席诗词的专题片，叫《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这部专题片街上有卖的。是为纪念主席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的。这是从主席诗词的角度讲主席的一生，拍的水平高，解说词写得也不错。 　　《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也播过。大概因为前述原因，主席赠郭老的这首诗并没有收入这部专题片中。 　　当年主席曾给我讲过这首诗，还给我一篇柳宗元的文章《封建论》，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秦政记》和《秦献记》，都印成了大字单行本。 　　主席要我回到沈阳召集辽宁省委常委和沈阳军区主要领导，给每人印发一套，还要我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的主要领导请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印发了这首诗及那三篇文章。 　　当时主席的要求，主要是回去认真贯彻落实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作的政治报告【注】。按照惯例，在我回沈阳之前，把主席谈话的内容和工作布置，当面向总理作了汇报，而且请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来沈阳，那是要经总理批准并通知他们的。 　　我记忆中，主席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粃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中“十批”主要是指郭老写的一部书《十批判书》中的第十批，是专批秦始皇的。“唐人”指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封建论》，“子厚”是他的字。“文王”指周文王。 　　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一是祖龙指什么?主席说就是秦始皇;二是“百代都行秦王政”一句中的“政”字，是嬴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姓嬴名政，主席说是政治的政。 　　现在我在某些刊物上看到这句变成了“百代都行秦政法”，不知是因我的提问，主席自己作了修改，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这首诗大概是1973年夏写的。党的“十大”是1973年8月召开的，会议结束后，我去看主席，他亲自给我讲解的。 　　早在文革前，1965年夏，主席就叫我读过《十批判书》。当时主席主要是给我讲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郭老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主席说他是科学家，我不理解，我印象中他是文学家，诗人，剧作家。 　　主席说郭老是研究甲骨文，研究历史的专家。文字学、历史学都是一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类思维的科学。 　　当时主席对我说，可以读读郭老的《十批判书》，还有《青铜时代》。当时主席称赞郭老在《十批判书》中的第一批，他先批判了自己。 　　郭老在书中说，过去他研究先秦古代史，多是根据东周以来儒家文人的著述，后来经过对出土的青铜器、甲骨文字的考证，发现自己对先秦历史的许多结论是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主席说：『“研究先秦古代史，就应该学习郭老，要从考古入手，从乌龟壳，牛骨头，青铜器入手，不要只停留在古人的故纸堆中”。』 　　郭老《十批判书》认为，殷纣王并不像古书上写的那样荒淫无道，失去民心，恐怕还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 　　由于殷与东南夷连年战争，被周人从后面趁虚而入。殷纣王用的是东南夷的俘虏兵，作战时倒戈投降而失败。其实当时殷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周先进得多。 　　“劝君少骂秦始皇” 　　主席说：『“周取代了商，要证明自己更合天意，顺民心，就极力丑化殷纣王。后世儒家都是以周公（姬旦）为楷模，所以又给纣王编造了许多罪名，包括《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郭老是根据地下出土的乌龟壳、牛骨头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得出的结论，我看比较可信。同样，汉取代秦，唐取代隋，也都极力丑化秦始皇，丑化隋炀帝，可惜郭老没有注意到这点，对秦始皇的评价很不公正呢。”』 　　主席根据郭老书中的研究结论，随口还归纳了四句话：『“三皇五帝属子虚，夏禹有无尚可疑。青铜甲骨来（可？）作证，......”』最后一句我忘记了，大意是说殷商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这次主席还把柳宗元的《封建论》及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大字单行本递给我，我简单翻了一下，唐人的古文略加注释并不难读，但章太炎的文章我根本读不下去，许多字见都没见过。 　　我问这是啥字，有的主席给我讲了，有的他也说不晓得，要我去查注解。 　　我说怎么清末民初的文章比唐朝的文章还难读。主席开玩笑说，大概是唐朝知识分子还没有那么多思想问题，写的诗和文章比较接近群众。后来一些知识分子，似乎用字越生僻古怪，越是别人认不得，看不懂，越能显得自己有学问吧。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反对分封世袭制，肯定秦始皇郡县制的。主席说，『这里所说“封建”二字，叫封土建侯，按郭老的说法是指“封诸侯，建藩卫”，这是“封建”二字的原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 　　主席指着文中一段念道：『“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认为，公天下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主席指了指这段话前后的文字要我念。我一边念主席一边解释，主席说，『这里说的“公”与我们现在说的“公”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他（指秦始皇）是以皇帝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还是为私的，是“私一己之威，私尽臣蓄于我”。柳宗元说，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说得好，封侯世袭制度，只能造成国家分裂。』 　　主席说的这段历史我也知道一点。秦统一后要不要分封?李斯与许多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主张郡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命郡长、县长，反对把一个个诸侯王分到各地去，成为当地世袭的统治者。 　　主席说，『秦始皇力排众议，采纳了李斯主张，功劳很大。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步。』 　　我的理解，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不要说两千多年前，到了二十世纪，如果全国各省都学阎锡山在山西的办法，铁轨宽度各不相同，那是什么后果?如果各地再按自己地方的方言制定文字，恐怕早就像欧洲那样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不是说秦始皇没有错误，而是说他的功劳远大于他的错误，所以，主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一提秦始皇，有人就想到“焚书坑儒”，林彪就是如此。在1971年“913事件”后，主席针对林立果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曾经说过，焚书不是个好办法，我也不赞成。大概当时为了对付六国贵族、文人复辟的危险，巩固国家统一，秦始皇的无奈之举。当时主席还要我去重读《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坑儒”的直接原因，是一群方士术士，利用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想见见神仙的迷信，骗取了国家大量资金，或是打着研制新药的旗号却总也拿不出长生不老的配方;或是去建豪华楼堂馆所，以备接待天上的神仙，却始终未见有神仙光临;或是建造大批船只，拐骗数千童男童女，扬帆东去求仙，却一去不返。 　　国家的钱财骗去不少，可拿不出任何“成果”，还聚在一起辱骂嘲笑国家领导人，然后逃亡不知所踪。 　　面对利用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坑蒙拐骗、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还辱骂嘲笑国家领导人的事件，不要说秦始皇，任何一朝皇帝和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恐怕都会火冒三丈，下令通缉，捉拿法办，说不定还会求助于国际刑警组织。 　　小时候，主席给我讲过不少《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上中学后他要我自己去看书，还顺便提到，除了蒲松林，还有个叫袁枚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子不语》。 　　主席问我，你知道书名为什么叫《子不语》吗?我摇摇头。主席说，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而这位袁先生说，孔夫子不讲怪、力、乱、神，我偏要讲。并把他写的小说集子起名《子不语》。 　　我很怀疑秦始皇坑的那帮人是否真的都是儒家弟子，司马迁也没明说过坑的都是“儒”。说他们是儒生的根据是太子扶苏说过一句“诸生皆诵法孔子”。 　　也许是这帮人对孔子只“诵”而不“法”，说一套做一套。 　　因为他们弄鬼弄神，骗钱骗人，居然骗到国家领导人头上，这绝不像是孔子弟子所为，孔子是从不讲鬼弄神的。如果孔子还像他当年在鲁国当公安部长兼代总理位置上，对这帮人也会斩立决的。 　　他在鲁国上任才七天，就以聚众结社、邪说惑众、淆乱是非等罪名，毫不犹豫诛杀了少正卯。何况少正卯还没有弄鬼弄神，骗钱骗人骗到君王头上，只是另立门派招生办学而已。 　　在秦王朝“严打”，逼、供、信之下，大概这些读书人又互相乱咬，牵连无辜，导致了“肃反”扩大化，坑杀了一些真正“诵法孔子”的读书人，他们有些只不过是议论批评朝政，有些主张分封，反对郡县制，也有的主张为六国复国，如此而已。 　　对比蒙古人南侵时的大屠杀，对比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的法令，恐怕被杀的有点骨气的知识分子，远比被秦始皇错坑的读书人多的多。所以说『“焚坑事业要商量”』。 　　“十批不是好文章” 　　孔子说“吾从周”。周公(姬旦)是他心目中最崇拜的人，他认为周公是制定西周礼教制度的人。但据郭老考证，周朝的礼教制度大部分是西周三百年间逐渐积累形成的，很多还是从殷纣王那里直接抄来的，并不像孔子所说，是周公制定的。 　　郭老说，所谓周公制礼乐的说法，大都是东周时期儒家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打周公的旗号编造出来的。 　　主席说，郭老的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郭老是根据出土的牛骨头和青铜器上的文字得出的结论。 　　孔子当年那些理论并没有多少市场，他周游列国，到处不受欢迎。 　　原因在哪里?孔子的语录看起来都是些好话，但面对春秋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 　　主席说，『郭老批评秦始皇不许儒家弟子去秦国讲学。而战国七雄，为什么那些允许儒家讲学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许儒家入境讲学的秦国，却能统一中国？』 　　郭老既要承认秦统一中国的历史贡献，又要把秦始皇说的一无是处。 　　在《十批判书》的第十批中，拿吕不韦的门客编篡的《吕氏春秋》这部书做文章。结论是：秦国能强大，是吕不韦当总理治国有方的结果。秦灭六国之仗主要是王翦父子打的，统一国家之功在王翦父子。郭老认为吕不韦实际是儒家弟子，只可惜他牺牲在暴君秦始皇手下。 　　总之，好事都是吕不韦做的，坏事都是秦始皇干的，甚至考证出秦始皇是什么鸡胸、马鞍鼻、气管炎等，诊断秦始皇是软骨综合征，从生下来就是个生理心理都不健全的残疾人。 　　而史书上记载“吕不韦名下那些污秽事迹”，例如，把已有身孕的赵姬送给秦始皇的爹，把大阴人嫪毒送给秦始皇的娘，郭老认为都“不是真正的史实”。所以说『“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 　　秦始皇死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打败项羽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历朝历代皇帝似乎都在骂秦始皇，但是做起事来又都要学秦始皇。 　　郡县制非学不可，谁要是不学，一分土封王封侯，就出内乱，甚至打内战。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要学，修驿道、修长城、修宫殿，甚至修陵墓也不都在学吗? 　　家天下，我为始皇，子孙一代代传下去，直至万世，不也是历代皇帝所渴望的吗?甚至连“皇帝”二字和自称为“朕”都是从秦始皇那里直接抄袭来的。 　　历代皇帝对危及自己统治的人和文字，镇压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据说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就能制造出文字狱来。只是不一定用“焚”用“坑”这种古老粗暴方式而已。这不是『“百代都行秦王政”』吗? 　　历朝历代的反孔与尊孔轮回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坐了天下的皇帝，往往都要把孔夫子请出来，一面咒骂秦始皇，一面吹捧孔夫子。 　　最看不起儒生的刘邦，见了儒生把人家帽子拿下来当尿壶，但他却打败了项羽，重新统一中国。到他重孙刘徹，却抬出孔子，独尊儒术。为什么?地位变了，由造反者、革命者变成统治者、执政者了。 　　史书记载，隋炀帝杨广曾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他称孔子为“先师尼父”，既是老师又是老爸。他下令各级政府在全国寻找孔子第N代子孙，上报中央，封为“绍圣侯”，大概可享受省部级待遇。 　　但为什么只见后世如儒生责骂杨广是暴君，却没见有人说他是尊孔的呢? 　　人们盛赞李世民“贞观之治”如何符合儒家理论，那又怎么解释玄武门事变呢?到唐开元年间，其后辈李隆基成为第一个给孔子封王的皇帝，尽管送上一顶“文宣王”的高帽，自己却还是落得“六军不发无奈何”的境地。 　　据传，大宋开国总理赵普，半部《论语》就能治理天下，但未见他能用整部《论语》解释清楚发生在陈桥的军事政变。 　　成吉思汗读过《论语》吗?他的铁骑弯刀杀遍欧亚大陆，杀人如麻，简直要把所有的农田都变成牧区、草场。可是到了他的后辈，元朝皇帝又要到曲阜去祭孔。相比于历代皇帝赠给孔子的高帽，好像他那顶最高最长，字数最多。 　　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残酷暴行，哪一条符合孔学理论?但其后人一旦坐了天下，又抬出孔子，到曲阜去祭孔。人们至今不是还在称颂“康乾盛世”如何符合儒家治国思想，还在高歌“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吗? 　　孔子是件可以随意摆弄的器具 　　主席说：『“农民起来造反，外族入侵，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朝换代，他们起兵夺权的时候，骨子里都是批孔的。按照孔孟之道的说法，臣是不能反君的，民是不能反官的，下是不能犯上的。你要造反，你要革命，就必须要批孔，否则师出无名，造反无理，革命有罪。 　　国共两党早期领导人，革命初期都是批孔的，‘五四运动’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如果不批孔，大家也只能跪倒在太后老佛爷和袁世凯的脚下俯首称臣。 但是，等蒋委员长上台以后，国民党又去大修孔庙，尊孔、祭孔。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鲁迅说过，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捧起来的一个器具，是想做官的读书人的一块‘敲门砖’。器具也罢，砖头也罢，既可捧过头顶，也可丢进茅厕，那要看当时的实际需要喽。”』 　　我后来查过，主席引用鲁迅的那段话，出自《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写于1935年4月29日。 　　这一时期前后，蒋委员长置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不顾，一只手忙着指挥数十万大军围剿红军，另一只手却在山东曲阜修复孔庙，在全国各地新建孔庙，他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要“读经尊孔”，讲“礼仪廉耻”。 　　孔夫子不是说“和为贵”吗?为什么对日本人可以讲“和”，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一定要斩尽杀绝，怎么不讲“和”呢?你说蒋委员长是真的“诵法孔子”，还是仅仅把孔子当成个器具使用呢? 　　也在同一时期，日本人一只手在我东三省残酷镇压抗日群众，另一只手却在日本东京等地修建孔庙，还说，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中国人“恢复孔子之教”。如此说来，抗日战争，岂不变成武力抗拒恢复孔子之教了? 　　湖南军阀何键，昨天还在湘江前线指挥湘军血腥屠杀中央红军，今天又给日本国赠送一幅自己珍藏多年的孔子画像，以庆贺大日本帝国孔夫子庙的落成。 　　鲁迅的眼光是敏锐的，一针见血指出，在他们心中，孔子不过是件可以随意摆弄的器具而已。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当你是革命党起来造反的时候，就要批孔、反孔，把孔子丢进茅厕。等你上了台，成了统治者，成了执政者时，为了维护自己特权地位，不许人民再反对你，不许人民再革命时，就要尊孔、祭孔，把孔子捧过头顶，要百姓好好修身养性，服服帖帖接受我的统治。 　　郭老在《青铜时代》一书中，驳斥过胡适文章中所说“孔子的地位，就完全和耶稣基督一样”。姑且不论地位是否完全一样，据说耶稣当年也和孔子一样，是个私生子。他创立了基督教，也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到处传教，吃了不少苦，虽然他被钉上了十字架，经过他信徒约四百年的不懈努力，基督教终于被钦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孔子虽比耶稣早生了几百年，也是经历过“丧家犬”之苦，经他的信徒四百多年的不懈努力，儒家学说终于被汉武帝钦定独尊，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统思想。 　　在中国，没有法定的国教，老百姓对宗教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病了，不能生孩子了，就去烧香拜菩萨。病好了，孩子生了，又把菩萨忘了。 　　但千百年来，孩子从出生就受孔孟之道熏陶，没上小学就读依此道为主编写的启蒙教材;刚识几个汉字，就得读“四书”“五经”;上中学考秀才，主要考孔子;上高中考举人，主要考孔子;上大学考进士，主要还是考孔子;就算考研究生当博士考状元，皇上出题目，依旧主要围绕孔子。就连一些带兵打仗的将军，也以有“儒将”之称而自得。就这一条，恐怕耶稣也会自叹不如。 　　为了这块敲门砖，中国读书人的“耐性”，大概世界上无人可比。 　　在欧洲，统治者利用宗教控制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在中世纪，基督教已经成为封建专制工具。在中国，封建统治者就试图利用儒家理论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孔孟之道也逐步演变成为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 　　看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教会，批判神权，解放思想。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矛头首先就对准了孔子，批判孔孟之道，解放思想。 　　毛主席：批孔是批被梳妆打扮过的孔子 　　主席说：『“我们现在说的批孔，用鲁迅的话说，是批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梳妆打扮过的孔子，并不是专指老夫子本人。孔子本人，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老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人一样，都对中华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都同样值得我们尊重纪念和学习研究。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孔子的政治主张是要倒退回到西周奴隶社会的。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唯心的，他在世时就脱离实际。他的许多话，都是些好话，就是拿到现在来看，许多话也都是好话。但是，面对现实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它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空话，废话，屁话。 　　你回避承认和解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过分强调个人修身养性，又有多大用呢？所以他周游列国，到处不受欢迎，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丧家之犬。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梳妆打扮，把儒家孔孟之道逐渐变成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这并不是老夫子本人的过错。 　　孔子说过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你就要妇女缠足，这就好养了？这是对人身肉体的残害嘛！什么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为妻纲，贞洁牌坊，女人死了丈夫就得守寡，男人老婆活着就可以娶几房姨太太。 　　把这些责任统统扣到老夫子头上，我看真有点冤枉。就像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所作所为，统统推到耶稣身上也确实冤枉。 　　但是，这些东西又都是在儒家孔孟之道旗号下强加给人民的。妇女要解放，就要批孔。人民要解放，起来造反闹革命，就必须要批孔。 　　我们是共产党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革命就是从批孔开始的，我们决不能走历代统治者，走国民党走过的老路，革命时批孔，上台了再尊孔，言而无信，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如果共产党只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特权，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自己不革命了，也不许人民再革命了，那就要把孔夫子再请回来，尊孔，祭孔，这说明你的统治也已难以难继了。结果呢，很可能也会和国民党一样，说不定哪天也会被中国人民赶到某个小岛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共产党就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用马列主义，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教育人民，武装人民，引导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与存在于头脑中的私有观念斗争，就是斗私批修。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本的任务，是从建党那天起，就写在我们党章上的任务。”』 　　我个人理解，主席提出批孔的用意，不像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对孔子本人有什么特别成见，专和老夫子过不去。也不是具体针对某个个人的，比如周总理。就连对郭老本人的史学研究，主席也是既有批评，也有许多赞同。 　　我个人认为，主席提出批孔，是针对党内及社会上的某种思潮，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更深层次的思考，或者说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忧虑。 　　至于这种思考和忧虑是对是错，那只有留给后人去评说，留给历史去检验了。 　　2011年5月20日修订稿 　　【注】： 　　当时主席讲要批孔，给我交代的具体任务，主要是认真贯彻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作的政治报告。 　　特别是报告中肯定党的九大以来的路线，学习理解周总理报告中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当时主席还强调总理报告中讲的“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要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 　　还有报告中提出的“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至于后来有人说批孔就是批周总理，不知他们有什么根据，反正我当时毫无察觉，并不知晓。 　　我当时认为主要是针对林彪，针对林立果搞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及当时社会上某种思潮。 　　对此有兴趣者，可将周总理的《十大政治报告》与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个比较。 [附：《毛远新：谈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无署名[红中网署为阎长贵]，可以参看恽仁祥《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120页起所引： 在一次访谈中，毛远新谈起毛主席批孔的真正原因。而批孔运动的始端却与一首诗息息相关，那是毛主席1973年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写的，但跟我讲是十大后，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的。 郭老的《十批判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50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难读，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我都不认，我问毛主席这啥字，主席给我讲什么字，我说怎么明末清初的文章怎么比唐朝的还难读。主席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而柳宗元的《封建论》是肯定秦始皇的，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为公的“公”）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纷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后都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开始，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汉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事，要不要封王。如什么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结论，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还要统一思想）秦灭六国都有一大帮儒生。 诗中祖龙指的是秦始皇，祖龙虽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书。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祖龙什么意思，主席说就是指秦始皇，第二历代都行秦王政，这个政是赢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孔学名高实枇慷，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气很高，实际上没用。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从柳子厚以后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历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枇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象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搞那个东西，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主席还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对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的，他说孔子作为中国者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到了南宋以后，你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做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这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象西方。主席举例子，主席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这一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段革命，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象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自己改变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他适应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的起来吗?] ———— ———— 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引1982年7月毛远新交代材料说十大闭幕后毛主席见毛远新，给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和柳宗元、章太炎文章，讲解了诗，说： 人家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主张回到刘少奇、反攻倒算呢！要批孔，反对倒退。 要贯彻十大通过的路线，批判唯生产力论。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引1986年1月4日毛远新会见律师谈话 十大以后，毛主席给我一首诗：《谈封建论赠郭老》，还给我柳宗元的《封建论》，章太炎的《秦政记》、《秦献记》。主席给我讲诗：'莫从子厚返文王'，不要从柳宗元退到周文王去。主席说：'要批孔，反对倒退'。人家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主张回到刘少奇，反攻倒算呢？又说：'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前进还是倒退。要贯彻十大通过的路线，批判唯生产力论'。 ———— ———— 《审判毛远新实录》，张焕文《大法官手记》引1986年1月16日法庭辩论毛远新陈述 毛远新说："1973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对毛主席说到教育战线，当前主要矛盾是教育质量低，从72年6月，我在辽宁提出'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的口号，主席批评了我，说'不对，主要是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学校也有个所有制问题'。十大以后，主席又对我说过，'五八教育革命，人家就是打着整顿教育质量的旗号反攻过来，再不要上当了'。 ———— ———— 毛远新《张铁生的答卷》[注：发表时有“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张铁生的答卷》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题图与文中照片为余涅所加。”] 1973年党的“十大”结束后，我去看望主席。我们先谈了这次大会的一些情况，主席讲自己的腿脚有病，所以让代表先走，由此談到了主席的健康问题，谈到《木兰辞》。 谈话间，主席突然问：“你们辽宁出了个张铁生，你知道吗？”我有些意外，不知主席对此事是什么意见，只说了句：“我知道。” 主席说：“我是从新华社内参上看到的，《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文章，是写在考试卷子背面的。据说反映不一，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好得很嘛，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我要《人民日报》和中央报刊都全文转载。还有那个编者按语也写得好，要一起转载。” 主席指着我说：“张铁生出在你们辽宁，你和省委的同志都要好好读一读。还有那篇编者按语写得好，你和省委的同志要好好学习。” 我的心放了下来，低声说：“那篇编者按语，是……是我写的。” “你？”主席一愣，或事出意外，或不大相信。他眉头一皱，双目圆睁，直盯着我的眼睛。我平静地望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渐渐地，主席脸上开始露出了微笑，接连点了两次头。看来他相信了。 我说：“去年夏天，中央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我向你汇报过辽宁的工作。谈到教育战线，当时我说，目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教学质量低。你当即打断我说：'不对！主要矛盾是哪个阶级统治学校。’” 主席说：“是啊，关于主要矛盾的看法，你是不对的。列宁认为，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做到了吗？” 我说：“今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你问过我，辽宁有多少下乡知识青年，还说现在大学招生对象主要是下乡知识青年，要我多去了解一下他们对大学招生方式的意见。回到辽宁后，我到全省下乡知识青年最集中的盘锦地区，走了好几个青年点，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听了一些农场、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 主席问：“他们怎么讲？” 我说：“中央规定这次招生对象，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及解放军战士，特别是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常年忙于生产和工作任务，中学数理化课程几乎忘的差不多了。招生文件下发后，家庭条件好的，主要是领导干部子女，还有些收入高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很多都扔下生产，跑回城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了，有的还专门请了家庭教师进行辅导。五、六月份是辽宁水稻产区的农忙季节，五一开始育秧、整田，六一开始插秧，七月十号前必須完成。为了抢时间，留在乡下没有回城的青年，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收工回来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没精力再熬夜复习功课。有些生产队的知识青年已经跑了一大半。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呐，生产队干部和负责带队的老农，急得跳起脚骂娘。 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文件我看过，但没有引起重视。按主席的意见去作了些调查后，我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我下去作调查，多听听下乡知识青年的意见。看来高考招生还是件影响很大的事。” 主席说：“我历来反对用一张考卷，就判定一个青年是否有真才实学的考试办法。我多次讲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到是那些连举人也没有考中的，像蒲松龄，从十七岁一直考到七十岁，胡子都考白了，还是没中举。他写的《聊斋志异》却是古代短篇小说集子中最出色的。还有曹雪芹，不要说举人，何时中的秀才还有待考证，却能写出《红楼梦》，古典长篇小说中最出色的。谁能说他们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我们大学的中文教授，有几个能超过他们？ 我看呐，所谓知识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书本知识，一类是实践知识。书本知识，主要也是前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践经验的总结。读了许多书，不参与实践，前人的经验并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我们的教育制度，只注重书本知识，不承认实践也是知识，严重脱离实际。 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什么叫社会主义觉悟？就是始终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是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包括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不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精神贵族。我在党内多次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意识到，学校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青少年代表着未来，哪个阶级统治学校，就为哪个阶级培养未来的接班人。我们共产党自己管的学校，都有党委和党支部，就是要保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担心，他们可能辛辛苦苦，在那里培养将来挖共产党祖坟的人呐。 要搞教育革命。中学毕业后，要到社会中到劳动中去接受实践的磨练，再从有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中选拔培养大学生。否则，从小学到大学，关在教室里十六七年，培养些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只会死背标准答案，只会应付考试的书呆子。他们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欺骗，拉拢，收买。” 我说：“你多次批评过我，说我就是这一类的书呆子。大学毕业后，你要我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兵，从一个战士重新学起。” 主席笑了，说：“所以我要你们军工学院的学生，都下乡去搞四清，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读了那么多书，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工人农民，将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鬼才知道呢。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学招生的目的，招生的对象都发生了改变，继续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行得通吗？正是有这个担心，我要你去调查一下，多听听广大群众，特别是下乡知识青年们的意见。” 我说：“辽宁省教育局决定先搞几个考试试点，但数理化考试结果，许多知识青年都不及格。” 主席问：“那怎么办呢？” 我说：“省委专门听取了教育局的汇报。他们谈到沈阳医学院试点情况，面对下乡、下厂多年的招生对象，对考试题目难度没把握，就把全院副教授以上专家请来，要他们按规定时间，把数理化的题目先作一遍，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确定考题难度。结果出人意料，专家教授们也几乎都不及格，许多人都交了白卷。” 主席说：“哦？有这样的事？” 我说：“当时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难道大学教授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没有？我请他们把医学院数理化的试卷调来，我带回家，按规定时间自己作了一遍，并按他们的判分标准打分。” 主席问：“结果呢？” 我说：“数学中的代数部分能及格，而几何部分许多题我答不出来，数学平均还能及格。物理好些，能得七八十分。最惨的是化学，几乎等于交了白卷。数理化考试平均成绩不及格。我当时……” 主席大笑，指着我说：“连你也……也，也不及格，呵呵呵呵！” 我说：“你知道的，我是以优秀成绩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又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难道我连中学生的文化水平都不够格？这时我才理解了沈阳医学院的那些教授，他们中许多人在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是有真本事的。但是，多年不摸中学课本了，突然遇到中学的数理化试题，也真难为他们了。化学考试，几乎全都交了白卷，唯一一位化学成绩好的教授，是专搞药理分析的，他日常工作一直就没有离开化学。” “唉！”主席长叹了口气：“那些教授恐怕就是现时代的曹雪芹，蒲松龄，不是他们交了白卷，不及格，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及格哟。” 我说：“当时我就想到那些在农村插队多年的知识青年，既然省里不能保证给他们同等的足够的复习准备时间，就不该沿用过去对应届中学毕业生的考试方法。两天后，我把我自己的考试成绩，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布。我说，沿用过去的考试办法，对全省几十万下乡知识青年太不公平了。” 主席说：“不只不公平，主要是不能反映一个青年真实情况和能力水平。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打破旧的世袭制度，公平选拔人才，在历史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后来，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走进了死胡同，脱离实际的八股文害死人。《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恨透了科举，谁要劝他复习功课准备应考，他就对谁抛以白眼。这恐怕是曹雪芹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我们这套考试办法，是以新八股取代了老八股，也走进了死胡同。再不搞教育革命，残害青年，埋没人才，误人子弟啊！” 我说：“省教育局长汇报还说，锦州试点有个青年在物理化学考试时交了白卷，却在试卷背面发了篇议论。这个青年就是张铁生。我就把他那张考卷调来，读了他那篇文字，觉得他和我的心是相通的。我要省教育局派人去锦州对他作个调查。调查回来后，省委听取了汇报。他们说，张铁生中学毕业时，成绩中等。1968年下乡插队，后来担任了生产队长，长年忙于队里的生产和工作，没有复习时间。生产队一头大牲口生病，他牵着几乎走遍全县，到处求医，还是不治而亡。他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发愤要学习兽医，就报考了朝阳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准备大学毕业后回去当兽医。” “好！有志气！”主席拍着沙发扶手说，“就是要选这样的青年上大学。他在考卷背面写的那些文字，是一篇讨伐现行教育制度的战斗檄文。” 我说：“据调查的同志说，后来给了他几天复习时间，改换理化题目再考一次，成绩在七十多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把他那份答卷登在《辽宁日报》上，目的是想在全省引起一场讨论，大学招生到底用什么办法更好。经常委会同意，我动手写了那篇编者按。” 主席说：“有感而发，写得好！我要《人民日报》转发时说，一定要把编者按语一起发表。今天我才晓得，是出自你的手笔。” 我说：“我要教育局给朝阳农学院打个招呼，让兽医系录取他。” 主席说：“这个朝阳农学院，就是你上次讲的那个坚持在农村办学的农学院吧。” 我说：“就是那所大学。陈锡联按你的指示，坚持把沈阳农学院从沈阳市里迁到辽宁最贫穷的朝阳地区。” 主席说：“现在讲要科学种田，缺的是在生产第一线的农业技术人员。农科大学的毕业生，都想拿国家工资后，留在城里，不愿下乡喽。” 我说：“去年你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和陈锡联商量，打算今后分批从全省每个生产大队直接选拔个青年上农学院，毕业后再回原大队当技术员，我们叫'社来社去’。回去后和社员一样由生产队记工分，国家每月补贴三到五元。争取用五年左右时间，每个大队都有个留得住的技术人员。遇到实际难题，随时和农学院老师保持联系，工作若干年后，再带着疑难问题，分批返回学院培训提高。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一批农业专家呢。” 主席连连点头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你们那个……那个考教授的医学院，是不是也可以给每个大队培养个医生呢？主要从赤脚医生中选嘛，毕业后也回去，农村更需要懂医懂药的人呐。” 我说：“我看可以。回去我和陈锡联商量一下，明年就开始试点。” 主席说：“今年就办不了吗？” 我说：“来不及了，今年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省教育局研究过多次，今后如何从知识青年中招生。他们提出过几个方案，教育局长向我汇报过，比较倾向的方案是，考生成绩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学毕业时的成绩和表现，占30%；二是所在生产或工作单位群众对他的评议结果，也占30%；三是这次高考考试的成绩，占40%。” 主席说：“先试一试，发现了问题再改进嘛。” 我说：“目前还有些分歧，一是全省各地中学成绩的评定标准差异较大，是否有必要全省中学进行毕业统考？二是三个部分的比例如何确定更合适。三是如何保证所有青年都有一定复习准备时间。再一个就是如何保证群众评议的公正性，防止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具体实施起来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解决。在盘锦的大洼区，一个农场的干部问我，大学招生考试为什么不能放在冬天？他说，东北无霜期短，现在的考试时间正赶上农忙。冬天农闲，加上春节放假，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让青年们复习功课，赶在春耕之前考完。这样生产、招生两不耽误。” 主席说：“这个意见好哇！可以考虑东北地区招生放在冬季进行。” 我说：“我也想过。但是，这要涉及整个国家教育体制的变动，否则全国统一招生的院校怎么办。这些问题，还在探索研究中，恐怕一时还定不下来。总之，不能光凭一张试卷，就决定一个青年的前途。” 主席说：“你好像说过，你们省那个教育局长原来就是个小学教员。我和她一样，原先也是个小学教员嘛。她叫什么名字？" 我说：“她叫温巨敏。是党的'十大’代表，这次来参加了会议。” 主席问：“那个张铁生来参加会议了吗？” 我说：“他又不是'十大’代表，他没来。” 主席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为什么不叫他来参加呢？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不是写进党章了吗？” “他？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我想解释。 “那你们辽宁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主席打断了我的话。 我无言以对了。当初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我主要考虑到大学招生考试方法要改变，没想到主席却上纲到“战斗檄文”，上纲到党章规定“共产党员要敢于反潮流”。 1973年底，在中央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到张铁生，他说：“辽宁出了个张铁生，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我说好。就是要敢于反潮流！” 1974年辽宁省选举参加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时，中央纪登奎同志给省委打来电话，说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中央专为辽宁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指名张铁生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1975年，全国人大会上，张铁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6年1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妄图颠覆XXXXXXXXX，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罪，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在法庭上，我承认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张铁生的答卷，并亲手起草编者按语属实，同时我也讲了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条转发，还责怪省委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等全过程。针对法庭指控我构成破坏辽宁省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我反问，那毛主席是否构成了破坏全中国教育事业的反革命刑事犯罪呢？此事纯属党内教育路线和具体政策上的是非分歧，不应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 最后法院认定，发表张铁生的答卷，是我构成反革命刑事犯罪的主要罪证之一。在我的判决书中，有关张铁生答卷问题的部分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七月，被告人毛远新将张铁生树为‘典型’，后说‘要拿这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打人了’。致使张铁生到处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 我说明一点，我是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他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但没说要“打人”。至于说他“进行反革命煽动，诬陷迫害老干部”，我真的不知道。 1989年，我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从朋友的口中得知，张铁生也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看到几乎所有报刊杂志上都称他为“白卷英雄”、“白卷先生”，说他是江青等“四人帮”树起的“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的典型。 如果国家法律认定在《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答卷就构成了反革命刑事犯罪，那也只是我和毛主席两个人要负责任，但我们两人确实都没有什么“读书无用论”、“不要文化论”等思想。江青等四人原先都完全不知道此事，他们是在毛主席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后才知道的，才表示支持的。 附 件： 附件（1）：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略】 2005年10月初稿；2023年5月修订 【 《中国二十世纪通鉴》说[1973年8月?]毛主席看到《辽宁日报》7月19日关于张铁生报道后称赞张铁生是“反潮流的代表”，指示《人民日报》转载。 参照：马社香：《朱旦华谈毛泽东严格教育毛远新的历史真相》(原载《湘潮》2015年第5期)摘录 朱旦华：……毛主席当时说过，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的那篇文章，是一篇讨伐旧的招生考试制度的战斗檄文。毛主席从来没有提倡或鼓励不要知识不要文化的白卷考生，而是反对表面化片面化看试卷的分数。毛主席肯定张铁生，是在反对仅凭一张考卷选拔青年入学的考试方法。毛主席生前多次说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人，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倒是70岁连举人也没考上的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至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要说举人，连何时考中秀才，还有待考证。谁能说蒲松龄、曹雪芹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呢？我们现在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多少人能达到他俩的文化水平？ 毛主席对远新说过，他曾设想，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能不能在某一个工种上，达到相当于三级工以上的实际操作水平？还说，对农学院毕业生，要以能否胜任基层农业技术员为考核标准。远新就在辽宁朝阳农学院做了试验。像今天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基层农业技术员。这段基层经历，对袁隆平后来的造诣是非常重要的。主席还问过远新，医学院刚入学的大学生，有没有可能先用半年时间，下病房当护理人员，学会照顾病人，喂饭洗脚，倒屎倒尿，同时学习一些基本护理知识，第二个学期再开始上课。要从学生一入学，就注重培养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远新对我说，他曾在沈阳医学院搞过试点。 毛主席说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早期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因为他们联系实际，从士兵做起。后来陆军大学出来的将领，书读得不少，却没有几个真能打仗的，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实际。主席不仅这么说，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原本分到指挥机关当参谋，主席则非要他下到基层连队，从战士当起。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 1965年5月，他因病到北京住院治疗。6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谈到越南战争可能会越打越大，主席问他：“如果越南要求派兵支援，你敢不敢去？”远新说：“敢去。”主席很高兴，说：“好！我们家就剩下你一个壮丁喽。”又问他：“你是学无线电控制导弹的。步兵的轻武器你会使用吗？”远新说：“都会用，但很长时间没摸了，不熟练。”主席通知汪东兴，从警卫中队调来步枪、冲锋枪、手枪让他反复练习，还安排他去靶场打靶。 …… 1966年远新下部队前，主席特意安排他先到南昌，与我和老方告别。因为远新是哈军工的高材生，学院原打算分配他到七机部研究机关，主席不同意，要他下部队当兵。因为他学的专业是防空导弹地面控制系统，就被分配到空军。当远新到空军报到时，吴法宪司令和余立金政委决定，把他安排在空军司令部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主席听说远新分配到空军司令部当参谋，不高兴了，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远新说：“参谋算什么官，比芝麻粒还小。”主席也笑了，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是最小的官了。但是，我是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战士。”远新只好又去找吴法宪，把主席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法宪当时很激动，眼圈都红了，说：“真没想到，主席要求子女这么严。”就这样，远新被分配到空军高炮部队一个最基层的班里当了战士。 这次来南昌告别，老方特意安排远新去井冈山、瑞金、兴国等老区参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那是1966年2月初吧。远新参观学习回来后，从九江乘船去了武汉。当时毛主席在武汉，远新原打算去和主席告别后，就下连队当兵去。但主席要他在武汉再多待几天，然后带他一起去了长沙。到长沙后，主席在火车上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应该回去看看，速去速回，我在火车上等你。”第二天一早，远新坐汽车乘轮渡过湘江，到了韶山。在韶山，远新参观了故居，第一次走进他爷爷奶奶居住的房间，走进主席居住的房间。最后，来到他父亲居住的房间。在韶山，远新还参观了刚刚建好的纪念馆，当时叫陈列馆。还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恭恭敬敬献上一束花。接着就乘车往长沙赶。当晚，风雨交加，湘江上还没有桥，汽车行驶到湘江边，因风浪太大，轮渡停摆，不得不掉头又回到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绕道湘潭才回到长沙。 当远新在火车上向主席讲述，当天不得不在韶山住了一夜时，主席开玩笑说：“恐怕还是祖上有灵呐，你想匆匆忙忙转一圈就走，那可不行！非要你住上一夜不可。” 当天主席在列车上和远新进行了长谈。 那一次，主席再次提到，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可能升级。一旦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南北分界线，我们就可能公开参战。主席第二次问他：“你敢不敢到越南去打一仗？”远新说：“敢！”主席说：“听说那个B-52可厉害呢。你就不怕？”远新说：“不怕！”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防空部队已经过去了，你们那个部队过去吗？”远新说：“听吴（法宪）司令说，我们的工程兵和运输部队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空军地面防空部队只有高射炮兵师过去参战，防空导弹部队目前还没有过去。只要军委下命令，我就跟三营过去参战！等我们打下一架B-52，我拿块飞机残片回来给你看。” 主席高兴地说：“好！我们家除了你，再没有壮丁可以去打仗喽。我对你是寄予希望的。”】 ———— ———— 毛远新《毛主席谈控制人口》[注：发表时有“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毛主席谈控制人口》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题图与文中照片为余涅所加。”] 1970年12月底，我和陈锡联、李伯秋等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辽宁准备召开党代会的筹备情况后，根据周总理的建议，中央确定要派我去哈尔滨处理黑龙江省的问题。汇报结束后，主席要我暂不回沈阳，留下来商量如何处理黑龙江的问题。这期间，主席给我谈了许多庐山二中全会的的情况，其中曾提到了控制人口的问题。 主席说：“庐山会议，原本是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除讨论修改宪法外，还要讨论第四个五年计划，主要是经济规划，人口也要适当控制。解放以来，人口增长很快，我看中国人基本上还是按过去传统观念结婚生育，变化不大。只是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改善了，平均寿命长了，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人丁兴旺呢。你们辽宁现在人口有多少？” 我说：“加上内蒙划过来的昭乌达盟，大概有三千一百多万。” 主席：“黑龙江呢？” 我说：“大约不到两千万。” 主席：“你们辽宁是工业大省，城市人口比重大，控制生育还比较容易，农村就比较难了。有传统观念影响，家族香火问题嘛，也有个经济问题，家里总得要有个壮丁劳动力嘛。江浙一带许多女孩子起名叫招娣，引娣，就是想要再生个儿子，大有不生个儿子死不休的味道。这只能靠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来逐步解决。” 我说：“和平年代，没有发生战争也是个原因。” 主席：“打了几仗，主要在朝鲜，还有现在的越南，和几亿人口比起来，对人口变化影响不大。我看，人类自身繁衍也是有其客观规律可循的，除个别突变因素，如世界大战、瘟疫流传、大的自然灾害外，主要还是受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还有传统习俗的影响。 人类正常繁衍，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到三个为宜。超过三个负担就重了，三个以上要适当加以控制。控制人口要讲自愿原则，绝对不能简单行政命令，强迫实行。要通过思想教育，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解决。历史的经验，我们许多干部，懒于去作群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贯彻上面的政策往往喜欢用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的强制方式。靠行政命令强迫方式解决人口控制问题，是愚蠢的，要不得的，那会挑起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教育卫生的普及，农村公社、城市街道建好卫生所，托儿所，养老院，有些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办嘛。解除了后顾之忧，相信大多数群众是能逐步接受的。” 我说：“如果有人就是不自愿，生了三个还要生怎么办？” 主席：“那也冇得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还要生仔，也只好由他去喽。在西柏坡听过一首民谣，怎么说的呢？小白菜呀，心里慌呀……” 我打断他说：“是‘心里黄’，不是‘心里慌’。” 主席不理睬我的话，继续按他的思路往下说：“慌什么呢？一怕爹爹娶后娘啊，二怕再生个弟弟，后来居上啊。”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主席却侧转过身，面对我故作严肃神态，压低嗓门说：“看来，小白菜和我们一样，也在关心人口问题哩。”说完，还十分认真地点了两下头，随后也忍不住和我一起笑起来。 主席说：“再一个，就是要解决好技术问题，要研究推广简便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费用要由国家承担。这是总理提出来的，提得好。控制人口，是你政府向老百姓提出的要求，当然就得由你来掏钱喽。” 后来我向陈锡联谈到主席“改编”民谣的故事，陈锡联归纳说：“控制人口就三条：一是两到三个，不得超过三个。二是自觉自愿，不得强迫命令。三是所有技术措施，都由政府掏钱。” 辽宁省原则上基本就按这三条，布置全省的人口控制工作。 三十多年后，我看到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辽宁奋进四十年》一书，其中第329页“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辽宁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千分之21.5，到我被捕的1976年，已经下降到千分之8.8。(见附表)看来陈锡联归纳的三条在辽宁还确实有些成效。 当然，书中还多次提到，文革期间辽宁取得的各项成绩，都是辽宁广大干部群众与以毛远新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斗争的结果。 初稿：2003年2月 修订：2023年5月 附 表： 辽宁省人口总量变化表 (摘自 1989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辽宁奋进四十年》) 【略。黑龙江问题可能指潘复生。】 ———— ———— 毛远新《毛主席谈“天才”》[注：发表时有“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毛主席谈“天才”》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题图与文中照片为余涅所加。”] 1970年底，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中央汇报筹建党代会的情况，我和陈锡联、李伯秋等人一起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汇报结束后，我回中南海去看望主席。 主席说：“你们辽宁是全国最后建革委会的省吧?” 我说：“在1968年5月，是全国倒数第四个建革委会的省。” 主席说：“总理告诉我，辽宁去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就已超过了1966年。中央认为辽宁的形势比较好，现在是全国可以召开党代会的前三名，可以选举新省委了。两年前，辽宁三派还打得不可开交，其中两派都是反对陈锡联的，中央担心呢。总理说辽宁很快消除派性实现了大联合，你功不可没，提名你是省委副书记人选，我说只能进常委，但政治局都支持他的意见。” 我说：“还是当时中央政策调整得好，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矛盾，承认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端平，辽宁才很快消除派性，实现了大联合。” 接着，我简要汇报了辽宁的情况，谈到陈锡联传达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学习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情况。 主席说：“他们说我是天才，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屁话!才不要信呢。我小时候跟着母亲拜过菩萨，信过佛。读了私塾，又迷信孔夫子，崇拜曾国藩，进了洋学堂又崇拜过康德。要不是陈独秀，我的老师，我哪里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姓马的大胡子哟。陈独秀是个好人，有点固执，后来犯了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他是有第一位功劳的。他和李大钊都是我的老师，我不是什么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后来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主席说：“还有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才不要相信呢!”我当时愣了一下，心想，那不是林副主席说的吗? 主席说：“一句就是一句嘛!修改《宪法》草案，我说要删去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那几个副词，讲过四遍，顶四万句了吧?但顶个屁用!一句话可能说对了，也可能说得不对，除了神仙，谁能句句都是真理?” 停了一下，主席又说：“我看呐，连神仙也作不到。《圣经》上说有条蛇，劝两个年轻人吃了树上的苹果，上帝很生气，就处罚蛇终生吃土。可是科学家发现，蛇是从不吃土的。可见上帝也会说屁话呢。不许人吃苹果就是错误的。那条蛇叫人吃苹果，不要听信上帝的清规戒律，我看蛇是对的，是革命造反派。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还吃不上苹果呢。按照《圣经》的逻辑，那两个年轻人吃了苹果，头脑才开了窍，才晓得男人女人之间还有那么一种微妙的关系，有了羞耻感。那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嘛，否则今天大家还都光着屁股呢。” 我忍不住笑起来。 主席也笑了，说：“我看蛇是有功的，人类的繁衍，文明的进步，现在世界上有了几十亿人，都应该感谢这条蛇呢。可见上帝也会说错话做错事，他站到整个人类的对立面去喽!我是站在蛇一边的，支持它造上帝的反。” 主席转过身来问：“你也支持吧?” “我也支持。”我说，“主席你生于 1893 年，农历是癸巳年。辰龙巳蛇，你就是属蛇的。” “哦？我属蛇。那你呢?”主席问。 我说：“我 1941 年生，农历我说不清。正好晚你 48 年，12 年一条蛇，我也属蛇。” “来!”主席熄灭手中的烟头，举起茶杯:“为蛇干杯!”我举起茶杯，和主席碰了一下，喝了口茶。 “我们中国有个孙猴子,”主席放下茶杯说，“也是个革命造反派，他不管玉皇大帝的清规戒律，大闹天宫，搅得天庭不得安宁，把王母娘娘的桃子吃个精光，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上屙了泡尿。你读过《西游记》吧?” 我说:“小学就读过，上初中又读过一次。” 主席说：“那你说说看，吴承恩为什么要写《西游记》?”我说：“为什么写……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主席说：“我看呐，他是对朝庭政治不满，又不敢去骂皇帝，就编出个孙猴子，搅得朝庭不得安宁。结果呢?判了五百年徒刑，刑满出来，还得加上个紧箍咒，不许你乱说乱动。这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下场哟。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遇到的妖怪是什么来路？我看呐，许多都是中央高级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什么秘书、警卫、司机之类。这些人到了民间，为非作歹，祸害百姓，连神通广大的孙猴子都斗他们不过。为什么呢？” “书上说，他们都是偷了主人很厉害的法器。”我说。 “很厉害的法器是什么?”主席说，“无非就是主人的招牌罢了。最后还得把主人请来，把妖怪收回了之。而那些没有背景的妖怪，都死在孙猴子的棒下。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领导干部的特权!” 主席说：“吴承恩几次科举不中，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据说他写过首诗，其中有两句说：'胸中磨损斩邪剑，欲起平之恨无力’。可能就是他写《西游记》的初衷。想斩尽世上的邪恶，在心里把剑都磨坏了，也只能自叹回天无力哟。”(后来我查过吴承恩的资料，他有首长诗，其中有四句曰：“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作者注) 主席说：“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反对特权，管好自己和和身边的亲属、工作人员，不然有人可能打着领导的招牌，到下面去祸害百姓呢。好像是在'九评’中，列出了十多条，专门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特别讲到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提出要反对领导干部的高薪，反对特权，缩小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你找出来再读一读。” 主席点了支烟，说：“还有什么'天才的军事家’，才不要信呢。我是个教书的先生，师范毕业，没上过军校，也没进过讲武堂。机关枪能打多远，迫击炮能打多远，部队行军一天能走多少里，我统统不晓得。秋收起义后，我打了许多败仗，队伍跑散了，拢都拢不起来，我急得直跳脚。几千人的队伍，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几百人上了井冈山。后来去赣南发展，还是一个败仗接一个败仗，一直到闽西打下长汀，才喘得口气，可以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打了败仗跌了跤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了跤后不能客观地总结教训。 狗屁'天才的军事家’。我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打了许多败仗之后，才逐渐学会打仗的。为什么打了败仗，队伍跑散了拢都拢不起来呢？我到连队去调查，想到连队里没有核心，提出把支部建在連上。一个支部七八个党员，每个党员再交一两个知心朋友，积极分子，连队就有了核心。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人就变得聪明些喽。说我是天才，我不赞成。说我善于总结经验，我赞成。” 主席说：“还有什么四个伟大，哪有那么多伟大哟，讨嫌!”主席又转过身来问我：“你说说看，世界上什么人最伟大?”。 我心想是指古人还是今人？指军事家还是科学家……一时回答不出。主席说：“我看呐，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这个答案，当时我是根本想不到的。 主席说：“还有人说，我要删除那几个副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歩的!”主席再次转过身来问我：“什么叫谦虚?” 没等我想好用什么词来概括，主席就说：“谦虚就是实事求是，不足为傲，过之似伪。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喽。” 主席说：“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亲手缔造的，是某某人直接指挥的。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了吗?何况也不是我一个人缔造的嘛。我是个教书的，没学过军事，我一个人怎么缔造军队呢?” 我说：“在一个材料上我看到，辛亥革命时期，你是当过兵的。材料上说，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学习研究军事了。” 主席摇了摇头：“当过兵不假，有大半年吧。但是说从那时就开始学习研究军事，那是屁话。我不过就是想走出去长长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哩。” 我说：“那总是参加过军事训练，了解些军事常识吧。” 主席又摇头，说：“因为我的文笔好，长官把我留在身边当了个文书，帮他钉个名册，作个记录，起草个命令报告之类东西。”主席故意压低嗓门，悄悄说：“当文书可有个好处呢，早上可以睡懒觉，不用出操，不用参加训练。”我又忍不住笑了。 主席说：“缔造一支军队谈何容易，就像要打造一把刀，首先得要有铁匠，这个铁匠不是我，主要是朱老总，他进过讲武堂，行伍出身，有带兵打仗的实践经验。他能把一帮闲散的农民，组织训练成一支能打仗的队伍，从单兵素养到班排连营的基本攻防战术。还有伯承、剑英他们。我的作用，主要是如何使这把刀更加锋利，更加坚韧。再一个，就是这把刀如何个耍法，出出主意。” 说着，主席背靠沙发，举起右手空握着拳，在自己面前左右晃了两下。 主席说：“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我一直在想，要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支军队要不同于国民党军阀的部队，也不同于王佐、袁文才绿林好汉的队伍，这支军队要成为我们党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组织宣传民众，还要帮助建立地方政权。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党指挥枪，要在军队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同时，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官兵关系，新的军民关系，新的军政关系，制定新的部队纪律。这和朱老总他们熟悉的带兵经验就不大相同喽。开始他们难以接受，产生过一些矛盾，还一度剥夺了我对部队的指挥权。后来实践证明，只有这条路子，红军才能生存，才能打胜仗，他们又转过来支持我的意见了。南昌起义失败，两万多人的队伍，死的死，跑的跑，也只剩下几百人，是朱老总带着，转战广东、江西、湖南，坚持斗争到井冈山会师。所以，只说我一个人是缔造者，我不赞成。说我是缔造者之一，我赞成。这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这才实事求是嘛。” 主席说：“不仅是打仗，许多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学到的，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书是要读的，问题是怎么个读法。” 主席又朝我转过身来问：“什么叫知识?”又提出一个我一下子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知道了，他并不是非要我回答不可。 主席接着说：“那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经验的总结。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有了知识，是个知识分子，了不起喽。我看不见得。许多大学生，包括你，”主席用手指了我一下，“读了许多书，如果不去实践，前人的经验还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参与实践，才能检验你读到的东西是否正确有用。同时，又获得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你能把前人的经验，通过实践变成自己的经验，能成功地解决实际问题，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马服君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一生带兵打过许多大仗。他的儿子赵括，读了许多兵书，连他的父亲都辩论不过他。马服君临终前，交代他夫人说，千万别让我们的儿子去带兵打仗。后来秦国入侵，赵王不听劝阻，起用赵括统帅大军。结果呢?上了战场，碰上白起，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统统被活埋。我说有些人书读得越多就越蠢，就越没有知识，指的就是赵括这类脱离实际，只会夸夸其谈的读书人。” “赵括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吗?”我问。 “也算也不算，”主席说，“他就是那种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还有王明路线临时中央的老爷们，吃了几年洋面包，读了几本马列的书，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苏区的实际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却要指挥一切。结果好了，把苏区几乎统统丢光，三十万红军剩下不足三万。我在延安写文章说，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能打死人的，这些老爷们连这都不懂。我们党吃这类知识分子的亏太多了，所以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任务，让那些只有书本知识，却没有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磨炼，变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提出教育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把培养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学校，改造成为培养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学校。 我要你们军工学院统统下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就是要你们去接触中国社会的实际，除了有书本知识，还要有实践知识，那是坐在课堂里学不到的。大学毕业了，我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从当一名战士做起，就是担心你成为赵括那样的知识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中，真正有点本事的还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因为他们要从当兵开始，亲身参加作战实践。后来那些陆军大学毕业生，书读的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不多。” 主席说：“庐山会议闹了个大笑话，许多高级干部，居然相信天才，连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都没有搞清，打着拥护什么'天才’的旗号，跟着陈伯达起哄，搞突然袭击，以为这一哄，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全推翻了。我偏不买这个账，说他'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一场未遂的政变，无非是'诛晁错，清君侧’而已，古已有之。我看，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还是要多读些马列的书噢。” 我问：“你看我应该从哪里读起呢?” “嗯……”主席想了一下说：“可以先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主席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是黑格尔，他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恩格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辩证法。但恩格斯说，黑格尔的体系没有错，但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是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的。马克思把他又倒了过来，头朝上，脚朝下了。 费尔巴哈也是马克思的老师，他的《宗教的本质》(应是《基督教的本质》 ——作者注)一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曾经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极大的解放。恩格斯说，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但是，马克思又发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到了人类历史领域，他又回到了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他下半身是唯物主义，上半身还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老师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以我说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什么天才，他们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了辩证法，学了唯物论，又学了经济学，学了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不是盲目地学，迷信地学，而是批判地学，这就叫扬弃。经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有扬有弃，正确的就发扬，错误的就抛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主席说：“我过去批评你学习方法不对头，以为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理。才不见得呢!现在，你到东北辽宁工作，从北京发下去的指示、号令，都是对的吗?也不见得。还是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认真思索一下，看看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看看是不是符合你们下面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指示，包括我说过的话，有些说对了，符合客观实际，你们省委就执行。有些说错了，不符合客观实际，你们就向中央反映，就要敢于和中央争论。只有经过争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才能知道真理究竟在哪里。只要你们的意见更接近真理，我就作自我批评。害怕争论，躲避争论，甚至不许争论，或者是自己心虚胆怯，或者是以势压人，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都是错误的。” 主席再次转过身问我：“什么叫真理?”不等我回答，他就说：“真理就是真正反映事物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道理。人的主观认识与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总是有差距的，如果差距小一点，十个指头有两个或者三个，那就很了不起喽。人们认识到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今天被当作真理的东西，都包含有明天可能会显露出来的谬误部分;今天被认为错误的东西，明天可能被证明它还包含某些真理的内容。所以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经过怀疑，思考，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部分，否定该否定的部分。” 主席重新点了支烟，说：“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就有讨论修改《宪法》的议题。我提议，把公民有'四大’的权利写进去。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随时发表他们的意见，可以监督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还要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写进《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居然害怕工人罢工，岂非咄咄怪事?除非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脱离了群众。不然你怕什么?我看只要处置得当，罢工只能揭露矛盾，暴露坏人，教育群众，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干群关系。哪有共产党人比资本家更害怕工人的道理!” 主席从手边茶几上拿起一摞材料递给我：“黑龙江出了点问题，中央有些担心，那里是边防第一线，这样搞下去不好。你拿去看看。” 我接过材料粗略翻了一下，多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的内参，还有一些电报、记录稿，反映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问题。 主席说：“你转告陈锡联，他们先回去，你留下，中央正在考虑黑龙江的问题怎么处理。总理提议要你参加，说你对黑龙江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些材料你先拿去看看。”我拿起材料，站起身来向主席告辞，主席也站起来和我握了手。 我刚转身，主席说：“等一等。”我又转回身来。主席问：“'天才’一词，英文怎么说?” “天才?”我说，“好像是gen……什么的，记不清了，可以查查。”我走到对面墙角，从书架上抽出郑易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 “查到了,”我说，“'天才’英文是 genius。汉语注释为天才，天赋，还可以解释为神仙，妖怪。”我边说边把翻开的辞典指给主席看。 “哦，在庐山，他们说我是妖怪。呵呵呵呵。”主席笑了，我也笑了。 【初稿2008年9月；修订2023年7月】 ———— ———— 毛远新手迹 当年主席给我讲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讲过吴承恩的一首诗： 野夫有怀多感激， 撫事临風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 欲起平之恨無力。 毛遠新 2010.10.14 毛远新手迹，网图 ———— ———— 毛远新《关于1973年基辛格访华》[注：发表时有“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关于1973年基辛格访华》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题图与文中照片为余涅所加。”] (初稿：2017.10 修订：2024.01) 1973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会议结束后，我去看主席。主席先问了我对这次会议的看法，又谈到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其他一些事情后，主席谈到两个月前基辛格来访及中美关系的问题。 主席说：“这次基辛格来访，我听了两位小姐（指王海容和唐闻生。余涅注）的汇报。这位博士大讲苏联正准备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调来了多少部队多少飞机坦克，甚至说苏联要对中国甩原子弹，还提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情报和军事装备。我要她们去告诉总理：‘那都是吓唬人的，才不要信呢。那是个陷阱，不要上基辛格的当，他是想踩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去抖威风。’ 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中东，还是东移转向了亚洲？我们外交部认为已经东移，理由是苏联在远东大量增兵，很可能对我发动突然袭击。我看，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还不如我们一些驻外使馆的分析，连新华社一个小小的记者都不如。美国现在巴不得从越南尽快撤军，好腾出手来，到欧洲、中东去与苏联争夺。苏联是在远东摆了许多军队，号称百万，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野心很大，但要和中国开战，他没那个力量，也没那个胆量。我对基辛格说：‘博士，你说错了，北极熊要咬的是你美国，不是中国。’ 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苏联来讲，美苏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拉中国去压苏联不过是基辛格的计谋。为了从越南脱身去对付苏联，他在竭力挑动中苏之间的矛盾，好从中渔利。美国陷在越南战争泥潭中拔不出腿来，苦不堪言，这只对苏联有利。莫斯科没有那么蠢，苏联若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会比美国陷在越南的处境更苦，这只对美国有利，是美国人巴不得的。” 主席说：“中美关系改善，不是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也不是我们团结第三世界反对美苏两霸的方针改变了，这在中美上海公报中讲的清清楚楚嘛，你可以找来再读读。我们有些同志看不清美国帝国主义的本性，有必要向党内高级干部打个招呼。由于苏联大兵压境，害怕他对我发动突然袭击，这边中美关系又得到改善，就产生了崇美恐美，想依赖美国的思想。人家拿苏联屯兵远东来吓唬你，再讲点你爱听的话，抛点小恩小惠，就忘记了美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美国人的话是靠不住的，除非迫不得已，才讲点真话。在延安搞调停，在板门店谈判，后来在日内瓦在华沙的谈判，我们早都领教过了。美苏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能把自已绑在美国身上。我们不要苏联的核保护伞，也不要你美国的核保护伞。” 主席说：“看来我们报纸的宣传也要讲点辩证法。但凡提到尼克松、基辛格，都加上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高帽子。他们对打开中美关系做了有益的事，这也说得通的。但是，要称霸世界才是美国的本性，这是由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从四九年起，美国就一直想整垮我们，在朝鲜打，在越南打，硬的一手不行了就来软的，但其帝国主义本性并没有改变，就是要你XXX{注：共产党}倒台，或者变色，成为美国的附庸。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以为蒋委员长就可以信赖可以依靠，要一切服从，不讲我党的独立性，那就错了，就是忘记了他是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阶级本性。在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讲斗争的时候，要防止左的倾向。在讲联合的时候，特别要防止右的倾向。这是我们党用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 主席说：“中美关系打开是件好事，打开了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大门，说明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失败了。最近我们就和西方做了好多笔大生意，是我决定批准的。” 我说：“辽宁就有盘锦化肥厂和辽阳化纤厂两个项目。化纤厂原定是给江苏的，是我给先念同志写了封信要来的。理由嘛，江苏不产石油，化纤厂的原料还要从辽宁装船运过去。另外东北没有棉花，轻纺工业不行。” 主席说：“生意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大些，人家的技术就是比我们先进嘛，要向人家学习，尽快掌握这些技术，再努力超过他们。但是，生意也不是越多越大就越好，要有个度，就是国家经济的独立性。超过这个度，会产生依赖，受制于人。失去了经济独立，政治、军事、外交都难独立了。” 我问：“中美为什么只设联络处，不正式建交呢？连晚来一步的日本都正式建交了。” 主席说：“中美建交，卡在台湾问题。我提出三条：断交，废约，撤军。在中美上海公报中，专门有一段双方的“严重争端”【见附件】，实际上双方立场分歧还很大。我们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说他认识到两岸都承认一个中国，所以他没异议。屁话!哪天台湾不承认了，他就可以异议了吗？我们讲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涉及主权，别人无权说三道四。他偏强调和平方式解决，这是公开干涉内政，我就不答应。美国是舍不得台湾他那个老朋友，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1950年我们就提出驱逐国民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硬是从中作梗，拖了二十年，现在还不是解决了嘛。主要是第三世界那些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第三世界国家才是我们可依靠的对象，他们有难要尽量帮助，但不能学美国苏联，总想要干涉人家的内政。 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当然好了，不死人，不破坏，两边都是中国人嘛。但我对和平解决不抱希望，最后恐怕还得使用武力。过去在江西苏区，在陕甘宁边区，都有那么几个土圩子，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靠武力解决。所以我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台湾那么大个岛，隔着个海峡，灰尘厚哇。还有五六十万军队，士气不高，但有美国提供军火。我也没向你美国哪个州卖军火，去和你华盛顿唱对台戏嘛。依从了他，就是承认干涉中国内政合法，就是丧失主权。没有了美国提供军火，台湾那点军队就更不行喽。” 主席说：“中美建交，谈得拢继续谈，谈不拢就拖下去，哪怕拖它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反正我不着急，但主权问题绝不让步！美国对我们孤立封锁了二十多年，尼克松还不是自己跑到北京来了嘛。现在是美国急于和我们拉关系，好抬高身价去对付苏联，那里才是他的主要对手。现在是他有求于我，不是我有求于他，我着什么急嘛。 再一条，就是不要怕打仗。不要怕苏联打进来，也不要怕美国打进来。我看呐，美苏一起打进来更好。我还能打一仗呢。到那个时候，有没有投降派，就一目了然喽。 人们常说，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这个话没有错。我看呐，中国人更爱斗争。经过斗争，才有和平可言。” 附件：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关于“严重争端”部分的原文：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或军事设施。 ———— ———— 毛远新《毛主席谈科学技术》【修订重发】[注：发表时有“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毛主席谈科学技术》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由于余涅工作粗疏，昨天第一次发表时遗漏了一段文字，现修订重发。特向作者及读者致歉！题图与文中照片为余涅所加。” 文中”什么会议“应该是1963年12月16日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等人汇报科技工作十年(1963—1972)规划，毛主席其中讲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没有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5年12月，在政治局一次批邓的会议上，主席后来指定列席会议的唐闻生发言，她说，当时主席的眼睛不能看文件，小平同志要她去把胡耀邦组织编写的《科学院汇报提纲》读给主席听。当她读到主席1963年在一个什么会议上曾经说过：“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时，主席“嗯？”了一声，唐闻生以为主席没听清，她把这段话又重读了一遍。主席说：“屁话，我没说过。”唐闻生还说，小平同志想把他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主席。 会后我向主席汇报每个人的发言，当汇报到唐闻生发言时讲的话，我问：“你是说‘屁话’？”主席说：“就是屁话嘛。”主席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说：“（我们）好像讨论过。”我当时只想到近几年和主席的谈话，一时想不起什么时候和主席讨论过这个问题，就继续汇报其他人的发言。 十多天后，我在我的抽屉里偶然翻到一本浅蓝色封面的小册子，才回忆起当年主席给我这本小册子时，是对我讲过科学技术问题。 1965年春夏之交，我因病在北京检查治疗。同时，按照哈军工导弹工程系戴其萼主任的指示，去七机部一些研究院所找我们系的部分毕业生开座谈会，为导弹工程系下一步教改方案的制定作些调查研究。我联系到七机部王秉璋部长，他帮我安排了几次座谈会，听取学长们的意见。 大约在六月初，王秉璋部长带我到北京郊区某试验场，观看火箭、导弹的发动机台架点火试验。在返回城里的汽车上，王秉璋部长对我说：“七机部最近搞了个科技成果展览，很想请主席来参观一下，能不能替我向主席说说。”我答应了他。 主席从外地回京后，我到丰泽园北房去看主席。他刚吃完饭，坐在饭桌旁，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古旧的字帖拓本。主席先问了我检查治疗情况，接着我谈到在七机部开教改座谈会的情况。 主席说：“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点辩证法。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必都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来讲。讲原子物理，不从那个玻尔理论讲起，从日本的板田讲起不行吗？学习历史，应该主要学近代现代史。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才三千多年，一万年后，历史课该怎么讲呢？讲近现代史，也不能只限于书本，还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村史、家史。” 我谈到王秉璋部长带我去看了火箭、导弹发动机的台架点火试验，我说在试验场见到了钱学森，他是哈军工，特别是我们导弹系学员最敬佩的人。 主席说：“钱学森这个人了不起，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默默地为国防现代化工作。他读懂了一些马列主义，把个人的名和利看透了，把他的知识，无偿地献给国家和人民，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顺便提道：“七机部最近搞了个科技成果展览，王秉璋部长要我转告，想请主席去看看。” “什么展览？”主席问。 “就是七机部最近几年的科技成果展览。”我说。 “我是问你，是科学发现成果还是技术发明成果展览？”主席放下手中的字帖，抬起头望着我。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在我的头脑中，科技成果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从来不知道还要分什么“科学发现成果”和“技术发明成果”。何况王部长只说是科技成果展览，也没具体说是科学发现还是技术发明成果，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说：“这……这不是一回事吗？” 主席说：“在实践中，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十分紧密，但从哲学概念上讲，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见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主席放下手中字帖，站起身来端起他的茶杯，走到饭桌侧后的沙发坐下，指了指他手边茶几另一侧的沙发，示意我过去坐下。 主席说：“科学主要讲的是怎么正确认识世界，而技术主要讲的是怎么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科学常用的词是探索发现，科学探索发现的是本来就客观存在，只是人类目前还不晓得的物质运动规律。技术常用的词是发明创造，是发明创造出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探索发现在英文里是discovery，发明创造在英文里是inven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在概念上分得很清楚，不是一回事。这是林克（主席的秘书兼英文教员一一作者注）告诉我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科学技术分成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说法。发现我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主席揿了一下捌在茶几台布上的电铃，叫卫士给我也端来一杯茶。 主席说：“科学研究的是宇宙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本来就客观存在，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人类所做的事就是去发现它，认识它。人类出现后，科学又包括了研究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还有人类思维的运动规律。探索发现这些规律，上升到理论，就是科学发现的成果。居里夫人发现了镭的放射性，这是科学家做的事。但镭的放射性不是她发明创造的，从镭这种物质诞生那天起就客观存在。根据放射性理论，有人发明制造出X光机，能检查痨病。我看，发明X光机器的人叫技术专家或发明家是否更恰当些。”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火柴盒，晃了晃说：“物质由分子组成，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原子里边又有原子核和外层电子，原子核里又有什么中子、质子等等，这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是物质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客观存在。科学家所做的就是发现原子的构造，上升到理论就是原子物理，核物理学。而利用这些理论去改造世界，去造原子弹、核电站，这主要是工程技术专家的工作了。 有人把质子、中子称作基本粒子，认为它们是最小的不能再分的粒子了，我看不见得。原子物理我是外行，但我晓得点辩证法，我就不信已经分到头了。古人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就是辩证法。按元素周期表的说法，金银铜铁锡，不同元素之间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原子核里质子中子的数量不同。你有本事把铁的质子数增加到金的质子数，你就发财喽。难怪古代就有点石成金之说，大概是改变质子中子数的技术实在太难了，几千年来，那些方士术士道士，没一个能把铁从八卦炉里炼出金来。” 我忍不住笑了，主席自己也笑了。我说：“我一直把科学技术当成一个概念，科技科技地讲惯了。” 主席说：“什么是宇宙？宇者，空间也。宙者，时间也。空间，大到万亿光年之外，小到质子中子之间。什么是时间？我也说不清，它似乎永远流动着，没有头也找不到尾。所谓年、月、日、时的说法，是人们在观测天象摸到点规律后，人为地规定出来的，也只适用于地球范围，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作出的规定也不同，所以又有农历阴历阳历之分。随着时间流动，所有物质都在空间运动着，整个地球，在宇宙中也不过只有这么一点点。”他把左手的拇指尖，顶在小指尖上比划着，“人类的历史，从类人猿算起，也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又把右手的拇指尖，顶在小指尖上，双手同时上下晃动比划着。 主席说：“人类总想弄明白宇宙是怎么回事，总想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来。那么宇宙中的万物运动变化，有没有规律可循呢？人类社会发展变化有没有规律可循呢？科学家认为是有的，我也相信有。探索这些规律，发现认识它们，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我们说人定胜天，对不对呢？我看还是对的，总不能说听天由命是对的吧？人类不断探索大自然的运动规律，就是不愿意听天由命。气象学家摸到了一些天气变化的规律，就可以预报阴晴风雨，可以发台风警报，这不是人定胜天吗？古人把月蚀说成是月亮被天狗吃了。哪有什么天狗哇，科学家就不相信，探索结果发现，不过是地球的影子落在月亮上了。 但是，人定胜天是有前提的，就是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更不能随意编造规律，那是要遭老天爷惩罚的。这位老天爷又是哪路神仙？有人说是上帝，有人说是菩萨。我看呐，老天爷就是客观规律本身。” 似乎想起了什么，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主席用手示意要我坐下，他自己走进旁边卧室，在床上那半边书堆中翻了翻，拿了一本浅蓝色封面小册子走出来，递给我说：“你拿去读读。” 我接过书，书名是《海陆的起源》，作者是奥地利的魏格纳，李旭旦翻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见附件) “这本书的作者叫……”主席一时想不起来，我忙把书递过去，指着封面上的字说：“叫魏格纳。” 主席对封面只瞄了一眼，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说：“这个魏先生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他的学说在半个世纪前曾有许多人反对，现在反对的人少了。他发现这个地球上，欧亚大陆和非洲、美洲原先都連在一起，没有大西洋，也没有地中海。后来，据说是因为潮汐与地球自转的缘故才分裂成五大洲、四大洋。魏先生发现了地壳运动变化的规律，提出了地壳板块移动的理论。但是，地壳运动变化规律，不是他创造的，是亿万年来就在我们脚板底下客观存在着，所以地球上有地震，有火山。” 主席朝我探过头来：“说不定将来有一天，几块大陆又会合在一起。你说可能吗?”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时说不出话来。主席说：“我看是可能的。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 主席接着说：“也许有一天，太平洋又没有了，中国和美国粘在了一起。”主席朝我瞪大双眼，故作一付严肃的神态说：“我看，有这个可能噢。”并很认真地连续点了两下头。只当是说说吧，我也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中国和美国要是粘在一起，那日本列岛怕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呵呵呵呵……”主席忍不住和我一起大笑起来。 我翻开书，发现该书前面几页，包括“译者的话”及“序”等部分，主席用铅笔画了许多道道，想来他读得很仔细。后面正文就没有画道了，估计文中专业术语太多，读起来太吃力。也可能他就没有继续往下读。 “古生代石炭纪，距今有多少年了？”我翻着书随口问道。主席摇了摇头：“我也不晓得。” 回到王秉璋部长邀请的问题，我说：“我也说不清是科学发现成果还是技术发明成果，不过既然叫科技成果展览，总是二者都有的意思吧。实际上二者也很难分开。” 主席点头，说：“实践中有时是难分开的。我们有个科学院，就是郭老管的那个，我们没有技术院。我是从哲学概念上讲，二者不是一回事。” “那郭老也不是科学家，还当科学院院长呢。”我说。在我的印象里，郭老是历史学家，是文学家，剧作家。 “不对，”主席摇摇手说，“郭老是科学家呢。他是研究历史，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怎么不算科学家呢？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也都是一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烙印。” 主席说：“你可以读读郭老写的《十批判书》。他在书中的第一批，先批判了他自己。郭老说，以前研究先秦古代史，都是根据东周以来儒家文人的著述。经过对出土的牛骨头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铭文考证，发现自己对先秦历史的许多结论是不当的甚至是错误的。研究先秦古代史，应该学学郭老，从考古入手，从乌龟壳牛骨头，从青铜器入手，不要只停留在古人的故纸堆中。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有人类思维的科学都是科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物和人类社会，凡是探索研究发现其客观运动规律的人，都称得上是科学家。我看，科学应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我说：“科学属于上层建筑，那技术就是生产力了。” 主席点了下头，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也不完全。先进的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如果说技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恐怕更恰当些。但是这个转化还必须要有许多重要的前提要素，首先得要有劳动着的人，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人，这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我赞成林彪说的，人的因素第一。人不仅是部队战斗力的第一位要素，也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第一位的要素。另外，还得要有土地、森林、矿山，要有空气要有水，要有生产的原料材料，还得要有厂房有机器设备，有动力、电力等等要素。离开这些要素，再好的技术恐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一堆废纸，不能转化为生产力。” 我又提到七机部的科技成果展览，说：“那我怎么向王部长……” 主席摇摇手打断我说：“再说吧。”他话锋一转：“过去我就批评你，怎么只对科学技术问题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呢。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走苏联的老路，复辟资本主义。看来你是不担心的，不然为什么从不见你问这方面的问题？” “我不是不担心，我不了解……”我想辩解。 主席挥了一下手打断我的话：“你就对王秉璋同志说，我最近忙。” 我说：“好的。下个学期我们不上课了，按你的要求下乡搞半年四清运动，然后回来搞毕业设计，明年这时候就该毕业了。” 主席说：“明年就毕业了？我说过，学校说你毕业，我不承认。因为你常年关在课堂里，没有当过工人，不会做工；没有当过农民，不会种田；也没有当过兵，不会打仗。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算什么大学毕业？” 我说：“我从清华大学转学到哈军工就当兵了嘛。” 主席：“那算什么兵，学生兵不算数。毕业后会安排到哪里去呢？” 我说：“根据我的专业学习成绩，很可能分配到七机部的研究机关。” 主席摇头说：“不好，不好，我不赞成。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又进机关门，就是脱离社会实际。还有其他分配方向吗？” 我说：“还有个可能，就是到部队去。” 主席：“去部队吧。现在美国正在轰炸越南，看来这个仗会越打越大，就去部队吧。如果越南要我们帮助，你敢不敢去打一仗呢？” “我敢!”我说。 “好!”主席拍着沙发扶手说，“我们家就只有你一个壮丁了。”主席又问：“部队装备的武器你会用吗？” 我说：“我学的就是防空导弹的地面雷达控制，虽然没有实际操作过，但基本原理我都学过，到部队再实际操作训练一下，估计很快会使用的。” 主席说：“防空导弹好，越南现在就缺防空部队。步兵轻武器会用吗？”我答道：“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我都会用，但很长时间没摸了，用起来不熟练。” 主席说：“我通知汪东兴，叫他把这些枪都拿来给你，一边继续治疗，一边熟悉一下各种枪支。到了战场上，那可都是看家防身必须的。” “那太好了。”我说。 “还有”，主席说，“你那个名字太招人注意了，下乡下部队不方便，还是换一个好。”（当时，全国都在传达1964年主席和我在北戴河的谈话纪要一一作者注） “那就给我另起一个吧。”我说。 主席想了想，说：“我叫李得胜，李敏、李讷……你就叫李实吧。实事求是，实实在在，可以吗？”我说：“没意见，就叫李实。” 第二天，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陈长江，按汪东兴指示，把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都给我送到家来，还拿来枪支分解拆装的操作说明和一张胸环靶纸，后来还带我到靶场去打了靶。 回到哈尔滨，我向系主任戴其萼汇报了座谈会情况和主席要我毕业后下部队并改名李实后，去黑龙江省巴彦县临城公社前进大队搞四清。年底四清结束回到学院，得知毕业设计不作了，提前半年，于1966年1月毕业。我正式打报告申请更改姓名。经军工学院批准，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写着“李实”这个名字，并被分配到了空军。 我到空军司令部报到，吴法宪司令、余立金政委把我安排到军委空军司令部第二高炮（即防空导弹）指挥部当参谋。当我兴冲冲地把这个消息报告主席时，主席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 我说：“参谋算个什么官，最小的芝麻官了。” 主席也笑了，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是最小的官了。我是要你离开北京这些大城市，到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去当战士。战士当得好，可以当班长，班长当得好还可以当连长，那时再考虑到指挥机关去当参谋。” 我又去找了吴法宪司令，把主席的原话讲了一遍。当时吴司令很激动，眼眶都红了，说：“没想到啊，主席要求得这么严。”最后决定，我被分配到空军高射炮兵独立四师三营一连三班当了战士。 回忆当年和主席的谈话，我知道了科学主要是如何认识世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而技术主要是如何去改造世界，技术本身还不是生产力，还要在具备许多必要的前提要素后，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我理解了主席为什么不赞成唐闻生读给他听的那个《科学院汇报提纲》。 题外的话： 1993年10月，我被安排到上海汽车质量检测监督研究所工作。 我从报刊上经常看到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有时报纸头版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标题，而在第三或第四版上却有文章讲：我国有大量的科技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例如2006年8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文章《我国八成科技成果在“睡大觉” 专家呼吁：尽快扭转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现状》，作者是新华社记者董践真。文中说：“人们不禁在问：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是那样的令人振奋。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转化却如此难如人意。这种反差的背后究竟隔着一堵什么样的‘围墙’，至今就是打不开它。” 既然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了，为什么还需要打开一堵“打不开的围墙”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呢？这是否说明技术本身还不是生产力？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先生曾说过：“科学是去发现已经存在的，而工程是要创造世界上从来没有的。”这里说的“工程”，我个人理解，就是在具备各种必要前提要素的基础上，多种相关技术的系统综合。2002年11月1日上海《新闻晨报》，通栏大标题是某某人提出的“科学的本质在创新”。我认为科学是发现原本就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规律，这些规律不是什么人主观意志可以随意“创新”创出来的。如果说“技术的本质在创新”可能还说得过去。 【原稿：2009年3月 修订：2023年5月】 附件：《海陆的起源》一书的封面及书中的序、译者的话 （说明：书中的铅笔划道，都是毛主席阅读此书时留下的手迹。） (1)《海陆的起源》的封面及书中“原著者第三版序” 【图略，有主席批画】 (2)《海陆的起源》一书的“序”(部分) 【图略，有主席批画】 (2)《海陆的起源》一书中“译者的话” 【图略，有主席批画】 ———— ———— 毛远新《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注：发表时有“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关于“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题图与文中照片为余涅所加。”] 　　(初稿：2009.02 修订：2024.02) 　　关于毛主席说他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经常见到有人引用说事，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临终遗嘱。许多朋友问我是什么时候谈的，是怎么谈起的。我的回答是：“这个谈话我不知道。在1975年10月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沈阳，所以不知道。同年11月后，我大部分时间在主席身边，却从没听他说过。我是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才从一些材料中看到的。” 　　这个说法有很多版本，其中有具体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说法是：1976年6月15日，离主席去世前不久，他找了华国锋、叶剑英、王海蓉等人谈的。我只对这个说法，仅仅对这个说法，谈点个人看法。 　　(一) 　　从1975年11月，直到主席去世，我是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如果主席专门找了华国锋谈这些话，那应该是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华国锋任代总理以后的事。那时，叶帅因身体原因休息，中央决定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除了主席病危抢救过来后，政治局成员集体来到主席床前，一一和主席问候外，主席没有再专门找叶帅谈过话。 　　除了陪同外宾去见主席后，华国锋会单独留下来向主席汇报工作外，主席没有专门找华国锋谈过话，许多事主席都是要我去向华国锋传达谈的。唐山地震后，主席住的游泳池也出现了多处裂缝，华国锋曾要我去劝说主席搬到202新房子去，他说主席说话他已经听不明白了。他提到一次送走外宾，他向主席汇报工作后，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连这么简单的话，他都听不明白，还要主席亲自动手写出来。我当时完全相信华国锋说的话，因为主席对他主持政治局对天安门“四五事件”的处理很满意，说：“华同志处置果断。好！”由此，主席提议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提议华国锋任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并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关于王海蓉，除外事活动可能陪同外宾去见主席，这是她在外交部分管礼宾工作的职责所在，但她肯定不可能参与这一类谈话。主席在1975年9月底就对我讲过，外面流传的许多关于他批评江青的话，有些确实是他说的，有些不是他说的，是“两位小姐”，主要是王海蓉的话。后来主席还对我说：“船要沉了，耗子离船上别人的船了。她后面有人，怎么当的副部长，我都不晓得。”并说：“唐（唐闻生）比王好。太单纯。” 　　天安门“四五事件”后，主席指示汪东兴，要中办将“两位小姐”担任联络员期间，主席谈话的所有原始记录及主席因说话困难，亲笔写的手迹原件全部收回，并交由我保存。当汪东兴亲自到我家向我传达主席指示，并将中办收回的全部资料移交给我时，我认为主席对王海蓉已完全失去信任。资料中就有主席当年批评江青时，亲手写的“四人帮”三字原件。1975年9月底主席曾对我讲过，他批评不要搞上海帮的同时，也批评了不要搞北京帮、广东帮，政治局要团结。从唐闻生的原始速记记录中，也得到了证实。我理解主席要我保存这些资料，是他担心有人会利用王海蓉，借口他对江青的批评，打倒江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也是主席要我留下来顶替她担任联络员的主要原因。所以，王海蓉不可能参加1976年6月15日的谈话。 　　(二) 　　我与主席对话，1975年9月底还能听懂一部分。当时主席用手指自己的咽喉部对我说：“(这里)不听指挥啦。”又伸出两个指头指着自己的双眼说：“双目失明，看不见了，苦哇……”又说：“一只眼睛作了手术，又看见了。”随后，他戴上眼镜，随手拿起一本当天的《参考资料》，把一篇两页纸的外电报导，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从头到尾给我唸了一遍，然后很得意地对我连连点头，显示他又能看见后的兴奋之情。 　　当我汇报海城地震时，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我说，发了预报后，我更加紧张，担心地震如果长时间不来，不仅影响正常生活生产，群众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地过夜，会冻死冻伤人的，省委将无法面对关东父老。主席说：“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给你编个辽人忧地的故事。”其中“辽人忧地”四字我就没听明白，听成了“辽宁有地(震)”。我问他，那能给我编什么故事？主席摇摇手说：“不是忧天”，并向上指了指天花板，“是忧地”，又向下指了指地板。我明白了，问他：“你是说不是杞人忧天，是辽人忧地，是吗？”主席微笑着连连点头。 　　我有一年多时间没见主席了，我发现他不仅说话困难，吞咽也困难，有时喝口水就呛得咳嗽不停。但是他的脑子很清楚，只是已无法用口语清楚表达了。开始主席叫张玉凤来帮忙解释，但涉及到具体人名地名、成语典故、政治历史事件等词语，她不如我熟悉，主席就不再叫她了。我从小在主席身边长大，虽然现在他说话很难听明白，但根据他的口型和历来常用的手势，联系到当时谈话主题，大体上还能初步判断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就学张玉凤的办法，主席讲完一段，我把他的话向他重复一遍，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点头认可后才能确定。 　　1975年12月以后跟我谈话，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主席在便笺纸上用铅笔亲手写了。当时看到主席病重到说话都困难，我很心痛难受。但后来我被关押到秦城，硬说批邓是我和江青合伙搞的阴谋，是我假冒伪造了主席指示。幸亏我的保险柜里有大量主席与我谈话时他的亲笔原件，最后审判我时就不再提这项罪名了。 　　如果说，主席是在1976年6月15日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中还有什么“盖棺定论”、“血雨腥风”等等词语，当时肯定没有人能听懂，谈话约有一百多字，主席在便笺纸上至少要写十来页。而6月中旬，主席不仅说话困难，连握笔写字也非常困难了。所以，除非拿出当时主席亲笔书写的原件，那个谈话的真实性才可以得到证实。 　　(三) 　　1976年6月下旬，主席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就卧床不起了。为便于医疗组工作，主席的床，从只有十多平米的卧室迁到书房兼会客的大厅中央。当时，主席指定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游泳池他身边轮流值班，并要我从丰泽园迁到游泳池去住，我就在他身边不远的一间更衣室内临时安了张床。 　　大约在6月底，医疗专家组经过会商，向华、王、张、汪四人和我汇报了主席的病情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华国锋提出把专家组的意见向主席作个汇报。我们五人来到大厅主席病床的右侧，他们四人站在主席腿脚那边，我站在主席的头这边。先由华国锋汇报专家组的意见，他浓重的山西口音，主席听明白了的话就点点头，听不明白的话，就仰起头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的话再重复一遍，主席点了头，表示他听明白了。 　　华国锋汇报完毕，主席当着他们四个人的面，仰起头望着我，用手指了指他们四人对我说：“(他们)要……”他伸出张开五指的右手，然后五指向上并拢，上下晃动两下。我问主席：“你是说‘他们要团结’，是吗？”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他抬起手掌左右摇了摇说：“不要……”接着将合拢五指的右手伸出，手心向上将五指张开，上下晃了两下。我问主席：“你是说‘不要分裂’，对吗？”主席又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指着我，手指再转向他们四人，我明白主席是要我把他刚才讲的话，向他们四人传达。我对他们四人说：“主席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主席微笑地望着他们四人连连点头。 　　华国锋首先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团结，不会分裂的。”我把华国锋的话向主席重复了一遍，主席笑容满面，不停地点头。其他三人也都表示要坚持团结，不会分裂，请主席放心。 　　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看到过许多版本的所谓主席临终遗嘱，甚至还有什么中央领导预定成员名单之类，全都是编造的。主席病危期间，躺在病床上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那是主席临终前，最后一次对他亲自指定的中央主要领导集体，当面正式提出的指示和要求，是不是应该算作是主席最后的遗嘱呢？ 　　(四) 　　我个人认为，如果主席在世时确实讲过一生干过两件大事，也不大可能会像现在流传的那种口吻和说法。主席谈到中国革命历史，除了一些具体的事，他会说他自己作了什么外，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类重大历史阶段，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是他“自己”干了这些事，他总是说“我们党”干了什么什么事。 　　1971年5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主席曾对我讲过：“建党五十年喽。五十年来，我们党也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不过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部分，即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非要说他说“干了两件大事”，主席很可能会说，一是我们党领导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二是我们党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1966年8月中旬，主席把我从在云南战备值班的导弹三营叫回北京，要我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锻炼。由于当时我对文革初期许多现象很不理解，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主席在中南海家中和钓鱼台8号楼与我谈过几次，他对我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合作化开始的，到目前也只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任务，而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刚刚开始，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 　　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主席从来没给我讲过建国后党内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我只知道中共和苏共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我是第一次听到他讲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讲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 　　记得当时主席说：“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提出来的，就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平均地权。这也是我们党的初级纲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对我们党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这才有了我们党替代国民党，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卢沟桥事变后，反帝成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两党达成的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协议，发动了内战。我们党又领导了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及帝国主义利益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进行了解放战争，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立，确切地说，在大陆，除西藏外，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朝鲜，把美帝国主义打回到三八线以南，抗美援朝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 　　主席说：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合作化开始，党内就有人反对。他们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为夺取了政权，完成了土改，党的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只剩下搞建设发展生产力了，不赞成搞社会主义革命。党内的路线分歧就是从合作化开始的。 　　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过是我们党替代国民党，领导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实现了我们党的初级纲领，没什么了不得的。而土地改革，不过是由少数地主占有大块土地的私有制，变成了多数农民分别占有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历史的经验，用不了多久，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又会变成被少数人剥削压迫的对象。率先完成土改任务的山西、东北等老根据地，已经向中央报告出现了这类问题。为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改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党从建党那天起就立下的奋斗目标。 　　主席说：早在二十年代，蒋委员长就说过，社会主义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如果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不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了，那国共两党争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烈士，也不过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只是换一拨人当权，换汤不换药，最后还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多数人。那样的话，还是蒋委员长说对了，也屠杀对了，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完全错误的。 　　国共两党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任何阶级的政党上台，都是要发展生产力的。两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为中国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还是为少数有钱有势的人谋利益。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远比民主革命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困难，它不仅要改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要进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要触动几千年来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包括你也包括我，要带头和自己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作斗争，从而带动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改造思想，逐步与私有观念进行决裂。同时，要批判党内一小部分人，只讲发展生产力，却在维护少数人，特别是党内当权派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反对继续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 　　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也不过仅仅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就是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如果共产党不继续革命，所有制改造取得的成果还会倒退回去，将出现新的地主资本家，党内将出现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中国将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广大劳动人民将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成为资本家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成为有钱有势的少数人的雇佣奴隶。 　　主席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他犯了个错误，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也不可能再产生。阶级矛盾没有了，革命任务也就没有了，苏联共产党的任务就只剩下向科学技术进军，发展生产力了。斯大林晚年已经察觉到这个错误。赫鲁晓夫上台，一边彻底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伟大成就，一边利用并扩大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承认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阶级矛盾，不承认苏共领导层正逐步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不承认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完全丧失警惕，走上了复僻资本主义的道路。我看呐，苏共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苏共自己起来革自己的命，重新回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一是苏联人民起来革你苏共的命。我们全党同志，都要从苏共领导集团蜕化变质的历史中，认真吸取教训。 　　我们一些老同志，总喜欢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民主革命时期，自己立过什么功劳挂在嘴边，而不讲讲，自称信仰马列，宣誓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又立过什么功劳？客观现实是，党内一部分人官越作越大，特权越来越多还不满足，甚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遇到点困难和挫折，就想否定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倒退回去。他们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进行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任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党内一小部分领导人会蜕化变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渗透和鼓动下，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那时，你那些功劳迟早都将被人当作罪行进行清算的。 ———— ———— 【待核查】人民日报1977年9月8日“中办理论学习小组”《永远铭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主席指出：“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它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象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叫他们撤了，以后又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撤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园。今后庭园里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一九六五年[1月13日]，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建猷]来信说，他[1958-59年]在某地学习水稻高产经验时，发现当地有浮夸虚假现象。他如实反映情况，遭到压制。毛主席在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违害人民利益的蠢事。”并把这封信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一九六五年七月，毛主席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搞四清，苏联是不搞四清的，不承认他们那里有阶级。你们要懂得搞阶级斗争，作社会调查，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现在农村的社教运动正是高潮，你们全部下去，按二十三条办，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讲政策，做到家喻户晓。要搞好调查，参加劳动，做好工作，长知识，长才干，回来把情况向我讲一讲，多好呀！毛主席还对一些青年同志说，你们没有阶级斗争知识，缺乏工农感情。你们这些人，以后要搞半年农村四清，再搞半年工厂四清，这样就能学到一点东西了。我的意见，你们这些人都要下去锻炼锻炼，你们下去了，我就高兴。 一九六五年底，当我们回来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高兴地说，效果就是不一样！他（指刘少奇）那个扎根串连鬼鬼祟祟！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亲自看了中南海机关、部队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字报专栏。毛主席问警卫战士，你们见过赫鲁晓夫没有？还说，文化大革命不止搞一次，要搞几次。你们要努力，不然的话，就要改变颜色，红色变白色，白色恐怖。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根据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开展运动，不要同社会上串连，保证为党中央服务的各项工作正常进行。 [对陶铸等宣扬“怀疑一切”]。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太阳的存在能怀疑吗？地球围着太阳转能怀疑吗？宇宙不断在变化能怀疑吗？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能怀疑吗？ 毛主席根据中央办公厅的斗争形势，对运动作了具体指示，按照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有力的措施，排除了干扰，教育了群众，使运动健康发展。 毛主席亲自抓了北京的几个工厂、学校的运动，派八三四一部队和中央办公厅机关部分同志到这些单位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解情况，反映问题，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同时还要我们在斗争中学习。毛主席说，你们到工厂支左，主要是搞阶级斗争，直接和广大群众接触。工厂和农村不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来锻炼提高，学本事。去看看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嘛。你们都分批下去，我看好处甚多。 [1967年]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就不相信派性克服不了。问题是你怎样引导群众，党的政策是不是原原本本地得到落实。有的人不按党的政策办事，还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为他的错误辩护。 一九六八年五月，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一九六八年底，毛主席亲自批准我们在江西鄱阳湖畔创建了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建校之初，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我们的建校规划，指示我们，南方多雨，要注意防内涝。当我们离开机关，奔赴五七学校的时候，毛主席亲切地说，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毛主席到南方巡视，途经五七学校附近，看了学校的大堤和果树园。中央领导同志到五七学校视察工作，毛主席委托他去看望大家。…[有人刮散伙风时]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一九七三年，我们学校遇到了当地几十年来未有的洪水灾害，快要成熟的早稻全部被淹没。毛主席十分关心当地和学校的灾情，问我们学校的粮食够不够吃。当毛主席知道我们学校在大灾之年仍然做到了四自给，还向国家卖了余粮的时候，非常高兴，鼓励我们说，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一九七〇年，毛主席指示身边医务人员和有关单位组织一个医疗队去黑龙江，一面巡回医疗，一面了解情况。毛主席专门指示，要带好药去，不要舍不得。还要医疗队的同志给人民群众讲生理卫生知识，带好徒弟，并说，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光靠城市的医生护士是解决不了的。毛主席对治疗劳动人民的常见病和地方病非常关心，指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攻克治疗老年慢性气管炎这一关。毛主席说，老年慢性气管炎这种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重视的，因为得这种病的人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毛主席十分关心提高工人群众的健康水平，对我们到工厂支左的同志说，现代工业，把人固定在一个工种上，分工愈细，动作愈简单。要注意调节，每天要做两次工间操，每次十五分钟。 [毛主席对913事件后江青表示怀疑8341部队有人靠不住]严肃地指出：如果八三四一部队靠不住，林彪要害我，就容易得很嘛！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动用了大小“舰队”，又是轰炸机，又是火焰喷射器。 毛主席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江青是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她也害怕群众。你们要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有我在嘛！ ———— ———— 【待查】 自上而下，采用和平方法逐步进行改革，政府出布告，以法令行之，同汉族地区不同。但还是阶级斗争，不能不是阶级斗争，只是比较巧妙的、温和的、另外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这不是恩赐。 ▲《中央讨论民族政策检查总结时的指示》，中央统战部机关党委印发《毛泽东同志论统一战线》第84页，自《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77年9月 ———— ————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566页：九大期间毛泽东问曾思玉：朱鸿霞来了没有？曾答：他不是党员，他入党“群众通不过”。九大代表沈复礼生前多次对柳英发等谈及此事。 580说，杨道远收集到传回武汉的毛主席在九大上的一些讲话中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服一切”，据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是“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 ———— 【供参考】刘庆棠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接受陈徒手采访时说 记得有一次开会，江青说：“听别人说，某某有问题。”我就向她解释，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她听了大怒，说：“你怎么还保护他？”江青就是说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气呼呼地问我：“你打保票吗？”我说：“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后我将调查来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气，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 从“毛主席批评”话题扯起，她就在那时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故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五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五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到了以后才明白过来。 陈徒手《刘庆棠：我在秦城监狱偶遇江青》(《我们这些人的那些事》)，原载《信睿》2012年第12期 ———— ———— 《戚本禹回忆录》 有一次，毛主席去看样板戏的时候，演员们向毛主席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军。主席回答得很巧妙，说你们要求参加解放军这是好的。但是群众也不一定希望他们看到的节目都是由部队来表演的呀。主席这么一说，下面就难办了，到底是给参军好？还是不给参军好？结果还是总理想出了办法，所有的“样板剧团”都由总政发给军装，但不发领章和帽徽，也不算是现役军人。……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我专门写了个报告，表扬好八连战士的优秀品质。这个报告送给了江青和主席看了。江青表示，她很受感动。主席看了那个报告后，说，“好八连是好啊。” 中央文革的组成人员先是由康生、陈伯达、江青提名。康生提了吴冷西、王力、穆欣。江青提了张春桥、关锋和我，此外她还提了陈亚丁。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坚决反对他参加中央文革。因为他们是部队系统的。所以，江青没有办法。陈伯达提了尹达。我记得王任重是由总理提名的。总理没有参加起草小组的会议，但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正好说起。总理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 提名之后，名单送给了主席。主席说，中央文革不能只由笔杆子组成，各大区、各省、市都要有人参加。所以，这就又有了第二次提名。 第二次提名的时候，我和王力、关锋、穆欣等人都已经在钓鱼台办公了。第一次的名单里没有姚文元。我就想，搞文化革命，姚文元是冲锋在前的。怎么他却没有进中央文革呢？我心里是很想让姚文元参加进来的，在第一次名单里，年轻人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老干部。我希望有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所以，第二次提名时，我就提出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 吴冷西没有进中央文革，这可能与主席曾在一次会上说他是个“半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他过去在彭真领导下也犯过点错误。 在讨论“五一六通知”文件时，田家英擅自删掉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是与会者的一个中心议题。在陈伯达的报告交给主席之后，江青为此与身在杭州的毛主席通了个电话，主席在电话里对江青说，怪不着田家英要到我这里来游说“包产单干”呢！“谮言如水，渐以成之”。江青没听懂，主席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又向她说了一遍 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总理在一起开会时，我也在边上。我亲耳听到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在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当过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个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做过地下工作。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好，但毛主席没有同意。江青跟我说，在这个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关键的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他们，并不把她当回事的。这些人参加革命都很早。唯有汪东兴对江青始终是毕恭毕敬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是有看法的。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是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的。但江青觉得，汪还是个比较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后来毛主席就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这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为了她这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五一六通知文件通过的第三天，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大会上作了讲话，这个讲话别具一格。主席那时候在杭州，看了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政变，有些是旧的历史观，不符合马列。主席本来是不想往下批的，但是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希望批下来，主席才批准下发。 在处理了“彭、罗、陆、杨”之后。由于在“通知”里主席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所以许世友等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毛主席说的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泛指，就是一般地说说，并不是专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提问，说这话主席都说过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有一次主席还亲自跟我们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要像蔡锷那样。”从这些话看，主席一定是有所指的。于是他们就又去问了刘少奇。据说刘少奇说，主席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可能是指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反对毛主席。就这样刘少奇他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批斗了朱德。林彪、邓小平、陈毅等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陈毅的态度最严厉，他说朱德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是野心家，是个危险人物。陈毅这么一说，这个会的气氛就变得很严厉害了，斗得很凶。我后来听朱德的军事秘书曹全夫（他是主席母亲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说，康克清跟他发牢骚，说他们斗朱德比在庐山上斗彭德怀还厉害。 我是在几个月后才听总理跟我说起这件事的。 1966年5月12日下午，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我。徐业夫在电话里对我说，主席有重要的事情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我。让我去通知他们，我们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大约飞行了三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我们了。我们一起坐上了一辆有三排座位的轿车，在我们的车子前后还各有一辆开道车和护卫车。在车上，徐业夫把已经印好的文件分发给我们。打开一看，是林彪转呈给毛主席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和毛主席在上面作的批示，主席的批示是写给林彪的。我们在车上就看了起来。…大概清晨7点左右，我们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我们到的时候，主席还没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们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所以护士长吴旭君叫我们在客厅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卧室敲门，告诉他，我们到了。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边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这张三人沙发旁边有一把靠椅。杨成武硬要让我坐在三人沙发上，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了椅子。我们坐下后，都继续埋头看文件。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天，我被调去《红旗》杂志工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住的地方离丰泽园很近，平日我常骑自行车经过丰泽园的后门出海办事。有时遇上主席在那里散步，我远远看见了都会立即下车，想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以免打扰到主席。可是主席只要看到我，总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参加，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召集了一些人作过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但当时《红旗》杂志陈伯达是叫吴江、邵铁真去的，没叫我去。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就在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随后就拍了拍他旁边的另一张单人沙发，让我坐到他的边上去。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就不好推让了，于是我就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是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的。主席出来后，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从沙发上起身要让座给她，可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我原来坐的椅子上了。（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著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唉，一杯麦片马奶和一碟烤馒头，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主席喝了几口麦片马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在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 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所处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了。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训练，还可以做工，务农，还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在分配上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官僚特权阶级，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接着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刚拿到文件，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曾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个又是一次新的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前不久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个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持有这个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如林彪事件），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上了，可能还没有传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年轻时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主席在《张鲁传》上的批语我都抄写过，并且读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我就从主席对《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在他所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皆以祭酒为治”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务。接着，我说起我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那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上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我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我刚到“南京路上好八连”去体验生活过，我没有想到，我们的战士也能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上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他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这时，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还会起来反抗的，还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都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一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那天的谈话，主席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主席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主席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都是毕恭毕敬地在听，那天也一样。我曾对主席讲话作了个简单的记录，这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我要求几次，但至今都没有归还给我。因为在秦城监狱时，我常回想主席这次讲话，所以至今还能记得一些情况，但也就是这些了。其中对陈伯达、杨成武的谈话可能有失记之处，因为我有个缺点，就是记自己的多，记别人的少。关于他们的谈话，可以参考他们自己的回忆。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主席让我们下午修改文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然后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第二天，即5月14日，主席的回批就下来了，说（我们写的东西）可用，让我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我们就坐飞机回到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我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很快，1966年5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向全党下发了这个文件。因为毛主席是在1966年5月7日作出这个批示的，后来就被称为“五七指示”。 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主席问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块钱。他说，哦，我是四百多块了，相差十倍了，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很远。他对我们说，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他特别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决。我赶紧找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孟祥才等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作调查研究。后来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资。孟祥才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诉我，当年我们作调查研究的材料现在都还在他那里。我记得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大约是把主席这一级的工资降到三百多块，这样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实十倍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陈伯达看了就反对，他说按你这样的方案搞，我们都不能生活了。陈伯达是四级还是五级，记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陈伯达的生活开支，他的确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方案有待进一步推敲。后来文革运动发生大变动，这个方案就拖下来了。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当年6月田家英从湖南调查回来，他先到刘少奇那里作了支持“包产到户”的报告。刘少奇鼓励和支持他的意见，并要他向主席建议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改革。接受了刘少奇的指示以后，田家英再去毛主席那里，他按刘少奇的意见向毛主席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了主席的批评。后来主席问他，这“包产到户”是你自己来说的，还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对这一切心如明镜，只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可是，田家英却坚持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别人叫他来的。主席从此就不再相信他了，也很少找他。从那之后，田家英的情绪就很低落。……他或许认为毛主席毕竞老了，而刘少奇对他很器重。这跟后来汪东兴投靠林彪是一个道理。区别只是，汪东兴在主席叫他“要改换门庭，现在就滚”的时候，（听中南海的同事告诉我）他当场就跪倒在地，请求主席的宽恕。而主席这个人其实是心肠很软的，也就让他留了下来。可是田家英却不愿向主席说真话，承认错误，而是寻了短见。田家英自杀后，在一次谈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时主席也在，我说，田家英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据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对主席还是有感情的。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会后，江青就批评我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为此，我在后来的中央秘书局秘书处的群众大会上还公开作了检讨。 等到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理想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主席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们报送的《文化革命简报》上，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度批示给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还说这样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下午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主席这个批示用电话传回了北京。在当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时还要配发评论。我跟陈伯达说，这个评论叫王力、关锋一起来起草，他们出手快。陈伯达说，对，对！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王力、关锋过来，我们很快就写好了稿，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完之后又马上用电话报告给主席。主席问过江青，《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谁写的。江青问我，我说是关锋执笔，陈伯达、王力和我一起讨论的。听江青説，主席说好，关锋能写得这么快！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写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他们打招呼，主席说：“不要怕乱，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大字报的打击面宽了，可待日后区分、排除”。他还说，一定要在运动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來，不要讲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運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讲话。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以73岁的高龄，在武汉长江里畅游一个多小时。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九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九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吗。江青向我们转述了主席的话，我们感到心情沉重。从主席的话里，我听出来主席这时已经对江青、陈伯达、康生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进行了郑重的考虑，并已经有了决定了。1966年7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主席接见了中央文革全体人员。陈伯达、康生、陶铸、江青、张春桥、尹达、王力、关锋、我、穆欣都参加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向主席汇报了情况，主席讲了话。我当时有个记录，后来被汪东兴他们抄走了。毛主席在讲话中，主要讲了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来搞等内容，同时还说了许多鼓励我们的话。他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书记处也不行了。你们文革小组，是代表群众的，做了不少好事，群众最拥护你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现在群众拥护戚本禹、关锋他们，不听自称代表党中央的工作组。主席还引用了一句古语“天下人不之丹朱而之舜”，意思是说现在群众有问题找中央文革，不找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了。主席之所以表扬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学生受压制时公开表态支持了学生。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华北的李雪峰，东北的宋任穷，中南的王任重，华东的陈丕显等各大区书记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主席讲了话。主席在讲话中继续批评工作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批评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组，批评他们不许群众向中央反映情况，不准他们打电报给中央文革。主席说，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凡阻碍运动的，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的。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起来闹革命。主席还说他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北京大学工作组长），后来不赞成了。张承先的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是起阻挠革命作用的。主席还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革命运动。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毛主席说全国90%以上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建议中央下令撤销工作组。主席这次讲话非常重要，表明主席已经下了要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而且主席的态度非常鲜明，在接见我们之前，他虽然反对压制群众，但还没有正式提出撤销工作组。主席决定重要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和刘少奇斗争这样重大问题，他会找很多人来谈话，看很多资料，考虑很多问题，然后才下决心的。他的这次讲话，向我们明确表态反对派工作组，而且认为派工作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应该负责。主席还说，召开派工作组的会议的时候，我不在。是他们主持的，我不知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他又对我们说，你们都应该到群众里面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陈伯达都到北大等学校去看了大字报。听说主席自己也在一个凌晨悄悄地去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主席对刘少奇他们说：中央文革现在都下去了，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跟群众在一起，听一下他们的意见？……中央文革开小组会，江青知道我跟着刘少奇去了建工学院，向我发了火。她说，你怎么跟着刘少奇去建工学院？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吗？我说，我是说好跟你去北大的，但是陈伯达一定要我去建工学院，他说他负责帮我向你请假。她说，他什么时候替你跟我请假了？问陈伯达，他又是照例地装糊涂，说他忘了有这事。还好关锋在边上给我作了证，说的确是陈伯达要老戚去建工学院的，老戚说，他已答应江青同志一起去北大。江青知道了事情经过，就反过来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说，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去了。后来主席听江青说了这事，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戚本禹陪着去是不对的，现在答应去了而又不去，那也是不对的。江青从主席那里回来，向大家传达了主席的意见。大家都认为，主席说的对，我应该继续跟刘少奇去建工学院。……在我陪这刘少奇他们再一次去建工学院时候，就受到了建工学院工作组有组织的围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这时刘少奇出来讲话了，他首先批评了工作组，说你们的工作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在刘少奇讲话时，下面鸦雀无声，一个个都在作记录。然后刘少奇又替我说话了，他说，我批评你们，你们都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戚本禹批评你们，你们要这样对他呢？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嘛。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嘛。随后，刘少奇又在私下里对我说，有些情况你当时应该跟我们说嘛，你又不说。我说，伯达同志不是在会上都说了么。我还具体地说了陈伯达在什么时候，说了些啥。刘少奇听了也不响了。……我把在建工学院遇到的事情都向江青汇报了，江青告诉了主席。江青告诉我，主席就讲了一句话，“东海龙王想退兵，虾兵蟹将不肯听。” 江青去了北京大学，她在北大发表的讲话中，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江青的讲话很受北大师生的欢迎。在江青讲话的过程中，底下有人递了张条子给江青，条子上写着。我们系里有一个人，自称是毛主席的家人。可她老是支持工作组来整我们，她说工作组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请问江青同志，她是不是主席的家人？她为什么要支持工作组？江青看了纸条很生气，当场就把纸条上所说的那个人讲了一顿。这件事当时在群众中还很引起了波动。在江青讲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她的边上，周围还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人。过了一天，李讷来找我。她跟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给你，请你不要干预我们的家事”。我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昨晚江青在北大的讲话引起了主席的误会。我就跟李讷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怎么会去干预你们的家事呢？可李讷说：“这我相信。但爸爸让我带话给你，我总是要带到的”。听了这话，我也无话可说了。我想，很可能主席怀疑这件事是我告诉给江青的。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除全体中央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都列席了会议。此外还根据毛主席指示吸收些学生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学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论。……按照主席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所以在开幕式以后，中央委员们都分头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开会之前，我看到在前面的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几个在说话，说什么听不清，但看上去说话态度都比较激动，像是在争论什么问题。后来是在总理的招呼下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在会议开始以后，毛主席就作了很严厉的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调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是遇到这类情况，就会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但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口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他们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在主席讲话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我在北京，我有责任。毛主席当即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也马上顶着说，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叶剑英在这时突然表态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说，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连纸张翻动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气氛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在党的会议上是不多见的。有关这次中央常委会的情况，在现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当时毛、刘分歧的情景是很严重的，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号，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写的，是写在《北京日报》空白的地方上面的。写了以后，他就叫徐业夫把它誊抄了下来。主席又在誊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标题，并做了一点修改，然后交机要印厂排出了清样。清样排出后由我作校对，我在校阅时，看到主席在誊抄件上面亲笔作的一个修改，原来抄件上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主席将这句话中的“大领导人”改为了“领导同志”。……这张大字报当时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给了全体会议代表。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九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在8月12日的闭幕会上毛主席又发表了讲话，强调了要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犯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要团结—批评—团结，要治病救人。毛主席很著名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也是这次闭幕会上讲的。……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曾作了个发言，我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批评我。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但是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军队的情况，我都还是会给主席经常报告的，主席每次必看，并作了好几个批示。 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主席写完后曾给总理、王任重看过。总理和王任重都抄了下来。后来我从陶铸那里看到抄件。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总理是亲手用楷书工工整整的抄了一份。总理拿着主席亲笔写的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林彪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后来信就回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曾拿里这封信的原件，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读了一遍。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么多红卫兵来北京，住什么地方呢？主席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实在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可以在各个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宿舍挤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让出点地方给他们住。可就是中南海让出地方也容不下那么多人的。于是就动员各个机关、学校腾出地方来。还不行，就只好安排他们分散住到市民家里了。……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看见我，就跟我开起了玩笑，说戚本禹也来了啊，你是山东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个家族吧。他说，戚夫人多才多艺，后来死得很惨。我说，我听族中的老人说，我们是戚继光的后代。不过戚夫人倒也是我们山东人。日后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戕害戚夫人，这个仇恨一直传到戚氏的后代。在我们山东老家，戚、吕两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说，哦，还有这事？我说，是的，不过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个姓吕的好朋友，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主席听了说，那当然，你们是现代人，是共产党。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时，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主席还问，怎么孙中山的语录至今没有人去编？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关于“首都工作组”，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书写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给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这副字可以称得上是主席书法中的精品。文革一开始，林铁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组”派人去抄了林铁的家，他们搜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副书法作品。不知为了什么，他们把这副字给了林彪。后来，林彪叫叶群来跟江青、主席讲，林彪看了主席这幅字，爱不释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里看。叶群问主席能不能把它转送给林彪。当时，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算作同意。后来，林彪就找了一个文物专家把这幅字上面写的“林铁”中的“铁”字去掉，补上了“林彪”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后，这幅字应该是被中央办公厅拿走了。 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间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样，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说，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说，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坏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说，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绩，说一下红卫兵怎样意气风发 怎样破四旧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然后再说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为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 设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 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为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为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说，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渡也卷进去了。我又问，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为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说，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里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毛主席郑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以后，“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为二”观点时。有人[叶卫东?]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为二。一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为二呢？但也有人认为可以。结果后者被说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有些人还因受到群众检举而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不少人写信把这事情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我看了信之后，就去问陈伯达，他不表态；我又去问张春桥，他说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说清楚。我说，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说，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说。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了，你说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把人家给抓了起来，这不解决能行吗。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关锋也说应该去问主席。于是，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些说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说：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为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立刻下令把所有因为这个问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压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 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而在9月，孔丹为头的“西纠”，公开对抗反对地院束方红因批判工作组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上国防科委上访请愿的事，是否背后得到许明的支持？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其座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著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 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为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在放他们的时候，主席叫总理、江青和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见了他们。江青对他们讲了话，说，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他们又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就在那里唱起了毛主席写的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江青也拿他们也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释放他们的指示，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 然后就走了。主席后来就跟江青说了战国时“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毛主席当时还说，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毛主席随后又让江青去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将军们作了《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就说了“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鼓励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继续革命，为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真是炉火纯青，寓意深长。 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李达那时已经76岁了，身体也不好。1966年7月19日，他给主席写信，请求解救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最好的。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在武汉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他抓人抓得厉害。工作组撤销后，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首批造反派。王任重还背着中央文革小组，在后面支持“西纠”等组织和后来的“联动”，而在王任重的后面，又有叶剑英等人在支持着他。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热悉。 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曾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査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査出实据来。査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曽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晩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关锋的这个讲法显然是从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里引申过来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反复多次跟我们讲，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是针对党内那些老是想着动用军队，来镇压造反群众的当权派讲的。不过，毛主席在当时还没有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讲。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群众就在大字报中提到了路线问题。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 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控制得很紧。安子文、杨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其实，刘少奇这人挺厉害。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27年的时候，在武汉就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后来给刘少奇当过政治秘书。建国初传出了刘少奇1927年在汪精卫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向汪精卫上交了工人手里的武器，自已跑到庐山上去休养的事。 有人向主席反映了这些事情。据说刘少奇怀疑是昌振羽讲出去的，就把吕振羽关进了监狱。到文革时，是关锋建议中央下令把吕振羽放出来的。吕振羽在狱中以及出狱后掲发了刘少奇的许多错误。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实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非常热衷的“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毛主席曾讽刺他是“刘皇帝”。“五一六通知”以后的历次中央会议我大都参加了。我亲眼目睹了刘少奇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他们对领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们总是借口在群众中有坏人，而把群众当作“坏人”来镇压。那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在他们主持的中央的会议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只能把会议的情况通过江青报告给毛主席。江青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我们去看了之后，几乎每一个学校的造反学生和群众都受到了“工作组”打击，不但被批斗，不少人还被带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而被关押。“反干扰、抓游鱼”没几天，仅北京就抓了一万多人。后来还造成了一些群众自杀。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时制止，那受到处分和打击的群众，一定会远远超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 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当时对发生的矿难事故，报纸上是有选择报道的，但在内部有大量的通报。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所以哪个地方出什么事，哪儿的煤矿又发生瓦斯爆炸了，是我们最害怕的事情。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后来只要是去参观展览的，解说的同志就会给你讲，毛主席也来参观了，并且一再叮嘱我们要搞好煤矿的安全生产。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早年在安源煤矿工作过，也下过矿井。他亲眼看到煤矿爆炸以后，煤矿工人家属带着小孩都站在矿井上面等消息，他们的亲人就在井下，不知是死是活。哭声、叫声连成一片，场面非常凄惨。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 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1965年，刘少奇和毛主席在讨论“四清”运动“二十三条”的时候发生了争论。刘少奇当面质问毛主席，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举个人出来吗？毛主席认为，走资派就是老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些人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管老百姓死活。所以他接着刘少奇的质问说道，谁是走资派？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斗争张霖之的大会一开，情况就起了变化。起先在煤炭部和矿业学院斗争的时候，还是比较文明的。可是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工人造反派都起来了。所以不少煤矿的工人，还有死难者的家属，都来北京找张霖之讨说法，许多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批斗张霖之的大会。当这些煤矿工人，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挨过斗和在矿难中死去亲人的家属参加进来以后，就不得了了。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控诉，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却还挨了斗，有的人还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起来。这一下就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那些工人的手上都有劲，他们想到自已的委屈，那斗争时打起来是毫不留情的。矿院的学生们根本就拦不住。这一下张霖之就惨了，他确实是被打得很厉害的。他忍受不住了，在1967年1月22日上吊自杀了。我看过他的尸检报告，上面说身上有很多的皮下伤，有青淤血斑。这当然都是被打出来的。张霖之死了，总理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他说，他也不好向毛主席交代了。总理在1967年2月17号（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的讲话中，也讲到了这件事情，说他很伤心，他连自己的部长都没有能够保护好。对待干部不能这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我还听参加过“江青专案组”的人跟我说，张霖之死了以后，总理很气愤，在我被捕之后，总理说，戚本禹打死了张霖之，把他枪毙都可以。可我还在台上的时候，总理得知张霖之的死讯后，倒也没有听到他说过要枪毙我，那时，他仍然经常向我布置工作。 文革初，上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误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知道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在当时闹得挺大。一次我去主席那儿开会，宋庆龄在场，她问，谁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是我。她看了我一眼说，噢，是你啊。接着她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派人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了，我保护她还来不及，怎么会派人砸她父母的基碑呢？解放上海的时候，上海地下党就指令我们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的住宅，我们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可是江青因为宋庆龄骂她也发了脾气，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对我说，她宋庆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所谓的“烧”，是当时流行语，意思是“冲击一下”，并不是真烧）。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回过头，总理马上就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给保护起来了。可他们等了三天，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一天，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把我叫到会议室边上的小房间里去。他问我，那件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是怎么布置的？我知道他问的是宋庆龄的事，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是在气头上说的话，事后她也没有再和我说起过。总理听了说，哎呦，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在此之前，总理已经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总理拿着修复后的照片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得比以前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事，他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后来我知道，毛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在这件事上面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但是这件事我直到今天想起来都很不安。……我过去对朱德反对主席的事，不很了解。江青向我讲过朱德在井冈山反对主席的往事，所以我就支持了人大学生开斗争大会的决定。总理知道后马上把我找去，他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在转移大方向吗？总理还说，上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就有人斗了朱德。我问总理，中央开会，我常来做记录，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会呢？总理说，那是个绝密会议，你不能参加的。总理还说，总司令在那个会上交代说，他以前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但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到抗日战争的时候也还有。可到了解放战争就没有了。解放战争时，那些大战役，战场死伤惨重，惊心动魄，都是主席亲自指挥的，他只能做个参谋。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已是没有资格来当党的领袖的。到现在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更没有这种想法喽。总理说，后来主席听说刘少奇开会批斗朱德非常反感。主席说，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 文革运动中，农口的造反派要打倒谭震林。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就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就在一次大会上说了，谭震林是跟毛主席走合作化道路的，他反对包产到户。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少奇、邓小平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据说谭震林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总算讲了几句人话”。 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一个大省市的工人阶级签订的第一个支持工人群众革命造反的革命协议书。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不过，等总理转身走开时，我听到那几个人就在嘀咕，我们算什么呀，现在我们说话谁听呀。人家可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啊。可是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的意见就很大了，陈丕显从上海打来电话，质问陈伯达： 张春桥作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绕过华东局，绕过上海市委就和工总司签字承认“五条”？陶铸等一些中央的领导，甚至陈伯达也都认为张春桥这样做，是违反了中央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所以说，张春桥的签字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这件事不只是表现了他的魄力和胆识，也说明他对主席思想，对主席要把文革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有认识、有思想准备的。11月8日，他在和我一起见北航红旗的战士时，就支持他们去工厂串联，与工人相结合。张春桥还说：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常委会议，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张春桥是对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 “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八小时生产。我那时因为事情很多，所以没怎么去参加这个会议，可是总理好几次都叫我去参加会议，他说，你对工业的情况比较了解，你应该去参加。我在私底下听到陈伯达抱怨说，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只是小小老百姓，无权无势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看不起我们，现在这些部长们也同样瞧不起我们。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全部推翻，他们自已另起炉灶。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十条。然后主席又让林彪主持中央常委会来讨论这个“十条”。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知道，中央文革这几个人并不能掌管好生产的。所以毛主席总是让总理管生产，要中央文革和总理配合好，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我们一直都是努力配合总理工作的。 1966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月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六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 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七十三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己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主席又说，斯大林是七十三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呀！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八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兴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辞而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四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矿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在1967年1月8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话对陶铸是不满的。说陶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他的问题是红卫兵起来后才解决的。曾志对此讲话有疑问，写信问主席，主席未作答复。虽2月10日后就此事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而不久当江青、陈伯达再次提出要打倒陶铸时，主席不讲话了，陶铸最终还是被打倒了。由上可知，毛主席对陶铸问题的认识与处理是有反复的。……在1967年初的时候，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中南海西门来了一个红卫兵模样的人，但他的年纪看上去已经不小了。他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份材料，说要告陶铸。材料上写着，他的生母是陶铸现在的夫人曾志，他的父亲姓蔡，叫蔡协民，是一个老革命。当年是毛主席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届学员，是主席的学生，后来还给毛主席做过秘书。主席曾说他是一位好同志，对革命很忠诚。蔡协民在30年代为党做地下工作的时候被捕了。那时陶铸和曾志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曾志很漂亮，已经与蔡协民结婚了，可陶铸却在暗地里追求她。蔡协民被捕后，陶铸就把曾志追到手了。那时候也没什么离婚、结婚之类的手续，陶铸就跟曾志同居了。不久曾志生下来一个孩子，但那是蔡协民和曾志的孩子。曾志把这个孩子送到孩子奶奶那里去了。那个红卫兵模样的人说他就是那个孩子（他拿着他爸爸和曾志一起的照片。他说这张照片是在曾志把他放在奶奶家抚养的时候留下的）。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调査得那么详细，他说敌人在他爸爸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就把他放了。他爸爸出来后就找组织，找到了陶铸，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陶铸说，因为他被捕过，到底是怎么放出来的情况还弄不清楚，现在不好接组织关系，就没给他接组织关系。于是蔡协民就只好到处去流浪。在流浪期间又被国民党抓住了，并把他处死了。这个“红卫兵”认为，他爸爸蔡协民的死就是因为陶铸不给接组织关系的结果，是陶铸造成他爸爸的死亡，他要来跟陶铸算这笔老账，为父亲伸冤。我们把信送给了主席。毛主席因为是他以前秘书的儿子的信，就仔细看了这封信。后来我问过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主席是怎么批的。徐业夫说，主席叫这个孩子回去了，还给了他一笔钱。还说，主席引了一句老话，意思是说陶铸道德上有欠缺。徐业夫也记不清楚主席说的那句老话了，我查了成语词典也对不上主席说的老话。我认为主席是相信这个孩子的话的。但主席当时也没办法处理此事，一则蔡协民刚从敌人监狱放出来，情况不明，确实不好接关系，二则陶铸是领导干部，曾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干部，你说人都死那么多年了，事情也无法査实了，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当时都三十多岁了，只能照顾他一下，给他一些安慰了。 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毛主席对上海市委的那些做法非常反感，他在会上说了：“我就不信，死了张屠夫，就得吃混毛猪”。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先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觉得问题挺大，当晚即找主席汇报。主席听他们汇报，开始没怎么重视，听到谭震林发脾气，抱起大衣要走，他只是笑笑。但讲到陈毅对延安整风的不满时，主席严肃起来，特别是陈毅讲到总理和他在延安整风挨整时，主席很不高兴，但当晚，主席未表态而在张、王、姚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1967年初财贸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总理跟我说，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确说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见中央财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了他们，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团结的人，不能打倒。总理说，告诉红卫兵可以批判陈云，陈云这个人一贯右倾。在困难时期鼓吹“包产到户”，他是最积极的。他其实就是邓子恢的后台。他就是个小农，“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刘少奇还早呢。1967年初，国务院财贸口的吴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写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材料。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还有一些副部长，把当时的工作笔记都拿出来交给了财贸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陈云的材料，组织批判。所以说，文革运动中，党内最早提出批判陈云的是总理，从决策到具体布置的都是总理。 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3月11日，毛主席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过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可是，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 空军文工团有个女孩子叫刘素媛，因为支持吴法宪，成了保守派。她挨了造反派的斗，造反派还要把她排挤出文工团。她人长得虽小，但很机灵，她以前来参加过中南海举行的舞会，与毛主席也跳过舞。可能是主席跟她说过，如果了解到下面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来跟他说的。大约在1967年4月，她通过主席的秘书徐业夫求见主席。说有很要紧的事向主席报告，主席叫徐业夫通知她来。刘素媛见了主席就哭哭啼啼的，把“造反派”怎么整她，怎么要打倒吴法宪等等情况，都和主席讲了。还说，吴法宪现在的行动都得向“造反派”请示报告。我到主席这来，也要向他们请示才行。主席听了说，吴法宪怎么成了走资派了呢？他有错误、缺点，可以批判，甚至炮轰，但不能打倒。主席找来叶群，问她怎么回事，怎么现在三军首长都受管制了？“造反派”怎么就有这么大权力？主席还让叶群去了解，看看到底谁对谁错，但主席说，不管谁对谁错，都要让部队正常工作。吴法宪是司令，他有自己的权力，进出不需向“造反派”请示，有事只能向我和林总请示。……毛主席这么说了，老三军这派就高兴了。当然新三军当时也还是有力量的，它的后面也有很多司令、政委在支持着的。……当时部队的情况很复杂，绝不是一个支持造反派还是支持保守派就可以说清楚的。实际上，这两派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大人物在那里较劲的。肖华原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后来看了林彪的态度，又去支持保守派了。所以弄得两派对他的意见都很大。到了后来，就连叶群也大骂起肖华来了。主席只好出来说，他要亲自保肖华过关。聂荣臻为了让肖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肖华接到自已的家里。可是肖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肖华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不过，当有一次叶群来说，在批斗肖华的时候，群众让肖华在地上爬。而肖华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异常震怒。主席说，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亲自下令，今后不准任何人让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要处置。 1966年5月18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是我帮助整理的。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他跟张云生说，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要拿去给戚本禹看看。叶群也多次跟我说，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坐坐。可是我接受了田家英犯错误的教训，不能去。有一次，我问主席，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误会。这时主席正在看东西，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为此，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1967年的夏天，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在主席还没有去武汉之前，住在人民大会堂里。有一天，叶群来找我和王力、关锋，说林总想见见你们。随后她就带着我们一起去了林彪在大会堂的办公室。林彪见了我们很高兴，他说，要把文革搞好，要尽量减少负面的东西，不能武斗，尤其是不能动用枪支来武斗。他说，你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党内、军内反对文革的人很多，很多。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很大、很大。你们一定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点。现在主席健在，我们是靠着大树好乘凉。主席不在了，我们的困难就来了，那时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谁也帮不了我们。我们要有备，才能无患。他向我们问了一些情况，叫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对这次谈话，关锋还专门有个追记。林彪这次谈话，我向江青汇报过，江青说，林总说得对呀！江青后来又向主席汇报，据说主席回答，还是林彪能想问题。 后来他被造反派冲击的时候，他叫他的夫人田普到北京要来找我。田普说，许世友叫他来找江青，说如果见不到江青就找我，别人谁也不找。我知道以后，就去请示主席。我说，田普来了，说要见我。主席说，你先叫人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事再说。于是，我叫让秘书给她打了电话，我的秘书跟她说，本禹同志现在在开会，很忙，有什么事情就请她在电话里说，他负责转告。于是，田普就在电话里说，现在有许多人要搞许世友，搞他的并不是底下的群众造反派。而是某副政委、某副司令要搞他的。我把秘书给我讲的都汇报给了主席。主席后来去上海的时候，就要召见许世友。可那时许世友躲在大别山。主席特意派张春桥去请他来上海。可开始的时候，许世友还不相信，生怕张春桥是骗他下山。后来张春桥告诉我，他是用了自己留下来给他当人质作保证，才使他相信的。我说，你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你这样说多掉价呢。张春桥说：“我当然说的很婉转的。他说他这里的事情很多，跑不开。我就说，那这样，我留在这里给你处理事情。重要的事情随时打电话与你商量，你单独去见主席。我这么一说，他才相信了。于是就跟我一起下了山。后来他见了主席，主席保了他。他很高兴，还说要打个豹子送给我。”主席让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是非常高兴的。主席派自己身边最相信的人给他当政委，这样还有谁能反对他呢。 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了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我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多年后，我碰到朱永嘉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文章出来了，我们有点被动。我问，被动什么？他说，张春桥拿了你的文章放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所以那以后，朱永嘉他们就拼命写批判文章，一下子写了三篇东西。主席看了之后说，你们不要光搞数量，质量要搞好。数量多了，人家消化不了，你一篇东西写好了，人家消化了，那比几篇都好。主席曾与江青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现往戚本禹写出来了，所以要鼓励他一下。江青本来提出要送我一架她用过的蔡斯照相机。我说我不会用。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写的字，哪怕就几个字都好。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过去写的一幅《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送给了我，而且江青叫汪东兴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人的面送给我的。主席的词写在信笺上，一张纸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形成了厚厚的一大摞。那天晚上，我回来以后，没喝酒，却觉得像喝了酒似的，捧着毛主席的手书，翻来覆去地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从1967年4月，到1968年1月，我看了不知道几次了。每次看完，都是再把它锁在小保险柜里。我曾请郭老（郭沫若）把他的词也写了一幅字给我。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等我一被抓起来，我那个小保险柜就被他们抄了。那个小保险柜里东西很多。有毛主席给我的信件，例如主席对贵州省李再含的来信的批示、主席对青海事件的批示、主席在我的检讨上的批示等等。那些批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里而收入了几篇，但有的没有登。……《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刘少奇也看了。听说刘少奇看了文章之后气坏了，血压升高，睡不着觉，极力喊冤，说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红色买办？”为此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指示，对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检讨。胡乔木写的这个材料，我亲眼看过。至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不承认，王光美也说没有。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说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话。这时，谭震林站出来了。谭震林刚因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评，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写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我也看过。毛主席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这事我们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总理在场。 1967年1月的时候，清华大学蒯大富一些人，用王光美的女儿出“车祸”的谎言，搞了一个“智擒王光美”事件。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搞的。总理知道以后，马上派他的秘书去把王光美接回了中南海。主席后来知道了说，共产党讲究光明正大，不准再搞这种骗人的事情。……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钱的时候，建工学院的八一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要求刘少奇到他们学校去作检查。刘少奇写信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去检查，并在1967年1月6日将刘少奇的信批转总理，让总理给学生做工作。不久，又有学生组织提供材料，说刘少奇历史上被捕叛变过。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建议，成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但毛主席认为材料不足，不同意成立专案组。后来总理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总要调查一下吧！于是把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调查，放在王光美专案组里做。在查出一些问题后再请示主席，主席才同意设立刘少奇专案组。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通常先是把文革办公室汇集后报上来的，和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材料分发绐大家研究讨论。然后由大家发言谈自己的观点。其实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起先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由谁来负责哪一个地区的运动。而是谁对某个地区的事务关心的比较多，那以后有关这个地区的事情就由他先来说。陈伯达比较关心河北、天津，内蒙古的事情是康生负责，关锋对山东的运动关心得多，他支持王效禹。王力对山东也关心，所以山东的事就由关锋和王力来管；关锋对东北也很关心，关锋的女儿在东北工作，她是支持宋任穷那一派的。东北的事后来是毛远新参与了，毛远新是支持陈锡联、潘复生的。有一次，关锋要去东北，毛主席让他缓一缓再去，主席说，还要再看一看。云南和湖北等地是由王力负责的。上海、浙江、江苏由张春桥、姚文元负责。主席对上海特别关心，他对上海的事情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主要是负责北京。后来湖南出了“湘江风雷”的事情以后，湖南的事情我管得多了，其他的像湖北、贵州、四川、河南、青海、甘肃我参与得也比较多。对全局的情况掌握得多的还是总理。相对来说，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比较缺乏全局观念，缺乏对全国运动的战略思考，他们整天都忙于事务，没有整体的规划和布局。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由总理来主持全局的局面了。早先国务院这一摊和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摊，是分头开会讨论各自负责运行的，当牵涉到相互有关联的事情的时候，就召开联席会议。后来这种联席会议就变成了“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都是在怀仁堂举行，由总理主持。“二月逆流”后，国务院的好多人都靠边了，总理就把会议搬到钓鱼台来开了，会议的名称也改作“中央文革碰头会”了，但还是由总理主持。 毛生席对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事很关心。他说，先要召开红卫兵的代表大会（大学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工人的代表大会（工代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农代会），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北京市革委会成立的筹备工作主要是谢富治和我两个负责。但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忙，当时有个叫周景芳的，他是关锋的老战友，原来是在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这个人的能力很强，很多事情我们都叫他出面去办。后来北京市革会成立后，周景芳担任了市革会的秘书长、核心组副组长，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处理。聂元梓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但是这个人一心就想要当主任，她处处作梗，拼命排挤谢富治和周景芳。我对她很看不惯，我与谢富治商量对她怎么办？谢富治说，不要紧，让她去闹，我对付得了她。其实，毛主席对聂元梓的情况很清楚，因为李讷是北大毕业的，她把聂元梓为人处事不足之处都告诉主席。主席后来对聂元梓也不信任，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后，也派了军宣队、工宣队去管北大。 湖南省委有个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叫章伯森，他是支持造反派的。他向毛主席反映，说“湘江风雷”是省里最早起来造反的造反派，怎么说它是“反动组织”呢。主席在湖南的其他一些朋友也向主席作了反映。主席让我们再去查一查。一查，果然是我们弄错了。“湘江风雷”的的确确是一个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到五月后，中央文革给它平了反。为了这件事，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受到了毛主席严厉的批评。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和湖南的工人造反派就接触多了。我非常重视章伯森，可是下面反对他的人也很多，尽管我们去做了工作，但效果不大。这样我就把旧省委中虽犯有资反路线错误，但与群众关系尚好的华国锋提了上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候，我讲话保护了华国锋，要他站出来工作。会后，他留了下来，对我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改正错误，紧跟毛主席。华国锋一转变，就减少了与造反派对抗的对立面。再加上龙书金被调走，把47军的黎原调去湖南，湖南的局面就稳定了。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陈丕显、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等，能够让他们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方面是这些人不知怎么，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毛主席还特别重视那些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但仍能正确对待造反派的老干部。像华国锋、纪登奎都是因为这样而被重用的。河南的“二七公社”把纪登奎斗得很厉害，可后来纪登奎上去之后，不但没有报复他们，还主动和他们搞好了关系，因而受到了主席的表扬。可惜，在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中一些人又倒向了反对文革的对立面去了。毛主席对上海的马天水也赞赏有加，多次要调他来中央工作，只是上海的工作太重要了，所以马天水还是一直留在上海。主席去世以后，马天水仍然坚持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这在老干部中是很可贵的。 1967年的7月13日下午，主席召集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人开会的时候，主席提出，他要去武汉游泳。当时武汉应是天下最乱的地区，所以林彪和总理等中央领导都反对主席去武汉。大家建议主席去北戴河游泳，那里比较安全。但主席说，天下之好水，莫若长江；长江之好水，莫若武汉。大家都知道，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是劝不住的。主席说，这次去武汉让杨成武跟着他去就行了。这时，汪东兴提出，他也要一起去，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问，你办公厅那么多事情怎么办呢？汪东兴说，办公厅的事，他会安排好的。可主席没有同意由他自己安排，说那就交给本禹吧，戚本禹任中办代主任，并向林彪、总理征询意见。林彪和总理都表示同意，大家就都同意了，随后中央发了通知，任命我为中央办公厅代主任。7月14日凌晨，主席就坐火车出发了。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在当天一早，就乘飞机赶在主席的前面先到了武汉。由于谢富治和陈再道以前都是四方面军的，所以总理又特地把正在西南的谢富治叫去武汉。王力是和谢富治一起到西南去的，由于王力对学生运动有些经验，因此总理就叫王力也和谢富治一起来武汉。跟着谢富治、王力去西南的几个“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战士也同机到了武汉。……主席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看了武汉各派关于文革运动许多材料，做过一番调查研究，对解决武汉问题，主席是有一个方案的。他是希望先做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工作，让武汉军区从原来支持保守派的立场上转变过来，然后通过他们再去做“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的工作。主席认为两派应该联合起来，而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武汉地区的“三钢”、“三新”虽然是最早批判湖北省委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所以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1967年7月14日晚9时，主席到达武昌，住东湖宾馆梅岭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到武汉后，主席找他们两个一起谈过话，一面听取他们汇报西南的情况，一面告诉他们到武汉后，要好好进行调查研究，先听取部队意见，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找两派头头和群众去做工作。但王力与谢富治没有仔细去体会主席的指示，对武汉问题的复杂性，显然缺乏认识，对先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做好陈再道等人的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没有认识。因而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他从主席那里出来就和谢富治先去大学造反派学生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只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1967年7月15日上午，主席召集陈再道、谢富治、王力、郑维山等汇报情况。下午，总理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武汉军区向总理汇报了造反派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这个会一直开到18日，总理根据他对武汉文革运动的了解，批评了武汉军区，并总结了三条原则性的意见：一、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二、“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以上是根据王力与一些与会者的回忆整理的。关于总理讲话，现在的记录是总理共讲了八点意见。）……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注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败，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七二〇事件”以后，主席很关心部队对这件事情的反映，他让我们去了解。我布置了文革快报组的记者到各地的部队去收集情况。下去了解情况的记者很快就有报告上来，说部队里有一些人对这件事情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听到福州军区有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公开说，这下好了，中央文革有热闹好看了。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地报告给了毛主席。……主席在“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不久，给武汉军区的指战员写了封信，主席在信上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锴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同时，主席跟总理说，“武汉的问题，应当作为内部错误来处理，因为陈再道并没有下决心反对中央，否则我们就出不来了。” 在8月初，姚文元从上海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接见外宾时说的话，毛主席说，“对陈毅斗斗也可以嘛，打倒一下也没什么，打倒了还可以再保的嘛。”当时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话写成了文件，给总理及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过。总理指示，要我和关锋根据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外交部给他们讲了次话。往我们的讲话中都是按照主席的意思来讲的。但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听了我的讲话以后，并不满意。因为到底陈毅可不可以打倒，并没有明确的说法。王力从武汉回来以后，是被当作英雄看待的，可他自己却不知道其实他在武汉是有错的，主席已经对他不满意了。他听说外交部的两派对我和关锋的讲话不满意，就自告奋勇地在8月7日那天，把外交部的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找到钓鱼台来和他们谈话，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为“王八七讲话”。他的讲话被姚登山他们记录了下来，回去就把它在红卫兵的小报上登了出来。其中最主要的一句有问题的话就是：外交工作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嘛。本来总理已经代表中央作了宣布，中央各部委的权力是属于中央的，红卫兵可以参与监督，但业务权不能夺。所以，王力的讲话就出格了。但是后来在申辩中，王力说他并没有讲过红卫兵也可以当外交部长这些话。 8月26日杨成武从上海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马上向总理、江青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当晚，在钓鱼台16号楼，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参加的人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没有叫王力、关锋参加。会上，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批评了王力、关锋。说他们的主要错误，一是鼓动在外交部的夺权，外交部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这事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和形象，王力说红卫兵可以夺外交部的权，是非常错误的；二是《红旗》杂志两篇的文章，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接着总理当场宣布了主席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关锋在会上说，那两篇文章是他叫《红旗》杂志编辑林杰，根据他和王力的意见起草的，然后他和王力作了修改审定。他们应该为这个错误承担责任。但他说，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有一点是要讲清楚的，这篇文章最后是经过陈伯达批准才发表的，而并不像伯达同志说的是他们擅自决定发表的。可是陈伯达不承认，他说：“毛主席说我是刘盆子，人家早就把我当刘盆子啦。我根本就没看过这篇社论，他们就发了。”关锋就说，这文章明明就是你签发的，而且你还在上面还作了一些文字改动，在稿子上还有你亲笔加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双手，迎接阶级斗争新的大风暴吧！”你怎么都不记得了呢？于是总理就当场叫人去把原稿调来，可原稿被陈伯达拿走，找不见了。总理又叫他的秘书去陈伯达办公室找，结果找来了，上面清清楚楚是陈伯达在审稿时写的字，而且陈伯达还写了“照发”的批语。这下子陈伯达没办法了，就又推说当时自己吃了安眠药，糊里胡涂的，忘了。尽管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大家也明白，这件事在当时是不能让陈伯达来承担责任的。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把他拿下来，震动就太大了。所以，总理就在会上说了，看来这个文章是经过伯达同志同意的。但陈伯达说他当时是吃了安眠药，头脑不清楚，也情有可原。关锋、王力同志当时应该把文章交给其他中央领导去审查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关锋、王力同志仍负有主要责任。 杨成武回到北京的那天，在他向江青传达主席指示的时候，我也在边上。会后杨成武跟我一起到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来我这里。杨成武对我说，主席向我问起你了，说，戚本禹近来表现如何？我当时给你说了好话，我说戚本禹是忠于主席的，是跟着主席干革命的，我讲了你写的文章，战斗性很强，作用很大。主席说，你在年轻人中是比较有思想的人，说你跟王力他们是不一样的。杨成武来我办公室的时候，我的秘书都在场，而且这次会面也记入了我的工作日志。但我从秦城出来后，看到杨成武对采访他的人说，主席那时就说，戚本禹是坏人。我想如果主席真说了这话，那杨成武当时就不敢到我办公室来说那番话的。实际上主席对王力、关锋究竟是怎么说的，也有不同的说法。徐业夫告诉我的是，他听主席说，王力、关锋二人犯了错误，要反省。为此我出狱后还给杨成武写过封信，问他主席当时究竟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他当时说的与后来同记者说的不一致？他一直没有回复我。那时，江青也对我说，这次你高兴了，没有你的事了。但你也要注意哩。这次你得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让你躲过了一劫。我看到当时江青很为我躲过一劫而高兴。在王、关被隔离后不久，总理跟我说，你应该给主席写个检讨了。江青也让我写，于是我就写了封信给主席。我在信里面说到，这次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没有察觉出来。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主席）思想的小兵。”没过几天，徐业夫就从上海给我带回了毛主席在我信上作的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九月七日”。我把主席的批示，拿去给总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都看了。他们也都在上面画了圈，但都没写什么。只有总理写了个“阅”字。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以往只要主席作出了批示的文件，总理都会马上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的。可这次总理没有。我问江青，是不是可以把主席的批示给王力和关锋看。江青说，你拿去绐他们看好了。我说，我一个人去恐怕不合适，是否叫个人陪我一起去？江青说，让春桥陪你一起去吧。于是我就和张春桥一起去了。王力、关锋看了主席的批示，都感到非常高兴。自从王、关被隔离，我就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了。我很少出去，有些会议我也不去参加，省得别人有想法。这时张春桥对我说，你错了，越是这种时候，你越是要出来亮相，这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才不好落并下石。王、关被隔离后的第一次中央召开的群众大会，我没去参加，外面马上就贴出标语：打倒“王、关、戚”。以后的会议我去参加了，外面的标语就没有“戚”了。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会议我都去参加，一直到我被打倒。1967年的国庆前，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分工：张春桥起草林彪的国庆讲话；姚文元起草国庆社论；我负责整理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我因为参加过《毛选》的校对工作，对主席的语言风格比较熟悉，所以我把各地整理出来的和报上登载的主席讲话拿来作了汇总。我发现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也就是各派都要参加掌权，而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思想上的大转变。我想，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主席看了我整理的东西是满意的，在我送上去的整理稿上划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没作多少改动，就拿去发表了。在春桥起草的林彪国庆讲话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述了毛主席的“要斗私批修”这句话。可是在最初的稿子上写的是，“要批修斗私”。我提了个建议，革命总是先内而后外的，而且从逻辑上讲，总要先把自己的私心去掉了，才好去批修。所以改为“斗私批修”比较好。春桥觉得有道理，主席和林彪也说好。于是就把“批修斗私”改为了“斗私批修”。 我在王力的《反思录》中，却看到他不少罔顾历史事实，刻意去迎合邓小平之需要的地方。譬如，王力在《反思录》中有一章，专门是说毛主席1967年7在武汉曾单独找他谈话，说什么如果林彪身体不好，他还是想用邓小平的。接下来又说了些主席赞扬邓小平的话。毛主席那时确实说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别开来的。但是关系到接班人这样的敏感话题，主席怎么可能在那种时候，去随便给一个他并不太熟的人说呢？如果当时这话传到林彪的耳朵里去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主席还是信任和倚重林彪的。再者，就我所知，那时，除了江青、康生之外，主席很少单独召见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有时单独去见主席，那是因为中央秘书局的工作需要。只是后来在上海的时候，主席曾单独召见过张春桥、姚文元。但主席从未单独召见过王力。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央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主席真的跟王力说了什么重要话，那王力应当马上把主席的讲话向中央常委汇报，而且不允许私底下去跟别人说。王力在中央工作时间不短，他应该很懂得这些纪律的。但是，王力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编造出这些东西，一开始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听人说，邓小平在1978年重新上台后，曾派邓力群去秦城跟王力谈了两次话。邓力群告诉王力，邓小平说了，现在就是要重用像王力这样的人。现在需要他这样的知情人出来说话。我想，王力的这些东西应该就是这么出来的。…王力在反思录里还说，中央的大部分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又说文革时的社论大部分也是他起草的，这些都是夸张之辞。…王力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也是他总结出来的，这夸张得太离谱了。在这件事情上，关锋、张春桥、姚文元的贡献比他大得多。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问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在起草的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一些我的想法。……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主席看了并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公开发表，在国际、国内影响巨大。这篇文章同5月份纪念“五一六通知”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及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是文化大革命中论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经毛主席批阅、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论述继续革命思想时，不仅要引用他的话，还要多引列宁的话，要紧紧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关锋等积极执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经常不断的、普遍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江青说，王力、关锋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关锋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总结“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不应该否定。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高。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在、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不过也难，江青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没有生产斗争的经验，政治上也经验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于与人求同存异，这就不容易团结同志。可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近来阎长贵又写了些关于江青的文章，较前要客观真实些了。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鹰，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重大的决定都是通过开“中央碰头会”来决定的。每次开会的名单，除了主席有特别交代的，一般都由总理来决定。总理写了名单交给秘书通知下去。如果主席参加会议，那会议就叫“中央常委碰头会”，通常就是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北京厅进行；偶尔也会在“游泳池”开会，但冬天在那里就比较冷。主席好像特别耐寒，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还觉得冷，他却一直不让开暖气。如果主席不参加会议，那会议一般就在怀仁堂举行，通常由总理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和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林彪那里基本上都是叶群来的，军队由杨成武参加，谢富治基本每次开会都来参加。这在当时就是最高的中央决策会议了。像批斗张霖之、从四川带回彭徳怀这些事，都要由这个会议来讨论决定与通过。有些事还得经过主席的批准才好去执行。就我所知，那时除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外，只有总理可以不用通报就去主席那里。其他人，包括陈伯达在内，要见主席，都需事先通报主席，并得到同意。以前刘少奇是可以不经通报就去主席那里的，但是现在不可以了。包括中央开会，如果没有得到通知，他也不能参加。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是由总理来主持，陶铸协助总理。“二月逆流”以后，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等人，除了工作需要就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后来总理就把这个会议从怀仁堂搬到钓鱼台的16号楼来开。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还是由总理决定，总理把名单给我，由我交文革办事组去通知，这个会议后来被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其实，这两个叫法都是一样的，只是参加的人有了变化，原来国务院的几个领导，总理不让他们来参加了。这个时候毛主席亲自指定粟裕来参加中央碰头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后，叶剑英一般也不来参加会议了。凡是有总理来参加的会，会议都是由总理主持的，总理都会事先把要讨论的问题写往一张纸条上，然后一条一条地进行讨论。从1967年2月以后，连国务院的很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来讨论解决。说实话，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总理就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员。除了参加总理主持召开的会议之外，中央文革小组自己也经常开会，除了有重大事情需要专门开会讨论之外，一般日常的事情并不规定开会的时间，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但经常到会议室来碰头，先到的就一起坐下来讨论了。有重大事情则必须请陈伯达、康生、江青到会。在开始的时候，大多由陈伯达主持会议，但他的口音很难听懂，讲话又常常不得要领，所以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常常在下面开小会。而当江青主持会议的时候，那大家都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讨论，下面没有开小会的。那时，小组的人（包括我）都有点欺负“老夫子”。 周总理和江青，他们两个之间有很深的友谊。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有时也有意见分歧，比如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雏，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总理和江青的关系有点像是兄妹一样。江青经常会绐总理说好话，要总理帮她出主意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都是别有用心的胡说。江青经常跟我说，你跟他们（指王、关等人）讲啊，不准反总理，这是大局。总理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呀！我就把江青的话去跟王力、关锋说了。关锋对总理确实很有意见。他说，总理和那些走资派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常常会表现得忽左忽右。当群众批判某个人的时候，他通常会保他，这就右了；可是当他知道主席也对这个人有看法的时侯，总理就会很快转过来，批判起来比别人更起劲，上纲上得很高，这就左了。王力对总理的态度则是多面的。当着总理的面，他一般都是恭恭敬敬的；可在背后，他又同意关锋对总理的看法。王力说，外交部的那些主要领导像陈毅、姬鹏飞等，都是总理在保护他们。可是那些人接受西方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就转变不过来。他认为，除了乔冠华还可以争取，像姬鹏飞这些人都不堪重用。文革失败后外交战线种种错误，包括姬鹏飞儿子的背叛祖国，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有时，江青也会当着面说总理，说总理啊，人家都说你是“老保”，原来你真是个老保啊。总理听了，也就是笑笑，什么也不说。事实上，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 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说，那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邓小平他们要审判江青的时候，他们派人到秦城监狱来向我问过这事，要我回答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对他们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她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那是敌人造谣。那些人还要我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我都如实地写了，可是我写的材料他们却不敢在“法庭”上公示。 毛主席对陈伯达看得很透。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船要沉了，就往林彪那里跑。康生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跟着毛主席会得罪什么人的这种事。康生比陈伯达坚定。后来有人说，康生在去世前，向毛主席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是叛徒，这很可能是夸大的误传。我以前在中南海工作的同事告诉我，康生在去世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就不省人事，中央送给他的文件都是原封不动地退回去的。是不是那时有人揭发江、张，康生在清醒时叫人向毛主席反映一下。 有一次我和陈伯达在主席那儿开会，说到现在有些人参加会议，大会小会都不讲话。主席就说，那不是成了息夫人了吗？息夫人是息国（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的绝代美人，嫁给了国君，后来息国被晋国所灭，息国国君被杀。息夫人没自杀，也没殉葬。因为她太美了，晋国的国君就把她收为妃子。息夫人也不反抗，你愿意怎么就怎么，她温顺地伺候晋国国君，但就是不讲话。晋国国君也允许她不讲话。这个时候，陈伯达插话说，息夫人是嫁给晋献公的，公子重耳就是她的儿子。这事有点新鲜了。主席说，哦，我还不知道这事呢，陈伯达真是个历史学家。陈伯达听了很得意。回来以后，我觉得，公子重耳的母亲是息夫人？这么大的事，怎么我从来就没听说呢？于是我就去查书，可不知翻了多少书，都没查到有这事。这事整整耗了我一个晚上时间，但我基本上也肯定这是没有的事。第二天，我和陈伯达见面时就说，老夫子，你说的那个息夫人是晋文公母亲的事，我查了一晚上资料都没查到。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回去再查查。陈伯达看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就叫他的秘书去找《史记》、《左传》等书。书拿来以后，他就翻，翻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我说，不用翻了，我都翻到公羊传了，都没有。他相信了，说，哎哟，这怎么办呢？我说，你别着急，你马上给主席写个说明。他说，对。那你给我写一个吧。我说，这不行，这个必须是你的亲笔。他说，你写，写完我来抄。我就给他写了：主席，昨天开会我曾说，息夫人是公子重耳的母亲。回来我核对了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件事怕是我记忆失误了。干扰了主席。陈伯达抄完就赶紧给主席送了过去。主席后来也没有再提这个事。 在1967年8月底，周总理叫我送王力、关锋二人到钓鱼台2号楼去“闭门思过”的时候，他曾交代我说，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在“请假检讨”（实际是隔离审查）。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作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不到五个月我也被隔离审查了。随后又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但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有一次杨成武、傅崇碧，因追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来监狱提审我之外，我没有再受到其他的审查和讯问。我出狱以后问过关锋，他说，他也一样，没有受到任何审讯。直到主席去世前的一两年，汪东兴才成立了专案组对我们进行审查。我出狱后，以前中南海的老同事告诉我，在我刚被审查的时候，中南海里支持汪东兴的那一派好几次提出要批斗我，都被汪东兴阻止了。汪东兴对他们说，闹什么！毛主席不让批斗。即使是在1970年全国大搞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来查问我与“五一六”到底是什么关系，而那个时候我们“王、关、戚”是被说成是“五一六”总后台的。不过后来我听一些当年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的人告诉我，在审查他们的时候，倒是问到了他们与“王、关、戚”的关系。可是他们中问谁也说不出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事实上我们跟他们之间，除了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的群众组织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当时毛主席讲到“王、关、戚”的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1969年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这次他讲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打倒“王、关、戚”之后，就没有人把中央开会的内容透露给红卫兵和造反派了。另一次是1970年他和斯诺谈话时，说到1967年8月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是一批“极左分子”。这一次，主席虽然没有点“王、关、戚”的名，但从所讲内容的时间上来看，至少是包括了我们的。他可能认为在这些过激的行动背后都是由我们在支持着的。总的来看，我总觉得，当时毛主席并没有把“王、关、戚”的问题“说绝”、“说死”。后来知道，主席往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引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在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姚文元比我晚出狱，出狱之后他仍然没有自由。一次姚文元的女儿来看我。我请她代我去向她父亲问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抓我？不久，他女儿来跟我说，她父亲很真诚地跟她说，在处理戚本禹的事情上，他和春桥两个都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二十岁的邹容写了一首互相勉励的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斡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 听了姚文元女儿的转述，我感慨万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连毛主席都做好了“临命须掺手”的思想准备了啊！2005年姚文元去世后，他女儿常来看我。她把他父亲生前的亲笔手迹拿给我看。我对她说，这是你父亲留下的珍贵遗物，你们要好好保存，作为纪念。后来，我只要了姚文元同志亲笔书写的一份读书笔记的复印件，和他亲笔写给他女儿们的一封短信的原件。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来看，他的读书学习是非常刻苦认真的。怪不得毛主席生前把他的读书计划批转给了大家去看。 ———— ———— 【供参考】于运深口述：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是我接的。高碧岑说他已向毛主席转报，主席听后笑了，说：“设国家主席，谁来当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当了。你不当，我不当，那就让董老来当吧!再找两个年轻人当副主席，纪登奎和汪东兴。” 我把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的电话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报告叶群。本来如此机密、讨好的事情，叶群一向是自己报告林彪的，无奈此时林彪正在生叶群的气，不见叶群。……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来电话时，林彪规定不见叶群的期限还没到，叶群只能让我把毛主席机要秘书高碧岑的电话报告林彪。林彪听了以后，相当重视，让我把电话记录抄两份存档。毛主席办公室那边也肯定有这份毛主席口授的电话记录。 毛主席在196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上看到林豆豆等人写的《三访九厂》，称赞写得很好。因为林豆豆是化名，毛主席问了才知道是林彪女儿，于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特意接见了林豆豆，并向林彪推荐《三访九厂》。而这时林彪却茫然不知，回毛家湾后他问叶群，才知道林豆豆他们写了《三访九厂》，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林彪有些不高兴，埋怨叶群不早说。 4月24日，我给林彪报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情况报告。其中有：“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五一节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毛在这段话旁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时任林彪警卫队中队长的萧奇明说：“5月1日，……林彪只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了一会儿，就给毛主席请假，说‘身体不舒服’，马上就回家了。”邱会作说：“5月1日夜，毛主席、林彪在黄永胜陪同之下同时登上了天安门。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指着自己的头向毛主席说：‘我头疼，早点退场。’毛主席回答说：‘好，今天没有什么题目了。’” 记得1966年9月，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期间，毛主席把自己看过的《刘晔传》、《三国志》里的“郭嘉”篇推荐给林彪看。郭嘉是曹操谋士，诸葛亮式的人物，对曹操打胜仗出了很多主意，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毛主席为什么向林彪推荐郭嘉?林彪从来没有说过。据我所知，林彪写信给毛主席谈了读“郭嘉”的感想。 记得庐山会议后，有一天叶群开会回来，要看《何典》这本书，说是毛主席[1971年7月底]推荐中央政治局委员看《何典》。《何典》中有两句话：“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句子都被制成卡片，林彪怎么理解，我们谁也不知道。 于运深 口述 舒云 整理《于运深口述：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 ———— ———— 【供参考】《耿飙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在得知他们（耿飙黄镇等人）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后表示：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 （10月5日黄永胜批准耿飙住进301医院） 《耿飙传》中还称其1969年5月21日出任驻阿大使路上时黄镇说主席叫我问候你呢……主席问：”耿飙怎么样，他好吗？走了没有？“ 《耿飙传》中还称其出任中联部长是曹轶欧对他说是康生向毛主席提出调耿飙去中联部任部长 “毛主席除同意外，还说：‘耿飙是个好同志’ 。耿飙1970年11月[8日？]找周恩来谈话时，周恩来讲述了作出这个决定的经过：还在“九大”以前，主管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就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从外交部已经“解放”的副部级干部中，遴选一位到中联部任部长，最好是中央委员，并和外国共产党有过交往。 “九大”刚闭幕，康生又找周恩来，说：“看了外交部干部名单，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只有耿飙。 ”因此希望任命耿飙为中联部长。周恩来答道：“毛主席已决定派耿飙到阿尔巴尼亚去任大使，中联部长另找别人吧！"“九大”开过一年后，中联部部长一职仍在空缺，对此，周恩来上下对比，左右权衡，还是耿飙最合适。正巧耿飙回国治疗腿伤，于是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将耿飙从阿尔巴尼亚调回国，就任中联部部长。康生也向毛泽东报告过两次，推举耿飙任中联部部长。毛泽东说：“耿飙是个好同志，老红军，可以到中联部去工作。 ” 接着，周恩来谈了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共运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问题，并介绍了中联部的有关情况。耿飙向周恩来请示：到中联部以后应该怎样工作。周恩来重申了中央关于外事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后，又对中联部的工作方针作了指示。然后叮嘱耿飙：在中央常委中，由康生分管中联部。今后关于中联部的具体工作，可以多向康生请示。周恩来对耿飙解释：“毛主席要康生管中联部，是有原因的。因为，康生曾同王明一起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回到延安后，他向毛主席揭发了王明的问题，特别是王明所写的《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那篇文章，毛主席原来并未看过，听了康生说该文观点极‘左’，才拿来阅读。果然发现不少问题。因此，毛主席很信任康生。 ‘文革’前，中央指定刘少奇负责国际共运问题并指导中联部的工作，由康生协助，现在则由康生负责。毛主席虽然也要我负主要责任，但是由于我工作太多，忙不过来，实际上都由康生来管。所以，你遇事当然要向他请示。 ”耿飙表示：“总理放心，组织原则我是坚决遵守的。 ” 在周恩来看来，康生与江青、张春桥有区别，在任用耿飙当中联部部长一事上，周恩来与康生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周恩来又嘱咐：“你在和康生的接触中，也可以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和他们（指江青一伙人）逐渐疏远起来。同时，还可以通过康生来防止他们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周恩来看了看表说：“三年来我从未与人谈过这么长的时间。 ”耿飙：“我感到很荣幸。但是，耽误了您这么多的宝贵时间，又感到不安。 ”周恩来：“你竟把外交辞令用到我这里来了！"耿飙：“岂敢，岂敢。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总理，我对您说实话，近几年来，我也很少与别人倾吐肺腑之言，对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感到迷惑不解。就是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理解得也不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打倒那个，我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都‘靠边站’了。我知道，他们都是出生入死的老同志，也可以说九死一生… … ”周恩来说：“好吧，以后我们再谈，有些事我也理解不了，也解释不清楚。 ”周恩来再次嘱咐耿飙多与康生接触，争取使他不再与江青一伙伉靡一气，至少也要与他们半脱钩。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耿飙便遵照行事，到中联部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康生的秘书李鑫，询问康生何时可以接见他。李鑫请示后答复说，明天上午来。11月9日，康生在钓鱼台接见耿飙。耿飙还没有正式就任中联部部长，中联部军管小组的任允中以及张香山、申健等人也一起被接见。 康生善于长时间的讲话，共谈了3个小时。康生说，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决定耿飙同志到联络部去，加强部的工作。现在在群众中还不要公开宣布，因为耿飙同志还是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在外交上还要去辞行。尤其在联络部工作，阿尔巴尼亚大使到联络部去拜会的时候，如果耿飙同志接见，他一看，哎呀，你不是驻我们国家的大使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所以要去辞行。 11月29日是阿尔巴尼亚的国庆，辞行回来，外交手续完了以后，就可以在部里公布了。现在还不要公布。康生说，耿飙同志去了以后，也要依靠大家，活学活用主席的著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座的曹轶欧说，大家团结在耿飙同志的周围好好工作，这很重要。 康生说，耿飙同志的职务虽然还没有宣布，但也可以同大家研究工作。他也没忘顺手翻了一下耿飙在外交部的“老账” : “对耿飙同志的批评也很多嘛。他也相当出名，叫做总后台的后台。我们都听见过。说他是隐蔽的总后台，杨成武的什么人。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批评，对自己有好处，更应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 耿飙说，“在工作当中学习，在学习当中工作，不要怕犯错误。我过去犯了很多错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犯了错误，人家批评，我们就改正嘛。改正了还要积极工作。 ” 《耿飙传》称1971年1月耿飙报到见康生时，康生谈了中联部成立的经过。他说，中联部的成立，与一份文件有着直接的关系。耿飙问：“这份文件现在在中央吗？"康生答道：“不，就在我家中的保险柜里。 ”于是，他就叫曹轶欧取来了那份文件，一边念，一边讲解。康生在谈话中还联系这份文件，讲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一文的发表经过。他说：“这篇文章是应斯大林的要求写的。当时斯大林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袖亲自署名发表类似内容的文章。我们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不肯签名，经中央研究，由刘少奇签名发表。 ” 《耿飙传》称中联部的一位同志要调往驻瑞典使馆工作，耿飙在找他谈话时说，你到瑞典之后，可以对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可以选择一批社民党，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你可以了解瑞典的社会情况，他们的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政策是怎样制订和执行的。耿飙说，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谁也说不清楚，你应该想这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如何同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比较坚决的民族主义政党（包括执政党）开展工作。 “批林批孔”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耿飙此举是派人整理“美化”资本主义的黑材料。攻击耿飙做各国社会党的工作是否定“革命的外交路线”，是“王稼祥修正主义路线的借尸还魂” 。 耿飙去找周恩来“讨说法” :“对于后者（即同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当我任缅甸大使时，就已有过这样的想法。中缅两国的国家关系很好，政府间的合作较为密切，领导人也频繁互访，但是我们党和缅甸执政党社会主义纲领党之间却没有交往。当时奈温将军既是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后改为国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统），又是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所以我想，如果中缅两个执政党之间也建立了关系，就可以和政府间的交往相一致，这样就可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 周恩来仔细倾听了耿飙的陈述之后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果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不过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 ” 周恩来还提出：“我考虑把一些进行民间外交的部门如对外友协、外交学会等，以及群众团体的外事部门，都归中联部领导。这样，中联部管党的外事和民间外交，外交部管政府外交。不过，这要请示主席后才能最后决定…… 周恩来尽管说过“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但他看准时机，开始了行动。1973年5月14日，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的夫人、阿根廷正义党副主席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及其随行人员阿根廷全国正义运动总书记何塞·洛佩斯·雷加、格洛里亚·比德加因女士、诺尔玛·洛佩斯·雷加女士访华。本来不是中联部接待的，但是周恩来在接见她们时让耿飙和赵兰香参加了，并在介绍耿飙时说“耿飙同志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是同各国兄弟党联系的。 ”阿根廷正义党不是共产党，而是民族主义类型的党，周恩来让耿飙参加谈话是意味深长的。 《耿飙传》称：中联部有人给江青、王洪文写了一封信，包括附件，约一万字。信中列举了耿飙的种种“罪状” 。 “四人帮”收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王洪文在上面批日：“问题相当严重，要严肃处理”，江青画一个箭头到王洪文批语的地方，赫然写上“同意”两个字。不久，他们就向中联部派出了调查组。 水深火热之中，耿飙想到了兄长般的周恩来。耿飙对周恩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工作，可不可以辞职不干？"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稍停片刻，他又用和缓的口气对耿飙说，“耿飙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管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怎么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怎么整，你自己不要死。 ”耿飙说：“有你这三句话就行了，就可以顶住了。我就这样顶住。好多事情你不经过我就办不成！” ………… 为了保证代表团去上海参观访问能够顺利进行，并且保证在活动中能够成功地突出邓小平，周恩来特别嘱咐耿飙：“你要陪代表团去上海，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你要特别注意，既要保证代表团万无一失，又要防止上海有人做文章来贬低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又强调，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又是一场巧妙的政治斗争。你既要解放思想，敢于负责，又要精心细致，周密安排，让中联部的同志很好地领会你的意图。做到既把事情做了，别人又挑不出什么毛病，无话可说。上海是个什么地方，这方面你是清楚的，所以要格外谨慎从事。中央相信你，我也相信你。 ……在前往上海的前一天，王洪文通过中央办公厅某部门的人给中联部打电话提出：“王副主席考虑到人员比较多，为了安全起见，请你们再增派一架专机，方案是由他陪同代表团团长乘第一架专机前边走，由邓小平同志陪其余客人乘第二架专机随后行。 ”根据飞行要求，第二架飞机降落的时间要比第一架晚半个小时。这样，上海盛大的欢迎场面必然放在第一架飞机降落时，等第二架飞机降落时，欢迎的气氛就冷下来了，按当时党中央副主席排序，邓小平排在王洪文之后。…中联部工作人员将中办某部门的电话内容向耿飙作了汇报。耿飙立即觉察到王洪文的用心，马上打电话给王海容，和她交换意见，两人一致决定：按原方案只派一架专机。接着，耿飙给邓小平打电话，报告了王洪文的安排和中联部、外交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用一架飞机，然后再报告周恩来取得同意。于是，耿飙明确而坚定地对中联部有关人员说：“给他们回电话，按原定计划，只派一架飞机就足够了，这是党中央决定的，不能更改。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中联部有关人员电话答复中办某部门的人，并让他们转报王洪文，称，“中央决定只派一架专机，够用了” 。不过耿飙说的“岂有此理”他们没有照实传过去，而是加上一句语气缓和一点的，“临时增加也来不及了。 ”但是王洪文却还坚持要用两架飞机。耿腌只好再向周恩来报告，请总理通过汪东兴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只派一架飞机。 ———— ———— 陈晋《晚年岁月阅读的忧思》(连载于2016年《新湘评论》)并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据毛泽东晚年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记录，毛泽东曾三次比较集中地索要笑话类书籍。 第一次是1966年1月[13日]。他当时在武汉，让人[秘书徐业夫从外地来电话，说毛主席要看《笑林广记》等类笑话书。]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北宋李昉编的《笑林广记》、周作人编的《苦茶庵笑话选》、牧野编的《历代笑话选》等七种笑话书送去给他读。[《笑林广记》（乾隆刊本）、《广笑府》（冯梦龙编，中央书店出版）、《笑笑录》《古今谭概》（影印本）、《苦茶庵笑话选》（周作人编，北新书局出版）、《明清笑话四种》（周启明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代笑话选》（牧野编，作家出版社出版）] [1970年3月14日，又一次要看《笑林广记》。] 第二次是1970年8月[25日]。他当时在江西庐山，随后到武汉，让人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和一些个人手中，挑了二十种笑话书给他送到外地。[《民间笑话》、《苦茶庵笑话选》、《历代笑话选》、《滑稽诗 文集》、《中国古代笑话》、《俏皮话》、《皇历迷》、《徐文长故事》、《古代笑话选》、《谐译》、《古谐今译》、《译准笑话》、《笑话》第1、2集、《花间笑话》、《明清笑话四种》、《滑稽故事类编》、《广笑府》、《笑府》、《笑笑录》、《历代笑话集》] 第三次是从1974年1月[1日]开始的。毛泽东当时在北京。此番阅读，很是深入，费时较长，寻书也颇为周折。 [每次印笑话书，他老人家几乎都要求：“快印些，印好一册送一册。”外为毛泽东重新排印的第一本笑话书是晚清程世爵编著的《笑林广记》。送印时间是1973年12月6日印的《笑林广记》原书没有标点，只是“圈”点，就是每一句后面都是圈。解放前的许多出版物都是这样。因此，重新排印过程中，出版社的同志提出要不要重新标点？如果要重新标点，时间就要拉长了。因此，我们认为不需要重新标点。请示主席后，主席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不用重新标点，照原书排印。5天后即12月11日，主席问《笑林广记》印出来没有？因此，我们即催促出版社，请他们加快速度印，印好一册送一册。12月24日，全书印装完毕。原薄薄的一册书，重印后变成4个分册，外面还加做了一个深蓝色的布面函套。因为印成的是线装、大字、竖排本，看起来很方便。24日下午收到新印的《笑林广记》，毛泽东第二天就看完了。] 据图书管理员徐中远所记：[1月1日上午11时30分张玉凤给徐打来电话说，主席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要马上找出送来。]第一批大字本的笑话书，工作人员当天[1974年1月1日]送去《笑林广记》、《笑府》、《笑典》等[四种9册]，翻阅后，第二天便告知，“不理想，再找一找”。1月2日，工作人员又找了十四种二十一册笑话书送去，毛泽东从中选出《新笑林一千种》和《历代笑话选》两种，让人联系重新排印成大字本给他细读。[送印的《新笑林一千种》封面上有一幅彩色画。主席对这幅画也很感兴趣。送印前，他嘱咐说，封面上的彩色画和书前的四幅画照印。(这幅画表达的也是一则“一极吝刻人过河”的笑话）]1月10日[上午11时]，又让印《滑稽诗文集》，并嘱:“快印些，印好一册送一册。”看来很急切。读完这批书后，2月23日，又让工作人员“继续找笑话书”。到4月17日，工作人员先后给毛泽东送去二十五种四十九册各类笑话集子。他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三千篇》、《哈哈笑》三种。让人重新印成大字本细读。[《笑话三千篇》上、中、下册4月17日送印后，5月15日，国家出版局的同志发现书中有一段内容是攻击斯大林的，他们提出：是否将这段文字删掉？我们党和政府对斯大林的看法是肯定的。我们都赞成国家出版局的意见，并且按照惯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的意见是：同意把错误的一段去掉。][6月3日主席正在会见厅与客人谈话，徐将书放在张玉凤办公室。毛泽东收到重新排印的《笑话三千篇》后，当天晚上和夜里，他老人家没再看别的书，晚饭也只是在催了一遍又一遍后才吃了一点。当天夜里他老人家就把新印的《笑话只千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6月4日读了新印的《笑话三千篇》,提出“新印的《笑话三千篇》也不理想。请再找一找有关笑话方面的书”。通过四处寻找，6月14日工作人员再送去二十种五十五册笑话集子。6月21日，毛泽东翻看完这批书，再次表示:“最近所借的笑话书，没有多少新鲜的，就不用重印了。”[1974年8月6日，他老人家又一次要看新印的《笑林广记》。] 工作人员实在没有办法了，按毛泽东的指点，除在北京有关部门寻找外，还在上海寻找。北京方面此次寻得六十多种笑话书，编了一个《笑话书目》供圈选。毛泽东[8月26日]从中圈选出十种笑话书重新排印[《笑泉》（李心炎编，明文社康德三年出版）、《人人笑》（1923年出版）、《大众笑话》（邹梦霞选辑，醒民出版社1941年出版）、《滑稽诗话》（国报社编辑，宣统末年出版）、《历代才子笑话》（王微波编，东南书局1920年出版）、《不知所云》（李风编）、《摩登笑话一千种》（郑笑林著，上海东亚书局出版）、《风凉话》（章克标著，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出版）、《绘图外国笑话奇谈》（光绪年刊）、《甜言蜜语》（李定夷著，上海国华书局1931年出版）]。[9月19日，毛泽东又从《笑话书目》中另外圈选了10种笑话书。这10种笑话书是：《徐文长故事》（王忱石编，上海经纬书局出版）、《新式滑稽丛书》（贡少芹编，上海共和书局 1921年出版）、《笑话一万种》（新华书局编，新华书局1913年出版）、《新鲜笑话篓子》（王笑若编，诚文信书局 1939年出版）、《笑经》七卷（郑灿钮编，香港东南书局 1956 年出版）、《古今滑稽文选》（雷君耀辑，上海扫叶山房19巧年出版）、《趣乐谈笑酒令》（残缺）（明刻本）、《笑柄》（光绪年刊）、《一见开心》（光绪年刊）、《滑稽丛书》（1912年刊)]上海方面[上海市委办公室]，也送来一个铅印的《历代笑话集书目》，包括古代的线装书、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等地出版的笑话集、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出版的笑话集，一共八十七种。毛泽东从中圈选出十六种，由上海方面陆续送来。[主席用红铅笔在新书部分首先圈画了 10种：《历代笑话集》（王利器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笑话新选》（白沙辑，上海四联出版社 1955 年出版）、《吹牛的大嘴》（山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编辑、出版）、《笑话》（徐慧弟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55年出版）、《历代笑话选》（牧野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民间笑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讽刺笑话集》（李书华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古代笑话选》（袁捷编，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年出版）、《笑话》（民间笑话）（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笑话选集》（张寿臣述，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在旧平装部分，他又圈画了6种：《笑话新谈》（李节斋著，上海文益书局出版）、《笑话有趣》（老林著，上海东华书局1928年出版）、《笑林广记》（程世爵著，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25 年出版）、《笑林广记》（无编著，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笑林广记》（无编著，上海启智书局 1934年出版）、《笑笑录》（独逸窝退士编，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出版）。上海市委办公室的同志于1974年6月29日、7月 27日、8月30日分三次寄送给我们。这16种笑话书，除《笑话新谈》外，其他的15种，毛泽东都已读过。毛泽东看了这16种笑话书，也可能是因为从前看过的缘故，这一次他只挑选了《笑话新谈》一种要我们重新排印大字本。1974年9月2日下午，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张玉凤同志将要重新排印大字本的《笑话新谈》送交给我，并向我转达了老人家的五点要求：“1、字体、字号同重印的《读 ＜随园诗话＞ 札记》；2、原书先复印，用复印件送印发排；3、原书因后面有缺，请上海同志再查找一下；4、封面上的“笑话新谈”四个字可以重写，每册前面的据笑话绘的幽默画照印；5、印排当中的具体技术问题，请出版局和出版社酌定。”。袁枚撰的《随园诗话》和郭沫若著的《读 ＜随园诗话＞ 札记》，这两种书先后都已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重印的《随园诗话》是1974年7月2 日送印的，用的是一号仿宋字体。《读 ＜随园诗话＞ 札记》是1974年8月17日下午送印的，用的是36磅黑体{长牟体}。这里要重印的《笑话新谈》的字体字号，毛泽东要求同《读 ＜随园诗话＞ 札记》，就是36磅黑体{长牟体}。当时，怕排错字体，他老人家还特意让张玉凤同志给我一册《读＜随园诗话＞ 札记》的样本，并嘱咐我们：“用后退回”。] 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何如此集中阅读笑话书，不得而知。从他当时的身体情况看，恰恰是1974年6月中旬，健康状况出现明显问题。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为毛泽东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科、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的专家。这个医疗组持续两年多，直到毛泽东逝世。也就是说，他一心要读笑话书的时候，正是身体释放出不良信号的时候。 1974年7月17日，毛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休养，先后住武汉、长沙和杭州，一直到1975年4月上旬才回到北京。 在南方期间，也断断续续索要过笑话书。比如，1974年9月，当时在武汉，两次让人催促在北京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赶快把上海方面送来的《笑话新谈》印成大字本，“印好一册送一册”，说是“等着看”。该书由一个叫李节斋的人编写，上海文益书局出版。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读到该书“怕老婆”一篇时，露出笑容直至笑出声来，“这一次外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主席这样高兴”。[9月18日晚，《笑话新谈》由北京新华印刷厂先印装好了两个分册后，我疾速跑到新华印刷厂将印好的两个分册取回送给主席。张玉凤同志后来告诉我，当时主席收到书后，一边翻看，一边问她上海查找的情况。她将上海市委办公室的“情况汇报”向他老人家叙说起来。还没等她全部说完，他老人家就被书上的笑话吸引住了，边看脸上边渐渐露出笑容直至笑出声来。张玉凤说：“这一次外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主席这样高兴。”她走近主席身边，看到主席刚才看的是“怕老婆”这则笑话。][9月 19 日下午，《笑话新谈》剩下的部分也已印好。印刷厂的同志也还是先装订了两册。当主席收到这两册书时，高兴地说：“送来的正好，我正等着看哩。”说着就将手中正在翻看的《怀素自叙帖真迹》放下，拿起新送来的《笑话新谈》翻看起来。平常，他老人家边翻书有时还能边和你聊上几句，或者就书论书，或者问这问那。这一次，他老人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书上去了。边看边笑，不时还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后来我才知道，昨天送给他的《笑话新谈》，他老人家当夜就全看完了。看完后，好像意犹未尽，还想往下看，可是书还没印出来。所以，今天，一拿到书，他老人家就这样难以释手，全神贯注。]毛泽东最后一次要笑话书来读，是1975年2月3日，当时住杭州。[2月3日下午，《笑话新谈》全本印装完毕。我从新华印刷厂取回后，又即送毛主席两部。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收到书的当天晚上，后补的一‘说大书”、“自大”、“妙对”、“禁贴”、“公愤”、“夫妇定条规”、“和尚怕老婆”等19个笑话，他老人家就翻看了一遍。这时候，毛泽东的兴趣已转到看历代名人墨迹、手札、字画、碑帖等上面去了。所以，新印的全本《笑话新谈》，他只看了补印的19个笑话之后就放下了。《笑话新谈》是毛泽东晚年比较爱读的一部笑话书，也是他老人家晚年读过的最后一部笑话书。] 在阅读笑话书籍的同时，毛泽东还集中阅读古今名人字帖墨迹和手札。 毛泽东是书法家，阅看字帖墨迹，本就是他的“必修课”。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身边工作人员即已为他购置了六百多种字帖。到1970年代，他又一批一批地索要各类字帖墨迹来看。仅1974年下半年，工作人员根据他的要求，先后近二十次寻找了一百六十五种三百四十二册字帖，陆续给他看。1975年1月初，工作人员又分别从上海和南京找了几十种字帖给他。毛泽东阅看后，1月12日回话:“从上海、南京找来的字帖，墨迹都很好”，“都喜欢看”。[直到1976年2月，他老人家还要我们为他购买过两种字帖。1974年底从南京、上海等地借来的88种136册字帖，他一直放在身边，1976年病中还时常翻] [1972年10月11日晚上，我吃完夜餐刚回到办公室，秘书徐业夫同志就告诉我，说主席要看几种字帖。按照徐秘书的要求，我一共选购了4种碑帖：《宋拓九成宫醴泉铭》（l册）、《皇甫碑》（l册）、《宋拓 化度寺碑》（南海伍氏珍藏秘本，1册）、《宋拓化度寺碑》（香叶草堂藏本，1册）。 1973年，毛泽东先后二次向我们要过字帖。第1次是3月16日。这一天上午9时多，我们正在学习讨论，周福明同志打电话找我，说首长要看赵孟頫的楷书《老子道德经》字帖，要我马上找到送去。 第2次是7月12日，这天晚上9时左右，主席要看鲜于枢的字帖。主席书库有一本文物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元鲜于枢书杜诗》，我找出给主席送去后，主席翻了翻就放下了。主席说，鲜于枢还有别的墨迹。第二天（即7月13日）早上一上班，按照习惯做法，我就请中国书店和北京图书馆的同志帮忙查找。很快北京图书馆就找出两种，一种是《元鲜于伯机草书唐诗》，一种是《南雪斋藏真帖》（未集）中的《鲜于枢书石鼓歌》。后来中国书店的同志也找出《元鲜于伯机草书唐诗》，与北京图书馆找出来的那一种完全相同。这两种字帖送主席后，《元鲜于伯机草书唐诗》这一种第二天就退给我们了。北京图书馆的《鲜于枢书石鼓歌》这一种主席比较喜爱，一直放在他的会客厅里，直到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才将它归还给北京图书馆。 第3次是8月11日上午，主席要看怀素的字帖、墨迹。主席书库存有两种：一种是《僧怀素草书千字文》，一种是《怀素自叙帖》。这两种字帖都是他老人家50年代看过的。我将这两种字帖送给他之后，他老人家即放下手中正在翻看的新印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高兴地翻看起来。一边翻看，一边问我们：“你们知道怀素是什么地方人？”我和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志一时都回答不出来。他笑着说道：“僧怀素是我的老乡，湖南长沙人也，俗姓钱，字藏真。”我和徐秘书看他老人家谈兴很浓，便开玩笑说：“怪不得您爱看怀素的字帖，原来他是您的老乡！”他老人家马上回答说：“你们说话差矣，我爱看怀素的字帖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乡，而是因为怀素的草书写得好，有大家风度，狂草尤为独特。”他还告诉我们：学习草书，僧怀素堪称典范。说着他还问我们：“唐代有大诗人曾专门写诗赞扬怀素的狂草，你们知道是谁吗？”我们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说：“又是一个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就是那个号为青莲居士的李太白。李太白的《草书歌行》的诗，就是专门赞扬僧怀素的狂草的。”说着他老人家就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背了起来：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成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忧忧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盛如惊电，状同楚汉相功战。……当时，一是我们没有读过李太白的这首诗，二是他老人家的湖南口音浓重。所以他背的时候，大多我们都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当时也不能说听不清楚。他老人家背的时候，我们在场的几个同志边笑边点头。他老人家背完之后，我们还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看我们鼓掌，他老人家也笑了起来。看得出，他老人家很高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来，他老人家这样高兴，欢笑，我们见到的这还是第一次。唐怀素的这两种字帖，大概因为是特别喜爱的缘故吧，这一次他老人家看后，一直就放在他住地的会客厅里。除这两种外，后来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怀素的字帖：《唐怀素论字帖》、怀素书的《唐圣母帖》（两种）、《怀素自叙帖真迹》（两种）、《唐怀素小草千字文墨迹》、《僧怀素书四十二经》、《怀素草书千文字》（两种）、《唐释怀素圣母帖》、《怀素千金帖圣母帖合册》、《怀素秋兴八首》、《怀素藏真律公二帖石刻》等十多种。这些怀素的字帖，还有其他各种字帖，一直伴随着他老人家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从1973年8月到1976年9月这期间，游泳池会客厅里存放的怀素的这些字帖他老人家是经常翻看的。怀素的字帖也是他老人家收存字帖中种类最多的了。收存的是最多的，看的也是最多的。 1974年4月18日下午，张玉凤同志（1973年底，徐业夫同志生病以后，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暂由张玉凤同志代理）告诉我，首长还要看字帖，要我把原存放在毛主席书库里字帖字大一些的行书、草书等都挑选出来放到游泳池会客厅里。毛主席书库存放的字帖、墨迹，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田家英、陈秉忱、逢先知等同志从旧书店里购买的，如《历代名人草字汇》、《唐魏征墨宝真迹》、《房玄龄碑》、《寒香馆藏真帖》、《雁塔圣教序记》、《米南宫书法》、《至宝斋法帖》，《天香楼藏帖》、《草书帖》、《颜真卿书帖》、《九成宫集字范本》、《板桥书道情词墨迹》、《历代草圣》、《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包安吴论书诗真迹》、《郑板桥行书真迹》、《晋王羲之奉橘真迹》、《标准草书》、《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宋徽宗赵估草书千字文》、《名人楹联大观》、《行草章法》等等。也有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关的出版社赠送的，如《宋拓宝晋斋法帖》（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辽宁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文物出版社1961年出版）、《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出版）、《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上海教育出版社1965出版）等等。我一共挑选了230册，有的是带函套的，有的是夹木板的，4月19日上午，乘主席还在休息之机，我们将这些字帖送到了游泳池。记得当时是用带斗的二轮车拉的，装了满满的一车。送到游泳池主席会客厅，用了3个书架摆放差不多也都放满了。这些字帖、墨迹，毛泽东以前差不多都临摹、阅看过。现在毛泽东又要看字帖，当然他首先就想到这些了。 在这些字帖送给他老人家之后大约两个星期，他又要我们找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墨迹，越快越好。我们知道老人家的意思后，先把他书库里还存放的《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和《梁任公诗稿手迹》找出来送给他。然后，我又从中国书店购买了以下4种：《孙中山遗墨建国大纲》（195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册）、《孙中山手札》（1册）、《康南海先生书开岁忽六十诗》（1册）、《康南海篆书诗稿》（1册）。北京图书馆又帮助查找出以下8种：《总理遗墨》（1册）、《南海先生戊戌书稿后跋》（1册）、《康南海手写诗稿》（1册）、《南海先生致梁任公手札》（2册）、《南海先生信札诗钞》（2册）、 《梁任公临郑文公碑》（2册）、《梁任公手写妙沙莲花经》（1册）、《梁任公临张迁碑》（1册）。以上有关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的字帖、墨迹和手札，送给毛泽东之后的第三天，张玉凤同志就告诉我：首长说孙中山、康有为的字帖还可以，梁启超的诗稿手迹等字帖，字太小了，首长看不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左右，上送的孙、康、梁三人的字帖全部退了回来。 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这二人诗稿、墨迹、手札退回之后，两个多星期他老人家没再向我们要字帖。在这期间，他让我找过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图书史料。因此我们以为他老人家读书的兴趣又转到了研究义和团运动上来了，看字帖、墨迹可能到此差不多了。正值我们在这样猜想的时候，客观情况的变化很快把我们的想法否定了。 6月3日下午，张玉凤同志找到了我，说首长要我把田家英收存的字帖、墨迹挑选一下，把行草、大字本的都挑出来送给他。这是毛泽东又一次成批地向我们要字帖。我们把田家英收藏的一千多件清人墨迹，一 件一件地翻了一遍，凡是行书、草书，而且字写得比较大一些的都挑了出来，一共挑选出近百种二百余件。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我将挑选的清人墨迹、字帖送到游泳池主席办公室。这一批清人墨迹，书法价值较高的草书墨迹不多，有些书法水平较高的行书、楷书墨迹字写得又太小，还有些墨迹装帧又特别讲究，有的是用木板夹着的，有的木板外面还用布套，有的是厚厚的册页，看起来很不方便。因为这些原因，所以这一批字帖，毛泽东翻阅一遍之后，除《名人楹联真迹大全》、《龚自珍墨迹》、《鲁迅先生墨迹》、《支那墨迹大成》、《郑板桥真迹》等少数字帖还时常翻阅外，其他虽然后来一直存放在游泳池主席会客厅里，但他老人家翻阅欣赏的就很少了。 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月，他老人家又要看《三希堂法帖》。他老人家指明要看这种字帖，这种字帖当然又没有别的适于他看的本子。主席身边存放的两套《三希堂法帖》，都是旧式装帧本，每套32册，每册封面、封底都是厚厚的硬纸板装帧，每一页也是比较厚的特制纸，每册又厚又重，这样的装帧本对他老人家来说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他本人不能拿着看，别人拿着他看起来又很不方便。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有关的同志商量后提出，是不是把主席最爱看的那套《三希堂法帖》请有关方面重新装帧。我们的想法报告主席后，主席点头同意，并指示我们：“不要太讲究，不要多花钱，改装后我能看就行”。改装《三希堂法帖》就这样确定了。1974年6月21日下午，我带着主席看过多遍的那套《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共32册），还带了一册西安碑林本《怀素草书千字文》作为改装的样本，来到荣宝斋。找到了负责人侯恺同志。老侯同志问我：“还有什么具体要求吗？”我说：“改装后的本子要能够像一般的线装书那样，每册不要太厚，还要打上书根字和册码，便于首长阅看。最好先做出二册样本，待首长看后满意了再 全部改装。”侯恺同志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办。”接着他很有把握地告诉我：“两星期左右搞出样本送请首长审定。”老侯同志还要我把带来的《怀素草书千字文》留下，待做出样本后一起退还我们。不知是主席嫌《怀素草书千字文》的开本大了一些呢？还是怕改装后的本子拿着不便呢？第二天，即6月22日，他老人家让周福明同志转告我：“昨天送的《三希堂法帖》改装问题，每个分册不要太太、太厚了，不要完全照送去的《怀素草书千字文》那个本子的大小做，要适当缩小一些，减少分量。最好不要超过原《三希堂法帖》开本，小些可以。”我即时将这个意见转告给荣宝斋侯恺同志。7月5日，两册样本做出来了。一册用的是一般的宣纸做的，另一册用的是比较厚一些的胶版纸做的。在我去荣宝斋取样本的时候，老侯同志又向我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封面题签上的书名字由谁来写？第二，改装后要不要做函套？如果做函套，布料用什么颜色的？主席看了样本后，很显然对用宣纸做的这一册感兴趣，但本子还有点大，要我们与荣宝斋的同志商量，能不能再小一点，再薄一点。主席说，封面题签上的书名字请他们写，函套要做，蓝色为好。我很快将主席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荣宝斋的同志。并请他们按主席的要求用宣纸再做一册样子来看。为了让主席满意，书名字“三希堂法帖”我也请荣宝斋的同志先写出几种样子，送请首长 选定。3天之后，第二次样本又做好了。7月12日下午，我从荣宝斋取回送请主席审定。主席看后比较满意，要我告诉荣宝斋的同志：“就照样本做好了。”开本的大小，用什么纸张材料等这些都确定了。7月12日，书名字荣宝斋的同志也写好了。他们一共写了三种，一种是楷体的，一种是隶书，一种是行书，三种字写得都不错，各有特色。到底选哪一种呢？当然还是请主席选定。我将荣宝斋同志写的这三种书名字送主席后，隶书他老人家是不爱看的，看了一眼就把它放在一边了。剩下的行书和楷书两种，他老人家一手拿一种，一会儿两眼同时看左手拿的楷书，一会儿两眼又同时看右手拿的行书，看来看去，比来比去，他老人家对左手拿的楷书“三希堂法帖第一册”七个字比较满意。说着他即放下右手里的行书题签，拿起粗红铅笔，在左手拿的楷体的这张题签的左上方画了一个圈。主席在这里画的圈，不仅表明他看过了，而且表明他老人家最终的选定。书名题签的字样主席选定以后，7月22日上午，我将主席画圈的这一张题签送到荣宝斋，请他们照此摹写一张，然后将主席画圈的这一张退回给我们存档。荣宝斋的同志还真有办法，他们重新摹写的一张，要不看主席画的那个红圈，我还真辨别不出哪张是原来的，哪张是摹写的呢！后来主席画圈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册”这张题签我们一直保存着，至今我还存有一张复印件。每当看到它的时候，主席当年在灯下挑选的情景立即就会浮现在眼前。大约半个月后，全套《三希堂法帖》全部改装完毕。原来的32册，改装后成了16函120册，每册开本大小比原装本略小一些，但纸张材料统统换成了宣纸的，本子很薄，很轻，如同一般的线装书一样。当主席看到改装后的《三希堂法帖》的时候，高兴得连声称赞说：“改装得好！改装得好！"为了便于主席阅看改装后的（（三希堂法帖》，我们还请荣宝斋的同志将全帖的目录另装一册，这样改装后的《三希堂法帖》，全部费用是456元6角。主席听后嘱咐我们说：“改装的字帖是我看的，改装的费用还是从我的稿费中支出吧。”按照主席的要求，我们即时到荣宝斋办理了交款手续，并对荣宝斋同志的辛勤劳动表示了谢意。改装后的《三希堂法帖》和毛泽东身边原来存放的另一套《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现在都还存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毛泽东生前非常爱看《三希堂法帖》，阅览时留下的种种痕迹和标志，至今都还留在这两套不同装帧但内容完全相同的字帖中。 他老人家本想再看《三希堂法帖》，可重新装帧就不是一日功夫了。这样从6月下旬开始，我们又先后从我们代管的其他几个人的图书中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出一些字帖送给他老人家看，这样大约又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先后找出来送给他老人家的字帖数量已达200多种300多册，但仍然没有满足他老人家的要求，看字帖的心情仍很迫切。 7月31日，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又指示我们：找一部分字帖送主席。即7月31日下午，我们来到位于沙滩红楼的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把准备好的字帖交给我们。回到中南海办公室，我们一册一册地进行登记。除《怀素自叙帖真迹》外，还有《唐神荣军碑》（文物出版社1974年2月版）、《宋米芾二帖册》（文物出版社1959年5月版）、《宋林通自书诗卷》（文物出版社1960年2月版）、《汉张景碑》（文物出版社1973年12月版）、《元康里夔书谪龙说》（文物出版社1959年12月版）等一共19种38册。基本上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开出版物。登记后，我将这部分字帖、墨迹即送交主席先阅。31日这天，我们还从北京图书馆借来《黄文节公法书石刻》、《元圆通寺记》、《元敬君墓碣》、《赵孟頫书寿春堂记》、《明文徵明墨迹选》、《苏轼丰乐亭记》、《宋黄山谷书墨竹赋》等五种字帖、墨迹。8月1日，我们又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下列4种字帖、墨迹送给主席：《养泉斋遗墨》、《渤海龚遂瘦金书》、《邓石如少陵诗》、《黄文节公书太白德归道诗》。8月1日，在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又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12种字帖、墨迹送主席，这12种字帖是：《宋拓米襄阳行书》、《王文成公真迹》、《宋拓夏承碑》、《宋拓颜书清远道士诗》、《宋吴据诗帖》、《元鲜于枢书透光古镜歌说明》、《宋徽宗书诗卷》、《唐李少监栖先茔记》（宋榻本）、《汉循吏故闻憙辰韩仁碑》、《宋拓玄秘塔》、《宋高宗千字文》、《明陈白阳草书诗帖》。8月2日，我们从琉璃厂中国书店购买下列6种字帖、墨迹送主席：《元赵孟頫书烟江垒嶂诗》（辽宁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62年12月版）《元鲜于枢杜诗》（故宫博物院藏，文物出版社1959年12月版）、《宋陆游自书诗》（辽宁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62年8月版）、《元鲜于枢书王安石诗》（辽宁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62年12月版）、《宋徽宗赵估书恭事方丘勅》（辽宁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62年8月版）、《元赵孟頫书福神观记》（文物出版社1959年12月版）。8月2日下午，我们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借来下列8种字帖、墨迹送主席：《黄庭坚书松风阁诗》（北平故宫博物院1933年版）、《元康里巎巎草书笔法》（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明祝枝山 书曹植诗》（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宋徽宗赵估书蔡行勅》（文物出版社出版）、《元鲜于枢行书诗赞》（文物出版社出版）、《宋徽宗赵估草书千字文》（文物出版社出版）、《辽宁省博物馆藏 法书选集》（文物出版社出版）、《百爵斋藏历代名人书法》。8月2日下午，我们还从荣宝斋购买下列两种字帖、墨迹送主席：《董玄宰草书》（1929年出版）、《赵孟頫所书行草》（何镜铭藏书）。8月2日下午，我们还从首都图书馆借来《平原山房法帖》等5种字帖、墨迹送主席。8月3日上午，我们又从琉璃厂文物商店购买下列4种字帖墨迹送主席：《元杨维祯真镜庵募缘疏》（上海博物馆藏，文物出版 社1965年9月出版）、《明唐荆川草书诗稿真迹》（锡山秦氏藏，艺苑真赏社出版）、《欧阳修醉翁亭记》、《明拓米元章书马赞》。8月5日上午，我们从国家文物局又借来下列6种字帖、墨迹送主席：《宋米襄阳办法帖真迹》、《明董文敏日诗月诗》、《明董文敏行书李太白诗墨迹》、《宋拓中兴颂》、《鲜于伯几盘谷序墨迹》、《明董文敏虎丘诗真迹》。8月5日上午，我们还去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字帖，因该馆所藏字帖行书草书体的不多，而且有的本子太厚太重，没有理想的，结果空手而归。8月5日下午，我们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又借来5种字帖、墨迹送主席：《明代名人手迹》（第三集）、《木刻停云馆帖》、《祝枝山草书杜诗》、《明云楼寺碑》、《米芾诗版》。8月6日下午，我们从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又借来4种字帖送主席：《放大古法帖》（上、下册）、《刘文清公法书》、《岳飞帖》、《董其昌字帖》。8月7日上午，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又借来《大诒晋斋摹古帖》、《莲池书院石刻》、《净云枝帖》三种字帖送主席。8月9日，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又借来《清芬阁米帖》、《米家船帖》两种字帖送主席。8月12日，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又借来《米祠堂帖》（1函8册）送主席。8月14日，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又借来4种字帖送主席：《御书帖》、《眠云谷帖》、《听雨楼法帖》、《挥墨轩集古帖》。 从7月31日到8月14日，整整半个月时间，在北京有关单位找出来送给主席的字帖一共是92种174册。主席看后陆续退还有关单位。 8月14日之后，直到12月初，主席没再向我们要过字帖。根据我们当时的登记，主席除向我们要过几本笑话书之外，其他方面的书基本上也没有要过。主席没再向我们要过字帖，但绝不是说这段时间主席没再看过字帖墨迹。主席身边还放有许多字帖墨迹，他是经常翻看的，有时一天里他要翻阅好几次。 12月6日，张玉凤同志又专门给我写了一个便条，说主席还要我们找一些字帖，并提出些具体的要求。张玉凤给我的便条全文如下：”徐中远同志：今退去字帖共63册。另外还需请你给找一些字帖，要大字，本子小。便于首长拿着方便亦看得清的为好。找到后请用一箱子装来，用过后我再用原箱子退你。不知你意如何？致敬礼！张玉凤十二月六日“是怕我不能即时收到便条呢？还是主席要看字帖很急呢？12月8日下午，张玉凤同志从外地又专门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她电话上说的和便条上写的意思完全相同。我立即跑到北京图书馆借来4种字帖、墨迹；《米芾苕溪诗》（蜀素帖墨迹）、《柳公权书神策军碑》（选录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钱南园书正气歌》（上海古籍书店出版）、《苏东坡坡墨迹选》（上海古籍书店出版）。12月9日上午，我们从北京图书馆又借来6种碑帖：《存介堂集帖》（纸板函套）、《澄鉴堂石刻》（纸板函套）、《宋黄文节公法书》（木板函套）、《南苑团河碑记》、《敬业堂集古帖》卷一至卷四（纸板函套）、《如见斋》（纸板函套）。12月10日下午，我们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借到5种字帖：《秋碧堂法书帖》（纸板函套，内上、下夹木板）、《小长庐馆集帖》（纸板函套）、《天香楼帖》（纸板函套）、《壮陶阁法帖》（纸板函套）、《岳雪楼鉴真法帖》（木板函套）。以上一共是15种119册。这次借来的字帖与以前所借不同的是，装帧比较讲究，都带有函套，比较占地方。我遵照张玉凤的要求，满满装了两个大皮箱，请中央办公厅的机要交通专程送到主席 在外地的住地。 主席收到这两箱字帖，还没有来得及翻阅，对这种又包又捆的装帧式样就表示出不满意。12月11日上午，我又收到张玉凤同志托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带给我的便条：”徐中远同志：两箱字帖均已收到。首长认为最好不要这种带硬皮的。尤其是木制的书皮。拿着不便。望以后再找时注意即可。待用过再退你。特此感谢！张玉凤十二月十一日“12月11日、12日，我们又分别从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借来9种字帖：《宋初拓庆历内府刻阁帖》（布函套）、《四宜堂法帖》（纸板函套）、《墨缘堂藏真》（木板函套）、《穰梨馆帖》卷一至卷八（布函套）、《话山草堂帖》、《筠清馆法帖》（纸板函套）、《话雨楼法书》（纸板函套）、《寒香馆藏真帖》（木板函套）、《采真馆帖》（木板函套）。以上9种70册，又装满了两皮箱，送给主席。北京的有关单位收藏的字帖适合主席看的，能找的差不多都找了。如果主席以后还要看字帖，我们如何继续选找呢？为便于今后的工作，我乘这次送字帖的机会给张秘书写了一张便条，向她表明了上述的想法，希望听听她的意见。张玉凤同志收到字帖和便条后，于14日给我写了回条，其中提到的字帖是：《楹联墨迹大观》第四册（高野侯编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玉虹鉴真帖》载有李长吉诗的一册、《怀素自叙帖》、《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4年版）、《南宋赵孟坚自书诗》（文物出版社出版），一共5种。随着附来的这5种字帖，张玉凤同志还专门写了一张便条，便条上的话是这样写的：此五种字帖首长较喜爱，本子不很大，也很清楚，又有些内容。我的理解首长喜欢有风格的草书、诗句一类的字帖。 张玉凤同志附来的这5种字帖，我在翻阅过程中看到，《楹联墨迹大观》这册中赵书禾行楷“与人相见以诚，造物所忌者巧”的联句旁，主席用红铅笔画了两个大圈。《玉虹鉴真帖》中有毛主席很爱读的唐代早逝诗人李贺的诗，李贺字长吉，主席在这一册封面题签字旁用黑铅笔写了“李长吉诗”四个字，并用红铅笔在这四个字的旁边粗粗地画了一条曲线，在字的上面画了一个大圈。《玉虹鉴真帖》是套帖，一套是24册，在写有19首古诗的另一册上，主席又用红铅笔在封面上画了两个大圈，表明他对这册字帖的喜爱。《怀素自叙帖》等有关怀素的字帖，主席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的。《唐人十二月朋友相闻书》和《南宋赵孟坚自书诗》这两种字帖，主席也都有圈画。主席最后几年，年老、体弱、多病，连喜爱的游泳、散步活动都不能坚持了。会见外宾时站立、行走都很困难，全靠张玉凤、吴旭君等同志的搀扶。他老人家每天除了看文件、看资料，就是看书，这种书看累了，又换一种书。根据我当时的记录，1975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主席还看过一阵子小人书。1974年底，1975年初，主席还常听京剧录音和侯宝林等说的相声。看字帖、墨迹，和看笑话书、看小人书、欣赏名人字画、听京剧、听相声等一样，主要的是在于休息，这是他重要的娱乐活动。 12月15日，张玉凤同志又给我退回4种（实际上是3种4册）字帖并附上一张便条。张玉凤同志在便条上写道：“这四种字，首长不喜欢看。”“这四种字”是指：《柳公权书神策军碑》（选录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钱南园书正气歌》（上海古籍书店出版）、《南苑团河碑记》上、下册。主席喜欢看的字帖、墨迹，不喜欢看的字帖、墨迹，具体的条件和要求我们以前没有理解，没有掌握，所以以前前前后后找出的字帖、墨迹不少，但深受主席喜爱的不是很多。这一次送给主席的字帖、墨迹，除了挑选留下的5种，其余的看后很快也全退回来了。留下的5种字帖都是北京图书馆的，这5种字帖是：《话山草 堂帖》（1函6册）、《筠清馆法帖》（1函6册）、《话雨楼法书》(1函8册）、《寒香馆藏真帖》（1函6册）、《采真馆帖》（1函6册）。留下的5种字帖一共才32册，这32册中，不是全部的字和内容都是主席喜爱的。显然，这一点字帖是不能满足主席的要求的。 没过一个星期，张玉凤同志对我说，首长要求继续找字帖，北京如果找得差不多了，汪东兴主任说可以去外地再找找。经与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商量，第一站，我们选择了上海。12月21日晚，我从北京乘火车就匆匆出发了。12月22日下午，我向负责此次接待工作的上海市委办公室的同志汇报了我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任务。由于思想重视，要求明确，部署适当，第一天就有很大收获。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陆续将找出的部分字帖、墨迹送来。23日晚上，我选出《松雪草书墨宝》等25种26册送给毛主席。24日、25日这两天，上海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又陆续找出一部分字帖、墨迹。我从他们送来的诸多字帖、墨迹中，按照原先拟定的要求逐一挑选，一共又挑选出《明莫云卿草书山居杂赋卷》等17种送主席。12月29日卞午，我辞别上海，乘火车去南京。省委办公厅安排我住在西康路33号中共江苏省委招待所。30日上午，南京图书馆最先送来一部分字帖、墨迹。下午，其他几个单位也陆续挑选出一些送来。我从中挑选出《张旭草书李青莲序》等19种送主席。这19种字帖大部分都是草书，特别是被并称为“颠张醉素”的唐代两位“狂草”大家张旭和怀素的两件墨宝实属罕见，还有日本上田桑鸡先生的草书范本等也都是以前没有见过的。12月31日和1975年元月1日这两天，江苏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有关同志都没有休息，连续用心查找，又相继找出一部分字帖、墨迹。我和张志诚同志从中又挑选出《王梦楼寿屏十二轴全册》等20种送主席。又过了两天，有关单位又相继查找出一部分字帖。我和张志诚同志又从送来的全部字帖、墨迹中精心挑选出《快雪堂法帖（1一5）》等7种35册送主席。 1975年1月12日，张玉凤同志告诉我：“首长说你从上海、南京找来的字帖、墨迹都很好，他都喜欢看。现在他正在翻阅。首长说暂时可不找了，待这一批看过后再说。” “待这一批看过后再说”。可是从这一次之后，除了1976年2月老人家还要我们为他购买过两种字帖外，一直没有“再说”。上海、南京之行是我们为他老人家最后一次成批地选借字帖、墨迹。毛泽东晚年最爱看有风格的、字大清楚的、开本适宜的线装本的草书、诗句一类字帖和墨迹。从上海、南京两地借来的有风格的草书诗句一类的册册字帖和墨迹，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1966年夏往后，直到70年代，关于毛泽东要看《红楼梦》，我们的记载如下： 1966年11月20日，送主席：《渔洋山人分甘余话》（1一2册）、《钢熨斋随笔》（六、七）(2册）、《越漫堂詹詹录》（1一2册）、《狂言》（1一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一4册）。 1967年4月2日，送主席：《红楼梦》（2函共20册）、《清史稿》（9函共131册）。 1968年7月11日，送主席：《红楼梦》（120回本）（1-24册）、《红楼梦》（80回本）（上、下册）、《红楼梦》（120回本）(1一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上、下册）。 1969年9月28日，送主席：《红楼梦》道光壬辰版（1一24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二十四年版（2函16册）。 1970年6月27日，送主席：《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1一4册）、《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2年版(1一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二十六年版（1一16册）、《石头记》（120回本）(4函32册）、《增评补图石头记》（120回本）(4函32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商务印书馆影印）(1一8册）。 1971年6月9日，送主席：《增评补图石头记》（商务印书馆版）(1一16册）、《增评补图石头记》（道光千辰刻本）(1一16册）。 1971年6月10日，送主席：《增评补图石头记》（光绪戊戌石印本）(1一16册）。 1971年8月4日，送主席：《红楼梦》（道光壬辰刻本）(1一24册）。 1972年5月24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1一4册）。 1973年3月9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973年4月4日，送主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1973年5月26日，送主席：《红楼梦》等4种新版古典小说各1部） 70年代，我们先后给主席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按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是：《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件（1一24册）、《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一20册）、《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一12册）、《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一16册）、《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一4册）、《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一20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一8册）、《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一100册）、《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一32册）、《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水浒全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1972年2月1日，主席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笔者把这部书送给他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我们：“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还有几种版本的《水浒》，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我们把此情况向主席汇报之后，主席让我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图书馆去找一找。第三天，即2月3日，我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70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16册）,字一也比较大。巧得很，这部《水浒》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我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2册）。后一种，主席翻看后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来了。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主席一直留在身边，默默伴随着他度过终身。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就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了。不过，主席对金圣叹“腰斩”《水浒》是不满意的，他说金圣叹砍掉《水浒传》的后半部分，不真实。 毛泽东最后一次向我要《水浒》，是1975年8月22日，这一天下午，他指名要看《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一名《忠义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73年12月影印，每部两函20分册）。本来，这种（水浒》1973年12月14日我们已经送了两部给他存放在游泳池住地，可是，由于游泳池住地存放的书太多，当天他要看一时又找不出来，所以让我们再送一部给他。这时，他的一只眼睛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视力稍有恢复就要看书。这部《水浒》大概是他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要看的第一部书。毛泽东这次要看《水浒》，是在与芦荻谈《水浒》后的第9天。 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笔者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1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他的《三国演义》，都是从中国书店新购买来的。我们还看到，毛泽东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共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只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专贮珍贵图书的藏书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种，曾选取部分古书，编印为《涵芬楼秘笈等》）版，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是50年代陈秉忱从中国书店给毛泽东购买来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影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每部都是24个分册，因为字都比较大，毛泽东很喜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屯国演义》。1975年8月中旬，大概是在给他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他还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与陪读的北京大学芦荻侃侃而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 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住地的会客厅里，也就是他晚年的书房里，一直放着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这5种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是：《西游记》，世界书局版，上、下册；《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上海广益书局1924年版，1一16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庚寅（1890年）校印，1一20册；《绘图增像西游记》，上海广百宋斋光绪辛卯（1891年）校印，1一10册；《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4月版，上、中、下册。 根据当时的记录，进入70年代之后，毛泽东先后多次向我们要过《西游记》。一次是1971年8月初，他要看《西游记》和《西游真诠》。《西游记》是从中央办公厅图书馆找出来的，大字线装本，就是上面说到的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那种《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西游真诠》线装本，全20册，他的书库里也没有，我们是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借来的。《西游真诠》，清代悟一子陈士斌撰，康熙丙子（1696年）刊本，他翻阅后，大约一个多星期就退给我们了。《绣像绘图加批西游记》是线装本，装帧也较别致，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一直放在身边。 第二次是1973年3月上旬，他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新出版的平装本《西游记》。他已经有了大字线装本《西游记》，为什么又要新出版的平装本呢？当时，我们管理图书人员也都有这个疑问。后来秘书徐业夫告诉我，线装本有个别地方字看不清，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毛主席就翻看平装本，用平装本来补线装本的不足。他看别的书也喜欢这样做，常常将几种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放在一起，对照着读。 1973年4月5日，毛泽东又一次向我们要《西游真诠》，同时还要《西游原旨》一书。我们从中国书店购买了《西游原旨》，清代刘一明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刊本，全24册，字也比较大，他很喜爱，后来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 [毛泽东晚年读过的新印大字线装书目录【略，包括上海《哲学小辞典》（外国哲学史部分）】] ———— ———— 毛主席接见十三国代表团的谈话 （供领导同志参考，不是主席原话，是精神） 一、关于当前国际形势问题。 1．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苏修在中苏边境驻了一百多万人，有的说七十个师，有的说八十个师，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美苏想瓜分中国，无非是苏联黄河以北，美国长江以南，我们还有一大片，还可以打，过去帝国主义也瓜分过中国。现在世界上不安宁，东南亚、非洲、中东都在闹，有的闹起来了，有的也想闹。我们不想打出去，是你想打进来，打进来好，打进来我就可以消灭你。战争初期我不和你搞决战，把主力藏起来，等到看清楚了，再一部分一部分地把你围起来吃掉，想跑也跑不了。【注：1970年6月11日和波德纳拉希谈话精神?】 2．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如果只有中国、朝鲜、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其他地方都不反，那么，马列主义就不灵了，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反对美帝，他到处欺负人。全世界都要闹起来了。【注：1970年7月7日和凯山·丰威汉谈话精神?】有人说，中国、美国、苏联是大三角，我们不承认，我们要和亚非拉站在一起，和亚非拉搞大三角。【注：1970年6月19日和艾南希谈话精神】东南亚是马蜂窝，美帝一捅，就闹起来了。有人说公鸡好斗，现在母鸡也好斗了（指西哈努克）。【注：1970年5月11日和黎笋谈话精神】 二、关于反美统一战线问题 亚洲历来受压迫，要团结起来。美国、日本、南朝鲜在三八线驻了很多兵，他们要进攻北朝鲜，而且要进攻中国，日本野心很大，要进攻亚洲，中朝和亚洲人民要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包括美国人民也要团结起来。【注：1969年10月1日和崔庸健谈话精神?】 三、关于反对苏修问题 论战是苏修挑起的，他说他们是马列主义，我们是教条主义、反马列主义、民族主义，我们说他们是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柯西金到北京机场，说要停止论战，那怎么行，周总理告诉他要论战一万年，柯说一万年太长。我要周总理告诉他，看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总理的面上，就减少一千年。罗马尼亚代表团说，柯西金要我们对苏修让点步，我说，好吧，看你们的面子，就再减少一千年。罗马尼亚代表团问，是否可以把主席的话转告苏修，主席说，可以。又说，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这三个人，只见过柯西金，那两个不认识。请你们代我问候他们。有些人跟苏修骂过我们，我们谅解他们的处境，不骂不行，不骂要挨整的。认识一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注：1970年6月11日和波德纳拉希谈话精神?】 四、关于印度支那问题 1．柬埔寨问题。 柬埔寨现在革命起来了，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实现两条：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西哈努克告诉主席，说到关键时刻，有些人不可靠，西的侍卫长，在三·一八反革命政变后，到朗诺那边做官去了。主席说，有人不可靠。你们要派些人来，二百人、一百五十人也可以，到中国来训练一下，选些工人、农民，也要点知识分子、下级军官，训练几个月回去，就可以当连长、排长，打几仗，就锻炼出来了。从战争中培养的人更可靠。什么叫政权，政权就是军队，要有干部有士兵。西哈努克，革命热情很高，说半年打到金边，主席说，不要想得太快，准备长一点。我们打了二十八年，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共二十二年，再加上党成立初期六年。你们要准备长一点，要快胜利了，不是更好么。时间短了，农民发动不起来。我们还很穷，我们交的都是穷朋友，你们要武器，我们多的是，你们来人到仓库里搬就是了。我们不做军火生意，就是不要钱。【注：1970年5月1日和西哈努克谈话精神】 2．越南问题。 黎笋说，我们要回去，看主席有什么指示？主席说，你们的工作做的很好，越来越好。黎说，这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我记得上次来，主席作了三点指示，一是不要怕，二是准备长期打下去，三是各个击破。我们坚决贯彻主席指示。主席说，巴黎谈判，日内瓦两次谈判达成协议，有的美国签了字，有的没签字，但都没有实行。不能靠那些纸上的东西。中越关系，过去存在一些误会，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坏人破坏。我们原来那个大使朱其文就是个国民党，过去不知道。【注：1970年5月11日和黎笋谈话精神】 五、中朝关系问题 现在大敌当前，中国和朝鲜要团结起来。我们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战争，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崔庸健同志说，金日成同志想来中国接受主席指示，但是现在很忙，离不开。说主席什么时候叫金日成同志来，他马上就来。主席说，你（指崔）相当于总统，你来中国访问了，应该我们派总理回访，金日成同志忙，就不用来了。我们有很多人看不起小国，看不起你们，彭德怀就是一个大国沙文主义。崔告诉主席，说我们也反修，只不过是反修的方法和中国不同。主席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处境，你们还有苏联援助，不能把关系弄得太僵。崔说朝鲜有的同志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了。主席说：哪里都那么理解。开始的时候，连我们一些人也不理解。有些事，我也不理解，比如有一个时期，今天打倒朱德，明天打倒聂荣臻，还要打倒周恩来，到底怎么回事，看不清楚，总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后来才查清了，原来是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兵团，是他们搞的，他们要夺权，要打倒一切。【注：1969年10月1日和崔庸健谈话精神】 六、有关罗马尼亚问题 我很赞赏你们，你们顶苏修顶得对。波德纳拉希说，苏修出面占领捷克以后，第二个目标就是罗马尼亚，当时政治局讨论怎么办？一致意见要顶住，准备打，估计中国一定会支持我们。头一天晚上开了会，作了决定，第二天一早周总理就发表了声明，苏修就没有敢动手。主席问总理：是什么声明，这么大效力。总理说：就是我在罗马尼亚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中提出坚决支持罗马尼亚反击侵略者。波说：这要看什么时候说的，是谁说的。 今年罗马尼亚闹水灾，苏修给了五万，美国给了二十五万，我们给了五千万，罗马尼亚同志打电话来核对，我们说没有听错，是五千万，我们也很穷，穷朋友互相帮助，你们需要什么，我们有的，你们拿去就是了。波：我们正在谈。主席：你们可以到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看一些好的工厂，也看一些落后的大厂。我们工业还很落后，很多地方不如你们，你们看到哪些经验对你们适用，就提出来，需要图纸就给图纸。 只要小国起来了，敢顶大国，大国就害怕了。东欧，你们、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是小国，你们都敢顶苏修，苏修就不敢轻易动了。【注：1970年6月11日和波德纳拉希谈话精神】 七、关于中法关系问题 贝当古对主席说：东南亚问题，法国没有插手。主席反问：东南亚问题，你法国没有插手，能这么说么？（蓬皮杜插了一手，吃亏了，法国在中南亚的利益都完了，不敢承认插手了）。贝说：现在世界上中国、美国、苏联是三个超级大国。主席说：我们不承认，我们最多算一个中等国，很多东西还不如法国。贝说：你卫星上天了。主席说：我看了你们的会谈记录，有些看法还有距离，这不要紧，大家把观点说清楚了，增加了互相了解。我很赞赏戴高乐这个人，他敢对美国闹独立性，贝说：现在的政府，基本上还是执行戴高乐的政策。主席说：那很好。美国到处欺负人，就是敢顶它，他也没有办法。世界上受美国欺负的人都要联合起来。贝说：法国对伟大的中国是友好的，希望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主席说：很好，我们两国都没有互相占领土地。一个法国代表团团员说：在中法关系问题上，我们两国都有个策略问题。主席说：我对你这个话很感兴趣，你是代表个人讲的？还是代表法国政府讲的。贝当古接过来说：是代表政府讲的。【注：1970年7月13日和贝当古谈话精神】 八、关于外事工作的问题 我们做外事工作的，对很多事情不敏感，那怎么行。【注：1970年6月27日和朴成哲谈话精神?】过去我们对越南、朝鲜的状况，了解不全面。看阴暗面多，看问题多，看主流少，人家坚持反对美帝，就是主流。我们驻外使馆不够纯洁，要很好整顿。【注：1970年5月11日和黎笋谈话精神?】 九、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 文化大革命，很多人不理解，从实质上讲到底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北京有个二七机车工厂，隐藏了三个国民党区分部，北京新华印刷厂，给袁世凯印钞票，蒋介石来了给蒋介石印东西，日本人来了又给日本人印书，蒋介石又回来，又给蒋介石印书，解放后又给我们印书，那里面很多人员是五朝元老。这次文化大革命清理了一下，好了一些。刘少奇这一伙人，只有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才能把他们搞出来。文化大革命乱得很，后来才查清楚，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是五·一六兵团搞的，他们要搞乱了要夺权。 我们对大学教授，采取一批二用的政策，就是批判他们的旧东西。还要他们教书，研究点东西。六十岁、七十岁的身体不好的，批了以后就养起来，给饭吃，叫一批二养。【注：1970年5月11日和黎笋谈话精神】 七一年二月十九日 【注：《毛泽东年谱》载1970年7月20日晚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这两天，你们学习主席会见十二个国家外宾的谈话，共十二次。因为从去年国庆到现在，变化很快，正如主席说的形势大好，是在九大说的，这一年证明了。世界大战的危险存在，要有所准备，在反美反修各条战线上都不要放松警惕，主席每次见到我们都讲，再三嘱咐。】 ———— ———— 陈晋《书山有路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李攀龙的一首七绝，原诗是："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咏王昭君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在李白《将进酒》的标题前，毛泽东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连着画了三个小圈，天头上又批注："好诗。"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等诗句，毛泽东在句旁画了着重线。在毛泽东的好几本诗集中，这些诗的标题前都画着两三个圈，有的书中，标题前画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足见毛泽东重视之深。 《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并批注说："此篇有些意思。"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看，他读过杜甫不少诗，仅圈画过的就有67首。对杜甫的诗，毛泽东圈画三四遍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这些诗的标题前都画着大圈，标题后连画三个小圈。 毛泽东对刘禹锡诗作是比较欣赏的，刘禹锡的不少诗他都圈画过五六遍。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毛泽东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用红、黑两种铅笔作了圈画、批注：用红铅笔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圈；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重线；又用黑铅笔在这首诗的第一句前画着圈，每句诗后加了圈。《唐诗别裁集》的编者还写了这样一个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注解，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这首诗[刘禹锡 《西塞山怀古》]先后圈画过六遍。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这首诗的标题前，他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又连画三个小圈。在另一本《唐诗别裁集》中这首诗的标题前，他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唐诗别裁集》的编者在诗后注释："时梦得与元微之、韦楚客、白乐天各赋金陵怀古，梦得诗成，乐天览之曰：'四人探骊龙，子已获珠，余皆鳞爪矣。'遂罢唱。""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毛泽东对这段注解，逐句圈点断句。 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都具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与响亮和谐的音韵节奏，表露的情感真挚、细腻、含蓄。毛泽东对这类诗都有圈画。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上看到一段美国官员评论中国制度的文字："毛泽东正在孤注一掷，看这个制度是否能养活这个国家""这些灾害已经使中国的饥荒，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这个制度的成功或失败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中国的疆界"。读完此段话，毛泽东随手批注："高髻危冠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该诗即刘禹锡所作的《赠李司空妓》,原诗是："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 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写到"个人要准备随时有灭亡的可能"时，随即写下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读到周恩来报送的一份材料，里面说江浙沿海一带遭受海洋风暴袭击后，当地大力救灾，修船补网，渔民们又开始陆续驾船出海了。毛泽东随即批示："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翻开这些书，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画。在《李长吉歌诗集》杜牧所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多处画着曲线和圈。李贺流传于世的诗约有240首，毛泽东圈画过的有83首，有些诗圈画过四五次。 此外，在一本毛泽东读过的《新唐书》第二百三十卷《李贺传》中，他在天头上标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 毛泽东圈画得较多的是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和《马诗二十三首》。这两组诗是诗人托物、托景、托事寄情，抒发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抱负、见解和感慨。毛泽东除了在几部李贺的专集中圈画了这些诗外，在《唐诗别裁集》中也作了圈画，而以《南园十三首》中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和"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两首圈画得最多。 杜牧盛赞李贺的诗为"骚之苗裔"。他的《巫山高》《湘妃》《神弦》《雁门太守行》等诗，都被誉为"胎息《楚辞》"，是毛泽东圈画得比较多的。毛泽东多次圈画过《雁门太守行》这首诗。 毛泽东在一本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在"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两句末画着圈；在天头编者的评语"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九州二句，妙有千古"处，每句都圈点断句，说明他很重视这一评论。 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有一首《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给日本友人松元三郎的。"湘灵"是古代楚人神话里的湘水女神，鲁迅借用这个神话典故来表达对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死难者的哀思。全诗为："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毛泽东在该诗末句旁边批注："从李长吉来。"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之句，足见毛泽东读李贺诗之精细。 从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看，[李商隐 《马嵬》]这首诗毛泽东有三处圈画。李商隐写咏史诗也是卓然成家的，毛泽东圈画过一些李商隐的咏史诗。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说汉文帝召见贾谊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向他征询国家大事，却问鬼神之道。这首诗笔触含蓄，语意却辛辣。对这首诗，毛泽东有六处圈画。1965年6月20日在上海同刘大杰谈话时，毛泽东还特意问："《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刘大杰背诵后，毛泽东喟然叹道："写得好哇！写得好！" 《无题》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圈，圈画过五遍。对含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的"无题"诗，毛泽东画着大圈、小圈，流露出极为赞赏之情。另外如《夜雨寄北》《嫦娥》等诗，毛泽东也多次圈画。 李商隐的"无题"诗，因其大多无所确指，成为后世文人评论的一个热点。毛泽东读李商隐的诗，是很精细的，他很注意古人对李商隐一些难懂的作品的解释。对《锦瑟》这首诗和"五十弦"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历代诗话》中的《锦瑟》一文，记叙了苏东坡的解释："此出《古今乐志》。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按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历代诗话》的作者在按语中还辑录了另外几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上述四句诗，说的是锦瑟的四种曲子；有的说锦瑟是令狐楚家的婢女名字；也有的认为对这首诗"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历代诗话》的作者还从《汉书》《史记》等史籍中考证了瑟弦的数目。毛泽东对这些解释和考证，一路密加圈画。正因为他了解历史对李商隐这类诗众说纷纭，故强调"存疑可也"，不要下"断语"。 毛泽东还注意了解李商隐的生平事迹。譬如，他曾给田家英写过这样一封信："田家英同志：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 这封信只署了一个"七月二十七日"，年代不详，应当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 臧克家在《毛泽东同志与诗》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在阅读《词综》时，曾经把自己喜爱的作品，用三种颜色的笔在题目上画大圈，在字句上浓圈密点。这个本子曾经复制过。我从友人处得悉详况，也照样标志在自己的《词综》上。他圈得较多的是辛弃疾、张元幹这样一些爱国词人的豪放作品。田家英曾在电话中告诉我：毛泽东的某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稼轩《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 毛泽东说他"不废婉约"，实际上是他对创作风格多样化的一种主张。 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有一本柳永的《乐章集》，在这本专集和《词综》里，毛泽东圈画过柳永的35首词，有的词是反复圈画的。 柳永在政治上遭受的沉重打击，反映在他写的《鹤冲天》这首词里："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毛泽东在这首词的天头上画着大圈，词内每句都加了圈点。柳永在这首词里，傲然以"白衣卿相"自居，视"功名"为"浮名"，其还不及"浅斟低唱"有意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是词人宦途失意后，玩世不恭的自我解嘲。毛泽东密密圈画了这两句词，说明对它的重视。 柳永还写下了描述杭州市井富庶、风光壮丽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也写下了抒发别恨离愁，景、事、情浑然一体，极富艺术感染力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还写下了把他一生奔波漂泊的"游宦"经历及厌倦功名利禄的心情委婉表达出来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等等。对这些被称为柳永代表作的词，毛泽东都圈画过，但圈点得比较多的，是《乐章集》中的《满江红·桐川》（三首）。这三首词情景交融，真切动人。 在宋人词作中，毛泽东阅读圈画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作品，大约有98首。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稼轩长短句》共有4册，每册的封面上，毛泽东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毛泽东对该书中60多首词的标题，也画了圈记，书中用黑、红两色铅笔画着圈、点、曲线。从圈画用的不同笔迹估计，这部书可能是他在不同时期陆续读完的。在他经常翻阅的几部《词综》里，对辛弃疾的词也是反复多次圈画。 辛词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两首登京口北固亭怀古之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道："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鳌，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两首词的风格虽不一致，但表达的是同样的思想感情，一向被认为是辛弃疾爱国主义诗篇的代表作。毛泽东多次圈画过这两首词，非常喜爱它们。1957年3月，在一次由南京飞往上海的途中，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书写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并向同行工作人员解释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京口北固亭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早年也是在京口起兵，率军北伐，战胜侵扰中原的鲜卑人，后来推翻东晋做了皇帝。这两首怀古词是辛弃疾去世前两年，即在他66岁任镇江知府时的佳作。他借古喻今，通过对孙权、刘裕等历史人物的歌颂，说明作者南归43年来，一直不忘金戈铁马、征战疆场的抗金斗争，并讽喻南宋统治集团投降主义的怯懦无能，并以廉颇自喻，表示其想要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老骥伏枥、雄心不已的壮志。 他的词，有相当数量是抒发对往昔战斗生活的怀念和壮志难酬的苦闷。毛泽东对这类词也圈画了不少，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毛泽东对这首词，至少圈画两遍以上。在一本《词综》中，他在这首词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 辛弃疾有一首《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里面写道："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髂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对这首词毛泽东至少圈画过两遍，标题的天头上，画着大的圈记。他还细心地在一本《词综》里把"列槛耸层楼"中印错的"槛"字改为"舰"字。 悲歌慷慨，气势豪迈，是辛词的主流，但辛词中也不乏描写细腻感情的抒情写景内容，如《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妲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对这首词，毛泽东至少圈画过两遍，在天头上画着大圈。 从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毛泽东读了大量诗词曲赋。按他的要求，有关部门选注了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张元幹等南宋爱国词人的一些作品，印成大字本给他读。这期间，毛泽东还让文化部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陆游《渔家傲》、岳飞《满江红·写怀》、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萨都刺《满江红·金陵怀古》等。这套磁带共59盒，请当时的著名歌唱家和乐曲演奏家演唱配器。1975年7月，毛泽东是听着岳飞的《满江红》上手术台做摘除白内障手术的。术后打开眼帘纱布的当晚，他读的是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的大字本。 曾任毛泽东专职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毛泽东曾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手稿选集三编》（线装本）。这本书共有29篇鲁迅手稿，都是从尚未刊印的鲁迅手稿中选出来的。毛泽东得到这本书后，一方面读鲁迅的手稿，一方面欣赏鲁迅的墨迹。手稿选集里有的字写得太小，他就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往下看，一边看，一边还不时用笔在手稿选集上圈圈画画。 1972年，有关部门特意将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带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排印成少量的线装大字本。这套线装本在北京、上海两地排印。毛泽东收到全套线装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时，又读了一遍。在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的许多册的封面上，他同样画了一些红圈圈，在书中画了许多红道道；在有的封面上，他还亲笔写了"1975.8再阅"。 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他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的作品。《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是篇谈文艺批评的文章。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文艺批评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鲁迅指出，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鲁迅用吃烂苹果的例子来谆谆告诫人们要正确对待有缺点的人和文艺作品。毛泽东赞同鲁迅的见解。1975年，他在病中还叫工作人员给他读这篇文章。当工作人员读到有关内容时，他高兴得连声称赞说："写得好！写得好！"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还摆着这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翻开放着。 毛泽东对鲁迅杂文每本集子以及许多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编的，什么时候出版过，都很注意，阅读时基本上在每册封面上都写有批注。他说，鲁迅的文章"很神气"，看了让人"神旺"。 在《花边文学．正是时候》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毛泽东读到这段话时，在"吃饭"后面添加了"夺权"两个字，这样就把"旧家子弟"的本质更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未有天才之前》一文，是鲁迅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特地在文中"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段话下，画着红笔粗线，可见他对鲁迅这种"天才产生于民众"的观点是很赞同的。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曹操打过张鲁之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 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摘自毛泽东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其实是广义的说法。为了配合读二十四史，他时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宋、辽、金、元各朝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中，先看哪一本，后看哪一本，他也有一定套路，这从他1962年读几本史书的顺序中透出些端倪。1962年9月20日，他要《宋史》，工作人员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11月23日，他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由此推测，这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在读《元史》的时候，他明确地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读二十四史和读"通鉴""本末"，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体的，能起互补之效。 除二十四史外，宋代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晚年，他曾同工作人员孟锦云说过，这部书他读了17遍。 在1975年同孟锦云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点，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毛泽东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资治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割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陈晋《读书有法 毛泽东的读书故事》 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读到鲁迅的上述评论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了着重线，表示对鲁迅关于曹操的看法是赞同的。 毛泽东曾对人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很爱读曹操的诗。在毛泽东故居藏书里四种版本的《古诗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诗注》中，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土不同》《龟虽寿》《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诗，他都多次圈画过，大多数诗的标题前画着圈，诗中密密圈画。 曹操的《短歌行》是很有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些诗句旁，毛泽东都加了密圈。 毛泽东在该诗的标题前，用红、蓝两种笔色作了圈记。 [《观沧海》] 毛泽东在好几部诗集里都圈画过这首诗。 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白居易的《琵琶行》旁，写了一段批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还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大圈，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句旁，一路密圈。 毛泽东在读清代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时，很注意古人对《琵琶行》中的一些字词和地名的解释。如《琵琶行》中的"枫叶荻花秋瑟瑟"一句，有人解释"瑟瑟"是形容秋天的萧瑟。《历代诗话》列举对"瑟瑟"的各种注解，毛泽东都逐句加了圈点。 《历代诗话》认为，虾蟆陵就在汉代董仲舒墓附近。据文献记载，人们经过董仲舒墓门的时候，"要下马，以故号下马陵，而语讹为虾蟆陵。白公诗亦循俗之过"。毛泽东对这些注解依然是逐句加了圈点。 毛泽东很喜欢他十六岁时写的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对这首诗，毛泽东在四五本诗集中都作了圈画。 [白居易 《放言五首》中的第三首]1972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引这首诗的后四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也是有一定过程的。 杜牧 《赤壁》 《历代诗话》辑录的一则材料说：杜牧的诗，常"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东风、春深数字，较为含蓄深窈矣"，并举杜牧《题乌江亭》佐证，说"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毛泽东在"翻案法"等处画了着重线，但对有关项羽的论断则批注"此说亦迂"四个字，表示自己不同意这种观点。 毛泽东故居的藏书中，有晚唐诗人罗隐的两本诗集——《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毛泽东对其中很多首诗都画着浓圈密点，粗略统计约有九十一首。 罗隐写有一首《偶题》，又名《嘲钟陵妓云英》:"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毛泽东在《罗昭谏集》中的这首诗最后两句，字字都画了密圈。在《甲乙集》的这首诗中，除圈点外，还批注："十上不中第。" [《自遣》诗]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毛泽东对这首诗一路密圈到底。 据毛泽东读过的一本《通鉴纪事本末》记载，唐末藩镇割据时，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锣与黄巢所属孙儒旧部作战时，在杭州修筑城垒，很得意地对身旁幕僚们说："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不料在他手下做小书记官的罗隐却说：""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毛泽东对罗隐的话，逐字加了旁圈，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毛泽东还圈画了罗隐的一些有独到见解的咏史诗。如《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两个大圈，全诗都加了密圈。 这类咏史诗，毛泽东还圈画过《焚书坑》:"千载遗踪一窖尘，路傍耕者亦伤神。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毛泽东对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加了密圈。《秦纪》写道："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这首诗是讽刺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毛泽东对前两句加了曲线，后两句加了密圈。 罗隐的写景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如《七夕》:"月帐星房次第开，两情唯恐曙光催。时人不用穿针待，没得心情送巧来。"毛泽东对最后两句不仅一路密圈到底，而且最后还画上一个大圈套两个小圈。 有一次，毛泽东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邵华谈起宋代诗人诗作，毛泽东问邵华最喜欢谁的作品，她说陆游。毛泽东问为什么，她说陆游的作品充满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雄浑豪放的战斗风格，常常表现出"一身报国有万死"(《夜泊水村》）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又问她最喜欢陆游的哪几首诗词，邵华说了《关山月》《书愤》《诉衷情》《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示儿》等篇，并将其中的几首背给毛泽东听。背诵中，邵华略微停顿想下句时，毛泽东就提示她一下。邵华背诵《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背诵到"睡觉寒灯里"时，毛泽东指出她读错了一个字，"睡觉寒灯里"的这个"觉"，这里不能读jiao，应该读jue，并叫她回校去问问老师这样念对不对，邵华乘机请毛泽东把这首词写出来给她。毛泽东谈兴正浓，立刻站起身来，走到桌前，铺开宣纸，饱蘸墨汁，挥笔写下了《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后来，毛泽东又把这首词写下来送给卫士张仙朋。 毛泽东很喜欢《钗头凤·红酥手》这首词，对该词的创作背景很熟悉，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他对保健医生徐涛说，陆游与唐婉离异后，又相遇于沈园，那是他们情意缠绵之地，陆游的那首《钗头凤·红酥手》就题在沈园的墙壁上。说着还把这首词写了下来。写完后他又问徐涛知不知道唐婉回赠的那首词，徐涛说没有读过，毛泽东便脱口念了起来："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念完，毛泽东又说，这首词回赠没有多久，唐婉就因疾愁而死去，当初是陆游的母亲与唐婉不和。陆游这一对夫妻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1975年，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议论《资治通鉴》时说："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名君都离不开秀才。" ———— ———— 【供参考】谢静宜回忆 “文革”初期，我看到许多老同志挨批斗，党员靠边站，心里想不通，不理解，曾向毛主席反映过。我问：“主席，难道大多数党员都不好吗？" 主席说：“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我又问：“主席，难道大多数干部都是坏的吗？连19级的小干部黄鹤健也上台跟着挨批斗。” 主席回答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当大字报铺天盖地出来以后，其中有不少火烧、烧焦某某领导的大字报，我又反映给了主席。 主席说：“什么火烧、烧焦啊，烧焦了还能干革命啦！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教育。对错误也可以说烧一下，但不是对人。对人火烧、烧焦，烧焦了还怎么干革命啊！"（主席又重复一句） ……看到同样的戴高帽干部车辆从府右街机要局门口过时，我又去向主席反映了。 这时毛主席很惊讶地说：“啊，这是受我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影响的了。不对，那是对当时农村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那是敌我矛盾，怎么能运用到今天人民内部矛盾的呢？不对，不对！" 事后不久，我也被“造反派”批斗了，说我是保皇派，不配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把我赶出机要办公室，让我下到一层铅印科，在地上检掉下来的、使用过的铅字。捡起来好办，用筐抬走就累得很了，因铅字很重。而且不准我去见主席。为此，我曾写一信给主席，说我今后不能再见您了。……十几天后军管会接管了机要局。主席把我找去，问我“他们斗你什么呀？"我说：“说我是保皇派。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保皇派！打倒谢静宜！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活该，死了没人埋……'”说到这里我笑了，不说了。主席说：“流氓语言。” 记得1967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当我们住在上海郊区时，那时上海已经三个月没有下雨，青菜很紧张。一天，管理员顾作良约我们出去给主席挖野菜，我们都很高兴。有的提着篮子，有的拿着麻袋，来到一块菜地里。菜畦埂上长满野生的马齿菜，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野菜，菜农把这些野菜视为草害，因为它们与菜农种植的蔬菜争水争肥。我们看着这些野菜，喜出望外。大家动手把叶片又大又嫩的马齿菜采集在篮子里，给主席吃；把稍大又老一点的放在麻袋里，我们工作人员吃。摄影师舒世俊和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都是拌野菜的内行，他们俩负责做，先洗净切碎，然后用开水烫一下，放上油盐蒜末一拌，很好吃。送给主席吃的，是用油加盐炒熟的，主席欣然接受，连说：“好吃啊！好吃啊！这个菜好吃。”……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当时，我刚掀开册子，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膘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我看得出来，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主席伸出手来。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这时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主席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1967年冬，我对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主席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像主席这样的伟大领袖。当时我是特别赞成这几句话才说的。可是主席问：“这是林彪说的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主席深思了一会儿又说：“什么我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难道中央的指示不叫最高指示？我一个人说的话就成了最高指示？!”主席生气了。1968年春，我向主席谈起在工厂听到有人编的快板“毛主席像挂中央，毛主席语录贴两旁，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心中起红太阳”时，主席不高兴了，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1968年5月，我发现爱人的自行车上也挂了一个小红色的金属牌，上面有主席语录。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大街上几乎每辆车上都有语录牌。有一次我告诉了主席。主席说：“告诉小苏，不要挂了。”我说：“不行啊！大家都挂，他不挂怎么行，街上有人干涉，不挂不让走。”主席感慨地说：“这么厉害呀！”他又陷入了沉思。……1969年九大开过后，我和警卫团副团长张荣温到北京市委办的学习班开会，地点在海运仓招待所，因人多，食堂小，就餐要分批，我和张荣温轮到第二批。进食堂后，桌子上剩饭菜狼藉，可是却要先念语录，向主席“请示”，十分荒谬可笑。我和张荣温都感到十分别扭，但当时又不能公开反对。只好故意晚去就餐，作为零星人员逃过这套仪式。后来，我把这个情况，以及看到有些食堂开饭时卖饭人与买饭人互念语录的做法都告诉了主席。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厌恶地说：“这是什么人发明的？”类似这些情况，听说主席身边别的同志也向主席反映过。苏延勋在基层听到一些辩论，是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一分为二，也不应该这样提，而少部分同志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我问主席谁是对的，主席说：“你告诉小苏：我的思想（即毛泽东的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少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主席说：“告诉小苏，一分为二的观点是正确的。什么都应该一分为二，为什么我的思想就不能一分为二了呢？我的思想也是应该一分为二的。”又笑着说：“有的时候，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1968年初，我向毛主席谈及我丈夫苏延勋说：“他们工厂（他当时是北京前门一无线电厂军代表）一位老木工姜师傅的先进事迹很感人。这位师傅为了提前完成对外出口收音机的外壳任务，自动加班加点一个多月时间。不讲任何条件，不要任何代价，活儿又要求严格，精益求精。为此，他每天除了吃饭和少量睡眠外，一心扑在厂子里，终于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 主席听到这里对我说：“小谢，你跟小苏去访问一下那位老师傅，向他学习。” ……回来后，我向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感受。主席鼓励我说：“你收获不小啊！今后你要多到群众中去，同他们谈心、交朋友，你就会有进步的。” 1968年7月24日毛主席和谢静宜谈派工宣队解决清华武斗问题 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在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有本事拉出去打，打他个十年八年，我看地球照样转。他们不是谁都不怕吗？我看他们也有一怕，那就是怕群众，怕工人怕农民。北京有一百多万工人，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有可能发生流血的，要警惕。是真的。你别吃饭了，快回去告诉你们厂的领导，联系好工人和部分农民，让北京市和八三四一部队共同组织好这件事。注意啊，工人要排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1968年7月27日，工人、农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后，有的个别学生不服，说什么“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见分晓”，等等。主席看了清华当时的简报这段后，对我说：“你（指学生）一没有政权，二没有军队，十年二十年后你又能怎样呢？无非是给自己下个台阶就是了。对这些学生的话，才别那么认真呢。”主席说完笑起来了。 1968年7月31日和谢静宜谈派工宣队解决清华武斗问题 大学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办的。什么这条路能走，那条路不能通行？是谁规定的？没有道理，对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讲，条条道路都是同行的。什么这条路线不能走，那个地段不能进？岂有此理，是犯了“路线错误”。 工人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是抓革命促教育。 …………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一段后，特别是校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成立后，学校教学、科研、政工组都随之成立，大部分都是由原校各系抽出的教职工组成。这时，就听到少数同志反映说：“学校使用之人，重用之人都是原清华大学的‘逍遥派’。”学校负责人对此也很重视。由此，他们让我顺便时，请示一下主席，怎么看待“逍遥派”?我在一次请示工作后问了一下主席。 主席说：“‘逍遥派’有什么不好？无非是人家不同意你们搞派性、打派仗，你们搞武斗，人家没办法，只好出去逃难去了。这样的‘逍遥派’，好得很呢，我就赞成这样的‘逍遥派’”。 1968年7月27日，奉毛主席指不，临时安排我去清华大学工作。1968年12月21日前后的一天，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我。我见到主席后，老人家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说到这里，主席掉泪了，说不下去了。我们谁也没说话，我随手从桌子上递给主席一块小毛巾。停了一会，主席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稍许，主席又说：“小谢，我建议你同迟群再带上几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赞之死的原因（翦伯赞夫妇是12月18日去世的）；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主席稍思索一下之后，又对我说：“你们先到学校，听听学校领导人的意见，说明今后两校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征得校方的同意后，可直接到系里去开座谈会，听听教授、教师的意见，将真实情况告诉我。”我一边记准主席的原话，一边望着主席。老人家态度严肃认真，没有平日的一丝笑容。看得出他对我国历史学界的这位著名教授之死，心情沉痛、惋惜，对当时北大那样对待知识分子，不讲政策很不满意。沉默了一会，主席感叹地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八三四一（即警卫团）还得派一部分人去北大啊！"最后，主席对我说：“你报告汪东兴同志，做好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交代完后，我立即去把主席的指示向汪东兴、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杨德中、团长张耀祠作了传达。 ……回来后，我们首先向汪东兴、杨德中、张耀祠等领导同志汇报，写了一份调查情况的简报送主席，几位领导人还让我口头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我主要是把自己亲眼看到、听到的冯定、冯友兰等老教授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原原本本地向主席如实汇报。主席听了很是生气地说：“不像话！还是有文化的大学呢，根本不讲政策。你问问汪主任（东兴同志），去北大的班子准备好了没有？要报北京市。”过了一会，主席情绪平定了一些，对我说：“冯定同志敢讲真话，好，很好。就是要叫人家说真话，说心里话才好啊！” ……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派工农兵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严厉地批评教育之后，发现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处境相当不好，有些著名学者、教授受到群众组织的任意批判，从政治到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违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此，毛主席非常关心地问：“梁思成在哪里？"为了弄清情况，我同宣传队指挥部的其他领导人，通过各种形式，调查了解这些问题。比较典型的是梁思成、钱伟长、刘仙洲等几位知名学者、教授。…通过家访，我们看出这样做法，与党中央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根本不相符的。毛主席决不会同意这样对待知识分子。我们与梁思成教授告辞时，劝他好好养病，困难会尽力帮助解决的。他说：“谢谢！"这时，林珠刚进来站在门口，我们与她道别，离开梁家。对这件事，我们部队各级领导和校领导（宣传队指挥部）都比较重视。除简报外，我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要是把看到的、听到的特别是梁思成教授的原话报给主席听。 主席听后，很是不安，马上告诉我说：“小谢，你回去给学校领导讲：1．立即恢复梁思成教授的薪水（工资）;2．搬回他原来的住房，占用他房子的人，由学校另找房子给予安排好；3．梁思成有病，把他送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之后送协和医院了）。”稍停，主席喝了几口水，又点起一支烟。然后主席又说：“批判旧的教育制度是为了使大家都受教育，搞好今后的教学改革，不是为了批判哪一个人。”“告诉他们，不要让梁思成他们上台受批判了。批判旧教育制度，他们可以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批判，共同受教育嘛。还要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身体好时，可以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就不要参加了，好好养病。” 整党开始以后，土建系工宣队提出：对梁思成怎么办？他是党员，系里人意见不一，还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哩。这事本来不大，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组织上还是让我请示主席。主席对我说：“不准开除党籍，恢复梁思成的组织生活。”停了一会，主席说：“只要不是叛徒，我主张一般不要开除人家的党籍。”以上我均报告了汪东兴和我们部队的主要负责人杨德中及学校领导。大家认为这样就好办了，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照此办理了。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清华不久，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我和当时指挥部的迟群等人在清华体育馆，找到了正在与基础课一起学习的钱伟长教授。当即就在体育馆一间放着很多破桌椅的屋内（当时体育馆内到处是为武斗垒起的桌子、板凳）坐下同他谈了话，了解了他当时的处境。钱教授虽处逆境，但他总是笑眯眯地说话。当我们问及他的处境和情况时，他不失幽默地说：“清华的干部也好，教授也好，差不多都有一派打，一派保的。可对我就不同了，两派是统一的，一派叫我大右派，一派叫我老右派，总而言之是右派，都是打倒之列，没有保的。”说到这里，我们双方都笑了。我问：“怎么还叫您右派，您不是在1962年就摘掉帽子了吗？"钱教授说：“是摘掉帽子啦，可是还叫您摘帽右派呀。”他还是笑眯眯地说。…考虑到这几位教授的处境，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关系到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事关重大，领导让我向毛主席一一做了汇报。毛主席对此事非常重视。当我向毛主席汇报到梁思成、钱伟长被造反派停发了工资时，主席生气地说：“恢复他们的全部薪水。”稍停，主席又说：“对钱伟长这样做，若是群众还一时想不通的话，可采取每月先发给他150元。同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当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就恢复他原来的全部薪水。”稍停片刻，主席又接着说：“给群众讲清楚，对他们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就是讲政策。我相信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不出毛主席所料，几天工夫，群众工作就做通了。自然全部恢复了钱教授的工资。 关于住房问题，毛主席同样决定说：“恢复钱伟长原来的住房条件。被其他人占用的房屋腾出来，还给他，学校给这些同志安排好住处。但一定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工作做好了，他们是可以理解的。”事实确实如此，听校务处的同志说，让搬走的人，有的还一时想不通。我就去他们家访问，讲清道理后，他们理解了，就愉快地答应搬走了。 …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清华大学以后，发现1957年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一些同志，虽然后来先后摘帽了，但仍抬不起头来，一遇运动还是挨批挨斗的对象，而且社会上有一种习惯叫法―摘帽右派。也就是说摘下一顶帽子，又戴上一顶帽子。钱教授反映的这一事实，宣传队总指挥部的同志和我们部队的领导人，也都认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此，在我向毛主席汇报钱伟长当时的处境时，领导也让我把这一问题向主席反映。记得当时我们部队（警卫团）三支两军办公室也常有简报报上。因清华大学是主席亲自抓的点，他当时很想知道学校发生的一切。我去主席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向主席反映了这一问题。我对主席说：“主席，过去曾被划为右派的人，现在已经摘帽了，比如钱伟长，1962年就摘帽了，为什么有人还叫人家‘摘帽右派’呢？他们仍然有压力，头上仍然有一顶帽子压着。”主席认真地听我说完后，说：“摘帽以后，就是人民内部了，就是自己的同志了。然后，他严肃地批评说：“什么摘帽右派？没这个政策。”毛主席极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叫法，更不同意以敌对的态度对待这些同志。停一两分钟，毛主席边抽烟，边有所思之后对我说：“比如国民党的官兵，本来是敌人，后来投降了，愿意同我们一道革命了，他就是同志了。我们的同志也一样，本来是同志，一旦他投降了国民党了，他又变成了敌人。”当时钱伟长教授年龄不大，57岁，比梁思成、刘仙洲教授年轻，身体也好，但没谁给他什么工作。请示主席后，主席爽快地说：“他的全部知识，不一定都能用上，可用他一技之长嘛！" 我均把毛主席的以上指示，报告了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八三四一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又向学校及校系负责人（当时军工宣队总指挥是八三四一部队副团长张荣温）传达了，在全校宣传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一般都是只讲指示内容，不说明是毛主席的直接指示。这是一贯做法。 1973年，中国组成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让清华大学出一名人选。我们清华党委提议派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教授参加。…此事，我曾在参加总理一次接待外宾活动之后，报告了总理。总理当时很同意，很支持我们的意见。但两三天之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笑着对我说：“钱伟长出访美国是一件好事，可北大的同志不同意，他说若让钱伟长参加，他就不当这个团长了。”说罢，总理笑了起来。这件事我又向主席谈了我校想派钱伟长出访美国的想法。主席一听，他用一种赞许的眼神看着我，对我说：“这个意见好啊！你们能想到让钱伟长出国访问，这很好，我赞成。”之后，主席又很感兴趣地问起钱伟长带着学生下工厂，与工人（特钢厂）相结合的一段情况。 我高兴地从主席那里出来后，立即向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并对我说：“倘若让钱伟长参加，那位同志真的不愿当团长的话，我换人好了。”后来，换了贝时璋教授担任团长。代表团出国时，我和学校其他领导同志代表清华去机场送行，在与钱教授握手告别时，我开玩笑地对他说：“钱教授，你可要回来呀！”他笑着同我握手（也自然明白我的意思），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我。钱伟长出访回国后，他本人感受很深，国际、国内舆论反映很好，特别是美国科学界、舆论界反应强烈。事后，当我向毛主席汇报这一情况时，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从参考上看到了对钱伟长出国反映，很好。应该让他去，特别是去美国。” 就我所知，主席对钱伟长出访美国，有三次赞扬。一次是出国前，一次是访问归来，还有一次是1974年上半年（主席去外地之前）。钱伟长随代表团回来后，总理对我说过：“让钱伟长访美是正确的，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宣传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比别人去讲更有说服力。他出国本身就是证明嘛！"主席向来主张搞调查研究，抓典型，以点带面。他关心知识界，关心知识分子，首先抓好几位大的、有典型的老教授。主席对我说过：“他们的问题解决了，其他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他（刘仙洲）的处境比其他受冲击的教授好一些，没有停发工资，但党籍问题当时并未解决。刘仙洲的问题，依然得到主席关心。在梁思成之后，我报告主席时，主席指示：“同梁思成一样，恢复刘仙洲同志的组织生活。”“要给他调整住房，把他原来的住房，还是还给人家。占住他房屋的人，也由学校事先给予安排好住处，讲清道理。”我们照办。但刘仙洲对自己要求很严，天天与几位老教授一起学习《毛选》，记笔记。他对我们说，若是马上搬房子，怕影响与楼下那家的关系，说他现在身体还好，他常出去，上下楼外梯子习惯了，先不搬好，过一段后再搬吧。为尊重他本人意见，他恢复房子比别人晚些。 记得有一次，当我向毛主席汇报别的工作后，谈及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和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分别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大代表时，主席连说：“好！好！”同时毛主席还幽默地赞扬道：“他们是知识界的代表啊！”又重复说：“这样好，很好！” 1968年11月底，我在中南海主席住处游泳池书房兼客厅向毛主席汇报：清华大学系一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工人宣传队进校之前，大部分都被造反派列了罪状，而且把每个人的罪状，都合起来订成一本很厚的册子。我看了一部分，他们都被称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我不相信、也不可能全是这样。我拿着这本很厚的册子（是铅印的）去基础课，对总支书记的定罪内容，在本系做了调查，包括当时揭发的本人在内。我问了她（他）们，当时是怎么回事呀？她（总支书记）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呀？结果就与揭发批判时的情节大不相同了，没那么严重了。我们准备做群众的工作，也做她本人的工作，有错误做检讨，群众通过了就解放她，做本系三结合的领导干部。毛主席认真听后说：“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认识了，就是好同志。允许他犯错误，也允许他改正错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呀！"毛主席又笑着说：“运动中对一些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是可以的，但不是批判他这个人。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要放在运动后期或更长一些时间。因为在运动高潮时，人们很容易说过头话，批判时往往水分很大，不真实，靠不住。等运动后期或运动过后一段时间，待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你再去问问这件事是这样吗？就不一定了。即使揭发的本人，你问问他当时的情况，是不是有这回事啊？他就会说：‘没那么严重了。’也会不一样的。”毛主席又说：“另外，一定要问问他本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呀？要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只有到运动后期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做到这样，才能做到比较准确些。但有的也不一定，还要再过几年或若干年以后。”主席又一次强调说：“总之，要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有错误没关系，只要认识了就是好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嘛。”最后主席严肃地说：“凡是错整了的人，不管是谁，该推翻的一定要推翻！” ………我们八三四一部队在北京大学根据主席指示解放干部的时候，有人阻挡说：毛主席说的是指犯了错误的好人，某某本来就是坏人怎么解放他啊？遇到这个问题，领导同志让我去请示主席，什么样的人算是好人犯错误？怎样划分好人坏人呢？毛主席对我说：“比如有人说某某是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现在这位同志表示，从今后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反过头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不是好人，愿意走什么主义道路的人是好人呢？”主席的两句话就说明白了，不管谁犯了错误，只要有表示要改过，就是好人。 ……大约是1968年前后，我从社会上听到有关相声演员侯宝林的一些传闻。听到侯宝林被批斗的消息后，报告了毛主席。我说：“主席，我听说侯宝林被批斗了。” 主席即从靠坐沙发的姿势仰起上身，严肃、惊讶地望着我，好像亟待我说下去。我看出了主席为侯宝林担心的神态，立刻对老人家说：“没事，没斗成，听说侯宝林当时一点也不紧张，还像说相声时那样，逗得红卫兵直乐。”这时，主席才放心，庆幸地哈哈笑了。他点头，让我说下去，并用左手示意，让我坐在他旁边一个沙发上。我坐下继续说：“听说红卫兵去他家后，侯宝林让他家里人同他一起，每人背上个小包袱排好队站立那里。红卫兵问：这是干什么？他说：准备扫地出门。”主席被这些幽默的语言和动作所感动，他笑了起来。我又继续说下去：“还听说当时红卫兵要给侯宝林戴高帽子，侯马上从自己背包里拉出一个活动式的自做的高帽，一拉很长，比红卫兵给他做的还高，给自己戴上了。逗得红卫兵个个捧腹大笑，笑得斗不下去，只好作罢。声称下次斗他时，一定要严肃起来……”主席听到这里，又哈哈大笑了，笑的时间很长，想了一会又笑。我同老人家一起乐。他随手拿起茶几上一块小毛巾拭一拭眼角笑出的泪水，又乐了一阵。过了一会主席才说话：“斗侯宝林什么呀？" 我说：“听说，批斗他的人说他演的都是封、资、修的东西。” 主席这时生气了，说：“什么封、资、修？他有什么封、资、修？他不就是一个演员吗？他演得很好嘛。人们不是都喜欢听他说的相声吗？我多次听过他说的相声，说得很好嘛。”然后看看我，点一下头。我明白，说：“是的主席，他演得很好。”因为我也看过多次。然后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侯宝林是个好人啊！他没什么问题。” …我问主席：“主席，您还记得侯宝林说的各地方言吗？”主席笑笑点头。我说：“他说一个北方人到上海理发馆理发……”我还没说完，主席马上接着说了上海话“打打头啊！”我们同时会心地笑了。我又问：“主席您还记得侯、郭说的《昨天》这个相声吗？”主席稍微思索一下，我提示说：侯宝林是说解放前，北京一个三轮车夫，因物价飞涨生活所迫，得了精神病。解放后经过多年治疗，他突然好了，穿着病号服从医院跑上大街，到了天安门广场看见人民大会堂等一些高大建筑感到惊讶，就问过路的一位少先队员：“小少爷，这是哪个东家盖的呀？"……到了百货公司买鞋，一试合适，马上嘱咐家人“快交钱，快交钱，不然一会又涨价了……”等等。主席这时也回到了侯宝林当年说相声的故事情节里去了，边听，边点头，发出一阵阵笑声。之后又一次对我说：“侯宝林是个好人，他没什么问题。”他老人家仍担心着侯宝林挨批斗呢。接着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这些同志在旧社会都是受苦之人，社会地位很低，侯宝林长期生活在民间，善于发现、总结人民的疾苦，新、旧社会有对比，对各地风土人情、语言很熟悉，是个人才呢。”稍停一会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他本人没有亲身经历、亲身体会，就创作不出这么好的作品。 之后，我把主席对侯宝林的看法、关心、保护，先后报告给总理和东兴同志。后来听说侯宝林没事了。1974年的一天，我遵照主席指示，给主席送去他要看的文章。一见面，主席很兴奋地对我说：“小谢，我已经建议侯宝林为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了。”我非常高兴。老人家这时笑着又追问起：“你再说说当年侯宝林是怎样挨批斗的啊？是为何斗不起来的？"看来主席还是对“斗不起来”很感兴趣。我又把当时社会上流传批斗侯宝林的故事，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主席还是像几年前一样听得人神，笑得开心。因为他这时已不再为侯宝林担心了。 这之后，主席还让我向总理汇报几件事，其中一条，是主席认为“四届人大农民的代表少了”,“请总理考虑，最后按总理意见办”。我向总理汇报之后，也顺便汇报了主席这次又谈起当年侯宝林挨批斗的幽默故事传闻，和建议侯为人大代表候选人之事。总理也笑声朗朗，很赞成主席对侯宝林的看法。 ……1969年，我随军工宣队到清华大学工作一段后，有一次向主席汇报完工作，主席问还有什么新闻，于是便聊了一会儿社会传闻。 我对主席说：“大家都说陈毅同志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听说他在一次接待外宾时，外国人问陈老总，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陈老总说，我经常挨批挨斗唤！我出来接待外宾还得向他们（造反派）请假，这些娃娃们，我当时做了个假检讨，就把他们给骗了。”我说到这里，主席禁不住哈哈大笑。然后说：“陈毅同志就是那样一个人。” 我接着把这个社会传闻继续讲下去，我说：“不知怎么搞的，事后被‘造反派’知道了，把陈老总斗了一场。会上造反派念语录，陈老总也念语录，他让大家打开语录本翻到最后一页，他领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他们认为被戏弄了。说到这里，主席又笑得忍俊不禁，笑出了眼泪，主席连忙用小毛巾抹去了眼角边流下的一滴泪水。”说完笑闻，我问主席，是真的吗？ 主席说：“不晓得，他倒是这样的性格，他说得对呀，陈毅是个好同志。”主席笑着陷入回忆，稍停说：“陈毅同志好啊！他诚恳坦率，工作认真，一旦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就改。过去我们一起工作时（指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时期），发生了矛盾，他反对我的意见，不愿与我合作了，到中央告了我。恩来同志一听，批评了陈老总，说：‘你的意见不对，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你赶快回去，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毅同志回来后，作了自我批评，很诚恳地又把我请回去了。”说到这里，主席又笑了起来，再一次强调说：“陈毅同志确实是个好人呀！他就是那个坦诚、爽快的性格。” ……1967年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从6月到9月，舒世俊和我一起，都在随主席工作。可是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有人诬陷她曾说过江青的坏话，而被当成“五一六”审查，在本单位遇到了麻烦。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我从东兴同志那里得知此事后，马上报告了主席。他老人家立即想起了往事，说：“小舒是好人，我们是了解她的，她为我工作多年，有一次咱们去杭州爬凤凰山时，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主席又接着说：“她是发着烧去的呀！扛着那么重的摄影机，脸烧得红红的还笑呐，当我知道她是有病发烧还出来工作时，心里很不安……”我说：“小舒平时同我们每个人相处都很好，像个大姐姐一样。”主席接着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她不会有什么问题，是个好人。”我把主席对小舒的看法告诉了汪东兴，东兴同志连说：“好，好，主席说了话就好办了，他们那里有人总想整她。” 1969年3月，上午9点左右，根据毛主席指示，我到北大中文系搞调查，在一个屋子里，碰上有一位同志正在给老老实实坐在那儿的七八个小青年讲些什么，于是我也坐下听起来。别人向我小声介绍说：“这是给这些有问题不让回家的人办学习班的。”不一会，这几个人当中，有两个总是看我，他看我穿着军装，像是想对我说些什么。这时刚才那位讲话的同志说：“你们不要看到‘8341’的人来了，就想翻案，翻不了案！"当时我不好说什么，只是听听，因为主席指示，让先调查，暂不表态。见了主席时，我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主席。主席听了，便很风趣地替被审查而又有苦难言的几个人说了话：“他们不是想翻案，但心里实在有话想说呀！”主席接着说：“还是想翻案的，因为你们做得不对嘛！不对的就应该翻案，就应该推翻！”稍停一会主席重复说：“搞错了的，一定要推翻。”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在主席办公室向主席汇报学校工作之余，我问主席：“听外面传说‘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什么，是怎么回事？" 主席说：“所谓二月逆流，没那么回事，只是当时几位老帅，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心中有气，发了一通脾气就是了。什么‘二月逆流’，我看没那么回事。”主席又思考了一阵后，对我说：“有人总以为自己正确，不愿让老同志参加‘九大’，我就硬是坚持‘九大’让叶帅、先念同志选到政治局里来……” 1969年5月间，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北京大学一个多月后，军宣队负责人对我说：“听说聂元梓对立面的那一派头头之一牛辉林，写了很多反动材料，真假不明。想找他过来谈谈话。地点在北大俄文楼教室。”军宣队参加谈话的是部队带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和我，还有做记录的一位同志。牛辉林说：“校文革聂元梓把我打成反革命后，天天让我写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交待材料，写完还让写，没有了还逼着交待，就这样越交待越多……”我们问他：“你写了多少交待的材料啦？"牛辉林说：“如果擦起来有桌子这么高了，可能比桌子还高（他用手比画着）。如果装在麻袋里有半麻袋了。”领导同志又问他：“都是真的吗？"牛辉林说：“不。我们有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言论，但没那么多。可写出来后，他们不信，还让我交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让我写交待材料，越写越多……”这是当时牛辉林说的大概意思。领导同志想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让我去请示主席。 见了主席，我如实将牛辉林的原话报告了主席。当我说“牛说他交待的材料揉起来比桌子还高，装起来可能有半麻袋时”，毛主席哈哈大笑了，说：“才别相信那些材料是真的呢！牛辉林是被逼出来的，告诉他别再写啦，什么反革命呢，无非是中央、市委都不支持他们这一派，只支持老佛爷（指聂元梓），人家不满意，心中有气，公开不敢说，只好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议论议论。无非骂我是秦始皇，骂江青是慈禧太后，叫你老佛爷知道了，就抓住人家不放，说人家是反革命。算啦，算啦，以前骂的都不算数了。告诉他们今后不要再议论就行了，不要说人家是反革命。”主席喝口茶，稍停一会笑着幽默地说：“若告诉了多次，还不听，还再写，那时不反革命得更厉害了吗？”主席又哈哈笑。谈话中，还提到牛辉林那一派的一位叫侯汉卿的学生。主席说：“这个人曾给我写过信，写得很有道理，可能这个人是不错的，你们可以找他谈谈话，听听他的意见。”我们校领导的几位同志和我照主席指示做了，也是在俄文楼与侯汉卿同学谈了话。根据主席指示，这些学生都照常毕业，分配工作。 1969年5月在谢静宜反映北大专案存在问题时说 有的专案人员专搞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水分可大啦。搞专案的一些人总希望他搞出的问题越多越好，性质越严重越好。这样好像他的工作成绩越大啊！逼供信得来的东西，你才别相信呢，靠不住。你一逼，他就供；他一供，你就信，逼出来的东西你能信吗？当然，对专案人员，要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但是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可是你想否定他们专案组的东西可难啦，他们搞的那些东西，自以为成绩大的很呀，有功劳呀，不得了啊！但凡是不真实的东西，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逼出来的东西，诱供出来的东西，必须推翻，一定推翻。专案工作的成绩，不是在于问题越多越好，越严重越好，而是在于一个字“清”，清本身就是严。 1969年6月谢汇报清队、整党时说 切不要随便给人戴帽子，一戴帽子，这个人就不好做人了，他的家属、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脸上也无光彩。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大片人的问题。即使一定要戴的，我看新华印刷厂那个办法好，暂不戴帽子，帽子拿在手中，以观后效，表现好了就不戴了。若今后表现还不好，再戴也不迟嘛！ 定案不能只听专案人员的一面之词，一定要认真听听本人意见，有无此事啊？要允许人家说真话，定案一定要慎重。 既是这样，恐怕还是有错案的，有些事，过几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搞清，真相大白呀！说不定还有搞不清的。 1969年8月谢汇报清队时说 定案要慎重，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调查研究。 历来运动进入高潮，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揭发出来的问题很多，但不准确，水分很大，靠不住。对揭发批判的东西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因为那是在风头上，容易说过头话。等运动过后几年，待群众冷下来的时候，再认真查证，就会发现与当时揭发出来的问题不一样了。就连揭发的本人，你再去问问他是这样吗？他这时也会笑着说，没那么严重。 定案之前，一定要听听本人的意见，一定要问被清查的本人，问问他有这回事吗。当时是对什么问题说的呀？让人家讲话，允许人家进行解释，只听一面之词不好，更不要把人家的一段话的意思，抽出一句来批，为我所用，不道德，不公平。 你们不是说过，对推一推可以推过去、拉一拉可以拉过来的人要拉过来吗？这句话说得好，很好。总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变消极为积极。 记得是1970年春，可能是2月底前后，我奉命搭乘为主席送文件的飞机去武汉送一份长文件，请主席阅示。主席对这一政策性比较强、文字又多的材料，详细审阅了几遍，认真思考后才给予答复。于是，我在武汉等了三天，才接到主席批示。快走时，我交了5块钱的伙食费和几斤粮票。护士长吴旭君对我说：“小谢，才这么两天，你交什么钱呢？算在主席账上好了。”我坚持要交。过了一阵，吴旭君又来找我，说主席请我去一下。我见了主席后，主席对我说：“小谢，我听护士长说，你要交伙食费，我很是高兴啊！我不在乎你的几块钱，我喜的是你小谢懂得不论到哪里，吃饭是要交伙食钱的，这很好！”他又微笑了。我稍坐之后，与主席告别，请老人家多保重，就又搭乘送文件的飞机，带着主席的批示文件回北京了。 1970年(2月？)汇报北京清查“五一六” (谢汇报说吴德说北京查出“五一六”一万五千余人)没那么多 (谢汇报吴德说南京比北京还多)南京有扩大化[注:许世友] “五一六”既然是一个秘密组织，那它就不可能人数多。人数一多，就保不住秘密了，而且时间很短，没多少日子就完了，大概是五月底六月初的那几天的时间，不会发展很多人。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几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化。 大概是1970年春（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进校后【6月之后】），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一天上午11点左右，在他办公室兼书房里，听我汇报清华大学教学改革的事。当听我讲到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实例后，主席说：“听说蒋南翔还关在卫戍区，把人关起来有什么好处啊？一不看报，二不看大字报，对他教育毫无好处。别关了，给卫戍区说说，把他放了，回清华大学（其实蒋是教育部的人）,到清华、江西农场去一段也可以。一面参加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面学习、检查。主要是让他回到实践中来，看看现在的教育革命同旧的教育制度的不同，在实践中去对比，以实践来教育他，对他认识过去的错误有好处。”我即报告了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及部队的领导。几天后，蒋南翔回到了清华，半天学习，半天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1971年冬（“九一三”后），主席从简报上看到蒋的态度有反复、不愿做检讨时，说：“人家不愿意检讨，干吗勉强呢？不愿意检讨算了。” 1973年，主席同意学校的意见，蒋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各系派一些代表参加的会上检讨后，学校宣布给予解放。 ……大概是1974年下半年，我在清华接到汪东兴转来毛主席的指示信，当时主席在外地。东兴同志用毛笔把主席对我的指示原话写给了我，是通过发文件的形式送来的。主席指示大意是：我看了陆平给我的信，态度还好，告诉小谢，也像蒋南翔一样，把他解放吧！ 我看到主席关于陆平的指示后，当天下午正好去市委开常委会。我向吴德报告了此事。因为当时我未首先说清是主席指示，开头一句“吴德同志，把陆平解放了吧……”吴德惊讶地说：“陆平？陆平可影响大了，没有老人家发话，谁也不敢解决他的问题。”我接着告诉吴德说：“就是主席他老人家发话了呀！”随即我把主席的原话报告了吴德及其在座的常委。吴德笑着说：“既然主席说了话，那就执行，你先让北大写个意见，市委批一下上报就行了。” 1970年2月份，因有一份材料需请主席审批，当时主席不在京，而在武汉，我电话请示东兴同志后，东兴同志让我乘坐秘书局给主席送文件的飞机，去武汉呈送主席审阅。待主席审阅批示后，我回京之前，主席又对我说：“告诉总理总理，让他保重身体，不要太累了，他睡眠太少，要注意嘿！"回京后，我向总理转达了主席对他的关心。 1970年庐山会议回来的路上，在主席车厢办公室里，我向主席谈起会议期间我去看望了邓大姐。主席很高兴地说：“你去看望了没有啊？”我又重复一句说：“我去了。”主席面带笑容地说：“好！好！你应该去看望她，邓颖超同志是个好人哪！"（主席夸奖人的时候的常用语）稍停又问我：“你看望总理了没有？看见他了吗？”我说：“我是上午吃完早饭后去的，大姐说总理有病，拉肚子拉得很厉害，严重的时候都离不开厕所。我去时，大姐说总理刚人睡。我没去打扰。”主席听说总理有病，难过地点点头说：“是的，总理太辛苦了，这次他是带着病主持会议的。现在听说他好一些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9月15日那天，我刚从智利回到上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机场的客人很多，飞机几天不准起飞，我心里既紧张又着急。正在这时，管外事的同志说，总理特许我们青年代表团一行乘一架载送重要外宾的客机回北京。届时北京的外事人员（中联部）和智利大使馆的人员都会到机场迎接。……两天后，我见到了主席，主席对我谈了“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后，让我去看望总理。主席对我说：“总理这一段特别辛苦，‘九一三’发生后，他一直吃住在大会堂指挥工作，紧张得很呀，现在没事了（指林彪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让他睡几个好觉。”另外主席还让我报告总理一件事，主席说：“远新来电话，想回来看看我，他说不看到我，总有点不放心。这事得请示总理一下，远新是军人，现在能不能离开岗位回来几天？请总理定。”当我离开主席时，主席又把我叫住说：“小谢，你不要马上去，先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的秘书，看看总理是不是起床了，等起床后你再去，不然会打扰总理休息，这事不急，不急的。”我答应着。 1972年，一次我见到邓大姐，她对我谈起总理。一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老伴，怎能不为总理不知疲倦的工作而担忧呢？邓大姐埋怨地说：“总理太不注意身体了，开会、接待外宾时间很长，回来疲倦得很。我说他，他不听，办公室的同志说他，给他提意见，写小字报，他也不听。”我对邓大姐说：“大姐，我也给总理写张小字报吧，让他注意身体。”大姐笑了，说：“好，你给他写吧！”随后我也写了一张，请杨德中同志捎去了。事后，我把这事在向主席汇报工作之后，顺便告诉了主席。主席担心地对我说：“总理辛苦啊！让他每天要多睡几个小时，一天睡三四个小时怎么行呢？太少了。他身体不好，告诉他，不可大意啊！”主席说这几句话时，看得出他很难受，他担心着总理的健康。 1973年，“十大”召开前夕，在开预备会议期间，主席向我交办了一件事，我办妥后，报告了主席。主席知道后对我说：“小谢，这事你去报告总理一下。”我刚要走，主席又说：“你告诉总理，让他注意身体，不要累着，他身体不好。”我回到京西宾馆，总理正参加“十大”小组讨论会，我轻轻地进去，坐在总理身边（我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为了不影响会上的发言，我小声转达了主席交办的事和主席对总理身体的关怀。总理很高兴。 1975年5月3日夜在主席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不久，5月6日主席对我说：“那一天（即5月3日）总理是从医院回来开会的，身体不如过去了。”说完这句话，主席难过了。我静静地望着主席，主席沉默了许久许久。我默默退了出来。 1971年初夏（大约是5月份），全国教育会议期间，听说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参观，并准备到北京大学与哲学系教师、学生一起座谈讨论教育革命的问题。为了接待与会代表，我事先到北大哲学系了解情况，正碰上系里开准备接待的会议。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了冯友兰教授。…下午我到了冯友兰教授家。几天之后，我去主席那里汇报我准备在教育会上的发言提纲，边念边说给老人家听，看他有什么意见和补充。这样我就顺便把冯友兰教授的情况详细给主席讲。主席很重视，一直认真地注视着我，听我把话说完后，马上对我说：“小谢，你再去冯友兰家一趟，代我向冯友兰问好！”接着又说：“你和北大那个‘一条龙’（主席笑了，他是指王连龙，八三四一部队第一副政委，常驻北大，主持常务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杨德中走后，他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一起去，在冯友兰面前，他可以说一下，把冯友兰原来的房子还给他用，由学校把住在他房子的人，也给予安排好，做好工作。”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在学术领域，他是主张“百家争鸣”的，允许批评与反批评，但在生活上对知识分子，对老教授、学者是尊重的，宽厚的。谈完冯友兰之事后，主席又向我问及任继愈教授在哪里？赵纪彬教授在哪里？因为他们不在北大，我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后来查清之后报告了主席。我从主席处出来，立即报告了当时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八三四一部队主要负责人杨德中等同志。随后，我同北大的党委副书记王连龙一起来到冯友兰家，向他传达了毛主席对他的问候，和帮助他调整房子的事。冯友兰教授听了，兴奋极了，他激动地说：“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对我的关怀。我年纪虽然老了，我……我一定还要努力工作。”他本来说话慢，因为过于激动，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显得有些口吃了。他起身把他夫人从里间里叫出来，高兴地对她说：“毛主席向咱们问好呢，你快出来吧。”冯教授回过头来对我们说：“今天晚上孩子们回来后，我要开个家庭会，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全家都会非常高兴的。”房子的事，王连龙很快帮助他解决了，把原来在前面一排有阳光的房子还给了他。为此，冯友兰教授当场写了一首诗，让我代他转呈毛主席。我记得他写的是：“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唯有东风多借助，枯树也能绿成荫。”之后我把这首诗呈送主席了，主席看后笑笑点点头。以后冯教授还写了不少送主席的诗，集中在一个折子上，送主席看了。 1971年5月间，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刘西尧是当时国务院科教组的副组长，主要负责人，迟群等人是副组长。我虽是总理指定的国务院科教组兼职成员，但因事情多，没有参加这个大会。会上发言的很多，会议领导小组决定在会议结束之前，让我代表清华大学在会上发言，汇报一下清华大学的教育工作情况。当时，我也是清华教改组的负责人之一，常与教改组的同志一起下去听课，到各教学点工厂、工地检查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际效果。于是我首先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起草了一个发言提纲，然后经校党委讨论通过。1971年6月4日，我去请示主席，当然是请老人家把关，看看是否能行。我以边讲边念的形式请主席听听，并请示几个重要的问题。主席认真听我汇报，他老人家边听边插话做修改、补充。之后我将主席插话、补充和明确的几个问题，写进我的发言提纲里去，然后又重抄一遍。现将主席对我的发言提纲有关补充、插话和明确的一些主要问题回忆如下： 我请示主席：“主席怎样看过去十七年的教育战线？"（当时正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对此有不同看法） 主席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少数人执行了错误路线。” 我问：“高教‘六十条’主席当时看过没有？" 主席说：“没看过。‘六十条’总有它对的方面吧，不能全错，要是全错，他们也就不敢拿出来了。总之，对的坚持，错的批判，批它错误的地方。” 当我念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比较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时，我又请示：“对知识分子怎么看？" 主席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也是赞成教育要改革的。但也有极少数人，一遇风浪就想跳一下，想翻案。一个鱿鱼三个浪，三个鱿鱼九个浪，三十个鱿鱼才九十个浪，翻得起来吗？"【注：应为游鱼】 接着主席幽默地说：“他（指极少数人）总还没有公开反对共产党吧？他还没有公开打出青天白日的旗帜吧？”主席说这两句话时诙谐地笑了。 ………… 有一次，我向主席汇报：有一位土建系老教授（陶保楷同志），在校给学生讲完理论课，又跟着学生亲自下工地，在实践中教学。曾有一次，因一时紧张出错了一道题，学生费了大半天劲也没算出来，后来老教授自己发现出错题了。学生很生气，对老师态度不好，要批他。后经工人师傅对学生进行教育，做思想工作，讲明教师、学生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的道理后，学生改变了态度。老师年岁大了，学生主动替老师打开水，下雨时，学生搀扶着老师走路，师生关系好了，老教授也不紧张了，以后也再没出错过题。 主席听后说：“好，这就对了。人家是老师啊，对老师能不尊重吗？要尊敬老师啊！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也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嘛。我看，老师讲对一半就不错了。都讲对了，要你这个学生干什么呀？很多学识问题，是要老师、学生共同研究的嘛！不然，科学还怎么不断向前发展啊？" 当我汇报到教育革命是一个新课题，问主席：“究竟如何搞法才是对的呢？"主席马上回应说：“让大家去实践，实践对了就干，实践错了就改。” 我说：“搞错了无非垮台。” 主席说：“垮不了台，垮了台再搭起来。” 我向主席汇报说：“现在上大学走后门也很厉害，招生的同志，向学校反映，他们去下边招生，常碰到这样的事，他们很为难……” 主席说：“中央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反对参军、上大学走后门的文件。你去东兴同志那里看看吧，他那里有这个文件。”【注：1972年5月1日中发[1972]19号文件】 我继续汇报说（指走后门）:“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就会在千万人身上失去说服力”时，主席马上接着说：“在一个人身上失去原则，在第二个人身上就把它改过来。” 1971年夏（记得是8月初），周总理批示，让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和其他同志一起去参加阿联德任期期间智利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1971年8月14日，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我向他老人家汇报了出国之事。主席听后高兴地说：“这是好事啊，总理让你出国锻炼一下，我赞成。” 之后，主席对我向他请示的题目，都认真给予答复。比如：支持智利把铜矿收归国家；支持智利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支持智利人民的反帝斗争等等。对于土地改革，虽与我们不同，也要支持合理的方面。对各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的态度，他都做了具体答复和指示。比如在大会轮到各国代表团发言祝贺时，假如有个别国家对我们有攻击性言词或不友好的态度怎么处理，我们应采取什么对策；在宴会上同某一国家代表团成员碰不碰杯？握不握手的问题，等等。 主席说：“他若同你握手，你也同他握手，他若在餐桌上同你碰杯，你们也要同他们碰杯。他不主动来，我们也不主动去。他要是大会发言没有攻击我们，我们也不要去攻击人家。如果他们在发言中对我们有攻击性的言辞，我们就不客气了，坚决给予回击。” 我问：假如安排我们在他们后边发言，当然主动，如果我们的大会发言安排在他们之前，我们已没机会反击了怎么办？ 主席说：“那也没关系，立即退场，表示抗议。”主席的指导思想，我体会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时中联部对我们出国人员的指导精神也是这样的。这时警卫科长王宇清来了，对主席说：“一切准备好了，请主席上车吧！" 最后，主席鼓励我说：“不要有顾虑，你能完成任务。”我扶主席从沙发上起来，送主席上车，祝主席一路保重。 ……1971年8月14日在游泳池大厅。他老人家坐在大厅沙发上同我交谈，作具体指导。这时身边工作人员来回穿梭地向外搬行李。主席幽默地对我说：“你看，兵荒马乱呀！” 1971年10月，一天下午，我接到汪东兴同志处打来的电话，说东兴同志有事找我，让我去一趟。我从清华到东兴同志处后，东兴同志对我说：“小谢，总理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接待林立衡。总理说你比较合适。现在林立衡还在北戴河，住在咱们部队（指北戴河的警卫部队）那里。总理指示，让她和她丈夫回来住玉泉山。等她回来时，你去车站把他们接到玉泉山。咱们团已准备好房子了，由刘钊副团长负责吃、住等一切事务。”东兴同志还叮嘱：“你的任务主要是给他们传达中央文件，林彪逃跑摔死在温都尔汗的事情要告诉他们，让她同她父母划清界限就是了。生活上咱们还要照顾好他们，从中南海去两个服务员专门帮助照顾他们，打水、送饭、打扫卫生……”我应允着。 从东兴同志处出来，我即去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对我说：“这事我知道了，是总理交给你的任务，总理给我说过了，我同意。”主席抽了一口烟后又对我说：“你见了林豆豆，代我向她问好。她和她父母是有区别的，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父母的问题不应该由子女来承担。父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革命；父母是反革命，不见得子女就是反革命。何况林豆豆是在她父母逃走之前就向中央报告了，她是有功的。”我对主席说：“我不认识林豆豆，没见过她。”主席点头对我微笑了一下。我见主席不说什么了，就说：“主席，我再去请示一下总理吧，看看总理还有什么指示？把主席刚才说的精神报告总理。”主席连说：“好！好！" [听谢静宜汇报清华大学鲤鱼洲五七干校流行血吸虫病]毛主席认真听了汇报后，非常重视，他说：“这地方不能再待了，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大学需要培养大批的知识人才投人国家建设，染上这种病怎么得了啊！”主席又加重语气肯定地强调：“搬回北京。如果需要有个地方轮流锻炼一下的话，北京也可以。听说卫戍区农场就在北京郊区。小谢，你去找吴忠同志，请他们卫戍区让出块地，不要多了，分给你们两校。对吴忠说，是我让你去找他的，他会帮助你们的。”我将此事先报告了汪东兴、杨德中同志后，自己去了卫戍区找到了吴忠司令员，把主席的原话转告了他。他听后很高兴，很支持。说：“这好办，北京南郊团河农场拨给你们两校各一块，没问题。”我将吴司令员的答复先汇报了东兴和杨政委后，又报告了主席，搬回北京的农场就这样落实下来。最后，主席又命令我再去江西农场周围调查一下小虫病的情况，于是我同在清华支左的海军刘队长一同去了鲤鱼洲，刘队长召开大会给教职工讲国际形势，我没有参加。我的精力和任务是请干校负责人找熟悉情况的又会骑摩托车的一位老师（当时他在农场管理图书），不记得名字了。他带着我去周围的农村和各防疫站了解小虫病的真情。 回来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也向办公厅和部队的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主席再次指示说：“搬回北京。”其实主席让我再去江西鲤鱼洲调查小虫病之前，就已决定搬回北京，并让我告诉吴忠司令员给找好地方。为什么主席还让我再一次做详细调查呢？他是要用事实说服人。江西当时在都阳湖畔是有血吸虫病情的，主席是要各级重视，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具体时间已不太清楚了）,宋任穷的一个儿子在清华待分配，后听学校专案组柳一安说：“他曾因以前有反林彪的言论，而被系里留一段审查。”“九一三”以后，他曾因工作分配问题找过我，反映他不愿去山西工作，想分到中国科学院。我答应他我会去找主管教改和分配工作的书记何东昌说一说。之后，我找到了何东昌，对他说这件事可以照顾一下他本人的要求。何东昌同意了，是否落实了，我没再问，我想何会这样做的。记得当时宋任穷还未解放，他曾开玩笑地说过：“老子解放回家团圆，老子不革命一刀两断。” 一次向主席汇报别的事情时，曾向主席谈及过这事。主席笑了，说：“我已告诉他们（是谁我不知道），把宋任穷解放了，他们在做工作呢。”过了一会主席又说：“还有一批老同志，我已同总理商定了，由他去做工作。”（主席指谁我也不知道） 1972年，王良恩自杀后，我又感到很惊讶。曾对主席说：“王良恩同志是从南京调来的，他很好啊，待人和气，接触中感到他没架子，很诚恳，为什么突然自杀了呢？中央办公厅怎么也这样复杂呢？吊死两个副主任了。”主席这时抬起头来看看我，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我又问：“主席，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主席这时严肃地对我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啊！" 十大后的一天，当毛主席向我布置完工作后，我顺便说起在十大上看到先念同志了。主席说：“先念同志可是个好人啊！他会管经济。”稍停，喝水后，主席又说：“先念同志是木匠出身，腰里别着斧子，不是劈就是砍。” 我当时有点发呆，没听出是什么意思。这时，主席微微一笑。我忽然明白了，这是主席夸先念同志的幽默语句。我马上说：“噢！主席是说，先念同志会管经济，懂得经济，对合理的项目，他会批准，对不合理的项目，他就会砍掉。该批的批，该砍的砍。是这个意思吗？"这时，主席哈哈一笑。我猜着了个大概，也笑起来。 1973年春，北京市团市委成立之前，我作为团市委第一书记，曾向毛主席汇报了团市委常委班子的情况。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办公室兼会议室。我从于崇浩、赵俊贞等书记、副书记、常委起一一向主席介绍，从年龄说起，一直讲到每一个成员均是选自基层的先进、模范代表。主席边听边以点头、微笑赞允着。特别介绍到赵俊贞是王国福“拉革命车不松套，一分钱册成两半花”的接班人时，主席高兴地：“噢！”主席笑了，因他对农村当时的老劳模是很熟悉的。四届人大之前，他曾让我报告总理一下，他认为农民的代表少了些。 当我谈到班子里只有一位老同志参加时，主席说：“老同志还是需要的，以老带新，以新促老嘛，老同志的长处恰恰是青年同志的不足，那就是经验，可以取长补短嘛。”主席又问：“你说的老同志有多老啊？"我回答："43岁，就是前面说过的于崇浩。”主席哈哈一笑说："43岁称不上老啊，还是青壮年嘛。” 当我说到有一位常委是西藏来的，藏族姑娘，叫央金白姆，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孩子，排行十一，主席双目炯炯有地赞扬说：“噢！很好，很好，应该有少数民族的代表，你们想到了，这很好。”主席接着说：“我认识他爸爸，刚解放时他还是一位小青年呢，年轻得很啊！他是一个好人哪！"（主席指的是阿旺晋美）我又说：“我同阿旺晋美同志谈过话（主席惊讶地看了我一下），那是在一个外国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在被邀请的人员尚未到齐之前，我们坐在院子里一个桌子旁休息，谈了好一阵子话哩。”主席笑着说：“噢？”我说：“阿旺晋美同志让我们多多帮助他的女儿，严格要求他的女儿……”主席笑笑点点头。 总之，看得出，在我汇报的过程中，主席对这个年轻充满活力的青年团的班子是满意的。在北京市团市委成立大会的前两天，我报告了主席，他听了很高兴，而且非常痛快地对我说：“你去报告总理一下，总理要是没时间，他会派人参加的。”恰巧我接到通知，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由总理主持，几位有关政治局的领导人都参加了。待会议结束时，趁总理和在座的领导尚未走时，我报告了总理，总理很高兴，但他想了一下，又问了一次开会的时间，遗憾地说：“时间冲突了，我还有别的会。”他马上用手指着在座的张春桥说：“春桥、登奎同志，你们去参加一下大会，接见青年团的代表同志。”张春桥马上就对我说：“我们只是去接见一下，不讲话的，你可别到时让我们讲话。”我嗯了一声“好！" …… 1973年春，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办公室，当我把共青团北京市委领导班子成员（简要情况）向主席汇报时，谈到一名常委是藏族，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儿时，主席双目炯炯有神地赞扬说：“噢！很好，很好，应该有少数民族的代表，你们想到了，这很好。”主席似乎又想起什么，继续说：“我认识他爸爸，刚解放时，他还是一位小青年呢，年轻得很啊！他是一个好人哪！"这是主席夸奖人的习惯用语。 1975年6月，也是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办公室，我向主席汇报团中央筹备组里有一位广西壮族青年，和内蒙古草原小姐妹的妹妹来京参加会议时，主席兴奋地说：“噢！好啊，他们叫什么名字？”我如实回答了。提到玉荣时，主席笑着：“噢！知道，知道。”看得出主席很满意有少数民族的代表。 开大会时，主席愿意看到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记得十大会议之后，主席曾对我说：“这次会议少数民族来的代表还不少呢。”看得出，毛主席说这句话时，眼睛里立马透出兴奋、喜悦的光辉。我想，开十大会议时，主席坐在主席台上，目睹到代表席位上有不少衣着各式各样民族服装的人们。 ……1975年初，四届人大之后，人大通过成立了三个筹备组，即团中央筹备组和全国工会、全国妇联筹备组。我被任命为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因为这三家的领导人是纪登奎（政治局委员）和吴桂贤（政治局候补委员）。当中央组织部帮助选各地团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团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我提议要有“可教子女”（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当时的叫法）代表参加，我们北京市开团代表大会时就有。于是我请北京团市委的于崇浩、赵俊贞、李进华书记、副书记帮助推选“可教子女”代表名单。他们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成的名字送给了我。我同意，因为一般干部的子女影响不大，若是薄一波的孩子也选上了代表、委员，影响就大了。其他可教子女也就不会有什么压力、顾虑了。上边带个头，下边也就好办，也是想以点带面。这件事，我请示了吴德，因为这是从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吴德是第一书记，自然先请示他。吴德听我汇报后，心里没底，担心地说：“是不是他爸爸的官太大了，可否找一个小一点的干部子女？”我说：“小干部的子女没什么影响啊！”吴德却没说话。我当时分析吴德并不是不同意，而当时把薄一波说成是叛徒，他有些不敢做主罢了。他只是笑笑，没表态，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于是，在我为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筹备之事请示主席意见时，也同时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当代表，并想推荐为委员候选人的想法，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了，眼神朝着我，他笑了。说：“好！好！好！我完全赞成。”接着问：“他叫什么名字啊？”还没等我答复，主席自己幽默地说：“他爸爸叫薄一，他是不是叫薄二啊！”主席和我都笑起来。当我答复说“他叫薄熙成”时，主席连说：“好，好，他参加好，我赞成。”于是我报告了吴德，吴德很高兴。他也赞成主席的意见。 1975年9月3日谢静宜请示对青年团有什么指示时说 仍然按照五·四青年运动的方向去做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据戴维堤回忆录《逝者如斯》：“吴德在口述中还说，他听谢静宜说，“毛泽东曾大骂江青是大女流氓。”据笔者的朋友2004年8月13日找谢静宜核对此事时，谢静宜大呼冤枉。谢说，她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的确多次批评过江青，但都是从爱护出发，从来没有骂过她是“大女流氓”。不知吴德的话从何而来？”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登谢静宜2004年8月16日来信说：吴德同志的回忆录（指当代中国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后，我才看到。书中涉及与我有关的内容，有些地方不准确，有些地方不属实。因吴德同志已去世，我想在适当时候将我的意见反映给组织。但8月份一些网站转载书中一段内容，却以‘毛泽东：江青是大女流氓’为题，在网站首页上登载，造成了更大范围的影响，为此，我作为当事人，感到事情重大，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为澄清事实，以对历史负责，就此问题现向有关单位组织反映，并希望以适当形式予以澄清。”……记得一次市常委会之后，吴德同志把我叫住，让我去他办公室一下，有事跟我说。去后吴德同志对我说：“小谢，有些事还需要你前去请示老人家（即毛主席）一下。江青同志提出到咱们市里一些地方参观，这当然好。可她每一次出去，咱们都要派一位负责同志陪同。有时我去，我要是有事去不了，就派别的书记去。只陪同好办，可当场她提出的一些问题不好解决。比如江青同志到棉纺厂参观，丁国钰同志陪同，江青就在工人面前提出要给纺织女工每人做一条裙子穿。给女工做了男工怎么办，不能说给男工发块布吧！这不好办，请示一下老人家看怎么处理，办还是不办？”吴德同志还对我说：“江青同志去参观我们欢迎，就是事多。一次她到碧云寺去参观，也有一位书记陪着，她也是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甚至发火，谁都怕陪她了……怎么改法才好才对呢？”我马上说：吴德同志，她（指江青）要是再到新华印刷厂劳动，你派别人去陪她，我也不去陪了，不好办。吴德同志马上说：“不，小谢，新华厂还是你去好，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她对你还是客气的。我陪她看电影或办理文化组的一些事，也常挨她的说，换别人更不行了。”我见了主席对他老人家说：“主席，吴德同志让我向您请示几个小问题。”主席点头让我说。关于江青去棉纺厂给女工做裙子之事，我把吴德同志的原话重说了一遍，主席说：“穿鞋戴帽各有所好！不要管她（指江青）。”当我向主席汇报到江青去新华印刷厂劳动之事，我也为难，主要是温度问题。她要求车间内保持21度左右，可车间不是大会堂能保持恒温，煤烧少了，厂房温度上不去，江青同志就说她要披着毯子干活了；煤烧多了，温度又超过了，到了23度，江青同志又说她热得出汗了。她曾对我说：“小谢，你弄得温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把我弄感冒了，你要负责！”主席这时生气地说：“‘流氓语言’，以后不要让她去了。”这是主席当时的原话。我也是如实这样向吴德传达的。不知他回忆录中为什么那样说，或许是他年龄大了，又重病在身，记错了。此事关系重大，为了对主席负责，对事实负责，我是当事人，必须出来予以更正。主席没有说过“江青是个大女流氓”这样的话。 谢静宜《毛主席读书生活片段》（《人物》1998年第8—9期）回忆，70年代初毛主席曾说：“读诗词时，要了解诗人当时的身份、地位，写诗的历史背景，从文字的表面看他所指的含义，不了解诗人的本意，也就不晓得诗的价值，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又说“李白的诗好。李白是诗人之冠。”还说：“杜甫也有写得好的和比较好的诗，但总的说杜甫的诗写得消沉、凄惨了些。如《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作者不分正义的和非正义，写得太悲惨了。” 谢静宜《毛主席读书生活片段》回忆：记得1973年底，主席指导我如何处理文件时，曾对我说过：“有些文件看了使人生气、心烦，这时可以放下来，暂不处理，不做决定，放它几天，先处理别的事情，或者索性看书好了。待头脑冷静下来后，再返过头来考虑、处理这件事，这时往往就会处理得妥当些，不会因为一时急躁而把事情弄糟了。”他不仅自己这样，对身边工作人员也这样要求。一见面就问：“有什么新闻？你在读什么书？上次让你读的那几本读完了吗？怎么样啊？”更难忘的是当我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责任后，1973年“十大”刚开过，我见了主席后，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又给我推荐一些书目，让我读任继愈、范文澜、杨荣国、周一良等著的中国哲学史、古代思想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等书籍。这时我有些为难地对主席诉苦说：“每天文件一大堆，看也看不完，都挤不出看书的时间了。”主席说：“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无关重要的、与你毫无关系的，你就跟着别人闭着眼睛划圈好了。”主席又说：“其实很多文件，本来是来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已经经过几道关口修饰了，面目全非，也就没意思了。有的文件，头几页你就别看，没意思，就看中间是什么内容就行了。”我知道主席最不喜欢那种为了反映某一问题，先罗列一大堆优点，拉得很长的文章，更不喜欢前面语录，后面万岁之文，他喜欢开门见山，特别是调查报告，他要求真实。主席最后强调说：“要是让你批，让你拿主意的文件，就要认真对待了。总而言之，忙中偷闲，科学安排，是能挤出看书的时间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将子厚返文王。”记得1973年初夏，吴德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主席这首诗。是当时给政治局印发用的大黑体字。我认真看了两遍有意背诵下来了。事后我见到主席时，我在他老人家面前背诵一遍，问老人家是不是他写的？他听后笑笑，点点头。 ……1973年“十大”刚开过之后，他让我委托北大几位老师代他阅看各类报纸、刊物。主席当时对我说："请他们读后，把认为值得一看的文章推荐给我及政治局的同志阅看。"这样，我就通过北大党委，清北大文科的几位老师把他们推荐出的文章，由北大宋柏年老师负责，在北大印刷厂印成大字体50份，井由他直送中南海（每期均如此）。由中办秘书处分送给主席、总理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领导阅看。这项工作宋柏年老师从1973年一直送到毛主席去世。 ……记得1973年9月份，"十大"之后，主席又问起冯友兰教授的身体情况时，得知冯教授最近有一个"批孔"的发言记录稿，主席一定要看。我说那是北大党委书记兼校张王连龙送来给我看的，是学校打字机油印的稿子，很不清楚。若主席想看，待我回去印成大字送您吧。主席说：“不，你现在就回去取来，我能看清。”我取来后，主席一手托着稿子，一手拿着放大镜，连看了三遍。他很高兴，对我说："冯友兰，原来是尊孔的，现在反过头来批孔，这是一大进步呀！” 谢静宜《回忆在毛主席身边时的几件事》（《神州》2006年第12期）说：记得1973年前后，清华大学四川分校一名女大学生，兰州人，因患肠穿孔，被误诊为感冒，结果腹内巴大量浮水，情况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校医院大夫和学校领导同志告诉了我，希望我帮助找到一种对症的特效药，药的名字我说不上来了，这药四川那里没有，清华校医院也没有。我立即先给305医院打电话，一位负责人接电话后很重视，但找遍整个药房也无此药。我又给卫生部打电话，请他们帮忙。他们也很重视，答应马上去找，过去遇到疑难病人，他们多次帮过忙。过了一阵，仍没回电话，我估计一时还未找到。迫于情况紧急，我不得已给中央警卫团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负责主席安全的张局长去电话询问，问那里有没有这种药，并提出能否在不影响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用药的前提下，拨给我们一些去抢救四川分校一名大学生，若可以，我们立即派人去取。不一会儿，也就是几分钟工夫，张局长给我回了电话说：“小谢，我让他们查了一下，咱们这里有这种药，你们赶快派车来取吧。”我们都高兴极了，办公室副主任吴生荣同志取来药后，校医院的同志乘飞机送到了四川分校，使这位女同学转危为安了。由于当时来不及，事后我才将这件事报告了毛主席。我说：“老人家，用了您的药，救活了一个病人。”主席当时对我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莫名其妙。抬起头来问我“什么事啊？”于是我把这什事的详细经过作了汇报。主席认真地听着。当我说到取来药后校医院的大夫已乘飞机送去时，主席打断我的话急忙问：“抢救过来没有？”我说：“药到得还及时，救过来了，听校医院大夫、护士长说，这位学生已转危为安，没问题了。”主席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关心地说：“好，好，这样就好！”然后加重语气说：“什么用了我的药、中央首长的药啊？根本不对，救死扶伤，谁急需，就给谁用。”之后又笑着用一个食指，指着他脚下的地盘，小声对我说：“今后再遇到这种事，还到这里来找药好了。”我和主席都会心地大笑。我说：”当时来不及请示您了，张局长和我也都知道这种事您会百分之百地同意的。”老人家点头，以微笑赞许了这样的做法。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又去主席那里请示其他工作时，主席又问起这位大学生的健康情况，他还想着这件事。他问：“四川那位学生怎么样了，完全康复了吗？还能继续读书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老人家才放心地说：“好，好！”他微笑着点点头。……葛忠仁同志，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管理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50年代，他的母亲一一葛奶奶给我们青年忆苦思甜时曾讲过，他们家很穷，解放前带着儿子葛忠仁来北京逃荒要饭，解放后，葛忠仁才参加了工作。葛奶奶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良，又极为爱护公共财物的家属老太太。夜里只要她发现公共厕所没人亮着灯，她总去关灯。大概是1975年，有一天我回家时，葛忠仁的女儿带给我一封信，是她爸爸写给我的，他想见我，同我谈谈。我立即去他家了，他躺在病床上对我说：“小谢同志，多年来我一直患病，但由于生活不宽裕，不得不坚持工作，比如打扫卫生，扫扫院子之类的事。我怕长期不工作，扣发工资，养不了老母和三个孩子。我要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工资也不高。所以自己认为能干什么，就坚持干点什么吧。这样，别人还以为我没病，就把我调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小谢，我患有心脏病，又患有脉管炎，我在干校是拄着棍子在菜地里干活、摘辣椒的。后来病重了，只好回北京治疗。可是咱们305医院治不了脉管炎，目前还没治这个病的大夫，只能到另lJ的医院去治。这样一来，医疗费机关不能报销。说我的行政关系在‘五七’干校，只能回到那里去报销。自己又没钱，吃不了药。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有时站在红墙跟前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北京解放后是您老人家救了俺娘俩。救了俺这苦孩子，今天我又遇到难处了，我是多么想念您老人家啊，多想向您诉说一下我的苦衷……”说到这里他泪如雨下。我安慰他，并答应向领导反映他的困难。事后有一次我在向毛主席汇报别的工作时，顺便讲起葛忠仁的情况。主席听我说完，看得出他心里很难过，特别是当听到葛忠仁面对红墙泪如雨下时，主席掉泪了。接着他果断地对我说：“像李庆霖一样，我送他300块钱。我就是他的领导啊，我应该帮助他嘛。”并当场交代张玉凤落实这件事。我心里很激动。当时向主席反映的目的并没有想主席出钱资助。葛忠仁不是直接为主席工作，主席也不认识他，而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候，主席却说：“我就是他的领导啊，我应该帮助他……”3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那时在食堂吃饭每人每月12至15元也算是很不错的伙食了。中药一般也是几角钱一副。更重要的是一个普普通通工作人员，能够直接得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精神上该是多么大的安慰啊。两天后，小张打电话告诉我说：关于主席要给机要局那位同志钱的事，办公厅的一位领导知道了，讨我告诉你，葛忠仁是办公厅的人，他的困难、看病费用今后一律由办公厅帮助解决了，不用主席再出钱了，让我放心。虽然事后由中央办公厅出面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件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久久难忘，那就是主席关心人民疾苦的那颗赤诚的心。……1970年夏，主席对我说过：“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记得1961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李敏、李讷和我都在时代，主席也曾对我说过，让我同他的两个女儿交朋友的事。这次主席向我交待任务说：“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当时李讷和广大干部一样，正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这当然是主席对女儿要求严、标准高的感情流露。俗话说，爱之深，责之切。主席爱这样拿高干子女跟工农和一般干部子女相比较，总不希望看到他们有优越感和特殊化。事实上李讷是个俭朴、好学的人。稍停，主席对我谈了李讷要求去农村插队的事。他说：“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主席思考片刻继续说：“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助她选个点。你带上李讷一块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最后，主席深情地说：“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我深深记下了老人家的殷切期望。我准备动身走时，主席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先让我看了信，我深为信的内容所感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看完后装入信封。护士长吴旭君正欲封上，主席摆了一下手说：“不，不封，就这样敞着。”意思我立即明白了，这表示让李讷知道她父亲对我的委托。果然，李讷也可能是明白了信不封的含义，与我开玩笑地说：“你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我们在江西省委的帮助下，李讷到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后来，听说李讷病了，我受主席之托，又去江西看望过她。她当时正在地里同农民一起砍甘蔗，我去河里给她挑了一担水。河水浅且浑，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但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劳动之外，她还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我回来后，对主席谈了李讷的病情。主席说：“她没什么大病，在家常发烧的，一遇到考试，她就拼命一阵子，考试完了就发烧，大病一场，没什么要紧的。”我看主席对女儿要求这样严，就说：“主席，李讷还是有病的，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再回去吧。”主席说：“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我说“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主席还是不同意，说：“不，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主席对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既疼爱又严格。多久不见，他想念自己的孩子，孩子生病了，他心疼。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老人家对孩子们的要求却是严格得一丝不苟。这些，作为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同志是深有体会的。关于李讷的婚姻问题，主席给了女儿充分的自主权。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李讷在学校、在农村那样一个不大的环境里，选择一个合适的意中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朋友，临走时，我随便问了一句：“李子，年岁不小了，对婚姻考虑过没有。”她说没有。对此事她并不着急，也不愿让母亲干预，想听听父亲的意见。我回京后报告了主席，主席让我转告李讷：“她的婚姻，父母亲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好了：1.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2.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3.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伟大政治家彻底的反封建、反世俗的婚姻观。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说：当我从江西归来，手提着一顶从沙洲坝带回的斗笠，身着一身干净而有些发白的旧军衣回到主席面前时，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里有一种从老解放区、老革命根据地归来的光荣感。人家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他忍不住笑了，笑得那么开心。然后习惯地点点头说：“多久不见，怎么样啊，有什么新闻？”我坐定后，向主席汇报了已安置李呐去农村劳动，讲了我们走了几个地方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当地农村人民生活的情况。同时还给主席唱了我们刚学会的民歌和民谣：“哎呀来！四军干部好作风，带着干粮去办公，脚穿草鞋干革命来，夜里走路打灯笼噢，噢，唉！”，“朱德挑粮上井冈”,“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净打光，干稻草儿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人梦乡。”看得出，主席很爱听我汇报当地的情况，特别是江西人民当时的生活情况。在汇报中间，他爱插问一些问题，比如：“现在他们的生活怎样？有饭吃吗？他们吃饭的时候你们看到过没有？吃的是干饭还是稀饭？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吗？”等等。……后来李讷和我及江西老姜等同志又利用春节放假期间去了闽西一趟，曾到过长汀、连城、才溪、上杭、古田、龙岩等地。在闽西，我和李讷各自买了一个小泥茶炉送给了主席。我带到北京，主席欣然接受。后来听张耀祠同志说，主席把这小小礼物也让工作人员送到礼品展览室了。……记得1972年冬，主席让李讷和我一起去东北三省参观、学习一次。在辽宁主要参观学习重工业，重点是鞍钢；到吉林主要参观三大化工（兼顾了解农村人民生活情况，吉林是全国的产粮基地）；去黑龙江主要参观三大动力，重点是参观大庆，学习大庆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了能使我们学到一些知识，受到教育，东北之行的路费、伙食费都是他老人家出钱代交的。当他得知我们此次受益匪浅时，对我笑着说：“今后还可以考虑多组织几个人，沿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走一趟啊！”……也正像他常教导我那样：“我老了，人总是要死的，你们年轻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这就是他关心青年、教育青年的根本目的。记得1973年当我向主席汇报共青团北京市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即将召开青年团代表大会时，他又讲了这番话，并让我报告总理，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大会，接见青年团的全体代表。 ……1970年，我到江西出差（主席让我去帮助李呐到农村插队之事），去了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又去了四连（机要局那个连队）。听说原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的夫人陈其（处长）在干校表现很好，很能干。割稻子的速度很快，和男同志一起比赛，很多男同志都比不过她，每次比赛，她都在前几名之内。回京后我向主席汇报了这事。主席很高兴。同时，我把看到的李质忠被打成“三反”分子，在“五七”干校打扫厕所，在场院同大家一起担石子修打谷场，还被人监督的情况也报告了主席。主席听了之后对我说：“小谢，你再去一趟，代我向陈其同志问好，代我转告李质忠同志：好好学习，努力改造，还可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吧！”主席还说：“听说童小鹏表现也不错。”我将主席指示首先报告了在京的汪东兴。在他们的支持下，我又重返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向干校及四连队的负责同志传达了毛主席指示。……一次我向毛主席谈到解放干部的时候，提到了胡健，我也给主席背诵了他这首快板词。主席赞扬说：“这些同志，都是好人，有错误也没关系嘛，认识了就好，就是好同志。”我说：“已经解放了，在江西演完节目就解放了。”主席说：“那好！那好！" ……1975年6月中旬，团中央筹备组与北京市团市委组织机关干部去大兴县，帮助农民割麦子。那段时间，主席那里有事，我一直在那里。电话得知这一消息后，头天晚上我向主席请了假，前去一同割麦子。主席非常赞成我的决定。说：“好！好！你去吧。”在场的张玉凤同志对主席说：“小谢穿着补丁裤子，背着草帽，真是要去割麦子了。”主席笑了笑（当时主席眼睛不好，尚未做手术）。第二天晚上回来后，我向主席汇报一天的情况时，小张看见我说：“啊！只去一天，我还以为去好几天呢！”主席问我：“麦子长势好不好？一亩田大概能打多少斤，去了多少人？场院里堆的麦子多不多？几天能打完场？雨季到了，麦子不能淋雨，不然会发芽啊！”我一一做了回答，并说：“场院里都是用打麦机，边收边打，快得很，白天、晚上机器不停，大伙轮换着吃饭、休息。”主席惊喜地“噢”了一声。然后，我向主席汇报了我割麦子的技术不怎么样，跟别人比差距太大了。我对主席说：“团中央筹备组的王道义同志，割起麦子像老农那么快，那么行家里手。我们团市委的书记赵俊祯同志才二十几岁，个子也不大，可割起麦子来速度更快。她是王国福的接班人，就是那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王福。”主席这时点头，表示知道。我向他说着，主席高兴地听着，并不断发出“噢”的赞叹声。当我说到，我们在大片麦田里一字摆开，每人管几垄地麦子，齐头并进，向前割着、走着。而我分的垄数并不多，可速度还是慢，小赵―赵俊祯紧靠着我，每当我快拉下来时，她就过来划拉几镰刀，帮了我的忙，使我又跟上了。就这样反复着，我真笨，还累得要死。听到这里，毛主席哈哈笑了，说：“不是笨，是干得太少了。”是这样，一年割一次，而且只去一天，刚刚摸着点儿门又回来了，怎么能学会呢。 谢静宜《毛泽东与京戏》（《百年潮》2015年第5期）说：主席晚年仍很想听一听过去著名演员唱的京戏，但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好办到。有关部门为了满足主席的这一愿望，同时也为了推陈出新，保存资料，就请一些老演员重新化妆演出，拍下录像片，放给主席看。主席对京戏的兴趣始终未减。1975年，我还亲历主席闭着眼睛在听李和曾的《李陵碑》唱片的情景。杨继业在碰碑前，那一声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哭诉：“大郎儿替宋王把忠尽了，二郎儿短剑下命赴阴曹，杨三郎被马踏尸骨无晓，四八郎落番邦无有下梢，杨五郎在五台学禅修道，七郎儿被潘洪箭射花标。只落得六郎儿随营征剿…………可怜我八个子把四子丧了，把四子丧了，我的儿啊！可怜我一家人无有下梢…………只落得老残身难得还巢，我的儿啊！”主席听后流下了伤心的热泪。这非同寻常的泪，一方面渗透着他对剧中人物的同情，同时我想也许是唱词勾起了年迈多病的老人家想起了自己的家事，勾起他对为党为国牺牲的六位亲人及无数先烈的怀念。 ———— ———— 1966年9月1日给章士钊8月30日反映被抄家信的回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1967年3月10日复章士钊3月初认为刘应谢罪但不应抹煞刘的信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供参考】1970年6月14日和章含之谈到她参加教改时说， 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章表示愿意)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章说总数说不清，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时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章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课而回国，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而被抓）主席说，哦！要弄清楚再解决。又问，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章赞同）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章说不行，学生将来要搞外交，教书，培养人才，所以教师当较高文化水平，至少大学以上。要学文学作品，纯粹工农教不了，口语工人的发音也不一样）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毛主席1963年有一天在学完英语后，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题材的文章做教材，章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主席还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 【供参考】1972年9月29日晚主席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章答她从来就没出息，主席批评吧)主席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主席又说婚姻不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定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主席又说，你还年轻嘛，干吗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 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 ———— 曾思玉《缅怀毛泽东同志对湖北人民的关怀》(《中共党史资料》第48辑)：1968年(?)夏，毛主席住在武汉东湖。一次他问我们：西边的铁路（指焦枝铁路）修了没有？我答，“没有修。”毛主席说：“中央、国务院早就定了修建焦柳路，总体规划和设计方案我都看了，焦柳路是从湖南的焦作经豫西、鄂西、湘西到广西的柳州。如果打起仗来，敌从从海上来，津浦路容易中断，京广路受威胁。若把焦柳路修好，纵深还有宝成路，可通云、贵，我们就灵活多了。你和其他同志及河南的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先修好焦枝铁路。 1969年夏，毛主席又来到湖北视察。6月26日我和张体学、刘丰带着地图向毛主席汇报修焦枝铁路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南北两线，我看还是北线好。你们是同意南线的，你们是从地方主义出发的。现在美苏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到处伸手，弄得世界不得安宁。我们要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天晓得他们什么时候挑起事端，发动战争，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焦枝线修好了，然后再经湘西向南延伸修至广西柳州，同时修从襄樊入四川的铁路。形成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就立于不败之地。你们同河南刘建勋同志商量一下，动员两省人民大力支援，与铁道部同心协力，争取时间把焦枝路修好，为在湖南、广西修焦柳路创造有利条件。（1970年7月1日，焦枝线建成通车。仅用短短8个月时间，就建成了一条全长753.5公里的铁路。当我们把焦枝线建成通车的喜讯报告给毛主席时，毛主席说，修铁路还打人民战争呀！说罢哈哈大笑，十分高兴。） 1968年(?)6月，毛主席在湖北视察谈到湖北能源情况时说：湖北江汉平原会有石油的，我曾问过李四光同志，对地球的构造研究得怎么样？他说对地球的了解还不到一张纸那样薄一层；从地质结构看，我国油气层分布于很广阔的地域。你们报告国务院，请石油部派专家和勘探队来探明情况。若江汉平原有油，战略价值可就大了。如果打起仗来，大庆和沿海地区的油田很容易被敌人破坏。江汉平原有石油，平时把油井封闭不用，战时启用，作用就大了。人没有饭吃不行，飞机、坦克、汽车没有油也不行。没有油，飞机、坦克、汽车再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毛主席明确指出；你们武汉军区要管一管嘛！ 1969年6月和10月，毛主席两次来湖北。在接见我和刘丰等人时，询问到江汉油田会战情况，强调指出：开发江汉油田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你们要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待江汉油田。军队要介入油田的工作，一定要搞好油田会战。 （我和其他同志于1968年夏…把坚持在十堰地区建厂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向周总理和国务院作了汇报。）毛主席指示说：二汽厂址要尽快定下来，争来争去有什么好处？ 1969年6月间，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我和刘丰、张体学同志向毛主席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毛主席笑着说：你们想在中国第一条大河——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能行？有把握呀？（张体学：实践中学习再学习）毛主席说：你们胆大，有股干劲，精神可佳。你们讲一讲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总体设想。（张体学同：这个中方案，淹不到重庆，要淹万县一部分地方，蓄水80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00万千瓦，10年时间投资30多亿元）毛主席笑着说：我看一上马，就要50亿之多。修这么大的水库，打起仗来敌人丢原子弹一炸，下游统统被水淹掉。要考虑原子弹的问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有个叫林一山的，这个人有点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长江的流沙问题，水土保持问题。我看上游要修几个坝，重庆以上的金沙江要修两座坝。长江是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汇成。这是大的，小的不算。大概是六条江汇流到长江的。四川实际“六川”。你（指我）去过三峡吗？（我答：“没有。”）宜昌江段弯道多，江面不宽。你没有去过，可以坐一条船去看一看嘛！也可以到重庆去看看嘛！我过去是从上游重庆下来的。 1969年10月间毛主席又来武汉视察，我们再次请示兴建三峡水利工程的问题。毛主席摆摆手说：大坝修起来了，战争打起来万一被炸，那么多水泄下来，不但要淹宜昌，顺流而下，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都要遭殃。现在修三峡工程不现实，条件不具备。毛主席又问：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张体学：不搞三峡三斗坪高层大坝，我们考虑可先在西陵峡出口葛洲坝建低坝，利用迳流发电。这时我们把地图摆出来，照图叙述。长江穿越三峡，至西陵峡口的南津关，江面宽阔，水流变缓。峡口下流3公里处，江心凸起两个沙洲，左为西坝，右为葛洲坝。它们把江水分成3股，从左至右依次为大江、二江、三江。我们设想在葛洲坝和西坝上建低水头坝，拦截大江、二江和三江，既可发电，又能改善航运，还能实战练兵，积累经验，为今后修建三峡三斗坪高层大坝工程创造条件）毛主席详细听取了汇报，不时询问各方面的情况，然后笑着点点头说，这还可以，有道理。“赞成兴建此坝”。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并要得到国务院水电部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由中央决定。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成“短江”。要做到“三救”（救船、救水、救鱼），要有利于船舶航行，有利于蓄洪、排洪和发电，有利于鱼类的生衍繁殖。毛主席最后说：祝你们成功。 ———— ————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转引 [1967年7月20日]毛泽东得知消息，表示"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并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戚本禹回忆录》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从北京赶来的张春桥说：假如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去卖酒。他出了一个题目﹣﹣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会不会成功？让张春桥和汪东兴、余立金讨论。后来张春桥回答说：会成功，因为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 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 [1967年7月]28日，在上海的毛泽东指示：宣布曾思玉、刘丰的任命（指任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对陈、钟的宣布（指免去二人职务）可以晚一点；独立师分编到44师、45师、29师，不离湖北，集中整训。陈再道可在武汉报纸点名，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 权延赤《微行_杨成武在1967》 ———— ———— 李敏、李讷《平民毛泽东》收： 陈长江会议回忆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主席说：有好几年不写文章了，现在不写不行了，要写文章反击。还听到主席自言自语说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陈还回忆在庐山夜间行车时为保证安全用穿透力强的红光煤油灯引路，车速很慢，车中的毛主席笑着说：这办法不错，提着红灯引路，我们这也是”红灯记“嘛。 陈长江《庐山上的”红灯记“》 陈长江回忆毛主席1968年指示： 老八路，有人说是土八路，他们不懂，我就是靠这些土八路才打下江山的，不要看不起自己。所谓土，就是没有文化，文化不高就学习嘛，你们是我身边的部队，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 陈长江回忆毛主席1969年10月到武汉东湖后， 我还告诉毛主席，有一位战士生病了，住进了空军医院。毛主席对此很关心，他说："你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是北方人，到南方不习惯。这里夏天热、冬天冷，你们要关心他们，安排好生活，多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每次外出，除正常执勤、训练之外，我们还常用业余时间，与当地军区警卫打球，这次在武汉也不例外。…… 有空闲时，毛主席也常搬个竹椅子，坐在球场边的竹林里，高兴地看着大家打球。……年轻人总有一股子争强好胜的情绪，每次比赛，总想着多赢人家几分。那阵子，我们中队的战士不过几十人，却比他们五六百人的一个营的战士球技还要强，不免有些得意。 就是那次毛主席找我了解情况之后不几天，汪东兴把我们几个干部找去开会。他说："毛主席看过你们与警卫营打球，也听到了战士们的一些议论。他让我告诉你们，凡是从北京来的人，都要尊重地方上的同志，尊重他们的首长，也要尊重炊事员、服务员和烧锅炉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即使有错误的时候，也不要乱讲。你们这些人来到地方上，人家都是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为你们服务，招待你们。但你们到了那里总是大手大脚的，要注意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粒粮，也不要总想高人一头。比如打篮球吧，老想赢人家就不好。" ……有一次毛主席在散步时看到我，还高兴地说："长江，你们保持了传统，对地方上的影响也是好的。"他的口气很轻松，看得出他的心情很好："你到地方上，连用的被褥都是自己带的，吃的也带……"我想说这是向您学习的，还没等我开口，毛主席又笑着说："我们应当尽量少麻烦人家。" 陈长江《主席要我们输掉比赛》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陈长江回忆说：“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我找去，向我布置了毛主席外出南方期间我们随行的警卫任务，要我们迅速做好准备。他们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去年庐山会议，问题并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趋复杂。……张耀祠还用他那特有的江西普通话说：“这次不是新任务，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就在此期间，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院里散步，我习惯地跟在他的身后，和他走在了一起。毛主席情绪深沉地对我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 ———— ———— 【供参考，此书许多细节有错，可对照恽仁祥】王桂苡执笔、李敏挂名《我的父亲毛泽东》 [北航批判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大会后李敏向主席汇报] "小保皇回来了呀！怎么偏偏在这时候回来呀？是不是想摸底？"我一进家门就被江青扣上了"保皇"的帽子【注：江见维特克时说：李敏也是造反派，对李敏我尽量避嫌，她是916的头头，国防科委的】。江青的话让我爸爸听到了，爸爸生气地说："你去告诉她，就说你是回来摸底的，看她怎么办。" "爸爸，您别生气。我是回来向您反映情况的。"说着，我就把批判钟赤兵同志的情况如实地向爸爸作了汇报。爸爸听了我的汇报后说："钟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来的。" "您的话我可以转达吗？"我问。爸爸点点头，同意我转达。 原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同志是因心脏病去世的，但当时有些人说他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他。我就找机会跟爸爸讲了这件事。爸爸说："赵尔陆是个好同志，是井冈山的人。"我明白了，爸爸是要保护他。 我问爸爸："能不能转达？"爸爸说："能。" 我如实将爸爸的指示转达给有关人员，尽到了我的责任。爸爸给我讲："人批得过火了以后受不了。就像烤鸭不能烤糊，不能烤焦，要恰到火候。批汪东兴的错误就像烤鸭一样，不能烤焦了，焦了就不能吃了。" 爸爸还给我说：朱德是司令，我是政委。批司令，政委也有责任。 1971年初，爸爸对我说过："你和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省'五七'干校劳动去吧。"我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说："我是国防科委的干部，还是到科委干校去吧。"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我才和同志们由干校一起回到北京。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揭批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过程中，我也被列入了他们所谓的"国际【国防？】口'五一六'"的黑名单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同志们意料之外的。 1973年12月，国防科委党委为我们这些黑名单上的干部正式作出了平反决定。 原以为从此以后我的日子会好过些，就会平安无事了。谁知事隔不久，一天，爸爸告诉我说："江青要抓你'五一六'，你要小心。"【注：江见维特克时说：李敏也是造反派，对李敏我尽量避嫌，她是916的头头，国防科委的。去年到青岛我见了她，又是[她的]罪名，罪上加罪了，我只好都不见……他们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王秉璋是林彪的爱将。其实她没告谁的状，她讲了聂荣臻的事，我说聂荣臻是保护对象，是爸爸保护的人，我们都要保护。但她回去后，大家都说她告了王秉璋的状。李讷去军报时，说李讷夺了他的权，因为军报是他们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是指林彪一伙。总之这两个孩子跟随父母干革命。】 当年我俩都同时挨批判，令华被迫戴上用纸篓糊的高帽子。因为纸篓大，挨批判时，他还时不时地用手扶着高帽子。那样子也够狼狈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爸爸。谈到当时的形势时，我说："令华和我都在受批判。我是'随叫随到'，他还要戴高帽。" 我想，爸爸听了这话，可能会安慰令华几句，给他宽宽心。谁知，爸爸听了后，没有说话，只是冲着我俩笑，而且笑得很开心。就像那年我们为他祝贺生日一样，乐呵呵地笑出声来，而且声音还挺大。 "经风雨见世面嘛！"笑过之后，爸爸只说了这样一句话。 事后爸爸让王海容给令华所在的三十八军打电话说："告诉他们（三十八军领导），孔令华到三十八军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告诉令华要安心工作。代我问他好。" 1974年，江要到部队抓点了。且单枪匹马地要到三十八军，要到某团八连抓点【注：实际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都陪同过】。这一抓，当然就抓到了点子上，这个八连，正是令华所在的连队。 当时因为工作关系，我不便带着孩子。所以儿子宁宁就到令华那里去了。孩子玩耍时因不慎，跌坏了胳膊，须要人照顾。所以江到时，令华没有去见她。 江在三十八军说："我们的女婿在你们这儿。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和主席都不知道。他又没有失业，到部队来干什么？他的背后是不是有黑手？他是不是通过他的父亲孔从洲走后门来的？要查查嘛！不过，他还是个老实人。" 江也还说了一句实话：令华是个老实人。 ———— ———— 【未必可靠，待核查】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载1975年夏与孟锦云谈话 评论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说：“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即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你说于连不值得一点儿同情!我还是多少有些同情他。……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可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来了，可是什么也挡不住。所以，为了感情影响了他那职守，我看也无足深怪嘛。……感情的力量有时是不可战胜的……照你的说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要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但人也只能偶尔爬一下，不能一生总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怀疑你是不是人哕。当然，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要的东西都在崖上头，看得见而够不着，他不能走，不能跑，所以只好爬，拼命爬，直到从崖上摔下来，粉身碎骨。如果于连是个有权有势的人，而那个夫人又是穷人家的女奴，结果将会怎样?换个位置，好办多了，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一切，关键是德·瑞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钱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同孟锦云谈论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俄国有个诗人普希金，他写了童话《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很喜欢。”对于孟说童话中“贪心的老太婆真是可恶”的说法，毛主席说：“你只看到那个老太婆的贪心、太可恶，你可没看到这个贪心中有可爱的一面。”“人贪得无厌不好，但人要贪得有厌，那恐怕世界也就不能前进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都满足了，到了厌的程度，那还要变革，还要追求什么呢?” 同孟锦云谈到《红与黑》和《红楼梦》，说：“你还说于连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还是个幸福的家庭。帽子好大呀。真的幸福家庭是破坏不了的，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的，当然就有反抗。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看于连是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19世纪的西方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里的残忍和虚伪。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者都戴个假面具跳舞。我看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戴个假面具跳。由于大家都跳，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观者习惯，跳者自然，谁都见怪不怪了。……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有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要将就将就的，过起来难免凑合凑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需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的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载同孟锦云谈话，说：“《资治通鉴》我读了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孟问：“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毛主席说：“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毛主席还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当小孟问该书(指《资治通鉴》——引者)“写政治军事那么多，写经济文化那么少”的原因时，毛主席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期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个名字，叫作《相斫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里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个大的《相斫书》。”还说：“《通鉴》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百年也不行噢。”小孟问“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毛主席说：“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治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 [盛巽昌《毛泽东与中国史书》：1975年5月，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资治通鉴》。有人问道：为什么这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斫书”（泛指兵书），可它比《通鉴》里写的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斫”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斫书”。又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又说：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还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毛泽东最后说：《通鉴》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78页） 当然，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指出它有作秀、作假之处。他说：《通鉴》为什么写到五代为止？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资治通鉴》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的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毛泽东非常赞赏司马光的才华。晚年在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时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有所长，一干就是十九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支持，一切都不会有。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要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认为宋朝的刻版印刷对《资治通鉴》的成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自从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出书可方便多了。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一份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83页] [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载:一次，毛主席给孟锦云讲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当天晚上，武则天叫人去殿台下点燃一炉火，四面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有飞蛾不断扑来。武则天笑着对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嘛!”同飞蛾扑火一样，毛泽东相信牛鬼蛇神总会自己跳出来。] [《南方周末》1992年5月1日郭金荣《晚年时期的毛泽东》 (1976年)一个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早晨，在小张和小孟的搀扶下来到卧室后面的小花园走动。毛顺口念了两句诗：“今我来兮，杨柳依依。”(《诗经·采薇》)当坐到椅子上时，又吟了一首诗：“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过院逢僧闲话语，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僧舍》)] ———— ———— 【待核查】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1970年]5月8日，毛泽东抵达长沙，汪东兴要华国锋和卜占亚去车站迎接。次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接见黎原、华国锋和卜占亚。他讲了军队许多好话，特别是肯定了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说只要有了解放军，他就什么都不愁。华国锋也说，要发展湖南的大好形势，离不开解放军，他衷心欢迎卜占亚到湖南工作。 1970年8月末至9月上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后，毛泽东的专列经长沙返京，在长沙停了两天。车到长沙时，华国锋和卜占亚上车谒见。后来二人便在车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随时听候召唤。第二天，毛泽东单独召见华国锋。不久，卜占亚自汪东兴处得知，毛决定华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成为周恩来的助手之一。但是，他在湖南的职务不免，以后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湖南，三分之一的时间跑全国。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乘专列南下巡视。 8月27日晚，毛泽东到达长沙，汪东兴、华国锋、卜占亚三人登车迎接（汪提前半天到达，检查接待准备工作）。毛泽东却不急于下车，而是叫大家坐下，问这问那。问一阵，就是大家听毛泽东讲了。他讲了“三要三不要”；又讲要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他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个人五音不全，各唱各的，汪东兴便把随行的医生、护士都叫来，参加合唱。唱完歌后，毛泽东问那位医生：一个月多少工资？(“１１７元。”)“你这么多钱，会不会变修呀？”毛泽东很认真地问。(“不会，”医生笑着说：“还有比我钱多的呢。”)毛泽东最后好像挺高兴似地说：“今天我们开了个六级干部会议。”然后由华国锋、卜占亚陪同去九所住下。 同日，广州军区根据汪东兴的通知，派值班飞机把韦国清、刘兴元、丁盛送到长沙，等候毛泽东接见。他们三人，既是广州军区的主要领导，也是两广的党政主要负责人。 8月28日，毛泽东在九所6号楼单独接见韦国清。29日，接见刘兴元、丁盛。30日是集体接见。被接见的有韦国清、刘兴元、丁盛、华国锋和卜占亚，汪东兴列席。毛泽东照例好似漫无边际地闲谈说笑好一阵子。他问刘兴元是哪里人，刘答是山东莒县。他笑着说：“噢，‘毋忘在莒’啊！”毛泽东还扯起刘兴元穿的的确凉军服的衣襟，问这叫什么料子？他又问丁盛是哪里人，参军前读过书没有？轮到卜占亚，毛泽东说：“你的野心太大，你要占有整个亚洲呀？”他又问卜是哪里人，卜答是河北蓟县。毛泽东说：“我有个警卫员也是蓟县人。你们蓟县当年可是安禄山造反的根据地呀！”轮到韦国清了，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哪，面善心狠。当年打奠边府，要不是你下决心，奠边府是打不来的。” 寒喧过后，转入正题。毛泽东从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讲起，说他与林彪有矛盾，“不过，林彪同志固然不对，但主要还是他的老婆不好。”“这次斗争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有三条对付他们的办法：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回到北京我要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来找我，我找他们。”话锋一转，毛泽东又提到了黄永胜。他问刘兴元、丁盛与黄的关系如何。关系当然密切，刘兴元坦率地说：“我们还是儿女亲家咧！”毛泽东马上“将”了刘兴元、丁盛一“军”：“你们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 毛泽东还提到了叶剑英，说他在历史上有功，以后大家要尊重他。看来这也是毛泽东在解决林彪问题中的一步“棋”。 接见结束时，几个被接见者几乎同时提出：讲话精神可否在一定范围内作传达？“不！没有传达任务。但是你们可以吹一吹风。” 10月19日，汪东兴给丁盛打电话，说是“毛主席有事和你们商量”，并随即派专机把丁盛、任思忠接到北京。刚到招待所不久，汪东兴便来了。他告诉他们：卜占亚在湖南出了问题。他交给丁、任几份揭发卜占亚的材料，要他们认真阅读。稍后，周恩来、叶剑英也来了，交代他们两人这次来京的任务，要求他们协助中央解决好卜占亚的问题。汪东兴带来的几份材料都不长。其中两份是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写的，一份控告卜占亚不重视接待处的建设，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而接待处是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这表明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缺乏感情；另一份说，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蓉园休息时，卜占亚对老人漠不关心，很不尊重，卜的妻子、接待处副处长谭淑珍又偷看老人的笔记本，惹得老人很生气。还有一份材料，据说是从林立果“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其中提到卜占亚是他们“信得过的人”。… 第二天，由华国锋出面召集丁盛、任思忠还有刚从朝鲜访问归来途经北京的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研究如何解决卜占亚的问题。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也来参加研究。华国锋和杨大易揭发了卜占亚的一些问题。丁盛和任思忠什么也没揭发出来，只是一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积极配合中央把卜占亚的问题早日查清。 第三天晚上，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来到丁盛、任思忠住处，说毛泽东今晚要接见他俩，稍后就会有电话通知。电话果然来了，周恩来去接。几分钟后，周恩来回来对丁、任说：“主席认为你们两个对卜占亚的态度很明确，他很高兴，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但是他还要我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还有没有必要接见？”任思忠认为见一见好，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请示明确一下。丁盛却认为，“主席倾向于不再接见，我们尽量不要干扰他老人家，不接见也可以”。丁盛过去是任思忠的上级，任思忠不好再坚持自己意见，于是周恩来马上又按丁盛的意见与毛泽东通话，决定不再接见。 大局已定，周恩来便来组织落实。他把华国锋、丁盛、任思忠、杨大易召到一起宣布：对卜占亚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下一步回湖南具体解决他的问题。决定此事由华国锋牵头，丁盛、任思忠协助，共同负责领导；湖南省委负责具体工作。丁盛首先提出：“总理，我参加领导怕不合适。”[周：]“为什么？”[丁：]“我和他是20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参与领导对他的审查多有不便。”[周：]“噢！你这是要避嫌哪！”[丁：]“该避的还是避一避好。再说，我参加进去效果也未必好。”周恩来迟疑片刻：“那丁盛同志就不参加了。任思忠同志，你可以吧？”任说：“总理呀，我和丁盛同志的情况是一样的，我同卜占亚也是长期在一个部队工作的老上下级关系。我也不参加了吧。”周恩来真为难了。但是两个人反映的情况不能不予重视。他终于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决定：“那就都算了吧。不过，你们两人要和华国锋同志到长沙走一趟，和省委、省军区的同志见见面，讲讲话，表示对华国锋同志的支持。中央明天就派飞机送你们回去。”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推上被告席的卜占亚有些发懵。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他，这时才如梦方醒，感到过去太单纯了。他方寸大乱，不知道此时此地该怎样说才好。最后，他终于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中央对他的审查决定，他决心老老实实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会后，任思忠对华国锋说：“卜占亚态度还不错嘛！”华国锋顾左右而言他。 Ｘ科长把卜占亚揭批了一通，还没容他辩解，三个女服务员又争先恐后地接上来。……讲了去北京“告状”的情况。据说，是王海容出面请她们去北京的（王海容是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进言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连飞扬跋扈的江青，对她也畏惧三分），王海容安排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卜占亚的问题，毛泽东说，“卜占亚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她们临走时，毛泽东送她们每人一部当时还是稀罕玩艺儿的半导体收音机，握着她们的手说：“回到长沙，你们把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向他们示一示威！”卜占亚听几个女服务员的发言，犹如天方夜谭，将信将疑。 ……在批斗卜占亚时，有人说，因为叶剑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所以卜对他特别仇恨。 卜占亚对涉及“政变阴谋”的问题死不认帐。华国锋经过请示中央，决定进京解决。 1973年2月4日，杨大易、于明涛、万达3人一起通知卜占亚：准备第二天去北京，向中央汇报他的问题。省委和省军区几乎倾巢进京，除卜占亚外，计有：华国锋、杨大易、张立宪、万达、刘善福、赵广恩、罗秋月、赵处琪、唐忠富、刘春樵、程启文、孙正乾、徐芳春、陈新，共14人，后期又加了个张平化。2月5日到达北京后，除华国锋在北京有家外，与会人员均住京西宾馆。卜占亚在到北京当天住的是套间。第二天，华国锋、杨大易、万达同卜占亚谈话，主要是华国锋讲，他说：“你在湖南表现很不好，什么也没交代。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现在你来到毛主席身边，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执迷不悟，继续顽抗了。你现在交代还不算晚，还算主动坦白，可以请求毛主席对你宽大处理。想赖是赖不过去的，不承认也一样可以定案！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还没等卜占亚表态，华国锋又说：“组织上关心爱护你，怕你一时思想不通，发生‘一念之差’，你就不要一个人住一个房了。现在就请你搬个家！”……到北京后的最初几天，主要是大家反复做卜占亚的思想工作。但是，不管众人如何开导，却始终无法使卜占亚“豁然开朗”。他把最后一点希望寄托在中央首长的接见上。 第一次接见安排在京西宾馆会议楼。卜占亚心中有些莫名其状的苦涩：三年前，他正是在这里受到黄永胜等人的接见，受领去湖南“支左”任务的，那时哪里想到三年后会以获罪之身又回到这里？历史有时可真会捉弄人哪！这次接见主要还是交代政策。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有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主讲是叶剑英。 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话虽不多，力重千钧。 接见之后，借助中央领导讲话的威力，华国锋又连续召开会议，给卜占亚打通思想；并积极准备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汇报会仍在京西宾馆举行，到会的中央领导人仍是第一次接见时的阵容。省军区政委张立宪代表湖南省委和省军区，把经过整理的大小会议揭发的卜占亚几十条罪状逐一汇报，华国锋有时作些补充。听者都很认真，不时提问、插话。……张立宪已经汇报到他与李作鹏密谈问题。突然，张春桥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喝道：“卜占亚！这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有”。声音不大，却令全场震惊：这个顽固碉堡终于攻下来了！ ……张春桥不容卜占亚喘息，又追问一句：“你跟李作鹏都讲了些什么？卜占亚稍作思考后说：“讲了‘三要三不要’，还讲了毛主席对付林彪集团的三种办法。”李先念对卜占亚答话不够干脆而深感不快，他不耐烦地说：“你讲痛快一点嘛！我问你：黄永胜的问题，你讲了没有？”[卜：]“讲了。”“卜占亚同志这次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彻底讲清。”叶剑英给卜占亚鼓劲。 当张立宪汇报到刻薄叶剑英问题时，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叶剑英，脸色骤变。他伸手指了指杨大易说：“杨大易！你也算个老同志了。那年毛主席叫我到湖南搞点调查研究，我尽量不麻烦你们。我在湘潭钢铁厂搞调研时，住在湘潭宾馆。那天湘潭军分区司令员陪着你到湘潭宾馆，经过我楼下。分区司令员告诉你：叶帅住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你把手一甩，说：‘不看！看他干啥，老机！’后来你们在楼下客厅里吃桃子，我都知道。你看我一下，我多不了什么；你不看我，我也少不了什么。我笑你水平如此之低！”这段意外的插话，使会议气氛为之一变。杨大易满脸通红，很快沁出了汗珠，他结结巴巴地检讨：“我对不起叶帅，我向叶帅请罪……”。他还想作解释，张春桥打断了他的话头：“我们今天主要解决卜占亚的问题，杨大易同志的问题以后再说！”汇报继续进行。 当汇报到拒不接待张春桥问题时，张春桥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卜占亚的面前，愤愤地挥动着右手高声叫道：“你们诬蔑我反对军队，可是真正败坏军队形象的，恰恰是你们这些人！” 当汇报到“三专”问题时，张春桥再次走到卜占亚面前，两道严厉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卜占亚，厉声道：“卜占亚！你现在要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还想不想要党籍！你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按现有材料，马上就可以给你定案！现在不是中央有求于你，而是你如何老老实实地主动交代认罪，争取中央宽大处理的问题。中央对你是仁至义尽给出路的，对大家揭发你的问题、特别是‘三专’问题，只要你老实承认，我们就解放你。我们讲话是算数的！”“是啊，春桥同志是代表毛主席的，他说话是算数的。这次你一定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不要再有什么顾虑。”叶剑英也在一旁帮腔。 “三专”是决定卜占亚一案的核心问题，张春桥不满足于汇报的内容，他要亲自审问。[张：]“你说，你在长沙是什么时候得到林彪要南逃广州的通知的？”[卜：]“9月12号24点。　”其实这时卜占亚正在汨罗。[张：]“是谁打来的电话？”张春桥穷追不舍。…“你注意听！我来给你提醒一下。”张春桥拿起一个小本子，念了“黄办”几个秘书的名字。卜占亚摇了摇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张春桥接着念军委办事组工作人员的名字。当念到宋城时，卜占亚小声说：”好像是宋城。”宋城原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处长，后调军委办事组，曾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会务工作，负责中南大组简报，所以卜占亚对他有些印象。[张：]“你肯定是宋城吗？[卜：]“我记得是他。” ……再回到会场。张春桥越问越细：“你用哪部电话接的？”[卜：]“用秘书屋里的电话接的。”[张：]“谁叫你接的？”[卜：]“秘书回家了，是公务员叫我接的。”[张：]“是保密电话吗？”[卜：]“不，就是普通电话。”张春桥突然抬高了声音：“你不老实！这么重要的问题，他敢用普通电话？”卜占亚说他也弄不清为啥这样。这时李先念插话了：“这么重大的问题，我们不会光听你说的。你要老实交代。我们还要查问39局（注）的。”汇报会在高温高压下继续进行。既然要害问题都承认了，其他问题也就没必要再躲躲闪闪了，汇报中提到的问题，只要有人提问，卜占亚都一概承认。 （注）39局：专司接转中央领导机关电话的内部电话局 这次接见于1973年3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政治局成员几乎全部到会，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要叶剑英先讲。于是，叶剑英又从林彪的罪行讲起，然后讲“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最后才讲到卜占亚的问题。他说：“卜占亚的罪恶很大。按照他的罪过，应该够枪毙了。但是，他认罪态度好，毛主席宽恕了他，还是给他出路。卜占亚同志，你应该幡然悔悟，重新做人，你年纪还不大嘛！”卜占亚坐在后面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低垂着头。细心的周恩来忽然发现卜占亚还戴着帽子，他站起来指了指卜占亚：“卜占亚同志，你把帽子脱掉，让大家看看你。今天来的有些同志还不认识你咧！”卜占亚站起来脱下军帽，露出满头白发。“哟！”周恩来有些惊讶：“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呀？今年多大年纪了？”[卜：]“55岁。”[周：]“还是白得早了点。你恐怕老是戴着帽子，捂白了。”周恩来的话既风趣，又可作多种理解，不少人笑了。……周恩来讲话时宣布，鉴于卜占亚回湖南工作有所不便，决定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为了加强湖南省的领导，决定调张平化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省军区政委。他还对湖南省的领导班子、对卜占亚讲了一些勉励的话。散会之后，周恩来叫住卜占亚，握着他的手说：“卜占亚同志，回去以后希望你好好看看最近的中央文件，还希望你认真读一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周恩来又转过身去对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说：“德生同志，卜占亚同志就交给总政吧。” 汪东兴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效率很高，在政治局接见的当晚便把中央关于卜占亚问题的文件、即中央12号文件及附件（卜的检讨材料）都印出来了，并发给卜占亚一份。回到住所，华国锋又来到卜占亚的房间，对他到京后的“进步”加以肯定。这是他们两人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就连造反派头头唐忠富也来对他表示祝贺：“这下好了，你的问题都解决了。”1973年3月7日，湖南省委和湖南省军区进京汇报团的全体成员加上重回故地的张平化，带着斗争卜占亚大获全胜的战果，返回长沙。 ———— ———— 1967年3月2日，王力未经批准，就在军以上干部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传达了毛泽东 2月28日关于“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的批示。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后，就曾对王力说：你放了炮，要注意不要伤害总理。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送过关于同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关系的一些人秘密开会，策划掌握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力的材料。毛泽东对陈伯达也讲过，北京市是让一派操纵了，但这个问题很复杂。并点了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个人的名字。[关锋、吴传启、林聿时三人曾在一起用“撒仁兴”为笔名合写过文章]当时，毛泽东说，对他们的问题要慢慢来。 卜伟华《王力、关锋的垮台》。 霞飞《中央文革小组主要人物的浮与沉之六——中央文革小组骨干王力》(《党史博采》2012年第10期)说毛主席1965年看到王力起草林彪挂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后 ，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理论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又说1968年王力进秦城监狱，毛主席指示“不准提审王力”。 ———— ———— 冀朝铸《文革中派系林立，乱象横生的外交部》 [1967？]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火烧英国代办处]总理震怒了。毛主席也明确宣布：“这起纵火事件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惩。” [1976年4月]由于毛主席健康恶化，在外交部，一场剧烈的权力斗争，以前是隐蔽的，现在在新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和外交部那些“通天”的人之间爆发了。乔冠华在毛主席会见外国贵宾时被排斥在外，急于找机会重新参与这些会见。他派车到干校把我接回北京，住在他家里，嘱咐我不要告诉向同或任何人我回来的事。 乔冠华于是详细告诉我那些“通天”的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待遇，然后对我说：“小冀，你太天真了。她们一直想整死你，你却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当然意识到了，而且在乔冠华讲这些话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我自己确实是那些人的牺牲品之一，我妻子也是。我不喜欢她们，她们也不喜欢我，但是我觉得在外交部又一次制造不和是危险的。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已经通读了《资治通鉴》，对其中描写的一个发生在2000年以前的历史事件印象深刻。那是后来成为东汉第一个皇帝的刘秀，宽恕了他的死敌，结束内战，从此迎来了东汉王朝200年的和平与繁荣。我敦请乔冠华部长向刘秀学习，我还提到周总理的豁达大度的处事态度，认为仇怨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但是乔冠华苦笑着说：“小冀，你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他告诉我他需要见到毛主席，但他受那些“通天”的人排挤，不让他见毛主席。他说他是外交部部长，将任命我又一次做毛主席的翻译，这样毛主席接见外宾时，他就可以和我一起去毛主席的住所。然后他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询问了有关安全事项，张玉凤问过主席后，表示同意乔冠华的安排。 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外国友人的最后三次会见中(4月30日马尔登、5月12日李光耀、5月27日布托?)，我再次成为他的英文翻译。最后一次是会见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 ———— ———— 【供参考】1971年10月26日 (周正讨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周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这时，王海容走进来说：主席起床以后，马上看了外交部送去的那些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乔冠华就随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讨论如何应对。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的唐闻生说：“小唐呀，Miss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总理接着说，主席本来指示……不等周总理讲完，毛主席笑着打断说，那是老皇历喽，不作数喽。 周总理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遭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主席说，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指指身旁的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总理说，就让黄华做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主席说，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总理说，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口吻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又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戦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主席风趣地说，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大家的欢笑声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国际司填写的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表决的情况，一面看，一面说：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28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总理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毛泽东这次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作为代表团主要翻译的章含之也参加了这次接见，“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人虎穴，群得虎子'” 毛泽东说，“乔老爷”懂几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和日语），知识渊博、中西贯通，不光文章写得光彩夺目，而且演讲口才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团长非他莫属。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供参考】1971年11月8日接见联大中国代表团成员 代表团出发前夕，11月8日晚8时，毛主席约见周总理、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章含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 毛主席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主席还谈到陈毅同志的病况，谈到1967年2月外交部的一些司局长和回国的一些大使、参赞一共91人写大字报批判造反派对陈毅同志的诬蔑。毛主席说，我是91人的战友咧。【邹一民《文革中毛主席是如何保护陈毅的》作：“我还是赞成九十一”。】 毛主席对周总理说，马上打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 毛主席还特地关照周总理，代表团离京时要高规格机场欢送。 {《外交风云人物》中张容文章说周总理介绍到符浩时说是(保陈毅的)外交部91人的，主席说：“91人？我还是喜欢91人的。 ”主席还说到“出席联大好得很，要尽快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谈完出席联大又提到《571工程纪要》说“你们看过这个没有？”符浩等人回答“没有 看过” ，周即在接见结束后到人民大会堂向全体成员读了这个材料。 《外交风云人物》中尹家民文章载毛主席和黄镇等（1968年9月毛主席让解放黄镇。）谈到：“送代表团规模要扩大，要提高规格。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并问黄镇：“国外反映怎样（指林彪事件）? ”(黄说各种反映很多并介绍法国各界反映)主席又对周恩来说：“让他们看那个文件（指揭露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 ”并对黄镇说：“听说你不愿当那个大使，想回来？ ”(黄答快8年了)} 1971年12月22日听取联大中国代表团汇报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乔冠华传》第十七章在联合国 1971年10月[26日?]，毛泽东就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将要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时，就防止骄傲的问题，谈了曹操的失误处。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说曹操“几败北山”，也打过败仗。毛泽东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可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971年11月8日，在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前夕，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他在谈到进入联合国是一个大胜仗后，就说：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盛巽昌《毛泽东与中国史书》 ———— ———— 吴旭君《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收于《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 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检阅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毛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毛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不断交火。……对于这期间的局势，毛曾幽默地说：“你想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毛曾对我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曾告诉我，你的知识面要宽广一些，不要只限于搞医疗护理工作，要关心国内外大事，要认真看《参考消息》，要善于摆出自己的观点等等。……。自从毛让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深入到基层去搞社会调查之时起，毛就要求我学着搞些国际问题，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比如：他专门给我订了一份《参考资料》，后来又增订了一份英文版的《News》供我阅读，每天必须去向他汇报。在毛接见外宾时，有时他认为需要，专门批准我可以留在现场，聆听他和外宾的会谈内容。有时毛还给我看一些外交部和中联部的有关文件，有时他让我和他一起读英文，有时他让我骑着自行车去西花厅把文件直接送给周总理等等。……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每个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非常熟悉，来龙去脉讲得头头是道。我问他：“主席，外交方面的事已经分工有人管了，你还这么操心干吗？毛说：“我一直没有放松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当个主席哪能只顾国内不顾国外，要兼顾。以后，我要亲自多抓抓国际外交上的大事，否则，时间就来不及了。你以后在这些方面也要多看些东西，和我多谈，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毛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一般情况下，要是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他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资料》。然后我说：“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毛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区域，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一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它的说服力有时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一九三九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澄清当时的舆论上的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的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毛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香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 “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我问。 “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毛说。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我们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在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国的困难时期，一九六○年。那次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毛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到一九六五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毛说：“那时，谈了举世关注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只有十七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四十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你的用心，可以吗？”我突然觉得我要把脑子里串好的一挂埋在他心里的珍珠挖出来送给他。 毛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让他通过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您这位领袖的如此这般的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斯诺的身心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得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结识的许多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毛说：“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我说“：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毛说“：接着讲。” 我说：“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条件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毛说“：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毛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毛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毛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晴朗，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这是条有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毛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我说“：那好呀，我也跟你去。”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毛泽东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毛的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蕴含着智慧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当局的重视。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由毛泽东决定派出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二十八日开幕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就对我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毛像着了魔似地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他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头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 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我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我回到毛泽东卧室，见他正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毛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世乒赛期间，毛泽东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我口干舌燥，嗓子疼。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毛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四月四日，美国队三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毛泽东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四月六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泽东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恩来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画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毛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 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这句话的。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四月七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毛现在说的去办，显然与已经批过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毛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过来后说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球队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也不行。怎么判断？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毛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毛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他的对面。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就是变了！”“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算。”我肯定地说。“你怎么证明真算数？”“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看着我，等待着。我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毛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泽东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一九六八年，以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人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说：“我给你读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吧。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主席，他的这段话文章做在最后一段文字上。我认为他是针对我们在呼喊。”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毛说“，从一九四九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一九六九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毛的分析，美国人如何做文章。 毛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我说“：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主席说“，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拓更多的活动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中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哪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毛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毛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我说：“为什么？” 毛说：“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三十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毛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毛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我说“：有的材料《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毛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毛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毛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对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毕竟是个新事情。”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说着，毛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又说：“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毛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谈外交容易多了。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我流畅地背完了。听完了我背的诗，毛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意义，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看来，这些不假思索、出口成章的话在他心中已经琢磨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毛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美国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毛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毛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第一，在毛会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有作具体安排，看来可能是不好肯定毛会何时接见。就在尼克松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对我说：你给周总理打 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后就立即受到毛的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毛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见的时间上，原来只定十五分钟，可毛和尼克松却谈了六十五分钟。毛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毛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 ————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所收2002年1月18日访问吴旭君的谈话记录回忆主席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 ———— 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我们(吴德)在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70-71年?） 《“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吴德）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发给政治局的。毛主席看了《纪要》后，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 ———— 【待核查】刘松林(刘思齐)1976年在军事科学院批判大会上讲话时说主席[1972年?]对杨茂之有批示 杨同志可以工作。 刘松林和杨茂之当时因卷入林彪问题在上海警备区的学习班。 ———— ———— 【待核查】瞿定国刘先廷《曾经沧海 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要周恩来对中央的事全面负责，统一领导。这对解放干部是十分有利的。但不久他又对江青等人说“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让他们参与领导，要求他们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取长补短” 。于是，江青一伙便以领导者的身份干扰干部的解放。…当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下决心解放一批被林彪打倒的老干部，以充实各级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你提出方案，我来批。告诉江青同志，不要她太多的干涉。 ” ———— ———— 【供参考】徐景贤回忆 1969年4月23日下午接见九大部分代表时说 “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 “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 1970年9月6日下午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大意) 共产党要搞唯物论，不能搞唯心论。 (主席自己)不是天才，即使马克思的著作也不都是天才著作。(主席援引了马克思的信[注:1857年致恩格斯的信？]说明)当时马克思经济困难，生活很窘迫，因此在应美国的一份刊物[注:《美国新百科全书》？]约稿时，故意把文章写得很长，为了多得稿费。[注：马克思:“你把《博罗迪诺》写得比较长，这很好。既然这些先生们的栏这么大，稿酬却这么少，那末，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条目拉长。为了我能还清欠这些狗的债，希望你着手写《骑兵》的时候，尽量写得长一些。”] 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注：陈伯达、陈毅] [70年末-71年初，批示 同意 将王洪文学习马列著作批判唯心论先验论的报告等印发] 1972年[9月7日?]主席就王洪文对张春桥等讲（287页) 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 [1975年11月2日?]在毛远新汇报迟、谢情况后对毛远新谈刘冰等告迟、谢信（377页） 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吗？ 他们骂迟群，实际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1975年9月27日?11月?]在毛远新汇报对形势看法后对毛远新谈（375页） 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邓小平是代表一批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说话的。他对文化大革命不是支持的，是持否定态度的。 徐景贤《十年一梦》 [1970年9月?]据姚文元告诉我，毛泽东对原来主管宣传工作的陈伯达日益不满，特别是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陈伯达不能领会他的思想，决定走马换将。毛泽东对姚文元说：“你为什么不到《红旗》去夺陈伯达的权？” [1972年]一月六日晚，周恩来到毛泽东住所亲自向毛汇报会谈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指示。一向珍视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和国家尊严的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让别人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当周恩来汇报到黑格说，苏联战略改变，要利用南亚次大陆包围中国时，毛泽东忍不住了，针对黑格所传口信说美国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生存能力”，他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在次大陆对中国包围，印度支那也是苏联包围中国，你葛罗米柯（当时苏联外交部长）跟人家去日本，是不是日本也要包围中国啦！这就不得了啦，替我们担心啊！还有台湾呢，菲律宾呢，南朝鲜呢，那就不算包围？统统要它保护，中国的独立、生存能力都让你保护，危险得很呀！” 当周恩来汇报黑格讲到尼克松要加强自己的世界领袖的形象时，毛泽东说：“美国人也怪，他自己明明讲国内有什么亲苏势力、亲台势力、官僚势力都反对他，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连美国领袖都做不成，他还要来做世界领袖啊！包围，包围，我现在只有人两个，你们包围吧！”毛泽东所说的“我现在只有人两个”，是引用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词。 这时，周恩来取出我方对美方口信的答复稿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好，我看可以给他讲。讲了以后，无非是吹。他二十二年都没有来，再等一百年嘛！这些美国人啊，睡了两个晚上好觉，他又忘了，你不顶他一下，他就不舒服。……总而言之，无非是吹了。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 [1973年11月15日?]他(主席)认为周恩来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不向他请示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任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毛泽东对此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召见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有关人员，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严厉地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这样，就决定由周恩来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周。 开了两天小会，江青批判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接受美国“核保护”。周恩来对毛的批评作了初步检查，也做了一些辩解。江青当场斥责他：“你这个人就是罗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恩来的态度激起了毛泽东更大的不满。毛泽东嫌政治局小范围批周还不够，要进一步扩大范围、肃清影响，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年老多病的，20来人都要参加批周，连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被指定列席会议。会场从钓鱼台改到人民大会堂，扩大的名单由毛泽东亲自拟定，计有：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中联部部长耿飚，再加外交部的四个“小字辈”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批周会改由王洪文主持，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的“帮助小组”。毛泽东还指定王海容、唐闻生做他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他的指示。 批周会开始时，为了让与会者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先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前后整整讲了八个小时。毛泽东指责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执行他所制订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还耸人听闻地指出：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这就为周恩来的“投降卖国”的罪名定了调子。 在传达时，王海容、唐闻生又对七月份毛泽东关于“上他们的贼船”这句话作了说明：毛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乔冠华）、姬老爷（姬鹏飞）的贼船”。在谈话记录送审时，毛泽东把乔、姬两人的名字删掉了，这里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毛泽东大笔一删，便把周恩来和林彪相提并论，这又为“路线斗争的头子”的头衔定下了基调。 与会的人听了毛泽东指示的传达，都感到震惊。就像乔冠华后来所说的，听了联络员传达毛主席的话，简直“毛骨悚然”。毛泽东一声号令，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炮火连天，与会者纷纷指责周恩来“严重右倾”，“修正主义”，“屈膝投降”，“丧权辱国”，“目无中央”，“蒙骗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等无一不发言，外交部的列席人员火力更猛，大家都要在“最高指示”下表态批周。 至于江青、姚文元等人在会上当然跟得更紧，江青嚷嚷的“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头子”，根据就是毛泽东批评周是“修正主义”的“儿皇帝”和“贼船”的“老板”，只是上纲上得更高，差一点就可以把周恩来打倒了。 据原在王洪文处工作的萧木在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告诉我：王洪文当时主持批周会，每天深夜把会议的原始记录从人民大会堂带回钓鱼台，便由萧木和秘书小沈用铅笔把原始记录原原本本地誊抄成一号铅字般大小的大字，呈送给目力不济的毛泽东阅看。萧木说：“原始记录是一个字也不能抄漏掉的，说明毛对这个会上的发言非常注意，每个人的发言都要看，他是直接领导会议的。”为了保密，记录不能送到印刷厂去排印，只能手抄。 一九八八年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了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作了一个谈话纪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邓小平“提醒”周恩来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周)最后只得在检讨里写上：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邓小平凭着和周恩来几十年的交情，明知周没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却偏要这么讲，完全是为了取悦于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在得知邓小平作了这样有份量的发言之后，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这才动起了和邓小平作彻夜长谈的念头。 邓小平通过了毛泽东的“考试”，毛泽东才下决心重用邓小平。十多天后，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不忘记继续“敲打”周恩来，指责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他还借打仗说事：“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说明他余怒未消，继续向周恩来发出警告。 十二月九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时，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对这次批周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同时批评有人说错了两句话：“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他还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 《徐景贤最后回忆》，很多出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载1981年11月11日对乔冠华、章含之访谈记录 ———— ———— 艾湘涛《通天人物》，自《湖南新时期10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散文报告文学卷》 1966年国庆节后的第二天，贺凤生又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他要找毛主席去告状。真幸运，10月7日，毛主席又接见了他。贺凤生气鼓鼓地，头一句话就问：“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毛主席惊奇地问。 “下面又在骂娘呢，过去是土豪劣坤戴高帽子，如今，我这个叫花子出身的贫雇农，也搞了顶高帽子戴在脑壳上了。”贺凤生一口气说完，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毛主席笑了，说道。 [贺:]“如今硬是乱哒套，县委书记看芦苇，吊儿郎当的当司令，把您毛主席做菩萨敬，您晓得不？”他心情激动，不能自制，恨不得把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告诉毛主席……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嘛。”主席和蔼地笑着说，又给贺风生添满了茶。 “从社教以后，有些人学会了整人，好多人总是挨整，搞坏了作风，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的搞得很紧张，怎么大小带个长字的都成了走资派呢？凡是走资派都有戴高帽子的任务，就得站到台上接受批斗，高帽子也是按大小带长字号的来分。我这个生产队长是华容最小的走资派，用那只洋铁皮子的喇叭筒糊上白纸就成了现成的高帽子。我不肯戴，造反派可没客气好讲，白白打了我一顿。” [主席:]“那你们的县委书记呢？” [贺:]“县委书记当然是‘特殊待遇’罗，一顶十几斤重的大铁磬，就戴到了华容最大的走资派的头上，人家脑壳磨破了皮，头上鲜血，和冷汗直冒，造反派还哈哈大笑，这人，不是变得没一点良心了。”说到这里，贺凤生的拳头捏得出了水。 “你没夸大吧？”主席问道，这回没有笑。 [贺:]“还怕我说假话！当官的挨整，不当官的也跑不脱呢。隆庆大队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是个贫下中农的根子。前些年，他有吃有穿、有了老婆孩子小家庭，逢人就说是托毛主席的福。不知哪里兴个规矩，忠于毛主席就要贴毛主席像。他跑到街上，购了一张好大的像，贴在堂室当中，哪晓得被大风刮破了，于是，成了阶段斗争新动向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是对毛主席感情的立场问题，红卫兵从那个社员床上拉下凉席，卷起来做个好高的高帽子，一根麻绳捆起去游村。” 主席沉默了。 贺凤生接着说。“买毛主席像还分任务呢。胸门口要挂几个，堂屋里要贴好多，都是衡量对毛主席感情的依据。 “不搞封建迷信是对的。问题是破四旧破过了头，行政命令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却要家家户户做宝书台，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人人都要活学活用。”贺凤生还告诉毛主席：农民最怕背语录。但是，干什么都要先背语录，看病的，要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做买卖的，要背斗私批修；吃饭，要背勤俭节约；开会记工分前，要背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有些人吵架，都要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不论上哪里、干什么事都要先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就罚站，越罚越背不出来……“ “你贺凤生背得出好多语录呢？”主席问。 “不瞒您老人家说，我宁愿去耕几亩田，也不愿去背语录，我也经常挨整。"贺凤生问毛主席：“下面开始把您老人家当活菩萨在敬，您晓得不？” “难怪我天天打喷嚏啰，是你们在骂我呀！"毛主席笑了，很幽默地说，并问贺凤生：“你是什么态度？” “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一没做宝书台，二没有买石膏像，宝书倒发了一套，没有看过几回，好多字认不出来。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语录牌，我倒很喜欢，一直戴在身上。”贺凤生还告诉毛主席，这几年，到处破四旧，破得叫人心痛，老祖宗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董全部当四旧破坏了，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的花轿砸掉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丝绸被面被放火烧掉，一床被面担把谷，种田人心痛。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成资产阶级生活用品倒在河里，浪费得几可惜。” 谈了很久，也很投机。毛主席频频点头。最后，毛主席告诉贺凤生：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是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党犯了错误也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帽子肯定是不妥的。毛主席说着，叹了口气，感慨地说：“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也没人敢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六〇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你要多学习，要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我的确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贺凤生问毛泽东：“我回去以后还干什么呢？”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毛泽东风趣地说：“我看你还要当几年支部书记。” ———— ———— 【可疑，倾向于认为是王洪文1974年1月14日在中央读书班所讲而不是主席原话。】1976(1974?)年春节正月初二董明会到徐道基家谈参加中央读书班情况时传达说主席说 “马克思是造反派的老祖宗” 曹承义《中共中央委员董明会——政治花瓶式的悲剧人物》 ———— ———— 【可疑】朱永嘉《刘邦与项羽》引用： 毛泽东在七六年一二月间，与毛远新谈话中说：“王洪文当时提得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按：此说非常可疑，初见于04年前的网文《毛泽东对身后的中国人事的一些预言》(目前查到的最早为西西河论坛用户温相2004年12月13日13:10:40帖文)：【关于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时曾经对他身后的一些事情的发展做了预言，我们最近走访了唐××[闻生]，把毛泽东同志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的某些讲话录下来，作为我们研究晚年毛泽东的一个切入点。 1.关于邓小平的评论：毛泽东说：“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 当问起毛泽东同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邓小平是少壮派是否有意传位给邓时，毛泽东说：“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他不是总理和老总，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2.关于华国锋：毛泽东说：“华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他上来的好处是中间派，既不会左，也不会右，也容易被各方面接受，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都要看，这件事不要和江青他们讲，也不要让华知道。” 3.关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泽东说：“江青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容易把人推到墙角里去，逼得人家造反，我看我要死了她是不好办的，人家都是敷衍她，不买她的帐嘛，我就教育她要她团结大多数，她是不会听的，尼克松奉承我说我的东西改造了世界，我说就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现在看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改变，还谈什么改变世界呢？她也不是一无是处，优点是反潮流，敢想敢干，春桥是思想家，比陈伯达强，他的特点是肯于动脑筋，弱点是经济上不行，在军队里面也没有威望，剑英和许世友也是看我的面子。王洪文当时提的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历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 4.关于叶剑英：毛泽东说：“剑英不说硬话，这点他们几个都不行，他是大事不糊涂，小平就是小事也不糊涂，你们比得了吗？他现在是不说话，实际已经被小平给招安了，说是党指挥抢，可是党也要具体的人出来，否则，怎么指挥？他这人不看文件，文件还不都是放空炮？　戚夫人说给汉高祖四句话，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橫绝四海，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5.关于身后中国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我的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可疑，和主席一些有据可查的表达矛盾。鸿鹄歌是刘邦所说，主席不太可能犯这类错误。如邓复职后毛主席和黎笋会面就是1975年8月24日一次唐可能在场外，已经靠边站的唐不大可能听到这类议论。除了毫无出处的材料和出处明显有问题(所谓“《毛泽东思想万岁》1972版人民出版社123页”之类)，温相博客中其他一些材料也可疑，如抄冯治军《林彪与毛泽东》的所谓1970年10月8日给林写信“ 秋风又起，保重身体 ”和在12日林回复“我深感在路线上思想上都跟不上主席的教导，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我深感不适宜为主席的接班人，请主席酌定，我完全无保留地拥护主席的决定”上批示“此议不妥。党章规定、党的决议，我不能违反。你我在路线上、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基本还是一致的。”，温相节录了这则材料，并为李肃所抄袭。 ———— ———— 李海文记华国锋回忆1974年毛主席对专案组的批评 毛泽东胸有成竹，说：先党外，后党内。他指示解放干部，让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吴德4个人负责。他批评专案组，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 毛泽东问汪东兴：你为什么不批 （释放王芳）?汪东兴回答：我怎么敢批。 李海文《华国锋与197年干部解放》，《党史博览》2012年第2期 华国锋回忆：毛主席批评专案组是抓蚂蚁，没有蚂蚁时，什么也看不见；看见了，什么都是蚂蚁。 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公安部的事情，听了周恩来的汇报[1973年10月27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毛泽东列举了明代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请他转交华国锋，要他们读第80回到第82回。这三回讲的是明朝末年发生在宫廷内的三个案子，这三个案子一直没有查清，成为宫廷斗争的话柄。 李海文《华国锋奉周恩来之命调查李震事件》，《党史博览》2013年第10期 ———— ———— 【待核实】漆林在2012年9月““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研讨会的发言引用(1983?)李先念和他谈话： 在毛主席接见另外一批外宾时，李先念、汪东兴参加了。活动结束后，正好江青、张春桥等人到毛主席这里来告状。毛主席就故意问李先念和汪东兴，小平最近在做什么?他思想怎么样?先念同志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转不过来，他有固定的思想，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这个情绪我们大家都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讲得非常幽默，有分寸。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江青说，你老说邓小平可以把他们都统起来，你看李先念就站过来了，支持我的意见了么，他就不是邓小平一伙的么。这样，毛主席就严格地规定：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批邓小平一个人，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统统不能动，保护了一批干部。 收于武汉出版社《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核心价值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据年谱，开始批邓会李先念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就是1975年12月2日见美国总统福特和23日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达科斯塔。此说甚奇，如陈是进京取代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不是保护不保护的问题。 ————